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反腐不是关键，限权才是根本

zoufeng_1234

作者：菁城子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

关于如何减少政府腐败的话题，我所认识的观察者多持悲观论调：“不搞政治改革，腐败不可能根治”“无民主无出路”“没有竞争政党，哪有真正监督”。几乎所有说法都指向政治体制的问题。

他们又深知，当前中国政治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可能性又极微小，将希望寄托在“政改后一洗而清”遥遥无期。腐败问题在他们看来近于无解，每次谈起都冷淡收场。
我的视角略有不同，我不太关心政治体制的变革。在我看来，最近三十年来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党委体制、干部遴选机制、监督机制甚至喉舌的宣传话语还是差不多。政府方面除了常常做出亲民的姿态来，其它似乎无大改观。官员不是民选，政府主导一切——总之离批评者所期望的还非常远。

即便如此，腐败现象却比改革之前已减少许多；这三十年的腐败也绝非简单的递减和递增，而是随着知识界主流观念的转变而变化。
对第一个结论，很多人会拿出数据来反驳，比如现在每年纪检部门抓获的贪官数量之多，贪腐的数据之巨，比起三十年前恍若天壤。我的标准是，现今的腐败规模相比整体经济规模，已远比改革前小得多。

三十年前，整个国家只有国有企业，他们筑起特权的堡垒，少部分人才有机会进入国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享受权力分红，权力之外则是几乎一无所有的贫民阶层。无论是粮食、商品、服装甚至妇女的卫生巾供应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其间克扣、刁难、贪污、贿赂简直遍地皆是。稍微高档一点的商品，舒适便捷一点的服务堂而皇之地面向领导供应。这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

计划经济将国民塑造成权力的动物，想想那时普遍存在的（当然，现在也有残存）为谋个国企铁饭碗，千方百计攀关系给领导送礼说情，和现今的跑官卖官有何区别呢？不过想厕身其中向权力分赃罢了。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广和民众自由的扩大，制度性的腐败就逐渐减少。多数民众不再将衣食仰赖于政府的分配，而是通过创造和交换来增进财富，改变命运。这是最近三十年最了不起的进步，亦是今天我们所享受文明的源泉。

现今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享受并不比官员低太多，一些高等服务（例如航空和出国旅游）也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当然，政府的权力还是非常大，它长期通过征税、印钞和管制频繁地骚扰市场运行。当政府破坏得太过厉害，市场逐渐萎缩，寄身体制的诱惑逐渐加大，这也是最近几年“公务员热”的原因。

当然，从绝多数额说，现今官员贪腐的数字确实高得吓人。一方面是整个社会财富增加，另一方面和我要说的第二个结论有关。不过由于政府权力大规模缩小，腐败系数也在大大降低，这是不争事实。恐怕只有毛时代怀念者才会说出“文革时代官员清廉”的疯话。

第二个结论，也就是近三十年的腐败和知识界主流观念有关。

张维迎曾说过，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大量腐败是民间从政府官员手中赎买权利。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例如，私营企业兴起障碍重重，企业家通过向官员行贿获得经营便利；开放贸易，高额关税成为很大障碍，向海关行贿就成润滑剂；国企改制过程，官员为中饱私囊，竭力促进国企瓦解，私有化无疑让资源得到更高效利用。

这类腐败确实让官员大获其利，罪责却不能归到企业头上。如果对这类腐败严加打击，维护疆化的旧体制，无疑使改革受阻。正确做法是承认私有产权的合法性，破除管制，让企业不必“赎买”也能安然获得权益保障。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基调是推进市场化的深入，对私人从否认到有限承认再到承认保护私人财产，对农民土地从严加束缚再到有限度放开，对外贸易关税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和参与各类合作而逐渐降低。这个潮流和改革开放国策有关，也和饱受计划经济之苦的知识界反思有关，同时也深受世界范围内的私有化潮流影响。

当然，这场私有化浪潮一直伴随很大的争议，尤其是国有企业改制的公平问题。到2004年这种反对的声音占了上风，即郎咸平公开质疑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现在回头看，这场争议引起巨大轰动真是历史的悲哀。

郎咸平大谈“国有资产被合法剥削”“国有资产的主人是老百姓”等谬论（现在还有谁会这样认为呢），甚至说出“国企的效率并不比民企低”这些违背经济学常理的话，迎合民粹情绪，导致了国企改革步伐的停止。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国企改制戛然而止，此后伴随着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国企大规模扩张，经济中出现“国进民退”现象。近些年铁道部屡爆贪腐大案，大型国企屡爆“天价”问题，正是因为国企不仅没有瓦解之虞，还日渐膨胀，实在不差钱。

福利主义思潮兴起导致特定领域成为腐败爆发点。教育、医疗和房产领域是市场化改革较迟的领域，这和计划经济的残存思想有关系。这几项都事关民生，对于刚刚走出计划经济的国民而言，从心理上要脱离政府襁褓，从市场中获得保障，确实需要过程。

不幸的是，福利主义思潮继之而起，他们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动人口号，声称：“政府在改革中获利，应当加大投入保障民生”。这对于饱受威权政府之苦的民众而言确实非常有吸引力，九十年代后期直至今天媒体大量充斥这样的论调。

政府不是企业，它的分毫都取之于民并且都将造成破坏，政府再分配只能是走“大政府”的回头路。医疗、教育和房产成为腐败重灾区，正是权力高度干预，官员得以肆意渔利的结果。当主流媒体和知识人的理念普遍存在“政府应该搞医疗和社会保障”这套东西，建立社保体制也就成了迟早的事情。

政府社保的目标看起来非常美好，却是以国家强制分配个人收入为过程，尤其在中国这样政府权力极大、财政纪律极差的国家，根本走不到西欧“福利国家”模式就会折腾崩溃。

最近几年政府社保连续爆出巨额亏空，媒体反思仍停留在“拾遗补漏”，大谈加强监管、延迟退休这些细节末节。他们只要还相信政府社保是“被念歪的好经”，推动政府构建“全民保障体系”上不遗余力，那么贪腐和亏空就永远不会停止。

监管主义思潮的盛行，也是导致政府权力扩大并贪腐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企业家重新登上舞台，他们总是面临各种舆论上的敌视。凡市场中出现假冒伪劣产品（在任何领域，包括思想领域都不免这种情况）都会引来知识阶层要求“加强监管”的呼吁。

这些人不理解，市场竞争本身就包含优胜劣汰的机制，从长期看，任何优秀产品总会脱颖而出占据市场主流。劣质产品如果长期占据市场一定是这种机制出了问题。最常见的是政府设置门槛，企业需要讨好官员而非消费者就能生存，消费者的信誉评价和选择机制遭到了破坏。

政府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设立准入限制，订立产品标准，发布官方认证，而脱离政府视野的生产活动则是潜在的危险。这种思维的潜意识是，企业为了利益随时有不法企图，需要政府“慈父”监管才能保证消费者利益。

这种敌视企业，青睐政府的思潮推动我们这个时代愈来愈严苛的经济立法。无论是质量检验，食品安全、准入门槛都设立了重重标准。今天我们听到越来越多“创业难”“政府部门骚扰”“开饭馆也要十几种证”，殊不知正是源于常年以来知识界的召唤。这些所谓“监管部门”则在不断谱写贪腐的新传说。

当然，那些影响政策的糟糕的思想潮流还有很多。例如经济危机下求助于政府刺激政策，将高房价归罪于开发商，对中间商的打击——这些思想的背后都是成系统的知识错误，可惜总能起到很大作用。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说过，很多人倾向于将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这两种东西分开，这实际上是错误的。经济自由并不能保证政治自由，但它通常使人忘掉政治自由这样东西在世界的存在。

如果经济不能自由，那么我们生活的能力就将萎缩，最后委曲求全于官僚的脚趾之下。长期以来，很多知识分子对政府表达不满时，总是声讨它管得不够多。面对权力扩张带来的自由缩小贪腐严重等现象，他们却无法将两者的因果联系起来，却总是归究于人性贪樊和政客不够多。

如果这些观念不改变，无论政治体制如何变，总会摆不脱大政府的宿命。讲贪腐的人如果看不到这点，一味只喊“反对贪腐”而不是“消解权力”，亦不过是为官家清理蠹虫，重加锁链而已，对于自由的增进则于事无补。

邱晓云

作者：菁城子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

即便如此，腐败现象却比改革之前已减少许多；这三十年的腐败也绝非简单的递减和递增，而是随着知识界主流观念的转变而变化。
对第一个结论，很多人会拿出数据来反驳，比如现在每年纪检部门抓获的贪官数量之多，贪腐的数据之巨，比起三十年前恍若天壤。我的标准是，现今的腐败规模相比整体经济规模，已远比改革前小得多。

zoufeng_1234 发表于 2013-1-4 09:11

这与大家所见所闻完全相悖，整段的意思看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