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 [zhuanzai] 共和国同龄人的蹉跎岁月

金枫吟

共和国同龄人的蹉跎岁月

在共和国一个甲子的艰难历程中，共和国同龄人的蹉跎岁月，始终伴随着国家的命运而跌宕起伏。古人云：“六十而知五十九非”。当这些“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已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今天，回头看，他们有太多的倾诉和感慨。

可以说，这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扮演了试验品角色的一代，也是为改革事业做了铺垫和牺牲的一代。前者，他们在理想主义的憧憬中奉献出了青春，结果是除了“试错”之外几乎一无所获；后者，他们的大多数也和三十年改革的丰厚“红利”无缘，而在社会利益的洗牌过程中被彻底边缘化。现实的社会需要稳定、和谐，在某种意义上需要遗忘掉他们，同时也在遗忘掉与他们血肉相连的那一段段无人理清、也无人承担责任的历史。然而，从文明传承的角度，历史难以割裂。他们青春的惨痛教训尚未理清，更重要的是当年那场“大革命”产生的机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矫枉，甚至被作为了“中国特色”在继续发扬光大。当今天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时候，我们依稀记得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一代人不仅有责任率先正视自己的历史，也有义务把自已的反思留给社会。

参与本丛书创意、策划、采访、编辑、资料整理的同仁们，撇下时尚，拨开蒺藜，与那些丰富历史素材的承载者一起重返昔日巨浪的喧嚣，寻找他们依稀的足迹，聆听他们内心的独白。大家期冀以一种担当的精神，以一己绵薄之力，从这些个体的视角去了解：他们是谁？他们怎样长大？他们如何走过动荡的六十年？他们青春换取的教训是什么？以及他们今天对生命的反思。或许从他们各异的人生角度和思索中，可以或浓或淡地勾勒出这一代人粗犷的轮廓，从而对渐行渐远的历史失忆弥补于万一。这就是《回忆与反思》丛书的由来和同仁们的心愿。

《回忆与反思》丛书所涵盖的历史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至今的六十年，丛书以这代人的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三段主要经历为线索，以“老三届”为主要代表并兼顾上下，以北京为主要采访地亦涵盖各地，以那些深度参与历史事件以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为具体的访谈对象。

《回忆与反思》丛书采取口述史的基本形式。为保持文体的连贯性，丛书采取了第一人称的自述体裁，需要强调的是，其中显然包含着众多采访者研究的成果和思想的结晶。目前，学术界对于口述历史这种形式的认识尚不一致，编者所做的也只能是一种探索。由于无法拉开与历史的距离，当代人完全客观地撰写当代史几乎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更何况口述历史。古罗马哲人马克·奥利略这样说过：“我们之所闻，仅仅是一种观念而非事实本身；我们之所见，只能是一个视角并不代表真理。”编者认为，用这句话为口述史定性是比较恰当的。口述历史本身就意味着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更不等同于“信史”，即便通过研究者的加工整理，也只能是受访者认识水平上的个人观察。相对于历史全貌和真实，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口述，都难免有“瞎子摸象”般的片面和“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因此，敬请读者留意该种历史读物的特点。

《回忆与反思》丛书在对口述史的采写、编辑过程中，编者参照当年周恩来先生在人民政协征集编辑《文史资料选集》的“三亲”原则，即以访谈对象“亲闻、亲历、亲见”的历史片段为依据。同时在访谈过程中，倡导传统治史的直笔精神，倡导不溢美、不掩恶，实事求是地陈述所闻、所历、所见。另外，丛书也参照《文史资料选集》当年“百花齐放”的方针，尊重不同个人的立场视角、思想水平和意识形态，可以“各存其是”，可以“百家争鸣”，不求全求同。需要特别声明，我们在编辑工作中采取“言无不尽、文责自负”的原则。受访者口述的内容，除文字修饰整理外，编者对其观点、认识不做修正，对庞杂的史实原则上不考据订正，最后定稿均经过受访者本人的修改和认可，其内容由受访者“文责自负”。难以避免的是，受访者的某些表述可能与事实存在着出入，对一些事件和人物的认识更可能存在着偏激、错误的观点。但这些并不代表得到编者的认同。正因为如此，读者对某些史实和观点产生异议均属正常，作为丛书编者，欢迎争鸣和投稿，也有义务、有选择地刊登不同意见，以求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历史。

我们深知，在如此重大的历史课题面前，丛书所能做的只是沧海之一粟，但是我们将尽力而为之。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历史素材的收集、整理，将有助于人们未来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口述史，能够使更多的人对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发展进行反省和思考；我们还希望，通过本丛书，使我们的子女对那个特殊年代走过来的父母一代有更真实和更深刻的了解。

米鹤都    走出烏托邦    秦晓口述

采写: 唐欣、米鹤都

秦晓，1947年生于山西，文革前为北京四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他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小学和初中在干部子弟寄宿制的北京育才学校受业，毕业时获北京市“金质奖章”，被保送进入北京四中高中。文革前曾担任团支部书记，并成为极少数的中学生党员。文革初期，参与发起、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后被打成反中央文革小组分子，是文革中最早觉醒者之一。之后，他经历了在内蒙牧区的插队生涯，走入工农兵大学的学堂。改革初期，曾任中共元老宋任穷的秘书，接触高层，后进入中信集团成为中信领军人王军的得力副手。新世纪开端，他接掌招商局集团，对资产结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此同时在企业文化中注入了均衡发展的理念，重建了百年老店的辉煌。百忙之余，他始终在系统研究经济学理论，并获取了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学术刊物发表五十多篇论文，并出版了多部专著。曾被冠以“杰出”、“最具影响力”、“最具有价值”等光环。面临退休的门槛，他又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深度思考。

中农+中农

我家祖上是山西吕梁人，原来不姓秦，姓侯。我曾祖家里穷，把我爷爷给了姓秦的人家。秦家日子好过些，但也欠了不少钱，赶上国民党时期通胀，票子不值钱，把欠的账都还了，土改时就划为了中农。我爸爸说，如果当年不到秦家，如果没有通胀，我家肯定比贫农还贫，连孩子都养活不起嘛。我妈妈家相反，是陕北佳县一个世家，孩子们都受过教育，不过到了我姥爷那一代开始衰落。我几个舅舅都是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三舅阎揆要[1][1]就是黄埔一期的。他们认为知识重要，所以包括女孩子都要上学，我妈妈也就去勤工俭学。虽然我妈妈出身大户人家，到土改时也破落成了中农，最后父母两家在中农那里划等号了。

我爸爸叫秦力生，早年参加学生运动，被追捕，在学校里呆不住了，就跑到杨虎城的一个军校躲了两天，1936年经组织介绍到了陕北苏区。我妈妈叫阎佑西，1937年“七七事变”前去陕北延安，当时只有十六岁。去的路上曾遇到国民党军队检查，查出地下党给中共陕甘宁边区书记郭洪涛的一封介绍信。他们说，郭洪涛可是大共产党啊，跟我们走一趟吧。我妈妈还是个小孩，特老实。他们又一翻，翻出一封给我舅舅的信。我舅舅当时由组织安排在杨虎城部队里当团长，他的任务就是保护到延安的革命青年。检查的人见是阎揆要的妹子，赶快停止了搜查，还给我妈敬了个礼。我舅舅知道后就派了辆汽车把我妈接走了，住在他家里。我妈老是心急，要走。我舅舅说，天下雨，你根本走不了，多住两天。那次下了足有一个月的雨，我妈最后还是坚决走了。这样到延安的时候，“七·七事变”已经爆发了。所以，我妈算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没算上土地革命时期的干部。后来，我们和她开玩笑，是老天爷没让你参加土地革命。

我爸爸虽然是山西人，参加革命后，他的经历、共事的人都不在山西圈子里，像薄一波他们搞的决死纵队、牺盟会等，他都没有参与过。他主要在陕北苏区的圈子里，陕北的领导人如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我爸爸都特别熟。我爸爸到陕北时，正赶上朱理治他们来了，把刘志丹抓起来了，我爸爸也被抓起来了。把坑都挖好了，要活埋他们，恰好中央红军到了，给制止了。

我妈跟我爸是在延安认识的，这与马文瑞有点关系。有个周末，马文瑞叫我爸爸跟他去走走。我爸问，去哪啊？他说，去陕北公学。我爸问，去陕北公学干什么？马文瑞是找邵式平[2][2]有事，却对我爸说，讨老婆去嘛。我爸说，你不有老婆了吗（马文瑞和孙铭是经我爸爸撮合成婚的）？马文瑞说，你不是还没老婆嘛。我爸爸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就跟着去了。我妈当时是陕北公学一期的学生，周末没上课，正站在院子里。马文瑞与我妈很熟，就招呼我妈说，你带我们去找邵式平。这就是他们的初次见面。我妈妈后来说，她当时看见我爸了，但印象不深。我们后来也没问过我爸爸，是不是那时候就有化学反映了。等我爸爸后来到富县当县委书记时候，我妈妈也分配到富县工作，才算真正认识。他们是1938年在富县结的婚，结婚时送了尤香斋（曾先后与谢子长、阎红彦结婚）一张结婚照。1993年我父亲去世时她把这张一直保存着的照片送还给了我妈妈。

我哥和我姐都是在延安生的。我是1947年胡宗南攻打延安时，在妈妈肚子里撤到了山西，4月出生在山西离石359旅的医院。当时我爸爸是晋绥三地委书记，跟359旅旅部驻地在一起。生我的时候，王震夫人王季青阿姨还给我妈妈送来一百个鸡蛋。我跟山西有缘，不仅老家是山西，我也出生在山西，上工农兵大学时又跑到了山西，后来还在山西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其实，我自己在山西并没怎么呆过。

我是吃我妈奶长大的。我哥是吃保姆的奶长大的，那保姆长得黑黑的，我哥哥脸也黑黑的。高岗就开玩笑，说他是吃保姆的奶吃黑的。我姐比我大一岁半，没吃两天我妈的奶，就让给我吃了。那时拴了只羊，给我姐喂羊奶吃。1949年父母先随部队南下进川。那时，西康是一个省，我爸爸到西康后，整个晋绥三分区地委就变成西康省委、省政府的班子，只有书记廖志高是中央派来的，我爸爸任省委副书记。我妹妹就生在雅安，后来弟弟生在北京。我们兄妹一共五个。人家说我妈会生，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我就更幸运了，哥、姐、弟、妹一样一个，全齐了。

我是1950年初到西康雅安的，在那里呆了两年。我那时已经记事了，记得那时爱吃麻糖、醪糟。印象最深的是，我爸爸牵着我和我姐姐的手，一进省委大院的门，哨兵咔嚓一个立正敬礼。当时，我和我姐不肯去幼儿园，廖志高家的孩子和刘忠司令员的孩子也不肯去，怎么办呢，就在省委机关大院搞了个幼儿园，还布置有玩具、小桌子、小椅子之类的，幼儿园园长还专门来给我们指导，吃饭也打个铃什么的。

[1][1]
阎揆要（1904-1995），陕西佳县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陕北清涧起义，失败后曾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任警卫二团团长。后任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军委一局局长、第一野战军参谋长等职。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

[2][2]
邵式平，时任陕北公学教导主任，解放后曾任江西省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