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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5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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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刘齐:我的导师冉欲达
《闲话》3,有篇《我的导师冉欲达》,看文字就知是燕谈的刘齐大哥驾到!自是非常亲切。
转过来大家一起看。
许多年前,我还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小伙子,有虚荣心,爱去能亮证件的场所,鲜红的小本子一晃,人们的目光立刻肃然。还爱说一个词:导师,并常加重语气说,“我的”导师如何如何。在中国大陆,敢这样说话的人并不很多。先前,人人都称毛泽东为导师,但只能说他是“我们的”导师。老人家光芒万丈,一个人教导着亿万百姓,连学龄前小孩都有份。老人家过世后,风气渐变,偌大的中国,惟独研究生才有资格拥有导师。本人即是研究生中的一员。
我的导师冉欲达先生,辽宁大学中文系主任,辽宁开原人,抗战时从沦陷区跋山涉水,到大后方的四川东北大学求学,后参加新四军、八路军。一九五七年与人合著《文艺学概论》,是国内最早出版的文艺理论专著之一。
导师这个称号,特殊而隆重,一般并不当面使用,当面,还是叫老师。
我第一次见冉老师的时候,非常拘谨,聊了一会儿,他看似随意地问,可知道《神灭论》是哪个朝代的典籍,作者是谁?我意识到,这是老师在考察学生的知识范围,就更加紧张。老实说,该问题比较偏,若不是赶巧了,打死我也说不出来。幼时,我看过一本小人书,画的恰是相关故事,记忆储备还不算“空仓”,于是,尽可能“学术地”回答了南北朝无神论者范稹的这段历史。由于信息来源比较久远,比较“小儿科”,内心不是很托底。说完,后背都湿透了。
老师点头,表示满意,圆润的脸上,现出一种智慧长者的微笑。
老师的穿着稀松平常,不考究,吸的香烟也不高级,使我在敬畏之余,感到几分轻松,又感到几分疑惑,觉得面前这位老人,与心目中的导师形象,似乎有某种距离。
中文系人才济济,教授们上课都很见功力,冉老师讲的课格外有特点,格外受欢迎。不论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夜校生,听他的课都像参加重大活动,早早就去教室占座,听完果然觉得博大精深,活泼灵动,便心悦诚服,迭声叫好。
也有悄悄议论的,说那么大的教授,而且是在三五九旅呆过的老前辈,穿的也太那个了。
我替导师分辩说,你们不懂,这叫不修边幅,名士派头。
说是这么说,内心也挺遗憾。冉老师六十来岁,双目有神,相貌不俗,穿什么不好,偏穿一件陈旧的人民装,外面套一件更加陈旧的黑布连帽大衣——东北话叫“棉猴儿”,猴儿并且是棉花的,无皮,无毛,无气势,连校门口卖烤地瓜的老翁、看自行车的老妪都不待见,不修边幅可也,名士派头未必。
若干年后,我客居美国,学者教授见多了,头发乱蓬蓬的,裤脚破纷纷的,不打领带的,有意无意之间,似乎都想体现点什么。我不知道,假如冉老师也在美国,仍然穿那件古老的“棉猴儿”上课,洋学生会有什么反响。但有一点我敢肯定,老师不是那种喜欢做秀——东北话叫“整景儿”,刻意追求外在效果的人。事实上,他相当简朴,他当时穿戴的,只不过是他所拥有的罢了。
毕业前一年的春天,是学校规定的访学阶段。我,还有一名同学,在先生带领下,出了趟远门,先后到京、豫、陕、川、鄂、赣、苏、沪等省市的一些院校和科研机构,访学者,查资料,为毕业论文做准备。数周时间,朝夕相处,学术混着生活,琐碎伴着宏观,心中预设的导师形象更遭到不断的修正。
第一站是北京。
抵达的次日是星期天,一早,冉老师领我们去天安门。国人心中,天安门广场意义极为特殊,喜也有它,悲也有它,横竖绕不过去。时值“四五”运动五周年,广场上人很多,还有不少花圈和标语。金水桥畔,冉老师抚摸着华表的雕花栏杆,叹说,他已有二十多年没来过这里了。先生的手背略微浮肿,老年斑星星点点。
早就听说,先生因为刚正不阿的性格,离经叛道的言论和著述,多次横遭批判,并被放逐到荒村野岭,长期劳改,其中的辛酸悲凉,远非笔墨所能形容。但是,先生从未对弟子说起这些。我所见到的导师,一向是谈吐诙谐、蔼然微笑的学者。像今天这样的神色凝重,感慨沧桑,还是第一次见到。后来,在庐山,我曾再次见到先生的这种神情。他站在青苔斑驳的庐山会议旧址前,目光深邃,冷峻,久久不愿离去。那个著名的会议之后,随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这些共产党的大功臣一夜间成了“坏人”,远在万里之外,与彭黄张周素无往来的冉老师,也被打成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记得老师在会址附近的小店,还买了一只竹笔筒,上书: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还说天安门。广场郁结的巨大历史意味,让我也沉重起来,又担心老师的心绪于健康不利,便建议去公园转转。老师让我们去,说他想面对广场,一人独坐。又嘱按时归来,晚上,同去他的老友徐放先生家便饭。徐放,诗人,前“胡风分子”,也是命运多舛,与冉老师分手已数十载。
我在北京城里认识两个女孩,便约了她们,一道骑车去圆明园,停停走走,不觉日已西斜,猛然想起晚上的约会,慌了,急急忙忙往回赶。旅馆昏暗的灯光下,冉老师腰板挺直,默默读书。让白发苍苍的师长枯等贪玩的晚辈,我心里很不安,可又不能说出真相。因为,我和我的“同案犯”自知理亏,事先订立了“攻守同盟”。此时,只能硬着头皮,按照统一口径,抱怨无辜的公交系统,和同样无辜的下班人流,而绝口不提女孩。
老师宽宏大量,没有责备学生,反而在徐放先生家里,和学生一道感叹,北京这个特大都市的种种不便。
窃以为,此事就算平安翻篇儿,谁知第二天风云突变,一见面,老师劈头就说:刘齐,昨天你和女孩子玩得不错啊!
我一愣,知道出了叛徒,秘密泄漏,无从抵赖,只好低头认错。此错非同一般,怎么检讨,都不自在。
偷眼一瞧,老师并无一丝愠色,相反,却笑眯眯地说,跟女孩子玩非但没错,反而是美好纯洁的人间快事,不必偷偷摸摸,更不该瞒着老师,好像老师是不近人情的道学先生。其实,老师也喜欢女孩子。
他又笑对与我同行的那位同学:你呀,出卖朋友也不妥,应该拎着刘齐,一起招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我大吃一惊,喜出望外,得寸进尺,试探说,正好当晚,女孩准备在其中一家请客,还特意邀请了您,老师如和我们同去,主人准得乐疯。
想不到,老师,我尊敬而亲爱的老师,居然答应了。
我一高兴,又犯了个错误——研究赴宴路线时,我说了个成语,没说好,按图索骥,被我说成,按图索“翼”。先生大笑,马上指出,并郑重申明,此次游学,三人既是师生,又是朋友,倘若有谁说了白字,旁人都要纠正,无须客气。
那一天,大家玩得超级愉快,冉老师的笑脸红盈盈的,与庭院里初绽的海棠花交相辉映。两个女孩惊喜地说,我们压根儿没想到,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会是如此可爱!
我说,我也没想到。
那时,“可爱”这个词,在年轻人心目中,还是一个含金量和真诚度都很高的赞语,轻易舍不得用。不像现在,满世界的流行歌曲,商业广告,恨不得一口一个“可爱”。
还有一个插曲:交谈中,冉老师见女孩甲有一定的文学基础,便鼓励她报考辽大的中文函授学院。回沈后,老师几次督促我,给她邮寄教材和复习资料。几年后,女孩甲当上了一家出版社的编辑,每每跟我谈起冉老师,充满由衷的敬爱和感激之意。
冉老师不但喜欢女孩,也喜欢男孩,喜欢中年人,老年人,他具有真挚善良的人性和浓厚的平民意识,对底层百姓,尤其充满同情和尊重。一路上,从老师对列车员、资料员、门卫、清洁工、商贩、餐厅服务员、盲艺人、守林人、教徒、乞丐等“小人物”的点滴接触和诚恳态度上,我不断学习、领悟做人的道理。老师对我说,他非常赞同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他一直想不通,为何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观念,这应该是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在意识形态还很僵化的年代,老师的这番话语,对我有振聋发聩的启蒙意义。
修改了一下,特别鸣谢梅茗姐姐!有礼啦
[ 本帖最后由 丙辰龙 于 2008-8-6 01:47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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