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 石勒载记

石勒载记

我还记得，在高中历史课上，当老师要求我们把五胡十六国的名字都背下来的时候，教室里响起了一片哀叹之声。幸好，这些一闪而逝的国家的帝王姓字名谁，没有被作要求。即使当时有积极的同学背过几个，现在想必也忘得一干二净。没有什么比为了考试而记忆的东西，遗忘得更快的了。
所以，我不能肯定，有多少像我这样只是喜欢随便翻翻书的人，会熟悉石勒这个名字。
石勒是五胡中的羯族人，十六国中后赵的建立者。我想过，石勒的生平是不是也适合被改编成电视剧之类的东西。结论当然是不。石勒出身卑贱，曾被人贩卖为奴隶，而后来成为了统一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君主，这样的故事的确足够传奇。但是，他毕竟没有成为天下的共主，还不足以被放置到盛大的权力中心来供观众们神往。而且，后赵的历史也远不够长，他的史官还来不及把石勒发迹前的种种劣迹涂抹得不着痕迹，所以，这个人物也远远达不到电视剧主人公所应有的正面标准。
但也正因如此，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轻松一些。吕思勉先生曾经花过很大的心力证明，无论是反秦还是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的屠城记录未见得比项羽少。而浏览石勒的生平，则不必有这样的曲折，我们可以大致清楚的看到，这个后来几乎有点开明君主面目的人，本来是怎样一番模样。

一　乱世的法则

西晋末年，战争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到全国。正规军很快面临兵员不足的问题，王爷和将军们便四处抓起了壮丁。汉人固然要抓，至于那些已经内迁至汉人居住区的夷狄，既然非我族类，抓起来就更加不必受到良心的谴责。
石勒就是这无数夷狄中的一个。
在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当中，羯族最为弱小，血统上又和汉人悬隔最远，高鼻深目的模样怎么看怎么透着古怪。石勒和他的族人无疑是受尽了压迫。根据我们所习惯的某些故事叙述的套路——比如《勇敢的心》里梅尔·吉布森那样的，——石勒将会成为一个反叛者，率领自己的族人发动一场民族主义的革命。
但这是英雄的逻辑，那时的石勒却更像是个奴才。我的意思是，谈不上野心，但充满了欲望。奴才要争取的，也就只是让自己日子过得比现状稍好一些，然而为了这个，他比一般人更不介意践踏道德的底线。
石勒显然认为，相比站在自己穷苦的同胞一边，还是为有权有势的汉人出谋划策更加明智。他找到一个叫郭敬的有势力的汉人，对他说：“现在一片饥荒，守穷没有出路。胡人们没有东西吃，应该哄骗他们，说将要率领他们去冀州糊口，趁机把他们抓起来卖掉。”
不能说这不是一个精彩的创意。遗憾的是，有人比他行动得更早，规模也远远要更大，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这位当地的最高军政长官有和他同样的构思。于是，在前往诱拐自己的少数民族兄弟的途中，石勒被戴上了枷锁，然后从并州被卖到了冀州。
这次失败并没有让石勒改变自己的努力的方向，——投靠一个主子。他先是设法结识了一个叫汲桑的马场主，靠汲桑支持的力量来打劫过往的客商和附近的其他养马场，再用抢来的东西讨汲桑的欢心。和汲桑的马场一样，附近的那些养马场也是西晋的国营单位。但在这整个国家机器濒临崩溃的时代，执法部门不可能还顾得上来制止这些不正当竞争。
这个过程里，石勒自然体现出了他的才能。但据常理推断，应该也只是那些属于黑道上好汉的勇猛、嗅觉和手腕，主导着事件进程的无疑还是汲桑。政府官员扶植黑社会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样的年头，想必不会是什么稀罕事。
局势越发的乱了起来。晋朝的皇帝被权臣从洛阳挟持到了长安，这无疑为地方上的各路势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在讨伐乱臣的名义下，可以明目张胆的扩大地盘和扩充军队。这个时候，汲桑当然也只是小人物，他需要抱上更粗的大腿。于是，石勒追随着汲桑加入了某一股势力，并卷入战争之中。在这支军队里，很多人是囚犯和山野里的亡命之徒，石勒不是军事天才，不能把这些人改造成训练有素，军纪严明的部队。但是凭借着因对死亡的恐惧而激发出来的凶悍和残忍，已经足以取得很多胜利。不幸的是，他们的对手每每具有同样的心理，所以很多时候，失败也不可避免。
然后，就是逃亡和寻找一个新的主子。
在《晋书·石勒载记》当中，记录了石勒身上的很多奇迹，以暗示石勒后来的成功是天命所佑，早已注定。这种粗劣的神秘主义手法，自然会为今天的读者不屑一顾。除此之外，说石勒很早就有了要建立自己的功业的想法，也一样不是让人可以轻易信以为真的结论。
投靠郭敬，投靠汲桑，投靠张　都，一直到后来追随匈奴的刘渊，石勒总是在寻找一个强有力的主人。与其说这个过程，是为了一个巨大的野心而准备的漫长的隐忍负重，也许倒不如这样看：在这样的乱世里，似乎只有这么做，才能为生存赢得起码的安全感。石勒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总能在适当的时候，抱上他当时所能抱到的最粗的大腿。
再然后呢？不要忘了，乱世的诸多法则里永远有这样一条：这个年代里不但有诸多异常惨重的失败，而迎来的成功之巨大，有时候连成功者自己都猝不及防。

二　两个文人

这里想岔开说两句新中国的主流通史。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写道：“石勒是受尽苦难的羯族小帅和农民。因为他受尽苦难，养成了强烈的破坏性和报复性，也养成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
等再看白寿彝那套书的时候，就会觉得能这样谈论苦难和性格的关系是何其可贵。也许范的书是更多一些那个时代的偏见，但若是书中频繁的出现类似这样的表述，“石勒在长期的实践中，加上他的好学，见识大为提高，特别是提出了统一的愿望。”这恐怕更不免令人惊疑。
事实上，即使手下的军队已经扩充到数万乃至十余万人的规模之后，石勒仍然保持着早先的流寇作风。他的军队在华北大平原上游荡，并且两次冒冒失失的闯入了江汉一带。即使攻下了邺城，这个从曹操开始就大力经营的繁华都市，石勒也只选择大肆烧杀掠抢之后弃之而去。
石勒的流动势力引起了晋朝名将，也是白衣如雪的诗人的刘琨的关注。在一封进行和平试探的信件中，刘琨指出了石勒的缺陷，——“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
刘琨的统兵才能远远不能和石勒相比，他的征兵点曾创造过一天内数千人投奔，而同时又有数千人逃亡的纪录。这样的客流量也许会令一个旅游景点的老板满意，以一个将军而言却简直失败到家了。但这并不影响刘琨在高屋建瓴的战略规划上比石勒更有眼力，或者，这就是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刘琨和文盲石勒的差异之处。
在石勒奠定基业的过程里，真正引人注目的读书人有两个。一个是张宾，他是赵郡中丘人，远离魏晋的文化中心洛阳，当然也就没机会接触到那时最时髦的玄学，——实际上魏晋玄学的影响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广泛，基本没有溢出洛阳最高级的世族，普通人就是想对这种高档文化消费品感兴趣，只怕也会被大喝一声，“你这厮若识得子弟门庭时，狗头上生角！”——换句话说，就是他的知识构成和气质，都还接近比较传统的儒生。
这个说法也许会有人反对，因为张宾去投奔石勒的时候，选择的方式是提了一把剑堵在军营门前大喊大叫，这个姿态十分豪侠。不过，觉得儒生文弱至少在那时是个错觉。西汉讲诗经的大师辕固，七老八十的时候还能一矛刺死凶悍的野猪；东汉的士人们遵照《礼记》上“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原则，都讲究如果父亲遇害不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最好亲自动手一剑把仇家给宰了。所以，不妨认为横剑在手是传统儒生的几个典型造型之一。
《晋书》把《张宾传》附在《石勒载记》之中，可见张宾对石勒影响之深。在他的身上，堆砌着“机不虚发，算无遗策”之类的诸葛亮一级的人物才能享用的形容词。据说，石勒能够成功的关键性决策，都是张宾的功劳。而在张宾早死之后，石勒看着手下的谋士，则流下了曹操哭郭奉孝式的眼泪：“右侯（张宾）舍我而去，让我和这些家伙谋划大事，老天不也是太残酷了吗？”

对我们这些一般读者而言，另一位文化人的名声，显然要比张宾要大得多。因为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已经反复领教了他的事迹。比如，他官居晋朝太尉，是大美男子，手拿白玉柄的麈尾，手的颜色和玉柄没有分别。他还很清高，觉得谈钱真是耻辱，只愿意用“阿堵物”来称呼这种肮脏的东西。
这个人就是王衍。
《晋书》精心布局了石勒和王衍之间的遇合。在故事的一开始，石勒还是一个卑贱的小贩的时候，他曾有一次倚门长啸。魏晋人的“啸”不是大喊大叫，而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口哨，大世族大名士的特权。石勒何以能够掌握这项专利技术不得而知，但是这啸声却引起了真的大世族大名士王衍的注意。王衍说：
“刚才那个胡人小子，我听他的声音包含着雄奇的志向，恐怕将成为天下的祸害。”
王衍吩咐手下人去把石勒抓起来，但是为时已晚，王衍也就没有继续追究。而到了两人第二次碰面的时候，情形已经全然不同。
一支晋朝军队，名义上是来讨伐石勒的，不过真是目的不过是逃出洛阳这块是非之地，所以王衍之类的文化精英也混迹其中。偏偏东进的途中，领兵的王爷病故，于是王衍反而被推举为全军主帅，——好歹，他还一向顶着太尉这个全国最高军事长官的头衔。
这样的部队人数再多，也不会有什么战斗力的。所以石勒率领着他的部下展开了一场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显得触目惊心的屠杀。十万人陷入了石勒骑兵的包围圈中，在如蝗的箭雨中束手待毙。最终尸体堆积如山，只留下了几位王爷和王衍等朝廷高官的性命。可以想象，这样大规模的屠杀必然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王衍一直处身于这个修罗场的中心，死亡的气息重重包围着他，但始终就是不发动最后一击。
经历了这样的煎熬之后，王衍被带到石勒面前。
石勒问王衍晋朝衰乱的原因。
王衍称自己从小就是不管世事的，（所以不知道原因所在）。
石勒好像跟王衍聊起了一些兴致。
王衍劝石勒称帝。
石勒发怒说：“你的名头传遍天下，身居重任，年纪轻轻就在朝廷里做官，一直到现在头发也白了，怎么能说不管世事呢。使天下破坏到这个地步，正是你的罪过造成的！”
终究，石勒觉得动刀子杀王衍这样的文化人是不人道的，便选择了把他和他的同伴赶回房里，半夜里推倒屋墙压死的办法。
王衍临死前对身边的人说：“呜呼！我们虽然不如古人，但如果一向不是崇尚浮虚的玄学，而是同心合力以匡正天下，还可以不至于到今天的地步。”

出于对故事的偏嗜我把这些内容抄录了下来。要是换作一个认真读史的人，则上述内容所包含的全部信息只有一点，即王衍死于石勒之手。石、王二人早年的遭遇过于传奇不足采信（何况一些细节明显的不合情理），王衍临死前的低语怎么流传下来的也令人怀疑。史书会写成这样的原因，只不过是唐代的著史者相信，王衍作为清谈领袖该为那个时代的崩溃负责。——这个判断想必今日仍会受到欢迎，毕竟文人气质介入政府行为将会造成遭难，这是托克维尔以来诸多学者反复提醒我们的自由主义精义之一。
所以，著史者不但要借石勒之口坐实王衍的罪过，还需要他亲口忏悔。这种环环相扣的故事当然比靠理性分析推出的结论有感染力多了。正像张宾在石勒政权中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我们也无法断言。毕竟史书是儒生写的，儒家精神，一种不容质疑的历史政治学说才是建构社会和谐的基石，这是我们的史书的基本信仰所在。

三　刘邦的粉丝

石勒对历史很感兴趣，可惜不识字，不然很可能也会有一部伟大领袖读史之类的作品流传下来。我读到的几乎所有写到石勒的文字，都会照录他和群臣之间的这么一段对话：
在后赵的势力达到鼎盛的时候，一次宴会上，石勒问身边的大臣说：“我能和古代的哪一等开国君主相比呢”？
做臣子不会放过这样拍马屁的机会，于是回答说：“您的神武筹略超过汉高祖刘邦，雄艺英武胜过魏武帝曹操，禹、汤、文、武以来无人可比，大概仅次于轩辕皇帝了吧？”
石勒大笑说：“人怎么能没有自知之明呢？你的话也太过分了。我如果碰到汉高祖刘邦，应当北面侍奉他，和韩信、彭越辈争先而已。如果碰到光武帝刘秀，那就要和他在中原并驾齐驱，不知道鹿死谁手。大丈夫做事应该磊磊落落，绝不能像曹操、司马懿父子那样，欺负人家孤儿寡妇，狐猸以取天下。我的才能，应该在刘邦、刘秀之间的样子，又怎能与轩辕皇帝相提并论呢？”

这番话说得非常漂亮，有一种现代政治家在闪光灯前的从容得体。既流露出恰到好处的自负，又展示了自己在历史方面的见识。不过，令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石勒对刘邦、刘秀的评价问题。
前后汉两位开国君主孰优孰劣，还在汉光武刘秀创业的时候，就已经被议论纷纷。当然，这种比较是永远不会有结论的，不过石勒更推崇刘邦，倒是毫不出意外的事情。
太史公是太了不起的作家。不管是出于实录还是塑造的才能，总之，《高祖本纪》里刘邦的形象，尽管不招文人、小资的喜欢，但却毫无疑问的为后来没文化的成功者提供了一个样板。众所周知，石勒之后，还有一位远远要更成功的帝王对刘邦推崇备至，那就是明太祖朱洪武皇帝。
刘邦不读书而照样成就大业，这真让文盲、半文盲的石勒、朱元璋们感到既亲切又兴奋。刘邦的欲望常常不加掩饰，他的一些虚荣心在较有修养的人看来，也属于毫无必要（比如为了父亲当年说他不如二哥会挣家当，当了皇帝之后，他还一定要在老爸面前出这口气），这也是很有人情味，或者说“很人性化”的。刘邦常常残忍无情，但这种辣手中又仿佛总是包含着统筹全局的智慧和当机立断的果决。这想必也会令后来的成功者们觉得，自己的狠辣手段也得到了美化，并且确实是不可或缺的。
相比之下，刘秀秀美、阴柔、隐忍，甚至看起来有些畏缩，直到一向被视为偶像和保护人的兄长死去，才在毫无退路的绝境下一瞬间爆发出烟花般灿烂的才华。这样的人格普遍存在于今日坊间流行的日本漫画的男主角身上，也许会更受小女生的追捧，但对石勒、朱元璋这样的粗鲁汉子而言，却实在太不着边际了。

古人的习惯，他说什么什么事情，是自己所不能做到的，其实往往倒正是在说自己的志向所在。石勒多少也沾染上了这种汉人习气。他讲自己要北面侍奉刘邦，其实倒正是在说，自己要拿刘邦作为榜样。
石勒把武乡的老家老人和故旧接来，按照年纪排定坐位，谈论平生。这时，石勒发现当年和自己争夺沤麻池经常打斗的老邻居李阳没来。石勒说：“李阳，是个壮士，为什么不来呢？当初打斗是老百姓的仇恨，现在孤正要在天下树立威信，怎么会和匹夫记仇呢！”于是马上派人把李阳请来。喝到酒酣耳热的时候，石勒抓住李阳的手臂说：“孤往日吃足了你的老拳，你也饱尝孤的毒手。”于是重赏了李阳。
石勒传令说：“武乡，就是我的丰沛啊。我死了之后，魂灵也会回去。免除那里三世的赋税。”
“道旧故为笑乐”，“魂魂犹乐思沛”，“复其民”，一连串几乎一模一样的细节。即使石勒话里没有明确把武乡和丰沛对照，这个场面也无疑会被当作高祖还乡的一次模仿秀。
《晋书·石勒载记》富于文学性，对石勒生活细节的记述更多于后赵政权的基本国策。这使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很多事情上，石勒都或自然或刻意地在展示一种粗鄙无文而恢弘有大度的气质。然后，刘邦毕竟作出了一个提示：等到天下大体安定之后，你可以在心里看不起和提防文化人，但大面儿上，总得尊重和任用他们。这个方面，应该说是石勒学习得最好的。石勒在局势粗安的时候兴办学校，并亲自给学生们考试，——一个文盲怎么点评经生的卷子颇令人好奇，可惜这些细节史书都阙如了。
下面这个例子也是常被提起的：
石勒召见樊垣，见这位大儒衣冠破旧，大惊说：“樊参军怎么穷到这个地步？”
樊垣生性诚朴，不加思索回答说：“刚才碰到无道的羯人强盗，把我家财抢尽。”
石勒大笑说：“羯人强盗暴掠别人竟到这个地步么？我来偿还你吧。”
樊垣（忽然意识到怎么可以在眼前这个羯人大头子面前说羯人的坏话呢，何况后赵的法律规定，对羯人只许称“国人”，根本就不能提“羯”字）非常恐惧，叩头哭着认错。
石勒说：“我的法令是防禁俗士的，不关你们这样的老书生。”于是赏赐樊垣车马衣服钱三百万。
当然，实际上还有多少儒生也遭到了羯人的抢劫但并得不到石勒的召见是经不起追问的。正如刘邦实行着叔孙通的礼仪，听人诵读着陆贾的《新语》，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废除秦代不许私人藏书的禁令一样。

刘邦对石勒最重要的影响，也许是在立储问题上。石勒的太子石弘，从小跟汉人学习儒家的典籍，是一个性格柔懦的文学青年。对此石勒并不是没有疑虑，这时，大臣徐光劝他说：
“汉祖以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圣人之后，必世胜残，天之道也。”
石勒因此而“大悦”。如果真是这句话让他继承人有了信心，那他对刘邦的态度，也真是只有用“粉丝”来形容了。
然而，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石勒学汉高，终究没有学个十足。至少，大肆屠戮功臣一条，他是绝没有做到，——天下未定的局势由不得他这样做。正是因此，石弘开创不了汉文帝那样的治世，结果倒更近于明朝的建文帝了。
石勒死，不久后，中山王石虎篡夺了帝位。石勒的帝国的寿命，不但比不了高祖光武，连他所瞧不起的曹操和司马懿、司马昭，也都胜过了他。

收藏分享评分

回复引用

订阅 TOP

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