读别人读过的书有感 朱蓬蓬 复旦大学的文学博士王彬彬，读书的体会是很深沉的，也发表过许多有分量的著作，如：《在功利与唯美之间》、《独白与驳诘》、《一嘘三叹论文学》等。从王彬彬介绍他的“与几种书的相与”的心情吐露，鄙人也得到了不错的启示。于是，就有了这“读别人读过的书有感”的文字。 读书使人长进。彬彬说：“好书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你的人格，改造你的心灵。”但“那种能使你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看法发生重大变化的书，那种能使你的价值观念变得更为明确的书，却又不会太多。”的确，笔者年轻时读《保尔·柯察金》，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前者让我走上革命的道路，像保尔一样，吃尽苦头，也没有讨到好，保尔只是最后写了自己的自传，才让世人知道保尔是个高尚的人，是个共产主义的英雄，我们这些人难道也能这样做吗？至于后者，那个个人英雄主义、个人自由主义的克利斯朵夫，多少让我感受到个人价值的珍贵，以至于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是如此的格格不入，这更使我的人生道路充满了坎坷与不幸。 彬彬在读《鲁迅全集》以后说，这部书（鲁迅）“使我与许多人结仇。。。使我失去了好些名利”。我完全相信彬彬的话。因为鲁迅的个性和品格不可能适应现在这个时代。而彬彬所说“如果能够左手高举鲁迅右手高举安妮宝贝头上再顶着王蒙，我一定会比现在过得好些。”这句话就意味深长或者不便多说了。 关于读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和《文明》。现在大家都懂，文明是人为的东西，即使作恶的人也可以宣称自己在为文明而斗争。至于高度文明的人是不是一定是世界主义者，这很难说，因为世界主义本身的含义可以是多样的。而民族主义是不是一定是文明的凶恶的敌人，也很难说，因为在未实现世界大同之前，民族主义是保持自己尊严的必要条件。 关于读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可能效果不一定很好。茨威格是个悲观主义者，对于二次世界大战的评价，由于他否定了二次大战中“反法西斯”的伟大意义，模糊了公平与正义的界限，以至于导向他自己走上了自杀的绝路。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多年以后，尽管还有一些法西斯残余的阴魂在飘荡，尽管还有一些法西斯余孽的后代在叫嚣，但21世纪的一代新人，是不会像茨威格那样悲观的，更不会像茨威格那样悲观到自杀。 关于读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彬彬认为，在不少问题上“有茅塞顿开之感，这真是一本益人神智的书”。如何使彬彬茅塞顿开的呢？因为哈耶克认为1、“人改造社会是有限度的”，2、“在整个社会所需要的知识面前，任何人都是无知的”，3、“因为人类的无知，所以人类需要自由”。 应该说，第一点勉强可以承认。第二、第三点则是走了极端。在整个社会所需要的知识面前，只能说任何人都不是全能的，但不是完全无知的。如果人类全然无知，还需要什么自由呢？ 总之，彬彬在读这些书的时候，承认这“是生命中重大的相遇”，但竟然不知道自己“是幸还是不幸”？这就令我大惑不解了，彬彬到底有多大的不幸呢？依我看，还是过得挺不错的。 附注：见王彬彬：《我与几种书的相遇》2006-6-29《南方周末》30版 | 
发表于 2006-7-3 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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