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弟

深圳公费按摩门：真的与深圳组织部无关么？


     深圳在职局处级干部公费按摩一事经《羊城晚报》率先曝光后，社会反响强烈 ，国内93家网站首页转载。之后，《羊城晚报》新闻追踪继续追踪报道。
     深圳市委组织部在深圳公费按摩门报道后，一直未作出回应。据3月3日《羊城晚报》报道， 3月2日，深圳市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则对记者表示，麒麟山疗养院是干部疗养的具体承办单位，回应的事情应该找他们。记者提出，深圳市委组织部是麒麟山疗养院的主管机构，应该对此事作回应，但该工作人员再次强调，不会作回应。也就是说，深圳市委组织部把自己置于此事之外，深圳麒麟山疗养院的公费按摩事件与深圳市委组织部无关。
    此事是否真的与深圳市委组织部无关么？撇开其是深圳麒麟山疗养院的主管部门不说，且看如下事实：
    据从网上搜索，深圳麒麟山疗养院院长吴XX，2008年1月受深圳市委1月14日的干部提拔任前公示（http://www.sz.gov.cn/cn/xxgk/rsxx/rqgs/200801/t20080116_98574.htm）:经市委常委会议研究，下列同志拟提拔使用（按姓氏笔划排名）。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深圳市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实施办法》的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吴XX，男，１９６３年１２月生，山东平度人……”。而看看2008年12月19日的报道：（http://www.szgzw.gov.cn/Gzdt/NewsDetail.aspx?NewsId=11285）“参会人员：市委组织部副巡视员吴XX同志任组长考核组一行6人以及市国资委相关处室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各位看官，可看出吧，2008年12月，吴XX已贵为深圳市委组织部的副巡视员。从网上还可以了解到，吴XX2009年2月依然还担任麒麟山疗养院院长职务（http://www.szns.gov.cn/main/zf/z ... 2009021167253.shtml，2009年2月11日的 “南山区第五届人大代表名单”西丽代表小组里吴XX还是 麒麟山疗养院院长、党支部书记）。也就是说，吴XX担任为深圳市委组织部的副巡视员的同时，还担任麒麟山疗养院的院长。市委组织部的副巡视员，难道其行为不代表深圳市委组织部？所做的决策难道不经过市委组织部？以上铁板定钉的事实，难免不让我们感到疑惑。
     笔者认为，正如3月3日的报道里深圳市政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认为的：“实际上，干部疗养制度很久前就存在，一些体检理疗项目的确有助于干部的身心健康，但将足浴、推拿加入公费疗养的项目有些不妥”。笔者也了解到，建国以来，干部疗养一直都存在，对干部的身心健康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如干部疗养院制度确为合理,那么最该打扳子的或许是将“足浴、按摩”列入原本纯洁的干部疗养项目里的负责人,是他们将本来合理的干部疗养演变为不合适的权力大餐。正如有网友说的，无论是组织部的领导也好,疗养院的院长也好,至少应该有人出来为此承担责任。
    从深圳市委组织部高高在上、将自己置身于事外的姿态，不免让人怀疑这里面真有什么猫腻。退一步，即使真的是深圳麒麟山疗养院自己将“足浴、按摩”列入公费项目，并公开在网上到处招聘年轻女按摩师（http://www.szren.com/class2/show.php?itemid=220813 ；http://www.doctorjob.com.cn/resu ... fo.jsp?posId=142880），为深圳的高官提供疗养的盛宴，而没有报告深圳市委组织部。那么，作为主管部门，深圳市委组织部是否应当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究呢？是否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呢？否则，也不能不使我们这些老百姓对主管深圳高官提拔的深圳市委组织部的选人用人公信度产生怀疑。
    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剑昌说得好：深圳市委组织部不能含糊。疗养费用是人民的纳税钱，深圳市委组织部应该就此事向社会作个回应，一味回避问题，只会有损深圳形象。如果深圳市委组织部姑息自己，不能深入检讨自己，追究有关责任人，那么作为深圳市委组织部的上级深圳市委，就应该追究市委组织部的责任，维护深圳的形象，维护我党的形象。


~~~~~~~~~~~~~~看看所谓的干部管理部门!!

歪弟

2009年3月8日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当天参加了第12届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选举的投票。 新华社/朝中社

新华网平壤3月9日电（记者高浩荣 张滨阳）据朝鲜中央通讯社9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已经正式当选为第12届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

报道援引朝鲜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新闻公报说，金正日在第333号选区获得了选民100％的赞成票，这表明了朝鲜军民对金正日的“绝对支持和无限信任”。

朝鲜全国8日举行了第12届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选举。朝鲜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截至当地时间8日18时（北京时间8日17时），除了在海外出差和在远洋作业的人员以外，所有登记在册的选民都参加了投票。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和病人也在流动投票站投了票。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是朝鲜最高权力机构，其代议员每5年选举一次。此次选举结束后，朝鲜将举行第12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组成新一届政府。

歪弟

[转贴]南方周末：一个荒诞而真实的故事


1969年年初，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这时，一个绝密的通知从上边传达到位于黑龙江北满的某大型钢厂的革命核心领导小组。内容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九大”）即将在北京召开，要求这个工厂选派一名有7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参加大会。这当然是件大事。因为上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即 “八大”）从1956年召开之后，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一般人都知道，根据党章规定：党代会应该5年召开一次，为什么“九大”迟迟没有按时召开，一般人都不了解。现在突然要开会了，选派代表的事就迫在眉睫了。

这样重要的大会让谁去参加呢？要是在往常，当然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希望去出席的。可是，现在是工厂权力分配的关键时刻：准备在近期正式成立厂革命委员会，造反派的骨干们都想在革命委员会中得到一个重要位置，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如果在这个时候离开工厂，那些重要位置可就没有你的份了。再者，很多造反派虽然掌权，但要么不是党员，要么不是炼钢工人，不符合上面的条件。因此，讨论了很久，这个代表名额总是落实不下来。眼看开会的日期临近了，上边催得很紧，要求尽快上报。怎么办呢？经过核心组多次反复商讨，最后决定选派一个绰号为“王八蛋”的造反派出席大会。

当然，“王八蛋”并不是此人的真实姓名。他本名叫王白旦，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闯关东的农民。当时，因为“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好多人都吃不饱饭，甚至连树根树皮都扒下来充饥，还是解决不了饿肚皮的问题，于是，人们便纷纷外逃，寻找生路。那时，黑龙江省的北大荒地多人少，成了人们逃荒的首选之地。王白旦就是这样随大流来到北大荒的。正好赶上某钢厂刚刚兴建，需要大批劳力。于是，王白旦就这样幸运地进入了某钢厂。开始时，让他在炼钢炉前搬运材料，干的是纯粹力气活。后来，他跟炼钢工们混熟了，人们觉得他干活肯卖力气，在家里还读过两年书，就给他“升格”当了“炉前工”。不过，这个人的性格有点“二愣子 ”，名字王白旦又和“王八蛋”谐音，所以人们便以此称呼他，时间久了，他自己也习惯了，别人这样叫他，他也就顺口应承，原来的名字反倒没有人叫了。

“文革”开始时，他已经成为正式工人，不知从哪里获得的灵感，竟然是首先跟着一些人起来造厂领导反的先知先觉者，算得上响当当的造反派了。但是他不是核心组成员，不掌握实权，以后也没有多大的竞争力。

然而，选派“九大”代表，他却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当时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毛泽东还说过“工业以钢为纲”，王白旦既是炼钢工人、党员，又是造反派，完全合乎上边要求。阴差阳错，王白旦就这样成了“九大”代表。

由于当年“九大”是秘密召开的，因此，送代表进京也没有多大动静，人们都不知道。

过了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广播了党的“九大”胜利闭幕的新闻公报，人们才知道不久前在北京召开了这样隆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公报除了宣布毛主席仍是党的主席、林彪是毛主席的当然接班人之外，还宣布了新一届党中央委员的名单；令某钢厂职工大吃一惊的是：中央委员名单中居然有王白旦的大名。一开始，人们还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听岔了名字——凭他这块料，怎么会攀上那样神圣的职位？可是连续听了几遍之后，便确信无疑了。于是，有好事者便奔走相告：听见广播没有？“王八蛋”一步登天，被选为中央委员了！

不几天，新任中央委员衣锦荣归。整个钢厂和工厂所在的小城，倾城出动，欢迎王白旦的回厂。人们现在当然对他刮目相看了，核心组的人都有些后悔了：当初怎么这样缺乏远见，竟然把这样的好机会放掉！

有些与王白旦平日比较接近的人不由好奇地问他：这样天大的好事怎么会轮到你老兄的头上？

王白旦做了这样的解释：在大会酝酿中央委员候选人时，传达了这样一条最高指示：这次中央委员中应该有来自基层的产业工人参加。一经摸底：王白旦正合这个条件：本人身在钢厂，又是炉前工，特别是最早起来造反的，足见政治觉悟是很高的。因此，立即被大会有关部门挑选上了，经过“无记名”投票，以“全票” 当选。

被选举为中央委员，其身价自然陡然高涨起来。于是，省、市的革命委员会都挂上了衔；钢厂更不用说，也应该有其独特的重要位置。这种平步青云的幸遇，令多少和他一起造反的人羡慕得嘴里流哈喇子；核心组成员们吃的后悔药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群众却不管这一套：仍然称他为“王八蛋”，实在有些不恭了。

特别是，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北京，飞进了中央常委陈伯达的耳朵里。陈伯达觉得这个绰号实在是不雅，有损中央委员的崇高威望。凭着他天才的脑瓜，想出了一个高明的主意。就在召开某次中央全会时，他对王白旦说：白旦同志，你这个名字的发音容易引起不大好听的谐音，影响中央和你的声誉，我想替你的名字改一个字，把旦字下面加上一竖变成“早”字，合起来叫王白早，你看好不好？

王白旦一听，顿然喜出望外，连声说：好，好，太好了！我完全同意。

王白旦变成王白早，于是，“王八蛋”中央委员，就此成为历史了。

可是，令人没有料到的是，时隔不久，陈伯达因追随林副主席炮制“天才论”，惹恼了最高领袖，受到点名批判，很快便垮台了。中央委员王白早和他虽然没有什么组织联系，“批陈”和他也沾不上边；可是，他的名字是陈伯达给改的。他为此很苦恼。

幸好，他的“苦恼”被“文革旗手”江青知道了。旗手当然是最珍爱造反派战友的，一向急造反派所急，想造反派所想。就在另一次中央全会上，亲切地接见了王白早，说：陈伯达给你改的那个名字不能再叫了，我来给你改一下：把“白”改成“百”，把“早”改成“得”，以后就叫王百得吧！

王白旦听了，当然无比高兴：能够得到旗手亲自改名，那是多么荣幸！

于是，中央委员王白早立刻变成王百得，并且很快传播开来。理所当然，在他荣归“故里”时，受到更加热烈的欢迎，因为他的头上又罩上了一道新的光环，那样地璀璨，那样地荣耀。可是，有许多人对此却嗤之以鼻，他们挖苦地说：这个名字改得好啊！名副其实，他就是“白得”一个中央委员嘛！王百得非常大度，听到这样的议论，一笑置之。偶尔还说上一句：你说白得就白得吧，有能耐你也白得一个让我看看。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76年10月6日，“伟大旗手”和她的另外3位亲密战友，突然被赶下了台，成了万人唾骂的“四人帮”。这使王百得深为焦虑，他饮食不安，坐卧不宁，深怕有人会追究此事。万幸的是，他和“旗手”仅有如此一面“改名”之交，在此后清查“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罪行时，并没有发现王白得和他们有多少牵连；另外，他虽然身居“高位”，也没做什么大的坏事。过不多久，清查告一段落，仅仅免去他兼任的那些重要挂名职务，王百得还原为王白旦，又当他的炉前工去了。

这个荒诞而真实的故事，也就此结束了。

（作者退休前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57-1983年在黑龙江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工作）

歪弟

中国小官大贪现象 26个小官贪污3亿
　北京晚报　2008年12月11日 字体大小：  　  
清洁队队长贪污220万，小出纳贪污230万......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今日公布了一份对近三年审理职务犯罪案件的调研，结果显示一些被人"忽视"的小官员也能犯下成百上千万的腐败大案。三年来21件"小官员大腐败案"已经超过该院所审理的一审职务犯罪案件的三分之一，涉案金额高达三亿四千余万元。
一中院调研所依据的21件"小官员大腐败案"的26名被告人中，处级干部11人，占42.3%，处级以下15人，占57.7%。可以说这些被告的级别都不高，但犯案数额可高得惊人：最少的一起案件也有105万，最多的高达9452余万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清洁队队长王远利"变废为宝"，向垃圾下手。他利用签订协议和购买环卫用品、修车等职务便利，以开具燕山清洁队"大头小尾"发票等手段，贪污公款220万元。作为北京望京西园证券营业部总经理的杨彦明只是个处级干部，官不算大，可架不住掌管的钱多。他利用先后担任几个证券营业部总经理的职务便利，违规从营业部账户内提款，侵吞公款6972万余元。此外，他还在营业部改租经营场地的时候，挪用营业部2480万元资金，总计金额 9452万余元。可见，腐败能力真不能只看官级。

官职虽小含金量高

调研显示，26名被告中18人是单位一把手，管理、使用和经手的资金量巨大。还有的虽然是一般工作人员，但也因其身为财会人员能够经手大量资金。小职位的含金量成为职务犯罪的便利条件。石景山区八宝山农工商联合公司(下称八宝山公司)只是区农委的下属单位，但其经理张礼却先后侵吞该公司的拆迁补偿款及工程款330余万元，收取贿赂330余万元。

2004年3月，中远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远洋山水"项目一期拆迁征地工作遇到困难，于是请八宝山公司负责协调，并答应给被征地的个人和企业421 万元。张礼要求中远公司开300万元的支票，剩下的支付现金。于是公司派了人给张礼送去100万现金。谁知，张礼竟顺手拿出20万元让来人收下，对方不敢要，张礼安慰说："没事，这里我说了算。"经证实，八宝山公司只收到了这笔拆迁补偿款的300万元支票。

洗钱手段隐蔽性强

除了小官员敛财的胆大手黑之外，他们洗钱的本事也很大。有的人将公司近千万元公款作为长期投资，用于其他公司的出资注册及增加注册资本金；有的人伪造本单位对外出租的房屋需维修、申请减免房租的事实，套取房租差额。在民事诉讼中，为了最大限度地追回本金，在某些情况下放弃利息，是一种常见的诉讼技巧。而朱广彬竟然利用这种技巧的漏洞贪污公款，更具隐蔽性。他利用负责追索欠款的职务之便，在通过诉讼程序将货款本息追回的同时，对公司谎称货款利息已在诉讼中被其放弃，将该公司应得欠款利息330万元据为己有。

小官大贪原因

问题1 抓大放小

对国有企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人员的监管重视不够，制度不健全。现有的监管机制往往是"抓大"，而对一些小职位、小官员没有形成有效监管制度。

问题2 老人儿占坑

法官发现，经济犯罪分子作案时间都在两年以上，最久的长达5年。这充分说明，目前的权力监督制约存在盲区，很多审计检查流于形式。有的人在一个岗位干了几十年，从没进行轮换，长期占据关键岗位的"老人儿"在没有有效的监督、制约情况下，很容易滋生腐败。

最典型的是房山区市政管理所出纳董凤杰。2004年4月至2006年12月期间，董凤杰采用欺骗手段，先后44次私自填写现金支票支取现金，将单位公款230.3万元用于赌博，输了个精光。据董凤杰在庭上供述，他们单位的财务章和领导人名章都由他保管，用来审计的银行函证和对账单都由他提供。董凤杰在出纳岗位一干多年，深得领导信任，直到他觉得自己的行为难再隐瞒，主动下跪坦白，领导才发现这只硕鼠。

问题3 灯下黑

一些问题人员被放在重要岗位，而这些人善于伪装，有的人还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领导眼中的"老实人"，背地里却干着不老实的非法勾当。

问题4 保护伞

办案法官还发现，有的被告人屡遭群众举报反映，却得不到及时查处。原因是小官与上级领导联系甚密，出了问题就有保护伞站出面说情，甚至干扰调查，对案件侦查设置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