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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1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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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海鸣:南京旧事
之一:
电影《城南旧事》是借一个小姑娘之口,说的是民国时期北平的故事;而我的《南京旧事》说的是1966年前后的江苏省委内部“阶级斗争”的事,这并不令人惆怅,相反的是沉重、悲伤和愤怒。我写这样一篇文章,起因是很久了。
时节不居,日月若流,三外公惠浴宇过世至今已有十余年了。目前社会发展之快,令人已经觉得恍若旧梦,已经是另一人世了。写回忆三外公的文章是很难的。早在几年前,三外婆顾静就嘱我写一篇纪念文章。但我自知人微言轻,不能借人自重,不能牵枝蔓叶。写文章,不是祖孙两人关在房内,指天划地地吹一通,与世无关。文字要公诸于世的,岂不令人有所忌讳?何况,我曾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文字狱”中炼出来的人呢!当然,一般性的纪念文章,笼统地说几句,我是决计不写的,那不合我的性格,也不会是三外公所喜欢的。
人往往是势利的,对于祖宗也不例外。现在家庭观念虽然发生变化,但这种势利之态却与日俱增。三外公曾经是江苏省的老省长,但他遵从一般老干部的传统,勿为子孙计。我的老爹爹惠美珊(惠浴宇大哥)也时常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又警告我们,一代做官,三代讨饭!我们家是一个大家,老太太生了七个儿子,所以我的外公也有七个。在江苏家里人最多,目前没有一个做官的、经官商的,在淮阴老家的大多是普通的农民、工人,在外的大多是医生、教师。这与目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做法是不合的。我家里的个别人也未免有些怨言。但是,如果三外公在世时,让家里一些人升官发财,将来命运如何?是祸、是福?也很难说。君不见,古往今来多少衙内有好下场的?尽管,目前风气不正,恐怕来日不多。我们家里人虽然平常,却稳当,这与三外公的一贯做法是分不开的。再进一步说,人生的目的并不是荣华富贵。我有幸从少年时代,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许多事情,受到了许多宝贵的教育,其中包括三外公惠浴宇给我的教育。我受他的影响是很深的,年龄越大,感觉越强烈。真所谓,“家庭教育,一生之命运也”。
但是要具体回忆起来,必须说明六十年代以来的一个历史背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我国政治生活进入一个不正常的时期。接踵而来的是经济困难,甚至到了没有饭吃,大批饿死人的地步。我少年时代就知道彭德怀是冤枉的,心中蒙上一层阴影,知道“伴君如伴虎”,有些话不能对外讲,讲了要闯大祸的。不过,我舅舅惠娄永还是说,自己家里人还是要讲政治的,这是我们家的传统。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情形索性公开化。我实际上就是在这种家庭政治的熏陶下,受到很多教育的。尤其是对任何人都不可讲评论毛主席的话!但还是讲了,因为不讲也难,还是希望让后代知道一些真情,于是产生了复杂的情形。这不象现在我喜欢古典文学,儿子喜欢看电视,爱好完全不一样,对于商品经济的看法也不完全一样。实际上,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造成现在一些年轻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历史是一面镜子,是常说一句话,但实际上不容易说清。远的不说,近的十几年前的事也有很大的不同意见。然而,历史真相总是掩盖不住的。1966-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一个18岁中学生,高中三年级已经读完,参加“文化大革命”,到处看大字报,经常和我的三外公惠浴宇谈“小道消息”,他也谈了许多,一直到1989年他老人家过世。不料这已经成为历史。从我内心来说,是不想谈这些旧事的。因为,这是痛苦的。至少是我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和理想与目前的江苏现实的某些方面已经有很大的距离。
再说,原江苏省委内的年轻干部、后来也当了书记,现在的“世界名人”许家屯,他并不甘于寂寞,网上不断有他对国内大事的评论,传说他想回国;同时,其孙女揭发其桃色新闻,有富豪助许养“小蜜”。另一方面,许家屯开始在杂文中点惠浴宇的名了,说是惠和一些老人逼他离开江苏的,他是赤膊上阵了。又说,邓小平在中顾委上关于江苏的一篇讲话就是他的汇报。可是我们江苏一直是以这篇讲话为工作指导方针的(下面再说)!? 在《许家屯回忆录》中,他还没有说得这样明白。这是为什么呢?他老了,有时象小孩一样,不自觉地说些真话。而且,更重要的是用网上一句许家屯自己的话来说,“政治就是这么一回事了”;“政治就是这个样子,很势利的,很现实的”。许家屯自以为看透了人生和政治,就这样形容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北京得到的礼遇。但是对政治有不同的理解,至少在我心目中政治还有正义坦白的一方面。我记得,文革中,大家看“陈毅黑话”时,有一个老干部看得都哭了。这就是陈老总的政治感染力!但许家屯的政治就是说谎、吹牛、拍马,这是他的人生的写照。
董健的“我与许家屯二三事”,虽说的事情不多,但对许的本质揭露得很入木。董以南大李西宁和他自己的经历为例,说明权势者“可以颠倒黑白,可以制造谎言,可以伪造历史,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如果李西宁照许家屯的意旨在五台山大会上撒谎,在不了解真情的人听来不是很象真话吗?许家屯对那位青年作者的‘谋杀’以及建国以来我们对诸如胡风、储安平、遇罗克等思想者的‘谋杀’,曾经是多么冠冕堂皇,像是正派行径啊”! 甚至,董还引用了奥威尔(George Orwell 此人是小说《1984年》的作者,英国人)的话:某些人的政治“使谎言听起来像是真话,谋杀像是正派行径”。
我十八岁高中毕业,只差几个月,没有能参加高考,就参加“文化大革命”,各地串连,往往看到的大字报就是这类东西,完全缺乏系统的教育。但与实际生活相接触,风风雨雨,也是一种社会教育吧。我那时初生之犊不畏虎,性格倔强,又好问。当时,三外公无人好多讲话,自然与我接触较多。我在中学里也被斗过,懂得一些道理。不象我舅舅女儿小苏,那时五、六岁,见到舅舅戴高帽子游街,还笑呢!结果被我奶奶揍了一下。不过,后来也长大了,现在美国。她的眼界自然又与我不同了,思想上没有那么多历史的痕迹了。她的女儿生在美国,今年7、8岁,更是天真可爱了。生活在中国,历史过于沉重,如果都是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有时要压死人的,但近来读到的汪冰石的回忆录,使我不得不顺带多说几句。
汪冰石,何许人也?他是一个大人物,以前做过副省长等,看他的简历,在老干部中他算是升得快的,我还无缘认识这位“新贵”。汪的回忆录是印得很漂亮的,开头有不少照片,至少有三张和许家屯的合影,特别是书中“省委工作二三事”一节点名批评惠浴宇,还“打着红旗反红旗”用陈云的话来反陈云,这太过分了。这是应当批评的。
汪冰石应当再写一份“悔过书”,检讨自己的“失足”行为!他1937年在国民党面前的“悔过书”也可拿出来比较一下!看汪的思想又混乱到了什么程度!汪说,“书记出走美国,某副省长玄武湖野合”;“街头谁相问,贵人谁贪污?可曾升官否?请君问基督”。虽说汪是老干部,思想也在变化。汪的《回忆录》是一种混合物,一方面是有些内容可读;另一方面是从个人恩怨出发,恶意攻击。许家屯曾提名汪做副书记,被惠老等否定一事,为什么汪就不说了呢?心中有鬼。汪还说,共产党变质,主动退党,这是什么意思?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既得利益者,其中有些人至今还是有钱有势的。苏联的垮台不是叶利钦的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苏联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运作和目的。目前,江苏虽说进步很大,但问题比一般人的想象要复杂得多,而且其中有些问题是历史问题延续和结果。汪的《回忆录》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这不是惠浴宇一家的问题,应当由省委和有关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许多干部已经不了解这一段历史了,苏州有一次展览,将江渭清和惠浴宇照片下的名字也写错了。
至少可以说:第一,许家屯是叛徒,已经开除出党,中央是有结论的。你汪冰石是一个老党员,党性何在?你已经不象一个zhonggong党员,倒的确是自称的“许家屯死党”中的党员或者是许家屯‘队长’(汪说,许得此名,是因经常下乡)手下的队员。有汪诗为证:“许家屯‘队长’已飘洋去”;“尔我虽年迈,古有吕班在”,他自称是有这么一股劲头。第二,惠浴宇已经过世十几年了,你有意见为什么不早说?现在大有欺负孤儿寡妇的味道?我们惠家在江苏是没有做官的,也没有后台。而且,将外地的惠浴宇弟弟周惠也扯了进来,乱说要到江苏当省长。第三,这是非法出版物,没有书号。第四,这是违反事实的,有许多不实之处。如许家屯从来没有送过音响给惠浴宇!你有什么证据拿出来?反过来说,是不是收买了你呵!你的儿子到香港许家屯那里工作是什么关系呵?你强奸人意,把前任总书记胡耀邦,江苏省前后四位省委书记江渭清、彭冲、许家屯、韩培信都拉在一起,编造他们和惠浴宇、刘顺元、管文蔚的所谓的权力斗争。彭冲、韩培信都健在,他们能为你做证明吗?甚至编造所谓的陈云向许家屯作检查,更是胡说八道。许的《回忆录》里都没有这样说过,他对陈云支持江苏几个老人要他走的意见倒是说得较明白,不象汪冰石在玩弄障眼法!
但是我想,再多说一点的话,也有必要。因为汪说得很多、很丑,不要以为汪冰石是一位高级干部谈内部事,别人就只能听他说,他的水平不行,行文矛盾百出,有时连时间都搞错了。惠浴宇死于1989年夏天,可是汪说,“90年代初,彭冲离休后来南京小住,惠去看他,事有凑巧,我也去看彭”。不知他见到的是什么?我这里引用他的一些话,作具体的分析,也许可以作为历史学家的参考。因为汪说很明白,他的书是要留给子孙看的。让我们一起对历史负责吧。
之二:
汪说,“我发现常委内部不少矛盾,主要是许家屯和惠浴宇两人之间的矛盾。开初,我以为大概许在‘文革’中得罪了惠,惠有怨气”。惠老是有怨气,但说得还不够,应当说是怒吼。陆定一说,惠浴宇的“《写心集》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怒吼。怒吼之人多矣”(陆定一序,惠浴宇著《写心集》一书)。惠浴宇是1928年的老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直至抗战爆发才出狱,到延安。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惠浴宇曾身患癌症,动了大手术。陆定一还说:“我们同样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虽然‘罪名’我比他重一点,实际上他受的摧残比我更厉害。因为我是坐牢,他是被‘群众专政’”(同上)。惠浴宇的想法代表着相当多数的一批干部和群众,这是真实的想法。谁被这样斗了7、8年没有怨气?当吃的苦,可见《刘顺元传》。直到80年代,邓小平来江苏在金陵饭店顶楼接见江苏老干部时,许世友说我们老红军跟小平同志合照一张相片,惠浴宇就说,我们地下党也跟小平同志合照一张!他还愤愤不平地说,“以后,狗日的才做地下党”!
1971年,我已从昆山农村插队转到北京当兵。“九·一三”事件,林彪一伙完蛋后,政治形势有所松动,许多事情归周总理管。我妈妈也到北京,因为也是老新四军,一下子便找到楚青阿姨和老首长栗裕司令,汇报了江苏的一些情形,特别老干部吃苦的情形。后来,由三外婆顾静写一封给周总理的信,反映了三外公在审查时吃苦的情形。当时家人不许见面,而且连窗子都糊上纸,大小便也要报告,伙食恶劣等等,已有几年时间。实在忍无可忍!信由粟司令当面转呈周总理。总理随后叫秘书打电话给吴大胜,以后三外公的日子好过些了,其它人也跟了也如此。
当时,我跟妈妈惠廉以及楚青阿姨去过一次张茜阿姨家。那时,陈老总刚逝世,他们还住在交道口附近的一座老房子里。张茜阿姨已生病,正在治疗。她对我们讲起,陈总的病因前前后后。如果发现得早,早开刀,直肠癌是完全可以救治的,但被耽误了。当时还讲到江青很坏等等,那是走到院子里去讲的,怕有窃听器。当时张茜阿姨还问到三外公的情形。如果三外公和陈老总再见面,会有多少话要讲啊!以前陈老总谈恋爱,就是三外公送信的。途中还偷偷地拆开来看。三外公讲起此事,就眉飞色舞的,说他是晚上交给张茜的,未被发现。至于信的内容呢?就说马列主义水平很高,别的不讲了。当时陶勇等也要看,但三外公未给他们看。此次我还告诉了张茜阿姨呢!
1972年冬天,我出差到广州,途中顺便回苏州。当时三外公已经放出来,被安置在高资茶场和三外婆、毛毛住在一起。我坐慢车到高资,在一个小山头上找到了他们。三外公和我讲起过去吃的苦,讲得眼泪都流了下来。我汇报去北京张茜阿姨家的事,又报告北京城里许多“小道消息”。北京城的人,以至全国的人心都是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身上,直是众望所归!但千万没有想周总理走得那么早!
再回到前面的话,如果把汪的问题再深入些看的话,这不仅是文革中既得利益者和复出的老干部的矛盾,而且从全国来说,是邓小平不要平反,要不要真理标准的讨论,甚至是要不要平反建国以来的许多冤假错案的问题。如果照汪的“怨气”理论的话,那只能是“两个凡是”地做下去。
之三:
汪自称当面向胡耀邦告状,话说得很凶:“谁也不能把自己说得百分之百正确。省委书记处第一个贴大字报打倒江渭清的,不是别人,正是惠浴宇同志”。汪还说,胡耀邦说中央知道此事。这完全是胡说,完全是没有道德的胡说。惠浴宇的为人完全不是这样的。他写的《写心集》的特点正是用一桩桩具体事实来说话……痛恨“文化大革命”,提倡党的道德(陆定一《写心集》序)。
惠浴宇、江渭清和刘顺元,他们是团结的,工作上虽有矛盾,但是有道德有水平的。江苏现代史,包括江苏省委的一些旧事已经是有人在研究了。有人根据《江渭清回忆录》等,写1959年庐山会议后,江渭清、惠浴宇等联合保刘顺元一事。刘顺元,这可是毛主席点了名,要批判的呵!当时,几乎人人自危。但他们联合保了下来了。当时的江苏省委江渭清、刘顺元、惠浴宇可真是了不起的团结、自信!我当时年轻,记忆力好,至今记得当时的许多事情和揭发大字报。但是他们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第一书记说了算的关系。文化大革命前,我就听三外公说,刘老有水平,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关门谢客,读《列宁全集》;书记处讨论问题,有不同意见时,刘老引用列宁的话,江渭清也就不响了。惠和刘老关于南京电车的事也有不同意见。一直到文革中,一位秘书揭发刘、惠二人议论毛主席,还说社会主义胜利还是资本主义胜利还没有定下来?专案组找刘老,刘老承认,但惠老不承认。一直到1973年左右放出来,我问过他,他说凡是这样的话,就是不能承认,以后注意,再好的朋友也不能乱说。
我记得1964年我到南京过春节,三外公就大骂许家屯,说许拍江渭清的马屁,连打麻将也要让,江渭清总是嬴,他不高兴打了。但文革中,许家屯最早揭发江渭清,大字报满天飞。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那时就知道许能写,也能抄,即抄别人的大字报当作自己的。江渭清后来向中央要看许的揭发,有40万字之多。我还清楚地记得许家屯的二张大字报。这可是他亲自写的。一是毛主席到南京,江渭清去看了以后回来说,主席老了,写字时手上也溅了墨。许氏就无限上纲说,毛主席万寿无疆!江渭清是反对毛主席,希望毛主席早死。二是江渭清要工作人员在纸篓中找毛主席写过又抛掉的字,说是将来可以拼起来用。许氏说,这是收集毛主席的情报,和杨尚昆、洪沛霖安装毛主席的窃听器是一样的,结果把毛主席住过的地方翻得天翻地覆,沙发也拆开来看,也没有找到什么(惠按:许家屯网上说,“公安厅长洪沛霖负责。笔者那时根本不相信有这类事的可能也只好认真地和洪沛霖在毛住的中山陵园五号别墅翻箱倒柜搜查一遍,哪有录音机的影子”。说得太轻松了,当时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洪沛霖很快被捕了起来,长期分管公安的惠浴宇逃不了干系。当时许家屯还揭发惠浴宇陪同苏联米高扬到中山陵,说是出卖情报)。
1967年,省军管会成立不久,把惠浴宇这一批人关进三十三号,但星期六晚上还可以放回家来吃点好东西。我就告诉三外公这两张许家屯大字报的内容。惠浴宇边喝酒边对我和三外婆说,他们拼命逼我们揭发!但我们不能乱揭发!江渭清不是反对毛主席的人!毛主席心中明白!当然,惠浴宇也写过两张江渭清的大字报,以后还登在小报上。三外公平时不大写东西,这时只能与家人讨论,然后自己写了几张纸,钢笔写的,字迹较大。我还记得很清楚。一是他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干部作风之好,才把难关安全渡过去。当时情形一度很严重,就连昆山也曾饿死过大批人,但还是吹牛皮,江渭清也一直吹到毛主席那里,说江苏粮食大丰收,可以调走支持别地。三外公那时冒了风险,亲自报告了周总理,才把粮食追回,到苏州放粮的。二是江渭清的生活问题。因为江渭清的秘书揭发江渭清和火车上一个女服务员的关系问题。这张大字报贴在鼓楼,很大的字体。其中还说,惠浴宇包庇江渭清。大家就问三外公了。他说,这是柯庆施要他找江渭清谈话的。当时在汽车上,秘书也听到了。但江渭清不承认此事。后来,造反派将此事闹得很大,女服务员还到五台山大会上揭发,说是强奸。但中央保护了江渭清,接到北京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江渭清到北京后,又回老家安居,留在江苏吃苦较多的是三外公这一批人。有时被拖在大卡车上游街,群众往往不认识,叫道:“前面的大胖子是江渭清!”1967年以后,三外公被监护,以后又升级关押到外地,我没有可能见面。但《写心集》一书所说,水利工地被斗昏死过去一事,我是听说的。三外公后来说,是被许家屯气昏过去的。许那时是争取结合的“革命干部”,是康生亲自点名的,江青也赞许的。为了既得利益,当然要与这些老人划清界限。但三外公屡次说,毛主席心中有数,要结合彭,不结合许。江青、康生点名要结合许家屯,这不是偶然的。这些事是当时南京大学大字报上的内容,是人所共知的。
文化大革命以后,全国各省的老省长中,再做省长的,只有他一人。而且居然是在身患癌症,经过七年的近似牢狱的生活,又复出,真算是一种奇迹了!三外公为人非常乐观、坚强和自信,所以能挺过来了。他二十几岁时,曾在国民党的牢狱里坐了七年。到六十岁左右,又被“审查”了七年。一生中的大好岁月,十四年就这么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恨的是叛徒,是出卖自己的同志。所以,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人诬篾时,我们家里人也不相信,因为看他的为人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就知道了。
江渭清的儿子被逼离开江苏。惠浴宇大骂,等我们死后,他们更要欺负人?这是不幸而言中的。惠浴宇死后,有人告诉江老,他也感动了起来。说起来,他们还是“亲家”。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领导人袁国平的儿子袁正威,自妈妈邱一涵(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也过世后,从小住在江老家里,是江老的养子,就是江老文革中住在平江老家时,他也去看过。回来和我们谈过许多事情,说江老看见他流泪了。他和惠浴宇的大女儿秋果结婚,生有一子雪雪。后来,他到法国留学多年,没有钱,靠打工上学,更没有陪读的,现学成归国。
不幸的是,三外公逝世后一年左右,惠浴宇的大女儿秋果姨被公共汽车当场撞死,七孔流血。我和秋果姨是很熟悉的。1965年她到苏州医学院读书,我当时是一个中学生看她这个大学生,觉得她水平很高!我们经常见面。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批斗和审查时,我给她通风报信。三外公出来之后,她的状况也好些,从当时下放的丹阳调回南京。但她一直靠自己努力工作,在一个小儿医院里独创一面。后来遭人排挤,又回到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一个普通的医生,已经是近五十岁的人。三外公晚年的生活也靠她照顾。1989年冬天,她到苏州开会,住的是五块钱一天的大房间。我们畅谈一个晚上。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面!追悼会上,来人很多,还有省里以及上海市领导汪道涵送了花圈。不了解的人,以为她生前是多么养尊处优!其实,她一直是艰苦奋斗、热爱自己的儿科专业,立志做一个好儿科医生的。凡是熟悉她的人都了解这一点。她的早逝令人痛惜不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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