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李子暘
以下的情景在许多时间和空间里司空见惯：
一个富裕的人家里，夏天炎热的晚上，女主人坐在自家静静的书房里看报。台灯的光照下，柔软的沙发，织锦缎的垫子，墙边装着中文英文书籍的书架。佣人前来通报有客来访，然后，会客厅里，主人和客人聊着天，佣人端来用精致瓷器盛的茶和英国式薄三明治……
但在1966年夏天的上海，也会有这种生活吗？
是的，虽然在那时，在那个城市里，能有这样生活的人非常少，但这毕竟是真实存在的。可是，在我的印象里，1966年的中国，即使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似乎断不应该能够存在这种生活景象的。我以为，在那个疯狂的年头以前好几年，这样的人及其生活方式就应该从中国大陆消失了。看来我还是不了解历史。
这是这本书给我的第一个惊讶。
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接下来，故事逐渐展开。
以下是女主人公的个人背景：一个知识女性，出生在北京，燕京大学毕业，然后赴英国留学——到英国政治经济学院。在那里，1935年，她遇到了自己未来的丈夫，也是一名中国留学生。他们结了婚。她丈夫成为国民政府的外交官，被派往澳大利亚使馆。在澳大利亚，他们的女儿诞生了。后来，她丈夫回到了中国大陆，在上海继续担任外交官。1948年10月1日，她和女儿也来到了上海。
1949年以后，他们一家选择继续留在上海。她丈夫不再是外交官，转而出任壳牌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直到1957年患病去世。壳牌公司派来了新的总经理，英国人。应壳牌公司邀请，她成为新任总经理的助手。一直工作到1966年壳牌公司离开中国大陆。
这家人的祖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著名人物。因此，他们有着丰厚的家产，在国内外的银行都有存款。也因此，他们才能在1966年的时候还保有那种生活方式——独立的三层住宅，男女佣人和厨师、园丁。仅在大陆银行，她的存款就数以万计。
当然，随后发生的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意外的。先是家庭遭到红卫兵的洗劫和摧毁，然后是女主人公被捕入狱，狱外的女儿处境更糟。已经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的她，在与母亲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被人活活打死。事实上，这本书就是她劫后余生的母亲含泪写来献给她的。
讲述个人和家庭的苦难在中国已经很难引起人们兴趣了。但是，人们绝不能因此而蔑视他人的苦难，或者压制他人讲述苦难的空间。这无异于另一种邪恶。而且，郑念的故事和她的讲述具有极大的魅力，深深吸引了我。
这本书是用英文写成的，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广泛反响，是一本畅销书。我正是在一本法国人写的上海史中得知这本书的。我读的是中文译本。应该说，翻译的味道很浓，英文所特有的那种冷静、严谨，或者说英国味，透过译文，依然清晰可辨。
最早打破女主人公（笔名是郑念）平静生活的是两个上门通知她参加批判别人的群众会议的人。郑念表示不感兴趣。其中一个人愤怒地责问道：“难道你不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吗？”
郑念的回答是1966年以后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说不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商行服务，又不是文化组织。”
1966年9月27日，经历了一个批斗会后，郑念被捕入狱。实际上，说入狱是不准确的，在未来的六年里，她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甚至没有机会来到真正的监狱。因为坚持不认罪，她一直被拘留在看守所，在单人牢房里被拘留了六年。
书中有大量郑念和其他人，如红卫兵、狱卒、审讯人员的对话。我相信，至少那些人当初不会说出书里的那些语言。那些语言太书面化、太清楚简洁，丝毫也不拖泥带水。可是，他们当时说的原话，必定用词简陋、语义含混、语焉不详。他们只有那种水平。可是，作者这样写，虽然失去了某种程度的真实，但这种笔法带来的阅读享受却是非常迷人的。对文革那种低贱荒谬的历史，我此前从没见过以如此高贵淳精的笔法进行过叙述。这种叙述本身就是对那种荒谬历史的最大蔑视——甚至在用词方式上，作者也绝不和他们同流。
在作者对自身经历的叙述中，不时穿插有她对中国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评论。这些分析和评论，在两个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一，古典人文教育确实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东西。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即使没有专门研究过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也自然会有对人的权利、尊严的体验和珍视，有对自由和正义的向往，并有对邪恶势力的天然厌恶和警惕。他们中的杰出者，如郑念，还会因此而具有对抗邪恶的无尽勇气和坚定决心。
其二，本书的中文译本内部出版于1988年。虽然是内部出版，译者和出版者对原书内容的大胆保留也是令人惊讶的。我不知道下列内容什么时候能再一次出现在大陆出版物中：
“再三邀请作坦率的建设性的批评，然后又严厉地处罚提出批评的人，毛泽东如此奸诈的行为完全吓坏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至于中国的文化生活处于停滞的状态。”
“毛对知识分子的污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忍地步，这完全破坏了中国传统上对学术知识的尊敬。”
“我扪心自问，我曾看过如此众多的有关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书籍，怎么会还看不透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
“多少年来，期盼着毛泽东的死，在我身陷囹圄时，我曾如此热烈地祷告，希望这愿望成为现实……这个人对我女儿的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期待着他将受到正义的评判，但这将会遥遥无期。”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为了保住面子而杜撰的。他们没有勇气公开承认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失败。”
正因为有对现实的深刻认识，郑念在六年的拘留生涯中始终拒绝认罪。指控他的罪名是里通外国、为英国人充当间谍。因为拒绝认罪，郑念曾经被背铐很多天，以至于双手落下了终身的伤害。但她选择坚持，用各种办法坚持。在智识和道德上，她压倒了审讯人员，以至于居然能得到某些局部胜利。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照例是“犯罪分子：”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这几个字。在多次重写交代材料以后，再给她的纸上终于不再有“犯罪分子：”这个落款了。
当然，这种略带喜剧色彩的事情绝不是六年拘留生活的主要内容。更多的是折磨、殴打、审讯、肮脏、饥饿、病痛、孤独、对亲人的苦苦思念和看不到希望。可是，在当局终于要释放郑念的时候，她却拒绝离开。
林彪事件后，在zhonggong内部大清洗的情况下，继续关押郑念这样的人对当局来说已经没有意义。郑念被带出来，有人向她宣布，将要对她宽大处理，释放出狱。郑念感到义愤填膺。她需要的不是宽恕，而是道歉。“我内心深知，真正的罪犯……是我们都必须在此生存的罪恶的制度。我告诫自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斗争。”她拒绝了所谓的释放决议。她要求政府宣布她根本就是无罪，并且要求政府赔礼道歉，还要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
这种要求只能让专政人员感到好笑。他们当然永远也不会理解这种坚持背后的信念和价值观。
郑念还是走出了看守所，因为她以为可以见到久别的女儿，可实际上，女儿在她失去自由不久就已经悲惨地死去了。
以后的几年依然是文革的岁月。郑念被和另一家人一起安置在一座房子里。生活条件还算好于同时期的上海普通人。但从此以后，郑念似乎就要在和街道积极分子和片警的周旋中度过余生了。他信任的一个人居然是个告密者。“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啊！”
她去看望自己的一位老朋友，当年，他们两个年轻的母亲曾经一起在澳大利亚的海滩上漫步。现在，这位老朋友已经卧床不起，濒临死亡了。在告别的时候，老朋友给郑念留下的最后遗言是：“想办法出国吧，你还可以做到。”
出国的机会终于在文革结束后出现了。文革结束以后，郑念成为统战对象，有机会出席各种妇女界的活动，并同时得到一些特权，比如在内部商店购物。郑念开始准备出国。
出国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郑念以看望在美国的妹妹的名义申请出国。一段时间以后，得到了批准，倒没有太多的周折。然后，为了得到美国签证，郑念找到渣打银行在上海的经理。他们是老相识。她可是银行的重要客户。见到郑念，这位经理有些吃惊，他以为郑念早已死去了。
很快，郑念拿到了美国签证。从上海登船赴香港时，郑念在船上透过蒙蒙细雨，望着壳牌石油公司的大楼和她原来办公室的窗口，她知道，这一去，就将永远离开祖国。
在香港，壳牌公司为过去的老员工安排好了飞往美国的头等舱机票。到了美国以后，她终于开始了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生活。“在我新的生存空间，找不到像上海居民委员会卢英或户籍警老李这样的人物。在自由和轻松的氛围中，我感到精神焕发。”
全书的结尾是郑念对中国文革后的政治经济形势的综合分析。这些分析，虽然写于八十年代，但现在读起来仍然很有启发性，是现在许多人所不及的。
本书的版权页表明，此书印刷了5万册。看来，80年代的不少人读过这本书。我是后来者，21世纪才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据说谢晋当年曾经打算把这部书改编成电影。如果果然做到的话，应该比《芙蓉镇》的冲击力更强。当然，拍摄的难度也更大。
80年代，读这本书的不少人感叹唏嘘。我想，这些人可能联想到了自己在疯狂岁月的遭遇，感同身受。我幸运地没有那可怕的经历，不至于“唏嘘”，但我另有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对造成这一切悲剧的那个邪恶力量，从过去的痛恨变为极度的厌恶！简直就是厌恶透顶！
我脑子里总是浮现一个并不存在的场景：一群肮脏的家伙闯入一个正在聚宴的大厅，把大桶大桶的粪便到处倾倒。客厅里的人固然目瞪口呆，恶心不已，可这群肮脏的人也没得到什么，他们只是更加肮脏，脏到臭不可闻。
人们痛恨那些掠夺偷窃的强盗和贼，但这些肮脏的家伙，只能让人厌恶，多少高尚的人和美好的东西都毫无意义地毁在他们手里，毫无意义……
|
发表于 2008-8-5 00:12
| 
发表于 2008-8-5 05:4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