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浅议杨嗣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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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一位杰出的君主，一个伟大的帝王，之所以能成就大事并为后人所敬仰，都离不开他身边的贤臣良将尽心竭力的辅佐---正所谓红花必需绿叶配，汉高祖刘邦如此，唐太宗李世民如此，明太祖朱元璋更是如此！
    可是用今人的角度来审视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和他手下的那帮文臣武将，我想绝大多数人包括历史学家和一般的历史爱好者在内都不会把“优秀”、“良好”这类褒义评语妄加在这个以崇祯为首的明朝最后一届执政团队身上----事情明摆着，大明王朝在他们手里亡了国，祖宗传承二百多年的基业都没有了，造反烽火此起彼伏，老百姓被关外进来的野蛮“鞑子”残酷屠杀，怎麽着也不能说他们的执政能力强吧？
不过基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汲取前人经验教训这两个原因，笔者觉得还是应该客观得去看待崇祯王朝这段历史，一如那些曾经令人瞩目的失败者的案例被专家学者和靠著书而赚钱谋生的专业写手反复拿出来品头论足一样。
是为前言。


当历史的车轮来到明末的崇祯朝，大明帝国的好运早已透支殆尽，崇祯从他的哥哥天启帝手里接过的不是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而是一个被严重的内忧外患所困扰的危机衰世！
在崇祯皇帝即位之初，的确很想有一番大的作为，不过，由于他的祖父万历皇帝和哥哥天启皇帝长期对处理朝政的漠视，却给他留下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吏治环境--------一个赌徒出身，因为输了钱而无奈入宫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宦官魏忠贤，居然借着掌管司礼监的职务便利和天启皇帝的好玩乐与无知，达到了有明一代宦官弄权干政的最高峰，“九千岁”的称呼和满朝遍布唯魏忠贤之命马首是瞻的奸妄之辈的客观事实，再明显不过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魏忠贤有实无名的“二皇帝”身份！
虽然崇祯即位伊始迅速解决了魏忠贤集团，开始拨乱反正并试图励精图治，可是他却难觅良才，自万历后期开始的残酷党争把朝廷上下搞得乌烟瘴气，对此乐不知疲的朝臣们对本职工作大多缺乏责任心和实干精神，再加上其他种种因素，使得崇祯一朝，内阁虽如走马灯一样前后换了五十二届，但放眼望去，却根本找不出张居正式的经纬之才，相反却不乏温体仁、周延儒这样热衷党争、欺上瞒下、精通权谋术数的宵小之徒！！
温体仁、周延儒等人不仅无法贡献正确的大政方针帮助崇祯扭转国家的颓势，相反，他们精心导演的党争闹剧却更加加重了国家的内部危机，加速了明王朝向深渊的滑落！
人才的匮乏的情况同样也反映在军事上，崇祯一朝，以带兵打击造反武装、抵御满洲军入侵成绩较为突出的洪承畴、孙传庭、卢象昇、袁崇焕、孙承宗等人，全都是凭借考科举而入仕途的文官集团成员，戚继光式的军事理论家兼杰出统帅也同样无可寻觅。
相比较于陈奇瑜、熊文灿等碌碌无为的庸人，洪承畴、孙传庭、卢象昇这些以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起家的优秀“城管大队长”,在打击造反武装时或许还绰绰有余，但面对强大的满洲军和皇太极这样强悍的军事统帅，也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明军在松锦一战中之所以惨败，直接原因之一就是文官出身的洪承畴临场指挥能力的不足！
因此，在崇祯一朝，作风相对务实且能出一些成绩的官吏也就成了稀罕之物，依据这样的标准，在笔者看来，杨嗣昌可算一个！
杨嗣昌，字文弱，号字微，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历任杭州府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清吏司主事、员外郎，天启二年（1622年）回籍养病，崇祯元年（1628年）起用为河南按察司副使节、分巡河南兵备道、山永巡抚。
杨嗣昌的父亲杨鹤曾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由于陕西“流贼猖獗”的消息不断传到京师，因而在崇祯元年被吏部会推为陕西三边总督，得到崇祯的平台召见，杨鹤自感能力不济，于是对崇祯皇帝再三表示自己无戡定祸乱之才，恐难胜任，但崇祯却不以为然，仍然让他去三边就职。
结果，杨鹤由于不通晓军事，临机处置不当，一味主张招抚，使得陕西三边民变出现反复，直接导致了他在崇祯四年九月被崇祯皇帝下谕旨逮捕进京究问。
杨鹤在接到谕旨之后，曾经上疏为自己辩解，婉转批评崇祯皇帝用人不当以及朝廷不断自陕西三边调兵拱卫京师，致使当地防务空虚，因而不得不采取招抚政策。
但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根本不理会杨鹤这些有理有节的申辩，他不仅禁止杨鹤申辩，而且还驳回了后来在清剿造反武装问题上表现出众的洪承畴专门给杨鹤所上的鸣冤奏疏，最后还给了杨鹤一个遣戍江西袁州的重重处分！
而且当后来杨鹤之子杨嗣昌被崇祯所重用，提升为宣大总督，杨嗣昌借机上疏祈求崇祯皇帝宽恕乃父，崇祯却仍然不予理会，最后杨鹤于崇祯八年十月客死江西袁州戍所。
通过杨鹤这件事，我们可以清楚得看到崇祯皇帝并非知人善任的明主，他的用人充满了随心所欲的个人喜好与爱憎！
不过，崇祯皇帝并没有因为对杨鹤的恶劣印象而看轻了杨嗣昌，当然这得归功于杨嗣昌的个人才能，据史料记载，杨嗣昌富有辩才、工于笔札、才思阔达，每与崇祯皇帝召对，总能以他的思辩健谈打动崇祯皇帝，每次召对都超过规定时间，使得崇祯皇帝对他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继而引为肱股之臣！感叹：“恨用卿晚！”
因此，杨嗣昌才能在父亲被严惩的阴影下，于崇祯七年以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
杨嗣昌借着崇祯皇帝的赏识，正式提出了他摆脱内外交困的三大策略：一、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
杨嗣昌在他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中，较为详细的论述了他的看法，指出较之于满洲侵袭的外患，关内民变才是朝廷最大的威胁，“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肢骸徒有肤革，形势十分危急，所以说臣说必先安内方可攘外，正因为攘外之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在笔者看来，杨嗣昌的策略符合那个时代的客观实际，具有实际的意义，明朝自开国以来，就屡遭蒙古的入塞侵袭，甚至于还出了“土木之变”这样几乎亡国的国变，但仍然继续存在了将近二百年，游牧民族之进取心之不足已深为明朝文官集团所了解，因此张居正才能因势利导通过和谈，搞互市贸易等非军事手段摆平了和鞑靼的关系，实现了和平。
现在侵略者只不过由蒙古变成了满洲，虽然丢失了辽东一些地盘，但满洲并未向成吉思汗刚统一蒙古时那样立即马不停蹄地南下征伐夏、金、宋那样对付明朝，这也显示满洲同样也并无取代明朝的雄心壮志。（实际上甚至到了松锦大战后，皇太极还有与明朝媾和的打算）
而对于关内民变，历史上自陈胜、吴广以降，造反武装屡次直接或间接倾覆旧政权的惨痛教训无疑让很多明朝的士大夫们体会到了内部民变的巨大威力，使得他们对“流贼”的担心大大超过对“奴酋”的担心！
也许正是这种惯性思维，使得一向熟读史书的杨嗣昌坚定了他必先安内方可攘外的决心！
既然打击“流寇”是当今朝廷的头等大事，那麽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期彻底解决民变问题！
杨嗣昌基于他的认识，正式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围剿造反武装的计划！
按照杨嗣昌的计划，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为四正，这四处的巡抚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延绥、陕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为六隅，这六处的巡抚以防为主以剿为辅助，这四正六隅合起来就是十面张网。地方巡抚的主要任务就是就是拉网堵截，而朝廷任命的总督、总理则专门领兵负责清剿，随剿随杀。
总之，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核心思想，就是放弃过去单纯的“围”或“剿”，调动民变区域地方整体的力量，将“围”和“剿”有机结合，不论主战场在何处，都要布置一个罗网，努力压缩造反武装的生存空间，最终彻底剿灭造反武装。
要完成这样庞大的围剿计划，需要大批军队兵力作为基础，因此必须增兵！
不过，增兵的前提是必须是要能够支付新增兵员所需的大量军饷，而这却一直是困扰明朝政府的一个大问题！
众所周知，明代由于国家财政结构和经济政策存在严重缺陷，中央财政经常处于出现入不敷出的窘境，导致军饷被经常性的大量拖欠，结果，明朝自正德年间开始，就出现了连绵不断的士兵哗变运动，成为了朝廷自边患、民变之外又一个必须应对的现实危机，
明朝自万历四十八年因为辽东开战而加征辽饷以来，到崇祯三年辽饷已经累计加派达一千多万两，尽管如此，这些钱对辽东而言仍属杯水车薪！
现在，在关内为清剿造反武装，又平添了一个硕大的无底洞！
如何解决这些困难，一直让崇祯和他的大臣焦头烂额！
据崇祯初年的户部尚书毕自严上奏：户部每年收入仅白银3964200两，支出高达白银5252500两，入不敷出！辽饷几经瓜分，所剩无几，其中黔饷百万，岛饷七八十万，一向额设于辽饷之中，因此辽饷不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按杨嗣昌的计划，十面张网计划需增兵十二万，其中步兵七万四，骑兵三万六千，每年需开支饷银二百八十万两！
本来家底就薄，已经无力负担军费开支，现在又增加了如此大的缺口需要填补，这又如何是好？
面对不愿意慷慨解囊的皇亲国戚们，崇祯只得多次召开御前会议寻求对策，但没有一个大臣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一向被崇祯所赏识的杨嗣昌也拿出了他自己的办法，一共四条：均输、溢地、寄学监生事例、驿递。
所谓均输就是按耕地面积平均摊派，每一亩地摊派米六合，每一石米折银八钱，每年可征银一百九十万两。
所谓溢地就是指从万历六年到十一年全国性耕地面积清丈后新增耕地，以前加派辽饷时没有作为摊派对象，现在一次加派，估计可增银四十万两。
所谓寄学监生事例是指出卖国子监（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党校）学生的学历文凭，为纨绔子弟提供一条用金钱踏入仕途的捷径，用出卖的收入弥补军饷缺口。
所谓驿递，就是将裁减驿递后节省的开支中每年拨出约二十万两充作军饷开支。
杨嗣昌搞的这些加派，也就是历史上被人大为诟病的“剿饷”。
很多人在后来在指责杨嗣昌时，就抓住这一条说他故意加重百姓负担，逼迫得更多民众因此加入造反大军，最终导致明朝亡国。
在他们看来，应该重新恢复旧有卫所军屯，可以达到不加赋而兵自足的目的。
但我们如果客观地看待当时的形势的话，就能发现这种说法的不切实际！
由于此时大明王朝在关内外都处于旷日持久的战争之中，特别是关内几乎无日不战，上至将领下至士卒早已疲惫不堪，那里还有精力去做屯垦这类“生产经营性劳动”呢？
或许基于这个认识，再加上其他的大臣又束手无策，皇亲国戚亦不肯纳捐为国分忧解难的事实，崇祯全盘批准了杨嗣昌的方案！
杨嗣昌随即开始实施他的宏伟计划！
杨嗣昌认为造反武装的优势在于流动作战，其得势时间在夏秋两季节，而冬春季节因天气原因不便流动，因此他选择崇祯十年的十二月开始发动为期三个月的冬季攻势。
杨嗣昌下令，各督抚分兵把口，各司其职，严格执行十面张网计划，限三月内剿灭流寇！
虽然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如杨嗣昌所说的在三月之内剿灭流寇，但在此后的一年之内却渐露成效！
崇祯十年十二月造反武装头目八大王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在官军的追逼下正式与官军接洽，请求招抚。
对此，杨嗣昌的看法是，闯塌天刘国能乃真心投降，而张献忠却很可能是诈降！
可是，他亲自推荐的五省总理熊文灿却不以为然。
熊文灿，万历三十五年进士，贵州永宁人，曾经因为福建巡抚任上成功招抚后来的抗清英雄郑成功的父亲海上走私集团头目郑芝龙而名声鹊起，熊文灿的姻亲礼部侍郎姚明恭因与杨嗣昌关系甚好，因而极力向杨嗣昌推荐这位亲家。
熊文灿到任之后，鉴于他招降郑芝龙“成功经验”，决定如法炮制，再次招降张献忠。
张献忠利用熊文灿急于招抚的心理，以重金贿赂熊文灿，熊文灿大喜之余，不仅阻止了湖广巡按御史林明球等人逮捕张献忠的图谋，还默许张献忠保留部属，驻扎于谷城县，并为之请衔，发给六个月军饷。
尽管朝廷上下包括杨嗣昌对张献忠是否真心归顺疑虑重重，担心其再次反叛，但由于熊文灿的坚持，再加上崇祯皇帝此时仍然在剿杀与招抚之间摇摆不定，因而张献忠得以获得了喘息之机。
张献忠、刘国能的投降引起了连锁反应，一批造反武装首领随即投降，一时间明朝湖广、河南一带趋于平静。
可笑的是虽然张献忠公然不服从朝廷调度安排，在谷城私自征税征粮打造兵器，图谋东山再起引起朝野人士的警惕，但崇祯却因为相信杨嗣昌担保“文灿能办贼”而深信不疑，还特地下旨令张献忠“等准赦死，杀贼立功。”
与此同时，在陕西方向，杨嗣昌严督洪承畴与孙传庭两人追剿李自成，并且因为洪承畴督剿不利，处分了他。
自此，洪承畴再不敢懈怠，与孙传庭紧密配合，给李自成以重大打击，崇祯十一年十月，洪承畴获悉李自成将自潼关入豫省之情报，立即通报孙传庭，孙传庭随即在潼关南原设伏，待李自成被洪承畴手下总兵曹变蛟赶入埋伏圈，采用重叠伏击之战法，每待李部休息饮食之际，再突发袭击，经数日激战，几乎全歼李部，李自成丢弃妻女，仅率十八骑逃入商雒山中。
此后一年，李自成销声匿迹，他在这一年中做了甚摸，史书中并无记载。
杨嗣昌的十面张网计划，自此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自天启七年开始的流寇之乱似乎已经到了尽头！
不过，就在洪承畴、孙传庭在潼关南原痛击的李自成当口，北方的满洲军再次入塞侵袭！
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太宗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联络蒙古，分兵两路，突破长城关隘墙子岭、中协青山口，大举南下，很快进抵京师近郊的密云县。
崇祯皇帝情急之下，紧急征调辽东、宣大、陕西的精锐之师赴京师驰援。
作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自然身肩协调各路勤王之师保卫京城的重责，可是此时明朝廷内部却发生了严重分歧，争得不可开交。
事情的缘起在于杨嗣昌为了贯彻他的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的一贯主张，于五月在崇祯召对之时即兴所做的一篇策论，他引用历史典故，借古喻今，主张与清议和，结束辽东战事，全力应对流寇之乱。
其实杨嗣昌在发表动议的同时，也已经这样做了，他在崇祯皇帝的默许下，授意辽东巡抚方一藻派人前往清方试探，皇太极将一封信交使节带回，信中表示：“仍言讲款（议和），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
凭心而论，杨嗣昌的与清议和动议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由于两线作战已经将明朝拖的民穷财尽，而且由于明朝军事上的虚弱，根本无力抵御清军入塞抢掠，在这样的情况下，结束辽东战事，无疑可以节省出大笔的军费开支和军力，转而全力打击造反武装或者加强宣大一线长城的防御，有利于尽快恢复关内的安定局面和抵御清蒙军入塞侵袭。
退一万步讲，即便皇太极并无议和诚意，但明朝同样也可行使缓兵之计，利用和谈暂停战事，抓紧时间重整旗鼓、休养生息，他日再徐图恢复故地也为时不晚。
但是，这些显而易见的好处却遭到朝中很多大臣的反对，他们鉴于宋朝与辽、金处理关系频频失误的历史教训，对于和谈动议高度敏感，因此，杨嗣昌策论一出，就受到了很多大臣的猛烈抨击。
这场争论直接引发了杨嗣昌个人的公信危机，虽然崇祯皇帝依旧信任他，并处理了弹劾他的几位大臣，但崇祯皇帝仍然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摇摆不定，也就没有进一步推动议和之事。
皇太极见明方无进一步表示，遂再次派兵入塞侵袭。
危机关头，明朝官吏本应精诚团结，共同对敌，但当时担任宣大总督的卢象昇却仍然和杨嗣昌在打内战。
以打击造反武装而著称的卢象昇也是坚决反对议和之人，他公开表达了对杨嗣昌的不满，他认为，自己身负重孝，如不奋身报国，移孝作忠，有何颜面立于人世？
他也坚决不愿意做袁崇焕第二。
这种不满在杨嗣昌到他大营解释分兵一事达到了高潮！
本来谈论的仅是分兵的公事，但卢象昇却当面指责杨嗣昌私下议和，杨嗣昌矢口否认，卢象昇遂将方一藻派人之事和盘托出，杨嗣昌面红耳赤，两人不欢而散。
卢象昇的这种做法大大恶化了他和杨嗣昌的关系，导致杨嗣昌利用职权将他身边的宣大精锐大部调走，只留给他五千老弱残兵。
最后，缺兵少将的卢象昇在巨鹿县贾庄与清军的遭遇战中壮烈战死，所部全军覆没。
杨嗣昌出于对卢象昇成见，先是想诬陷卢象昇遇敌退却不战的罪名，后来又阻挠他人收敛卢象昇的遗体，致使卢象昇的遗体前后拖了两个多月才被收敛，其应得的抚恤，也是拖了好久才给予。
令人感慨的是，卢象昇亲兵杨陆凯在其战死之后，伏倒在他身上，保护其遗体，身中二十四箭而亡！
卢象昇是明清开战以来，明朝第一个战死疆场的督师！
和卢象昇一起殉难还有宁锦防线的缔造者，原东阁大学士，辽东经略，少师孙承宗，已经告老还乡的他在家乡高阳城率父老抵御清军，不幸城破被俘，清军不忍加刃于他，让他自尽，孙承宗向北叩头，投环而死，全家百余口，除一个六孙的小孙子和其母之外，全部殉难。在其感召之下，城中数千人，在城陷之时，仅有数十人逃亡。
孙承宗之死令朝野震惊，崇祯下令抚恤，但同样是拖到第二年才执行，据说也是杨嗣昌在暗中阻挠。
但卢象昇、孙承宗的死并不能挽回明军的败局，这次长达半年的清军入塞侵袭战，清军势如破竹，明军则一味消极避战，眼看着清军深入两千里，破七十余城，俘获人口将近五十万，最后安安全全的扬长而去！
战后，崇祯皇帝指派杨嗣昌主持按罪追责，最后处决了包括地方督抚、领军总兵在内的高官三十二人！但却没有给被他高度信任的这位兵部尚书任何处分，虽然杨嗣昌屡次上疏引罪，虽然朝野上下一片弹劾指责之声。
如果说杨嗣昌以他十面张网计划的成功，证明了他确有真才实学的话，那麽明军的这次惨败，则再明显不过的反证了他这位堂堂的大明兵部尚书也不过仅仅具有一点小智小慧而已.
杨嗣昌刚刚处理完按罪追责事宜，诈降的造反武装首领张献忠就于崇祯十二年在谷城县再举反旗，五省总理熊文灿因玩忽职守、谎报军情被革职拿问。
由于熊文灿是杨嗣昌亲自举荐的，杨嗣昌难脱干系，杨嗣昌为摆脱被动，决定自告奋勇，请命督师。
崇祯为平息朝野对杨嗣昌的非议，也就顺水推舟的批准了他的奏疏。
九月初六日，杨嗣昌进宫向崇祯辞行，崇祯亲赠自撰七言诗一首，以示激励。
诗云：“盐梅今暂做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
在明军刚刚惨败大背景下，崇祯仍然将杨嗣昌比作汉代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名将周亚夫，让人不能不感叹他的眼光有问题！
杨嗣昌到达襄阳熊文灿行营之后，立即召开会议，布置围剿计划，力图再次以十面张网扭转局面。
但事实证明，杨嗣昌的好运已经到头了，从崇祯十二年十月到崇祯十四年三月，长达十七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左良玉在四川玛瑙山大败张献忠一次之外，杨嗣昌仅仅领军尾随跟踪张献忠，再无其他的作为！
同时，杨嗣昌也指挥不动左良玉等骄兵悍将和地方巡抚，使得他的围剿计划一再落空，眼睁睁的看着张献忠如入无人之境！
崇祯十四年正月同样杀出山林，东山再起的李自成攻克洛阳，杀崇祯皇帝亲叔福王朱常洵，二月张献忠拿下襄阳，杀崇祯皇帝远房叔祖襄阳王朱翊铭！
一月之内，两位藩王遇害，亲眷横遭屠杀，是大明王朝历史上空前的，如此惨烈的事变，预示着奉命清剿造反武装的督师杨嗣昌的政治生命已经到了尽头！
杨嗣昌本来已经在长途奔波跟踪张献忠的过程中鸿已身患重病，现在又遭此惊吓，饮食不进，病情加重。
此时的杨嗣昌早已无昔日的雄心壮志，唯有等死而已，他在写给湖广巡抚宋一鹤的绝笔信中写到：“天降奇祸，突中襄藩。仆呕血伤心，束身俟死，无他说矣。”
崇祯十四年三月初一日，杨嗣昌病殁于荆州沙市徐家园，终年五十四岁。
崇祯皇帝在得悉杨嗣昌死讯，亲自为他写下一篇祭文，深切悼念他所器重的这位肱股之臣，并设法为他解脱了两藩殉难的罪责，虽然舆论监督非议，但都被他压下，最终还追赠他太子少保，



尾声
回头看来，杨嗣昌不失为一位务实的官吏，虽然他的个人能力有限，也并非裴度、张居正式的大才，但他的必先安内方可攘外的策略，在当时确是挽救明王朝的必然举措，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他的十面张网计划，一度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同样说明他具备一定的统筹谋划全局的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他所面对的君主崇祯皇帝，被史家批评为刚愎自用、刻薄狠毒、多疑自负，在他统治下，很多大臣无论忠奸都最终遭遇凄惨的下场，而他却能对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杨嗣昌始终眷顾如一，器重有加，好似夫妻情深，甚至连杨嗣昌丢城失地，致藩王殉难也不予深究，这在崇祯一朝五十内阁辅臣中堪称独一无二，也就不能不让人对杨嗣昌的侍君为人处事之道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