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书法乱弹

按:帖子有点长,尽管知道不会有多少读者,还是贴出来献丑。有文字癖好的人都清楚一件事,口腔的快感要远胜于你能说清什么道理。在燕谈这个曾经精英荟萃的论坛,我至今心存敬畏和感激,因为有人通过写作告诉我,文字的逻辑趣味远在我的理解之外。在这里我知道了宽容是至善,自由是美德。我还知道了弱智可以原谅,愚蠢不可救药,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这是一篇经过整理的讲稿,说的大都是些旧话题,顶多破铜烂铁,绝非金玉良言。前些时候有微信编辑另加了标题:“当代书法没有当代化,而是愚蠢化了”,真让我有些无话可说。

不就写个字吗——书法乱弹


中国古代人对待文字的虔诚举世罕见,一旦谈论起写字,会不由自主地正襟危坐。传说中造字的仓颉有四只眼,造字的过程中“天雨粟,鬼夜哭”。古人敬惜字纸的程度有点接近于敬神,公认的好字称为法书。到现在,认真正经地在纸上写字变成了书法,能熟练使用毛笔写字的人大概都可以算成书法家。书法家通常总会给人造成有学问的假象,当然,会写毛笔字的文盲确实少见,文化盲却是常见。


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阵子提倡书法家学者化,我们知道凡提倡都是出于无奈或无法做到,这事也不例外。这几年不提倡了,倒是有不少书法家变成了学者,书法家的文化素质也普遍提升了。书法家在写字上感觉提升有困难,把精力转移到研究的学术方向,有时是自觉,有时是被逼,都正常。书法家读不读书,会不会读书,是决定思想境界的事。读书会提高对艺术规律性的认识,当然对书法有好处。但我还是要说,作为艺术的书法与学问大小并无直接关系,至少与能背多少唐诗宋词无关,与读没读四书五经无关。成就大书法家主要还是靠艺术天分,后天的知识获取只是必备的各种营养、维生素,而消化吸收能力和合成创造能力是天生的。三岁稚子的字不是都可观,积学大儒的字也不都是好书法。前些年有些学者开出书家必读书目,我一看就害怕,自卑了很多年。直到后来看到有位叫刀尔登的先生开出了《不必读书目》并说明理由,几乎把所有经典一网打尽,才使我松了一口气。


在这个时代,只读过几本古书,没有起码的自然科学知识,不知道普世价值为何,不清楚近现代世界艺术思潮流变,就敢称自己为读书人,恐怕也就书法家们有这个胆。真以为认识几个普通人不识的繁体汉字,就算是有学问了,还有比这更滑稽可笑的事吗?有一种文化酷刑,就是搞书法的人和你论传统文化,谈“精、气、神”,讲“正、清、和”,老庄,子曰,禅宗。道听途说,生吞活剥,一知半解,却好为人师,真不知伊读懂过几篇古文。书法不就是个写字吗,脑子中的东西越滥,写的字就越烂。


书法到底算一门技术还是艺术,现在大部分人倾向于是艺术。古代人没这个困惑,“技进乎道”,什么事做好了都是道。这个好是“正好”,不失度,不过度。由此看来,道的境界其实与艺术的境界差不多。美术字、印刷体,龙飞凤舞的一笔书,都不是书法。把字写得太规矩,容易被认为是写字匠;信笔而为,容易混同刷锅抹灶。高级的写字,或写字的高级阶段,在受汉字文化影响的地区,现在中国人称之为书法,日本人称之为书道,韩国人称之为书艺,都不肯叫书写,更不简单地说成写字。可真正懂书法的人,谈论书法通常又都说是写字。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大道至简。


本来书写和书法之间不存在鸿沟,可没有法度哪来的规矩,没有规矩哪来的座次,没有座次哪来的地位,没有地位哪来的贵贱?写字的人一旦认为搞上了书法,就开始了对自己的无尽折磨:崇拜祖先,迷信名人,瞧不上自己。然后夜以继日地临碑写帖,直到认不出自己为止。一旦临像了古人,就以为有了神灵附体,这时候写字的人就会变的狂妄自大、目空一切,或者玩深沉装大尾巴狼,很多书法家就是这么一副嘴脸。


书法怎么这么容易使人五迷三道,说来说去还是因为门槛低,标准模糊,自我感觉来得快。谁不会写个字?有胆拿起毛笔,谁都能来两下子。人人都会喊“在继承中有所创新”,可除了把古人写得不三不四,绝大多数所谓书法家不会干别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书法江湖由此形成。贤愚毕至,老少咸宜,也造成书坛一片繁荣兴旺。


书法就是写字,可写字不等于书法。书法既不是把字写好看,也不是把字写难看,而是把字写得耐看。耐看就是经得起反复品读,就像好酒、好茶,回味无穷。雅俗共赏只能是美好愿望,雅的就是雅的,俗的就是俗的,雅俗自古势不两立,好字难入俗人眼。当然,见俗见雅也是因人而异,《金瓶梅》、《红楼梦》也是淫者见淫、智者见智。好字的重点不在字,写什么不重要,怎么写很重要;文字的内容不重要,书写本身很重要;有没有名师指导不重要,有没有自己很重要。是俗是雅,要看各自的造化。


每个中国人接受教育的初期都会接触到写字,并且教你写字的人都会有一套说道,要你写得横平竖直、整齐划一,先楷再行,先行再草。老先生往往还会打比方:人要先学会走,才能学着跑。岂不知走之前还要爬,不需要教。人生下来就会游泳,长大就不会了,要重新学。这样的写字训练时间一长,就慢慢养成了一些习惯,谁能最终克服掉陈规陋习,谁就可能领略到书法的三昧。不过,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也克服不掉小时养成的那些习惯,大书法家罕见的原因,一方面就在于此。


书法也好,书艺、书道也好,只是人们无聊中没事找事的一种行为,很可能也是人生来喜欢涂鸦的本能表现,与写字的功用无关。饱暖思淫欲,是人的生物存在特性。书法也是饱暖之后的事,也是欲望的一种表现,一种自我表达和张扬的行为,本质上与男人展示肌肉,女人为脸蛋化妆,穿奇装异服,染头发等等没什么区别,只不过这个与智商、情商之类精神展现有关。素面朝天,那需要实力,是更高级的化妆。所以,看书法家的信札、日记、手稿、款跋,最能清楚其艺术天分和达到的真实境界。


念过几天书,正好又吃饱了没事干,就可能产生胡画乱写的冲动。古人称之为“闲情逸致”的那些事基本都这么来的,其中就包括写字画画。又说“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如其人”。还说,书者的字要“如走兽,如飞禽,如高山,如流水”。前者形而上,后者形而下。总之写字要自在,要生动,要自然。


古人论书论画,很早就以神采为上,没怎么见说临帖一定要形似的话。苏东坡说过“作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公开反对作画、作诗以模仿为能事。苏东坡自己的字就很有独创性,名列宋四家之首。若论技术含量、临帖功夫的话,黄庭坚、米芾肯定胜出苏东坡一筹。


表达内心自我,首先要认识自我,认同自我。这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很难,因为我们从小就接受一种“温、良、恭、俭、让”的家庭教育,尊卑有序,以孝为先。上学后接受认同集体,服从领导的人生观教育,狠斗私字一闪念。渺小自我,牺牲自我,逐渐成了做人的信条。我们基本是围绕着服从他人与服务他人来活着。过去是忠君,为了朝廷利益。现在是服从领导,为了团体利益。只要借口无比崇高,比如为了祖国,为了全人类的某某事业,献出个人的一切都应在所不辞。


欧洲文艺复兴,其实是人性的复兴,继承古希腊精神,借艺术之神复兴人性。古希腊为了颂扬人而塑造诸神,艺术与神话勾兑成生活美酒,人性与神性通过艺术到达同一个等高线。中世纪的西方,宗教至高无上,人与神逐渐对立,宗教不断驱逐压制人性,艺术成了为神服务的手段,只体现神的意志。文艺复兴重新对人性启蒙,艺术又变成了人的意志,人再次替神发言。


历史上中国艺术与宗教一度也过从甚密,可多数时间貌合神离,即使是宗教题材,艺术也总能超越表现内容而呈现其独立价值。文人画尤其如此,题材并不重要,手段却很重要,手段本身就具备至高的审美价值。书法更是如此,纵观中国几千年传统书法的发展过程,书写在不断创造一种与文字无关的东西。无数书法家投入其中,花费无数精力,所追求的竟然只是个“用笔”。如赵孟頫所说,“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学会写字容易,学会用笔可不那么容易。可以说,这既是技术的,也是审美的;既是形式的,也是智慧的;既是玄虚的,也是实在的。书写逐渐发展成一种类似宗教的仪式,可以自我满足、自我陶醉,有人干脆称之为精神鸦片。相比绘画而言,书法审美是一种更加形而上的东西,字内讲不清楚,字外也讲不清楚,只能靠书写者自己体会,这也是书法的艺术特质所在。大家达成共识,接受集体催眠,在统一的标准之下,去感受一种“形式”的美妙。这标准虽说模糊不清,摸不着边际,可它一直存在,一直在变化。懂则有,不懂则无,资质或慧根起决定作用。


虽说写字很容易,可成就一个书法家绝对千辛万苦。很多初学写字的孩子会凭天性、本能把字写得生动有趣,一旦长大,就做不到了。孩子写字需要鼓励,就像演员、运动员,上场后一定要有粉丝喝彩。一般情况下,小孩不管怎么写,都会有大人叫好,小孩一高兴,就会写得更好。小孩长大后,再写小时候那样稚拙的字,就不再有喝彩,还会被贬低嘲笑,于是胆子变小,开始学习能赢得喝彩的字,就走到俗书的路上了。良宽之所以讨厌所谓书法家的字,就是因为他们都带有不同程度的习气。要功成名就的书法家写回自己,打回原形,恐怕不仅仅是要克服多少困难的事,还会涉及到“三观”的改变。越是看似简单的事,做好了越不容易,这需要脱胎换骨,洗心换脑。把简单的事变复杂,是哲学;把复杂的事变简单,是艺术。这两件事做起来都不容易。传统书法一直在做由简单而复杂的事,接近哲学。现代书法在做由复杂而简单的事,接近艺术。


艺术是什么?贡布立希在《艺术的故事》里回答这个问题很巧妙,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艺术这个东西,有的只是艺术家”。说得直接点,就是有了艺术家才有了艺术。这世界为什么存在书法,不是因为有了文字,而是因为有了几个把写字不当成写字的家伙,才有了书法。书法家不创造文字,也不过多关注字义,他们要探究的是书写本身的奇特和由此产生的形式美感。后来由于科举制的需要,书法的工具性、功利性一再彰显,馆阁体几乎将书法的艺术性彻底毁灭。本来从书写中寻找自我的人就很少,这样一来更是越来越少,造成书法与艺术渐行渐远。


所谓“书法是艺中之艺”,“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云云。这种言论最早来自西方,是一些热爱中国艺术的人发出的内心感慨。在他们看来,中国书法神秘而神奇,操作难度实在大。毕加索不是还说过,他“要生在中国一定是个书法家”的话吗,显然是带有标榜和加倍肯定自己的意思。可没人就此搞出像样的论证,得出书法高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结论。这也不可能,因为任何一种艺术表现形式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可能产生杰作,也会产生更多的平庸作品和劣作。艺术在手段上没有高低上下之分,有的只是艺术家天赋的差异。本来外国人是在恭维中国书法,我们开开心就可以了。如果当真,当成了资本,唯我独尊,失去了平常心,妄图使书法脱离时代和世界艺术潮流而存在,那就真穿上了皇帝的新装。凭什么你就成了老大?


不错,中国人个个都愿“胸怀世界,放眼全球”,按照我们奉行“民族的也就是世界的”这个原则,“世界”简直就像是为中国书法量身打造的。那好了,我们何必花那么多钱到处建孔子学院?去推广一些过剩的文化水货,输出我们自己都不相信的价值观。到头来被人封门罚款,搞得很没面子。我们只要关起门来刻苦练习书法就可以了,多出几个王羲之、颜真卿,不愁那些蛮族不服,不是连西方思想家都承认“拯救西方文明的堕落,只有靠中国的东方智慧”吗?借书圣的光芒,有书法这个无敌神器,坐等全世界来顶礼膜拜吧。


把书法说成中国文人艺术的母体,或者说文人画的灵魂在于书写用笔,虽说听起来有些过分,但与事实还是接近的。不过,把书法说成一切中国艺术的源头,就有些不顾现实,不讲道理。就说现在,也还有些上岁数的农村妇女,根本不认字,仅凭一把剪刀,就可以剪出各种美妙的图案,甚至可以剪出目之所及的各种生活场景,她们与书法没有一分钱的关系。把书法说成是造型艺术的一个门类或分枝,不算贬低书法,别以为会写两笔毛笔字就能上天。


时常听人说书法是时间的艺术,与音乐最为接近,似乎藉此特殊性可以使书法在造型艺术中鹤立鸡群。想法固然好,可这也会使书法变得四不像、十三不靠,身份尴尬,处境更边缘化。其实,这也是书法家不自信的一种表现,音乐家就不提音乐如何接近书法。无可否认,书法带有明显的节奏感,作品呈现的创作过程时序明显,可最后的结果还是平面的二维空间作品,要用眼睛来欣赏。绘画、雕塑和建筑只呈现结果,可节奏韵律之美同样深藏每件优秀作品之中。


书法创作能否借助音乐来实现一些想法,已经有人做过尝试,甚至加进了舞蹈。谈不上成功或失败,表面化的结合而已,说明它们之间还是有质的差别。不同的艺术形式,具有不同的内在规律,相通不等于相同。相互参照,相互借鉴,倒经常是不同艺术形式寻求完善的有效途径。书法家临帖好比音乐家演奏经典音乐,每一个演奏家的每一次演奏都要尊重原作,不能离题千里,这是对演奏家才能的起码要求;同时演奏家还要有自己的风格,避免与人雷同,甚至自己每一次演奏都要不同,要有新的感觉,新的发现,演奏出不同的味道,这是演奏家艺术才华的体现。书法中关于临帖的方法,是书法教学的老问题,“对临”与“意临”,孰先孰后,“形似”与“神似”,
孰轻孰重,长期在教与学中纠缠不清,如果从临帖者的“才能”和“才华”上加以分析,进行不同的要求,这个问题似乎可以迎刃而解。


碑帖之争由来已久,民国尤盛。两种审美取向此消彼长,力量均衡对抗,形成审美互补,促进了书写美学的发展。碑派书法追源溯流,主宰了中晚清及民国书法主流,特别是民国之后的书法发展,碑派一直占主导地位,这是事实。但帖派也没闲着,探幽索微,发现书写中“写”的极致之美。倡导碑帖结合是愚蠢的想法,不需要强调,两者在实践中的融合不可避免,是自然而然的事。整体的“势”与局部的“质”,互为存在,并不对立。何况都是拿毛笔写,不是你拿笔,我拿刀或凿子,没有书写者可以无视两种并行不悖的审美存在。


说到碑帖之争,不得不说到目前对丑书的指责。十几年前是流行书风被人批判,现在换成了丑书,帽子扣在同一帮人头上。谁在扣帽子?当然也是搞书法的人,说这些人不懂书法可能有些冤枉他们,因为俗书也是书法的一部分。俗书者千人一面,类似甜食,当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丑书者是一些独具风格的书法作者,类似烈酒,拥趸自然是小众,可小众难道不是大众的一部分吗?我敢保证,如果实行民主表决,支持俗书的人会多过欣赏丑书的人一百倍,丑书会被踏上一万只脚。在这件事上,多数人的暴力是必然结果。我甚至疑心和当年反对流行书风一样,这又是一场想借助群众舆论来实现某种目的的阳谋,不过这次不是为权力,金钱利益是决定因素。书法可以卖钱了,并且市场是巨大的,有人切到了蛋糕,有人没切到。这本来没什么,可没切到的人看到切到大块蛋糕的人竟然长得不如自己帅,颜值很低,甚至丑陋不堪,马上觉得不公平,气就不打一处来。借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名义,造一顶丑书的帽子,看谁不顺眼就扣谁头上,无须论证,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敢不相信群众?当然,我这也是小人之心,也许人家就是见不得有人这么糟蹋汉字,要以维护祖宗圣贤的道貌岸然为己任。


任何艺术发展到高级阶段都会出现极端化倾向,以丑为美是书法欣赏的一条必然途径。丑与美的转化贯穿在整个书法发展过程中,到明代后期终于产生了大爆发,傅山关于书法的“四宁四毋”,划分了雅俗的分水岭,后来八大、金农创造的书法奇葩,与此理念有直接关系。延续到晚清民国,由于碑派书风盛起,传统书法上演了一出轰轰烈烈的绝唱,形成了书法史的最后一个高峰。然而很不幸,以目前大众的标准而论,代表人物写得全是丑书,沈曾植、康有为、吴昌硕、齐白石、李叔同、徐生翁、谢无量、沙孟海、陶博吾、王遽常,没有一个合乎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有属于写碑,但中性一点的书法家,于右任、张伯英、黄宾虹、林散之,可也算不上雅俗共赏。漂亮的纯帖派有沈尹默、白蕉、张伯鹰,喜欢的人很多,只是没形成学术潮流。帖派书法成就较高的人,还有一个高二适,不过看着也像是丑书。可除了高二适,另三家的书法成就早已被书学研究边缘化了。也有个性强烈的碑派书家被淘汰,如当时大名鼎鼎的李瑞清、曾熙,为强调金石气而牺牲书写性,加进一些过分的顿挫颤笔,当时从之者亦众。这种对金石学的偏执理解,影响了他们书写美学价值的拓展,因此没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创造性差,个性不强烈,艺术深度不够,是他们被淘汰的根本原因。


如果仅就书法,我们还可论论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字,看看这二人谁的字丑,谁的字俊。平心而论,国共两党的这两位领袖,对书法的传统深入程度都不够,可如果论霸气,论放纵,毛泽东即使在历代帝王中也可数一数二(我读书少,没看到秦始皇字写的什么样)。至于艺术高度,他老人家可能无法与唐太宗、宋徽宗比。蒋书则中规中矩,通俗易懂,其艺术水平恐怕比乾隆也差不了多少。这又说到字如其人了,大胆假设一下,如果这两个人当时的社会角色来个互换,内战的结果会不会改变?国共胜负的天平会不会掉个个?毛泽东的字个性强烈,剑拔弩张,属于丑书无疑。蒋介石的字没有个性,老实平庸,属于馆阁体系列。两者都算不上雅俗共赏。可怪了,广大人民群众喜欢毛书,还把毛书尊为毛体,书法史上没几个人配享此荣耀。历史上定为某体的字,也称法书、法帖,一般都是作为楷模,可以复制,便于学习。毛体字绝对不符合这个条件,可见人民群众有时是没个准的。


既然说到字如其人,能不能说人如其字呢?不能。这个道理就和人是动物是正确的,但不能说动物是人一样。心正笔正,笔正心正,纯粹是一片胡言。再怎么邪的人也不会认为自己邪乎得很伟大,从而故意把字写得又歪又斜,再说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以人废字的传统不知从何时开始,起码明代人在这个事情上还表现得比较客观公允,《水浒传》上有一位江州低级军官黄文炳,清清楚楚说到蔡太师蔡京的书法名重朝野,列在宋四家中,与苏、黄、米齐名。可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被人调包,宋四家中的蔡京变为了蔡襄。遭受以人废书待遇的还有秦桧,南宋的大书法家,几乎没有像样的书迹流传。王铎、张瑞图、董其昌等人也都在一定历史时期被选择性地遗忘。忠奸二字代替了一切好坏标准,基本上也成了群众的普遍标准,看来书法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艺术问题。


其实字如其人的说法西方也有,笔迹学在西方是门综合科学,字迹鉴定是重要的刑侦手段,签名是最重要的法律依据,比手印、足迹还重要。对于名人的签字和手稿,西方人也有一种趋之若鹜的收藏狂热,不同的书写水平与书写风格也同样具有欣赏价值,名人手稿的商品价值很高。扎克伯格创建的社交网站Facebook翻译成中文就是脸书,虽然按原意主要指文如其人,可也难说这个美国人没有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字是脸面的意思在内。奇怪的是作为书法王国,中国人对签名的重视
程度却很低。以前重视印信,也就是盖章,印章就是权柄,改朝换代的标志是更换玉玺,农民将夺取基层政权称为抢印把子。现在中国进入商业社会,习惯大变,取钱只认密码,签字可有可无,印章基本废除。我总觉得不大对劲,是不是哪儿有点问题?


写字的人缺乏自我的另一种具体表现,就是渴望找到组织。加入各级协会,进入合唱团,是很多人练书法的终极目标。书坛当然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书协从来就是官方说了算的民间组织,负有指导大家保持政治正确,少犯错误的责任,同时通过排座次来维护道统传承。社会上那些要取消书协的传言,纯属对政治的无知。再说,书法界如果没有一个在朝的领袖,很多人会认为这一行没有社会地位,出门低人一等,失去奋斗目标。还有些人活着不能没有偶像,取得进步需要有人肯定,获奖后要找感恩对象。群龙无首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何况我们做惯了听话的羔羊。作为艺术,书协的存在很荒唐;作为国情,书协的存在很要紧。


自媒体时代使得很多暗箱操作的事情曝光,这次书协的换届改选,就新闻不断,丑事连篇。谁都可以吐槽,这是进步;然并卵,吐了也白吐,这是体制。感觉新一届书协不合胃口,曾翔带头退会,直接抢了新主席苏士澍的风头,也使一些长期丢不下鸡肋的书法家蒙羞。有些人恍然大悟,及时跟上退会风潮,虽说不如曾翔风光,却形成合力将书协这条破船进一步推向泥沼。很多人权衡利弊不下,只能望翔兴叹,不知怎样才能从这场闹剧中捞点什么。现在书协要重新登记会员,机会又来了,坐等被开除不知是不是个好的选择。


其实苏士澍未必就能把书协弄得更坏,再坏还能坏到哪儿?书协只是个衙门,用不着管书法艺术的发展进步,上头也没这个期望。上届书协领导非常懂政治,搞了书法进万家的文化秀大工程,上上下下,轰轰烈烈,叫嚷着书法要深入基层,书法家要接地气。言外之意,就是那些大书法家都处在上层,长期住在空中楼阁,是些喝风拉烟的人。估计这届书协会扩大胜利成果,再接再厉进百万、千万家,也不是什么难事吧?问题是你送的,是人家想要的?还是想扔的?


有人习惯把前二十年中国书法的复兴、发展、进步归功于书协或书协某些人的正确领导,这与事实存在很大的出入,书协的好日子是无数写字人共同创造的,没有风起云涌的民间书法热潮,书协估计会同甲骨文博物馆一样门可罗雀,所有的书法爱好者都是书协的恩主。不公平的一点,在于大家做成的好饭,却被几个根本谈不上懂书法的官员给吃掉了。其实在其他领域也是这样的,书法界还好点,汤汤水水大家都利益共沾了。丑书尽管挨骂,可买丑书帐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书法作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与收藏,与书协越来越没什么关系,“君之所恶,正为吾之所好”,书协有时甚至成了反面参照,书协的职务再也不好骗钱了。


再说说微信视频上曾翔的吼书。书家喝点酒,发发酒疯写写字,算不上特权,但也不违法。被媒体发酵成新闻事件,也说明有娱乐价值。社会上不少人认为这样的行为有失体统,破坏了书法家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视为书法家的堕落。这就心态不好,小题大做了。自古以来书法家的形象好过吗?放浪形骸,坦腹东床,这不是书圣的做派吗?也有很多人就此为曾翔辩解,拉出古人张旭、怀素做比较,说醉书和叫喊古已有之,“忽然绝叫三两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古人能喊,为什么曾翔不能喊。还有人扯上行为艺术如何如何,更是离题千里。其实最应该重视的问题没人提,那就是艺术家的行为自由。写字是书法家的个人权力,怎么写是书法家的个人自由。曾翔写字时,既没有影响邻里的睡眠,也没有破坏公共秩序,更没有增加空气中pm2.5的含量,至于写字喊叫的声高声低,不关别人的事。通过书写来宣泄感情,而不是讨好主顾,如此书法才有点回归本体的意思。


书法的本体意义在于书写行为及其表现,而不是附加其上的世俗道德价值。回归本体是书法成为艺术的前提,也是书法进入现代的保证。现代的书法,书法的现代化,现代书法(现代派书法),这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放在一起会比较容易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别,现实中则经常会被混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知道了日本书法“少字数”、“现代书法”、“墨象”的存在,进而引进了“现代书法”这个新的艺术概念,传统书法有了与之相对应的存在。[url=x-apple-data-detectors://0]一时[/url]间,有别于以往视觉习惯的毛笔书写一概归到了现代书法之列。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势必造成学术上的偏差和实践中的混乱。相比日本现代派书法的诞生,中国现代书法的出现晚了半个世纪,与欧美抽象艺术的出现相差时间更长。由于传统书法已是抽象符号这一事实,中国一开始的现代书法实践有点返祖现象,一些作者从象形入手,夸张汉字的造型,改变传统的章法,加入水墨和色彩的变化,制造种种的新奇视觉形象,认为这是更抽象的书法。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各种西方现代艺术的文献资料大量出现,我们才大概知道了真正的抽象艺术是怎么回事。对日本现代书法现象及作品进行介绍,比较早的著作是郑丽云、曹瑞纯一九八六年翻译的《日本现代书法》。一九八八年徐利明翻译了更有学术意义的《书法与现代思潮》,作者是伊福部隆彦,一位非常有个性和深度的艺术评论家。一九九四年王南溟写了一本《理解现代书法》的著作,提出“现代书法不是书法”的革命性口号,算是把中国传统书法与现代书法在形式与观念上厘清了。但问题没完,“现代书法”与“实验水墨”界限难以划清,非要以汉字为依托的“源字艺术”搞不清自己到底算什么。投机分子介入其中,免不了出现庸俗化倾向,现代书法似乎成了弃婴。难得的是,在艺术丛林法则之下,长期的残酷生存环境中,这个不招人待见的弃婴竟然慢慢长大。这个被视为怪胎的婴儿,虽然饱受摧残,营养不良,发育不正常,但生命力顽强,免疫力奇高。既然颠覆是它的使命,悖论就不可避免地沦为它的宿命。传统书法尽可以养尊处优,现代书法则与富贵无缘。


现代书法在中国的遭遇,表面看是由于传统书法的强势地位造成,而实际上是表现了守成观念的顽固、虚弱。拒绝现代理念的输入,拒绝思维方式的改变,排斥外来文化,这也是我们的一贯传统。由于盲目排外,不肯融入世界文明主流,历史上我们吃过多少亏大概是数不清的。当然,凡此种种,全是理直气壮,气贯长虹的。乾隆爷当年不是致信英王乔治三世,说“我天朝无所不有,不需与尔等贸易往来”,从而关掉国门,最后招来了鸦片战争,大门还是被迫打开。文明的传播就像流水,从高处往低处流是必然趋势。


有知道分子经过研究,说现代艺术是西方敌对势力实施文化霸权的一场阴谋,目的是要对别的国家实施文化殖民,颠覆其他民族的传统价值观。作为历史悠久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我们的国粹自然在他们的目标范围内。传统书法乃是核心的核心,在劫难逃难道不是注定的吗?如此看来,现代派书法简直就是为虎作伥,是一种汉奸卖国行为。后娘养的孩子,喝的还是狼奶,谁知道最终会长成狼人,还是会变金刚狼?能不能扮演无间道角色与虎谋皮,大概亲爹也无法左右。持有阴谋论的自然是少数专家,大多数人对现代书法是漠不关心甚至是视而不见的,骂两句算是重视,这才是悲哀所在。一些人天天喊要与世界接轨,却一直莫名其妙地拒绝现代文明理念。不过,从近代以来接受西方古典油画到印象派、立体派、抽象派的进程看,我们并不缺乏欣赏和接受异域艺术成果的能力,文明进步的大趋势不会因国情改变。再从国人近年接受爵士、摇滚乐,同时对西方古典音乐热情持续上涨的情况看,应该有理由相信虽然有些混血,却天生带有我们自己基因的现代书法也会有好消息到来。抽象艺术是对人类审美习惯的挑战,这种挑战总会吸引一些人成为新的堂吉诃德。我们赶上这段历史是晚了点,但愿少出点阿Q,多出点堂吉诃德。


杨林201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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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林兄长文、雄文,拜读!
说几点感想:1、对书法流变烂熟于心,不容易。
2、对书法功用有独特看法,有想法,点赞。
3、借书法谈古论金,不像书论,更像时论。
4、文中一直借“人民群众”来做大众评委,实际上这群有多大判别力,值得怀疑,估计杨兄与诸读者心知肚明,故意不去触碰一些“敏感的腋窝”
闻道朴园富简篇,辄思耋学效前贤。何时许我嫏懁至,寝馈巾箱住十年。
2# 大嘴蚊子 的的确确有些话题无法展开,倒不是我胆小,而是说出去之后会连累别人,转眼就被封了,也不合算。
现在书法现状似乎比诗歌还窘迫。
现在书法现状似乎比诗歌还窘迫。
水笺 发表于 2016-6-16 17:16
我有个叫燎原的朋友,搞现代诗歌评论,捎带认识几位写现代诗的男男女女,说实话,自己因为不写诗,本不应该对不懂的行当说三道四,但就我的观察,他们多数人的素质而言与书法界的状况极为相似。
本帖最后由 水笺 于 2016-6-19 10:47 编辑

我去转一个文章来应景。
廖伟棠:大众拥抱诗歌没什么好处 我不看重大众2016-06-17   第85期
导语:廖伟棠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人——
他是大陆人,生长在广东,曾经在珠海工作;他是香港人,22岁时因为港人内地子弟的新移民政策移民香港。
他是叛逆少年、城市的闲逛者,少年时留长发玩音乐搞文学,一心要从家庭独立,后来写诗拍照走遍天下,没有一处是故乡;他是良夫慈父,陪妻子读书在北京一住就是五年,为了照顾孩子定居香港,每天接送、陪伴嬉戏。
他是波西米亚的吟游诗人,诗句中充盈着浪漫的欧洲气质;他是坚定的汉语复兴主义者,努力探索汉语被遗忘的潜力,在外国出诗集也要坚持中英对照的印刷方式。
他是性情而固执的人,为了坚持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惜和朋友绝交,无法忍受谎言,立场绝不妥协,因此在社交平台上总是呈现出一种激烈的状态;他是温和又友善的人,见过他的人都觉得他随和、实在、超nice,对待朋友真诚不做作。
他经常被人骂作港独,认为他出身大陆却不为大陆说话;他却一直从身边做起,让陆港两边的人们都去了解一个真实的对方,促进两地友好的民间交流。
然而这一切在他自己看来又是完全说得清楚的——
他说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国族的划分对他而言本来就特别可笑。而自己的性格也不喜欢以任何一个地方为家,故乡感比很多人都淡薄。
他说自己是摩羯座,责任感强,算是漂泊的人中比较顾家的。广东有句话叫“有多久风流,你就得吃多少苦”,自己做的这一切值得。
他说一个健全的文化和强大的文化有自己的调整能力,中华文化要有各种声音、各种代表,只是一味地回去,这个文化就要灭亡了。真正的中国是内化的,要深入到血脉中去,有必要让不懂汉语的人去感受这种最质感的声音之美、字形之美。
他说自己如果跟一个人争吵,是因为把他当朋友,看重他。自己的激烈是被公众平台放大了、被文字选择性呈现了,现实里并没有那么直观。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有责任让大家的视野变得更清晰,有责任促进沟通。
他说陆港矛盾就是因为永远都是双方人民里最粗劣的一部分被看到了,彼此永远只看到对方的缺点,媒体也乐于放大这个缺点,其实双方都不真正了解对方。没有哪一边要搞独立,而是每个人都应该独立起来。
这就是廖伟棠,一个永远只做自己的人。就算创作也一样:人人都拍美图的数码时代,他手里的相机还是胶片的,极少使用三脚架、有意拍摄颤抖的影像,模糊的影像,因为这是他对摄影艺术的理解;诗歌回暖的时代,他不看重大众、不负疚大众,绝不为了获取大众而改变自己的诗歌,即使自己曾经的风格受到欢迎,他也继续实验、变化,不定型自己,不追求文学史意义,因为这是他对诗歌文学的理解。
(采写:徐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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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伟棠,1975年出生于广东新兴,后移居香港。作家,现代派诗人、摄影师,自由撰稿人。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诗组及散文组冠军,香港中文文学奖散文组冠军,诗组及小说组季军;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诗组首奖,联合报文学奖诗组大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小说奖,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
“有多久风流,就得吃多少苦”:我是漂泊的人中比较顾家的
凤凰文化:很多资料都说过您并不把香港作为自己的家。但当初还是费了很大劲、折腾了很久才申请入港,所以移民香港的决定就完完全全是为了家人的团聚?
廖伟棠:其实刚刚相反,就刚才形容的状态,首先我的申请是我小时候大概七八岁,家里人就替我申请,因为我爸在香港。
凤凰文化:不是您自己去申请的?
廖伟棠:对,我小时候,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就给我申请,一直没有批准,据说当时要批准的话都得送钱什么的,我们也再没有去问这件事儿,然后就忘了这事了。后来一直到了1997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当时我已经二十一二岁了,突然通知说批了,而且因为我申请太久了,所以我成了被批准的人里面的第一号,就是所谓的001。就是很偶然地得到了这个身份,且我们全家人都忘记了我们申请过,当时还蛮犹豫的,因为在大陆已经工作一年了,在电视台里,来香港也没有什么把握。当然我爸爸他们还挺希望我来的,因为他们年纪也蛮大了,就希望我过来。那就为了他们过来吧。
您说以香港为家这种想法,我这个人性格就不喜欢以任何一个地方为家,包括我的故乡感其实比很多人都淡薄,我也没有很强烈的同乡意识。我刚来香港的时候,的确是像一个过客一样的,慢慢的有一些事情发生,令我对香港的认同感多了很多。尤其是2000年以后,有很多保育运动,比如反WTO还有保留一些码头什么的社会运动,我参与进去的过程中的确多了很多认同感。
另外一个是对香港文学的接触,尤其有几个我特别喜欢的香港作家,像西西、董启章还有蔡炎培,包括比我先来的一些人,他们比我更理解香港和香港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你会慢慢地发现香港是很可爱的,而且香港有一些在传媒和政府宣传以外的部分——草根的香港,相当可爱的,慢慢地我对香港那种家的认同感大了很多。
到了这两年小孩出生以后,我离开香港的时间就少了,更多的时间待在香港,走不开,其实挺无奈的。以前我每个月会飞两次,因为我也是摄影师,会为杂志拍照,我住在机场旁边就为了坐飞机方便,现在这两年就少了。
凤凰文化:您刚刚说当时来香港是家人帮忙申请、父亲希望过来,然后您就决定过来了;现在放弃了频繁的飞行是为了孩子,要安定一些。
廖伟棠:身不由己一点。
凤凰文化:都是为了家庭。您是一个很重视家庭的人吗?您总说理想当中是那种闲逛式的自由生活,这好像跟家庭有一点冲突?
廖伟棠:对,其实我是属于漂泊的人里面比较顾家的。可能跟我的星座有关系,我是摩羯座,摩羯座都比较顾家,而且责任感比较强一点。但是经常我会一有机会就出去,好像过去几年我每年都去一趟西藏,都去给自己一个呼吸自由空气的感觉,去到西藏就感觉去到另外一个星球,所有的事情都不一样了。
凤凰文化:既然这么向往自由、流浪的生活,为什么还要选择建立家庭?在您的构想当中,家庭是什么样的,您是不是也渴望这种家庭的生活、亲情的关系,并宁愿为此牺牲掉一部分个人所追求的自由?
廖伟棠:我觉得是阶段性的。因为我在结婚之前,或者说在我有小孩之前,我起码玩了有20年,到处走,最长时间就是去北京待了五年,这五年我也满中国跑,当然从北京回到香港以后我就满世界跑,到处去。我觉得一个人玩了这么多时间,应该回来承担一些责任了,广东话有句话叫“有多久风流,你就得吃多少苦”,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也值了。但是我也希望比如说我的小孩,像我一样非常独立,十几岁能够离开家庭——我就是十几岁开始不依赖家庭生活——这样的话我就又可以再玩十来年。不过现在被绑在家里,也有别的好处,就是出版的书也都可以读一下了,现在我基本上每天用在读书上的时间就有点像我用在旅行上的时间。
凤凰文化:那您现在主要的精力是放在什么上?就大众而言,好像您现在的专栏、评论让大家熟知的机会要比诗大得多。

廖伟棠:这也是因为小孩出生以后,我答应写的专栏多了,不仅是为了赚奶粉钱,也是因为我留在家里又不能去拍照,那就只能写,看了书、看了电影就写,写的专栏多。以前写过时评,后来觉得那个玩意儿太伤害自己的笔了,还是不写罢了,而且每次都会引起很多无谓的争吵,立场还是比较尖锐的。而且我的身份,你知道香港作家的身份好像是个原罪一样,一谈论什么,马上就会有人说你是香港人。
诗其实我一直都是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产量,而且我是很固定地在台湾出版我的诗集,因为台湾的阅读氛围特别好,出版社也比较有承担,虽然出诗集肯定是不能赚钱的,但是也不像某些人认为是票房毒药,比如说我的诗集肯定是不会亏的,卖几千本没问题,但是想卖几万本是不可能的,我自己都觉得是疯了的事情。我会在网上发表,在我自己的微博、微信第一时间就发表了。我基本上不会在官方刊物发表,除非是好朋友主稿,我就给朋友面子,因为首先我不喜欢官方刊物那种纯朴的官僚气势,另外一个我也不喜欢被审查。比如说我给你十首诗,你要发就都发了,你要不发,那你不能改我的或者删我的句子,文章我还可以通融,诗没有办法,这是我毕生的事业,我会用一辈子去做的事情,我不能有一点被别人干预的东西。但是现在大陆有一些民间的刊物我还是支持的,他们要稿我肯定给,好多都没有稿费的,但我一定会支持。
凤凰文化:我总看您的微博、朋友圈,您现在一天的时间除了读书、写字,剩下的时间就是照料孩子或者陪他玩耍。您作为一个70后,并不是那种中国传统式的父亲对于儿子的态度,但是您也不像比您再小一点的80后做父亲,您在中间好像是既带有一点传统的,同时又跟孩子做朋友的这种,您会很享受跟孩子在一起相伴的时光。我不知道这个跟您本人和您父亲在成长过程中的相处模式有没有关系?另外您刚刚说到十几岁的时候,您就不太依靠家里了,那个时期正好是青春期开始,一个人开始独立的时间段。我不知道那个时间段,您写诗或者别的表达方式,因为您也玩过音乐,以前的照片留过长发,算是一个很叛逆的少年吗?还是说尽管追求独立、不依靠家庭,但是跟家人的关系还是非常和谐的?
廖伟棠:和谐肯定说不上,在我20岁之前吧,15岁到22、23岁之间,这是我最反叛的时候,那时候一心就想当个艺术家,结交的朋友就是三六九流的朋友,不但是艺术圈的,甚至一些混混都有。而且我大概从17岁开始就开始给杂志写稿了,我最早的作品就是17岁写的,发表诗、散文、小说,还去参加一些文学比赛,就是想尽量让自己在经济上独立,不用依赖家人。
但是像我父母很不一样,我父亲本身就是一个浪子的人物,他原来做过水手,一年才回来一两次,最多两三次。我小时候母亲跟我一起生活在农村,母亲给我的教育非常好,我觉得她很不一样,她虽然是农村妇女,但从来不打骂我,而且对我的一些奇思妙想都给予支持。比如我想搞个花园,她就真的帮我把花园搞起来;当时我在农村看到书上有玫瑰花,我说我想种玫瑰花,我妈真的弄到玫瑰花的种子给我种。这种教育我觉得很纯朴,没有什么理论。后来当我长大了当了父亲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些教育理论很喜欢,比如说德国的华德福教育、意大利蒙台梭利教育,我觉得我母亲当年没有这些理论,但无意中跟这些教育理论一样,培养一个小孩子独立性、培养他跟自然万物之间的亲近,所以我现在给我的孩子教育也是想给予他这些。但在香港很困难,比如说我的孩子上学离家挺远的,但是那个幼儿园是香港唯一一个蒙台梭利教育的幼儿园,在那里他不用学写字、学那些各种填鸭式的东西,只是很快乐地玩,很小的小孩自己做饭做蛋糕,自己当木匠钉凳子什么的。这是我小时候在农村很自然发生的事儿,但在香港要交一笔钱去做,但是还好,起码还有选择,我就让他去那里学习。
我挺感激我十岁之前在农村生活的那段日子,完全是放羊状态,但同时我的外祖父是个老师,他给予了我阅读的支持。我记得我小时候想买书,他们从来都不劝阻,都会给我钱买书,虽然家境也不是特别好,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有一个书柜的书了。很多东西都很巧合,后来到了中学也很意外,我读的那家中学其实是一家二流中学,但图书馆特别好,我记得里面日本文学就有两百多本,我在高一的时候已经读到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后来读了卡夫卡、克尔凯郭尔、尼采,所以我的阅读习惯、阅读品位,那时候就培养起来了。




既是公民又是知识分子,加起来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凤凰文化:您算是一个激烈的人吗?您的文章也好,诗某种程度上也有,更多是像微博这种公共的自媒体平台上的发言,从来不缺少态度和观点的自我表达,也经常可以看到您和一些具体的人针锋相对地论争乃至争吵。您一定要强调某种正确或者说一定要把自己的观点坚持到底吗?
廖伟棠:对,有的时候我比较固执。我属于比较性情的人,不会顾虑太多,说出自己想法的时候,有时候朋友绝交都在所不辞。而且其实我如果跟一个人争吵,还是因为把他当朋友,还是比较看重他,所以他的某些观点令我失望或者什么。公众平台有时候把人的某一面放大了,无论是我或者跟我争吵的人。其实有时候回到现实并不是那么直观,就像很多人见到我以后,都会觉得跟在微博上看到的那个我不一样,会觉得我挺随和的挺nice的。还有人看到我的诗觉得见到我会失望,诗那么凄美,怎么人还挺实在的,我就跟他说这个很复杂的,而且你去阅读我的时候,你是选择你想见到的“我”,其实在我的文字里面已经包含了很多个“我”,只不过你只看到那一个而已。
另外涉及到历史、政治,因为自己也曾经是被蒙蔽过的人,所以现在在一个稍微开放的视野去看世界的时候,当然看到一些人还在糊弄人就会无法接受。我最受不了就是谎言,不是立场,因为立场大家可以并存,但是你如果还想再去洗脑别人,这是我最反感的,而且尤其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首先不说启蒙,起码应该让大家的视野变得更清晰,另外应该致力于沟通,而不是致力于两个文化之间的隔绝。就像陆港矛盾的时候,有的知识分子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力求把两个对立起来,而有的知识分子是力求沟通、力求呈现不同的声音。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所谓的撕逼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回到文学上,我还是蛮严肃的,因为毕竟也是自己从事了差不多20年的事情,也想了很多。而且我很不喜欢现在对待文学有一种嬉皮笑脸的态度,觉得一切都是可以解构的,当然这种解构当你面对一种政治话语的时候是蛮有效的,但当你把这种解构泛化到生活的每个方面时,你就觉得任何东西都不值得重视,任何东西都不值得珍惜。
凤凰文化:就是陷入一种虚无。
廖伟棠:对,这种虚无很可怕,比对抗还可怕。
凤凰文化:回到公共平台的问题。我不知道香港这边大家用Facebook的情况,至少在大陆用微博这些年,大家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太多的人,即便不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或者以知识生产作为职业的人,也都在表达态度,这个时代充斥着观点,大家开始慢慢变得厌烦了,甚至慢慢开始怀疑了,这个跟刚开始好像不一样了。
廖伟棠:谁都想不到微博会成为这么一个一点意见就会很快发酵成一个公众漩涡一样的地方,一开始公知还算一个正面的事情,后来物极必反。但是骂公知我觉得不是完全自发的,背后肯定有一定的引导。我至今也不忌讳公知这个名词,即便它被污名化了,你可以这样区分——公共知识分子和公知是不一样的,公知已经被污名化了,但我们还要不要做公共知识分子呢?我觉得这是知识分子的一个责任,尤其在20世纪以后,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因为现在不是一个可以躲在校园里面谈学术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是公民,而你既是公民又是知识分子,加起来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后来大家转向微信,其实微信蛮无聊的,我比较不玩微信,至今我的微信朋友也不是特别多,因为大家都是同声同气的人,你得不到一种真正的激荡。那种思想激荡不一定说非要吵架,有时候你需要听听不同的声音时,微信圈里面就比较少了。
凤凰文化:而且朋友圈好像是一个后花园,微博则好像是一个广场,大家不是特别喜欢在朋友圈里表达微博那种东西,而更喜欢生活化的展示。
廖伟棠:对,像今年下半年开始,我好几次都看到有朋友在微博上说还是回到微博说话有意思,尤其一些大的社会议题出现时,你会发现能在微博形成一种讨论和共识。微信毕竟是有限的,而且那种互动是隐蔽式的,只能看到共同朋友的留言,这点我觉得挺不好的,挺自我保护的。所以我现在花在微博上的时间还蛮多的,也挺喜欢这种氛围,我也不忌讳跟人吵,有时候吵就吵吧,没关系。另外这一两年来其实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发言的空间的确是少了,而且大家也很谨慎了,当然这种谨慎也未尝不好,大家都深思熟虑一点,可是肯定也有自我审查的意味在里面。
凤凰文化:就是您还是会觉得这种观点或者说姿态的一种充斥不是一件坏事?
廖伟棠:我觉得不是坏事,生命越喧嚣越好。
凤凰文化:因为其中有一部分人未必是完全出于自我思考的自然发言,有的可能就是要表明某种立场、展现某种姿态,借此可能会获得大家的欢迎,实际上变成了某种投机。
廖伟棠:对,这个也是我特别留意到的,而且这个在中国特别矛盾,这其实取决于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民众的期许是什么样的,你是认为民智未开呢,还是认为有一些醒来了。当然老实说民智未开的人应该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这时候也会盲目地追捧某一种立场,盲目地攻击跟自己相反的观点。我每天都能碰到一堆人上来骂,有礼貌、有理有据去说点事情,这些人也像僵尸一样一窝蜂的骂,骂得我都灰心了,对这个民族也失望了。但我会去看那些正常互动的人,我觉得这些人虽然占了少部分,却是将来建设中国的一个中坚力量,我对他们还是比较乐观的。可能有些人将来思维也是会改变的,有的人被迫妥协等等,但毕竟这些人存在,而不是完全没有。总之有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平台,总比以前没有这个平台要好。
凤凰文化:所以您对知识分子的定位和期许,包括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还是比较传统的观点?
廖伟棠:你说传统应该说是一种西方传统或者说更早期的儒家。更早期的儒家是强调入世的,很强调与民共生,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孟子是中国最早有先进思想的一个人。当然西方传统里面,其实左右派的观点我没有接纳,我原来是很亲近西方左派的,不过慢慢地我的立场更唯物主义。但是我觉得苏珊·桑塔格是一个标杆一样的人,知识分子在很多事情上面可以向她参考,就是不忌讳发言、不忌讳反对过去的自己,我很欣赏这样的做派。
现在的中国我觉得其实是一团糟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应该更重大。我们在港台相对而言发言的自由度大一些,既然有这个自由度,我们就应该更大胆地利用这个自由度去说一些话,而不是说因为人在港台,就有一种被“招安”的资本。既然享受自由,就更应该为自由付出多一些的东西,能做多少做多少,直到做不了为止。
出生在数码时代的人所认识的黑夜不一样了
凤凰文化:除了这种观点、姿态,因为您玩摄影,所以我想说这个时代还有一个泛滥的东西,就是影像。因为我们现在进入了影像时代,摄影器材变得越来越普及,数码化让技术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多简便的修图软件,所以导致这个时代一方面摄影似乎成了人人都在干的一件事情,甚至喧宾夺主了;另外一方面美图越来越多,但传达出来的审美似乎越来越单一,大家对于美的理解越来越狭窄了,比如大家都追求大光圈浅景深高饱和。您作为一个玩摄影的人,会觉得在这样一个影像时代,所谓专业的摄影师专业在哪里,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是什么?另外我觉得任何一件事背后都能传达一些心态或者说意识层面某种不自觉的东西,包括对于图片越来越单一化的审美,您觉得形成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不是一种灾难?

廖伟棠:我觉得对于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或者摄影家来说,当然可能意识到摄影对于民众来说更容易了,对于自己来说就更困难了。其实特别像两百年前摄影术刚发明的时候,当时对于绘画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你意识到你画得再真实、再逼真都比不上一张照片。结果就在这时候,印象派、后印象派、立体派等等诞生了,这是一个典型的转危为“机”的一个过程。我想在现在这种人人都有手机、有单反的时代,如果要做一个摄影艺术家的话,你终于有机会去想什么是摄影的本质,想更深化摄影的东西。你要改变你的概念,改变你的思维定式,甚至改变你的美学观念,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就看现在的摄影艺术家们能不能像当年的画家们那样进行一次革命,我想我已经看到有一些人在这么做。
另外采取传统摄影思维的摄影家,比如说做记实摄影的人,我想他们的难度也更高了,这时候靠的就是你的人文修养、你的耐性。比如说你去做一个题目,你会去花几年深入一个地区,像一个人类学家一样。这是一个普通的民众做不到的,现在很多玩摄影的人都号称自己是人文纪实,但是他们所谓的人文纪实就是说拿着一个相机扫街,这样就是人文纪实,但是这都是一个皮相,你还是要进入到一个群体、一段时空中去,才能够拿出来。所以这时候对纪实摄影师也是一种考验。
我自己在纪实摄影和实验摄影两方面都有涉猎,这几年因为没办法出去,纪实摄影这方面我就放了很少的力气进去,只完成了一个项目,就是《寻找仓央嘉措》,去了三次西藏来,但其实我觉得很遗憾,应该起码出去半年,可惜三次加起来才一个月。在家的时候我会去思考,我在做一些关于摄影本质的摄影,关于摄影的摄影,因为本雅明说“摄影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我就从复制这方面去想,既然它是复制,就应该去强调它的复制性,实际上也是点出摄影的希望。我前两年参加连州摄影双年展还有香港摄影双年展的作品都是这一系列,关于复制的思考。我觉得到了人人都拥有美图的时候,你可以去思考什么是丑图?丑图在哪里?那是不美的图。那些废图是什么?比如森山大道有一本摄影集,我特别喜欢,但不是他著名的摄影集,叫《再见摄影》,里面全是他的废片,这个在今时今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现在数码相机,很多人习惯一拍马上就回放,回放一看拍得不好就删掉,但以前胶卷时代,拍得不好的照片也会留下来。其实不好的照片未必就不能呈现一个时代的精神或者你个人的记忆,比如我看小时候的照片,有些拍得很差,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像一个刺点触动了我的记忆,如果是现在,我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这张照片已经被删掉了。所以我觉得这是胶片摄影的一大好处,因为很多时候你要隔一段距离去看,你才知道这张照片是好的。就像现在有一个美国人,他在北京收购很多废底片,在废底片中挑出照片来做展览。很多东西在历史上留下,并不是取决于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学者的主观意图,很多时候是一种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是我作为艺术家特别关注的。
凤凰文化:所以您在技术上是一个怀旧派吗?
廖伟棠:用底片这个你说怀旧也可以,但我觉得现在也都变成前卫的了,现在用底片完全是前卫的,而不是怀旧的,因为你连冲洗什么都得自己去做。当然我用底片跟那些沙龙摄影是很不一样的,他们追求那种唯美,比如说我极少使用三脚架,我喜欢那种颤抖的影像,模糊的影像;或者说用底片晚上的时候会很暗,数码相机有高感光度,但底片没有高感光度,你就会拍出一些很黑暗的影像,我拍夜景从来就是拍成黑的,本来夜就是黑的,你为什么要把它拍亮呢?这些其实是技术对我们世界观的改变,一个出生在数码时代的人——比如说我儿子——他认识的黑夜跟我认识的黑夜已经不一样了,黑夜还是那个黑夜,只不过技术改变了你对黑夜的认识。
我是汉语复兴主义者 当代口语诗为什么要那么简陋
凤凰文化:一边按快门,一边拿笔,您会觉得图像和文字哪一个表达的力量会更强?还是说您是把它作为不同的用途去使用?
廖伟棠:我分得还比较开的。在我刚开始从事摄影的时候,我特别混淆这两点,有的时候我拍一张照片,我甚至会为这张照片写一首诗。
凤凰文化:就像古人画完画题诗一样。
廖伟棠:对,当然我题的是现代诗。但现在我把这两个分得比较开,脑子里面已经区分开了。诗歌触及的都是不可见的东西,至少更多的是不可见的,一个好的摄影当然力求在可见的表面上让人去思考框框以外的东西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去搞视觉艺术有一些优势,因为他善于去想那些不在场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你要触及到真正的所谓的灵魂深处,对我来说还是文字,文字更深入,而且我觉得我们有一种责任,虽然我不是那种所谓的文艺复兴主义者,也不是中华复兴主义者,但我是汉语复兴主义者,我觉得汉语的潜力被遗忘了,或者说我们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把古汉语的很多优秀的东西给抛弃掉了。所以为什么我的诗歌写作是反对口语写作的,或者说我不是那种纯口语写作的人,因为我认为我的口语是更丰富的,不是说用500常用字写作就是口语,古人的口语比现在的口语不见得更落伍,他的口语可能表达得更丰富,就像你看元曲一样,那种表达力我们现在真的是很难企及。现代的口语诗写作为什么要做得那么简陋,或者说把自己的身段放得那么低呢,口语可以更张扬、可以更实验,这是我的口语观,所以我觉得通过汉语写作,可以把一些被日常生活埋没了的汉字重新擦出一些光芒,重新挖出它被遗忘的那些意义来。当然我放在诗歌写作的心血是最多的,而摄影和写小说对我来说特别放松,真的很快乐,但写诗不一定是快乐的,有的时候非常痛苦。当我拿着相机去拍摄一个项目的时候,那种创造的快感有的时候是非理性的,但诗歌的理性的方面是很多的。
陆港矛盾源自双方人民最粗劣的一部分被看到了
凤凰文化:您拿到香港身份证的时候恰好就是1997年。实际上在1997年之前、1997年之后的短期和这几年,陆港关系一直在发生变化,这两年好像矛盾在加剧。您1997年来到香港,之后也一直在两边来回走动,就您个人将近20年的观察,您觉得两边真实的心态是什么样的,陆港关系的真实状态又是什么样的?
廖伟棠:我觉得永远都是双方人民里面最粗劣的一部分被看到了,我们永远只看到对方的缺点,或者说媒体也乐于放大这个缺点。你别说陆港了,就说上海跟上海以外的人那种地域之间的东西往往都是这样的。
我在香港的时候,一直致力于介绍那些让香港人意想不到的大陆人。我最早在香港写左小祖咒的乐评,最早在香港介绍康赫的小说,香港人或者香港的知识分子、学生等等,他们有时候看到我的介绍,第一反应就是没想到,他们以为大陆是很土的,怎么会有这么前卫的东西。然后当我在大陆的时候,我也是致力于介绍拜金社会以外的香港,比如我出过一本书叫《波希米亚香港》,很多人也是很诧异,都以为香港人就是唯利是图或者没什么文化,其实按比例来说香港的文化比例并不低。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去做的东西,当然这个声音还是很少,当你有话语权的时候,还是要尽量利用这个话语权去说出一些真相。当然说民众的对立,有时候是被利用的。人民的团结往往是政府的灾难。在奶粉事件、大小便事件之后,香港已经被妖魔化了,即使再追求民主,都有一部分人反感香港中环运动。
我很希望通过一种民与民之间的交流来认识对方,而不是通过一个新闻事件的交流来认识对方。很多朋友是真正来了香港以后,才知道真实的香港是什么样子。不友好的也就是1000个人左右吧,香港有700万人呢,你看到的是极少的一部分。香港也是,1970年代的时候,香港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有过一次“认祖关社”的运动,就是认识祖国、关心社会,他们一批批地回到大陆去,一开始是官方组织的,他们只能看到官方展示的,认祖的那一面多一点,后来发展到很多人自费去看中国的实验,观社的一面更多,去看大陆的共产主义实验到什么地步,然后把这个经验回来投入到香港的建设中去,或者投入到对香港政府的监督中去。那时候反而是一个良性互动的时代,可为什么到了现在更应该良性的时候,却往往被恶性化了呢?我觉得作为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应该更清晰,或者做更多一点的事情。




香港是真正的城市文学 中华文化要有接纳能力才不会灭亡
凤凰文化:您一直称自己是香港作家,您觉得自己凭什么能够归属到香港的序列里去,因为毕竟您的教育都是在内地。
廖伟棠:其实我从来没自称香港诗人作家,我最初被大家这样标签的时候,我还抗拒,而且很搞笑的,昨天陈黎还跟我说其实你也算台湾诗人了,他的理由是我的诗集都在台湾出版,而且我现在在台湾发表的文学作品比在香港要多,台湾的年度诗选什么也都会收我的诗。但是大陆的年鉴有时候也会收我的诗啊。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区分香港作家、大陆作家或者我到底是什么。这个跟我的政治理念也有关系,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我觉得这种国族的划分特别可笑,就文化层面来说,只有独立的个人,你顶多可以说我是用中文写作的诗人,或者汉语诗人,而不是说香港诗人,这很可笑的。我们很少会说某个人就是天津诗人,一般你那样去定义他的时候,其实是缩窄了他,一个天津诗人也不会乐意被人定义为天津诗人,而乐意说他就是一个诗人,你可以说我是一个表现主义的诗人,你可以说我象征主义的诗人,但你不要用地域来限定我。
凤凰文化:但是香港诗歌节有一个专门的香港诗歌的展示,您还是被当作香港诗人参加了。
廖伟棠:我是第一届诗歌节的诗人,同时也是第一届就进入组委会,现在也是组委会的成员。第一届我也办了一个香港诗歌的专场,但我的名字叫做“粤语诗歌之夜”,不过这一次,他们就没有用这个概念。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粤语,而不是香港。抛去这些名称,这个的意义在于我们是渴望让来访的外国诗人和国内媒体或读者有机会集中看到现在香港诗歌的一个侧面。
凤凰文化: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不得不称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因为一个是形态上或者表现手法上还是有差异,第二个可能我们在各自的文学史书写当中还是这样划分。所以我就想问,这么多年以来,从琼瑶开始,台湾文学在内地其实一直是大家不很陌生的,尤其是近几年,像骆以军、张大春、朱家姐妹这些都成了小资、文青的法器了,好像没读过你就没资格称为一个文青。
廖伟棠:哈哈,对。
凤凰文化:但是相比之下,好像香港文学在内地一直想不起来,大家一直不清楚它的面貌,大家理解当中的香港文化好像只有流行文化,哪怕是它的文学,大家很多时候想到也很老了,比如金庸、李碧华。我不知道香港文学的真实面貌现在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您好像一直是持香港文学其实是很繁荣的态度?
廖伟棠:我觉得是一个过程,就像你先放到一个世界的概念来看,事实上整个世界文化都有一个往边缘扩散的过程。比如说像布克奖、诺贝尔文学奖,它越来越关注边缘,在一个大语种中的边缘;比如英语文学,往往是大家会看到一个印度的英语作家,一个日籍的英语作家,或者在英国某个殖民地的英语作家,而不是本土的英语作家。现在我们在这个大中华的范围内,慢慢地关注到香港文学、台湾文学,你会发现这种边缘的文学往往保留了一些在它的中心主义被遗忘了的东西,所以我也期待总有一天大家会发现香港文学的魅力,或者是香港文学做到了哪些大陆文学所缺乏的。
比如上个月我跟孙甘露老师还有金宇澄老师谈到说香港文学的重要性在哪里,它是一个真正的城市文学,大陆缺乏真正的城市文学,上海有过,后来被冲掉了一些,现在最城市文学的还是在上海,像北京、广州等等其实都是“农村包围城市”的结果,而且大多数的作家和理论家、文学史家还是重视乡土文学的书写这一块,尤其你去到东北、西北、西南,但真正的城市文学诞生于香港,而且香港也有资格去完成城市文学。其实在1960年代,香港文学一度冲击过台湾文学,就是这种摩登、城市性、现代性,像也斯、西西当时在台湾都引起过风潮,就是觉得这是真正跟世界接轨的文学。台湾也有过现代派和乡土派之争,所以我觉得随着大陆越来越城市化,香港文学和台湾文学的重要性会越来越显露出来。
凤凰文化:还有就是从内地的角度去看,大家会愿意把台湾作为一个中华文明的脉络,甚至大家会觉得那个是传统的东西。但是香港,大家就会觉得它是一个杂糅,甚至它偏西方的色彩更浓一些,甚至很大一部分文化人会把香港文化视作一个过境文化,它本身不是在香港这片土地上滋养起来,可能是走过很多地方最后路过香港或者落脚香港的时候,成为了香港文化中的一支。
廖伟棠:这个考验读者的开明度,其实是对口味的一种挑战。因为比如巴黎或者纽约,它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一个移民城市,它的文化是极其杂糅的,像纽约,最初的爱尔兰文化、黑人文化的融入,后来各种中东移民等等,纽约永远是张开的、接纳的,在那里写作,你必须是一个口味庞杂的人。你现在在大陆面对香港文学的时候,也真的要有这种口味的挑战。就像以前,我记得20年前在北方的人听到广东,就会想象广东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但现在慢慢广东菜被接受了,就是这种口味,而且人的口味被打开了;就像以前我们在香港,吃川菜的人很少,现在川菜大行其道,香港人也很喜欢吃辣了,吃云南菜、吃川菜。其实这个过程是一个好的过程,你的口味越庞杂,意味着你自己的能力也随之上升,你的体验能力、经验值都会增大,所以这个时候,你去拒弃还不如去拥抱。这也是我跟香港人说的话,就是在文化上我们不怕杂质,也不怕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也不必太区分好的坏的,你先把它吸进来再说,一个健全的文化和一个强大的文化有自己的调整能力。所以我期待的中华文化是面临这么一个机遇的,就是说现在有各种声音的中华文化、各个代表的中华文化,这样才能够创造出未来的中华文化,如果你只是一味地回去,这个文化就要灭亡了。
台湾的整体修养比香港高太多
凤凰文化:您刚才说自己的诗集很多出版在台湾,您有一句话,有可能就是随口说说,您说台湾的阅读环境和阅读氛围要好一些。我之前也采访过一个在香港的大学任教的教授,当时也问了她关于香港的阅读问题,因为她本身是从北京出来的,在美国待了很多年,现在到了香港,她说对于她自己学生里面香港本地生的观察来判断,香港的阅读不是特别多,即便有阅读,也都是偏于通俗化、流行化的东西。所以我想知道,香港真实的阅读状况是怎么样的?而且这么多年大家还愿意说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您对这个说法一直持反对的态度?
廖伟棠:对,我觉得首先你从比例的方式去看就能看到。我一开始也很悲观的,比如我的诗集在大陆卖五千本,在香港只能卖顶多一千本,是不是差太远了,可是按阅读人口来说,那个比例是很惊人的。当然了我的诗集比较例外,也斯、北岛的诗集卖得更好,当然香港一本普通诗集销量一般也就300-500,但这个是很稳定的,就是这个阅读人口,一本小说的阅读人口一般只有1000-5000不等,也是相当厉害的,当然会分为严肃小说和流行小说。
香港现在的机遇在于这两年香港所谓的本土认同,出现了一批愿意阅读本土作品的读者。这里面当然也有不好的,不好的就是他们带有一定的先入为主,他想在里面寻找理论基础,寻找政治话语,比如说他们想寻找一个强大的香港文学来支撑香港文化的独立,来抗衡大国的压力。但是顺带也真的造成了这几年香港文学受到很大的重视,比如说香港一本文学杂志叫《字花》,它的销量有两千多本,基本上已经能够自负盈亏,是挺好的,因为一本时尚杂志在香港卖也就是两三千本。但是香港因此又有某种固步自封,觉得一切我们香港都有了,反而没有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香港作家和读者那种开放性去面对大陆和台湾文学。
如果说文化沙漠肯定是算不上,但是阅读构成的健康来说,我觉得还是不太健康。香港的阅读构成,严肃文学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很高的重视,虽说严肃文学在大陆也不是那么销量,但是大家在地位上或者在名声上很尊重,但在香港就还是会存在说一个人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作家的这种情况,因为香港是一个很市民的社会、很世俗的社会。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还是会慢慢改变吧,因为像诚品来到香港,香港的艺术发展局也一直在做一些事情,这是官方和资本家干的,民间上香港也有艺术馆,有很多诗社、文学团体,他们做的事情真的是没有什么利益可言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保持了香港艺术家的某种纯粹性。所以总的来说我并不悲观。
当然跟台湾真是没得比,台湾人的整体修养、素养真的是高太多了,尤其是台北,人们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向一种比较精神物质平衡的方向去追求。但是香港不是说人们没有这种追求,香港承受的压力的确大很多。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连租房子都租不起就很可怕了,在台湾租金是很便宜的,虽然房子卖也贵,但是租便宜,在柏林、在巴黎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城市是这样的,这样年轻人才有上升空间,而且尤其搞创作的那些人,都需要自己有一个独立空间,但要是连一个工作室都租不起就很糟糕。上海也很贵,但是上海的独立书店还是很多,广州也在产生,而香港独立书店却在一家一家灭亡,因为租金越来越贵,越来越疯狂,所以你说自由行去年跌了,反而在我们眼里真的觉得挺好的,因为租金下降了,很多人租得起自己的工作室,或者有一些书店本来要停业的,业主说要减租,那就继续租下去吧。
凤凰文化:谈到香港文学,我不知道就这种汉语表达的文学来说,香港文学有没有自身的一个文学史脉络。像台湾文学,我们说它至少从1949年之后的脉络是清晰的,你哪怕写一个《台湾文学史》也是可以成为一本书的。
廖伟棠:香港在这点上相当的糟糕,关于香港文学史都是大陆学者写的,香港学者有志于写,但是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我觉得这里面有政治的目的吧。香港有一些青年学者自己在做这个事情,书写了香港文学史,比如说做城市文学的笔名叫陈勉云,他就是很致力于香港文学史的书写,包括还有一些老一辈的,像过去的也斯、叶辉,他们就致力于构成香港本身的文学脉络。其实香港在二三十年代已经有新诗写作者,并且他们的诗被戴望舒、施蛰存刊发在《现代》这本杂志上面,包括香港有一个诗人叫侯汝华,当时李金发就很捧他,觉得他很厉害,给他的诗集写序言。这些东西在主流的文学史里绝对是被埋没了。
而且在那种大一统的文学史里面,台湾文学有被统战的需要,会获得一个更大的篇幅。香港文学、澳门文学就更不用了,基本就是点缀性的,一笔代过,这真的只能靠香港人自己去做了。我自己也在做这方面,尤其是关于诗人方面的,勾选出一些人,并且也想把这个介绍到大陆去,就像我前两年在大陆出版一本《香港作家访谈录》一样,很多人也是看了才知道,原来香港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作家,而不只是只有财经作家、武侠作家这种。






城市题材是现代诗人注定要直面的 不得不书写丑陋的东西
凤凰文化:再聊聊您的诗歌。您最早开始写诗的时候,是因为什么而去触碰诗歌,因为做文学青年不一定选择这个出口。
廖伟棠:一个是阅读上的。当时有两本书对我很有影响,我14岁的时候读鲁迅《野草》的同时读到另外两本外国的散文诗,一个是艾伦金斯堡的,当时花城出版社出了一本《卡第绪:母亲挽歌》,另外一本是日本的散文诗选叫《黄金幻想》,这两本书现在在孔夫子网炒到两千多块钱一本,因为印数特别少。这三本散文诗集对我影响特别大,所以我最开始写诗写的是散文诗。当然接着就很郑重地去找,就找到《朦胧诗五人选》,还有像戴望舒的诗,还有台湾诗人的诗——当时流沙河有一本介绍台湾诗人的诗,这些都成了我的启蒙,这是阅读上的启蒙。
另一方面,我可以说是十四五岁时候的觉醒,读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读完以后看世界、看周围的社会完全不一样了,一下子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我15岁,也就是1989年,我写了第一首诗,但我发表的第一首诗却是一首反战诗,16岁在香港发表,当时我在大陆,当时觉得这首诗在大陆发表不了,结果在香港发表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选择诗歌,包括后来选择摄影,我本来是一直打算作为艺术类考生的,临高考前半年才发现自己有色弱,这个非常残酷的,在大陆艺术类的考生不能色弱、色盲。这是非常可笑的,梵高就有色弱。但我因此被迫不能考艺术,而且同时对我的打击就是我当时也相信了这一套,我觉得那我还是别画画了,我就把全部心思放在文学创作上去了。所以后来学摄影,为什么我的照片很多是黑白摄影,我觉得既然这样子,我就拍黑白好了。
凤凰文化:我看资料其实您受本雅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廖伟棠:本雅明和海德格尔对我的美学思想影响特别大。
凤凰文化:而且您的诗,包括对于自身的气质塑造,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都是有本雅明的影响。
廖伟棠:深受他的影响。
凤凰文化:他吸引您的诱惑力在于哪方面?
廖伟棠:就是这种城市的闲逛者。我觉得一个现代诗人,城市题材是注定要直面的,不是说你能够躲起来的。我不可能像陶渊明那样,或者像中国某一些诗人那样归隐田园,我做不到,我觉得这就是现实,这就是这个21世纪,你是21世纪的诗人,你就不得不去书写这些丑陋的东西。本雅明就是点出了丑陋的价值,波德莱尔的价值是到了本雅明才被真正发掘出来的——在城市里,一个闲逛者是超然物外的,但同时他又跟周围的一切如鱼得水地融在一起。
我从珠海来到香港之后,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点。因为珠海是一个花园城市,你还是可以隐居的,但是到了香港,事情都发生在你身边,你不得不跟它融在一起。黄灿然在那时候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他鼓励我说你不要反感香港,你应该去认识香港。后来我有一本诗集可以说受本雅明的影响非常大,叫做《和幽灵一起在香港漫游》。其实我就是想象曾经在香港呆过的这些鬼魂,戴望舒、张爱玲、萧红,我跟他们一起结伴,游荡在现在这个香港,有时候通过他们的眼睛看现在,有时候用我的眼睛去看他们的过去。当然好多评论者也是用本雅明的角度去分析我这部分的创作。
对我根深蒂固影响的就这么几个哲学家——本雅明、海德格尔,还有包括存在主义,我到现在也很服存在主义,虽然很多人说它过气了。


余秀华和木心不能用文学史描述 新诗就要打破传统诗歌模式
凤凰文化:我阅读您的诗歌,发现其中一个非常鲜活而且也是迥异于别的诗人的特点,就是您会把很多密集的意象打碎或者重组,它是一种跳跃式的,穿越时间、空间,然后重新组合,构成自己的表达。您自己会如何解释这种诗歌风格或者说美学观点呢?
廖伟棠:一方面,有的论者指出我的诗的视觉化特别强,就是说看我的诗,脑海里面能够马上出现一个意象。我觉得跟我自己的电影梦有关系,我曾经有过拍电影的梦想,也写过电影剧本,拍过短片,但后来我发现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不喜欢跟人合作,我喜欢单打独斗,而且我想拍出来的东西,是拍不出来的,只能通过文字去完成。于是,你会发现我的很多诗可以看作一种文字的蒙太奇,或者是文字的长镜头,是真的可以拍成一个短片。而且我很佩服诗人庞德,他认为必须写能见物、必须写意象,用意象说话而不是用抽象的概念去说话。所以我的诗力求做到。
还有一点就是,一个没有理论根底的读者,但是他有对美的敏感,他也能够读进去我的诗。虽然我的诗里很多典故、很多互文、很多向别的作家的致敬跟对话,但我希望一个读者就算完全不知道这个典故,他也能够被我的诗所感动。所以我有很多非专业的读者,我的很多读者往往是非专业的读者,而不是专业的读者。
凤凰文化:现在专业的所谓学院派的读者反而在很大程度上的阅读视野也好、阅读理解也好,不如非专业读者。
廖伟棠:你看余秀华的争议就行了。余秀华的诗拿出来,一个好诗人的话一眼就能看出里面的好处,但是如果是一个有一套文学史观念的人,或者有一套理论观念的人他就会去挑她的毛病,或者觉得她不是正路子。余秀华还不是一个极端,木心是一个极端,学院派真的完全对木心不屑于一提的。陈丹青说得很对,那些人一方面有的是嫉妒,有的压根不是从一种直观的感受去理解文学的,如果以直观的感受去理解木心,真的会马上被他触动。我虽然自己写了这么多年诗,有时候还会被划分到学院派里面去,但我却力求去避免这种误区,我一定说文学史是给学院准备的,不是给作家准备的。一个好作家甚至可能进入不了文学史,或者过了上百年才可以被挖掘出来,现在的文学史是不可靠的,只能代表某种趣味或者某种理论需要。有时候是先有了理论再有了作家的,这种作家是最可悲的,就是被理论家所左右的作家。作家应该超越理论,最好是无法被人描述,像木心的东西,你就很难用学术论文去进行描述。
凤凰文化:其实如果谈到了像木心这种评价的问题,包括很多中国的白话诗人评价的问题,其实有一个标准问题在里面。如果我们评论传统的诗歌,我们是有一个清晰的标准的,至少在格律上可以明确区分水平高下,再加上它的一些语言技巧和所表达的意境等等,基本上对于一首诗的好坏优劣的评价能在很大层面上达到共识。但是对于新诗好像自从诞生到现在,一直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所以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它对于白话诗、自由体诗歌的判断会造成障碍吗?
廖伟棠: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中国的文学传统太强大也有关系。比如说一个完全没有读过新诗的中国普通读者,他也许已经读完了传统文学,他对新诗可能完全无感。但是比如说我去外国,像前两年我在鹿特丹诗歌节来听朗诵的人,很多都是普通市民,甚至是那种你一看就知道是网络时代长大的小孩,但是他听了会有触动,会跟你交流,因为他没有一个传统文学的障碍在那里面,他没有一些预设,但我们很多中国人会说这不是诗。是不是诗是你说了算的吗?
还有,你为什么要拿一个几千年的东西来要求现在。我觉得某种东西是一种逆向操作,像中国古代的传统诗歌,它发展得这么成熟以后,一切都已经有了一个模式,它要做的就是把读者带到这个模式里面去,进入这个模式你就得到审美的愉悦。但新诗恰恰相反,它是要打破这个模式。并且现在一首新诗到底好不好,还有一点就是它有多大程度上在感官上、在某些理念的反思上,给予读者一种启发或者给予读者一种全新的视界。如果给予不了的话,那还不如去写传统诗歌,因为传统诗歌的这些已经完备了,你只需要套进去就行了。新诗的挑战性应该是更大的,我们也不必求全责备,因为毕竟只有100年的历史。
真正的中国是内化的 不是汉服和跪拜这些最多余的
凤凰文化:您的诗,一个是您受到本雅明的影响,诗歌当中有所表现,一个是您使用打碎重组意象来勾勒画面感,或者说您所使用的意象本身,都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世界性或者说有一点偏西化。其实这也是很多当代诗人的诗歌所呈现出来的一种面貌,让大家感觉似乎那个所谓的中国性或者说中国味道、中国元素没有那么强烈。刚才您也说,您写诗追求的一个方面就是想去拓展汉语表达的空间和可能性,那您觉得新诗这样一种体例、现在的环境、世界的交融,汉语探索的可能性以及诗歌所传达的中国性,有没有可能?因为世界越来越一体化了,比如您的孩子这一代人,他生下来接受的使用的就是全世界都使用的苹果,他所用的网络是世界互联网,等等,似乎这种地域性不太明显了,还是说它还是有很大影响?
廖伟棠:中国性其实真的是会越藏越深,而且作家不要去负隅顽抗,就是说你必须要让中国性深入到你的血脉当中去。如果看我近十年的作品,很多人是觉得我是想去承接传统的。但我承接传统的方式是很革命性的,比如说我会把杜甫的诗翻译成新诗,甚至我试过把古文的一篇文章翻译成一首新诗,这种翻译其实是六经注我式的,就是假如杜甫来到现在,他会怎么做。这也是我对古代的学习,最重要的一点我学习杜甫面对他的世界的态度和方式,我在这边我也是这样面对世界,我不是说真的去学习某个意象、学习一个具体的词藻,而更多的是学习一种诗人的态度。
我想现在的中国人或者未来的中国人,如果真正能够把中国继承下来,也就是继承到这种中国的观念或者中国人面对山水、面对自然、面对亲情关系等等这些东西,而不是说一些皮毛的,比如说汉服、跪拜,这些是最多余的、最不中国的,真正的中国是内化的。
但是在写作上面,的确这种全球化大潮太强大了,但你会发现到最后的最后,往往是你最不全球化的地方才真正被别人认可,就像我刚才说的边缘文学那种东西,就像我们去外国交流还是会坚持用中文来读诗、发言,也是想通过这个给予外国人一个机会感受这种最质感的美,声音的美、字形的美。我在外国出版诗集,我坚持要印中英对照的,虽然说看不懂,但他可以看看这个形状是什么样的。
诗人跟现实应该是若即若离 打工诗人就被现实绑住了
凤凰文化:网上所有关于您的简介,几乎都在诗人前面加上现代派。
廖伟棠:这个太奇怪了,这个是百度百科出的,原来我还到处去纠正人家,我说不要现代派好不好,后来我都懒得说了,因为他们都是从百度来的。百度百科我不知道一开始谁弄的词条,错误百出,包括说我是什么广东商报主编、说我是国务院专家。国务院专家那个笑话是这样来的,国务院的网站以前转载过我好多文章,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是国务院的。所以我经常会叫大家去看维基百科,不要信百度百科。现代派诗人不知道以前谁说过,相对于传统而说的话,但这实在太收窄了诗人的内涵。
凤凰文化:您不愿意在诗人前面或者诗歌风格前面加上任何前缀?
廖伟棠:对。因为我自己定义我自己,我觉得我还是一个青年诗人,我还是刚开始的,未来我可能还会做不同的变化、实验,在诗歌上面,在文学上面,我从来没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定型的诗人。
凤凰文化:我发现您好像最近两年的诗歌风格好像变化有点大,至少从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您以前那种诗歌的气质其实是很吸引我的,我在那儿好像能看到一个旧欧洲游吟诗人的形象,而且读诗的时候能够在脑子里想象一个特别浪漫的青年的形象。但是这些年,您的语言越来越自由,而且很多意象不论雅俗,很多生活化的东西都进入了,而且您的题材似乎也越来越接近日常生活的表达。
廖伟棠:对,尤其这一两年是一个统合的过程。在这之前的十年,我试验过很多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写很现实主义的诗歌,白描的诗歌,写很政治倾向甚至像是街头煽动性的诗歌,或者那种完全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的我也试过。这两年我慢慢统合起来,比如说我这两年写作一系列我称之为伪政治诗,它是跟一个政治事件有关,但不注出来,你可能看不出来是写什么的,我是想把政治内化到文学里面去,而不是让文学成为政治的宣传。包括对现实的内化也是,我不去负疚现实,现在很多写现实的诗人是负疚现实的,比如说某些打工诗人,他们被现实绑住,我觉得诗人跟现实的关系应该是若即若离的。
这两年慢慢统合,包括对传统的学习也是,当然跟自己的年纪也有关系,毕竟快40了,我觉得应该去做一些事情,以前是玩心很重,是时候把玩过的东西重新整理一遍了。


岛是我们的开拓者庇护者 当代诗人遇到困境才成为中国诗人
凤凰文化:您刚才说自己的诗歌启蒙阶段正好赶上了朦胧诗那个年代,您现在和北岛的关系也很好,而且这几年的香港诗歌之夜都是一起来做。但是从诗歌风格上来讲,您跟他完全不一样,甚至从诗歌史的角度,是两代人。
廖伟棠:我们那一代都是所谓的“pass北岛”、“pass朦胧派”成长起来的。
凤凰文化:对,新一代崛起都有一个“弑父”、“弑兄”的阶段。
廖伟棠:对。
凤凰文化:但是沉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至少在大陆的文学爱好者眼里,那一代诗人,特别是北岛,它像一面旗帜一样的,成了大家的一个符号或者说一个情结。我不知道您本人怎么看待北岛和他们那一代人。
廖伟棠: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人,韩东有句话我特别认同,就是长兄为父。他们对于我们的意义真的就是一个开拓者,某种程度他们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庇护者,或者说代替我们受难,他们先出来,矛头很多让他们挡了,我们是在后面享受成果的人。老实说,我对他们还是带有一种感恩的心态。尤其像北岛、多多、杨炼,他们某些做人方面的风格我也蛮欣赏的,他们的倔、某些程度又很宽容,跟后面更年轻的一代又不太一样。
但是诗歌风格上,大家完全是分道扬镳的,甚至包括多多、杨炼,诗风跟他们完全不一样。还有就是我们这一代70后、80后诗人,直接阅读外国、跟外国同步化要比第三代诗人和朦胧诗人更强,他们是后来出国之后才遇到这个机遇,但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大量阅读最新的诗。所以像韩东说的,他们是我们的兄长,但他们可以充当我们的父辈,可实际上他们并不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可能有同样的父亲,甚至我们对同一个父亲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洛尔迦,他影响了戴望舒一代,影响了北岛、顾城一代,甚至又影响我们这一代,但我们每个人接触的洛尔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就是对当代社会的态度,他们那一代、包括第三代诗人,其实都是那种敌对关系是很紧张的,他们对日常生活、对资本主义、城市化、全球化,都是剑拔弩张的,当然我们也反对全球化、反对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不是完全把它拒之千里,我们更愿意去认识它或者愿意去摸它的底,像是深入敌阵一样,这是很大的不同。我们对凡俗生活不是采取一种鄙视的态度或者藐视的态度,但是你看像多多、芒克他们,真的是很高傲地面对尘世。
凤凰文化:您会在诗歌层面上怎么去评价他们?诗歌本身的价值和它的历史价值,是可以分开来谈。
廖伟棠:我有一点还是跟大家不一样的。比如说北岛,像《回答》这首诗、还有他写遇罗克的诗,这是北岛自己都尝试否认掉的,他说带有政治色彩。我恰恰认为这是他最好的诗,我觉得政治本身并不是非诗的,既然政治在那个时代那么大面积地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那它进入诗也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像郭小川的诗都有他好的一面。再比如郭沫若的诗,压根就不是政治诗,他直面的不是政治而是政治里面的一些关系、一些阿谀奉承的东西,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是好的政治诗,因为他就是直面政治。像北岛还有顾城早期的一些诗,很坦率地让政治进入自己的诗歌,我觉得这是他们诗歌的好处,所以我更喜欢他那些诗。
凤凰文化:那对于他后来的,可能在诗的层面上更纯粹、探索更远的那些诗,您觉得不如从前?
廖伟棠:北岛还有一首诗我特别喜欢,就是90年代初的时候,他刚刚出国去,他的诗集叫《在天涯》、《零度的风景》。那批诗我为什么特别喜欢,是当时他的个人状态很不好,他流亡、漂泊不定,甚至很贫困,在他的诗里你能感觉到,那时候北岛真正成为了一个中国传统诗人。中国诗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传诗歌,像杜甫他是把自己一生写到诗里面去,而中国当代诗人,当他遇到困境时,他就会成为杜甫那样的人,他会更意识到个人的命运,而不是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命运。所以我也特别喜欢他那一段时期的诗,包括多多我也喜欢他在伦敦、阿姆斯特丹漂泊不定的时候的诗,反而他回国以后的诗,我觉得没有太大的突破。






诗歌从来没有大众过 大众拥抱诗歌不会有什么好处
凤凰文化:其实像北岛他们这一代人,之所以非常独特的存在于中国诗歌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恰好他在那样一个时期、特定的环境之下,他跟大众做到了紧密结合。
廖伟棠:主要是那个时候诗歌没有碰到对手。
凤凰文化:对。
廖伟棠:那时候没有娱乐、没有选秀,甚至没有网络,所以诗歌意外地成为了导向。
凤凰文化:其实在此之前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也有过诗歌和大众的紧密结合期,当然它们各自的形态和原因不一样。随便挑一个,比如50年代的时候也有过紧密的结合,当然那个是政治的因素,同时那种诗歌风格更民俗化一些的,但是无论如何它是诗歌和大众的一个亲密状态。像您刚刚所说的,诗歌现在有这么多的对手,那在这个时代,大众还需不需要诗歌,或者说诗人还需不需要大众?
廖伟棠:我的看法是比较自由的,我当然也绝不藐视大众,但我不看重大众,我绝对不会负疚大众,或者说为了获取大众而改变我自己的诗歌,因为在我心目中诗歌应该是最前卫的,大众可以跟随而来,或者说大众可以来跟我打架、跟我争吵,但是不要让我去负疚你的趣味,也不要让我负疚我自己曾经的趣味。比如说我以前有些爱情诗挺受欢迎的,经常有读者给我留言说你为什么不写那些东西,我说那没办法,我现在就写我现在的东西,我也不否定过去的我,那已经过去了,那是过去的我。
我觉得现在诗人真的要破除幻象了,任何走红的诗人都要清醒一些,不要以为能够恢复到盛唐,其实那都是幻象,只有你意识到这些都是幻象你才能写好诗,你不要再妄想你成为一个明星,成为明星绝对不是好事儿,成为明星意味着你被误读的机会也多了。像余秀华她成为明星,她很痛苦的,我跟她交流过,她唯一的好处就是书卖得好一点、改善生活了而已,另外有一些机会到处去旅行,但是她的诗真的有几个人真正读进去,她那些不流行的诗、那些晦涩的诗、灰暗的诗,往往得不到认可。所以不要奢望这种认同,要意识到诗歌已经成为小众艺术了,它只是偶尔会被大众接受,从容面对吧。
凤凰文化:您是说它已经成为小众艺术了?
廖伟棠:其实它从来没大众过,你说唐朝它成为大众,不是因为诗歌,是因为诗歌已经成为官员、读书人的必要修养,它本身成为一种社交工具,这样才大众化了。所以现在大众拥抱诗歌不会有什么好处,对诗人来说一定要格外清醒,不要被忽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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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yangshuo很给力,开一瓶三年的花雕,啃着卤鸡腿,摇头晃脑,腾云驾雾似神仙。
沧海一粟 盲人摸象
本地有一个老头在菜场开一习字班N多年,谓之神墨教育,寒暑假学生尤多,整个学习间壁和地全是墨迹,脏得什么似的,以小学生为主。过去用废报纸写,现在好象用一种可用水清洗 的东东写,节约。
10# 水笺
用水写那得是高级班的,深化练习。又节约,又干净,还能增进功力。初学的小屁孩还得用墨,用水写一不盯着就走神,鬼画桃符去了。
沧海一粟 盲人摸象
廖伟棠举例余秀华和木心,说得那种学院陋习,挺到位的。
拜读。问好杨兄。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16-7-27 16:1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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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潜规则”:
  1、 名人写的必是名“字”,哪怕写的是小学生都要笑的狗爬字(就如猫太孙的那些字);
  2、 在职官员写的必是“值钱字”(你看那位被一位女人撕了的副省座的字就值五万);
  3、 有钱人写的字必有不少人认定为“有收藏价值”的字。
  4、 凡狗爬式,可誉为龙飞凤舞式;
  5、 俺写的字(龙不飞凤不舞式)价值为五亿,不过,‘五’前面要加个负号。
  请加添……
不立言,而后有齐物之心。而我们,仍在写下抗拒。所有的烦恼,其实不过是概念的歧义。
沧海一粟 盲人摸象
O(∩_∩)O哈!ys1937老先生回到燕谈真高兴。我现在微信使用的越多,越感觉到微信的缺陷,越来越怀念论坛,好在论坛还存在。虽然不太可能出现以前的兴旺,但也好,少了很多喧嚣浮躁以及烦人的广告。
13# 李苗 小夏好!还在山上修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