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1984的译者董乐山 与其兄美籍华裔作家董鼎山
1984的译者董乐山 与其兄美籍华裔作家董鼎山 分类:默认栏目
2006.8.26 02:03 作者：熊的力量 | 评论：0 | 阅读：1124
董乐山先生生平
丁聪／图
董乐山先生1924年11月14日出生于浙江宁波，1999年1月16日病故
于北京，享年74岁。
董乐山先生早年要求进步，参加了抗日学生运动，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在上海文化战线上为党做了许多积极的工作。董乐山先生
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全国解放后曾长期从事新闻翻译和英
语教学工作，1957年被错误地划为右派，1979年获得改正，1981年调
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董乐山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系主任，国际笔会
中国中心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译协理事，美国文学研究会
常务理事，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前三S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董乐山先生是我国一位有造诣的美国社会与文学研究专家、作家
与翻译家。他学识渊博、著作丰硕。著作有《译余废墨》、《文化的
休闲》、《文化的误读》、《边缘人语》等；译作有《西行漫记》、
《第三帝国的兴亡》（与人合译并校订）、《苏格拉底的审判》、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奥威尔文集》、《古典学》、《一九八四》、
《中午的黑暗》、《太阳帝国》、《探索的路上》（编译）、《我热
爱中国》、《韩素音自传》（之一）、《囚鸟》、《鬼作家》、《基
督的最后诱惑》（合译）、《巴黎烧了吗？》等；编著有《英汉美国
社会知识辞典》等。他的随笔散文评论时世与文学，文笔犀利、观点
鲜明、嫉恶如仇，深得评论界与读者的喜爱与好评。他翻译的《西行
漫记》是斯诺这部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性著作中文译本中翻译得最好、
流传最广的一部。他的译作文笔流畅纤巧，达到很高的水准。他是一
位难得的信达雅俱佳的翻译家，所编著的《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辞典》
独辟蹊径，是希图了解美国社会与文化的读者以及研究者一部不可或
缺的工具书。
董乐山先生的逝世是中国美国学与美国文学研究界以及翻译界的
一大损失。他的著作将传诸后世。他的风范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董乐山和《一九八四》
巫宁坤
八年中，多少至亲好友，一个接一个谢世了。远一些的不说，前年六月，董乐山从北京寄来《汪曾祺悄然归去》的剪报。曾祺和我相知六十多年，1991年夏我离京前曾到他家去告别，本以为不过是又一次小别，相约重见时一醉方休，谁料到竟成永诀。
去年早些时候，他在纽约的哥哥鼎山在电话中告诉我，乐山的主治医师向他的家属透露，他已馀日无多了。我多么想再见到他，重温我俩一见如故的友情，尽管于事无补，也许可让久别的知己暂一忘却病痛。去年九月，我返京的行程确定后，就打电话告诉他，虽远隔重洋，我也能听出他的兴奋是溢于言表的。
十月六日抵京，安顿下来，安排好有关讲学的事宜后，十日就由老友、《英语世界》主编陈羽纶驱车陪我和怡楷一道去探望乐山。他还住在老地方，中国社科院在团结湖北里的公房。
八年不见，房子和主人都老了不少，但乐山还是那副温文尔雅的老样子，虽然面容清癯，却并无病入膏肓的迹象，说话仍是那么平和喜人，谈到自己的病情也无丝毫怨艾。我们没有久坐，因为事前听说他已经遵医嘱谢客了。临别前，他送给我事前已签好名的两本译著， 《一九八四》和《奥威尔文集》，两本散文集，《文化的误读》和《边缘人语》。
月底离京返美前，我打电话和他告别，说明年打算再回来看他，他听了很高兴。返美后，11月中去电话，听他说患了感冒，高烧不退。12月初，又去电话，听他说话很吃力，噪音嘶哑，他说周身疼痛，有腹水现象，我才感到事态严重。圣诞节和新年，我往常总打电话给他拜节，这一次我踌躇再三，几次拿起电话又放下了。
一月十六日，星期六，鼎山兄从电话中传来了噩耗：乐山已于北京时间当晚八时十分去世。一代翻译大师终于从肉体病痛的煎熬解脱了，但纵观他一生的追求、挫折和幻灭，乐山是虽死也难以暝目的。
董乐山1924年生，在上海上中学时就向往“社会主义革命”，参加“民先”，后入圣约翰大学英文系，1946年毕业。在此期间，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革命更充满憧憬。我不知道他是何时入党的，只知道解放后他进入新华社国际部工作，颇受重用，不料1957年上了“阴谋”的圈套，被戴上“右派份子”棘冠，从此打入贱民的深渊。好不容易摘掉帽子，夹着尾巴做人，又赶上“十年浩劫”，理所当然当上了“牛鬼蛇神”，批臭斗臭之余， 再次押送农村劳改。后来在劳动中摔断了胳膊，奉命回北京给一些干部补习英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竟然能在家里的劫灰中找到一本英文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在久经劫难之后，重读这部纳粹极权主义灭绝人性的罪恶史，震聋发聩，更加深了他对现实痛定思痛的反思。于是，他发挥当年参加地下工作的本领，秘密地夜以继日翻译起这部名副其实的近代史巨著来。“文革”过后，他的译稿终于付印，但仅限内部发行，供高干参考。八十年代初，这本翻译巨著终于公开发行，立即在全国不胫而走，给浩劫余生的人们上了似曾相识的一课。
接着，他出了《西行漫记》的一个新译本，销了160万册。这本当年名噪一时的书曾使他对社会主义心向往之，现在却为人们三、四十年来的亲身经历提供了触目惊心的强烈对照，也为他的译事提供了一个新的动力。他接二连三译了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特勒揭露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小说《正午的黑暗》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政治恐怖预言小说《一九八四》，近年又出版了《奥威尔文集》。
从斯诺到奥威尔，从《西行漫记》到《一九八四》这不是一个翻译家无所谓的选择，也不是甚么思想的飞跃或突变，而是勾划了一个始终关注中华民族和人类终极命运的智者曲折的心路历程。
他在“1997年酷暑”抱病写的《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一文是对奥威尔的一生和这部二十世纪政治预言经典无比精辟的论述。作者首先指出：奥威尔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谓**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简单的所谓反苏作品。……奥威尔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次是一个反极权主义者，而他的极权主义斗争是他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一九八四》与其说是一部影射苏联的**小说，毋宁更透彻地说，是反极权主义的预言。但是无论信奉社会主义或者反对极权主义，奥威尔都是在他生涯较晚的时候才走到这一步的。
译者本人何尝不是如此！奥威尔的觉醒是从一九三六年参加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斗争开始的。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大敌当前，打着社会主义幌子的极权主义霸主却忙于千方百计地消减有独立思想、不跟着指挥棒转的异己。他伤透了心，但却“坚定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而且明确了是哪一种社会主义，那就是主张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反对一切变种形式的社会主义。”
董乐山的觉醒较诸奥威尔是更加艰辛和来之不易的。历经“反右”和“文革”等等无止无休的血腥洗礼，他终于参透了极权主义的恐怖政治，在灵魂受难的“酷暑”写下了他的政治遗嘱：“二十世纪是个政治恐怖的世纪。二十世纪快要结束了，但政治恐怖仍然阴魂不散，因此《一九八四》在今天仍有价值。是否可以说对我们来说，只有彻底否定了诸如‘文化大革命’这类恐怖的极权主义，才给我们这些多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带来了真正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
1999年1月于维州猎人森林客寓
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灰色地带——董乐山为何不原谅董鼎山
作者：cao chang qing
按照西方新闻界的一个不成文的默契，为同一家报刊撰稿的专栏作者，一般不会公开撰文相互批评，尤其是在他们同是专栏作者的报刊上。虽然中文作者经常有不在乎任何规矩的做法，但我自己觉得有道理的，总是试图按西方规矩去做。但在西方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对西方媒体似并不太陌生的董鼎山先生，在《开放》9月号上，以读者来信的方式，指责我在“右派来自火星，左派来自水星”（《开放》8月号）一文中指出“西方左派反美、反资本主义”是中国文革式的做法。他认为我的观点“非黑即白”是“文革陋习”。
什么叫文革做法？首先，它最关键之处在于，只允许一种观点存在，而用行政手段剥夺别人响应、挑战的权利。今天董鼎山可以在任何报刊上发表挑战、抨击我的观点的文章，我没有任何行政权力，怎么施行文革做法？
其次，关于语言。文革语言的明显之处在于没有事实根据的大话、空话，侮辱、谩骂，和乱扣抽象帽子。但是，无论多么恶劣的语言都并不可怕，只要允许被挑战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文坛照样有相互非常刻薄的批评、指责，甚至谩骂，但没有人会以为然，因为谁都无法阻止别人的挑战。那些不以事实说话，而只有空话和谩骂的，只能自取其辱。
●为什么左派恨美国
我来美国这十多年来，一直很注重自己语言的使用，尤其是在批评文章中，力求准确辛辣，但绝不用空话和谩骂。这主要还不是担心“文革语言”，而是因为空话和谩骂没有力量。我已经不止一次见过董鼎山这种讲理讲不过别人，就给扣“文革”帽子的做法，但我不会反过来指责那些乱扣帽子的人才更“文革”，因为我完全可以响应，让读者判断谁更有道理。
现在回到我的文章“右派来自火星，左派来自水星”。首先，西方左派（尤其是极左派）反美、反资本主义，这种结论根本不是我的发明，这在西方是常见的现象，常识般地为人所知。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有太多的文章了，随便去Google就可以查到一大堆。近年更有畅销专着《为什么左派恨美国》（《Why the Left Hates America: Exposing the Lies That Have Obscured Our Nation\'\'s Greatness》by Dan Flynn），详细地介绍了这些“常识”。中东问题专家，《纽约时报》畅销榜作家派普斯（Daniel Pipes）曾在去年11月12日的《纽约邮报》发表题为“仇恨美国的教授们”（Profs Who Hate America）的文章，点了以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为首的几个左派大学教授的名字，指出他们是仇恨美国。
美国最坚定反对共产主义、最热烈推崇资本主义的著名哲学家、小说家安．蓝德（Ayn Rand）曾说，左派知识分子是为虎作伥的“爪牙”。美国另一位著名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说得更彻底：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难道他们这种“非黑即白”的、对西方左派的痛斥都是中国的“文革做法”吗？
●做思想坦诚的知识人
自三、四十年代至整个冷战期间，西方左派同情、向往共产主义，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不仅不是奇事，而是知识界的普遍现象。在美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董鼎山先生真的不知道这个事实吗？还是由于他本人多年来一直持左倾观点，所以对我强烈抨击西方左派的文章，无法不敏感？
董鼎山先生指责说“非黑即白的态度要不得”。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从来就没有灰色地带！在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之间“非黑即白”；在极权专制和民主体制之间“非黑即白”。作为一个思想上坦诚（intellectually honest）的知识人，我从来不回避自己属于右翼，因为我从来不想讨好所有人群。
而董鼎山先生有勇气承认他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吗？说自己不左、不右、不黑、不白的人，不是头脑不清楚，就是功利城府太深。为《开放》撰稿的作者，大都在国内无法发出文章，而董鼎山先生则是极少数的可以在国内仍有发表文章特权的作者之一，还有能上《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殊荣”。能在专制和民主之间找到平衡点的人，自然不可能是黑白分明的人。
尽管多年来我对董鼎山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发表的许多明显左倾（甚至亲共）观点，都持反对态度；尤其是由于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中国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的哥哥，而他们兄弟之间的对共产社会认识的巨大差异，曾多次令我欲撰文评论。但碍于同是《开放》专栏作者的原因，一直未提笔。现在董鼎山先生率先打破规矩，那我就不会客气。
●骨灰不留在专制的土地上
在西方华裔中，类似董鼎山这种多年左倾、却从不反省的文人大有人在，但我认为这里面董鼎山是最不可原谅的一个，就因为他是董乐山的哥哥。在中国所有的翻译家中，董乐山是最令我敬佩和感动的，因为他翻译了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场》和《奥威尔散文集》等这些深刻揭示极权社会黑暗的作品。只有对极权社会彻骨痛恨的人，才有可能用心血翻译这些作品。在他那一代中国知识人中，有翻译能力的大有人在，但明显地是，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作品价值的人屈指可数，否则怎么这仅有的几本关于极权专制的书，竟然都是董乐山先生翻译的！
董乐山先生能选择翻译这些作品，绝不是偶然的，完全是出于他对极权社会的清晰的认识。生活在专制下的董乐山先生，在专制和自由的选择之间是非常“黑白分明”的。据国内作者的回忆文章，由于他的某篇文章无法通过审查，他曾宁可撤稿，也不按照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改变观点，他尊严地说“我不会写遵命文学！”一个多么令人肃然起敬的宣言！在那个制度下！董乐山先生去世后，连骨灰都不留在专制独裁的土地上，让亲人带到美国；其对专制和自由的黑白真是太分明了！
●自由人不能为监狱辩护
相比之下，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董鼎山先生，却曾用许多文字在中共的报刊上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热嘲冷讽。在七、八十年代，董鼎山是少有的几个能在中共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海外华人作者，其观点多附合中共意识形态（当然，否则怎么发得出来！）西方当然有许多可抨击之处，但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发表，其迎合中共宣传的意义一目了然。鼎山、乐山两兄弟不和，是董鼎山本人也承认的事实，而这种不和主要是在对中共的观点上。直到1997年，董乐山还指责董鼎山“为中共讲话”。据2001年《开放》杂志对董鼎山的采访，他表示由于董乐山至死都没有向哥哥说句道歉，所以他很伤心。当时读到这段文字，我很吃惊，怎么应该是董乐山给董鼎山道歉？完全应该是董鼎山给董乐山道歉才对！
在我上大学的年代，通向海外的窗口是极为有限的，在那少得可怜的信息中，董鼎山那些对西方社会的偏见文字就占了相当的份量，所以很扎眼。他的那些关于美国的介绍，基本没有超出中共意识形态的轨道，那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附合共产主义思维的麻醉剂。而董乐山的作品给人的是，启迪灵魂、认清共产主义邪恶的清醒剂。1986年我在深圳第一次读到董乐山翻译的《一九八四》时，那种巨大的震憾至今难忘。当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消化之际，就迫不及待地在《深圳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官僚化、极权化使世界变得黑暗”的书评，急切地希望更多的读者去看这部著作，该文最后一句话是：“请君一读，定会感慨万千！”
近年来，董鼎山的文字有了一定的转变，对中共有了几分含蓄的批评，但他不仅从来没有反省过当年那些附合中共意识形态的文字，也没有改变其左倾观点。当然，那些观点从根本上是来自一个源头的。
其实，简单清楚地归纳一句话：董鼎山所做的，是用汗水的功夫，抵消着董乐山用血和泪所做的努力
美籍华裔作家董鼎山：从容淡定的文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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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23日
谈论起当代美籍华裔作家，很多人非常推崇现居纽约的知名英美文学兼亚洲资料专家董鼎山先生。
董鼎山先生1922年出生于浙江的一个大家族。14岁时曾在家乡宁波《时事公报》副刊上发表《论战时宁波中等教育》，轰动一时；17岁起给柯灵主编的《文汇报》文艺副刊投稿。后来到上海读书，1945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考入《申报》当实习记者，采写外交、政治新闻。那时在上海的新雅酒店，他每天下午，都和进出不停的作家、记者、演员、艺人等等，交换信息、意见和文稿。后来转到《东南日报》作地方新闻编辑，同时为一些刊物撰写小说、散文，开始在文坛上小有名气。因此在很多文章里，董鼎山先生自称是个“老报人”。
董鼎山先生40年代初开始以“令狐慧”的笔名在1946年沉寂主编的《幸福》月刊上发表小说作品。一时间，“令狐慧”成为专写十里洋场儿女风情的高手，名噪海上文坛，读者反而不知有董鼎山先生这个名字。这些爱情小说，真实而自然地写出旧上海青年人之间惟妙的情爱心理，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现代文学专家吴福辉先生在谈到40年代海派小说时，认为他“善于描绘新一代洋场儿女风情”，是“张爱玲时代的一个漂亮的尾声”，传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1947年，董鼎山先生到美国留学，先后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硕士学位，曾在纽约《联合日报》主持过国际新闻版。后来受聘于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任资料部主任，成为英美文学兼亚洲部分的资料专家和资深教授。
旅美50余年来，董鼎山先生读得多，写得也多，双语使用都已臻化境。他认为文学创作是心灵抒发的自然行为，文笔优美的创作艺术当然是必要的条件，但是内容必须言之有物，对人类心灵世界的探究有所贡献。而其作品题材之广泛，发表刊物之多，在海内外影响之大，在当前美籍华裔作家中都是少见的。
早期的二三十年间，他主要以英文写作，为《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美联社特写》、《星期六评论》、《图书馆月刊》以及《美中评论》、《新亚洲评论》等报刊写作书评时论文章。从1978年起，董鼎山先生开始通过《读书》杂志向中国读者介绍当代美国文学，为正欲冲破禁锢的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推开了一扇“西风窗”。以后，他又应《博览群书》杂志之邀，开设“纽约传真”专栏。此后他介绍、论述、剖析现代当代欧美作家与作品的精彩文章在两岸三地和美加地区的许多中文报刊杂志上频繁出现。其后20年间，先后结集出版了《天下真小》、《西窗漫记》、《书、人、事》、《留美30年》、《西边拾叶》、《美国作家与作品》、《西窗拾叶》、《第三种读书》、《纽约文化扫描》、《董鼎山先生文集》（二册）、《自己的视角》、《纽约客闲话》、《美国梦的另一面》、《温馨上海悲情纽约》、《留美50年》、《最后的罗曼史》、《纽约客书林漫步》等等。
这些文章不仅传递了大量欧美文学界、出版界的信息，更包含着他的睿智深刻的分析。董鼎山先生独特的文化背景，使他对中西方文化的剖析能深入骨髓，行文间有种耐人寻味的魅力，既有东方的细致缜密，又有西方的浪漫气息。他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感受和思考，绝不是隔靴搔痒，雾里看花，也不是浮光掠影，随意编造，而是有着生活的印迹和真切的感受。无论写留美生活，还是叙家事私事，或讲书事书情，都以真情动人。文风平淡自然，却处处机趣；既弥漫着浓郁的异国文化气息，也时时传达出一种淡淡的文化乡愁。赏读这些文字，宛如林间散步，也似泉边小憩，不累，也没有沉重感。在轻松简洁的文字里，见出了先生的“才、学、识”和真性情。
作为国际笔会会员、纽约文艺协会理事、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会员，董鼎山先生从未停止读书、思考、写作以及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活动。2000年12月，荣获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授予他“终身成就奖”，可谓实至名归。如今年逾八旬的董老先生，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因了与生命的这种天然情份，先生的每篇文章里便葱葱郁结着一股真知赤心之气，在自然散淡的表述方式中，我们读出了一种生命的意义。
作者： 空心吉他
-- 发布时间： 2003/05/15 02:52am
[这个贴子最后由空心吉他在 2003/05/15 03:00am 第 2 次编辑]
林贤治《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162千字，印张7，标价12.00元。收录《鲁迅三论》、《鲁迅仍然走在我们前面》、《中午的黑暗》、《夜读遇罗克》、《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等计三十篇。
书中说到董乐山的时候引用了一段奥威尔的话：“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根据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这句话选自《奥威尔文集》，奥威尔最出名的小说《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都是董乐山翻译的，林贤治把这段话看作是董乐山关于翻译的自白。
董乐山一生译作颇丰，写希特勒的崛起和灭亡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记录1944年8月解放巴黎全过程的报告文学《巴黎烧了吗？》、斯诺在陕北的记录《西行漫记》、实录1932-1972年美国社会变迁的《光荣与梦想》、东欧作家阿瑟·库思勒描写红色恐怖的小说《中午的黑暗》、关于西方文化传统的普及读物《古典学》、观照人文主义源流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美国报人斯通对民主与自由的矛盾的思考《苏格拉底的审判》、传播信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卡赞扎基斯惊世骇俗的精神拷问《基督最后的诱惑》、以荒诞笔触嘲讽现实的黑色幽默小说《冠军早餐/囚鸟》，当然还有前面提到的奥威尔的小说。前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曾有《董乐山文集》，不过四卷本的格局自然是无法把这些译作收入其中，也不知未来会不会有全集，能把他的心血尽录。
奇怪的是，林贤治在编辑《散文与人》的时候曾和董乐山有过接触，但是林对于他的深入了解却是在老人过世后才开始。也许是因为林贤治一向专注于鲁迅研究和俄罗斯文学的缘故。
其实林贤治引用来赞扬董乐山的那段话，也未尝不是林贤治为文写字的写照。我对他的了解是从《人间鲁迅》开始，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他的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编选的《读书之旅》、《记忆》、《流亡者丛书》等都可一读。他对极权主义的痛恨贯穿在他所有的文字里。有人批评林的文章有深度，但是原创性不够，不过在我看，普及性的文字正好我这样的人阅读，重要的是立场。
网络上有林贤治的文集，其中也包括这篇《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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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空心吉他
-- 发布时间： 2003/05/15 02:58am
来自网易的文章：
红星照耀一九八四
2001年2月9日15:22:35 网易社区
star-peace
一般说来，提到翻译家，大都联系到文学，翻译家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文学中人。但想到董乐山先生的时候，却觉得首先要说的，就是他的翻译——尤其这几十年中在中国大地上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品——绝不仅仅是纯文学的。而且那些认为译者不过是尽量忠实地传达原著精神的看法有些低估翻译家自己的个性，实际上译者选择自己喜爱的作品翻译，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个性偏好，而从选题这个角度看，董乐山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
以我最早比较天真的想法，觉得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与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是两部根本不挨边的书，甚至可以说，是内容主旨截然相对的两本书。一个记述红色政权的成长，一个描绘极权主义的恐怖；一个作者后来成了文革中极少的几个获得中共青睐的高鼻子文人，一个作者则成了誓死反抗极权压迫的象征。我不太理解，怎么这两部作品的译者会是同一个人，董乐山何以会对它们同样喜爱。
我只好猜测，大概当年对《红星照耀中国》的翻译就像对毛泽东选集的翻译一样，是属于一种政治任务，可能是指令的结果吧。后来董乐山的译作以及他大力推介的作品，比如奥威尔《一九八四》、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卡赞扎基《基督最后的诱惑》、冯尼格《囚鸟》、库斯勒《中午的黑暗》、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以及《奥威尔散文集》等，可能才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他自己的意志，后面几部作品，领域不尽相同，但都表现出一种趋势：对既有的传统思想的冲击。而且，所有这些作品，都可以用一种非文学的视角来审视。
和董乐山先生的交往其实只有一次，而且那次的起因也不甚愉快。
接近四年前，刚去做文化版块，联系到在美国的华人学者董鼎山先生，请他为我们开辟专栏，介绍国外的文事。所有的样报和稿费等都寄到他的弟弟董乐山先生处。合作很顺利，不久后董乐山先生自己也应邀写了篇书介文字寄来。
鼎山先生长居美国，对中国这里的宣传禁忌自是不敏。先是一篇文章中对卡斯特罗不甚恭敬，我当然不敢发表，后来又有一篇写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的近况。索因卡是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第一位获此荣誉非洲黑人作家。其剧作以对非洲现实的讽刺而名，尤其对尼日利亚军政府的专权多有抨击，在尼国军政府靠政变上台之后，索因卡便流亡欧洲。鼎山先生这篇文章中，就有他对于当时尼日利亚军政府领导人阿巴查的微词，文章还赞扬了索因卡崇尚独立民主的精神。
本来刊登这篇文章的版面已经签付印，一两个小时后就要变成铅字了，却突然接到上级审查领导的指示，文章不能发表，理由是，当时我们的国务院总理同志刚刚结束对非洲N国的访问不久，其中就包括尼日利亚，人家还和阿巴查将军就尼中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怎么能在这时候说人家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不是呢？找死是不是？——我换稿时的狼狈和窝火自不必说了。
此后给鼎山先生发了传真解释，他回复说表示理解，并且请我看看是否可以转到不是很敏感的媒体上发表。这文章后来刊登在了武平兄主持的《中华读书报》上。过了几日，我打电话给董乐山先生，本是商讨他寄来的文章，并约请他写新文章的，却突然听到他很冷冷地说，让我把他的文章送还，说最近身体不好，又正欠着文稿，欲把文章发到别处；对于约稿，只说没有新资料和见解，不想写；甚至说以后也不会为我们写文章了。正莫名其妙的时候，老人自己把话挑明了：“你们那儿要求太严，连写一篇指责非洲政治腐败的文都不让发——这根本有什么关系嘛！”
报社离他家不是很远，我骑车过去，怀着迷茫的心情。门开开，里面是一位瘦弱的长者，脸色虽不好，却仍然把我让到屋里，坐下谈。屋子里是一股煮中药的味道——早听鼎山先生提及弟弟的身体很是不好，看到，闻到，就想起来了。我红着脸再三解释，表示歉疚，并希望理解。他一边咳嗽，语气和缓却很坚决：可以理解，但文章一定要收回。然后对上级部门文禁之烈一并声讨和清算了一番，甩下一句话说：“我不会写遵命文学！”其实他骂的正是我也想骂的，但如今对象却莫名其妙地成了我自己，这份感觉真是够别扭的。
好容易让他理解了我的处境，转换了话题，谈到文学和报纸了，他的话却很是让当时的我泄气。他说你还是不要做严肃文学吧，做通俗文学，一是没政治问题，而且也会卖的好。他是很客气地，真心地帮我出主意，不过我那时是决心要努力改变什么的。
我领教了董乐山先生的个性，那是个耿介的人，敢说话，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敢于用自己的方式表示抗议。
当时，《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奥威尔散文集》都还没有付梓，我后来也再没有直接接触过董乐山先生了，只听鼎山先生总在担心他的病。见到两本新书出来，我首先想到的却是在他家闻到的中药味。99年初，他的一位表弟打电话来，告诉我董乐山先生已经辞世，以后鼎山先生的样报和稿酬由他来管理。
但以后却时常会想起董乐山，旧书店或新书店里，他的译著总是能够见到。2000年的时候，斯诺夫人在中国的举动引起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风波，那时候我想到，其实斯诺写《红星照耀中国》，他的动因是像我们今天猜想的那么简单么？他笔下的共产党人，是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的、黑暗现实的反抗者，是为正义和民主的事业而奋斗的革命者，这是在当时感动了全世界的一群形象。斯诺夫人也许恰恰继承了这点勇敢的精神，在今天，历史也是要获得真实记录的。这个时候，我才突然发现《红星照耀中国》与《一九八四》确实有某种程度上的共通，它们是一种无畏，它们的精神是各自时代的先锋。董乐山先生对斯诺与奥威尔的共同关注，也许可以有另一种解释。
…………
1998年6月8日，尼日利亚军政府领导人萨尼·阿巴查突然死亡，军政府第二号人物阿布巴卡尔上台后，终止了阿巴查虚张声势的“还政于民”计划，开始筹划真正的民主选举。1999年2月27日，奥巴桑乔以绝对优势成为民选总统。1年之后，奥巴桑乔披露，经过调查发现，阿巴查在4年半的执政期间鲸吞国家财产达43亿美元。
中国媒体的国际版面开始大规模报道阿巴查执政时期的腐败问题，以及尼日利亚在军政府统治下国力由富裕转为贫困的事实。
…………
今天是1月16日，董乐山先生逝世两周年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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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晓满
-- 发布时间： 2003/05/15 12:02pm
才想董乐山与董鼎山是否有关系,就从回复里得到解答了,原来兄弟也.
昨天在一个BBS上讨论说要不要看翻译过来的国外书籍,有人提倡说要"看原版碟读原版书",当时颇不以为然的.我一向以为对另一种语言的阅读达到母语的程度是相当困难的,即使长期生活在国外,也不一定就能熟悉与完全了解人家语言的精妙吧?如果读优秀翻译家的书,应该不会有所损失.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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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光华昭阳
-- 发布时间： 2003/05/15 12:29pm
我认为是有损失的。要知道，就连朱生豪梁实秋这样的大家，也不得不承认双声与双关是译者的一双绝望，何况余子？
所以我采取鸵鸟政策，原著是一个字也看不懂的，译著我就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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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空心吉他
-- 发布时间： 2003/05/15 05:14pm
学富五车的大家当然是看原版的好。我这种半瓶子醋既看不懂原文，那就只有看翻译了。损失了又怎么样？总比一无所知要强。
董乐山兄弟四人，他行三，董鼎山是他大哥还是二哥暂未考证出来，他四弟董名山是地质矿产部南方煤炭测试中心的高工，他还有一个妹妹董木兰，原先在在国际新闻局乔冠华手下工作，也有一本书《域外拾零》。冯亦代称赞她和两位哥哥是“董氏三杰”，不过照我看，这也多半是借了董鼎山、董乐山兄弟的大名。
董氏出自浙江宁波，宁波近现代出色的人物不少，好像特首董建华也是宁波人氏，不知两个董姓有没有关联。我记得倪匡也是宁波人，还有那个爱做秀的余秋雨也是宁波的。素来有“宁波帮”的说法，文化科教界也是这样？那恐怕是天一阁的风水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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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晓满
-- 发布时间： 2003/05/15 05:40pm
对啊，我觉得因此不看译著的话，才是损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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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光华昭阳
-- 发布时间： 2003/05/15 07:09pm
损失么当然是有的，但是有什么法子呢？
曾经看过几段《枕草子》，以周作人的笔力，也只能译到这个地步。所以《徒然集》就不看了。
罗斯.瑟伯,《纽约客》风格 [董鼎山]
作家朋友之间常常谈到所谓「纽约客风格」。有一时期我也熟读了《纽约客》杂志的作品，模仿它的风格写作。《纽约客》杂志经过好几代的变换，其特殊风格依旧。我首次在上海中学时代读到《西风》杂志，只看看从《纽约客》转载的漫画。一九四七年到美国求学后才开始认真阅读《纽约客》，甚至还萌发了来日在该刊发表短篇的雄心。这梦始终未曾实现，不过多年来我经常订阅《纽约客》，对它历年变迁、各代主编人变换，以及编辑人员与撰稿者背景都很熟悉。最使我神往者是创刊人哈罗·罗斯（HAROLD ROSS 1892－1951）。此人脾气古怪，虽然不是作家，却是编辑怪才。我越是对他好奇，越是喜读有关他的传记。第一本读到的是《与罗斯一起的年头》（THE YEARS WITH ROSS）。此书於一九五九年出版，作者名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 1894－1961），本人也是美国文化界的传奇人物。
一九五八年，当瑟伯写此书之时，他已处在写作生涯中下笔最健、思维最创新的末期。这本书既是传记，又是自传，因为书中主角就是作者与美国杂志界编辑怪才二位。罗斯对编辑任务极为认真，细读所有来稿。他虽不能创作，而且有时文法不通，但编辑眼光敏锐。他能从读者立场的好奇心出发，对来稿所写人物凡有不明之处，必在稿纸上用红笔注明：「他谁？」(「WHO HE?」)。这个习惯成为文坛佳话，为其撰稿者人人都受过如此待遇。瑟伯是罗斯在杂志创刊时最早雇用的编辑。由於瑟伯是位幽默小品作家与漫画家，他在《与罗斯在一起的年头》中所形容的罗斯也成为讽刺漫画式人物。也因此有好几位《纽约客》老同事以为瑟伯的描写太不公平，可是读者则认为罗斯性格有趣可爱。
其实瑟伯并没有侮辱罗斯的意思，相反，他对罗斯极为尊敬。他的轻松笔法把这位滑稽怪才刻划得活灵活现。此书也可真是一部美国文化史，它描述了一群青年编辑与作家，如何从一次大战后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时期内，创办了一本前所未见的新颖杂志。罗斯、瑟伯及其他一些《纽约客》作家在文学写作上创造了一种新的风格。而今日，所谓「纽约客作风」还是为人所乐道，被作家所模仿。
除了瑟伯之外，且让我再举出几个名字（青年读者朋友们恐怕觉得生疏）。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散文家E.B.怀特(E.B WHITE)也是《纽约客》出身；而第二次大战时的《纽约客》战场记者A.J.李布林(A.J.LIEBLING)常被后代记者们视为新闻工作者的楷模。其他因《纽约客》而出名的作家不胜枚举。不过他们的才能都不如瑟伯多样化：能写、能画、又富含幽默。
瑟伯小品的清新可读是从E·B·怀特学来的。怀特曾出版一本名叫《风格的要素》（ELEMENTS OF STYLE）的作文小册，教导写作者（与大学生）如何写出可读的东西：文字必须简洁、伶俐、明晰、清新，不?里?嗦，不滥用虚词，宁精勿多，避免修饰渲染……这个传统至今仍为《纽约客》发扬继承。瑟伯以为说话与撰文之间距离极短，这即是说，写出来的东西，读来一定要顺口。
不要以为这样简洁明快的写作是容易的。我们这些有过写作体验的人都知道，添枝加叶乃是作家天性，多馀的字我们往往不忍减削；应当精简易解的文句往往遭到拖泥带水的连累。在小说家群中，海明威是简洁文风的高手，而瑟伯也不甘落后。下面一段是我随手在《与罗斯一起的年头》所挑出的，看它如何短短几句，便衬出罗斯不愿遭受干扰与厌嫌女性的怪僻：
他在早期将一编辑解雇，因那人竟带了妻子来罗斯办公室见他。罗斯一抬头，见她站在那儿，好似要从四方把他包围起来。很少女人，甚至他的下属，可以侵入他的私人圣地……但在那些享特权的女人中，有一个乃是我的第二任妻子海伦。
这几个简单句子道出了瑟伯与罗斯之间较那位被解雇编辑更密切的关系，也解释了他所具有的写这本回忆录的资格。下面是随便拣出的另一段，也把罗斯的僻性写得生动：
他发现了后非常不高兴：他凑巧进入那个女秘书们每天下午煮茶制咖啡的起坐室，碰着那座在他外出时所装置的可口可乐机，大惊失色。「如果我们设了一个糖果店，我不要知道设在哪里！」他悻悻嚷道。
瑟伯简单明确的文风不但受到怀特的影响，也经过了罗斯独有的润色。虽然罗斯本身不是作家，但他在杂志界作为编辑的名气之响亮，不下於出版界名编辑麦克斯威尔·柏金斯（MAXWELL PERKINS）。没有柏金斯这样一位编辑督导，我不信海明威、费兹杰拉德、汤麦斯和沃尔夫诸位大作家会有今日的名气。罗斯是小城市编地方报纸出身的编辑。他把乡镇的简朴作风带到大都市的纽约，渐渐地便将杂志写作上升成为文学。《纽约客》中的非虚构作品都是事实真确，客观而不事渲染，文字清晰易读，风格轻松。《纽约客》的特殊作风代表了罗斯的特殊性格。罗斯讲话的坦率爽快也因瑟伯在此书中的叙述而传遍纽约文化界。下面是他随意发言的例子：
「他妈的，我最讨厌身上带着女性荷尔蒙到处走动。」「我以为婴儿只是在清晨或是深晚出生的。」某日他在巴黎游玩，道出他拒绝进入一座以彩色玻璃著名的古教堂的理由：「彩色玻璃窘死人。」这些发言骤然听来毫无意义，可是出於罗斯之口，成为哲理。《与罗斯在一起的年头》书中多的是这些句子。
其实罗斯并非一个充满深奥哲理的人。他於一九二五年创办《纽约客》时，只不过是想替纽约有闲阶级供应一本有趣味的消遣杂志，不料由於他的脾气古怪与用人精明，使他成功地集中人才，竟把《纽约客》办成美国文学界一本权威刊物。年初，纽约一家书局正在筹备将瑟伯於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与罗斯在一起的年头》再版出世。这就成为我撰写这篇小文纪念美国文坛二位奇才的最好时机。瑟伯出书多种。他是散文家、短篇小说家、幽默大师、漫画家，对形成罗斯的《纽约客》风格贡献极大。他老年失明，最后一本著作是一九六一年的散文集《灯笼与长矛》(LANTERNS AND LANCES)。
(二○○一年二月五日於纽约)
2003-8-4 01:54 #1
barr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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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纽约客>的态度
哈罗·罗斯(HAROLD ROSS 1892－1951)是爵士时代的典型产物,喜欢有些低级的玩笑.当他决定创办《纽约客》时,只是想找一份好玩的差事,结果这本杂志发出了美国文化史上最独特的声音.其幽默的写作风格与谑而不虐的漫画插图,成了英语文化世界的重要标志,从詹姆斯.瑟伯,E.B.怀特,埃德蒙.威尔逊,到J.D.塞林格,约翰.厄普代克,这些美国当代最耀眼的文化明星让这份杂志变得貌似玩世不恭却志趣高雅,就像其第二任主编威廉.肖恩所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杂志"
董乐山 1924年11月14日出生于浙江宁波，1999年1月16日于北京病逝。董乐山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全国解放后曾长期从事新闻翻译和英语教学工作。1981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系主任，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中国译协理事，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美国社会与文学研究专家、作家与翻译家。著作有《译余废墨》、《文化的休闲》、《文化的误读》、《边缘人语》等；译作有《西行漫记》、《第三帝国的兴亡》（与人合译并校订）、《苏格拉底的审判》、《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奥威尔文集》、《韩素音自传》（之一）、《囚鸟》、《鬼作家》、《基督的最后诱惑》（合译）、《巴黎烧了吗？》等；编著有《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辞典》等。他翻译的《西行漫记》是斯诺这部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性著作中文译本中翻译得最好、流传最广的一部，译作文笔流畅纤巧，达到很高的水准。他是一位难得的信达雅俱佳的翻译家，所编著的《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辞典》独辟蹊径，是希图了解美国社会与文化的读者以及研究者一部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开放的翻译家人物谱之董乐山
《新京报》记者李辉
一直难忘最后见到董乐山先生的情景。那是在1998年末他去世的前些天，我到协和医院去看他，他的侄女专程从上海赶来，正在一旁照顾他。这是他一年内的再次住院。与前几次住院情况大大不同，这一次他只能躺在病床上握着我的手。手无力，人瘦得不像样子，脸色发暗。
他有许多话想说。我告诉他，我正在翻译他向我推荐的《走进中国革命》这本关于美国记者在中国的命运的书，并且和作者取得了联系。他很高兴。我说，有些老上海的地名和英文报纸的名称不清楚，他说可以来问他。怎么能够拿这样的事情打搅重病中的他？他说不要紧。我向他讲一些外面的事情。讲着，讲着，他突然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说了一句：“我没想到原来的追求……”他在说由热变冷的迷惘和失望，他在力求用简洁的几句话来概括自己的一生。说到这里，他把头转到另一边。他落泪了。
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着泪花。当然，也是唯一的、最后的一次。自两年前患癌症动手术以来，每次见面他都很乐观，依然是过去的那种温文尔雅，显得对病情并不在乎，说到会意时，仍是微微一笑。此时情景不免让我感到吃惊。我强烈感到他已经知道生命正在走向终点。他再也无法保持平静了。
我不忍看到一个熟悉的前辈，躺在病床上受回忆的折磨，赶忙岔开话题。我知道，他有一种想把心里话毫无顾忌地全部说出来的急切。过去在他家中，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过他的故事。我在编一套回忆录丛书的时候，他还把前几年写出的好几万字的回忆录拿给我看。回忆录没有出版，但是，从里面我知道了他过去的一些经历，其中不少人生体验，他从未公开描述过。读这些回忆录，听他讲大大小小的故事，常常令人感慨万分。但是，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让人感到一种凄凉，一种浓郁的伤感。他的话十分简短，我却感到他是在用全部生命把他讲出来。万般心绪此刻弥漫在一片白色中。
几天后他永远走了。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仍让人难以接受，好久我都不能相信这是事实。他才七十几岁，还有许多选题在做、想做。假以天年，他肯定会翻译出和写出更多更精彩的作品。如今，这只能是我们永远的遗憾。
在他去世一年后，我应董夫人任婉君之约，编选了四卷本《董乐山文集》，这才有机会系统阅读他的全部作品：小说、诗歌、剧评、杂文、随笔、书评、论文、词典、译文……不同文体构成了他作为一个文人的创作全貌。我称他为“文人”，而不是一般而言的翻译家、作家，乃是觉得像他这样一个一生中涉猎广泛的人，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打破了文体的界限（这带来编选归类的困难）、甚至职业的界限，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文体，显露出了与众不同的才华。无论有意而为或者不得不为，在他那里，最终都成为学识的积累和思想的深化，成为对自己意志的磨炼。也就是说，不管处在何种状态何种环境，他最终都能找到一种寄寓思想和才华的方式。他坚定地走在漫长的精神之旅上，以知识与思想破解迷惘，以了解世界、了解历史的热望支撑信念。尽管他并非豁达爽快之人，也从不以阿Q精神而自娱，但他绝对排斥委琐，反对碌碌无为。有这样的状态，他就不至于总是陷在怀才不遇、自怨自艾的情绪之中，而是能摆脱一时的委屈，一步步扎实地往前走去。可以说，他的生命从未停滞，从不苍白，最终以综合素质的积累，在翻译方面取得卓越成就，成为新一代翻译家的一个堪称典范的代表人物。
董乐山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40年代他写小说，颇有讽刺、幽默的韵味，这一风格，在中断几十年后，又在文革后创作的《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等小说中呈现出来。仍保持着一种对生活的敏感和对命运的嘲讽意味，只是显得更为老到辛辣，这自然得益于他当右派多年的磨砺体验，得益于他对奥威尔作品的熟稔。
当年在40年代的老上海，董乐山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麦耶剧评”。他以“麦耶”笔名崭露头角时，还不到20岁。初生牛犊，锐气十足，评点名家与明星，毫不心慈手软。然而，他绝非仅仅凭一股火气在那里闯荡天下，相反，他的剧评颇具创见，分析透彻而到位，笔锋犀利，读来如同行家里手的老到之作。正是这样的特点，使得“麦耶”一时成为上海影剧界风头出尽的人物。收在文集里的“麦耶剧评”尚不齐全，但在半个世纪过后，仅仅这些汇聚一起的剧评，也足以把老上海舞台的种种风情生动地展现出来，读它们，仍可以感到一股虎虎生气卷着文化余香扑面而来。
翻译最终成为职业，实在是董乐山不得已的选择。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当他在一夜夜埋头于《参考消息》的翻译时，是否还在留恋着当年的文学梦？但董乐山未能成为一个职业小说家、艺术评论家，却是翻译界的大幸。早年所接受的中西文化的熏陶，从事过小说写作和剧评的语言锤炼，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思想深度，诸如此类的综合修养，无形中奠定了他成为一代翻译大家的坚实基础。他注定要在这个领域大展身手，傲然而立。
董乐山，我国著名学者、翻译家，从十六七岁起就开始活跃于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在当时很多刊物上发表过散文、诗歌、小说和剧评。１９４６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进入新闻界工作，当过记者。１９４９年后，董乐山先生到北京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主持新闻翻译工作。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后转向翻译外国作品，他的第一部与人合作的作品是《第三帝国的兴亡》，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内部发行”。该书确立了董乐山在翻译界的地位，被一些大学的英文系当作翻译教学的范文。
“文革”后的二十年是董先生译、著甚丰的二十年，文学创作和批评也逐渐回到了他的笔下，他的文章言简意赅、一针见血。他的视野不再囿于纯文学，而转向有更广阔内涵的有关人类命运的历史、社会和文化问题。他固然是一个学识渊博、卓然有成的学者和翻译家，但更是一个符合最严格定义的知识分子。
第一卷分为：小说与诗、麦耶剧评、自己的世界、附录四部分。
小说与诗 收录已搜集到的董乐山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小说与诗歌。
麦耶剧评 收录已搜集到的董乐山４０年代以“麦耶”为笔名在上海发表的剧评，其中包括书评两篇。注明了发表时间或写作时间。
自己的世界 收录董乐山所写与个人经历有关的种类文章，包括回忆录、怀念他人的文章等。能反映个人生活状况的序、跋也选入此辑。
附 录 收录他人关于董乐山的文章、两次追思会的座谈纪要等。
第二卷分为：译后漫笔、翻译甘苦、译余废墨三部分。
译后漫笔 收录董乐山所写与自己翻译作品有关的种类文章，包括序跋、随感、漫笔等。
翻译甘苦 收录董乐山所写与翻译理论有关的种类文章，包括翻译理论探讨、翻译批评、词典编撰、语言综述等。
译余废墨 收录董乐山所写关于翻译心得的种类随笔。此辑文章主要从具体词句或掌故入手，大多短小、随意。董乐山曾在《读书》开设“译余废墨”专栏，并出版过同名著作。
第三卷分为：边缘人语、书话与书评二部分。
边缘人语 收录董乐山所写杂文或社会随笔。
书话与书评 收录董乐山所写书话和书评，其内容以介绍一本书为主。
第四卷分为：美国，啊，美国、美国的罪与罚、海外古今谈三部分。
美国，啊，美国 收录董乐山所写关于美国历史、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史话和专论性的文章。
美国的罪与罚 为董乐山１９９８年出版的研究专著，基本按照初版本收录。
海外古今谈 收录董乐山所写各类读书随笔，其内容不局限于单本书，而是带有概述性质的漫谈。董乐山曾开设过“海外古今谈”专栏，故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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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2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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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3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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