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女儿开学了，我送到学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年级的三个班的花名册上都没有女儿的名字，我只好去他们的行政科去问了一下。那儿的人说让我们去一班报到。 到了一班，看那班主任，原来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姓陈。她很客气的告诉我可以回去了。我出去给女儿买了一瓶水，回到教室的时候，陈老师站在讲台那儿，拍了两下手掌，对着下面的二三十个小孩子说：“大家静下来。你们都带耳朵了吗？耳朵有没有带来？”我突然非常想笑。这是一个多么熟悉的场面啊。就像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有一句小说里的话猛然浮上心头：“寄托就是断送。”我只是不得已。 小时候在老屋的楼上翻看伯伯的书，看到这样一首诗： 爷爷七岁去讨饭， 爸爸七岁去逃荒。 今年我也七岁了， 公社送我上学堂。 虽然提到讨饭逃荒这样的字眼，这诗的基调还是欢天喜地的。可见上学是一件多么让人高兴的事，足以抵消讨饭逃荒给人带来的不快。然而这诗显然并不适合于所有的家庭。相对于诗里的“我”（也即我的父辈）来说，在我们家，“爷爷”虽然没有上过学，却不曾去讨过饭；“爸爸”虽然差点儿饿死，却也不曾去逃过荒。“我”也不过是上了三个月的学罢了。 我记得我自己第一次去学校的时候，看到操场上那么人，心里非常紧张。这种紧张的心情压制了我的顽劣的天性。然而仅仅过了一两个学期，我就变得象以往那样自由自在了。 我记得语文课文里有一篇，讲到雷锋小时候背着同学上学。在上这一课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老师居然把“雷”字读成“蕊”的音。我当即举手，指出了这个错误。这位语文老师是我的班主任，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平常的时候是很厉害的，可是对于我的这次冒犯却表现得相当的宽容。她温和的问我，照我的意思，这拼音该怎么拼呢？我涨红着脸，说：“l—ei—雷。”这时候，全班的同学发出一阵哄笑。我的班主任微笑制止了那些兴高彩烈的孩子，对我说，能勇敢地发表自己的意思是对的，可是“雷”字该怎么读还得听老师的。我于是坐下继续听课，面皮紫胀得如同猪肝。从那时候起，我就不大相信老师的话了，而且还疑心老师们一定还犯过别的错，只是由于我的初心，没有发觉罢了。后来，尽管我上课的时候仍然漫不经心，还是经常发现老师们在讲台上犯各式各样的毛病，有的时候简直是在信口胡说。在我读初三的时候，我做了一件现在想想实在有点出格的事：我在上英语课的时候呵呵笑起来，对身边的同学说，我考试的时候绝对不会象他说的那样做，你们也不要上当啊。我的那些同学们微笑着看着我，表情复杂。讲台上那个既没有威信又不够厉害的老师装作没有听见我的话。 到如今，检点一下，有多少有用的东西是从学校里学来的？一加一等于二，这差不多是猴子也知道的知识，用得着到学校里去学吗？我文章写得这么好，难道是学校里的哪位老师教的吗？至于理化之类，我现在用得着吗？至于政治历史，通篇都是鬼话，聪明如我，也几乎着了他的道儿，就象一碗面条，吃到最后，才发现碗底里有一只绿头苍蝇。我巴不得全忘掉，然后让学校退回我的学费。我在学校里变得越来越笨，后来居然连大学也没有考上。幸好没有考上，才止住了我继续变笨的势头。 现在，把女儿送到学校里，只是一件形势所迫的事，不得不然。读书，对于小孩子来说，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如同对于某些大人来说，教书是一种生活方式一样。我希望她只带着耳朵去，不管别人说的是什么，她要做的只是一件事：听 | 
发表于 2006-9-8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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