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政府、无政府下自发的货币市场

邱晓云

雪珥    澳大利亚华人学者，《国运1909》

孔阿才是上海英租界里巡捕房的包探，俗称“包打听”，连正式的警察都算不上，只是协警。但他在四马路（现福州路）开设了一家“德丰钱庄”，资本不过二三百元，却开出了高达5万多元的承兑票据，足足超出其资本金250倍！
在1897年的上海，类似他这样的山寨银行家遍地皆是。根据当时媒体的披露，不少小钱庄都纷纷开出了远超其资本金的承兑票据。这种完全失控了的票据发行，最终引爆了一场空前的金融危机及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史称“贴票风潮”。
贴票风潮
所谓“贴票”，就是“贴钱兑换票据”，其操作流程与如今银行里的“贴现”正好相反——储户在钱庄用较小额存款，换取较大额存单，比如存90两，但钱庄开100两的存单，到期可兑换100两。这其实就是高息揽储，并且在存款户头开立的时候就先支付利息。
出现这一“金融衍生产品”，最初的原因在于货币的缺少。
当时大清国的货币发行体系依然维持着十分原始的状态：实行银钱平行本位，主币是白银，辅币是制钱（铜钱）。所谓银，还有银两与银元之分。相对而言，传统的银两更为混乱，无论是形状、成色及关键的平码都千差万别，如同迷宫；而银元因为批量铸造，虽然相对规范性要好些，但其花色也相当繁多。至于铜钱，则因为铜价不断攀升，铸造成本过高，导致市面上的“制钱”流通量日渐减少。
这样的货币体系，无法适应不断放大了的经济需求。票据，即所谓的“银钱帖”就顺势产生。其中，以制钱为本位的叫“钱帖”，以银为本位的叫“银帖”。“银钱帖”的发行，远在宋代就开始了，首要目的当然是便于流通，解决银两、制钱等金属货币携带不便的问题，并在金属货币供给不足时，发挥“准货币”的功能。
问题在于，大清国又缺乏对于票据发行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外资银行及山西的票号，因为资本雄厚，其票据发行还有相当的资本金准备，而南方星罗棋布的小钱庄，就很快将票据发行变成了无本生意。这是一种“击鼓传花”的博傻游戏，其成功关键在于能“传”下去，钱庄才能将高成本吸纳的存款，以更高的利率放贷出去，并能安全收回；而能“传”下去的关键，就是承接这种票据的下家，需要有足够利润空间的暴利产品，来支撑实际上已经越演越烈的高利贷市场。
最初的下家形成相当不错的市场链。大量鸦片商人通过“贴票”获得短期贷款，而经营鸦片的暴利，使他们足以承受高额的贷款利息。还有一种优质客户，就是上海一种新兴的赌博——“合会”（或钱会、摇会、标会）。这本是大清民间，尤其是江南一带盛行的民间金融互助组织，由亲戚朋友乡邻组成，召集人称为“会首”，参与者称为“会脚”。组织会订立会规、会期、会额以及会款，要求定期交纳会款，作为投资放贷的款项，会内通过一定的方式（如坐次轮收、拈阄摇彩等），将这笔款项放给“会脚”们使用，按照会规收取利息。
这种“合会”，传到上海后变成了赌徒们“金融互助”的赌博工具。
“贴票”这种金融创新产品，在1889年由上海的“协和钱庄”率先推出后，立即被业内广泛模仿，不到十年功夫，上海基本每家小钱庄都做贴票生意，甚至专营贴票生意。而钱庄之间为了争夺储户，不断抬高贴票利率，最高的达到月贴20％——存入80两，一个月内可取回100两。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不少人将毕生积蓄都投入钱庄换取贴票。
至此，一个巨大的“买空卖空”市场泡沫形成了，并终于在1897年11月破灭。许多钱庄因到期无法兑付现金，开始大量退票，引发市场恐慌，一个月内居然造成了几十家钱庄倒闭，媒体报道说，涉案的“贴票”金额“约有洋圆百数十万之多，甚言有二百余万者”（《申报》1897年12月9日) 。
伴随这场贴票风潮，不少钱庄老板要么“跑路”，要么自杀，引发无数的经济纠纷和暴力冲突，整个上海被贴票搅得天翻地覆，只有法院和律师们生意爆棚。《申报》报道：“今年沪上各业无一起色，唯钱债之讼事甚多，致公廨差役生涯颇旺，市面亦可见一斑矣。”
天津告急
大清国的最大特点，就是永远都不会吸取教训。上海“贴票风潮”，居然在五年后复制到了天子脚下的改革重镇天津。
这次的直接导火线是义和团之乱。战后，仅八国联军所劫走的现银就高达1000余万两。火上浇油的是，为在动乱中自保，实力比较雄厚的外资银行和山西票号，收回了2000万两左右的放贷，不再放出。
动乱之外，外贸“出超”也是重要原因。
从1861年天津开埠以来，直隶地区的外贸在经过了20多年的缓慢发展，于19世纪90年代终于开始提速，1899年比1865年增加了5倍。1900年至1901年，虽然爆发了惨烈动乱，贸易额有所下降，但战后迅速得以恢复。与此同时，1901年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通车，欧亚铁路网联为一体。天津一方面迅速摆脱作为上海港的附庸身份，成为东北亚的重要港口；但在中国，尤其华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并没有改变，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反而加剧了外贸“出超”。此后，天津港年均外流白银多在400万两到800万两之间，有的年份甚至高达上千万两。
刚刚接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天津为通商口岸，南北冲衢，向赖外埠商货辐辏，灌输出入流转，虽若贸易繁盛，而实非银钱积聚之区。其无形之中，早晚隐伏空虚之患。”


在他执掌直隶的第一年（1902年），“中国官禁止宝银出口，然俱未能照办者，实迫于势不得已，盖进口货共值关平银80181683两，而出口货只值17839063两，所有进口货银如许之多，不能不如数照付之故耳”（《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
银根如此之紧缩，政局阴晴不定，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终于起作用。只不过，在这个畸形的局面下，市场那只手也是畸形的。京津地区的主币是“银钱帖”，与当年上海的情况一样；而辅币则大量使用竹片、洋铁皮和纸条，以供找补，这比当年上海的局势还要严峻。市场一片混乱，用袁世凯的说法，是“商旅闻之而裹足，百物闻之而腾涌。究其流极，外埠货物停发，票号汇兑不通”。
钱庄失控的票据发行，造成票据的大贬值。贬值后的票据，在兑换现银时要打折扣，这就造成了“贴水”。所谓“贴水”，是指远期收益（价位、汇率、利率等）低于即期收益，反之则是“升水”。发生在天津的这场金融危机，史称“贴水风潮”。
“贴水风潮”对天津的危害极大，袁世凯说：“（奸商们）资本不充，徒用拨条，以相诓骗，凭条借银，则赚以需利；持条取款，则骤与减成，贴水之名，缘是而起。其后，现银日少一日，贴水日涨一日，竟有每银千两，贴水涨至三百余两者。若辈不费巨资，坐获厚利，遂成一买空卖空之市面。而商旅闻之而裹足，百物闻之而腾涌，几岌岌不可终日。究其流极外埠，货物停发，票号汇兑不通。困竭情形，将至不可收拾。”
市场几乎崩溃，各界都十分清楚，以投机获利的“贴水”，是这场危机的罪魁。袁世凯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自臣接收天津之后，中外远近各商，咸纷纷以禁止‘贴水’为请。”
铸币跃进
袁世凯的救市动作，首先是增加流动性，设立了“平市官钱局”，筹集现银100万两，以月息5厘（0.5％）借给重要的钱商，以资周转。与之前动辄高达30％的“贴水”相比，这是相当低廉的利率。随后，袁世凯在1903年1月下令严禁“贴水”。作为金融票据的“银钱帖”，必须与现钱、现银等值使用。这种休克疗法，将那些以“贴水”作为主要收益、甚至唯一收益的钱商，彻底逼上绝路，相继倒闭。
随后，袁世凯开始发行新式的机器铸造铜元，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货币供应不足的问题。
他严禁制钱铜元离开天津境内及私炉销毁，要求各级地方官严查。这一年，袁世凯通过恢复重建铸币厂，向市场投放了10元面值的铜元1000多万枚，用公权力强行建立准备金。
铜元的流行与暂时坚挺，拉低了物价，“衣食各物，均皆价廉”，对主要使用小额货币的普通百姓大有裨益，因此，仅天津一地，“合津街市无不遵章周流铜元”。而使用大额货币白银的商家，也没吃亏，商贸的顺畅及物价的稳定，令他们获得了更大的“维稳红利”。到6月中旬，各项救市措施“粗有端倪，市面渐就安稳”。
袁世凯所遭遇的这场货币供应危机，在大清国各地都有出现，只是没有如此严峻。而各地的解决思路，与袁世凯都有相同之处——铸币。这种共识，迅速形成一股全国范围的大跃进运动，各地方政府纷纷上马铸币项目，最终达到了惊人的16亿枚年产能。据梁启超统计，1904年至1908年，全国实际铸造了逾124亿枚铜元。
如此大规模的铸币，早已经不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所需的货币供应，而是另有所图：新式铸币机大批量生产出来的铜元，有着高达63％以上的“铸币利润”，这成为各地财政新的增长点，刺激地方政府一拥而上——而早已丧失了权威资源的中央政府，对此种乱象却无能为力。
货币供应充足的红利，还没享受多久，铸币大跃进的后果就接踵而至：过量供应的铜元大幅贬值，最高跌幅居然高达80％，与此前的货币供应紧缺一样，再度引发物价飞涨，而受害最深的依然是草根阶层——因为他们是使用铜元这种低面值货币的主力。
没有规则，导致“市场”失灵；同样因为没有规则，导致“市场”缺位。货币崩溃的背后，实际上是规则、信用乃至政府权威的全面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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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晓云

原标题：金融发明家搞乱货币供应，毁了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