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生：谁还在向民族的伤口上撒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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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生：谁还在向民族的伤口上撒盐？2014-09-23 15:02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刘小生588次点击:我要评论

一句话，饿死的那些人不过是试验品。这种“探索性死亡”的定性，比起同样是把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网”上的孙经先提出“营养性死亡”来，应该也算是新意迭出了。

　 2014年09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刊登了一篇文章：《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若干解析 》。随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全文转发。接下来不少媒体都注意到这篇文章，全文或部分予以转载。这是一篇注定永载史册的文章。
　　这篇“若干解析”，重复了不少李慎明、孙经先的观点。例如，作者认为，既然《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的全国1960年减少人口1000万，那么考虑到其他非正常死亡，以及统计不到的人口迁出，那么真正饿死的人就不到1000万了。在这种基础上，作者也得出他的结论：西方某些敌对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极力鼓噪“毛泽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险恶用心则更值得警惕了。
　　当然，这篇文章也有它自己的一点新意：虽然“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因“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农村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但“这一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说，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而，这是一种探索性质的错误。”一句话，饿死的那些人不过是试验品。这种“探索性死亡”的定性，比起同样是把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网”上的孙经先提出“营养性死亡”来，应该也算是新意迭出了。
　　作为当年罹难者的亲属，我在读到这篇“人口学研究”文章后的感受，自然是一言难尽，久久难以平静。这种感受，自然完全不同于《解析》一文作者“去欧洲旅游，在巴黎街头”时的感受。1959—1961的事情，因为“农村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损失是极其惨重”，因其惨痛至极刻骨铭心已经成为这个民族还在流血、难以愈合的一个伤口。死者已矣，活着的当然无法逃避继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生活总要继续。但是，这个伤口一遍遍地被人撒盐，总不能被理解成这个民族真的像“人民论坛”所说的有“自虐心态”吧。这背后赤裸裸的冷血无情和鄙视生命，再一次提醒：悲剧绝非始于1959，也并未终于1961。
　　这篇文章大声疾呼：如果一些研究只是没完没了地一味向人们描述饿死人的惨痛景象，甚至无根据地加以夸大，这除了激发和加深人们的痛苦回忆和愤恨情绪外，其他还会有什么正能量呢?
　　我要告诉这位作者，除了那些给南京大屠杀翻案的文章，再没有比您的这种文章更能“激发和加深人们的痛苦回忆和愤恨情绪”了。
　　虽然《解析》发表在挂着“科学”招牌的网站上，但它的逻辑硬伤一望即知。全国1960年减少人口1000万，并不意味着这一年死亡一千万。除非生育率为零。死亡人口要远大于减少的人口。1960年还要正常出生很多人。假如1960年正常出生1000万，那么就要死亡2000万才会使总人口减少1000万。1960年前，生育率远高于死亡率。假如1960年正常出生1000万，正常死亡人口会远低于1000万。这样就可以看出，1960年非正常死亡远大于1000万。再加上个1961、1962年的损失(较1960年要小)，那么饿死3000万，怎么会不可能呢?当然，我们非常想知道当时对饿死人具体准确数字的统计。我们也相信英明的领袖勤奋爱民的总理不可能不去调查这个数字。可是，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这始终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解析》一文的作者署名“北原，作者系安徽行政学院退休职工”。可是从网上个检索这个“北原”，只能查到一位日本AV女星，也就是成人片女演员的资料。很想知道这位退而不休的作者还有什么研究成果学术高见，也只能就此作罢，只能佩服人家用了一个好化名，比什么“学术隐身衣”强多了。
　　转念一想，其实，在“退休职工”这个头衔之下，任何的奇谈怪论将会变得平淡无奇。因为任谁也无法用正常的学术逻辑和学术伦理来规范、约束“退休职工”这个伟大和庞大的群体。所以他们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学术”隐身衣。一旦使用“退休职工”这个名义，即使他很认真地说毛泽东能活800岁，我也应该表示理解尊重。反驳他的话，应该由别的“退休职工”去说。——如此一来，我要对“中国社会科学网”以及它背后的社会科学院，以及社会科学院背后的大人物，表示由衷的佩服。大人物稳坐钓鱼台不动声色，放出一个“去欧洲旅游，在巴黎街头”有感想的“退休职工”来，“说明共产党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是光明磊落的”。俗话说，乱拳打死老师傅。王绍光孙经先之流，论敢打敢拼，也要甘拜下风。毕竟，顶着个学者帽子的，不好意思广庭大众赤膊打把式。这种用人不拘一格的江湖智慧斗争策略，还真是由来有之。
　　先来看一段史料：1939年“晋西事变”以后，牛荫冠返回家乡，担任了边区行政公署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卢沟桥事变”后，刘少奇到了太原，起草过一份《山西农会章程》，要在牺盟会主办的刊物上发表。牛荫冠在审稿时加了一句话：“防止流氓混入农会”。于是，刘少奇对他说：“农民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正派农民不敢参加，要观望。就是勇敢分子敢参加，你不能把他们拒绝在农会之外。他们的流氓习气是可以在运动中改造好的。实在改造不好的，等农民运动起来时再淘汰他们也不迟。你不要先把他拦在外头呀!”(《牛荫冠纪念集》第296-297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版)
　　牛荫冠是谁呢?就是晋绥“牵牛事件”的主角。他老爹，著名开明人士，名字上过毛选的牛友兰，就是牛荫冠在“勇敢分子”压力之下，拿铁丝串鼻子示众，最后含恨绝食而死。这是使用“勇敢分子”的代价和风险。但刘少奇对牛荫冠讲的那番话，可是革命斗争屡试不爽秘不外传的独门秘笈。它的发明创造权，姓毛不姓刘。伟大领袖多次强调“勇敢分子”的独特价值。后来，也是用“勇敢分子”从肉体上消灭了堂堂国家主席。再去读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谁说痞子不能做大事?
　　土改搞完了，反右搞完了，文革也搞完了，并不意味着不再需要“勇敢分子”。立下无数战功、一时风头无两的老“勇敢分子”，也不是说“淘汰”就能够轻易“淘汰”的。卸磨杀驴不道德。至于谁淘汰谁，还真不好说。新时期新斗争，守土有责，自然需要新的“勇敢分子”。
　　所以，我们有机会见识了周小平，见识了司马南，见识了“退休职工”。
　　可千万不要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忘了牛荫冠、牛友兰和刘少奇的教训。
　　所以，
　　敬告所有的新时期“勇敢分子”，并恳请您转告社会科学网的老板：
　　我完全赞成“退休职工”在《解析》中最后强调的那句话：“共产党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是光明磊落的。”如果确有需要，我也可以提供1958年到1960年间的《人民日报》，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用当时的粮食丰产数据来证明
　　——那几千万老百姓，完全是在“一种探索性质的错误”中给活活撑死的!

责任编辑：花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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