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的掐架,搬板凳过来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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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alienation of inhuman 这么个东西吧

听说过 alienation of human (人的异化),alienation of human beings (人的异化),alienation of humanity(人性的异化) 。没听说过alienation of inhuman(非人的异化)这么个词,怎么查也查不到。
实在忍不住了,请教了一个看起来很牛的人(这老兄买了一整套原版的西方学术经典,绿封皮的那一套,不知道他有没有读完,俺的看法是那套书主要是买来吓唬别人和对抗别人的吓唬的。俺对他是很佩服的,因为俺不会有那个决心去买那么一大堆书),牛人说:“哪来alienation of inhuman这个词?@%¥&*”
然后又请教了一个英文看起来很好的人,这位老兄说:“alienation of inhuman 语法错误,因为inhuman是形容词,没法跟在of后面用。human可以做名词,可以做形容词,inhuman却只能是形容词”。

[ 本帖最后由 pfpf 于 2008-10-29 21:01 编辑 ]
Piano and Forte
呵呵,旧帖重又翻出来了,此类话题,属于过度讨论。
在国内读硕士时,同学间对治学路径亦多有探讨与争论。“理论导向者”如李泽厚,“资料导向者”如钱钟书,各有强项与弱项,亦各有批评者与支持者。其时有一说法,以朱光潜为“大家中之小家”,而钱钟书为“小家中之大家”。不甚恭敬,然亦非毫无道理。朱先生志在建立美学理论体系,惜其主要贡献仍以翻译介绍名世,故有此憾。钱先生之《围城》似未脱《儒林外史》之藩篱,《管锥编》或仍受诗话词话之局限,然其学问渊博才华盖世,则无争议。后学责备贤者,实亦各言其志耳。

钱先生“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儒者“穷则独善其身”于大无可如何之世耳。然先生洁身自好,无害于人,非余秋雨之辈可比。余杰锻炼已甚,不可谓忠厚也。

[ 本帖最后由 许刚 于 2009-1-25 08:06 编辑 ]

回复 124楼 的帖子

类似说法我也有所闻,属于“虽不中,亦不远”,我对朱光潜先生兴趣不大(当然很尊重)。说到钱钟书先生,我发现很多人都忽视了钱钱钟书本人的视角,他曾引用“黑格尔教生徒”时常说的话:“治学必先有真理之勇气”,并感叹道:“兹言堪笺‘文德’。穷理尽事,引绳披根,逢怒不恤,改过勿惮,庶可语于真理之勇、文章之德已。”从中可以发现,那些好高骛远之士所不屑的小处(即所谓“穷理尽事,引绳披根”),恰是钱钟书视为命脉之物,舍此不足语勇。他还在另一处感叹道:“拾穗靡遗,扫叶都净,网罗理董,俾求全征献,名实相符,犹有待于不耻支离事业之学士焉。”所以,欲领会钱钟书的学问抱负,必须内心先有此一帖“不耻支离事业”的学士之心,若此心阙如,自然也就无从管窥钱门奥秘了,因而也就只能人云亦云地把钱钟书嘲笑为“拆散的七宝楼台”了。
“后学责备贤者,实亦各言其志耳。”——许刚兄此言,诚人情练达之论。至于余杰,某不才,早在九年前就预言了他的走向,当时我曾感叹道:“可怜的孩子,谁能救救他呢?”

[ 本帖最后由 周泽雄 于 2009-1-25 12:07 编辑 ]
周兄所引钱先生治学理念,可视为所谓“资料派”之共同宣言。钱先生毕生实践,成果令人仰止。然从另一角度看,观察始于选择,而理论先于观察(Karl Popper)。即使“拾穗靡遗,扫叶都净”在技术上果真可行,于拾与扫之前必先有一“此为穗叶而彼为非穗非叶”之选择判断。而此一选择,必基于观察者现有之理论(系统或不系统,清晰或朦胧)。故理论一变则资料亦不得不变,因整个学术范式已变也。就任一学者个人而言,理论与资料,二者不可或缺而难得皆精。所幸学术乃跨学科跨国界跨时代之集体努力,尺短寸长,互竞互补,艰难前行。李泽厚志在创立理论体系而激励他人多下资料功夫,是大聪明人也。
许刚兄所论,要言不烦,而纲已提、领已挈。
稍可一辨者,在于对钱钟书先生的定位。按我的理解,钱钟书属于文艺家。在文艺家这个领域,虽然间有志在以理论和体系启人耳目、拓人意识者,但秋后轧帐,那些真正得到公认的文艺家,都是以其非凡见识而收获尊重。他们那曾经巍峨不可方物的理论大厦,一旦时过境迁,甚至都没有人愿意打扫,而任由时间加以风化。或者,唯一的荣耀,就是在一些文学史上被带上一笔。
以我之有限涉猎,西方文艺家以理论驰名而得到后人肯定者,大概仅俄国形式主义一家,此外诸家,无论当年如何风光,日后都或多或少地成了笑柄。相反,人们愿意津津乐道的,大多是些谈不上有何理论建树的人物,如约翰逊博士,如奥斯卡·王尔德,如赫兹利特,如伍尔芙。
如果我们收缩范畴,把钱钟书的志业圈定在文艺家范围内,则他对理论的不屑,未必就不存着一份先见之明。我们所冀望于他的,恰是他认定属于末流的玩意。
我这么说,前提是承认文艺世界与哲人们所面对的世界,具有根本的不同。
当然,接下来就得面对另一个前提:我们是否承认两者间的差异。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哎,参与这个帖的人不少啊。其实,说个实在话,目前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对世界以及人本身的认识,是提不到钱先生的。我估计,如果像现在的社会风气,再过五十年,那时候的人的记忆里面或者精神当中大致多提倡立论,而且根本不局限于一钱学。这个地方“掐,并快乐着”,实在是一种读书人的清谈。佩服中。
(1)其实,说个实在话,目前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对世界以及人本身的认识,是提不到钱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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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兄这么说,有刀不大认可。算起来,俺应该算是“成长的一代人”之一,但俺对钱钟书先生是由衷钦佩的,不是“提不到”他。


(2)我估计,如果像现在的社会风气,再过五十年,那时候的人的记忆里面或者精神当中大致多提倡立论,而且根本不局限于一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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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在人们谈论文艺鉴赏话题的时候,也不局限于钱学的。钱学博大精深,不太容易让人频繁引用以至受其局限。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有谁竟能像钱钟书那样谈文论艺,虽局限于钱学,但未局限于其他任何一学了,倒不是坏事。
一条往西去的路,就是一条往东去的路
好帖子。提。
自娱娱人
此贴过瘾,烹茶待之!
关于钱钟书五题


一、行囊词

“行囊词”是一种特殊的多义词,由著名的语义学专家亨•登菩提引入文学批评。他在分析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时,指出“slithy”一词含有“柔软”和“粘滑”两重意思,或者说,是这两个单词的拼合。这样,“就像一个旅行包一样——两个意思装进了一个词里”。这就是行囊词。行囊词将原先的两个或几个词重新拼接、融合,一个新词就有了多重意思,使用中也便增大了表现的厚度。
乔伊斯在他的《菲尼根的觉醒》中就充分利用了这种方法。比如,他评论姑娘们时说:她们“yung”,容易被“freudened ”。“ yung”是“年轻的”和“容格”二词的拼合;“freudened”是“吓坏”和“弗洛伊德”二词的拼合。这类表现方法虽然不加注释很难被人领悟,但它却表现了某种更深层次的东西,一旦被人领悟,就易于令人据此而生发出联想,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微妙感觉,重新体会到似曾相识的生活经验。
一些拼合巧妙的行囊词仿佛一枚生着凸角的三维媒体,它触发着接受者的立体的感觉经验。正因为如此,所以诗人特别喜欢使用行囊词,以此来增强语言表现的张力或强度。但是如果滥用行囊词,特别容易导致不良结果。
艺术,从本质上讲,必然是一种创造,行囊词也不例外。就创造的意义而言,行囊词应是一次性使用的艺术产品。辗转传抄,相沿启用,很容易就能令它进入“陈词”的行列。一般来说,富有创造精神和自尊意识的诗人是不会选择让人发腻的陈词的。行囊词由于它自身的怪异性质而过于刺目,因此也就愈易陈旧。这样,就要有更多的新的行囊词被制造出来。如果到处都有人在制造行囊词,那就形成了众多语言作坊式的批量生产,成为一种炒作,那是绝对令人倒胃口的局面。最后,行囊词本身的模糊语态以及它的纯粹主观性不符和约定俗成的语言发生规律,它的流通,将有可能惑乱并损害语言规范,这可能是一个不妙的代价。
汉语中罕有行囊词。一般的多义词因为并非两个或几个单词的拼合,故不能视为行囊词,如“头”、“论”之类。另有少数拼合而成的词并非多义,也不能视为行囊词,如“千瓦”、“海里”之类。多音节的单词如“渠道”、“后门”等,虽然具有多义性,但在具体使用时,却只有一个意义对应于上下文限定的语境,仍然不能视为行囊词。
钱钟书谓“易”有三个意思,比起德文的“奥伏赫变”(按即“扬弃”)还多一个意思,行文中就颇为自豪,以为汉语不凡,黑格尔瞧不上汉语乃是他的无知云云。钱钟书在这里说的也就是一个行囊词。不过,在这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上试图弘扬民族正气或文化传统没有太大意思。“易”和前述“头”、“论”一样,它不过是一个多义词,而已。“奥伏赫变”倒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囊词。在这一个小小的手筋中,钱钟书并没有赢。
汉语中的行囊词多为以缩写形式翻译过来的外来词,如“扬弃”、“延异”、“创化”等。汉语受字节的因素限制,制造行囊词比较困难。




二、读王清任《医林改错》

钱钟书《管锥编•毛诗正义》讨论心与脑的功能,引用《诗•卫风•伯兮》、《孟子•梁惠王》、文廷式《纯常子枝语》等,得出结论说:诗人比学士更能明白是脑而不是心在主管思维。
钱氏做文,往往偏袒诗人、词人、文士,嘲弄教授、经生、学士。在心与脑这个题目下,又一次作出这个姿态。
但钱氏用《孟子》“举疾首蹙额”与《诗•伯兮》“甘心首疾”相参,说“疾首”、“首疾”就是“头痛”、“伤脑筋”,那孟子算是“诗人”还是“学士”呢?何况,孟子在此主思维在脑,在彼,又主思维在心呢?查《孟子•离娄上》:“即竭心思焉,”《告子上》:“心之官则思,”都是明确在说心的功能是思维。如此,上文举《孟子》与《诗》相参,就令人感到论据不足,且夹缠;钱氏多好断章取义,引用论据,往往择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在一部《管锥编》中,是可以常常见到的毛病。
事实上,中国古人论及思维一事究竟属于心还是属于脑,往往踟蹰二者之间,依违不决,学士如此,文士也往往如此。
孟子“学士”如前所论。
元人佚名《争报恩三虎下山》杂剧:“关胜哥大杆刀劈碎天灵盖,徐宁哥点钢枪搠透三思台”,这“三思台”,说的就是心脏。郑廷玉《包龙图智勘后庭花》:“我见他……把我这三思台攥住”,这“三思台”,说的就是脑袋。元代的“文士”们也不清楚主管“三思”的究竟是脑还是心。
佛门公案也可旁证。“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心动”,早就在说心主思维。但在《大智度论》中,又说:“人身中第一贵者头,五情所著而最在上故”,又分明在说脑主思维。事实上,佛门也并未弄清这个问题。如禅宗二祖慧可请普提达摩为他“安心”,但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心在何处。达摩老祖玩机锋,对慧可说:“我已经为你安好心了”,也是糊涂官司糊涂了,他也未必搞得清究竟那儿在主思维。
《管锥编》还引用俞正燮《癸巳类稿》谓西洋人种身体构造与中国人不同,其脏腑经络不全,“直觉以脑不以心”的说法,给与嘲弄。俞正燮为一代学人,但他不通人体构造,抱残守缺,以为中国人种优于洋人,确实可笑。但也应该知道,以中国之大,在这个问题上,总有并不尽如俞学士如此浅陋者,这般说去,立论方才圆融。以钱氏饱学,《素问》、《本草纲目》、《医林改错》之类,不该不读。
《素问》说:“头者,精明之主也。”
《本草纲目》说:“人之头圆如盖,穹窿象天,泥丸之宫,祖灵所集。”又说:“脑为元神之府。”
二书论及心脑,或可哂为语焉不详,但《医林改错》确是值得重视的:
“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心乃出入气之道路,何能生灵机、贮记性?灵机记性在脑者,因饮食生气血、长肌肉,精汁之请者,化而为髓,由脊骨上行入脑,名曰‘脑髓’。盛脑髓者,名曰‘髓海’。”
《医林改错》乃清代名医王清任所著。王氏坚持数十年观察研究人体结构,亲自到义冢和刑场等地实地观察人体脏器,绘制《改正脏附图》,纠正了前人记载上的一些错误。尽管王清任的论述也有出于臆测而不够科学的地方,但他毕竟认识到了大脑的真实机能。应该说,王清任的分析代表了当时中国“脑主思维”说的最高学术成就。
而王清任与俞正燮是同时代人,皆为一代学人。
《管锥编》向称博洽,但旁征博引,难免挂一漏万。中外古今各类书籍不啻恒河沙数,钱氏读书上万部,也不过涓埃而已。即使就某一题目穷尽连类诸说(何况并不可能),也并无学术进步意义。推动学术进步,就方法而言,演绎,或演绎与归纳之整合,重于归纳;一味归纳,必有遗失,钱氏遗漏《医林改错》,便是一例。




三、神韵派

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谓“‘神韵派’绝不能代表中国旧诗”“传统文评否认神韵派是最标准的诗风”。
钱钟书此类言说不免张皇。
事实上,没有人认真地认定“神韵派”“是最标准的诗风”,而且还“代表中国旧诗”。既然说是“派”,就不过是“支流”而已。钱钟书拿着“没有”做“有”,大发傥论,结论未免凿空。
事实是,“神韵”种种,皆对应于中国抒情诗一路。至于叙事诗,则不当以“神韵”臧否。斯古人未之识,故界说不清,品评含混,所以失了理论的解释力量。盖诗歌抒情、叙事之分类,乃舶来法,王士浈们认知不及,亟欲“一刀切”,所以直面了杜甫不免尴尬。“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之类,皆为叙事诗,用“神韵”说予以评藻,是言不及义的。钱钟书循着古人为识见所局限的话头辨是非,结果无事生非,说了一个没有讨论价值的假问题。钱钟书学问大,但不免于智者千虑,“神韵说”就是一例。
(按以上三文多于2002年前后发布于网上。后合为《钱钟书三题》被收进文汇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天涯社区•闲闲书话”十年文萃》)




四、叙事与咏事

杜诗以时事入诗,宋代以来,人称“诗史”,褒赞之词,迄今不绝。但明代杨慎于此颇持异议。他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记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该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诘,乃其下乘,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以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总纂升庵合集》卷一三七)升庵将铁案断为疑案,貌似欲复诗学以诗道,实则迂阔得过于执了。杨氏所论,有如王士祯标举神韵而欲排风雅,赵执信力主风雅而欲废神韵,皆病在对诗分叙事、抒情识见不明。
论诗有叙事、抒情之体,乃舶来之法,中国古典诗论中,向未道及。杜诗“含蓄蕴藉”者,多属抒情诗一路。所谓“直陈时事”,“诗史”一类,则多属叙事诗一路。但中国古典叙事诗与西方古典叙事诗本质上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咏事”的,而后者是“叙事”的。所以持了《荷马史诗》、《尼伯龙根之歌》、《贝奥武甫》、《神曲》、《浮士德》的标准来评说《孔雀东南飞》、《木兰辞》、“三吏三别”、《琵琶行》、《秦妇吟》,就会觉得中国的叙事诗不够发达。但既是“咏事”,那意味就不是“写实”而是“写意”的。——东土、西土,美学原则不同,不宜据此来分优劣。沈德潜《唐诗别裁》谓杜诗“咏身所见闻事,运以古乐府神理。”“神理”二字一向不被人所注意,而那正是“咏事”诗“写意”的精魂。杜集中“直陈时事,类于讪诘”的叙事诗,其实尽是“咏事”——或低吟徘徊,或流走跌宕,但一律深沉凝重——与史家笔法全然不同。谓为“诗史”,不过是一种感悟式的譬喻,当不得真的。杨慎拾过棒槌正经八百地去纫针,不免贻人胶柱鼓瑟之讥。“乃其下乘”云云,实在是不曾理会得老杜民胞物与、淳化风俗、匡时济世之苦心;地负海涵、包罗万汇、雄深变幻之诗心。——俗心、圣心本自距离辽远。
中国古典叙事诗,鸿篇巨制绝少;客观冷静,必无抒情言志倾向,如摄影般“反映”现实的篇什绝少;那秘密就在于:中国古典叙事诗其实乃是“咏事”诗。
(按本文原系《神韵派》一文的一部分,后单独择出,整理后,发表于1991年4月9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




五、《预测》第273条

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将被证明与昔日评价名实不符。《管锥编》、《谈艺录》,作为一部中外书籍“点评”,其随感式的说话,将被识者从冒似古雅处看出浅薄与破绽:二书更多的将被大学教授之流当作并不完善的“类书”使用。但随着更新、更有效的“电子类书”即搜索引擎的出现与改进,钱著的“类书”性质将遭遇贬值。
(按老金在线之游戏笔墨《预测:2001—2020年间的中国与世界》,总400条。在网上发布于2002年前,后又做了修订,于2002年5月至2003年10月,分别发布于“莽昆仑”、“海纳百川”、“天涯社区”等论坛。关于钱钟书的这一“预测”,在序号中列为第273条。)

俺也把发在隔壁楼里的跟帖搬过来,一鸡二吃

哈,谢谢您欢迎我。
一般来说,由两个单词组合含有两个以上意思的组合词就是行囊词。最有意味的行囊词应该是含有两个完全相反意义的单词。“扬弃”就是“保留”与“抛弃”的合义。钱钟书所论的“义有两端”就是“行 ...
老金在线3 发表于 2010-8-30 17:10

照字面理解,“行囊词”大概就是“酱紫”,也许能涵盖“伟光正”、“三叔”和“厚东往”。

能不能借“扬弃”这号“洋器”去批钱锺书?窃以为不能。

按照在中国大陆通行的马哲理论,“扬弃”的确“就是‘保留’与‘抛弃’的合义”,但这个哲学术语是不是值得肯定,完全是另一回事。实际上哲学界有不少人对黑格尔的所谓辩证法思想予以批评,常常就是以“扬弃”、“否定之否定”等范畴意义含混作例证的。奇怪的是,在中国,“扬弃”这样的词汇由于政治力的推动,竟似乎成了一种高明的思想创造物——正常的思维是,对任何事物来说,假如已被保留,就意味着未被抛弃,假如已被抛弃,就一定未被保留。

能够“既保留又抛弃”的究竟是什么,也许只有黑格尔才知道。当然,也有人自以为知道,实际却说不出什么来。
一条往西去的路,就是一条往东去的路
刁无锡,恶常州,苏空头
......作为苏州人的我表示压力很大.有这样的说法嘛?
还用在褒贬人身上.什么根据啊.
这么好的帖子楼.又来拜读了一下.
本帖最后由 sunchuanzhao 于 2010-9-16 08:50 编辑
多说一点,陈寅恪与中共党魁的交情绝非钱钟书可比,研究陈的时候,很多人忽视了这些背景。中共对陈寅恪另眼相待不是开恩,而是特别待遇。也正是因为这些历史渊源,陈寅恪才胆于做一些别人不敢为的事情。陈寅恪是有资 ...
李大苗 发表于 2007-10-18 23:03
说得好!被怀柔、统战的成果,作品连隐微写作也算不上,现在还要余英时等人考证政治含义,竟然被吹得如同苏联的萨哈洛夫、朗道,捷克的哈维尔。——说这些并不是指责陈本人,而对实施统战者和90年代后鼓吹陈的潮流鄙视,在中国当英雄也太容易了。钱之所以为招徕激进者则难,主要是因为他成了宣传机构、组织机构(给纱帽、金钱待遇机构)的政治工具,而不是他言行和作品——他和妻子真的内心如何想——都是旧时代富家好出身,十分热爱社会主义?
118# 周泽雄
李洪岩与范旭伦两位和杨绛吵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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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周泽雄
苏格拉底即使想把诗人逐出理想国

不是柏拉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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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sunchuanzhao
又见孙先生,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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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周泽雄  
苏格拉底即使想把诗人逐出理想国

不是柏拉图吗?
showcraft 发表于 2010-9-16 09:55
啊,说成柏拉图更合适,不过,就诗人与理想国这个话题,柏拉图与苏格拉底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天知道哪些是虚构、哪些是记录。我知道的有限知识,是不易判断。各类判断,也更像是一家之言。
————
传钊先生多日不见,问好!
本帖最后由 sunchuanzhao 于 2010-9-16 12:10 编辑

有个著名日本学者50年前领衔进行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面对强权投降非常大型研究课题,他在研究成果(1500页)的序言中说,回答为何屈服这个问题时,“那些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政治家、学者、宗教家就迫不及待出来辩解说“那是为了生活,没有办法”。对这“为了生活”说法,有必要用“为了维持特定水平的生活”的内涵来限定。根据这个“为了维持特定生活水平”的前提,也就排除了以下六种选择的可能性:1,死亡、2,发疯或其他病态、3,流亡、4,判刑、5,转业、6,沉默。大部分日本的公共名人(public figures),对这六种选择连考虑也曾不考虑过。……

他认为前四种选择对与人生来说,当然太残酷了,避免这样结果是人之常情,那么后两种选择怎么样呢?

“转业,在昭和年代几乎没有人尝试过,也是这个阶段日本社会的特征。学者必须依然当学者,政治家、评论家也是如此。与固定的身份意识,,,,所以他们都拒绝转业来维持生计。这个课题值得注意,需要与欧洲、美国和中国作一比较。……沉默,……很多人就此会脱离公共生活,难以确保既有的社会地位,所以沉默对于日本的公共名人来说,也是不能接受的,也是一个不能使得“转向”仅仅停留在内心(而必须公开的)原因。
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中国的陈寅恪与这个人比,黯然失色

“不愿意放弃一份已经习惯又很好的工作”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就放弃良知。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用gooogle检索,涉及他名字的网页最多,超过布代罗尔、克罗斯多芬•希尔、汤姆森、汤因比)的名声之所以战后60余年中不断被英雄化、神圣化,除了他的著作和学术影响外,很大部分源自他生涯最后英雄不屈义举的道德感染力。他1942年起积极投身于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6月被盖世太保逮捕,与其他19名战士遭受酷刑后被枪杀。但是,布洛赫真正豁出去全力参加抵抗运动,也是在1942年11月德军占领了维希政府管辖的地域之后,因为他是犹太人,按照维希政府种族法,他失去了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之职。之后,申请转往蒙贝里亚大学执教也未能如愿以偿。他不得不“放弃一份已经习惯又很好的工作”——本来他要献身于历史学的。
传钊先生太苛刻了。责备贤者与贬低前贤,不宜混淆。如果对任何一个人的好评,都必须拿某个堪称绝对榜样的人来比较,世上的贤士,恐怕十去其九。去除不实之誉,不宜代之求全之毁,两者还有个平衡掂量的问题。
[quote]传钊先生太苛刻了。责备贤者与贬低前贤,不宜混淆。如果对任何一个人的好评,都必须拿某个堪称绝对榜样的人来比较,世上的贤士,恐怕十去其九。去除不实之誉,不宜代之求全之毁,两者还有个平衡掂量的问题。
周泽雄 发表于 2010-9-16 13:08 [/quote
来这里娱乐以后,我感到周老师老是对我的发言产生误会(主要本人表达能力差),我在今天最先的一个帖子中明确说,不是指责陈,而是指责统战工作和20世纪以来对陈的过分的颂扬。对钱也一样,李老师之所以指责他,因为统战使得钱声誉改变。不要说陈这样大家,像钱这样学者,一生读那么多,记得那么多,小说写得好,才情和时间花在读书、写作上,鄙人也是很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时间都放在读西洋人的书上,怎么也很难有更多精力动怀心思了。
周老师:您难道没有读到我在前一贴借日本鬼子以下的话,为今天苟且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读书人(假如我算读书人,也是其中很软弱的一个)辩护


“他认为前四种选择对与人生来说,当然太残酷了,避免这样结果是人之常情”
来这里娱乐以后,我感到周老师老是对我的发言产生误会(主要本人表达能力差),我在今天最先的一个帖子中明确说……
sunchuanzhao 发表于 2010-9-16 13:55
啊?从何说起呀?俺不过是与传钊先生进行正常的讨论,遇到困惑不解之处,则叩而问之。在此之前,俺除了知道传钊先生有过数量不菲的译作,且所译者多为西哲值得推荐之作外,别无了解。
真要有所不快,挖地三尺,无非就是不习惯被称为“老师”罢了。对这个称呼,俺在论坛上喋喋多次了,自己都觉得烦了。但凭此,总不会产生“误会”吧?
啊?从何说起呀?俺不过是与传钊先生进行正常的讨论,遇到困惑不解之处,则叩而问之。在此之前,俺除了知道传钊先生有过数量不菲的译作,且所译者多为西哲值得推荐之作外,别无了解。
真要有所不快,挖地三尺,无 ...
周泽雄 发表于 2010-9-16 16:02
你厌烦他人“周老师”称谓的帖子,因为我是新来的,加上可能对这类帖子不留意,未曾读到。现在和谐社会中网络上如何称呼我也未曾留意。他人叫我孙老师、孙先生,我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水平真高,厉害,佩服,很多看不懂,
有个著名日本学者50年前领衔进行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面对强权投降非常大型研究课题,他在研究成果(1500页)的序言中说,回答为何屈服这个问题时,“那些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政治家、学者、宗教家就迫不及待出来辩解说“ ...
sunchuanzhao 发表于 2010-9-16 12:08
这个贴子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