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未亡人的三城记（中）

云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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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愤青”

对于外出旅游，芬坦言她“早已失去了兴趣”，这与春的离世多少有些关系。而对于人情世风乃至社会时势的变化，一旦提及，往往言辞恳切，甚至忧心忡忡，大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1991年8月27日她写道：“读报，苏联形势急转，共产主义的带头国已彻底垮台了。这究竟毁在谁人手里？卫星国早已停止运行了，他们的前途如何，又去向何方？”对于苏联解体后前途命运的担忧，显然不仅仅是事件本身，也许会令她联想到自己的国家。同样地，物价奇高也让她愤愤不平：
“现在物价猛涨，两斤月饼即花去９元，往后生活越来越拮据，可以说有关衣食住行样样翻倍甚至两三倍的涨，这样下去如何得了。这难道就是过去所憧憬所向往的生活吗？对我来说是名副其实的‘老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境遇。”（1991.8.31）
如果说苏共垮台让芬忧心重重，物价奇高让她愤愤不平，那么对于儿子环所在单位的请吃请喝，她则怒形于色，奋笔疾书：
“今天各单位仍然上班，环单位主要忙于请客，公司如此吃‘社会主义’，将来会‘坐吃山空’的。反正花公家的钱，不用自己掏腰包，落的享受。”（1991.9.29）
这样的愤怒并非仅此一回，10月7日，因为儿子环要为舅舅舅母提前预订三张去厦门的卧铺火车票，而缴纳了每张5元的手续费，芬对此大不理解，认为“这只是美其名曰手续费，实质是合法的车贩子代替非法的(车)贩子罢了”（1991.10.7） 一年之后，芬旅居昆明，南昌的家人前来探望，言及火车拥挤异常，芬又发表看法，痛批铁道部：“从他们一路来的情况看，现在出门坐车比头几年更艰难数倍，真没想到车上竟如此拥挤，似乎比文化大革命串联时更胜。铁道部几经整顿，仍然如此，总之越来越乱，这能说是繁荣现象吗？”（1992.8.10）这件事过去十多天之后，芬和一位女眷晚饭后去逛街，遇见一个卖钱包的摊贩，于是两人各买了一只钱包，芬形容其“价廉物美”。在往回走的路上，看见工商税务人员没收了该摊贩的所有货物，芬认为“对偷税漏税的商贩来说被抓住就算倒霉”（1992.8.23）——刚刚还赞美别人的东西“价廉物美”，一转眼说到偷税漏税上，又绝不同情，以此看来，芬是一个能够于公私有所分晓、一丝不苟的人。
最为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3月19日，芬详细记载了自己当日读报的一段感受：
“读纽约《侨报》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其中谈到有关姓“社”姓“资”的争议，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这次会议（3月9—3月10日）为姓‘社’姓‘资’下了迄今最为明确的论断，判断姓‘社’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文章指出，这次会议是极为重要的、意义深远的会议，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社’家要看这三条，‘资’家难道不要考虑这三条标准的精神吗 ？”（1992.3.19）
个人生活史总是和一个时代的脉搏紧紧联系在一起，或者说通过阅读个体的生命历程一定能从中找到一个时代的痕迹。芬是一个闲来无事就会坐下来看书读报的人，在她的400多篇日记中，能如此认真地“读报”，仅此一回。不论是读报，或者评价身边的事情，她总能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多少有些“老愤青”的架势，这也符合她那一代人的性格特质。但是，她并不是凭空议论，联系当年的中国现状，便知她的所以“愤怒”其实言之有物。她抱怨物价奇高，实际上两年前的１９８８年中国就开始了“物价闯关”，一时间物价暴涨，虽然紧急调控后有所放缓，但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仍无处不在；她看不过公司里请吃请喝，认为最终会“坐吃山空”，实际上当时正是国营企业走向衰败和困境的时候；她批评铁道部“越整顿越乱”，实际上当时几乎没有一家国营企业不是人浮于事，管理乏力；而她所见识过的“价廉物美”的小摊贩正是当时私营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侧影。她在读报中提到的那个看起来有些尖锐的问题：“‘社’家要看这三条，‘资’家难道不要考虑这三条标准的精神吗 ？”其实直指了问题的核心。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坚定改革和开放的决心如铁板钉钉一样巩固了下来，从前纠结在种种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一扫而空，“社”家的三条提法之所以受到全社会的广泛支持，并不是因为“思想正确”，而是如芬发问的那样——肯定了一个常识。不论哪一个社会，这三条都不能被忽略。常识使一个国家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也使一个国家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

“走向衰亡的象征”

一年以来，芬没有生什么大的疾病，但各种小病却不时纠缠着她，时时提醒她这一切都是“走向衰亡的象征”。
“近日来肩膀痛，服1日药，胃2-3天都不适，……下午正在埋头写信，突然一阵胸痛，持续了数分钟，连背、肋都感到痛。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形，我怀疑是心绞痛。”（1991.9.24）
“最近一个时期右肩疼痛，行动臂力都受影响，近几天来右边小腿及脚踝脚臂都麻木，脚踝向上不能弯曲，昨晚用较热的水泡脚，随后又按摩脚腿，今天感觉稍灵便点。”（1991.10.8）
“近来感到肠胃不适，尤其是晚上躺在床上，气往上顶，有时感到胸闷，翻来复去久久不得入睡，甚至到凌晨3-4时才渐渐入睡，可能和食物结构有关，这几天我一直注意细嚼（食物），似乎也未见效。”（1992.4.5）
“昨夜又感到胀气，比任何一次都严重，如果从饮食上找原因，也许是包子面太硬，至于菜方面的原因很小。……夜里睡觉很少（卧）右侧，因防突然（疼痛）袭击，真是苦得很。”（1992.6.4）
“近午夜１时，因乳房淋巴管及背部脊椎附近亦痛，一夜几乎没好睡，我还以为癌症要发作呢。忍痛用力按摩，白天仍感很痛，仍不断按摩，效果不显著。”（1992.6.13）
芬并不是一个柔弱的人，她从来不在家人和亲戚面前表现出她生病或身体不好，但是从内心深处，她仍然很羡慕比自己年长的哥哥有一个好身体，“他们的精神真好……（我）佩服得甘拜下风。”（1991.10.9）同时，芬对于自己的身体又倍加用心，一有小问题及想法料理，并时时留心各种病发的原因，这与春的离世有极大关系：
“这些日来，我经常回忆春在世的情景，尤其是他将要走完他生命之路时的那些日子。他自己早有预感，而我无知，总以为注意不感冒发烧不因此而引起气管炎，注意保养维护就好，见别人的气管炎能拖一、二十年，同时也同意他的尽量不用药或少用药的观点。因为对这种器质、功能性的病无特效药可以医治，他不用补药，认为营养够了就行。我也有同感，而就听之任之，现在想起来如果当初就注意补养，或许不致早离开我的。一句话，是我无知无能才酿成如此后果，因此该我自食苦果。”（1991.10.6）
芬极其责备自己未能重视春的病情，这或许是她在晚年不可自我原谅的一个心结，没有了春，自己就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也只有多自珍重。1992年8月23日，芬自昆明返回南昌，当日离开时，居然摔了一跤，“右腿膝头摔伤，虽表面无伤破，三筋骨似乎受伤，有痛感。”（1992.8.23）回到南昌后，她总结此行的所有得失，感慨道：“此次从昆明回来自我感觉较之85年差远了，这就是走向衰亡的象征。”（1992.9.2）的确，无法逃避的衰老，已经离她越来越近。

兄长的脚步

在芬这一年多的日常生活中，与她关系最为密切的，既不是她的儿子环，也不是淘气的孙子广文，而是她的哥哥和嫂嫂。其中的原因，根据日记的内容推测大致有二：其一是在将近300个日日夜夜里，芬都旅居昆明，与哥嫂生活在一起，这无疑拉近了芬与哥哥一家的现实距离。其二也有更为微妙的地方，便是与春的去世有关。在春去世之后三年的光景里，芬在内心深处仍然没能从这种伤感中完全走出来，她愈加思念撒手人寰的春，就愈加觉得自己孤独无依，虽然她关心儿子环，关心他在生活中哪怕一个极其微小的点滴；虽然她能从儿子的背影中看到丈夫的轮廓，但这一切都无法排遣她内心的苦闷与孤立感，在这种处境下，她与兄嫂的关系和睦融洽，或者可以理解为“长兄为父”在她心灵深处的影射。儿子（女儿）、父亲（母亲）、丈夫（妻子）是一个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血缘关系，相对于儿子（女儿）来说，父亲（母亲）、丈夫（妻子）这样的横向关系或许更让我们觉得可靠和安全，因为儿子（女儿）担负了延续下一代的使命，他们的步伐终归要走出去，离自己越来越远。
1991年9月17日下午三点半，哥哥嫂嫂以及他们的女儿泽莹三人来到了芬的家里，从这一天到1992年8月23日，芬一直与兄嫂生活在一起，关系极为融洽。芬在当日写道：
“下午三点三十分左右建安送舅舅舅母等来到家里。我和平接待，平为他们做米粉吃。昆明一别转眼六年多，他们的变化不大，嫂较前胖了些，泽莹和哥哥似乎瘦了点。“（1991.9.17）
兄嫂的到来给芬一种如见父母的感觉，格外亲切，同时也无意中化解了她与儿媳雅年之前的矛盾。哥哥此来游兴非常大，他在妹妹的家里只待了几天时间，就去了苏州（苏州有一位亲戚叫嘉芝，与芬及兄长的关系非同一般，笔者揣测可能是芬的另一位妹妹，因无确凿证据，仅做揣测——笔者注），未及几日，又于10月1日经由上海去杭州，10月9日方才返回南昌。在南昌又未待上几天，再次动身前往厦门，10月14日，“午饭后，靠在沙发上准备打盹，闻敲门声，原来是哥嫂由厦门返回。……这次旅途基本结束。”（1991.10.14）直至这一天，兄嫂才算暂时安顿了下来。令芬感慨不已的是，虽然兄嫂车马劳顿，但精神状态却比自己要好很多。这也是他们能长途旅游的基本条件之一：
“他们到家（自杭州回到南昌）8时多。他们的精神真好，未买到卧铺坐着回来的。等吃了米粉后接着三人洗头洗澡，仍无倦意。下午哥和泽莹都盹了一会儿，嫂嫂未合眼，（我）佩服的甘拜下风。”（1991.10.9）
除此之外，雄厚的财力支持也是兄嫂此番旅途愉快的重要保障。在10月14日兄嫂返回南昌后，芬记述到侄女泽莹路过上海时“买了800—900元的衣服”，如果按照今天的购买力折算，这八九百块钱的花费，至少相当于现在的三四千元了（按照当时猪肉市场价3.00/斤的比价计算——笔者注），由此可见兄嫂家道的殷实与富裕。芬到兄嫂家里旅居将近一年，期间几乎每餐都有亲朋前来，再加上日常开销等等，全部由兄嫂供养，并未出现那种像儿媳雅年“不愿我家的成员回到家来”的情况。
哥哥除了到处旅游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打门球。自1991年11月18日回到昆明后，哥哥只要有空就会去打门球，后来还参加了门球比赛，不幸的是打了三局，全部败绩，但即使这样，也没有能挫伤哥哥的兴致。只要有空，他都会出去打门球。
与芬一样，哥哥家的人脉关系也十分广博。1992年2月3日是旧历羊年春节，就在这之前的几天里，哥哥家里相继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来自郑州，一位从台湾远道而来。其中郑州客人名叫余开道，是嫂嫂的表兄，他此番携妻儿来，很可能是要与哥哥一家共度春节。那位台湾客人究竟和哥哥有什么样的关系，芬的日记中并未提及，仅仅能看出的是，跟随这位台湾客人前来昆明的人中，有一位叫“开芬”的女眷，她应该是哥哥或嫂嫂的亲朋：
“下午和哥一道去尚义街年货市场到家已近5时，稍后即淘米。我和志勇（侄子）正在看电视时，楼下传达室喊有客人来。原来是他们一直盼望的‘郑州客人’，当时忙乱一阵，接着一块进晚餐。晚上我和志勇欢看球赛，他（郑州客人）在哥房间叙家常，一直到午夜12点半。”（1992.1.27）
“今天泽莹、世英（根据推断有可能是泽莹的丈夫）及郑州来客吃午饭，准备迎接‘台湾贵宾’，飞机准时到达昆明，据说等待进口检查等了1个多小时，他们由机场返回时已四点多。晚饭后哥嫂等到开芬下榻的‘金龙宾馆’去拜访台湾来客人。客人赠送兄嫂各一枚金戒指，世英夫妇石英手表各一块。”（1992.1.30）
“台湾客人”此来昆明出手相当大方，不仅赠给兄嫂金戒指，还赠给晚辈石英手表，这些“礼物”在当时的大陆都是“奢侈品”，手表甚至是当时年轻人结婚的“三大件”之一，由此可见这位“台湾客人”的阔绰，也能管窥到当时台湾经济的发达。至于之后这位“台湾客人”还与兄嫂一家发生了怎样的交往，可惜芬的日记中再未提及。
兄嫂一家在南昌一共待了不过半个月，对于这座城市，他们似乎十分熟悉，所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游览计划，唯一的一次，也因为中途嫂嫂出了点意外而扫了兴致。10月17日，芬陪着兄嫂前往参观滕王阁，不想却节外生枝：
“早餐毕，同兄嫂乘坐1路电车直奔滕王阁，电车到终点站全下来。谁料在这一瞬间嫂嫂右手中指被电车扶手栏杆夹住，夹破一长条，流了不少血，见此情况我建议改日再来，赶紧去医院要紧，他们都说既然来了还是去吧，嫂嫂手痛难忍无心观光，她就坐在门口内休息，我们三人就买票进阁了。门票涨价，每张4元，观光者多为外地人，大家都认为门票价格太高，与国内其他地方相比是贵了些。既然慕名而来，再贵也都认了……
下午陪嫂去医务所看，又不巧碰上他们学习，不开业，只好去二附院，普外下午不挂号，又只好挂急诊，在医院等了约两个小时，今天真叫出行不利。”（1991.10.17）
此后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芬每天都陪嫂嫂去医院换药清洗伤口，直到10月30日，医生认为已经痊愈了，方才停药。而因为这件事情，他们再也没有“隆重”出行过。
11月12日晚上九点，芬与哥哥嫂嫂离开南昌，坐火车前往长沙，去拜访阔别四十多年的泽寰一家。将近一年的旅居生活，即将拉开序幕。

长沙五日

长沙的泽寰一家，与芬及兄嫂是怎样的关系，日记中并未透露，但联系哥哥的女儿“泽莹”的名字，以此推断泽寰应是晚辈，另有一个人叫“祖明”,日记中虽然未重点写及，但从其后来对晚辈们说的一席话中判断他应该是和芬及兄嫂同辈的人，或为袍泽。同时，芬与泽寰一家，已有四十多年未见面了，可谓阔别重逢：
“车到长沙站时大约是7点半，泽寰和祖明至站台接我们。……餐毕坐下叙家常（以及）阔别40余载的各自的经历遭遇，各人都有各人的喜乐辛酸。几乎全天都在闲谈，天南海北各处的情况，真是往事历历在目，不堪回首。……当夜我久久不得入睡，想起很多往事。我们四十年前别江汉，劳燕分飞各自散，今又聚首于湘江，别时容易见时难。”（1991.11.13）
这一夜，对芬来说肯定是难眠的。四十年前，正是一个江山鼎革的年代，她也正当青春，在亲历了极其动荡的岁月之后，眼前的这个社会多少令她感到欣慰和期待，随之而来的，是她要以实际行动来付诸的人生理想以及对于新社会的追随，也许在这个过程中，她遇到了日后要与她白头偕老的春；又或者，在此之前，她与春早已认识并成婚（后一种可能更大些——笔者注）。对于这一切，作为一个距离现场十分遥远的书写者——我只能凭借自己狭窄的想象去复原当日的情景，或许有所契合，或许失之千里，至于真相到底是什么，只能像一个谜永远地留在我的揣测中。
在长沙的第二日，即1991年11月14日，芬吃过早点后，在泽寰等人的陪同下游览了岳麓山，先逛了商场，之后乘专车到了岳麓山下，第一站到达爱晚亭，然后是岳麓书院，之后又去拜谒了蔡锷和黄兴两位革命党人的公墓，最后登上了岳麓山的最高处，“极目楚天，长沙市尽收眼底，待到我们下山时已是下午四点过了。”（1991.11.14）美丽的岳麓山似乎没有多少能打动芬的地方，倒是一位叫彭立珊的慈善家让她印象深刻：
“首先顺路逛彭立珊地下商场。商场布置的井井有序，商场中心正中一处，设有喷水池，别具一格，在另一边有石碑，介绍彭立珊的捐助项目十余项及捐款数额，捐助项目中还有彭立珊捐赠的车队。他实为一名爱国爱乡的华侨，今仍在香港。”（1991.11.14）更有意思的是，芬一行上山下山乘坐的接送车都是“彭立珊的专程车”，看来这位华侨在当时的岳麓山影响力的确非同一般。
第三日，泽寰原计划上午陪芬去参观马王堆展览馆，但因为家中来了钟骆和两位小孩，便改在了下午。“下午留钟骆和祖明在家，我们六人前往（这六人应该是兄嫂二人，芬，泽寰，钟骆和祖明——笔者注）展览馆参观”（1991.11.15），当时的马王堆门票每位2元，芬认为这“也不便宜”。在马王堆，芬亲眼看到了“从女尸出土时的穿着（及）直到出土的棺椁等。”游览结束后，他们又去了烈士公园，那是一个整洁、清净、宽广的地方。第四日的早餐上，芬品尝到了泽寰买回来的长沙久负盛名的“德园”面包，“大家都异口称赞”，然后在泽寰夫妇陪同下去了另一位亲戚泽琳家，吃过午饭之后，“大家一同去参观湘江第二大桥，桥长2-3公里，结构独特，为钢索拉力，共三组钢筋，每组有15对对称的拉筋，雄伟壮观，我们走完全桥，并摄影留念。”（1991.11.16）最后一天，客人钟骆带着两个孙子离开长沙返回资兴矿，泽寰继续陪芬逛了天心公园，并在批发市场买了一些土特产，晚饭前泽琳又馈赠了莲子及特级花茶，作为芬一行即将离别的礼物。晚饭之后，“沙萍爱人李湘甫和永坚（二女儿）婿周志明约我们到他们各自的小家庭走一趟”，芬欣然前往，感慨“他们都有一个美丽漂亮的小家庭，家庭陈设远胜过老一辈。”（1991.11.17）
以上这些，构成了芬及兄嫂在长沙逗留五日的全部经历。虽然这些都是一些琐碎无奇的日常生活，但细细琢磨，仍然能窥看到当时社会的风貌。1990年代是中国民营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根据统计，1990年中国乡村集体企业实现利润265.3亿元，首次超过国营企业的246亿元，前者的销售利润率达到了5.6%，后者则出现了大量的仓库积压和滞销现象。1991年11月25日，上海牌轿车宣告停产，此后两大曾荣耀一时的国产汽车品牌——红旗牌轿车和上海牌轿车均告消亡。但这些并不是1991年中国经济史上最重要的新闻。当年发生在中国经济界最广为人知的事件莫过于牟其中的“罐头换飞机”，他以某种类似行为艺术的癫狂告诉人们当时中国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多么迅速（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上》）。正在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港台商人奔赴内地投资、支援家乡建设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同时以慈善、寻根、认祖等为背景的海内外文化交流活动也滚滚而来，芬的日记中所提到的彭立珊正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缩影。
彭立珊即今日为人熟知的著名慈善家余彭年，祖籍湖南娄底，80年代起即热情支援家乡建设。1981年起他先后捐资2500多万元支援长沙建设，兴建社会慈善福利事业项目20多个。1988年，余彭年购买了二十辆在当时相当豪华的大客车，创建了“立珊专线”，行驶在长沙火车站至湘江西岸岳麓山下10公里长的最繁忙交通线路上，时至今日仍在运行。(见2010年12月27日《潇湘晨报》)芬的日记中提到的“彭立珊的专程车”应该正是余彭年创建的“立珊专线”。
其次，我们应该注意芬笔下有意无意地留下的一些民生数据。对于物价，芬一直耿耿于怀，她认为“物价猛涨，决不是是过去所憧憬所向往的生活。”1991年，马王堆的票价每人两块，再联系上文提到的南昌滕王阁，每张门票四元，对此芬认为“并不便宜”，这种态度还是建立在芬自身并不拮据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由此推测，“每张两元”和“每张四元”的观光门票对于普通人而言可承受的可能性或许更小，因为对比1991年最基本的猪肉价格——每斤3元多来说，确实不成比例。根据统计资料显示，1991年12月20日至23日国家在昆明召开了14省市生猪预测预报协作区例会，在此次例会中通报的生猪市场总体趋势为“生产稳中略降，购销持续平稳”，14省市该年11月份玉米平均价格为每公斤0.61元，大米每公斤1.06元，北京猪肉集市价每斤3.18元，重庆2.00元。（1992年1月8日《肉禽蛋》第一期。猪肉价格来源为当时商业部财会物价司提供——笔者注）对比以上数据，我们就会发现芬所谓的“并不便宜”其实很有道理，90年代国内日用生产资料供求还未完全放开，上海、新疆等部分地区诸如猪肉供应仍然实行凭票供应，当年10月28日国务院还在下发《关于进一步搞活农产品流通的通知》，要求切实解决农产品供应滞后的问题。由此可见经济繁荣一方面确实给民众带来了福祉，但因为发展畸形，“国退民进”，两年前“价格闯关”的后遗症并未真正消除，市场秩序时有反常，在工资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1991年北京市职工工资平均月收入为239.75元——笔者注），一个景区的门票直追当时最基本生活资料的价格，惹来芬的敛眉和不满，已然存乎情理之中。
再次，从芬及兄嫂在长沙停留五日的所有经历来看，作为晚辈的泽寰一直从开始陪到了结束，可谓毕恭毕敬，更有亲朋不辞辛苦自资兴前来看望，临走之际女眷又十分礼貌放地赠送了礼物。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他们阔别四十余载，此次见面对对双方都显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也能映射出一个传统家庭的尊卑关系。虽然从日记中难以准确推断出这些晚辈及亲朋与芬的关系，但他们对芬的尊敬以及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尊卑关系却一览无余。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在芬离开长沙的前一天晚上，“沙萍爱人李湘甫和永坚（二女儿）婿周志明约我们到他们各自的小家庭走一趟”，我们看到，这里的两位邀请者都是男性。从文本中推断，沙萍和永坚极有可能与芬有着某种直系或旁系血亲关系，但最终的邀请者却并不是这两位女性（血亲关系上她们与芬更为亲近）。这是一个十分微小的细节，但它却揭示了在以芬或者芬的兄嫂为核心的血亲家族中，宗族、男女之间的微妙关系。男性出面邀请宾客表面上代表的是家眷的意愿，但家眷毕竟在家庭关系中从属于男性，因而实质上代表的是整个家庭，也代表了对长辈的尊敬。这种关系，看似随意和不起眼，实际上却是层级森严和不可冒犯的；同时，它和芬的身份也是互相匹配的。这一细节能否作为20年前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的一个样板去看待，或许还需要更为确凿的证据，但是它毕竟使我们窥看到了一个尚未遭受工业化和现代化瓦解的传统家庭内部的秩序，男女有别，尊卑有分，真实而震撼。
1991年11月18日十二时二十分，天空万里无云，芬及兄嫂自长沙坐飞机前往昆明，在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里，她一共要待上297天，真正的旅居生活开始了。（中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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