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高学历要求的合理与不合理

    在“文凭时代”，大学对教师高学历的要求本身有其合理性，然而这一要求如果不合乎客观实际，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在“博（硕）士大跃进”以后，国家教育管理部门亦开始认识到实际能力高于外在的文凭和学历，教育部部长周济最近在新一期《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阐述了实际能力的重要性。这一认识上的转变，也许对纠正“唯文凭论”的偏颇不无裨益。
    就本质上看，大学作为文凭生产的主要基地，其对师资的高学历强调，主要是学术的系统性和传承关系的需要。在步入正轨的大学体制中，学术水平的高低，往往可以从学历的高低中反映出来。这也是大学对师资的高学历要求的基本前提。
    然而，当下的情况是，高学历的要求屡遭诟病。根据有关的调查，近些年片面追求文凭以及“高学历运动”所造成的年损失额高达9000亿元。在这种对高学历的盲目追求过程中，大学应负怎样的责任似乎没人去追究，大学也一如既往地扮演着“为社会需要服务”的光荣而无辜的角色。
    对师资的高学历要求是校园内部的事情，看似与社会无关，但它实际是社会“高学历运动”的一部分。而按照时下的大学评价标准，高学历乃是衡量大学办学水准的基本指标，这也成了追求高学历的动力之一。另一个动力是主观上的，即“与国际接轨”的强烈愿望。
    在大学工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这样的说法：在国外（不仅是美国、日本，即使是韩国也一样）的大学中，教授都有博士学位。没有博士学位的人，根本不可能在大学任教。且不说，这样的说法本身的片面性，就即便如此，也未必构成当下中国大学高学历要求的合法性的依据。因为国外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建立已经经历了百多年的历史，美国最早的博士授予从1861年开始的，国内大学的高学历如博硕士授予权的恢复设立不过二十多年。因此，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体制的完善程度上，都不能与国外发达国家的著名大学相提并论。而这二十多年里，虽然博硕士生的人数成几何倍数增长，但就研究生的培养和招生制度而言，仍处于尝试和探索阶段。正是由于研究生培养处于“初级阶段”，国内大学的研究生的“量”上去了，“质”上却参差不齐，加之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博硕士生学术水平、研究能力的普遍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学历肯定无法正确地反映出学者实际的学术水平，而大学仍将学历作为衡量教师的重要指标，显然有欠公正。
    关键是，片面地强调高学历既造成了重复性的精力浪费，又使有限的学术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设想一下，一位没有高学历的人在大学里任教了十几或二十年，再让他与普通的博士生一道在职攻读三到四年的博士课程是否合理？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此君的学术成果远高于博士生的水平，另一种情况是他（或她）根本没有研究能力。如果从理论上看，前者完全可以通过“论文博士”的形式，经过有关学术委员会的认可，得到博士学位，也就是说，他（或她）不必再浪费精力，像一般博士生一样学习三至四年的课程。而后者经历了这么多年，依然没有显示出研究能力。按照一般的常理，这类人员即使是让他（或她）苦读几年，也基本不可能有大的飞跃和提高。而博士生的名额有限，他们很可能占用了这有限的资源却无所贡献。但现实的情况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被混编在一起，携手走上博士考试的独木桥，因为在许多大学没有博士学位就没有申报教授的资格。这种对学历要求的“一刀切”往往是在“合理”的前提下进行的，但实际上它只能在扼杀有创新能力的学者创造力的同时，助长了伪学术的产生。
    事实上，当下中国大学片面强调高学历的现象，早已为有识之士所批评，在他们的眼中，这是大学的“面子工程”之一。我们说，这种“面子工程”不仅源自各级各类评比中的形式主义，从根本上说，也是大学不自信的表现。而这种不自信，一方面是由于学术底气的不足，所以要拿形式上的东西去装点门面，另一方面由于受非学术因素左右，学者的学术研究，不再是以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为自豪，而是以行政性的评比获奖的级别来划分。从内在到外在，从内涵到“面子”，沿着这样的路向发展下去，中国大学可能离大学的本性和精神越来越远。
    当下中国大学从规模建设转向内涵建设已经是大势所趋，对学术人才的认可，从外在学历到内在能力也将是发展之必然。但思想认识的落实，既需要共识，又需要有制度的保障。而对于大学教育的共识只有在理解大学本质前提之下，才能达成；同样，大学制度的完善也只有在具备学术性的前提之下，才能算作合理，也才能避免单纯的口号或形式主义。
    科学时报2006-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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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逝矣，旧日南窗何处是。莫负青春，即是升平寄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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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