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演说现场”的复原与阐释

虞士言

 

    按使用的功能，晚清以降的“演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政治宣传与社会动员，二是文化传播与学术普及。前一类声名显赫，后一类影响深远。与学界同行的思路不太一样，我更关注后一种演说，因其与现代中国学术及文章的变革生命攸关。至于与“演说”三足鼎立的现代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以及报章书局的大量涌现，使得学者们很少只是“笔耕不辍”，其“口说”多少都在媒体或文集中留下了痕迹。介于专业著述与日常谈话之间的“演说”，成了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学人的生活与学问的最佳途径。于是，我决定选择章太炎、梁启超等十几位著名学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演说”如何影响其思维、行动与表达。演讲者“说什么”固然重要，可我更关注其“怎样说”——包括演说的姿态、现场的氛围、听众的反应、传播的途径，还有日后的“无尽遐思”等。换句话说，我希望兼及“演说”的“内容”与“形式”。
　　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关系密切，这点我很早就意识到，只是一直犹豫不决，到底该从新式学堂的演讲课程人手，还是专注于某些著名学者的学问人生，抑或着重考察其与文体变迁的关系。1999年春，为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我构思了《“雄辩会”与“讲演团”——兼及“五四”青年的文化姿态与思维方式》一文，可惜半途而废，只留下“五彩缤纷”的论文提要和一地散钱。而从谈论章太炎避难东京时如何将那些压在纸背的政治欲望在“讲学”中借助各种穿插而表达得淋漓尽致，到描述国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以及新文化主将胡适、周作人，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理想，怎样分别在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登坛说法，讲授各自所擅长的专深学问；再到辨析鲁迅和胡适各自的述学文体与演讲活动的关系，以及综合考察性质的《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代中国文章变革》，我主要探讨的是：晚清以降，述学之文同样面临自我更新的使命，实现这一使命的，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新学之士所积极从事的输入新术语、新语法乃至新的文章体式，借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这一努力，符合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趋势，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一是章太炎、蔡元培以及鲁迅、胡适等，面对新的读者趣味和时代要求，在系统讲授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提升了现代书面语的学术含量，为日后“白话”成为有效的述学工具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回过头来，反省学界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论述，有几点必须修正：第一，《新青年》同人在提倡白话文时，确实多以明清章回小说为标本，日后讲授“国语文学”，也都追溯到《水浒传》等；可所有这些“溯源”，都指向“文艺文”(或曰“美文”)，而不是同样值得关注的“学术文”。第二，白话文运动成功的标志，不仅仅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述学文章之采用白话，尤其是长篇议论文的进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白话能写“美文”，白话还能表达深邃的学理，只有到了这一步，白话文的成功方才无懈可击。第三，晚清兴起、“五四”后蔚为大观的演说热潮，以及那些落在纸面上的“声音”，包括演讲的底稿、记录稿、整理稿以及模拟演讲的文章，其对白话文运动和文章体式改进的积极影响，不容低估。第四，章太炎等人的讲学，与宋明大儒之“坐而论道”不同，基本上是在“哲学”“文学”这样的学科意识中展开，每讲包含若干专门知识的传授，而后才是穿插其中的社会批评或思想启蒙。第五，在表情达意方面，文言自有其长处，但绝对不适合于记录现场感很强的“演说”；学者之公开讲演并刊行讲稿，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白话诗文，都是在用自己的学识与智慧，来协助完善白话的表达功能，换句话说，都是在“赞助白话文学”。第六，创造“有雅致的俗语文”，固然“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可这个“口语”，不限于日常生活语言，还应包括近乎“口头文章”的“演说”。
　　以上简要的叙述，大致涵盖我关于“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思想及文章变革所做的探索。区区论说，不如意处仍多多。恰好，我的几位学生对此话题也有浓厚的兴趣，于是组织他们，选择各自熟悉且欣赏的对象，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之所以选择蔡元培(1868～1940)、章太炎(1869～1936)、梁启超(1873～1929)、鲁迅(1881～1936)、胡适(1891～1962)、陶行知(1891～1946)、朱自清(1898～1948)、闻一多(1899～1946)等八位作为考察对象，首先基于其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或文化名人，或学界领袖，此八人全都身负重任，一言九鼎。“演说”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对演说者的社会地位及学术声誉有很高的要求。同样一句话，不同身份的人说出来，效果就是不一样。听众之所以动不动“大拍掌”，很大程度基于对演说者的崇敬以及“前理解”。除了个人魅力，论题的选择，同样十分重要。上述诸君演说的重点，在思想文化，而不是政治动员。如蔡元培之谈论大学意义，章太炎之主张以史救弊，还有陶行知之演讲生活教育之路，以及朱自清的解说诗文意蕴等，时至今日，仍有其独特魅力。
　　其次，还得考虑演说者的口头表达能力。有经验的读者都明白，“口若悬河”与“梦笔生花”不是一回事，适合于讲演的，不见得适合于阅读。一场主宾皆大欢喜的讲演，抽离特定时空，很可能不知所云。相反，一篇精彩的专业论文或小说散文，即便由高明的演员朗读，也不见得能吸引广大听众。讲演者的姿态以及讲演时的技巧，同样影响到演说的成败。不同于专业著述的条分缕析，讲演必须突出大思路，而且讲求幽默，语出惊人，这样，方才能让现场的听众不断地“拍掌”“大拍掌”。而这，并非自然而然达成的，很可能是现代学校训练的结果。闻一多在清华、朱自清在北大、陶行知在金陵大学，都曾受过专门的演说训练。当然，最著名的还属胡适的故事——1912年夏天，胡适在康乃尔大学选修“一门极有趣的课程”，那就是训练演讲，此后，“这一兴趣对我真是历四、五十年而不衰”并非每个人都像胡适那样，对演说保持持之以恒的兴趣。比如，闻一多就曾对清华的演说课程提出过批评，可最后时刻挥洒自如的绝佳表现，其实得益于其早年训练。至于鲁迅称“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那是作者过谦之词；据许多听众回忆，鲁迅演说时思路之奇崛、语言之幽默，让人叹为观止。能演说，有深度，论题重要，且讲稿保留下来，这样“四美兼具”的大好事，并非俯拾皆是。
　　再次，“演说”与“文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学问须冷隽，杂文要激烈，撰史讲体贴，演讲多发挥——所有这些，决定了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人的撰述，虽有“大体”，却无“定体”，往往随局势、论题、媒介以及读者而略有变迁。但另一方面，演说与演说者的人格、趣味以及文章体式，又是密切相关的。闻一多与朱自清性格不同，在演讲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一春风化雨，一雷霆万钧；西南联大师生回忆这两人的讲课、演说以及生活逸事时，三者之间往往能够互相印证。至于胡适与鲁迅，演说一如其文章，或文化立场坚定，高等常识丰富，清朗而畅达；或自我质疑，迂回前进，千里走单骑。当然，这两种风格迥异的演说与文章，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最后，该说到本丛书的最大愿望，那就是：在某些程度上复原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演说现场”。严格说来，所有的演讲纪录稿，都很难准确传达演说者的真实意图。章太炎晚年主编《制言》时，曾“屡戒少登演讲记录”；而弟子沈延国更是将传世的章氏讲演记录分为五类，称只有那些师“自撰讲稿”或弟子记录后“由师审正”者，方能作为研究章太炎思想的可靠资．料来引用。至于鲁迅，更是清醒地意识到此中陷阱。查有记载的鲁迅演讲达五十多次，可收入《鲁迅全集》的只有16篇，不全是遗失，许多是作者自愿放弃——或因记录稿不够真切回，或因与相关文章重复。若只是孤零零的文本，那些偶然留传下来的“演说”，自然是不尽如人意。因为，专著能够深入，教科书讲究条理，文章可以反复琢磨，演讲则追求现场效果。单纯的演说，确实不及专著或文章精深；但如果添上相关史料的考辩，使“演说现场”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复原，那意义可就非同一般了。
　　单是阅读记录稿，你很可能觉得，绝大多数演说都是“卑之无甚高论”。只有在现场，演说才能充分展现其不同于书斋著述的独特魅力。不单论题的提出蕴涵着诡秘莫测的时代风云，现场的氛围以及听众的思绪，同样制约着演说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演说”的魅力，必须努力回到“现场”。本丛书的操作，与一般意义上的“考辩”略有不同，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某一次演讲的时间、地点、听众、论题，更希望借钩稽前世今生、渲染现场氛围、追踪来龙去脉，还原特定的历史语境。这样，才有可能让那些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的“演说”，重新焕发生机，甚至介人当代人的精神生活。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只能留待读者评判了。
《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9期

老木匠

实际上演说几乎是无法复原的。演说包括了场景、气氛、演讲者的眼神、动作、声音、语调、节奏，最后才是可以被文字化的句子。使用影象技术记录的演讲，可以有场景，但很难再现那种气氛；使用广播/录音技术，可以保存声音、语调、节奏，但是没有了场景、气氛、眼神、动作；到了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就只有干巴巴的句子了。

希特勒的演说具有极强的催眠作用，号为魔力，可是后来戈培尔失望的发现，当将元首的演说用无线电传播出去，就很难打动听众了。而将他的文句记录下来发表，就更是无味之极，颠三倒四的讲来讲去几句废话，根本就不成完整的句子，非要经过全面的整理不可——过去赫斯就是干这个的。

同样一句话，不一样的人讲、在不同的场景下讲，完全可以是不同的意思。

黄连兄弟曾经将俺在CCTV做的节目的记录稿发在这里的。俺简直读不下去——几乎没有完整的、成句的话，到处是病句。可是讲的时候，自己一点都不觉得，在场的导演、编辑都认为很好。有一次在百家做，在场的观众也都认同。所以我非常信服阿西莫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说的：

口语和书面语绝对是两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