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18世纪的画作,有时是一些重要的作品已经被从它们原先的所在之处(所在地)被攫取,因为那些曾经在那些有关文艺复兴的艺术文明的边缘的富有的英国人、俄国人以及德国人游览法国,尤其是意大利,把他们在那里所觅到的杰作带回到他们的宫殿或者乡间的房子当中去;并且存在着一个由此所引起的愤恨的表征:并不仅仅是一个拉斐尔、柯列乔或者圭多•雷尼可能会被放逐,而是这样的画作正在离开为它们所为之而被创作的那些独特的目的地。”5在1990年8月10日出版的关于提香展览(这个展览从威尼斯的公爵宫巡展到华盛顿的国家画廊)的一系列著作的《纽约书评》(the Review of New York)当中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才公开地谴责这样的一种决定:为了一个展览而在全球运输一件欧洲艺术的杰作——贝利尼(Bellini)的《诸神的宴飨》(Feast of the Gods)。在他的《艺术博物馆及其敌人》(“Art Museum and Its Enemies”)这篇文章当中较早地触及到“原位性”这个命题。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短暂的博物馆》(The Ephemeral Museum: Art Exhibitions and Their Significanc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当中,哈斯克尔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更为详尽而得心应手地进行了论述。
这本著作的中心观点在于介绍在意大利17世纪最早的时间里一直到最近1994年的在英国的皇家艺术学院所举办的普桑的展览这一种类别的老大师的艺术展览(the Old Master Exhibition)(尽管在此书当中就这个主题本身而言没有形成单独的一个章节)。在他的一些前期的著作当中,哈斯克尔已经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主题以及一些独特的展览;例如在《趣味与古物》(Taste and the Antique(1981))当中艺术作品的被接受、展示与运动,《艺术中的再发现》(The Rediscoveries of Art (1976))当中的奥尔良收藏(the Orleans collection)出售的影响以及曼彻斯特“艺术珍宝展”(the‘Art Treasures’exhibition )的意义以及在《历史及其图像》(History and Its Images(1993))当中的所提及的于1902年在比利时的布鲁日举办的“弗拉芒原始艺术展览”(the Exhibition‘Les Primitifs Flamands’)等等。
另外一本对于“原位性”有着深入探讨的著作当属大卫·卡里尔(David Carrier)的《博物馆怀疑主义:公共画廊的艺术品展示历史》。(Museum Skepticism: A History of the Display of Art in Public Galler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这本书是对于博物馆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那些长久以来已成为定论的决定艺术作品的价值及阐释的批评主义的反思的多重的尝试。大卫•卡里尔在这本书当中所想表明的是:那些博物馆的怀疑者们就是那些怀疑我们的艺术博物馆的合法性以及其生存能力的人,博物馆怀疑论者坚持:艺术品在从它们的最初的位置到不同的、被分类的位置的转移的过程当中,正在遭受着不可避免的、破坏性的变化。这种抱怨自有其长久以来的渊源;两个世纪之前当欧洲的公立博物馆开放之时,这种抱怨就一直存在着。法国批评家卡特勒梅尔·德·坎西(Quatremére de Quincy)在1796年作评论时将其简约化,“博物馆们扼杀艺术以造就艺术史。”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后来的表述,即艺术作品的现代的机构化迫使艺术作品在博物馆的门槛之上为了其美学商品身份在它们的“膜拜”价值当中进行交易,这中观点已经成为艺术史思考的一种定势。
由安德鲁· 麦克莱伦编辑的文集《艺术及其公众:千禧年博物馆研究》收录了包括九位由艺术史家以及艺术博物馆界主管组成的学者所组成的团队的文章。其中安德鲁•麦克莱伦的题为《艺术博物馆公众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he Art Museum Public”)的文章是一篇极有价值的文章。九位作者当中其中有六位是学院的艺术史学者,这便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对于这个文集的主要论题——艺术博物馆当中的艺术品的陈列造成一种观点上的不平衡的状态。学院的艺术史家们倾向于将艺术博物馆看作是社会动力的产物,上层阶级或最近为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美学精英”(aesthetic elite)的人造物品;而艺术博物馆的专业人士们则更为关注博物馆所施加给观众的影响力以及就作品为沟通事实而采用的一些策略与方法。这种居于这两种阵营之间的张力对于艺术博物馆当中的专业人士以及那些学院当中的艺术史家都提供了一种益处。对于前者而言,他们将会看到那些研究艺术博物馆而身处其外围的学者们是如何审视艺术博物馆的;而对于后者,他们会对于那些艺术博物馆的专业人士实际上从智性上、时间上所应付的一切事情。
维多利亚•纽豪斯(Victoria Newhouse)的《艺术品以及放置的力量》(Art and the Power of Placement, New York, Monaceli Press, 2005)具有令人艳羡的适时性(timing)。艺术博物馆——它们的展览、管理、员工设置、资金来源、购藏以及藏品删减(deaccessioning)政策已经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激起了无休止的论争。博物馆被置于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美学的交叉点上,以至于不能排除地受到文化的全景的干扰来就某个机构化的主题进行讨论。而纽豪斯以一种强烈的专心致志将她的注意力从艺术作品转移到所影响的一切——我们对于艺术作品的经历(experience)上面去。《拉奥孔》(Laocoǒn)以及《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The Winged Victory of Samothrace)都处于她所说的“个案研究”(case study)的范围之内,这些艺术品对于其保存者之脆弱正如动物园中的动物之于其管理员一样。她以优雅以及确信来表明:不论一件艺术品在何时被展现,它悬挂于一个关于假定的矩阵当中,不论有意还是无意地,这些假定会影响我们对于它的观念。作为书评者的布赖恩•奥多尔蒂(Brian O’Doherty)认为,当艺术展示被一个个单独的实例进行分别解说,并辅之以一种关于学术的完美的排列的检视,以及一种可信的插图式的从埃及艺术一直到杰克逊•波洛克的画作的例证,这种答案是肯定的。
这本书考察了一个广泛意义上的艺术品的展示,力图表明它们被放置或展示的不同方式是如何影响到其意义、被接受甚至是它们的制造者所要达到目标的那种程度。此书由五个章节构成:每一个章节是在展示问题研究上的一个不同的关注点。“情境的复杂性”(The Complexities of Context)采用了古代希腊罗马艺术的例证并且检视了每一件作品从其一开始被制作直到当下的展示历史过程,思考了每一个特殊的处所(siting,例如神庙对卢浮宫)是如何影响作品的含义的。“艺术或考古”(Art or Archeology)探讨了在巡回展览“金字塔时代的埃及艺术”(Egyptian Art in the Age of Pyramids (1999-2000) )当中,在不同的地点的不同的展示策略是如何形成参观者对于被展示的物品的遭遇的。“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这一章则表明:在私人的住所以及那些公共的画廊当中的展示会影响一件艺术作品的美学上的感染力。最后,“放置艺术”(placing art)当中观看了博物馆展示的从墙体结构到就艺术作品的并置一系列的变量,还有这些变量如何极致地结合在一起为物品创造出新的意义的。纽豪斯就关于艺术品展示的问题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围绕众多实例、内容涵盖面广泛的给人印象深刻的排列,这也同时为那些在这个领域的学者们就触动他们的一些主要的、常见的问题或者疑惑提供一个极为有用的解答,但是就此书的结构而言,它缺乏一定的连贯性和整合。尽管每一章所探讨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在一些情形之下就有问题的艺术作品带到一种有趣的情境之中,但是那些个案研究对于更为深入的探讨而言则只是浅尝辄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