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在校生周剑四次高考、三次退学的异样经历经媒体披露后，随即登上各大门户网站教育新闻头条，引发热议。
在大多数论者看来，周剑的经历是中学应试教育失败的证明。中学教育的应试特征是人所共知的，在这里没必要为此辩护，但具体到“周剑现象”，如果仅仅把它作为中学应试教育的直接后果来看待，也容易忽略大学所应负的责任，毕竟周剑近几年主要生活在大学之中，他的遭遇也同时凸显了当下中国大学的学生管理理念和方式的缺失。
客观地说，当下中国高校对大学生管理的重视程度较之以往已逐渐加强。教育部曾出台有关文件，重申学生管理的重要性，并采取有关措施改进大学生的管理。但从近两年出现的一些现象看，这些管理措施并没有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可以从客观上找出许多原因为此开脱，比如中学的应试教育与大学强调的素质教育错位和脱节，比如社会变化太快、大学面临的问题太多，等等。但如果要谋求对现存问题的解决，不从主观上找原因，就不可能真正地改进和提高。
大学生管理的缺失，从总体上看，首先是管理理念的缺失。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学合并为通识教育创造了条件，素质教育也逐渐成为大学的共识，但怎样进行素质教育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的教育与管理政策和手段往往有零散化的倾向，给人感觉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究竟怎样教育和管理大学生，似乎并没有清晰明确的主张。
因此，高校对大学生的管理一直是在被动地应付，一些主动的行为也在被动应付中被抵消。像大学生在校外租房出了事，就赶紧加强住宿管理，限制其外出租房，要求所有的大学生都住在校内。结果，这一政策推出没多久就被淡化。因为前些年的高校后勤社会化后，多数大学的学生宿舍已不在校内，并且被校外单位承包，要重新回到从前已不可能。这看起来是政策的不配套引发的矛盾，但实际上是缺乏统一的管理理念的结果。
有关大学生的管理理念的缺失，还表现在过分地强调呵护。虽然每位大学的管理者都清楚，中学的应试教育不应该在大学重演，两者之间是不和谐的。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大学往往不能“择其善者而从之”。这里面有现实的原因。因为事无巨细的管理，至少从态度上是积极的，是尽到了学校的教育责任。它也可以实际减少学生出事的几率，从而降低学校的风险。而这种管理方式由于与中学时并无不同，学生接受起来并无障碍和抵触，它又通过照顾学生生活，给学生解决了一些生活困难，提供了及时的生活帮助。这种使学校、家长和上级领导都满意的“多赢”结局，是不可能受到任何指责的。
在大学中采取类似中学的管理模式，也许会在短期内使多方受益。但从大学的本质看，它违背了大学教育的基本原则。从长远看，它实际是一种隐性的急功近利，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和成人。中学应试教育对学生成长的负面效应一方面体现在学习上，即培养出一批擅长考试的机器；另一方面，为了应试，为了让学生安心复习，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在学习以外都取一种大包大揽的姿态，而大包大揽直接导致了学生既不会生活，也缺乏自主性。大学如果依然延用中学的管理模式，只会加剧矛盾而非解决矛盾的良方。
现今的大学生中出现不适应大学生活的主要是大一的新生。他们从中学过渡到大学，自然需要作出必要的自我调整。有过大学生活经历的人对此都不陌生。但很显然，现在的情况比以前更严重。这既是由于应试教育在中学被进一步地强化，又与我们的媒体和教育管理者过分看重这种角色转型的艰难性有关。正因为过分地看重角色转型的艰难性，所以容易促使大学将呵护进行到底。而呵护的对象在习惯于呵护之后，他的依赖性只会越来越强。本来只需要一年就走出迷惘状态的大学生很可能需要两年，甚至到毕业也还在非自主的状态中彷徨。
要让大学生真正适应社会、融入社会，我们的大学管理者应该有一点儿毅然给婴儿断奶的精神，在断奶的同时，给予他们必要的引导，让他们学会自我排遣、自我管理。
我们一方面应该相信，在老师的适度引导之下，大学生能够认识到短期的角色困惑或者人生困境纯属正常，它是大学生活和经历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他们自己是有能力完成从中学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换，适应大学生活的；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大学迫切需要在管理学生的理念上进行反省，从而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更新。大学的学生工作需要调动更多教师的积极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将专业教师当成纯粹的专业知识的传授工具，大学生的思想培养变成专职人员一方的职责。既然教师与学生都是大学教育的中心，两个中心就必须结合在一起，而这种结合不能仅靠抽象地强调教师的义务或责任，它需要的是政策的鼓励和体制的保障。 | 
发表于 2006-12-19 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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