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爱神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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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好铁生的真实和真实的铁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愿能有更多的人，能够真的走近铁生，认识和思考他的精神发现。在精神上获得更大的自由，才是对史铁生最好的纪念

李燕琨|文

　　史铁生终于远行了。从他离开的那一天直到现在，我几乎天天都会想念他。回忆我们之间36年的友情，有时仍然禁不住满眼泪水。

　　写好铁生的真实和真实的铁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愿能有更多的人，能够真的走近铁生，认识和思考他的精神发现。在精神上获得更大的自由，才是对史铁生最好的纪念。

　　由于父亲是国民党军人，我被打成历史反革命， 1972年，我从北京市公安局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业”回家。在学习班，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我犯了什么罪，根据什么法律给我办了三年四个月学习班。加上我在东城分局关押的一年，我失去自由四年四个月。这期间，我没有收到过检察院的任何起诉书，没有接到过法院的任何判决，回家的时候也没有任何释放的证明，学习班只是开具了一纸上户口的简单通知：李燕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一般性的错误，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的中学同学周孝先与铁生一样都是返城的知青，也是街道工厂的工友。孝先返城后与邻居女孩堕入爱河，上帝没有提醒或以为没有提醒的必要，女孩怀孕了。千不该万不该她选择了自杀，孝先因此被关进了拘留所，几个月后被释放。因为女孩留有遗书：我们是相爱的，他没有过错，死是我自己的选择。

　　多少年之后，我上高中的孩子在歌厅唱起：“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我的双眼湿润了，我想到了遇罗克，也想到孝先的初恋女友……。

　　1974年的初冬，在孝先、铁生工作的金漆彩画组，我第一次见到了史铁生。他的镇静、谦卑、从容和看人的眼神，一下子就深深吸引了我。当然，是若干年之后，我才深深认识到，当年与孝先相遇进而与铁生相识，以及一段时间里的形影不离，是缘分。是苦难使我们认识到人与人互相支撑的必要。感谢孝先，与铁生的相识是我一生的幸运和福祉，是上帝因我的遭遇而赐与我的最大的补偿。那些年每年正月初三，铁生摇着轮椅，从北新桥到东单，再从东单到天安门东标语塔，在寒风中，等待着我比赛归来……

　　我是业余长跑爱好者，1975年北京第十二届环城赛，我取得了第四名。本以为出了名，以后工作和参加比赛都会顺利一点，没有想到反而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和非难。街道文教组的干事对我说：“你能不能参加明年的环城赛跑，还要看上面的最后决定……”

　　本来我环城赛跑的成绩，完全可以代表北京参加第三届全运会马拉松比赛，但是不仅参加集训遭到“不予考虑”，连参加集训队合练跟着跑都遭到拒绝……上帝当然看到了，没有做出回应，上帝等待着什么呢？

　　1976年1月，一个十分寒冷的清晨，我五点起床，强迫着自己不厌其烦地进行每天的公路跑。跑完了，赶快到街道居委会接受一天的劳动安排，然后买了两个火烧，两个油饼，来到铁生干活的金漆彩画组，坐在了铁生的旁边。

　　“吃饱了吗？”他关心地问我。

　　“吃了跟没吃一样”。我回答。

　　他笑了，又问我：“又跑了两万多米？”

　　“嗯，今天跑的快，刚跑完的时候挺兴奋，现在真累了……”

　　沉寂了数秒钟，我问：“铁生，你看我将来会有出息吗？”他停止了手中的工作，把轮椅往后倒了倒，又稍微向我面前移了移，用他那特有的语气和声音告诉我：“干嘛将来呀，我看你现在就特有出息。”我站了起来，那一刻，我的整个身心都感到十分轻松和愉快。我没有再说什么，在铁生的注视下走出了那间小屋，蹬上三轮车去金鱼胡同拉纸板。我似乎第一次感觉到，冬日的阳光其实一直都是温暖的。“干嘛将来呀，我看你现在就特有出息。”铁生这句话，影响和改变了我一生对生命和命运的思考方向。从那一天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1975年的秋天，孝先分配到北新桥房管所。一次干活的时候，脚手架塌了，他的右腿小腿骨折。铁生先得到了消息，摇着轮椅在太保街一个工地找到我，告诉我：“大维（周孝先）砸伤了，我也进不了他们家的院子，咱们俩给买一个月的奶票吧，你给送去……”我当然同意了。

　　和铁生认识以后，他的许多同学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些同学周末的夜晚和星期天都属于史铁生，属于史铁生那间不足8平米的小屋。在那些难忘的岁月里，在那间小南屋，他的同学经常凑钱到北新桥一个饭馆，买几个平日吃不到的炒菜，陪着铁生共进晚餐。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他们当年青春的面容进入了我的永久记忆，给“同学”这个名词注入了更美的内容。

　　1976年春天，铁生的几个同学约孝先、铁生和我去颐和园散散心。我跟妈妈要五块钱，妈妈给了我十块，并嘱咐我：“别老让人家花钱（指铁生的同学）。”在颐和园我们玩得很开心。中午刚过，铁生要大便，我和孝先马上推着他出了大门，蹬着自行车，推着铁生的轮椅，风驰电掣般地回到前永康的家。等他安静的躺在床上，笑着跟我说话时，一种伤感突然涌上心头……那是我第一次对铁生的伤残产生了过去没有过的心痛。晚上回到家，我把十块钱又给了妈妈，告诉她，铁生的同学说什么都不让我和大维花钱。

　　铁生的魅力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伤残。在我离开街道工厂后，无论我在哪儿工作，无论我住在那里，始终重复地梦见铁生，梦中的伯父、伯母、铁生的妹妹史岚都和生活中的他们一样，唯有梦中的铁生不是伤残人，有时我还会因为奇怪和惊喜而突然醒来……

　　前永康胡同是条再普通不过的胡同，前永康40号是座再普通不过的院落。从我认识铁生的1974年到1978年，常来这个院子的几位女性，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张铁良的妈妈，一位叫我终生不能忘记的长者，一位对晚辈充满永恒希望的母亲；柳青，我不仅记住了她的名字，也记住了她的目光和她的静雅。铁生说，是柳青把他引上了文学之路；H，我记住了她许多次在40号院低头离去，也记住了她一次次面带笑容而来。

　　铁生的感情非常丰富，也非常复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心魂不能容忍对心魂的简化。我与他认识三十多年，无话不谈，性、金钱与朋友，缘分、婚姻与爱情，环保、体育与动物，但唯独不谈或很少谈到他与H。

　　H是我的小学同学。11年之后在铁生那间小屋中相遇，这其中的偶然与缘分至今有些令人费解。11年的时间完全改变了我以前对她的印象和感觉，再见H时，她已是一个很女性化、大方、有教养的女孩。

　　铁生在《我与地坛》第七章中写道：“要是有些事我没有说，地坛，你别以为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我与地坛》发表六年之后，铁生的思想有所改变。他终于在《老屋小记》中讲述了他不只一次想对长跑者朋友说的话：“我有爱情，但我害怕这爱情的未来。”

　　地坛也有H傍晚寻找铁生时飘飘的长裙和渴望的目光。上帝看到了并没有干扰，或许还有纵容。园神可以证明，轮椅上的青年总在怨太阳走得太快；总在怕恋人来得太晚。园神不止一次看见，铁生和如冰在林中点缀着碎花的小路上停止了前行，默默注视着他们的同学和朋友——那个不屈的长跑者，围绕着院墙追赶就要西沉的太阳……

　　他日后的随笔《比如摇滚与写作》多少记录了作家这段爱情的世俗遭遇：那是一个怎样美好的季节，铁生鼓足了勇气，丢掉了所有的卑怯，摇着轮椅，走过翻浆的土路，走过滴水的屋檐，走到了那个很远的安静的街区。但是旷野上肆无忌惮的春风，吹乱了他早春起程的一路好心情。无论“解冻的河流、湿润的木桥、满天摇荡的杨花，幢幢喜悦的楼房”怎样的激动人心，“所爱之人”的惊慌和心神不定，还是叫他深感不安。铁生看见了她的家人躲在窗帷后严肃的目光，焦虑甚至警惕的眼神。作家失望了，本来丢掉的卑怯，忘掉的伤残，此刻仿佛更无情的卷土重来。春天不再是春天。

　　“孩子，不要害怕。”上帝的声音让陷入痛苦的铁生抬起了头，上帝这样启慰和劝说：“爱情只要还是爱情，就不要害怕，孩子。”他听懂了上帝的话，镇静下来，慢慢调转了轮椅，不再犹豫地走向了自拔和升华之路。他听见了爱神的远远的呼唤……以孩子不变的爱愿和理想。

　　出演铁生创作的话剧《命若琴弦》的演员周韵曾说，“我以为他是上帝或神的儿子。”但我更以为铁生是爱神的孩子。他以孩子不变的纯洁的眼睛，看到了扭曲的灵魂也有爱的踪迹，看到了所有世俗的背后，都有爱的张望和犹豫。只有爱神的孩子，在回家的路上到处捡拾被大人们由于没有“被爱”而丢弃一路的鲜花；只有爱神的孩子，把这些被踩踏的鲜花带回家，小心呵护，担心和害怕它们凋谢，枯萎……

　　史铁生不愧是史铁生。在他日后的文学作品里，记录了他对爱持久的探求，记录了他对爱独有的深层的思考，记录了他对婚姻、爱情及性爱的所有理想和祝福。

　　“灵魂曾经不在这里，灵魂也不止于这里，我们是途经这里，宇宙那宏大浑然的消息被分割进肉体，成为一个个有限或残缺，从而体会爱的必要。”不管H今天生活在大洋彼岸的什么地方，在我们纪念史铁生的时候，请接受远方的同学对你的祝福和问候。

　　铁生，在天在地，我们互不相忘。■

　　作者曾荣获北京万人马拉松25公里冠军
4twyFo6s48KNCsAjRo8xqTcRlON5yuujuF2JztOcYoIIitF55O本文转自财新网(http://www.caixin.com) Zo18L40slM5QEUdTAf46veE6VOBrhNVxtMZyQd4UwNrZYJhfbX详文：http://culture.caixin.com/2012-01-04/1003454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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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藏之 何日忘之
2011年12月30日 16:58 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订阅《新世纪》《中国改革》|注册财新网
标签： 回望史铁生 随笔 人物

　　
2011年1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史铁生追思会上，有悼念者贴出史铁生的肖像，以表怀念。
柳青|文

　　我第一次见到铁生时，他只有24岁。那时我刚分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回北京探亲，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刘瑞虎把我带到他的家里去。虎子和铁生是清华附中同学，又同在延安插队。铁生瘫痪的故事我早已听说了，铁生的妈妈和朋友都在想尽办法帮他快乐起来，对生活建立起新的希望，我也被他们“扩展”进去了。

　　一进到前永康胡同铁生家的小屋里，大家就开聊，话茬从来没有落过地。大家尽其所知，随兴之所在，一会儿就不分彼此了。我觉得清华附中的学生是不大一般，虽说是老初三，但知识面、兴趣面就是宽，我比他们大八岁，丝毫没感觉相互之间有差距。铁生的妈妈看我们聊得高兴，在我走出来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你多鼓励鼓励他，你们的话，他听得进去。没想到，这一声轻轻的叮咛，竟成了托付。后来听说铁生妈妈不久因肝病去世，我就觉得她的一片期待落在了我的肩膀上。

　　那时我也幼稚，鼓励铁生把知青的生活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其实江青的文艺革命和样板戏，使一些已经颇有造诣的老导演都不会拍电影了。那时我师从武兆堤导演，重拍《平原游击队》。以前郭振清饰演的带有“游击习气”的队长李向阳，是多么生龙活虎，可同是一个武导演，重拍的李向阳却只能是“高、大、全”，摆在那儿有点像银样蜡枪头。我还师从王家乙导演撰写关于地质队生活的剧本《踏遍青山》，故事原本是从地质学家李四光的生平中获得的启发，后来竟改为写反对走资派、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由这样的电影制片厂、这样的电影文学部审看铁生的剧本，会指导到哪里去。铁生一遍一遍认真地写，我也一遍一遍传达长影厂审看者们的意见，终未有下文。

　　1978年我从长影回京，到北京电影学院编剧进修班回炉，铁生给了我一个横格笔记本，上面是他誊写得整整齐齐的短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我读了，立即就喜欢上了他的新尝试。思想的成熟、文字的简洁、立意的深刻、苦涩中的幽默，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我觉得它有一种俄国大作家果戈理小说的味道。我感到铁生快出炉了，真行啊！而我自愧不如，已不像当初他写电影剧本时以为自己有限的水平还能帮上他什么忙。我说这部短篇已经无需改动一字，直接送到杂志社就行了，我不相信哪个杂志社能拒绝这么好的稿子。铁生看着我这满打满算的样子，不知是高兴还是担忧，“行吗？”“准行！”

　　铁生写的这两个人物，就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缩影，画龙点睛，绝妙之极。法学教授“觉得自己一辈子不曾欺骗过任何人”，教授夫人“认为自己一辈子不曾被任何人欺骗过”。一位朋友向这两位老人借了30元钱，一直没还，这善良的一对甚至不敢登那位朋友的家门了，因为怕人家以为是来讨账的。这样一对至真至好的人在黑暗的70年代，被中国的政治大环境摧毁了，最终家破人亡。文中精辟的语言，诸如“用自由的言论把言论的自由给弄丢了”，“这毛病，就出在——什么样的人是人民，什么样的人是敌人，没有一个严谨的法律标准，而是由那些凌驾于法律之上，逍遥于法律之外的人说了算，法律在这儿成了装饰⋯⋯给瞎子戴一副眼镜，给哑巴的嘴上吊一个扩音器，却要把能看的眼睛挖掉，把能说的嘴巴缝上⋯⋯”小说的结尾戛然而止：“死去的妻和狱中的儿，消灭的妖和还魂的鬼⋯⋯怎样才能保证这一切不重演呢？”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明白我看到这篇小说时的激动。我跑去找所有我认为能帮忙推荐稿子的人，每当得到什么反馈和评语都迫不及待地跑去告诉铁生，大约等了两个多月，终于落实了。拿着印成铅字的杂志，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可以告慰铁生的母亲了。因为对铁生的才能我从来没怀疑过，他只是得了他应得的。我在日记上写下：“他已成熟，很快会在文学界放出光华。我真为他高兴。”

　　后来我出了国，从1990年开始，我在香港经营了一个小小的出版社。那时中国的出版界受着诸多限制，我的心愿就是创造一个平台，让作家、学者、历史的亲历者们能不受限制地在这个平台上，自由发表他们的作品，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所以，当看到铁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时，我很兴奋。这部小说非常特别，也非常优美，我想把它介绍给香港和台湾的读者，介绍给海外的华人。但囿于水平所限，对文学认知的浅陋，加上陈旧的观念——对于什么才是小说之虞，用常规的“市场价值”来判断，更糟糕的是，自以为掌握着一点点有关此书能否付印的权力，我俨然提出貌似“正确”的修改意见。现在想起来，自己竟也差点扼杀了铁生这部天才的、独特的作品。不少出版界的同仁往往认为自己不会像图书审查官员那样横加砍杀作者的作品，但是这事就发生在我和铁生之间。

　　后来铁生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申明为什么不能采纳我的意见。这是他对我的一次原则性的批评，也是令我难以忘怀的一课。当时读了汗颜，今日再读，依旧伴随着惭愧及窃窃庆幸，我有这样的良师益友，是我的幸运。

　　铁生说：“⋯⋯但这缺陷，我以为又不是简单的删减可以弥补的，删减只能损害它的特别。而其‘特别’，又恰是我不能放弃的。所以，这篇东西还是让它保留着缺陷同时也保留下特别吧。你不必再操心在海外出版它的事了。它本不指望抓住只给它一点点时间的读者，这是我从一开始就明白的事。世界上的人很多，每个人的世界其实又很小，一个个小世界大约只在务实之际有所相关，一旦务虚，便很可能老死难相理解。”我惊诧自己，何时也变成了一个“匆匆过客”？何时成了那种吝啬到对好的文学作品只给一点点时间的“读书人”？现实世界中 “务实”的物质人，与精神世界中“务虚”的精神人，真是会“老死难相理解”吧。铁生的话是犀利的，刺痛灵魂的，至今如是。

　　铁生说：“我还是相信，有些作品主要是为了卖，另一些更是为了写。”多么鲜明的声明！“为了写”才是作家高贵的品质。“为了卖”还能有什么好作品吗？我现在掉换了一个位置，站在出版人的角度，看问题的性质就变了。我不能够帮助有品质的作家把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推出来，还做什么出版人哪！

　　在文学上，铁生也给我上了一堂大课。他说：“我很不喜欢所谓的人物性格，那总难免类型化，使内心的丰富受到限制。”“文学不是告诉我们他人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关于他人我们能够谈论什么。”“其所传者主要不是在空间中发生过的，而是在心魂中发生着的事件。”这是铁生入骨入髓的对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独到见解，带着他特有的思辨，也是我们理解《务虚笔记》的一把钥匙。

　　好在我还没有愚顽到不可救药，一剂苦口婆心的良药使我清醒过来，没有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蠢事。我按照《务虚笔记》的原貌在香港推出了它。这里没有什么“功绩”可言，是铁生纠正了我的一个大错。

　　铁生说，解读他生命的密码是残疾和爱情。他不但是在讲自己，更是道出了人生的本质。他说，“这是上帝为人性写下的。”“残疾即残缺、限制、阻障⋯⋯是属物的，是现实。爱情属灵，是梦想，是对美满的祈盼，是无边无限的，尤其是冲破边与限的可能，是残缺的补救。”每个人都被各种各样的残疾、残缺限制着、被限制着，而人们并不自觉。甚至病入膏肓仍盲目着，带着这残疾、残缺步入耄耋之年，连正视自己残疾的勇气都没有。

　　当下，人性的残疾和残缺更是越演越烈，以致不知我们的民族终究要走向何方。铁生先于绝大多数人而自觉，他一生都在与这残疾和残缺博弈，他无法战胜身体的限制、阻障，但是作为一个人，他实现了完美，实现了理想。他的作品是我们最好的镜子，我们是否肯于把自己亮身在镜子前，好好做一对照？

　　早在80年代，铁生就对我说，你家庭和个人经历的题材够得上托尔斯泰水平，遇到这类题材的机遇是不多的。你现在搞其他的一切都没有意义，把这部长篇写出来就行了。半生苦难，惟它是结。我俩的友谊在那时就变换了位置，他是师表，我是学生。余后的二十多年，我是在国外度过的，待要回来问师时，他仙逝了。就在他走前的七天，我们还有过一个“好好谈谈”的约定。其实这约定的全部答案都在他的作品中，想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读他的作品。每次阅读，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体会。我也知道，他在天堂，笑等着我的答卷。■

　　作者曾为香港出版人

　　史铁生，小说、随笔作家。1951年出生于北京，1972年双腿瘫痪，后来又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需靠透析维持生命。其代表作品有《我与地坛》《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病隙碎笔》等。生前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驻会作家，中国残疾人作家协会副主席。2010年12月31日因突发脑溢血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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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铁生成为挚友要从插队说起。

　　1969年1月，我们来到陕西省延川县插队，他在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我被分在冯家坪公社聂家坪大队。两个公社分别在两条不同的川，一个叫清平川，一个叫永平川，中间隔着一道山梁。刚到陕北不久就赶上过年，我闲不住，第一次来到了关家庄，看望既是发小儿也是同学的子壮和立喆。

　　我和铁生是校友，铁生高我一级。虽然也在清华附中念书，但并不熟悉，那次算是正式认识了。当时在我的印象中，他的身高在同年级中算高的，后来他对我说，他那时对我的惟一印象就是长着一对扇风耳。

　　晚上男知青聚在窑洞里，惟一的消遣就是抽烟聊大天，不管会抽不会抽，人手一根烟，聊得兴奋，烟抽得也勤，直到把所有的烟都抽光了，仍觉得意犹未尽。出来上厕所时我还念叨要是谁那儿还有烟就好了。这时铁生刚巧也出来方便，跟我说，我这还有两根，给你一根。其实我那时和关家庄的知青还没完全混熟，但我觉得铁生这人够哥们儿。

　　从我们村去关家庄大约20里，先进一条沟，翻过一座山就是关家庄的后沟。那年夏天我去关家庄，从山上下来听见有人在唱歌，唱的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插曲，走近看见是铁生斜靠在土坎上在唱，不远处有几头牛。铁生说，来陕北不久就犯了腰痛病，中间还回北京治了一次，现在好些。村里照顾他，让他喂牛，不用上山受苦。

　　喂牛这营生是个细活，人要勤快。陕北穷，需要牛耕地时才给牛喂些饲料，其他时间牛全凭吃草。为了让牛多吃些草，铁生每天很早就把牛带出村子，天黑才回来，带点干粮，就着泉水就算是中午饭了。有时吃完晚饭还要铡草，因为夜里得起来添一次料，懒了不行。我们那时都是十几岁的后生，正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的年龄，能做到每天半夜起来，得有点毅力。

　　看得出来，铁生对牛有悟性，没多长时间就把他喂的那几头牛的脾气摸清楚了。他喜欢牛，尤其喜欢那头年轻的黄犍牛。那牛长得标致，头大，胸宽，四肢粗壮，腰平身长，一米高的土坎，一跃而上，优美而轻盈。铁生喜欢它，自然就对他偏袒，别的牛吃庄稼，马上赶开，黄健牛偷吃时就稍迟一点赶走。

　　那天下午整个山沟就我们两个人，我们边聊边唱，有时还来个二重唱，他唱中音我唱高音。现在想起来山沟的声学效果真不错，起码是把我们自己感动了，遗憾的是没有听众，只能对牛歌唱。那天直到天黑了我们才回到村里，晚上我就住在铁生的窑洞里了。那晚铁生跟我说，他的一个堂哥名字也叫铁良，我说那真巧。铁生还说咱俩还有一个共同的地方：身子长腿短。

　　1971年初春，回京探亲时几个朋友相约去颐和园，记不清是谁提议比一比立定跳远。跳之前铁生说，他最拿手的就是立定跳远。铁生先悠两下顺势起跳，不想落地时就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了个马趴。我连忙过去问他怎么回事，他坐在地上疑惑地自言自语：今天这腿怎么使不上劲儿呀？然后就站起来了，倒也看不出有什么事。我们依旧在园子里转悠，有说有笑，下午才出来。

　　自延安到绥德的长途汽车经过我们村，铁生从北京回来一般在我这下车，再从我这走回关家庄。那年夏天他从北京回来，带了一个手提包，里面有些挂面。我找了一根扁担穿着提包，我俩一前一后担着送他回村。那天我看他走路时经常打晃。平时走这段路中间也就休息一次，可那天铁生提议休息了好几次，我还以为他是在北京待的，人都歇软了，其实是他的腿那时开始跟他过不去了。铁生怪他奶奶非让他带这么多挂面。我开玩笑说，早知道你把挂面给我留下呀。铁生说要是早知道给你留下我就不带啦。

　　秋天我再去关家庄，看到铁生格外瘦。他对我说，这些天腰痛得厉害，晚上睡不好觉，没有一个姿势可以让腰不痛的。我陪他在炕上躺着抽烟，他朝这边躺一会儿，又翻向另一边，不时起来用手撑着炕沿坐会儿，或者抱着被子垛跪着，最没辙的时候只好双手摽着门框，两腿不吃劲儿地悬一会儿，铁生戏称为“上吊”。我说老这样也不是办法呀，要不再回去看看？他说回来还没仨月呢，忍忍再说吧。那天我晚上起来上厕所，铁生没在炕上，喂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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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又站在铁生住过的窑洞前，才第一次注意到铁生眼前的清平湾竟如此妩媚多娇，尽收眼底的是那清澈的水、起伏的山、湛蓝的天，那一刻我分明感到，铁生的灵魂就在我的身边




陕北插队时的牛倌史铁生
庞沄|文

　　12月26日，是我们这代人熟知的日子，可对我来说它却有另一番意义。2010 年末的这个日子恰逢星期天，我们去提前给铁生过生日，没想到这次相聚竟成为铁生与我们甚至和所有好友最后的聚会！四天之后的他已经由于突发脑溢血躺在抢救室里，并最终在第五天凌晨与世诀别……

　　年初铁生就因为肺部感染住院并一度病危，出院后身体一直不太好。离铁生的60 岁生日不到十天了，陈冲给希米打电话商量，告诉她我们四个清华“发小”想在铁生身体可以的情况下去看看他，也算提前给他过个生日。就这样，26日下午六点，我们如约来到铁生家。

　　一进门希米就告诉我们，铁生为了能和我们聊得尽兴些，还在床上养精蓄锐。我们走进铁生房间，铁生躺在床上气色不错，像往常那样轻松地调侃：“你们又向活体告别来啦？！”不想这次真的被言中了。

　　为了这次聚会，铁生特意让希米跑到附近一个享誉盛名的老店买了不少酱肘子肉并烙了许多饼，陈冲则自带半成品当起了主厨，我和张铁良又买了些啤酒，马迅帮忙摆了满满一桌。

　　话题从希米给大家端茶倒水说起，我说插队插得我现在从不知道什么叫渴，一天都想不起来喝水。想当年渴得在山上喝泥坑里飘着小虫的雨水，感觉渴真的比饿还难熬。别人曾问过我，为什么不带个水壶？我自己都奇怪：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

　　铁生接过话来：“我后来想过这事，你说那么渴，一人拿一个水壶不就完了吗？其实（潜意识里）就是得和老乡一样，不能搞特殊化。没那意识，想都没想，连为什么‘不’都想不起来！”真是说到点儿上了，这种集体的潜意识行为恐怕也就会发生在我们这代灵魂深处闹过革命的人身上，铁生这么多年来对插队生活早已不仅仅停留在回忆里，而是在回味当中对人性做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从喝说到吃，那时候饿得前心贴后心，真举不起镢头，张铁良说：“我现在知道了，其实那就是低血糖，直哆嗦。”

　　铁生开侃：“我有一个最精彩的（事），有一次在村里喂牛正饿的时候，孙子（赤脚医生孙立哲的外号）在给人看病，人家送来一小筐馍，特香！人送给他，他不要。嘿，给我急的！我直捅他，说‘别不要，别不要呀！’他就装孙子，跟人家说病的事，我赶紧接过来跑到后面没多远，见没人，‘哐’‘哐’地就都吃了，差点没噎着！”铁生边说边做出连塞带啃的样子，给我们几个笑喷了。

　　越饿越能吃，我原以为在村里比赛吃鸡蛋一连吃了12 个就够邪乎了，聊起来才知道铁生曾吃过15 个，马迅说自己竟吃了20 个，他们村的陈小悦还曾经一顿饭吃了 120 多个饺子！

　　我说：“说了半天才发现，在农村时你们就都比我能吃。”

　　这时铁生突然不搭前言地对我说到：“我发现从头到尾你都是一个和谐的人，特别平和。我就是没能相信你会跳舞，跳得太棒了！”原来是铁生在电视里看过我充当伞头子跳秧歌。

　　我们村和铁生插队的关家庄前村连着后村，我常带老乡去他们村找立哲看病，为了赶回去上工从不多呆，要说和铁生还真没深聊过，在以后的交往中铁生也从来也没说过类似的话，不知铁生此时为何突然对我说这样的话，甚至希米大声叫他几声，他都旁若无人，到现在我还觉得这事有些怪异。

　　马迅他们村离关家庄有30 多里路，他也偶尔去串门。他说最痛苦的是一次穿了双新皮鞋去铁生那儿，去时还挺得意，走完就不得意了。

　　铁生乐着说：“第一次赶集，李子壮把他那大皮靴穿上了，走到最后就扛着那皮靴了！” 铁生还提到最后一次回京时曾和马迅一起到西安，那时他的腿已不跟劲了。

　　铁良也有邪的，因为隔着一道川，25里路，带老乡去立哲那看病居然还挣工分！原来他跟老乡变工（看病的老乡给他出工分），乐得在铁生那住几天。

　　陈冲是老高一的，比我们大两三岁，远在宜川县插队。由于“不放心”我们，插队没两个月就窜到我们延川县来了（中间还隔着延长县），说是为了给我们小哥儿几个“拔份儿”！铁生在《黄土地情歌》里曾写到：“不知是谁弄来一本《外国名歌200 首》，大家先被歌词吸引……多美的歌词，大家都说好，说一点都不黄，说不仅不黄，而且很革命。”应该说的就是陈冲，他“视察”我们每个村都大唱200 首，用立哲的话说，陈冲是 200 首的传播者，也是我们包括铁生的爱情启蒙教师！

　　铁生天资聪慧，“从小喜欢诗、文”（《悼路遥》），中学时作文和大字就写得很好，赴延安插队时，火车上的一首小诗竟让立哲目瞪口呆，从此不言格律。

　　铁生不仅有极好的记忆力和极细致、敏锐的观察力，而且表达能力极强，话虽不多，却总是一语中的，属于“蔫坏”那种，用现在的话说，叫冷幽默。应该说铁生天生具有一个文学家的潜质，之所以成为一个哲人，虽“被”归于后来的不幸，却也得益于他与生俱有的思辨能力，所以和铁生聊天是极其愉快的事。

　　聊到陈冲、立哲、铁生等人回陕北时一路蹭吃蹭喝蹭车更是趣闻不断，铁生不仅纠正了陈冲记忆上的错误，更是惟妙惟肖地把一个顽童陈冲活活再现了出来，最令人感到荒诞可笑的是，他学着陈冲当时的样子，一手捧着个烧鸡，一手攥着根黄瓜，居然还用一种“无赖”的腔调和 “知青办”的工作人员哭穷道：“我们回去可没钱了啊！”

　　说得铁良指着陈冲：“这就是你，这就是你！”

　　陈冲则脸红地笑着，我们其他人只有抹眼泪的份了。说到蹭车，陈冲描述了自己在火车上大侃“扎根农村干革命”，被请到广播车厢，结果查票被抓的尴尬及宣传有功被免票的得意，还眉飞色舞地讲到与铁良在车座下面用手套传递车票和“大块儿”（赵志平）藏在厕所门后玩了一个“小空城”的经历。

　　接着铁生弓着腰缩着脖给我们演绎了当年胡小明系着个花头巾装女子截汽车的情景：“‘咔’的一急刹车，背后‘嗖’的一下魂都没了！万一没刹住，小命就搭里了！”

　　铁生还用惯有的蔫坏神情讲述希米坐车碰到的事：“一个老知青二代说他爸他妈扒火车，他妈找一椅子一躺，一会儿人来了，你就得起来了吧？‘起来，起来！’他爸在旁边‘别理她，她是疯子’……这招太高了，没人理她，睡了一路！”绘声绘色的描述就像他亲眼看到一样，一连串的包袱令大家笑到捧腹。

　　铁良和马迅说到当年最可怕的是早上天刚蒙蒙亮，队长就呐喊：“搂灶（上工）啦！”铁生接过话茬：“那还不是最可怕的，什么可怕？下起雨来，今儿正高兴（不用上工了）呢，哥儿几个正玩牌或者赖着不起，忽然他妈晴了！队长这一叫，那叫一窝火。”一席话马上勾起我们都曾经历过却又都想不起来的美好时光，纷纷感叹那短暂时刻给我们带来极高的幸福指数。铁生意犹未尽：“尤其早上下雨，听见外面的雨声，那睡在最里头的一跟头折过来，把所有人压了一个遍！”

　　陈冲话锋一转，问铁生：“立哲在那里从来没干过活吧？”铁生说：“刚开始干呀，干了没几天。第一天掏地，扒一个光膀子，那皮肤的颜色青里带黄，一身哈喇肉，大裤裆提到肚脐眼以上，人家排着队横着掏，他一人‘咣’‘咣’‘咣’往上掏，掏到山尖上看不到人了，半天没下来。上去一看，喘不上气来，给架下来了！”逗得我们前仰后合。

　　我不由得说起籍传恕去关家庄时和立哲到地里担麦子，一般一担麦子六掐，立哲就担了三掐还烂包（散）了，撂到半路上。立哲是铁生的终生挚友，又是我们清华园的“发小”，每每和铁生聊天总少不了立哲的话题，而且都是拿立哲调侃，不亦乐乎。

　　铁生特别愿意和我们聊插队的事，聊得放松，不用推敲语言，更不用去思辨，他对黄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插队生活的甜酸苦辣信手拈来，甚至“老乡脸上的皱纹不笑时是白的”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记忆里，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走进了人生的”（《相逢何必曾相识》）。

　　他说过，我们这批插队是不同于后来的插队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我们才真正融入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在这种交融之中，他看到了古朴民风中的大善，听见了遥远古代（陕北文化保留了很多古代元素）的韵律，所以，虽然他成名之时正是以伤痕文学为潮流的时代，可他笔下《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却像一缕清风拂开了压抑在一代人心头的哀怨。

　　我们从“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聊到典型的陕北人种和相当开放的民风具有游牧民族的基因元素，铁生不仅记得那高鼻梁和浅而发灰的眼珠，还又幽默了一把：“可能红军到那时也比较开放”。陕北道情、陕北“酸曲”的直接和火辣让我们记忆犹新，铁生对此更是情有独钟，在《黄土地情歌》里多有描述，他还讲到老黑（黒荫贵）带县宣传队演古戏，有点像蒲剧或扯着嗓子吼的秦腔老调，王克明的说书也让铁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克明、老黑唱得好归于语言能力强，类似的还有我们川的江远，穿一身老乡的破皮袄，老乡和他拉了半天话都没发现是知青。

　　陈冲说立哲也还行，铁生接过来挤兑：“立哲是婆姨腔，你要是不知道婆姨什么腔，你就让孙立哲说，他不下地（给老乡看病），学得一口婆姨腔。”说得我们大笑，一想还蛮有道理。提起说书，我们都记得说书一般以革命的内容开头，古书的内容为主，最后不来点酸的、黄的不让收场。铁生说：“我在《命若琴弦》里写到说书，其实我这辈子对说书就那么点印象，拿一小夹子（快板），还拿一收音机（文章里的“匣子”），偶尔跟那收音机学点新的。”
bGkK1TRk2zZccnkHhW7hIkzJBnQ9vwUqLVxONmbCHMQtZmNiiR本文转自财新网(http://www.caixin.com) pTRtmGtxdBAri0ZNMWH2jjmWQ9l6JXc5hyxg6D66Wb5ZKPrSIS详文：http://culture.caixin.com/2012-01-04/1003454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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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最后一天。从突发脑溢血到完成遗体捐献，短短十几个小时的应对，从容坚定，表明史铁生对自己的死准备得有多么充分。一切都按照他的预嘱和他们夫妇的约定在进行，而那些预嘱与约定显示出一种透彻：想透了，谈透了，洞透了。

　　史铁生，1951年1月4日生于北京。初中二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对于在革命神话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半大孩子，赶上一场“革命”也许真的就像赶上一个“盛大的节日”。兴奋和狂热在所难免，亲手“砸烂旧世界”的诱惑毕竟是巨大的。史铁生也曾兴冲冲跟着同学们一起到清华园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家里“破四旧”，忽然却听到了“更为革命的呐喊”：“非红五类不许参加我们的行动！”不能说这一声喊就把他喊醒了，但他确实因此坠入“恐惧、迷茫、沮丧”。而就在其间，有一种东西开始悄然滋生，它的名字叫思想。

　　1969年他18岁时，上山下乡运动展开，他与许多同学一样，自愿到陕北延安农村插队落户，从中学生变成了“知识青年”。所谓“自愿”，用他的话说，“绝非‘满怀豪情’可以概括”，难免夹杂某种焦虑。下乡前他的脊椎已然有病，其实不适合去务农，但他毅然前往，还把母亲为他开来的医生证明撕碎，以示拒绝回城的决心。他的同学追述他私下里说到的理由是：想要有所作为，不想在城里做待业青年。

　　“知识青年”后来被用来标识一代人共有的命运。但史铁生很快从这种共有的命运中被抛出，形成一个特殊的个案。1971年他开始发病，1972年回京住院治疗。一年半之后，坐进了终生不离不弃的轮椅，也许，就是这轮椅把他推上或逼上了写作之路。他后来曾谈到残疾人写作的优势与动力：“残疾与写作天生有缘，写作，多是因为看见了人间的残缺，残疾人可谓是‘近水楼台’”；另一方面，残疾人比别人更渴望得到社会的承认，但可选择的途径更为有限。事后的论道自然会明晰而清淡，实际上在重创之余要做出这种选择和维护持久的工作热情，须得凝聚起一种力量，那却远不是一个简洁明快的故事。

　　史铁生在知道自己患高位截瘫后，曾有三次未遂的自杀行为。如他所言，他的残疾“并不是一次光荣行为的后果，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件”。21岁的他无法接受这种看不出任何意义的命运安排。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并开始寻求“活出意义来”的突围。他说当初是像一个赌徒一样选择写作，但从其不朽名篇《我与地坛》中却可以体会到，他是在一种沉思（而非冒险一搏的冲动）中才凝聚起一种力量来的。这种沉思始终观照着死亡。坊间因此有评论说，死亡是他写作的“母题”。另一个涉及写作理论的难题是：“像他这样寸步难行的人怎么可能深入生活？”史铁生终于想通的解决办法是“掉头向里”，“里面比较清静（没有什么理论来干扰）”。

　　最早的短篇小说《兄弟》《没有太阳的角落》发表在《今天》杂志，1983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发表并获奖。这以后他的作品源源不断地问世，其中短篇小说《命若琴弦》由陈凯歌导演拍成电影《边走边唱》；中篇小说《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插队的故事》等获得极大反响；《秋天的怀念》《我与地坛》作为散文精品被选入教材，《病隙碎笔》更是在哲理与思辩上达到了新的高度；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是他的泣血之作，不仅挑战他的文才，更挑战他的体力……那是一个长长的单子，总字数达到300万之多。然而，他的作品明显越来越“清静”，说明他的沉思没有受到成名或其他因素干扰，凝聚起来的力量因而也没有散掉。

　　1998年，史铁生因患尿毒症又开始了透析生涯，他因此说：“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时间写作。”这是一种幽默的表达，但也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他的写作却是离玩票最远的一种。在他，写作就是追问；西方的说法是“追问存在的意义”，中国的说法是“究天人之际”。不敢说这才是写作的本义，但可以肯定地说，他因此进入了人类写作活动的一种伟大传统之中。他用自己的一生来“学习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位哲人。

　　作者为学者、书评人
l2ahPCCD1o5CRPBFwtK2ayjAXNdWtfSbVep1hMVXP500HRnPk7本文转自财新网(http://www.caixin.com) mMgu17q8iWefaS0zJiIsn1ikgCxTyJR7z1yqx9Me7ESRScKgDB详文：http://magazine.caixin.com/2011-01-08/100215075.html

诗韵新编

感谢楼主。又让我们多看到了一点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