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袁灿兴 于 2012-11-27 13:39 编辑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在中国的每一次重大军事行动，都是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一条战线是公开的军事战线，另一条则是隐蔽的情报战线。在情报战线上，日本深谋远虑，策划周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派遣了日本国内一大批精通中国事务，熟练掌握汉语的间谍来华刺探情报。此外，日本情报机关还收买了大量的汉奸及在华西方人充当间谍，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刺探情报。尽管日本费尽心机刺探中国情报，但却无法挽回它失败的命运。
乔装打扮的日本人
日本对外的间谍活动由来已久，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以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的日本，为适应其扩张需要，着力加强针对中国的情报活动。在对华情报战中，日本情报机关利用一些熟知中国国情民俗、能操一口流利汉语的日人在华收集各种军政情报。英国情报专家查理·迪肯曾指出：“在中国，日本人情报工作的形式是化妆成各类人员，其成效远比其他形式更大，保密工作做得也很出色。”[1]
设在汉口的，由日本间谍荒尾精所开设的“汉口慈善堂”，是近代日本间谍在华潜伏刺探情报的急先锋。“汉口慈善堂”的创办者荒尾精188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86年脱去军籍来华充当间谍。到达上海后，荒尾求助于被称为日本对华情报活动“先驱”的岸田吟香。
岸田吟香习中文，精武术，1878年他在上海英租界开办“乐善堂”，以销售药品为主业，兼作出版业务为掩护，暗中调查中国各地情况。岸田吟香在中国看到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所用书籍都是木刻版本，部头庞大，携带不便，便改用铜刻细字的活字版印刷，装订成袖珍本，一时畅销全国，既为岸田获得了暴利，也使得他得以广交中国士人，利于开展情报工作。岸田吟香在华的努力，打开了日本在华潜伏刺探情报的局面，故而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为侵华有功者立传时，将岸田吟香之传列在首篇。
在岸田的资助下，荒尾在汉口开设了乐善堂分店“汉口乐善堂”，由岸田供应药品、书籍及杂货，在汉口行销，由此荒尾精开始了他在华长达十年的间谍生涯。以汉口慈善堂为据点，荒尾网罗了一批日本浪人，在北京、湖南、四川、天津、福建等地分设支部。荒尾要求其手下的间谍，“对中国各地之地形、地貌、人口分布、风俗习惯以及土地、服装、运输、粮食、煤炭、兵制、工厂”等，都要从军事的和经济的角度加以“实际踏查”。“汉口乐善堂”成员以各支部为据点，深入到中国各地刺探情报。他们化装成贩卖眼药水、书籍和杂货的行商，冒充医生、风水先生、和尚等，四处流窜，刺探情报。乐善堂的情报工作，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起着巨大作用。[2]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汉口乐善堂”骨干宗方小太郎潜入烟台，刺探到中国军舰开赴朝鲜的详细日期，并报告日本大本营，为日军击溃大清北洋水师于黄海立下赫赫战功。为此，宗方受到日本天皇的亲自接见。
中华民国成立后，“汉口乐善堂”的活动虽告结束，但日本在华的谍报工作却未停止。荒尾之后的日本间谍，也大多选择乔装打扮，通过开设各种店铺在华刺探情报。此类在华的日本人间谍，为直属于日本参谋本部总务处的中央间谍（又称华北系），这些日本人来自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或者拓殖大学（拓殖大学是专门培养在华间谍人才的学校，又称浪人大学）。他们通晓中国风俗习惯，能熟练使用中国各地方言，以各种身份潜入中国，通过开设药店、旅馆、吗啡馆和白面馆等，刺探情报。
潜伏在中国的日本间谍，其工作分平时与战时两种。平时工作主要有：调查各地驻军军队之数量及其变动情形，随时报告东京总部；注意各地的交通情形及一切建筑、电话、电报等各种设备之配置；调查一切兵工厂工业情形及其设备、管理及出品；详细调查当地天然资源、银行及商业状况等；调查当地民众抗日组织内部及测验民众抗日之情绪；结交当地领袖，掌握其品格及特性，以便利用。战时工作主要有：侦查及军事行动；进行扰乱后方及破坏工作；收买汉奸；挑拨离间军阀与政客等。[3]
中央间谍机关的情报工作在中国东北曾取得过巨大成功，至1937年7月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此类间谍在华北、华东等均有发展。据1937年的统计，天津市日本租界内的白面馆和吗啡馆就有173家之多，而上海的法租界、虹口、北四川路等处的总数则在天津之上。在北平、太原及长江沿岸各城市，都遍布日本人所开设的“白面”馆和吗啡馆。乃至于北平附近的小城镇如长辛店、丰台等，都有日本间谍开设的“白面”馆十多家。[4]日本间谍选择开设毒品店，主要是利用吸毒成瘾者自控力差，易于收买利用并刺探情报。
此外，日本间谍在各地还开设了大量的药房、理发店、料理店等。凡是有这些店铺的地方，总要在在所处城市周边到处悬挂其广告牌，这种广告牌表面上看是广告，实际上却起着军事上的标记作用。抗战中，国民政府反谍部门就发现，在日军军用地图上，这类广告牌都被当作战时标记使用。
全面侵华时期，日本继续派出大批了解中国实情、熟稔汉语的日人，乔装打扮成华人，潜入各地刺探情报。设在上海的“井上公馆”，在派遣日本人间谍刺探情报上尤为得力。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井上，脱去军籍后以日侨身份在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楼三楼开设了“通原洋行”，借中日贸易作为掩护，在中国刺探情报。
“井上公馆”共有工作人员60多人，均是二三十岁的日本男子，公馆中连佣人、厨师也是日本人。这些壮年男子在日本经过黑龙会等特务机构的专门训练，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精通情报、化装、驾驶、射击、格斗、通讯、暗杀等特工技能，并且大多数人均有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对中国的民俗相当了解，能熟练使用中国方言。井上曾自夸说，他手下虽只有60余人，但其作用却不亚于一个师团。
1938年2月，为配合日本扩大侵华战争，“井上公馆”将下属之间谍分别派到中国内陆各有关城市刺探情报，如其手下之佐藤被派往河南洛阳潜伏。佐藤隐瞒其真实身份，自称祖籍为河北保定杨氏，混入逃难到洛阳的难民之中。随后住在洛阳北关外邙山脚下定居，以卖豆腐丝为职业。
佐藤每日上午10时至下午5时左右，穿着一身褪色的铁路工人服，肩挎木箱，以地道的北方方言，沙哑的粗嗓子，沿街叫卖豆腐丝。由于佐藤平时看上去相当老实，做生意又厚道，并可以先尝后买，也可欠帐、赊账。因之，当地民众都亲热的称他为“老杨”。
佐藤打着卖豆腐丝的幌子，利用买卖的流动性与交际性，进行刺探情报、发展情报人员的工作，并搜集当时的《河洛日报》、《行都日报》、《战旗》等报刊杂志。佐藤还通过赠送啤酒、香烟和小日用品等，四处拉拢动摇分子，刺探收集情报，并广泛调查留日中国学生、失意政客、在野军阀、无聊文人、地痞流氓等各色人物状况，遴选将来日伪组织的人选。
1944年5月25日洛阳沦陷后，当地民众突然看到他们所熟悉的“老杨”竟然身着日本军服，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招摇过市，此时方知“老杨”实为潜伏的间谍。佐藤所收集刺探的抗日动摇分子名单，在洛阳沦陷后即发挥了作用。洛阳沦陷后，当地日伪组织的首要分子，大部分是佐藤调查所提供的民族败类。在洛阳成功刺探之后，佐藤又摇身一变，前往西安，以卖豆腐的身份潜伏。但这次没那么幸运，佐藤被从洛阳逃至西安的难民认出检举，被抓住正法。[5]
又如化名徐志统的日本浪人芝原平三郎，生于日本广岛，幼居东北，长期混迹于北京天津等地，除了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会说上海、杭州等地方言。中日战争爆发后，他受命前往宁波潜伏。通过潜伏在宁波天宁寺，操一口湖南口音的日本浪人清山和尚的帮助，芝原平三郎化名徐志统，以湖南米商的身份在宁波四处交际。
芝原平三郎平日着中国长衫，有时也着西装，架墨镜，戴呢帽，举止阔绰，涉足官场，交游商界，出入于酒楼、旅馆、妓院之中，既交接国民党上层人物，又和当地的地痞流氓及各种商贩打得火热。芝原平三郎在宁波刺探了大量情报，收买了一批汉奸，这批汉奸在宁波沦陷后，成为当地汉奸组织的骨干分子。1941年在日舰进攻镇海时，芝原平三郎收买了镇海炮台副官沈香亭等人，导致镇海要塞不发一炮，使日军得以轻易登陆。
在日寇攻击宁波时，宁波街头巷尾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广告：在一张长方形纸上四周划有粗线，中书“仁丹”二仿宋字，分直式和横式两种，横式示街巷不通，直式可以通行，是为日军的指路作标记，这些都是芝原平三郎的“杰作”。宁波失陷后，芝原以真实面目招摇过市时，人们才明白他的真实身份。[6]
日本对于派往中国的日本人潜伏间谍之培训工作，可谓是长远细腻，考虑到方方面面。河北怀县的日本间谍小林德，在1945年被八路军俘获后，曾供认道：”我们很早就想打入你们内部，帝国情报机关曾派两名懂中文的大学生学习了两年马列主义，以后又到山东学习种稻田，熟悉中国北方人的生活习惯，然后又派遣到北京当掏粪工人，以便打入中国共产党。”[7]此中可见，日本在情报人员之培训上，可谓是做足功夫。
为虎作伥的汉奸
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在华建立了相当数量的间谍情报机构，如伪满洲国保卫局，华北、华中、华南派遣军参谋部情报科，宪兵队，警察署的特高科等。此外还有一些以“机关”或“公馆”名义出现的谍报机构，如松、竹、梅、兰机关，儿玉机关，岩井公馆，六条公馆，以及由日本谍报机关直接控制的汪伪特工总部、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新民会中央总部调查部等。[8]这些间谍情报机构在中国招募了大量汉奸，进行间谍情报活动，为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战争服务。
日本情报机关用来刺探情报的的汉奸，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为了战时需要而临时收买的汉奸，另一类则是经过专门培训，精通间谍业务，长期潜伏的汉奸。第一类汉奸大半是无知的穷人，他们所得的钱很少，普通每个月不过二十元到三十元不等。除了金钱之外，日本还根据情况，发给他们枪枝弹药和活动经费，赠送军刀、皮靴、雨衣、啤酒、香烟等各种实物及现金。有时还邀请有功劳的汉奸到日本妓院饮酒作乐，甚至还向家属分送日本被子、瓷器等日用品和日本糖果、玩具等。[9]此类汉奸数量虽大，但是由于对情报业务不是很精通，经常暴露被擒，白白送了身家性命。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周边如苏南、浙北等地汉奸大为活跃。沪杭铁路松江至石湖荡第31号桥至34号座两大桥之间，铁路局委员就发现最近常有数十名工人装束者，在该处测量地形，便会同护路宪兵上前盘诘。这10余人均面对盘诘，惊惶万状，言词支吾，便加以扣留。经松江司令部审讯后，这些人承认自己被日本收买刺探情报。这次侦查还破获了日本情报机关所收买的20余名孩童，其中最年幼者不过八岁，每人每月发给安家费14元，利用他们参加各类情报工作。在京沪、杭甬铁路沿线，先后枪决的汉奸有200余人之多。
苏南常熟则在城区及沿江一带，发现乔装买药及伪装成僧人的汉奸甚多，两周内，在白茆、支塘等地先后拘获多人。此后又抓获和尚装束者3人，化名达意、能仁、妙定，一口咬定是来常熟化缘，在严刑讯问之下，方才供认受日方收买，前来刺探军事地理，最后这批伪装成和尚的汉奸均被处以极刑。
这种非专业的汉奸，为了标识身份，时常在身上带有各类暗记。1937年抗战出版部出版的《军中随笔》中，就汉奸的暗号指出，“他们的暗记号共有四种，(一)贴膏药在身上。(二)藏火柴(不用盒装，零星的火柴)。(三)藏红布或红纸在口袋里。(四)放手枪。”除了这四种外，有的汉奸住内衣上别一节红线做标记，有的则以纹身来作标记，所用标记林林总总，千奇百怪。
淞沪抗战时，苏州就曾抓获一名身着西服的少年蔡云标，其衬衫上有红线标记，身藏一尺马鬃两根，被查出有苏州地图一幅，日本东京寄来信一札及日记一册，其中记录有从日本寄来百元八十元不等之进款数目，这名少年随即与其他十几名汉奸一起被枪决。
1938年春，西安警局的警员何中柱发现一名乞丐形迹可疑，便将其带至警局讯问。在让乞丐换衣服时，却发现他褴褛的外衣下，穿着崭新的黄卡机斜纹衣，衣服左上角和右下角各有暗袋一个，并从口袋里搜出牙签五枝，古钱五枚，用蓝布包着的圆形木片一块。据此断定，此名乞丐是刺探情报的汉奸。
此类汉奸不但在后方进行刺探工作，也有很多直接参加日军作战，为日军的军事行动提供引导。淞沪抗战时，一些汉奸被日军收买，深入中国军队阵地，为日军飞机和大炮作轰击瞄准的标记，他们白天摇旗子、打反光镜，夜里则发信号弹，为日军指示轰炸目标，另一些汉奸则为日本带路。日军在罗店镇得以轻松登陆，就是因为为汉奸给他们指出一条小路，使他们能偷绕过中国军队防线，直接进到罗店镇。这次汉奸所得的报酬，据说是日军进驻罗店镇时，答应他们有抢劫该镇的“自由”。
此类未曾受过专业训练的汉奸，数量虽大，但是业务不精，时常被擒获，充当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炮灰。相比于此类汉奸，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精通情报业务，深入潜伏的汉奸威胁更大，破坏尤巨。
对于此类汉奸，日本情报机关极为重视。在中日全面战事爆发后，日本特务机关在平汉路沿线、津浦路沿线，大肆搜捕中国军队的溃兵，从中遴选合适对象进行培训。据中共山东省委情报部门的侦察，1941年前，日本特务机关在徐州等地开办所谓“救国训练所”，全由日本人特务进行培训。训练内容主要为侦察、刺杀、通讯等，共训练12期，受训人数达500人。这些汉奸在接受训练后，多被派往在抗日战场第一线的军队中潜伏。
在长期抗战中，国共领导下的军队，都被此类受过专业训练的汉奸渗透，因此蒙受了相当损失。据《八路军军政杂志》第5期《敌探汉奸在部队中阴谋活动的检讨》一文所载，汉奸窃取八路军军事情报的活动十分猖獗，大同日本特务机关派到八路军某团的汉奸郭丕谋案就是一例，郭曾将该团机密消息送给日寇三次，最后偷窃军政机密文件6种，煽动15名战士逃跑。[10]
又如1943年冬季，淮北抗日根据地一军分区司令部，发布了关于反扫荡作战部署的绝密文件。但在反扫荡过程中，我军却处处被动，被日军占尽先机，蒙受了一定损失。后来在一次攻占日军据点的行动中，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竟然发现了与我军所颁发的关于反扫荡布置原文一字不差的文件，这才恍然大悟。淮北军分区曾做了大量工作，以清查潜入根据地内部的汉奸，但是始终没有查出这个潜伏的毒蛇。[11]
国民党陆军第10军第190师第569团第3营营长黄钟，曾参加过1944年的湖南衡阳保卫战。衡阳保卫战，前后历时四十八天，日本出动六个师团进攻。国民党军以两万人守城，蒙受了巨大损失。战后据黄钟回忆，四十八天鏖战，失败原因有多种：一是由于敌机的日夜狂炸；二是由于敌炮的猛烈轰击，三是由于缺乏医药；还有一种少为人知的原因，就是日本间谍潜伏军内，窃取我方军情，密告敌方，在战斗时使敌人乘隙进攻，造成我方严重伤亡。黄钟所率第三营，因一名潜伏所属连内日本间谍，致全营死亡400余人，达全部兵力的十分之九，并致黄种被俘。
在日军尚未展开对衡阳攻势之前，第190师569团团长梁子超即电话告知黄种，称其部第9连中潜有日本间谍，军部现已派出两名参谋前来调查，请配合。两名参谋在第九连调查之后，没查出什么头绪，便返回军部。而第9连连长对此调查也极不耐烦，向黄钟抱怨此事纯属捕风捉影，到处添乱。
到开战之后，日军屡从第9连未曾布防、或布防薄弱的区域来袭。日军发动第二次总攻时，一部分日军赤膊沿江边乘隙游至第9连驻扎的江西会馆后门，爬上岸后，装上刺刀突袭会馆。对日军的偷袭第9连毫不防备，只得仓皇撤退。在随后的战斗中，日军第68师团又经由峡谷绝壁无人防守处突击第9连。从日军几次进攻的目标和进攻路线看，很明显第9连内潜有间谍，但第9连指挥官与黄种对此均未有警觉，造成第9连官兵战死大部，最后只剩下11人。黄钟所率第3营官兵也受到极其惨重的损失，黄种与一部分士兵战败被俘。
在被关入俘虏营后，某日一名日本军曹送饭至黄钟所在的俘虏营，向被俘官兵说了几句难懂的日、华混杂话。虽然不能全部听懂，但黄种揣测其语意，大概是要某个官长出列分配饭食，但谁也不愿出列。正在日军军曹为难之时，一个中国士兵突然站出，走至日本军曹面前，说了几句纯正的日本话。话尚未说完，日军军曹就面露笑容，随后日军军曹同他一起退出。这时，第9连连长过来告诉黄钟，此兵是作战前约20天时，由江西吉安师管区送来的新兵，现在方才知晓他是间谍。此时察觉，为时已晚矣。不久，这名间谍一人返回，站在队伍中央说道：“各位长官和弟兄，日本军曹的意思，请长官们出来组织大家吃饭。各位不要怕，日本人说话是算数的。”
据黄种观察，这名日本间谍年龄大约十七八岁，身高1.6米，略为清瘦。这名间谍，虽能说流利的日语，但却不是日本人，黄种从其走路姿态，说汉语时的语音神态及表情等各方面，断定他是地道的江西吉安人。而从他能使用日语的流利程度，及与日本军曹谈话的时所展示的动作上看，是受过日本情报机关专门训练的。该名间谍虽然年轻，却能在国军中潜伏，并隐瞒过两名专业情报参谋的调查，并在作战期间将第9连的情报送出，且在前线猛烈的战火中生存下来，可见日本情报机关对此类间谍训练的效果。[12]
欧洲日谍
1939年，在已成孤岛的上海，曾发生过一起有名的事件，即《日本间谍》一书的出版。该书是意大利人阿马利多·维斯帕所著，详细介绍了“九一八”以前日本间谍在东北的各类秘密活动，包括日本关东军策划炸死张作霖的经过。作者维斯帕是意大利人，1932年被土肥原贤二所胁迫，为日本从事间谍工作。[13]
后来维斯帕想尽办法逃脱了日寇的魔掌，离开中国东北，逃往上海。为了揭露日本军阀的罪行及日本间谍活动的猖獗，维斯帕写下此书，并由在上海的中国爱国志士冒着风险出版。此书出版后，轰动一时。1943年，时在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根据其阿马利多·维斯帕的这本书，摄制了有声电影《日本间谍》，首映式时蒋介石也出席观看。
收买在华之西方人，充当日本间谍，是日本一直惯用的手法。像阿马利多·维斯帕这样的通晓中国事务，在华交游广泛的西方人，自然是日本谍报机关所青睐的对象。到了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后，日本又收买了一批西方人，充当日本间谍，刺探中国军事情报。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第51师准备从宝鸡开赴上海前线，参与淞沪抗战。该师正在整装待发时，附近天主教教堂中的意大利神父，突然邀请该师营长以上军官赴宴以示欢送。然而该师士兵及军官中并无天主教徒，与教堂也从无接触，这不由让该师一些军官觉得颇是诧异。碍于情面难却，该师军官还是出席了意大利神父所举办的隆重宴席。
随后该师在乘坐列车前往上海的途中，却屡次遭到日机轰炸。由此该师怀疑陕西地区的外国教堂中可能有间谍存在，便将此事呈报上级。经过一年多的侦查，中国反间谍部门发现此天主教堂意大利神父果然是被日本所收买的间谍，并在教堂中查出枪支弹药、文件及通讯器材等间谍工具。[14]
1938年6月，武汉警备司令在汉口抓获了从事间谍工作的英国人柏立弗。经审讯，柏立弗供认，他受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雇用，为日本总领事馆从事情报收集工作。由于柏立弗的英国人身份，汉口市政府经与外交部会商后，决定将柏立弗交英国领事处理，但提出最低限度要求：必须将柏立弗驱逐出境。[15]
除了上述的意大利、英国人等之外，日本还大量收买流亡在中国的白俄充当间谍。日本收买白俄充当间谍，主要考虑以下几点：由于长期在中国流浪，白俄对中国国情相对熟悉，而白俄的一张西方人脸孔，极具迷惑性，易于在华开展谍报工作。此外，在华的白俄大多数受过军事训练，刻苦耐劳，不怕牺牲，稍加培训就能从事间谍活动。而相当部分流浪在华的白俄，由于不会当时西方租界中通行的英语，既无法在西方企业中获得体面的工作，白俄自身又鄙视体力劳动，导致了相当部分白俄生活困窘，靠从事各类犯罪活动以维持生计，自然容易收买利用。
1937年3月间，驻津日军收容流亡在天津的白俄盗窃犯200余名，每人每日由日本发给生活费少许，并由日方派人加以严格训练，训练期满后，派至中国各地秘密活动。[16]在淞沪抗战期间，设在上海的“井上公馆”也曾收买大批流浪在上海的无业白俄和租界巡捕房中的白俄巡捕，帮助日本刺探情报。当时法租界亚尔培路上的俄罗斯总会，就专门负责组织白俄从事间谍勾当，为首分子是曾担任过军阀张宗昌军事顾问的索洛蒙列夫。
淞沪战事正烈时，沪杭铁路新桥站西分路就曾抓获潜伏在该处的白俄五人，并搜出地图，望远镜，手枪子弹等罪证。在解送至该处司法股审讯后，五名白俄均供认系为日本充当间谍，月薪日币二百元。经审判后，此五名白俄被立即予以枪决。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派出收买来的白俄，冒充同盟国军人潜入抗日根据地刺探情报。1943年秋季的一天，平西抗日根据地所属的昌宛怀县政府驻扎地怀来水头村，一天突然有民兵送来两名外国人。这两名外国人操流利英语，自称是美国军人，被日本俘虏后关押在山东掖县。此次经中国人营救得以逃出，两人要求根据地派人护送他们到重庆美军观察组。
这两人身材高大，黄头发，蓝眼睛，一人左臂还带有伤残，并带着一个美军军饭盒。该县政府信以为真，把他们当成美军士兵热情招待，并派人将他们护送到平西分区政治部。然而，经平西分区敌工部门鉴别，这两个所谓的“美国战俘”，却是日本特务机关所派出的白俄间谍。为此平西分区敌工部门警告昌宛怀县政府，对于此类冒充美国战俘的事件要提高警惕。
此事发生后不久，又有两个白俄找到昌宛怀县政府，他们自称是苏联驻北平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要求送他们去延安接洽“要事”。并从衣缝里掏出一张此二人的合影照片，照片的背景是辆带有苏联国旗标志的坦克。
对此次过来的两个白俄，昌宛怀县政府提高了警惕，决定先将二人送到一个小山庄上加以监视。虽然边区条件艰苦，但每天仍然供给这两个白俄小米饭和炒青菜，这两个白俄却不肯吃，非要吃肉。根据地的同志就让附近的农民卖给他们一只肥羊。这两个白俄两天就把一只羊吃得精光，还赖着不肯走。
根据地于是决定派一个同志把他们带到附近山上吓走他们。这位同志用半通不通的俄语、日本语和汉语混扎着对他们说：“你‘答瓦利西’(俄语‘同志’)的不是，‘格柏乌’(即‘情报机关’之意)的干活，再不走，铁炮的给，‘扑拉扑拉’(日语：‘死’)。”这两个白俄听了此话面现惊色，摊开两手，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灰溜溜地向怀来城方向跑去了。[17]
9月19日，《晋察翼日报》上登载了军区处决两个白俄间谍的报道。经军区司令部多方调查后证实，上次冒充美国人的两名白俄，实为“白俄反共委员会”会员，受该会派遣，为日本充当间谍，到边区来收集情报。经军法处审判后，将此两名白俄依照《处理敌探奸细办法》，于9月17日加以处决。到了十月初，昌宛怀县的同志才看到此篇报道，认为后来的两个白俄，可能不知道前两个白俄已被发现，于是前来调查他们下落。县政府本该将他们擒住送交军区处置，而不该擅自驱逐，致使两个白俄间谍得以逃脱，为此懊恼不已。[18]
对比于上述几个愣头头愣脑的白俄间谍，荷文斯（Hovans）则是日本特务机关所培养的最得力白俄间谍。此人精懂俄语、意大利语、日语和汉语，对各国国情及国际事务均有较深了解，并还擅长伪造各项护照及证件，故能四处活动。荷文斯活动能力极强，仅在上海他就为日本情报机构发展了2000名情报员，把情报线索深入到各个角落，刺探了大量情报，荷文斯甚至为日本偷袭珍珠港提供了驻珍珠港美军的情报。在日本发动侵略南洋和华中的战役后，他又为日本提供了南洋及华中地区的作战部署地图与有关情报，以至于日本情报机构都惊叹于他刺探情报的能力。在二战快结束时荷文斯逃往日本，后被押回上海接受审判，因其知名度而备受媒体关注，竟然风光一时。[19]
《文史月刊》2012年第8期
[1] [英]理查德·迪肯：《间谍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页。
[2] 王振坤、张颖：《日特祸华史》（第一卷），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35～45页。
[3] 张师石主编：《日本在华侦探纲》，时事新闻刊行社1937年版，第3～5页。
[4] 张师石主编：《日本在华侦探纲》，时事新闻刊行社1937年版，第10页。
[5] 《洛阳文史资料》（第16辑），政协洛阳文史资料委员会1995年版，第148～149页。
[6] 《宁波文史资料》（第12辑），政协宁波史委员会1992年版，第121～127页。
[7] 《世纪风云》，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2000年版，第226页。
[8] 《侵华日本特务纪实》，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146页。
[9] 张师石主编：《日本在华侦探纲》，时事新闻刊行社1937年版，第8～9页。
[10] 《敌探汉奸在部队中阴谋活动的检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5期。另参考： 房成祥，黄兆安 ：《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11] 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编：《国共抗战肃奸记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12]《衡阳文史资料》（第7辑），政协衡阳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7年版，第15～17页。
[13] [意]阿·维斯帕：《我的日本间谍生涯》，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14]
邱维达：《第五十一师罗店防御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淞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256页。
[15]
《武汉市志·外事志》，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1年版，第116页。
[16]
《驻津某方利用白俄扰乱》，《申报》1937年6月12日。
[17] 《文史资料选编》（第32辑），政协北京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版，第38～39页。
[18] 《晋察翼日报》，1943年9月9日。
[19] 《著名通敌间谍荷文斯》《申报》1947年3月22日。 | 
发表于 2012-11-27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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