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安立志:宋江一伙并非农民起义

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梁山一伙人,规模越来越大,势力越来越强,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这在官方史书上是有记载的。

  向来,论者都将宋江一伙与秦末的陈胜、吴广相提并论,将其称为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一部分。“文革”时期,农民起义更被赋予了过高评价,权威的说法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那么,农民起义如何定义呢?《辞海》的释义是:“农民阶级为反抗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爆发的武装斗争,往往发展成为农民战争。”不言而喻,“农民起义”的主体是“农民”,那么,哪些人是“农民”呢?《辞海》认为,农民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并进一步指出,农民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者”。

  基于这些基本概念,要认定梁山这帮人是否属于农民起义,需要进行必要的分析。在一段时期内,阶级分析曾是分清敌我的政治方法与思想方法,但经过1980年代初期对“文革”的否定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这套办法早已弃之不用了。我们倒不妨从尘封已久的“军火库”中找出这件已经生锈的“武器”,展开一下我们的话题。

  做这项工作需要下一些统计学方面的功夫。对这部名著,笔者虽曾多次通读,但要搞清每个人物的出身并不是轻松的事情。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上梁山之前已在别处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且至少来自10个山头,如少华山、桃花山、清风山、对影山、黄门山、白虎山、二龙山、饮马川、芒砀山、枯树山,以及王伦时期的梁山泊。对这些没有明确纲领与旗号的绿林人士应当如何看待呢?笔者以为,分析他们的出身,应以他们落草前的经历为基础。按照这一原则,经过反复查阅核对,可把梁山108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朝廷军官。共21人,占梁山全部成员的19.4%。这些人当然与农民毫不相干,他们虽然都在官军供职并担任不同的职务,但走上梁山的情况各有不同。一是朝廷官员迫害之下的无奈选择,如林冲;二是因为不同缘由在官军无法立足,只好另谋出路,如鲁智深、杨志、花荣、黄信、秦明、孙立、徐宁;三是与梁山作战时被俘,这批人占了大部分,如呼延灼、韩滔、彭、索超、关胜、宣赞、郝思文、单廷珪、魏定国、董平、张清、龚旺、丁得孙。除林冲、鲁智深外,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存在反叛朝廷的内在动机。特别是其中的几位名将,如呼延灼、关胜等人,决不会为宋江的先松绑、后下拜、再劝降的“三部曲”以及“朝廷昏庸、奸臣当道”的说词所感动,从而放弃体制内优越的社会地位而背叛朝廷。小说无法从人之常情的范围来解释,于是只好以“本来上应天星之数”的虚幻路数来解决问题。由于他们暂栖梁山是出于种种不得已,因此,他们成为宋江推行招安路线的支持力量是可以理解的。笔者不解的是,梁山招安之前,在童贯、高俅率领朝廷大军围剿梁山之际,集中了来自全国的许多优秀将领,此时的宋江为何放弃了前期招降纳叛的基本做法,从此再无一人加入梁山呢?只是因为天罡、地煞的员额已经满编的缘故么?

  二是基层官吏。共13人,只占梁山泊总人数的12%。这些人当然也不属于农民阶级。除宋江外,他们大多属于地方政权负责司法、治安的基层干部。这些人既不忠于朝廷,也不忠于职守,官匪勾结、徇私枉法、以权谋私,如宋江、朱仝、雷横、戴宗、李逵、施恩、杨雄。这些贪官或污吏,其实是赵宋政权墙基上的鼠类或白蚁,他们的行为每时每刻都在啃噬、破坏着朝廷的统治基础。而这正是姚文元在“文革”中提出“清官比贪官更坏”的理论根据。这条在梁山折腾一番,再以报效朝廷、保国安民为名寻求朝廷招安的路径,不免暗含“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的讽刺。当然,武松、裴宣、乐和等人还是尽职尽责的公务员,只是由于官场腐败、司法不公,才被迫选择了落草之路。至于蔡福、蔡庆、李云,或因利弊权衡,或为形势所迫,则是另一番情况。这些人在梁山成员中,虽然人数不多,但其能量不可小觑。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宋江,此人虽然出身小吏,但因其身为盗魁,且精于权术,其主张的招安政策竟然得逞。正是由于这一错误路线的实行,不仅断送了原本兴旺的梁山事业,也导致梁山成员死伤惨重。这些本来属于体制内的人们,无论有意或无意,除武松、李逵外,多数人都不会是造反或起义的坚定支持者。

  三是地主乡绅。共10人,只占9.3%,在人数上不具代表性。按照传统理论,地方乡绅原本是农民阶级的对立面,这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详尽分析。地主乡绅由于物质丰裕、生活安定,不可能对现行制度产生反叛之心,玉麒麟卢俊义就是一个突出典型。在北京大名府,卢俊义不仅家中豪富,且武艺高强,具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威望。无论如何他也不会上山落草,从而背负叛逆之名。宋江、吴用采用骗和逼的手段迫使卢俊义上山入伙,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安富尊荣的人生轨迹,甚至经历了本来不必经历的倾家荡产、九死一生的悲剧人生。而李应、扈三娘在郓州地面是与祝家并立的富户与财主,他们是在祝家庄战役中被迫或被俘上的梁山。在这个群体中,吴用是一个值得专门提及的人物。在宋代农村,拥有文化与拥有土地,都会受到社会相当的尊重。吴用是村里的教书先生,然而他并不安于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他利用一切渠道和机会,甚至不惜触犯国法,挑战现行体制,以改变自身的命运——正是他策划了劫持生辰纲的惊天大案。梁山事业的做大做强,固然有他的功劳,梁山最终接受招安,吴用也难辞其咎。

  四是专业人士与手工业者。共11人,占10.2%。他们中有书法家、金石家、医生、兽医、银匠、铁匠。有的长于船舶或火药制造,有的精于计算和器乐演奏。他们与从事土地耕作的农民并不相同,作为专业人士,凭借一己之长或一技之长,可以维持不错的家计,并受到社会的尊重。所以他们没有上山为匪、反叛朝廷的内在动力。他们的落草情况各异,被裹挟、被俘虏者有之,如萧让、金大坚、安道全、凌振;为逃避刑事处罚者有之,如孟康。郑天寿、侯健、汤隆、蒋敬、马麟、皇甫端,则是因为其他情况上山的。他们的专业特长对梁山当然有用,事实上,这些人上梁山之后,所发挥的作用也主要在各自的专业领域。

  五是渔猎与商贩。共23人,占21.3%。这个群体中,在经济地位和生活境况上最接近农民的,应属作为渔民的阮氏兄弟和作为猎户的解氏兄弟。燕青、杜兴虽也属草根阶层,但他们已进入地主乡绅的生活内部,并成为其家庭事务的管理者,因此,他们与本阶层其他人的生活境况已有较大距离。

  由于北宋商业经济发达,从事经营与商贸的群体较大。开酒店的有孙二娘夫妇、顾大嫂夫妇以及李立、朱富、曹正、王定六,从事商贩的有燕顺、吕方、郭盛、童威、童猛、石秀。然而,这个群体与纯朴的农民具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与现实追求。他们中不少人根本不是遵纪守法的业者与商贩,多数都有违法犯罪纪录,有的本身就是黑社会分子,如孙二娘夫妇以卖人肉为业,童家兄弟则从事贩卖私盐的违法生意。李立的开黑店与孙二娘差不到哪里去,甚至险些把宋江“加工”出售,可见并非良善之辈。这些人由于闯荡江湖,见多识广,较少拘束,崇尚自由,对社会的差别和生活的艰辛自然有所体会,因此有着改善自身生活处境的强烈愿望,却没有明确的政治追求。比如三阮就十分向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绿林生涯,而且具有无视朝廷戒律的反叛精神。接受朝廷的招安,博个封妻荫子,并非他们的奋斗目标,在梁山事业中,他们的精神支柱主要是自由与义气,而不是宋江的报效朝廷。

  六是游民与山匪。共28人,占25.9%。这些人有盗贼、赌徒、劫匪、相扑师、流浪汉,还有耍枪棒卖野药的,如李忠、刘唐、白胜、石勇、张横、张顺、李俊、薛永、时迁、邹渊、邹润、焦挺、郁保四、段景住。欧鹏则是军户出身,社会地位并不高,因为得罪了顶头上司,被迫流浪江湖。还有一些身世不明、出身不详、书中也未交待何时、何故落草为寇的,如朱武、陈达、杨春、周通、杜迁、宋万、朱贵、杨林、邓飞、樊瑞、项充、李衮、鲍旭。这些人不是前科在身就是负案在逃。总之,这个群体多数属于“重点监控人物”。他们上了梁山,梁山也就变成了“洪洞县”,其影响主要是负面的。这些人无所谓造反与反叛,他们本来就是社会的异己,不仅官方将他们作为打击对象,民间也对他们深恶痛绝。他们向来被视为社会渣滓,具有强烈的仇视社会的心理,因而是一股不折不扣的破坏力量。如果将这些人的行为也叫做农民起义的话,那么,梁山事业就真成“痞子运动”了。

  此外,还有两位特殊人物,一位是前朝皇族柴进,一位是全真道士公孙胜。从情理上讲,这两人不仅与农民无关,也与造反无缘。大宋开国皇帝曾给柴家颁发誓书铁券,用“成文法”的形式对柴家特权予以保护,只是由于当朝权贵的仗势徇私,才将柴进逼上梁山。公孙先生另当别论,作为出家人,尘缘未了,难脱物欲,他一出场就为生辰纲而来,而且直接参与了劫持行动。他虽然一度离开梁山,最终还是坐了第四把交椅。

  根据小说的描述,梁山好汉中真正与“三农”沾边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九尾龟陶宗旺,书中说他“庄家田户出身;能使一把铁锹;有的是气力”。(第四十一回)一个是铁扇子宋清,“在家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第十八回)宋清此人有着直接的官方背景,其兄宋江担任郓城县押司,与知县大人过从甚密。从其家世可知,其父宋太公至少也是宋家村规模不大的地主,而宋清的“涉农”资格则不无疑问,至少不会直接从事农田耕种,大约与庄园、田地的管理有关——这从他上梁山后负责排设筵席可见一斑,一个庄稼汉无论如何是无法胜任这类礼宾工作的。如此看来,梁山108人勉强称之为农民的大概只有陶宗旺一人。由此可见,梁山事业到底与“农民起义”有多大关系呢?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大概印象,梁山成员的六种类型,第一、二两类即朝廷军官与基层官吏,加上前朝皇族柴进,属于山寨的上层(共35人),这些曾经领官俸、吃皇粮的群体,不仅上山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上山后也多处于决策层。第五、六两类即渔猎与商贩、游民与山贼,属于山寨的下层(51人)。这些人不仅上山前属于草根和底层,上山后仍然属于下层,尽管人数不少,从梁山序天罡、论地煞、排座次的议事规则看,他们是没有任何参与和决策权的。而第三、四两类即地主乡绅和专业人士、手工业者,加上著名道士公孙胜,则属于山寨的中层(21人),大体上属于有待遇无权力的处境。这与他们上山之前的社会地位差别不大。虽然其中的卢俊义是山寨的二把手,但一把手与其他班子成员在决策权上的差距,是国人皆知的。

  这样一个群体,这样一套机制,都在说明,他们并不是一个致力于农民利益的战斗集体。他们的施政纲领(“替天行道”)和斗争经历,也从来没有提出和实践过诸如“耕者有其田”、“打土豪、分田地”、“等贵贱、均贫富”之类与农民利益直接相关的政策与实践。由此可见,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草寇并非什么农民起义。

  (作者系文史学者)


来源: 《同舟共进》2012年第8期 | 责任编辑:向异
**

    看得出来,作者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不过,这种统计方法是否有意义,又另当别论了。
    仅举一例:共中成立时,一大的代表中没有工人代表,全都是知识份子——而且,在那个时代,能够成为知识份子,其“家庭成份”必然是不低的。
    可是,共中自定为工人阶级的政党,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个阶级分析统计法,1975年评水浒批宋江的时候我就做过。那个时候这样做做,还算有点意思,现在还来做,就太无聊了
师傅教导:刨花直窜过肩膀,方显木匠功夫深

老木匠的工坊
“农民起义”这个概念本身,隐含着肯定性的价值判断,为史学之大忌,由此而发的“研究”,实无意义。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lidaxing
http://daxingli.blog.sohu.com/
本帖最后由 三苗 于 2012-8-20 23:13 编辑

2# ys1937



阶级本来就是社会科学的基本范畴,阶级分析本来就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当代史学早已超出实证主义考证考据的范围。这是起码的常识性问题。


某些人(不是您老)不要真的以为阶级在现实中消失了……
2# ys1937


阶级分析本来就是和社会结构(阶级本身就是社会尤其“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以及class consciousness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否则就变成职业分类了。
某些人(不是您老)不要真的以为阶级在现实中消失了……

阶级从来就没有消失   阶级的分化恰恰更加强化 嘿呵
仅举一例:共中成立时,一大的代表中没有工人代表,全都是知识份子——而且,在那个时代,能够成为知识份子,其“家庭成份”必然是不低的。
    可是,共中自定为工人阶级的政党,难道不是这样吗?


带头大哥必然是要有知识和文化的 即使是李自成这样的  也吃过几天政府的官饭   但是具体事情不能靠这21个大哥来做 否则怎么能成事 那就只能带领呼唤而来的基层和中层的农民兄弟了
是农民起义又能怎么样?不是农民起义又怎么了?纯粹毫无意义的闲扯淡。作者竟然还能够相信历史上的造反团体会想到“耕者有其田”、“等贵贱、均贫富”,真纯呐。
十八大浮云后的中共变与不变/金南克
     老夫入山休假式疗养二月有余。及下山,破网出来看看,原本只是消遣,没料到众网友还在热议十八大及所谓北戴河会议,还在探讨中共大会散会后众头领人选,还在猜测江湖大会后政策会发生哪些变化,不胜嘘嘘,恍若有如时隔三秋的感觉。
       何以有这种感觉?一来武陵山空气清新,和山下之嘈杂确是两重天地,一时有点不适应,二来感众网友持之以恒,一如既往关怀中华,其志可嘉,三来则是叹众网友“痴”情有余,理智却不足!
     翻开中国近代史,不难看到自延安乃至更早开始,三反到五反,到反右反孔反污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跃进大批判大革命••••••,万里神州大地的折腾就没有一天消停过!如果说早期共产分子尚有部分理想色彩,那么时至今日,理想早已荡然无存,只有帮派盘根错节和利益无处不在,天下对此几乎尽人皆晓。 (博讯 boxun.com)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以使人明目。
     中共江湖大会,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来已形成固定套路,无非是各彪人马先在江湖上造势,放风声抓舆论,尔后是打招呼观动向,接着是秀肌肉比实力,然后在北戴河推杯换盏,讨价还价,华山论剑,最后,经过一番讲斤量,搓麻将,围绕上位,排定座次,期间不排除弯弓射雕,打掉几个刺头,形成新的平衡和讲价条件,而下面的帮闲,则必是在社会上一打三反,“清理社会渣滓”,为大会保驾护航。待中共认为玉宇澄清,一切停当后,众人一声诺,头领们才气定神闲,大车小车,火车飞机,下的山来,赶京城,入紫禁,奏国歌,呼万岁,于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终于在众人翘首期盼、千呼万呼中粉抹登场!
     老戏旧戏,周而复始,半个多世纪以来何曾有过大变化?偶尔有小变化,大革命期间,曾换过几个场子,但套路不变。
     所以,幻想这一次江湖聚首后有什么大变化,岂不可笑?事实上,中共现在表现出来的神秘的大会前戏,就是几十年来如出一辙的,本身就已经表明中共没有任何改变!
     从历届江湖大会后的实际情况看,经济政策可能有所调整变化,各彪人马政治分肥可能会有不同,众头领坐次重新排列,但中共的统治理念从未有过一丝变化,如果说中共历史是一部斗争史和破坏史,那么在维持一党专制上,却从来没有分裂过,如果说中共自成立以来,山寨内斗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但在抱团一致对付众草民上,却和五千年封建王朝一样,从未动摇过,所以期望这一次江湖大会后中国就出现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寄希望于什么劳什子北戴河会议南戴河会议,岂不是一种幻想?历史是不会断续跳跃式发展的!
     回顾一下历史,看一段毛泽东在1958年8月21日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再对照一下当今现实,应该有清醒剂作用!
     该次会议上,毛泽东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次会,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据说,在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后,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中共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在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
     再看一看当朝康公公近十年统领东厂西厂的所作作为,在维稳的名义下,城管、强拆、封网、动不动调军警介入、不经审判直接劳教,••••••这些屡施不爽的统治手段,有那几样是靠刑法、民法、诉讼法来支持的?中共现在这些手段,和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共政法领导小组的报告精神,何其相似?几乎就是在不折不扣贯彻落实58年的政法领导小组的报告精神!
     再看一下刘少奇看了这个总结报告后写的批语,刘的批语说:“这几年的政法工作的错误,主要是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去处理作总结人民内部矛盾。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办法来处理自己 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错误”。
     老夫一声叹息,在法制建设上,中共几十年真是少有长进!如果要学习,中共应该先把本党大佬六十年前的批语,先背上一千遍,然后才开始学习现代民主与法制,从基础开始,按照先小学,再中学,后大学的原则,循序前进,大可不必跑到国外学,也避免中了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圈套。
     总之,十八大后,地球照转,中国一切照旧,变的可能是中共宪法或党章里又加了几条,仅此而已。但是历史长河浩浩荡荡,滚滚东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是绝对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中共如何如何顽固,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共的变也是绝对的和必然的。问题的关键是,中共是自觉变化,以赶上历史的潮流,还是被人民逼着改,被动改?如是后者,则必将被人民最终抛弃。
7# 天马行空


既然阶级的分化更加强化,那么对于阶级的研究的意义就非常之大(本人、在下希望对此能够有所贡献)。


另外既然你回复了,那么就请你读点社会运动方面的理论著作,呵呵。
三苗看来还是有大志向,想为阶级斗争继续闹革命啊。不知你想把志向贡献给谁呢?会有人真买你的账吗?
没有阶级斗争  社会怎么会进步  只有阶级斗争  社会又怎么会进步  嘿呵
您老自认为属于那个阶级?
您准备向那个阶级的什么人开展你的斗争?
您想怎么去斗争?
您去斗争想要得到什么?
**

    天(马行空)老还没有回答,俺这 ”Y老“先说几句:
    阶级与阶级间的关系,是多种形式的,其实,革命也是多种形式的。
    1、 暴力形式,正如老人家所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2、 妥协形式,例如香港的和平回归。
    3、 合作形式,例如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如果按早年的定义,国民党是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那么国共合作抗日岂不是工、农与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合作?
    …………
12# xsc1536

抱歉,你的这些话呢,说明你还停留在MZD时代。
原来楼上的几位是说你们已经有了一套有别于MZD的阶级斗争学说,且也是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钥匙,并希望能对什么方面进行贡献,那就继续贡献吧.我估计诸位怕是贡献不过MZD.
阶级本来就是社会科学的基本范畴,阶级分析本来就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当代史学早已超出实证主义考证考据的范围。这是起码的常识性问题。
某些人(不是您老)不要真的以为阶级在现实中消失 ...
三苗 发表于 2012-8-20 23:06
沒有人 (包括Y老) 會說階級已經消失(三苗原話有語病)﹐沒有人會認為階級的差別已經消失。
但問題是﹐階級之間的關係是否以 “階級鬥爭” 為主要形式﹖其次﹐階級鬥爭是否 “社會進步最根本的推動力”﹖
這樣簡單的問題﹐三苗認為是最嚴肅最重要的思想資源﹐這情有可原﹐但毛澤東周恩來輩﹐也為此化非了一生的思索﹐只能說都是一群白痴。
與其分析梁山泊﹐不如分析井岡山。
與其分析聚義堂﹐不如分析偉光正裡有幾個真正無產者。
18# 老爺叔


你的表演水平不够高哦,即使是免费的,我也不会欣赏的。
但問題是﹐階級之間的關係是否以 “階級鬥爭” 為主要形式﹖其次﹐階級鬥爭是否 “社會進步最根本的推動力”﹖
這樣簡單的問題﹐三苗認為是最嚴肅最重要的思想資源﹐這情有可原﹐但毛澤東周恩來輩﹐也為此化非了一生的思索﹐只能說都是一群白痴。

这也不奇怪  毛共几乎是彻头彻尾最激进的革命党   是以斗争起家和成功的 内斗外斗 永无休止  虽然期间也有过短暂的妥协和合作  但那只是权宜之计  所谓食髓知味   夺取政权后  毛所熟悉和使用的也必然是他以往的法宝  要他自己否定自己  改弦更张  那毛岂不是把自己的历史地位给否定了 自己抽自己的耳光 那怎么可能是毛这样的人可以做出来的事  而毛刘之争也即是源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