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王泰祥：名利别说

宇航

　　
　　王泰祥：名利别说
　　王泰祥
　　阿木人先生最近写了一篇《茶悟名利》，很有见地，看了以后，也想就名利问题说些自己的想法。
　　首先说明一点，本文所说的“名利”是指一种思想意识或观念。人们思想的形成跟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分不开的。解放以后的前三十年里，我们国家一直在跟“名利”作斗争：土地改革均分了地主的土地；公私合营，企业由资本家个人所有变为公私共有；农业合作化，把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反右运动，枪打出头鸟，从此大家都不敢说话，更不要说去争名夺利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三平均，平均吃饭，平均干活，平均分配；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一颗默默无闻的螺丝钉；十年“文革”浩劫中几乎所有名人名家、学术权威、一切大大小小的当权派都属打倒之列。改革开放以后，“名利”思想已经不再作为批判对象了，但对名利的看法，还是模糊不清、五花八门的。所以，我想从不同的角度说说自己对名利的一些想法。
　　一、名利无人不要
　　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在镇江金山寺，他问当时的高僧法磐：“长江中船只来来往往，这么繁华，一天到底要过多少条船啊？”法磐回答：“只有两条船。”乾隆问：“怎么会只有两条船呢？”法磐说：“一条为名，一条为利，整个长江中来往的无非就是这两条船。”
　　这方丈说得很有禅意，也是至理。名利这东西确实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人不要，我还没有见过真正不要名、不要利的人。
　　就说我外孙吧，他现在刚好2岁，看见同龄小伙伴手里有好玩的东西，就想从别人手里要过来；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总想听到老师的表扬声，希望能多挂几颗五角星；刚背起书包的小学生，总想早点戴上红领巾，唯恐被人看不起；加入少先队后总会想，要是自己也别上了臂章，多光彩啊；有了一杠，还想要两杠、三杠；如果让学生写一篇《我的理想》的作文，每个人一定想挑一个好听的、令人羡慕的行业，绝对不会选择缺名少利的职业，有哪个学生会去选择要饭的行当？中学毕业时，谁不想考个名牌大学？除非成绩不允许。从学校出来，男的总想找个有钱的好单位，女的都想找个有钱的好老公；在工作中，如果别人分到了房子，加了工资，提了职称，升了职位，而自己没份，心里能平衡吗？等到做了父母，总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子女得到最好的教育，哪个父母不想望子成龙？到了退休以后，儿女各自成家立业，不愁吃，不愁穿，是否就完全不要名利了呢？我的母亲念了一世佛，现在已经92岁了，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就是什么事情都不管，记忆力衰退，有时连我们子女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可你问她钱放在哪里，有多少钱，她却记得一清二楚，这就印证了宁波人对钱的一句老话：“至死放手。”
　　不要这些东西，是因为已经有了这些东西，或者得不到这些东西，不要名或利，是因为已经有了足够的名或利，或者完全没有机会或条件得到名或利。一旦隐居者受到知遇之恩，或是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也会欣然出山的。所以完全不要名利的人是不存在的。
　　二、名利是个好东西
　　名是人的精神追求，是社会对作出重大贡献、取得优异成绩或做了好事的人的一种褒奖；利是人的物质需要，是社会对体力或脑力劳动者付出的一种必要回报；名能优化人的行为，利能催发人的进取，它们可以创造物质文明，促进社会发展。
　　小时候又一次，我在明堂里扫地，住在我家对面的婆婆看见了，就说，“强强（我的小名）咋介勤力啦，乖足嘞。”听了她的话以后，我心里美滋滋的。心想，我没花什么力气，就能得到她的称赞，以后我要多做好事。从此以后，我常在明堂里扫地，而且我还扫到了公用场地，不仅如此，还做些别的好事，所以经常听见邻居们说我好话。有了这顶“乖”和“好”的桂冠，做好事的劲头就更大了，一般也就不想去做坏事了。我想，这对一个人的品行发展和为人处世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由此可见，名声能够优化人们的品性和行为。
　　读中学的时候，我特别敬仰鲁迅。心里想，鲁迅是个铮铮硬汉，民族脊梁，虽然不在人世了，但他的作品却能流芳百世，这就是人们说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吧。我还想，有些人虽然作了大官，可都是些历史过客，转瞬即逝。看来立言也能名垂青史，所以就喜欢上了文学。报考大学的时候，因为当时正在批判三家村和“文艺黑线”，所以避开了中国文学，选择了外国语言文学——翻译作品总不会挨批了吧！？到了大学，看到教授们译了不少作品，心里很羡慕。可是紧接着就来了“文化大革命”，于是成名成家的想法破灭了。直到“文革”过去，我被分配到了学校，才重新拿起英语，一边教书，一边练习翻译，最后终于在报刊和专业翻译杂志上，一篇一篇地出现了我的译文，以后又一本一本出版了我译书，而且还都拿到了稿费。从这里可以看出，名气或名望，是催人奋进、助人圆梦的好东西；假如没有“名”的向往或指引，你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永远飞不到理想的彼岸。
　　个人如此，社会也是如此。假如没有名利，就没有城市或乡村面貌的改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没有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就没有神舟飞船和奥运会，就没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没有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国家还会停留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水平。所以名利是个好东西。三、名利也是坏东西“名”可以利国利民，也可以害人害己，能让人名垂青史，也能让人遗臭万年。名利会杀人伤命，伤身伤心。
　　据报道，９０年代共有３万多名地厅级以上的官员、９０余名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因腐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全国检察机关1990年到1998年共受理各类腐败案件110余万件，立案50多万件，涉案犯罪分子达60余万人（还不包括其他刑事犯罪分子）。这些人为了名利弄得自己锒铛入狱，结果身败名裂，妻离子散，一辈子葬送在名利的坟墓里了。
　　名利是人类罪恶的根源，也是侵略战争的祸根。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就是为了狭隘的民族利益而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42个涉战国10221万人的死亡（其中中国军队175万，平民：1625万；日本军队：230万，平民：80万；苏联军队：1385万，平民：1295万；德国军队：350万，平民：160万……）！由此可见，名利这东西真是罪大恶极，罄竹难书！
　　名利伤身累人。国家体改委最近一项调查显示，我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只有58岁，而同期我国国民期望寿命将近75岁。中国社科院发布《2006年人才蓝皮书》，认为“过劳死”现象日益严重，7成知识分子走在“过劳死”边缘。近年来，新闻、教育、科技、文化、演艺、商界等领域里的精英们英年早逝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他们虽然功成名就，可却未能安享天年，多作奉献，实为可惜。
　　名利也能伤心。它使不少斤斤计较、寸利不让的亲戚朋友、乡亲邻居、同学同事等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也可能会使兄弟姐妹、父母子女四分五裂，手足相残。这些事情多如牛毛，在此就不一一例举了。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名利确实是个不好的东西。
　　四、如何对待名利
　　名利是与每个人休戚相关的，所以古往今来就有各种各样的名利观。“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是李清照要做英雄豪杰的名利观。“留取丹青照汗青”，这是文天祥为身后立名的一种名利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既有儒家的名利观，也有道家的名利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陶渊明的名利观。“科学家不追求名利，但求好名声。”这是中国科技大学李曙光院士的名利观。…………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名利观，可你找不到能够一统天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名利观，而且每个人的名利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因为每个人的名利观是由各自的经济状况、政治地位、社会关系、生活环境、自身条件、兴趣爱好、个性习惯、修养素质等等决定的。比如，缺衣少食的人，总想解决温饱问题；大龄青年，总想有套结婚用的新房；种田人总想有个好收成；打工者总想多挣点钱；运动员总想拿到金牌；演员总想得到观众的掌声；文人总想发表或者出版自己的文章和书籍；科长总想升到处长；每天无所事事、一心享受生活的人，总不会想去成名成家；出家人总想修成正果……有些人一生奋斗，只为成名；有的人已经有了名气，认为名这东西不过如此；有些名人名家，想避开媒体的镜头，过个清静的生活；有的人只想发财，认为名是虚的，钱是实的；有的人认为钱这东西用用够了就差不多了，不必挖空心思地去挣；有的人有了十万想攒一百万，有了一百万还想一亿万；有的人靠正当付出去挣钱；有的人想歪门邪道去搞钱；有的人名利思想是隐性的，看上去比较淡薄；有的人名利思想是显性的，看上去就是赤裸裸的要名要利；有的人喜欢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有的人喜欢低调做事，高调做人；有的人说，功名于我如浮云，金钱于我如粪土；有的人却说，功名于我如浮云——浮云离我何其远；金钱于我如粪土——粪土难入我家门；有的人麻将捋捋，大道讲讲，烧酒注注，南风吹吹，要悠闲不要虚名；还有的人要求别人“一不为名、二不为利”，自己却为了名、权、位，把所有的人都打下去……所以我们说，世界上没有唯一正确、一成不变、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名利观。正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名利观，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寻找一种唯我独尊、唯一正确的名利观，事实上也没有办法找到一种一统天下的名利观。只要你活得幸福、健康、快乐，不违法，不伤害别人的利益，用自己正当的努力去谋取名利，你获得的名利就是无可非议的。即便你想与世无争，归隐山林，那也是一种无可厚非的选择，一切顺其自然好了。不过我想奉劝年轻人，还是有点名利思想为好。我想用农民作家阎立秀在接受合肥电视台《庐州人家》节目记者采访时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当记者问到“你写书是否有名利思想”时，他说“有！我不争名夺利，但我也不淡薄名利……没有‘利’我无法生存，不图‘名’枉在世上走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