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我将长眠，祝福中国”

孤独行者

作者：:冯兴元

科斯   　     编者按：科斯与中国的距离，永远定格在一个月。 　　2013年9月2日，102岁的罗纳德·科斯与世长辞。这位经济学巨匠，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开山鼻祖，也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此时，距离他的首次中国之行仅差一个月，他原本计划在2013年10月前来中国，完成多年夙愿。 　　科斯终其一生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他的产权与交易理论却奇异地在这个大国产生着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活跃在中国改革大舞台上的大批经济学家，手握科斯提供的理论工具，在迄今全世界最大的“金矿”里淘金——不仅投身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更是探索中国层次丰富的制度创新。 　　“中国的奋斗，便是人类的奋斗，我将长眠，祝福中国。”在科斯用自己所获的诺贝尔奖金资助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会上，他曾经深情地如此说。在他逝去之际，南方周末特刊发一组文章，怀念这位对中国改革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大师，并重温他的嘱咐：“要将思想变成现实，比我行将要进入的长眠更难一些。” 　　如果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老制度经济学鼓舞了中国的革命走向成功，那么科斯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是中国的改革走向成功的当然指导之一。 　　科斯其人其事 　　科斯教授于1910年出生在英国伦敦，1932年大学毕业，后赴丹迪经济暨商业专校、利物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950年，科斯移民到美国，先后于布法罗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任教，之后一直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和《法律经济学》主编，直至1982年退休。其后，他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荣誉教授及法律与经济学资深研究员。 　　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产权理论的奠基人。与此相关、交叉或包含的学科包括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契约经济学、法律与经济学、宪政经济学等等。 　　他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后续研究，把制度和企业引入了此前把眼睛盯紧市场价格体系、注重诠释市场价格体系如何发挥作用的主流经济学，论证了企业、产权、契约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科斯的理论影响了张五常、茅于轼、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等一大批富有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 　　我本人作为制度研究学者，也难免落此“俗套”。天则经济研究所就以研究新制度经济学为立所之本。 　　与此相应，新制度经济学及其相关、交叉和包含的学科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研究发挥了深远的影响，从而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有关经济改革的话语体系和实践。在惊闻科斯教授仙逝之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甚至提出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学习科斯理论。 　　科斯的仙逝不仅是学术界的巨大损失，而是整个世界的巨大损失。就是因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仅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深远广阔的政策意蕴。如果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老制度经济学鼓舞了中国的革命走向“成功”，那么科斯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中国的改革走向成功的当然指导之一。科斯对于中国学界的最后正式勉励可能就是他2013年7月祝贺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20周年庆典的亲笔祝贺：“天则所无疑将在开放思想市场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科斯的思想 　　科斯因为对生产的制度结构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荣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杰出贡献是发现并阐明了交易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根据盛洪教授的总结，科斯最伟大的学术成就，就是在一个理性至上的时代，用理性的形式和方法证明了自然发生和演进的产权制度是有效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转型说明，哈耶克意义上的自发秩序远胜于人为设计的秩序。 　　科斯的代表作是两篇著名的论文，其一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本质》。该文以演绎推理的方法独辟蹊径地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科斯创造了“交易成本”这一重要概念来予以解释。 　　所谓交易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或“利用市场的交换手段进行交易的费用”，包括提供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和执行合同的费用等。 　　科斯认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时，就是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 　　第二篇名文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该文结合简单的案例分析，重新研究了交易成本为零时合约行为的特征，批评了庇古关于“外部性”问题的补偿原则（政府干预），并论证了在产权明确的前提下，市场交易即使在出现社会成本（即外部性）的场合也同样有效。 　　科斯发现，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指财产使用权，即运行和操作中的财产权利）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规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即最优化结果保持不变。换言之，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斯蒂格勒（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科斯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并命名为“科斯定理”。 　　科斯教授上述短短的两篇论文，催生了此后巨量的跟进研究文献。这也为其在晚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奠定了基础。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名单中，这方面足以与科斯教授相媲美的应该说是约翰·纳什。后者在1950年递交的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论文题为《非合作博弈》，只有27页正文，全文只引用了两处文献，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并由此确立了他博弈论大师的地位，也为其在199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奠定了基础。 　　对于科斯的理论，并不是没有意见分歧。几乎科斯提出的每一种理论，都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比如，如果我们把企业视为“契约的连接”或者“契约的网络”，那么企业的边界存在模糊性。但是按照科斯的观点，企业的边界应该是明晰的，而实际上企业的边界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不过进一步精准定义契约或者合约，就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科斯思想的方式来解决与此相关的企业边界问题分歧。 　　有关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虽然存在意见分歧，但是解决方法仍然是继续发展科斯的交易成本思想，甚至提出替代理论。但是，从真实生活中看，基于交易成本的科斯定理的应用非常广泛。比如最简单就是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养牛者的牛吃掉农夫的谷物的案例。单纯否认交易成本反而是经济学研究的倒退。 　　根据科斯的观点，其交易成本经济学把主流经济学从黑板经济学带回到“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在2013年1月接受网易“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采访时，科斯指出，原本由西方经济学家所垄断的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是一个抽象并且不存在的世界，而他强调经济学应该分析、讨论真实的世界。他认为，这就是他的经济学理论和传统理论的区别。 　　根据科斯的助手王宁博士2010年底对科斯的采访记录，科斯教授称“科斯经济学”（他自己并不喜欢这一名称）或者“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为“正确的经济学”。他认为，“正确的经济学”应当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且如果加以适当运用，经济学应当能够阐明经济系统是如何运行的，以及当系统运行出现问题时该如何解决。 　　根据国内学者圈的一般理解，在其强调过程中，他们更强调基于案例研究抽象出一般概念和理论的研究。不过，这只是科斯方法论的一半。 　　科斯方法论的另一半应该是演绎推理的方法。比如科斯的论文《企业的本质》就运用此种方法。奥地利学派的研究基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不是基于案例，而是基于演绎分析，由此建构概念和理论，得出一些普遍的经济学规律和定理，也属于后一种意义上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此外，一般的新制度经济学教科书纳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均衡框架，实际上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有所背离。科斯本人秉承英国普通法理念，其方法论有着较大的演化论特征。根据科斯的看法，经济学有很多方面要向生物学和医学学习。这两个学科从细胞层次逐步上升到器官层次来研究人体的总体运转，不同器官之间相互协调的方式，以及当某个地方出现问题需要修复时该怎样做。因此，科斯的演化视角不同于一般新制度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均衡范式，与哈耶克的认识论有着同源之处。 　　确实，科斯对计量分析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他认为，经济系统的运行方式是很复杂的，它由很多的组成部分组成，并且每个组成部分本身又是一个微型的系统。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整个系统的运行是非常之复杂的。对总体统计数据的一个回归并不会让你对经济运行有很多的了解。 　　科斯与中国 　　科斯对中国的长期兴趣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生而俱来的强烈好奇心有关。这种好奇，也是他钻研的力量来源。早在学生时代阅读马可·波罗游记时，科斯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与张五常教授的交往增进了科斯对中国的了解和兴趣。很多年前，张五常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待了两年，两人经常一起聊天，这段生活对两人都获益匪浅。 　　张五常教授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阐释和拓展，影响了道格拉斯·诺斯、约拉姆·巴泽尔和威廉姆森。这样一大批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外加中国众多经济学家对之引接、阐释和应用，最终对中国的改革研究形成了重要的影响。在此，张五常教授在中国对阐述、传播和发展科斯的思想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科斯与华人经济学家有着较多的交往。其中张五常教授自然当属首位。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科斯多次提及张五常教授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初期，科斯就极力建议张五常去香港大学任教，因为他认为香港大学是当时对中国最新的经济改革进行研究的最好去处。 　　1993年，科斯邀请盛洪教授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近年来，科斯还通过科斯基金会组织并资助了2008年芝加哥国际会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以及2010年芝加哥研讨会“工业的生产结构”。实际上科斯等于用他自己获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独自资助了会议。 　　科斯在其人生的最后几年，更加担忧中国缺乏一种开放的“思想市场”。科斯反对持不同观点者之间拼打得你死我活，认为：观点可以相互竞争，但持不同观点者是不需要互相杀戮的。 2011年的12月14日，科斯出现在《财经》年会开幕式的大荧幕上，向与会者致辞。他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惊人成绩，包括经济开放之初中共领导人的“顺势而为”与来自民间充满生命力的“边缘革命”（也就是自下而上推动的改革）；同时也坦率而忧虑地指出：“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科斯承认中国在建设市场经济方面取得了成就，改变非常巨大。但他认为，人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开放的“思想市场”，但是这终将会到来。从科斯看来，“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有着显著的区别。 　　他认为：在商品交换市场中，任何一个人都能向其他人出售商品；而在思想市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对其他一部分人产生影响，他们只占到总人口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却非常重要。科斯指出：中国缺乏这样的思想市场，不过未来会出现；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将会受益于思想的讨论，并产生巨大的变化。 　　2013年，科斯与助理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出版，激起了学界对科斯在书中所提中国需要“思想市场”的热议。 　　而早在1974年的一篇名为《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的论文中，科斯引用英国诗人弥尔顿在1644年的演讲词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不能想象，将地球上的所有知识做成商品，像细毛制品和羊毛打包布那样做上标记，发放许可证……”正如科斯在《财经》演讲中所言，“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也许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压抑思想市场只会招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能够培育宽容，这正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 　　对中国的期待 　　1988年，科斯曾给盛洪教授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说，“我坚信，对中国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改进和丰富我们关于制度结构对经济体系运转的影响的分析。” 　　这是他一直坚信的信念。在过去，经济学曾是英国主导的一个学科，现在美国成为了经济学的主导。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端正态度，那么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一个学科。这也正是他们所应该做的。这也是他不喜欢“科斯经济学”这个词的一个原因。 　　科斯认为，在中国，新的“好经济学”和新的“坏经济学”都有很大的机会。我们想要看到“好经济学”流行起来取得成功。这里，“好经济学”就是科斯所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或“正确的经济学”。 　　科斯之所以坚持这一点，是因为他认为这跟中国现在对新的思想接受度很高的事实有关。旧的思维方式已被抛弃，但新的方式还没发展起来。他指出，如果“正确的经济学”首先在中国发展起来，那么就应该被未来的历史学家叫做“中国经济学派”。科斯觉得，捍卫权威是中国人的一个不好的特点，他认为，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做的，是在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进行认真系统的调查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观点。 　　2010年12月29日，科斯教授迎来100岁生日。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国内十余家学术机构召开“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为其祝寿。在会议上，科斯发表了现场电视讲话。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在这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有很好的便利条件。他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将会研究整个系统，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体系中，研究老的产品的生产体系和新的产品生产体系。 　　为此，“科斯中国学会”成立，科斯寄厚望于这一新建机构。他希望，新成立的这个机构能由学者组成，他们不是仅用一种方法，而是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找到适合他们的学术路径，带来新的洞见和智慧。 　　在王宁的采访记录中，科斯认为，该学会的主要作用应该是促进中国经济学家独立思想的发展。学会不是要发展成一个大的组织，而是要成为一个由很多学者群组成的网络。每个学者都应该竭尽全力对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每个学者群形成一个小团体，就中国经济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地区进行研究。要鼓励各种类型的研究，包括历史的、统计的或者分析性的研究，只要这些研究对中国经济的运行或变革提供了新的认识。这是得到全面的观点的唯一路径。 　　科斯教授曾对王宁说过，自己有生之年没有到过中国，看来再也没有可能去中国了，是终生莫大遗憾。最近一段时间，科斯教授在筹备2013年10月份访问上海的旅程，但是他的仙逝最终中断了他访问中国大地的“中国梦”。 　　好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中国进行真实问题的经济学研究。相信终有一天，中国的学者能够拥抱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成就“中国经济学派”，实现科斯的“中国梦”！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

—— 原载: 《南方周末》

孤独行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逝世  

作者：凤凰网
导语：9 月2日上午，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美国芝加哥大学9月2日发布讣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易成本理论提出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于当天逝世，享年102岁。科斯在81岁高龄，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他的“科斯定理”被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 本”，直接影响了张五常、周其仁等中国经济学家。同时，他还以一个英国经济学家的身份在美国关注着中国经济改革，以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观点对中国经济问题提 出忠告，字字珠玑，其言无价。

一、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

只要有自由竞争的环境，私企是非常懂得如何应对这些交易费用的。如今，私企最大的挑战是，他们仍然遭受着种类繁多的政策和政治歧视。他们很难进入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主要是由国有银行所控制。

要抛开为私企设置的种种限制。只要私企(或任何企业)是依法运营，就该享有自由。如果一些经济行为体不遵守市场原则，市场经济就不会成功。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

二、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只要交易双方可以自由讨 价还价并达成交易，那么市场行为就可以发生。中国的情况是，政府宣称了对土地的拥有权。国家必须允许土地的事实所有者——多数情况都是农民——进入市场。 这样，国家可以通过收税在土地交易中获得很大利益；同时，为了自身利益，就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中国在土地交易方面的所作所为，应该叫做单方面获取。这显然并不是市场行为。

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带来大量失去土地者的抵抗，这在中国已经被广泛报道。

三、中国应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问：深圳发布了一个土地双轨制文件，允许深圳农村变卖集体所有的工业用地。你认为，这是否为中国土地政策提供了一个改革的方向？

科斯：深圳的政策显然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是一个辽阔而多元化的国家。一种方法或许在一个地方能取得成功，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就行不通。中央政府应该鼓励地方政府大胆尝试不同方法，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四、在中国，教育和税收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

不平等在任何自由市场经济中都不可避免。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以及地区多样性，基尼系数高也在预料之中。争议的核心在于，导致不平等问题出现的中国市场经济，其深层问题是什么。

比如教育和税收制度，在最发达国家都发挥着强有力的抑制不平等的作用。在中国，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只要社会流动的大门是打开的，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人对自己的未来、自己孩子的未来有希望，那么不平等本身就并不是问题。

五、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然开错了药方，需要反思

在发达国家，更替水平生育率被设置为，每位女性平均生育2.1个孩子。长远来看，独生子女政策并不可持续。另外，保证政策的实施过程，一向是高成本且充满暴力的。随着一个国家的富裕，女性也趋向于自愿降低生育率。今天没有必要来强制执行如此严苛的政策了。

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削弱了中国劳动力数量，还降低了其质量。研究已经表明，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之后出生的中国儿童，其社会技能被迫变低。当然，其影响也在经济之外有所体现。它在基本社会结构上，也严重削弱了家庭。

六、“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然而，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

七、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

我相信经济增长的秘诀是分工， 研究分工就必须考察真实世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呼吁我的同行们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不过没有什么效果，我的同行们似乎不大愿意听我的劝 告。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我始终对中 国寄予厚望！

八、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

人类社会到处都存在着腐 败。过去50年间，我在芝加哥的家中，常常听到市政官员的腐败新闻。伊利诺伊州的两任州长现在都身陷牢狱。我的同胞、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公爵解释得很清 楚：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如果政治体制是透明的，如果权力由法律来约束，如果任何权力的滥用都可以追溯责任(自由媒体和独立司法体 制，因而是需要的)，那么腐败就不会威胁到秩序和稳定。

不管是政治改革、法制改革，还是体制重建，叫法无所谓，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

九、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

中国没有理由比韩国、日本或美国缺少创意。只要中国开放思想市场，允许大学独立、自治，给私企以与国企同等的待遇，中国就会迅速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层楼。

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中国已故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许提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在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

钱学森之问帮我回答了中国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而就钱先生的问题，我却有个答案，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十、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

“我今年98岁，垂垂老矣，不知道还能够活多久，随时都可能离你们而去。希望在你们，希望在中国。我相信你们是不会让我失望的！”（2008年7月 14~18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科斯教授以98岁高龄，亲自倡议并主持召开“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 原载: 凤凰网

孤独行者

可惜科斯未圆中国之梦  

作者：盛洪

　　记得7月份王宁来电子邮件说，他们正策划科斯教授到中国之行。这让我意外，也让我感到很振奋。说是意外，是因为他多次放弃到中国的安排。记得1994年我还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作访问教授时，他就收到过中国国家体改委的邀请。但他当时对我说，他太老了，不能去中国了。他那时已84岁，按一般的看法，确实很老了。

　　后来到了2008年，我参加科斯教授发起的芝加哥大学关于中国改革的研讨会时，听有人说，科斯教授之所以一直未去中国，是因为他太太对中国有误解。但这无法证实。我们在这个会上第一次见到科斯太太，她很慈祥，对中国人很善意，很难看出她对中国有误解。也许，在不了解中国和接触中国人之前，她确实有误解，但更多的信息让她改变了看法。不过当时科斯教授已年近百岁，似乎更没有身体条件做远程旅行。
　　就在一次晚餐时，我问科斯教授是否后悔没来中国，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猜测说，“也许真的不遗憾。对于科斯教授来说，‘中国’是一个遥远而神秘国度的代名词，他需要用这个代名词来寄托他的梦想 …… 而在今天，‘中国’可能已经远远超出比喻的范围。因为一个真实的奇迹发生在了寄托梦想的地方。但是，还是保持一点神秘感吧。”

　　所以，当我听王宁说科斯教授要在102岁的高龄时到中国来，确实感到很意外，但又很受鼓舞。一方面，他可以不顾身体条件远涉中国，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千里迢迢，可谓壮举。另一方面，这又反映了科斯教授不为外人所知的深深的中国情结。早在1987年，在纪念《企业的性质》发表50年时，他曾说“我想再度扬帆起航去寻找通向中国之路”，以实现他“老年人的梦想”。这虽是一个西方人惯用的对遥远国度的比喻，但为什么不是印度或日本？也许当时中国的改革已经开始吸引他的目光。

　　到了1988年，当我和黄一义与科斯教授翻译他的著作通信时，他在一封信中已明确指出，“我坚信，对中国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改进和丰富我们关于制度结构对经济体系运转的影响的分析。”

　　另一方面，他所接触的中国人，也加强了他对中国的关注。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张五常。早在二十世纪60年代，张五常就到了芝加哥大学。据五常教授记述，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年代，其中最亮的星就是科斯教授。在与科斯教授的讨论中，张五常被视为理论知己。后来《经济学百科全书》上的科斯理论条目，由五常教授执笔；诺贝尔奖委员会举办研讨会时，曾邀请五常教授著文介绍科斯理论。自然，五常教授也受邀参加了颁奖典礼。

　　科斯教授对五常教授非常赏识。这在他的诺奖演说中可以看出，他提到的最多的名字就是张五常。在私下，他与我谈话时也经常提到张五常。而很显然，五常教授可能是第一个引起科斯教授关注中国的人。早在80年代初，五常教授就发表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书，预言中国可能会走向市场化改革之路，从而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五常教授回香港，是受到了科斯教授的鼓励。科斯教授在2008年给五常教授夫人苏锦玲的信中回忆到，“当香港大学邀请史迪芬担任教授的时候，我催促他接受，我想这是了解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最好的地方。”而那年是1982年。

　　从那以后三十多年，中国果真发生了经济奇迹，经济总量一路赶超，直到世界第二。而其原因，却很简单，就是产权和市场。在农村，家庭有了土地承包权；在产业领域，人们有了创办企业的权利。而这，正对应了科斯教授所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中讨论的两个基本概念，产权与交易。中国奇迹的奥秘只是在于，“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大工厂”的计划经济，由于多层次的政府科层组织的存在，而导致交易费用奇高；而市场化，就是用两两人之间的交易替代政府科层组织，立刻会获得降低交易费用的功效，所以也自然会明显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

　　这一结果也自然令科斯教授兴奋。作为一个身在书斋的学者，没有比他的理论被实践证实，甚至被拿来指导一个伟大的改革更高的奖赏了，诺贝尔奖也会相形逊色。到了2008年，科斯教授终于忍不住了。既然暂时无法东渡中国，何不请成功的中国人到美国一行？于是他将诺贝尔奖金的一半拿出来在芝加哥操办了一个学术研讨会，专门讨论中国经济是如何崛起的。被邀请的人有学者，有企业家，也有政府官员。虽然对一个近百岁的老人来说，开满五天会是十分辛苦的，但对他来说，不啻是一次有关中国改革的信息大餐，是他的一种享受。

　　也许是余兴未尽，时隔一年，2010年，他又发起了一场芝加哥研讨会。只不过这次他似乎无需再花一半诺贝尔奖金了，因为几乎所有的参会的中国人都自己掏腰包买机票，这从一个侧面印证着中国改革的成功。在此之后，他投入到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中，到了2013年，他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出版了。书中对中国改革历程进行了描述，并讨论和分析了中国改革当前的问题。这也许就是科斯教授最后的文字了。

　　然而，科斯教授对中国的兴趣还不仅仅是中国印证了他的理论。他还有更特殊的寄托。这在他的一些谈话中透露出来。在2008年芝加哥会议结束时，他说，在他出生的头几年，欧洲一派和平与繁荣景象，但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科斯说，“那是一场愚蠢的战争”，不仅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而且还诞生了苏联。科斯希望有产权制度，但不喜欢战争。因而我们隐隐可以看出他对西方世界的某种失望，转而将希望寄托在有不同文化特质的中国身上。当他说“为中国奋斗，就是为世界奋斗”时，我的心颤抖了。

　　我热爱中国，我热爱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崇尚天道且优雅的文化，这与我是一个中国人，凭借懂得中国字的优势有关，我能够不太费力气地阅读文化价值连城的中国古代经典。而科斯为什么？以科斯教授的天赋悟性，他也许有一种对中国文化的感觉。他后来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不仅局限于小时读过的《马可•波罗游记》。在他后来的文章和谈话中，我们能看到他越来越多地引述中国经典。他把孔子与亚当•斯密相提并论；他用孔子办私学来证明思想市场在中国有着深远传统；他理解孟子说的“不忍人之心”；他在《变革中国》中引用儒家和道家的经典；他赞赏梁漱溟提出的“建设新中国”与“了解旧中国”要齐头并进的建议。

　　重要的是，他发现中国的儒道传统与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有很大重叠，在思想市场方面也有很大重叠，而这两点，又是通向一个好的政治制度的前提。他说，“民主化（抑或非民主化）吸引了当今政治辩论的大部分注意力，但开放的思想市场才是政治体制运行的关键所在，无论该体制是否民主的。”（《变革中国》，第260页）他当然知道，政治制度还是当下中国的短板。在2008年芝加哥会议的结束时，他的总结似乎对这一点没有把握，只是希望“政治机器”能运转得好一点，能够良好运行100年；其实也是希望中国能探索出更好的政治制度。如果这一点也能实现，那么中国真是一个可以寄托希望的地方。因为产权、思想市场和政治机器都能有效运转的国度，同时又有历史证明是一个爱好和平、不事扩张的文明，将是世界之福。

　　当然，思想市场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它还是理论创新，形成更好的经济学、“正确的经济学”的制度条件。只有思想和表达没有禁区，思潮或学术传统之间的辩论和竞争才能充分，更优的理论才能脱颖而出。如果有了思想市场，科斯更愿意将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希望放在中国。因为正如他在与王宁的谈话中说的，“新的思想总是被一小部分人所接受，但中国的一小部分人就是很多人了。”当然还有中国改革所带来的极为丰富的思想素材。科斯说，“在过去，经济学曾是英国主导的一个学科，现在美国成为了经济学的主导。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有正确的态度，那么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一个学科。”

　　除此之外，科斯的中国情结还有一个鲜活的维度，这就是与具体的中国人的接触和友谊。在张五常身上，他看到中国人的聪明；在王宁身上，他看到中国人的温情与细心。中国的多名学者、企业家和传媒记者拜访过科斯教授。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是知恩图报的。中国人把科斯理论作为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传媒，科斯教授也许是在中国最知名的外国经济学家。2010年，当科斯教授百岁生日时，中国经济学家们为科斯教授举办了盛大的学术研讨会。科斯教授为此谢绝了一些西方传媒的采访。这个会恰当地使用了“科斯与中国”为题，并以同名印刷了给科斯教授的礼物暨会议纪念册《科斯与中国》，论文集也采用了这个名字。科斯与中国，有点儿分不开了。科斯教授一定很好奇，这些中国人的家乡是什么样的？

　　知道了科斯的中国情结，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在102岁高龄，决定到中国来。这是一个他魂牵梦绕的国度，这是一片他寄托理想的大地。五常教授曾说我们的《科斯与中国》纪念册中应加上一幅现在中国的照片，以显示中国改革的成就。然而，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亲眼一见。据王宁的信息，行程安排在10月10日到11月18日。天则所已经准备在这期间举办一次学术会议，以欢迎科斯教授。

　　然而，不幸，9月2日，噩耗传来，科斯教授竞辞世而去。据他的访华计划仅一个多月。科斯教授长寿近103岁，但与中国仅一月之遥！这是上帝的安排吗？一个从未过到中国，但对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一个梦想扬帆探索到中国之路几十年的人；仅仅差一个月的时间，就与中国永远隔海相望，这难道不是一个永恒的凄美的悲剧吗？真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然而，这何尝不是一出喜剧。如果科斯教授永远没有来到中国，他就不会亲眼看到中国的负面形象，就会与中国永远保持“距离之美”，就会把有关中国的完美印象带到天堂，进入一个美好的长眠。地上的事，他已经嘱托好了。记得科斯教授在2008年芝加哥会议结束时，有一段关于长眠的讲话，关于这段话，我的记录和翻译与五常教授的“正统翻译”有所不同，但我认为更反映“科斯风格”。他说，“我现在要感谢你们，因为要将思想变成现实，比我行将进入的长眠要难一些。你们将要按照你们在这个会议上所说的去做，实现它们，让人民幸福，我也将感到幸福，我感谢你们。”想到这儿，我觉得，科斯教授的思想薪火还在我们很多人心中闪亮。
　　
　
—— 原载: 《爱思想》

吹笛在湖北

产权和市场。

———三十多年，中国果真发生了经济奇迹，经济总量一路赶超，直到世界第二。而其原因，却很简单，就是产权和市场。在农村，家庭有了土地承包权；在产业领域，人们有了创办企业的权利。而这，正对应了科斯教授所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中讨论的两个基本概念，产权与交易。

———中国奇迹的奥秘只是在于：“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大工厂”的计划经济，由于多层次的政府科层组织的存在，而导致交易费用奇高；而市场化，就是用两两人之间的交易替代政府科层组织，立刻会获得降低交易费用的功效，所以也自然会明显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盛洪）

孤独行者

科斯的忠告：思想市场是中国转型成功的关键
102岁的罗纳德・科斯9月3日在美国去世，在经济学家的队伍中，科斯的长寿显得鹤立鸡群，然而，比起其长寿的生命来，他的学说和思想更为长久。
对中国而言，科斯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友善的、对中国能够施以同情并深刻理解中国发展走向的伟大学者。

科斯被公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将交易费用引入了经济学分析。今天在经济学科中作为常识的“科斯定理”来源于他早期两篇论文----1937年的《企业的本质》和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科斯也因此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时已是一个81岁的老人了。

关于“科斯定理”，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只要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初始产权界定给谁，市场都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这里的假定是交易成本为零，但真实世界的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科斯定理”也就变成为：不同的权利界定和分配，会带来不同效益的资源配置，所以产权制度的设置，或用科斯自己的话讲，“生产的制度结构”，在生产过程中就不是一个像过去认为的无关紧要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尽管科斯有关产权和交易费用的概念提出了几十年，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它才吸引中国学者的注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缺乏指导改革的思想资源，科斯的理论和思想，很快被如饥似渴的中国学者大规模介绍到中国，致使科斯在遥远的东方有了大量知音。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少有学者没受科斯的影响，目前活跃于中国社会的很多知名经济学者，都是科斯的忠实“粉丝”。

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讲，科斯的理论在转型的中国，比其生活的西方，具有更高的实用价值。因为他所阐明的产权和交易，或者推而广之，西方经济学所关注的生产关系、制度、道德等，已作为经济活动的内在约束条件存在几百年了。经济学家们应用科斯的理论解释中国，一方面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导向之一是明确产权，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它不假定市场一定最优，而认为制度本身就是交易成本的重要原因，改革不仅要权衡不同制度的优劣，同时还必须考虑向新制度过渡的成本。

在101岁时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章中，科斯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是由两个性质迥然不同的改革共同推动完成，即政府推动的改革和“边缘革命”。在他看来，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力量带回中国，从而促使中国经济崛起的是后者：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但正是它们，为中国市场转型铺平了道路----科斯用寥寥几笔，就将整个中国的经济转型解释得很清楚。

可以说，科斯是中国改革和转型的一个“不在场”的参与者，用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话说，科斯学说是中国改革的一盏明灯，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也有科斯的一份重要贡献。在和助手合著的《变革中国》一书中，科斯指出，过去30多年中国市场转型只是起步，未来中国要转型成功，必须缔造一个自由和开放的思想市场。在科斯看来，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和规模虽然让人印象深刻，但在创新方面却乏善可陈，根源就在于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这是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严重缺陷。他认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基础和知识基础；假以时日，中国要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前提必须是有这样一个思想市场。

拥有这个思想市场，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不仅能解释中国市场经济的运作，而且还能改变经济学。这是这位百岁老人对中国学者的殷切希望，也是他以自己的睿智，对中国发出的敦敦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