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冀朝鼎：作为中国国家经济职能的治水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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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conomy.guoxue.com/?p=4099作为中国国家经济职能的治水的起源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第四章冀朝鼎
　　中国水利工程的起源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同大禹的历史虚构故事以及同古代中国井田制的非完全虚构故事联系在一起的。当笼罩这两件事的阴云可能从传奇与神秘主义的二十世纪的晦涩状态中出现之前，就必须把它扫除，以便得到一个对问题的细节多少清楚一点的看法，这样，在核对了少数现存的确凿证据之后，就会给我们建立起一个关于中国公共水利工程起源的一般观念。

一、禹和洪水的传说

　　最近，由于中国学者在考证儒经方面的努力，已经获得了一些很有兴味并带有启发性的成果，然而，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又未免太多了，以致有可能陷入到毫无意义地去进行研究的危险。除非对历史情况中的一些控制因素有新的理解，或通过考古研究有一些新的确凿发现，否则，如果还朝着原来的方向去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那将不会获得很有价值的成果。

　　最近，在考证儒经中所获得的那些最佳结论，最多也只能把它们看成是一种有价值的假说而已，因为它们还未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同时，在没有新的证据情况下，一些新的创见，还有可能推翻这些结论。如果对这些结论姑且不作这般评价，那么，在禹的考证方面杰出的青年代表人物顾颉刚的结论，倒是值得最认真地加以考虑的。

　　顾颉刚对古代中国历史文献的各种资料，作了大胆地分析与比较之后，便否认了关于禹与洪水问题的传统观点。这种传统观点把禹说成是在工程技术方面一个伟大的统治人物，说他驯服了在中国引起洪水泛滥的河流，把中国(北部)从一次特大洪水之中挽救出来，并建立了夏朝。【1】
　　顾颉刚所提倡的理论认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关于这一问题的传统说法，是由不同时代的著作家不断累积的结果。他还认为，那些想象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在被人们公认时的先后顺序，恰好与他们的实际历史顺序相反。
　　顾颉刚认为：“禹……于西周(公元前1122—770年)时就(在记载中)出现了，而尧和舜第一次出现却在较后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22—481年)。这就是说，那些在公认的历史年表中较早出现的人物，在历史上实际出现的时间却较晚。事实上，禹之为人们所知，是在尧与舜之前；而尧与舜为人们所知又远远在伏牺与神农之前，可是在传统的历史年表中，这个顺序却完全颠倒了过来。”【2】
　　对于禹的问题，顾颉刚的见解是，禹是在大约公元前十一世纪的殷、周期间，流传于长江流域民间神话中的一个神。而这个传说，看来先是集中在现在的浙江省被称为绍兴的会稽一带发生的。越人崇拜禹，把禹作为他们的祖先，并认为他的墓地就在会稽。这个传说由会稽传到安徽省的涂山，并认为禹曾在涂山召集过诸部落的首领开过会。后来，又由涂山传到楚(今湖北省)，由楚传到中国的北部。这个传说之所以会传到中国的北方，主要是因为自周昭王(相传为公元前1026—1002年)以后，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北方的势力与楚接触频繁了。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只是到了周穆王(相传为公元前1001—947年)以后，禹的名字才在有确凿依据的中国北部历史的记载中提到的原因，这些记载就是《诗经》，以及可信的那部分《史记》。因而，禹的活动和影响范围，似乎是随着传说的被传开而扩大，尤其是在周朝后期，当它被传播到黄河流域中的中国文化发祥地的中心时，就为大家所公认了。
　　顾颉刚认为，由于长江流域特殊的地理条件，即森林、野兽与沼泽的威胁，洪水灾害，特别是钱塘江(当时长江的一条支流)的洪水灾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治水的急迫要求，就产生了关于禹和洪水的传说。
　　孟子对这个传说的解释是：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3】。在另一地方，孟子又曾这样描述古代中国的情况：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4】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5】
　　顾颉刚怀疑孟子关于古代中国地理条件的解释，就是讲的当时楚(湖北)和越(浙江)的情况。孟子以为楚越之地与古代中国北部的条件是相似的，而上面描述的孟子时期的楚越情况是否确实，也还有值得怀疑的地方，特别是楚国的南部当时还未开发。另一方面，现代的地理知识告诉我们，位于黄土草原之内的那一部分古代中国的地域，既不会有茂密的森林和苍郁的植物，也不会有危险的沼泽之地；就是在中国北部的冲积平原上，也不会有象孟子大肆加以渲染的繁茂森林与植物。因而，根据顾颉刚的看法，禹与洪水的传说，很象是由长江流域传到中国北部去的。然而，这个关于禹传说起源的结论，并不意味着长江流域的开发比黄河流域还早，同时，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一事实也不能因此而改变。
　　将来新发现的证据，可能证实也可能推翻顾颉刚所作结论的积极贡献，但不管怎样，他对这个传说的传统说法所给予的有力的批判，似乎已经成功地打破了这样一种神秘的理论：即认为中国水利事业的开端，要归功于一个英雄神灵的仁慈和他的自我牺牲的活动。通过宗教正统学者反复断言了若干世纪之后，这个神秘的理论已经获得了宗教教义上的权威，从而成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科学研究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只有彻底打破这个传统理论，才有可能对治水活动起源方面的有用资料，进行客观的研究。

二、灌溉实践的最早记载与井田制

　　中国灌溉实践的第一次确凿记载，出现在《诗经》中，其诗句为：“滮池北流，浸彼稻田。”【6】【7】这首诗据推测为周幽王(公元前781—771年)的皇后所作。有意义的是，在记载中所描述的第一项灌溉工程，是位于陕西省中部的黄土地区的中心。《战国策》(这是一部由大约生于基督诞生之前的头一个一千年之中的一些作者所写的著作)也提到过灌溉，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东周想种水稻，可是位于黄河与洛河上游的敌国西周，控制了与这两条河流相连的灌溉渠道，拒绝放水，于是东周只得被迫改种麦子。【8】这些记载虽简略，但可信，而且清楚地说明了，在公元前八世纪和五世纪，在中国就有了灌溉的实践。比这更早，就没有可用的记载了。
　　在一开始，灌溉必定是在很小的局部范围之内的一种实践活动，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诗经》记载的只是一个池，而《战国策》中的灌溉渠道的规模也不可能是很大的。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孔子，只提到过沟洫，但没有说在当时有大型的灌溉渠道。中国的学者，按照孔子的说法，通常是把古代中国的灌溉系统，说成是古代中国，特别是周朝时作为“井田系统”中主要组成部分的“沟洫系统”。如果对“井田系统”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就不可能把握住传统的灌溉系统的真实性质。
　　自从孟子第一次描述“井田制”以来，“井田制”就成了一个激烈论战的课题。为了得到关于这一制度本来面目的明确概念，有必要详细引录孟子的叙述。孟子在回答毕战所提的问题时，介绍了关于这一制度的大要。毕战是由滕公派出向孟子询问“井田制”问题的。孟子说：
　　“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
　　余夫二十五亩。
　　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9】
　　孟子(公元前372—289年)的上述大要，是在预示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崩溃的第一个重要法令被记录于历史之后两个多世纪。才提出来的【10】。不过他在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时，只是指出了与上下文有关的一些问题，而没有交待他的用意。这诗句是。“雨我公田，遂及我私。”【11】

三、对《孟子》的新解释

　　那些传统的中国学者们，认为孟子在每一个细节问题上都是正确的，并明显地把他们对君主的忠诚表现在对上述传统学识的信奉上。当然，谨慎的学术研究，也不排斥将孟子的著作作为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鉴于中国北部特殊的地理条件，水井就自然地成了一个地区土地制度的主要特征；水井可以提供充分的地下水，这对某一地区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而井田可以看作是一种以井为核心的庄园式的经营单位。郭沫若告诉我们，根据西周时期(公元前l050一781年)青铜器上的铭文，在大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县)附近有一个名叫“井”的封建国．【12】郭沫若并没有留意这里面的联系；但是这一井国非常可能就是因为实行了井田制而得名，而井田制的名称可能在后来就逐渐扩展成了对这一整个时期土地制度的通称。

　　由井字的字形，可能使孟子连想到这样一种观念：古代庄园的单位实际上分成了9个方块。后来一些追随孟子的著作家，为了精心论证他的论点，加上了愈来愈多的细节，直至在《周礼》中编造了一个虚构的理想土地制度为止。经近代权威学者认定，《周礼》成书于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末年。同时，后来的作者们对这一制度的封建领主面貌，也越来越不注意，直到最后就把它全忘了【13】。由于9个方块的虚构形式显然是荒诞无稽的，同时，由于封建社会与这种具有田园诗式的共产主义土地所有制之间的明显矛盾，就引起了许多疑古论者全盘否认井田制的存在，并且公然斥责整个事情纯属捏造。【14】
　　然而，如果把这些人为的规定看成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而按照孟子所建议的复井田意图，并根据现代关于一般社会经济条件所提出的确证，去解释他的关于井田制的大要，就会发现，娃种井田制是有可能存在的，不仅在表面上讲得通，而且还清楚地概括和揭示了古代中国在生产上的基本社会经济单位，即最古老的村落公社所具有的本质特征，而这种村落公社，到了孟子的时代，已经明显地经历了一个分解与分化的过程。
　　孟子建议复井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正经界”，以便“井地钧”，这样就保证了“谷禄平”。“禄”(或薪俸)指的是封建主的定期收入，即“公田”或井田中领主所占的那部分土地的全部产品。“公田”是由各家农奴共同耕种的，这些农叹也耕种他们自己酌那份“私田”作为维持生存的基础。如果劳动生产力仍然停滞不前，那么，井田单位的大小一般都是按农奴的生产能力确定的；而分给每户农奴的“私田”的大小，则大抵限于惯常的生活费用之所需。这样，被封建主所掌握的土地数量，就由他所控制的农奴户数来决定。当时的封建战争，也就是为了争夺农奴与土地；只要劳动生产力不发生任何重大的改变，社会制度也就大致维持着稳定状态。
　　但是，在公元前的第一个一千年中间，中国北部开始使用了铁器，【15】约在同时，又开始使用牛耕，【16】以及日益增多地使用兽肥，【17】因而中国农奴的生产能力就必定会有显著的增长。在这一变化中，领主自然地会看到这是他们削减“私田”面积的极好机会，因而就可以更多地掠夺农奴的劳动以谋取私利。
　　“暴君”及其“污吏”，企图获取由于改变公私田界而产生的这场巨大的农业生产革命所带来的果实，这就很难避免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不幸的农奴将会在土地分配问题上比其他方面蒙受更大的侵害，事态也会因此而恶化。孟子看到了这种极端的与不公平的剥削是使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这时，在农奴方面也必将产生一种趋势，即企图离开土地去从事由于当时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其他职业，以摆脱其增重了的负担。因此孟子建议恢复井田制，通过他设想的“正经界”来均分土地，减轻和均平农奴的负担，以此作为解决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一种办法。
　　分配给农奴的所谓“私田”，决不是现代字义上所认为的私人财产。正象欧洲中古时期的奴隶一样，古代中国的农奴也仅仅是得到了那份土地的使用权，作为替领主服一定的劳役，亦即由在公田上的劳动代替了服兵役。而“公田”则很象英国中古史上的领地。无论是“私田”还是公田，实际上都是领主或者说“上等人”的财产，正如孟子所指出的，他们不仅从上级领主那里领有或占有作为封赠的土地，并享有世袭权，而且支配着被孟子称之为“野人”的农奴，而这些农奴的义务就是“养君子”。
　　井田，象欧洲历史上的采邑一样，显然是封建特权阶级的一种最基层的管理单位，也是最基层的经济单位。农奴被束缚于土地之上，“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样组成的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农业组织单位一一井田，就是一种村落公社，也就是构成封建社会基本结构的一些细胞。
　　被封建领主直接或间接管辖的井田数，取决于领主在封建特权阶级中所处的地位。孟子在回答北宫錡所提出的关于周朝的封建爵禄等级制度的问题时，曾经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单目，这个单目写明了这种等级及其相应的土地数量。不过他又指出，由于当时处于封建制度衰落时期的封建领主，认为这种记载有害于他们的利益因而要加以破坏，所以有关这种等级分封安排的细节就无从得知。【18】
　　根据这个单目，“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19】象在前文所引用的那样，如果“方里而井，井九百亩”，那么，根据上面的单目，天子则分得有一千块井田，大约八千家农奴在他管辖之下。当然，他还要通过他的大臣们来管理领土，并按照他们的等级，分封一定数目的井田单位给他们。此外，在天子直接管辖的、被称为“王畿”的领土上，还有各种大小不等与重要性不同的封国，这些封国名义上全都从属于天子的宗主权之下，但实际上则由它们自己的统治者，及其一系列等级不同的封建下属自行治理，这些下屆的领主同样是按其在封建等级中所处的地位来分得一定数量的井田单位。在这种精心建立起来的封建上层建筑的底层，就是它的经济基础一一井田单位。其中每一单位都是自给自足的，并蒙受着不断增长的封建剥削负担的农村公社。
　　如果承认孟子的解释，确实说明了古代中国封建制度的概略情况，也就无需再相信周天于是一个占有整个中国领土的、单一国家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这样一个传统的概念了。周王对分布在整个黄河流域的许多封国，曾经实行过一种松驰的宗主权，就最清楚地说明了孟子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对的。
　　在未能通过考古或其他途径得到新资料之前，最能说明古代中国土地制度问题的，看来是上面所引用孟子的那部分内容了；而我们在这里的阐述，似乎又是按照这一时期经济史的近代知识，对原文所作的最确切的解释。

四“沟洫”

　　井田成了一种农村经济与行政的单位，并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而根据大多数中国学者的传统观点，“洫”则是各井田单位之间，以及每个单位内再次分成的9个方块土地之间的边界。关于这一系统的最详细的解释，是在公历纪元开始时的《用礼》一书中的叙述，不过这种叙述，明显地是过于理想化了，而且在形式上也太逼真和规格化，以致反而成为不真实的了。即使有类似于《周礼》中所讲的那种“沟洫”系统，那也只能在中国的南部存在。在黄河流域中的古代中国领土上的井田单位的边界，与“沟洫”是不相同的。《周礼》中关于这一系统的说法，大都是由后来的学者基于片断的历史知识和在长江流域所观察到的情况想象而成的。然而，又用不着怀疑，在古代中国的孔子时期或更早一些的历史上，确实存在有井田与“沟洫”；否则，就不会有井田制的称呼，孔子在描写“沟洫”时也无任何根据了。但是，这些“沟洫”的规模必定是局限在某一地区范围之内，而要完成和维护这一事业，没有井田单位的农奴的共同努力，也是不可能的。

五、发展大型水利工程的社会前提条件

　　在本章前部分【20】所引用的关于灌溉方面的古典文献中，还没有提到过大型的渠道和灌溉工程。这类工程显然地不会出现在古代封建时期，对于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正如在上面对古代土地制度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古代社会的社会一经济组织的状况是：所有的农奴家庭都被束缚在井田单位上，除非废除这种制度，不然就谈不上有任何多余和自由的劳动力。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要动员大量的劳动力，势必就要扰乱农村的正常秩序，而领主立即就会感触到这一后果。
　　到以后，特别是到汉朝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那时简直有成千上万的流民流散于乡间，同时对私人所占有的土地，也只是程度不同地规定了最低数额的赋税负担，于是，就不担心因从事公共工程的动员不到农民的危险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即把动员大量劳动力看成是一件比较容易的和不十分令人反感的事一一出现之前，集体性的劳动多半是一种局限于井田单位的地方性的事。在中国古典封建时期，较大的工程即使不能说绝对没有，然而又确实是难于出现的。此外，在这一时期还未采用铁器，效力很差的生产工具和低劣的工程技能，也会妨碍兴建任何大规模的渠道和陂塘工程。
　　到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81—255年)，出现了重大的技术車命和社会革命，终于使中国进入了其历史中的半封建或帝国时期。正如本章的前部分所讲的，【21】由于铁器时代的开始，牛耕的出现和在农耕中日益增多地使用兽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农业劳动生产力的革命性的增长，就大大地破坏了古代土地制度，并逐渐产生了私人土地所有制。
　　这一时期可以从公元前594年在鲁国【22】实行按亩【23】征收土地税的制度开始算起，当时，不管土地是属于公田还是“私田”，也不管在土地上实际从事劳动的人是谁，同样都要按这一制度行事。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井田制度的瓦解，使得大量的农奴离开了土地。同时，由于公，“私”田之间差异的废除，以及因为中小地主(或者是中小贵族或者是豪商)不象以往直接由公田取得劳役地租，改而实行了按亩收税的办法，这样，就切断了封建贵族与生产上例行事务之间的联系，消除了他们在农业生产上，因为长规而大规模地实行强制劳动所造成的有害影响。因而，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为大规模地动员强制劳动力创造了条件，也有可能从事大型水利工程的建造了。

六、作为封建斗争武器的水利工程

　　社会经济危机的暴风骤雨，加剧了封建国家之间的倾轧。有意思的是，各国的封建统治者，在与邻国的斗争中，为了扩大本身的势力，都很敏锐地利用水工设施作为一种重要的新式武器。
　　汉朝著名的治水权威贾让曾说。“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园。壅紡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24】
　　明朝学者郑晓(公元1499年—1566年)，在其著作《古言》中，曾经这样叙述过这一时期的治水活动的情况：
　　“至周之衰，井田渐废。侯国争水利者筑堤，以包沃饶之利。避水患者亦筑堤，以邻圍为壑。堤日多，水日束，日失其性而致怒，决溢之害不小。”【25】
　　贾让与郑晓两人在这里所谈到的，就是关于在封建战争中，如何利用黄河上的水工设施作为战争武器的问题，关于在因侵占肥沃的河床土地作为耕地而发生斗争的问题，以及以邻为壑的问题。【26】

七、封建中国的人工水道

　　然而，利用水利工程作为封建战争的武器、最具有意义的是人工水道的建设。当后期封建战争变得愈来愈频繁的时候，为了运送军队，特别是运送粮食，就需要疏浚河道与开挖运河。由于土地制度的革命，各封建诸侯对赋税的征集，以及商业的发展，就打破了地方封建社区的孤立状态，又由于更多的权力集中到了各封建国首领的手中，税谷或进贡谷物也需要运送到权力者所在之地。因为这些缘由，加上商业的需要，就促进了人工水道的建设。
　　在公元前468年，吴王夫差为了有助于实现其北伐的大计，便开挖了邗沟，这条运河是连接淮河与长江的最早的一条运河。【27】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28】所说的鸿沟(后来称为汴渠)的开凿，就是使黄河的水沿着东南方向引出，与宋、郑、陈、蔡等诸侯国连接起来，并沟通了流往楚国的【29】济，汝，淮、泗四水。在西边所开挖的运河，已经扩展到了汉江与云梦之野；在长江下游的吴，已经扩展到了三江【30】、五湖(即现太湖)，在齐国，则沟通了山东省的淄水和济水。在蜀(四川省)，太守李冰，则开凿了一条流经成都的运河，把这一地区的航运河道联成了一个整体。
　　在列举了早期运河建设上所作的这些努力之后，司马迁又特别地加以说明：“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31】

八、最早的大型灌溉工程

　　安徽省寿县附近的芍陂，是一座以灌溉为目的的最早而又著称于世的大型土木工程。据推测，它是在周定王(公元前606-—586年)时，由楚国令尹孙叔敖兴建的。它灌溉着40，000顷土地，在若干世纪中，一直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灌溉工程，在汉唐以后，还经过多次的修理。【32】

　　兴修第二个重要大型灌溉工程的荣誉要归于西门豹。西门豹是魏文侯(公元前d03—,-387年)时魏国的官吏。司马迁讲述过这样的故事：西门豹任魏国白省【33】【34】的长官之后，就破除了存在于民间的为河神娶妇的迷信，并惩罚了地方绅士与官僚，因为他们利用这一迷信，与老巫婆一起勒索老百姓的钱财，并借口为河神办理婚事，将特别选定的农民少女淹死于河中。在那时，似乎还普遍存在着这类关于河神婚事及在婚事中以人作祭祀牺牲品的迷信。一本叫《风俗通》的古书，就讲过在四川省的一件类似的事情，说太守李冰为了使农民获得灌溉之利，曾开凿过灌溉渠道，在渠道开挖过程中，李冰曾向这类坏事作过英勇的斗争。【35】他【36】在用智谋成功地破除了这种风俗之后，就动员农民开挖了12条渠道，从漳【37】引水入渠来灌溉农田。

　　记载这一故事的司马迁，说到了农民对这个工程的反映：“田皆溉。当其时，民治渠少烦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38】
　　对强制劳动(即强制的劳役)的不满情绪，应该说是人民控告西门豹的主要原因。看来，在当时，大型水利事业的建设还是一种新的创举，人民对于它到底能带来多大的利益，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因而，就更加难以忍受这种强制劳动给他们带来的苦难。
　　再一个关于大型灌溉工程的可靠记载就是有关史起的工作的记叙。史起任职于魏襄王(公元前318—296年)时期，襄王是西门豹时期魏国统治者的曾孙。史起在魏王面前批评西门豹未利用河南省的漳河进行灌溉。他说，魏国的其他地方，每个农民都是受田100亩进行耕种，而在邺地却是受田200亩。他认为这是由于邺地土质不好引起的，因此，必须利用漳河水灌溉，借以增产致富。他被魏王任命为邺令后，就开挖了渠道，并治理了漳河，使河内(在河南省，黄河以北)收到了灌溉的效益并且富裕起来了。于是人民称赞他说：“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39】
　　在早期水利事业发展的整个时期中，到郑国渠竣工时便进入了高潮。这一工程始建于公元前246年，就是这一年，确立了后来称为秦始皇的王位。这个时期正处在由封建的战争时期向统一的半封建帝国过渡的阶段。关于这一工程的细节，将在下一章说明，这里只是先提一下。
　　随着泾水流域变成肥美与富饶的农田，郑国渠也就为秦国的强盛和使陕西中部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基本经济区奠定了物质基础。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就为秦国征服其他的封建国家提供了有力的武器。【40】
　　秦统一中国，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以后，在二十个世纪中，公共治水工程的发展，在中国政治上统一与分裂的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且大大地促进了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

九、治水的公共职能

　　前面所叙述的古代中国治水情况，揭示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象这类火规模的事业，一开始就起到了国家的公共职能的作用。而大型的治水事业，几乎无例外地都属于公共工程。这一事实就使得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工程是中国治水系统的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除非清楚地讲明了这些工程对国家的利害关系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不然，就永远不能充分领悟到治水发展在历史上的与社会一经济上的重要意义。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回答关于东方的问题时曾说：
　　“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41】
　　马克思所说的意思是，当弗兰德和意大利在商业资本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水准的基础上，为发展灌溉而产生自愿联合的时候，在东方，要取得同样的发展，就显得文化“太低”了。在中国，由于居统治地位的地主官僚的阻绕，商业资本的发展，多次被扼杀。于摇篮之中。这些地主官僚总是把每一项重要的有利可图的企业，及时地宣布为国家所有，同时，当感到处于萌芽状态的商业阶层有危及其利益的时候，就要把这些阶层纳入到他们的集团之中去。
　　于是，在民间或者说在社会中的非官僚部分，就没有充分的资本了，同时，也就失去了进行任何大规模的自愿联合，包括大量资本支付的基础。所以，最大的能共同合作的单位就是村落，而且几乎任何一项为单独村落的能力所及的企业，也还需要有地方官吏的干预，还要由他给这种强制的劳动规定任务，由他管理这些地方工程，以及同在用水方面相对抗的村落制定用水的协议。【42】

十、官吏的治水任务

　　清朝著名的治水权威之一康基田在他的记事中，曾经谈到地方官吏在治水任务方面的重要性。他说：“至疏内地之渠，使同沾溉，费重而难善其后，官既不能无累于民，使民自为之，非一人一家之事，易起争端，力常苦于不继。”【43】
　　生于清朝初期的学者与官吏顾士琏的一篇文章，也涉及到地方官吏在灌溉与排水方面的任务。这篇文章谈到了作为一个好的宕吏，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治水任务。文章指出了一定地区的生产能力同地方官吏的努力有密切关系。其中说道：
　　“守今为亲民之官，水旱皆切身疴痛。百里内外，河而地方官吏却存在有回避这种重大职责的倾向；宋代有名的官吏兼学者范仲淹(公元989一l052年)在同宰相论及“水利”的信简中谈到了这一问题。他指责地方官吏推卸其职责而更多地依赖了朝廷，他还特地讲到，“畎浍之事，职在郡县；不时开导，刺使县令之职也。”【44】然而，当工程的范围包括数县时，或者当费用人到使上级官吏有了参与其事的热情时，这些工程就得由地方高级长官乃至由专门设立的国家机构来监督。
　　国家发布诏令，不是鼓动治水工程的加速进行，就是命令兴建特定的工程。例如，在封建徭役制度下，要开凿一条需要上万人劳动的运渠，通常都发布皇帝的诏令，并由皇帝任命的专职大员监督执行。特别是在明、清两代的治理黄河大堤的工程，都是由官僚阶层中特别指定的高级官吏主持的。
　　在明朝，一个高级官吏在他的一份评论中，曾经反映出官吏们认为他们这个既繁重而又困难的任务之严重性。其中讲到：“筑堤如筑边，守堤如守边。”【45】马克思所讲的幅员广阔，自然也就是指这会加重任务的困难。原因应该是很明显的，因为这样重大而又艰巨的工程，远远超出了农民或个体商人的能力。除非利用集中的资源和国家的权威，不然是不能完成的。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经对人民大众之依赖于官僚的制度，作过如下的说明：“……在埃及、西亚、印度与中国的文化发展中，灌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水的问题，又决定着官僚制度的存在，和依附阶级的强制服役。以及被统治阶级对君主的官僚制职能的依赖。【46】而韦伯未能说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即官僚制度的职能取决于统治集团的政治目的，远过于一般所认为的对人民大众的义务感。
注释：
【1】顾与其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全部讨论情况，可以参看顾颉刚的《古史辨》，北平，1930年(应为1926年——译者)，第l卷，特别是第59—142页，与第206—210页。
【2】A·w·赫梅尔(HummeI)：《中国历史家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莱顿(Leyden)，1931年，第97—98页。
【3】J·莱格(Legg—)：《孟子的著作》(The　Work　of　Mencius)，1895年，第2卷，第250—251页。或见《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载《诸子集成》，中华书局版，1954年，第1集，第219—221页。——译者
【4】“书”指《尚书》。——译者
【5】J·莱格，前引书，第279—280页。或见《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载《诸子集成》，中华书局版，1954年，第1集，第263—264页。——译者
【6】J·莱格(Legge)：《中国的古典名著》(The Chinese Classics)，第4卷，第2部分，第416页。这里的译文除了第一行的第6个字和第7个字以外②，都是用的莱格的原文。莱格博士在这里只用了一个“池”字，而将“滮”字看成了一个描述水流的形容词。现代中国的学者都认为“滮池”是位于陕西省翔县西部的一个小湖的名称，参看闵天寿《古代中国文选》(诗经)的序言及脚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26页。
【7】“译文”指“澽池北流，浸彼稻田”的荚译；“第6个字和第7个字”指该译文中的“Piao pool”。——译者

【8】咸励穌；《战国策注》，商务印书馆，学生版，上海，1932年，第3—4页。
【9】J·莱格(Legge)：《孟子的著作》，第2卷，第243—245页。或见《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载《诸子集成》，中华书局版，1954年，第1集，第205—214页。——译者
【10】据《春秋》记载，在公元前594年，鲁国便开始按亩征收土地税。这就意味着封建土地制度的衰落，这种封建土地制，迫使农奴在领主的一块土地上劳动，而农产品则全部交给领主。也许是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衰落与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兴起，亩税就成为必要的了。
【11】J·莱格，前引书，第2卷，第242页，或见《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载《谱子集成》，中华书局版，1954年，第1集，第201—202页。——译者
【12】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研究》，上海，1931年，笫300页。
【13】见廖仲恺对胡适的信，载《胡适文存》，上海，1921年，第l卷，第253页—263页。
【14】参看胡适对廖仲恺与胡汉民的书简关于这个问题的很有趣味的争论，载《胡适文存》，第l卷，第264—282页。书简中包括很多有趣味的带萌芽性的观念。但是他错误地认为孟子的陈述纯属他的想象和没有任何历史基础的产物。
【15】H．T．张(chang)：《中国青铜与铁器时代发展的研究》(Studies in theDevelopment of Bronze and Iron Age in China)，载《中国地理考察备忘录》。该论文由A．w．赫梅尔(Hummel)博士译成英文，其手抄稿藏于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另可参阅c.w．毕晓昔(Bishop—《中国文明发展中的地理因素》(The Geographical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载《地理评论》，第l2卷，纽约，1922年1月，第32页，及C，w。毕晓普(Bishop)；《中国文明的兴起》(Rise of Civilization inChina)，载《地理评论》，第22卷，第4期，1932年l0月，第630页-631页。
【16】徐中舒：《耒耜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及语言学研究所集刊》，北平，1930年，第2卷，第1部份，第58页。
【17】万国鼎：《中国田制史》，南京，1933年，第37页。
【18】J．莱格(Legge)，前引书，第2卷，第373—376页。
【19】见《孟子·万章章句下》，载《诸子集成》，中华书局版，1954年，第1集，第403—406页．一一译者
【20】参看本章節2节。
【21】参看本章第3节。
【22】此事载于《春秋》，参看本章第2节末脚注．
【23】是土地的丈量单位，约为l英亩的l／6。
【24】班固：《汉书》，第29卷，《沟洫志》，第13页。
【25】摘引自傅泽洪《行水金鉴》，1725年，第3卷，第5页。
【26】不管这些工程在兴建时出自何种目的，也不管由于它们带有竞争性而不是协同合力的性质，以及因这种性质所带来的危害，然而在客观效果上。由于在兴建过氍r卜取得了新．均经验，便改进了大型水利工程的建造技术、这种技术一旦与人民大众结合在一起，特別在对于清水显得如此重要的中国来说，其历史意义就是难以估量的了。
【27】参阅《左传．哀公》，第22页。
【28】原：丈为“生于公元145年”。一一译者
【29】这句巾的“流往楚国的”5个字应删去。这是由于本书作者对《史记》原文断句错误所致。一一译者
【30】据说，在江苏境内的长江下游河道曾分戍了3条岔流。
【31】司马迁：《史记》，第29卷，《河渠书》，第2—3页。据崔适说，《史记井中的全部鼍河渠书》，不是司马迁的著作，而是后来的学者从《汉书。沟洫志》中抄上去的，见崔适《史记探源》，(《史记探源》8卷，清朝崔适撰，有宣统2年(公元1910年)刻本12册。该书称：“此(河渠)书录《汉书?沟洫志》，而去其自郑囤渠以下。”一一译者)第2卷，第8章；1922年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版，第4卷，第18页。不过，对于本论文所引用的这一段史料，两种版本是极相闩灼就我们的目的来说，即使是抄的，实际上也无关紧要。

【32】康基田：《河渠纪闻》，1804午，第2卷，第8页．
【33】白省位于河北以南与河南以北的黄河北岸。
【34】此处“白省”的“白”是取用的音译，实际上应为．“邺县”，西门豹当时为该县县令。本书作者用“白省”不知根据何在。一一译者
【35】参阅《史记》，第29卷，《河渠书》第2页中所记载的关于这一事的说明。
【36】仍指西门豹。一一译者
【37】原文为黄河。一一译者
【38】司马迁：《史记》，第126卷，《滑稽列传》，第l2–—15页。
【39】班固，前引书，第29卷，《沟洫志》，第2页。
【40】参看第5章，第1节。
【41】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l版，第2卷，第64页。——译者
【42】有意义的是，在元。明，清时期，在山西省，商业资本很发达．私人建造的。．水利工程也较多。
【43】康基田，前引书，第4卷，第12页。
【44】顾士琏：《水利五论》，第5页。《娄东杂著》之一部分。
【45】《苏州府志—》(1881年版)，第9卷，第4页。
【46】《河南通志》，第14卷，第19页。
【47】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普通经济史》(General EconomicHistory)，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1927年，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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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版潜伏——他给国民党的祸国建议：与民争利（为证明消息真实性和某党无辜性，后附有百度百科-冀朝鼎，既然没有被和谐，那肯定是我党承认的了……关键文字已标红） 来源： 胡浩的日志
他给国民党的祸国建议：与民争利



照片上的人，叫冀朝鼎，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我党著名经济学家，潜伏于国民党内，给负责财政的宋子文做助手。抗战胜利后，冀朝鼎替国民党设计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的法案，政府用1元钱换取老百姓的200元伪币，于是国民党暴富，百姓暴穷，最后穷疯了的百姓发飙，经济崩溃，国民党败走台湾。


冀朝鼎
百科名片

冀朝鼎


冀朝鼎（1903-1963 ），号筱泉，笔名动平。山西汾阳人。其父冀贡泉曾任山西省司法厅和山西省教育厅厅长， 其弟冀朝铸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他少年时勤奋好学，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19年参加北京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在六三大宣传中被捕。1948年到北平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曾数次与傅作义商谈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1963年8月8日，正准备出访阿尔及利亚的冀朝鼎因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次日中午去世。

目录



生平
三通
冀朝鼎：经济学家在“潜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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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简介
冀朝鼎同志（1903—1963），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事迹
1918年组织暑假修业团，任社长。


冀朝鼎
1919年参加北京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在六三大宣传中被捕。参与组织校学生自

冀朝鼎治
会，任评议部委员，成立唯真学会，编辑出版《清华通俗周刊》，并组织工读团。
1924年秋毕业赴美国留学，考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
1926年参加留美学生和华侨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反帝爱国活动，任《芝城侨声报》编辑，并被推选为大学国际学生会委员长及会计。同年冬被选为芝加哥中国留学生会会长，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
1927年前往欧洲出席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同盟大会，经与会的中共代表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参与组织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任委员兼《先锋报》编辑。
1928年被组织派回国参加斗争，途经莫斯科见到周恩来，改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久参加中共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代表团工作，随后调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的秘书兼翻译。
1929年被派到美国，参加美共《工人日报》和美共中国局工作，创办《今日中国》和《美亚杂志》。同时继续攻读经济学，撰写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专论，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应聘在美国各大学讲学，曾在太平洋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作为留美学生代表曾回国考察。
1941年回国，被中共组织派到国民政府从事经济工作。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

冀朝鼎(左二)
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并兼任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等。抗日

冀朝鼎(左二)战争胜利后任中央银行稽核
处处长，到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他利用合法身份和经常接近国民党要人的机会，为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经济情报，为解放区购买医药器械，掩护许多地下党员工作。
1948年到北平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曾数次与傅作义商谈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创办并主持贸促会研究室工作。曾多次率外贸代表团赴西欧访问和举办展览，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
1963年8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编辑本段
三通
冀朝鼎的确是我们党难得的一个“三通”干部。因为他是：英文通、美国通、国民党通。
英文通
冀朝鼎在清华念书的时候，就打下了英文写、说的基础。在美国时，他经常在群众集会上用英语发表演说，用英语与人辩论。他在美共《工人日报》当了十年的编辑，用英文写了不少文章。这就说明他的英文功底很好，造诣高深。解放后他被委任为“毛选英译委员会”成员，参与毛选英文译文的审稿定稿工作。这个“毛选英译委员会”主任就是冀朝鼎当年在清华和美国同学共事的老战友徐永煐同志，其他成员有：金岳霖、钱钟书、王佐良、郑儒箴、唐明照、浦寿昌、章汉夫等；还有一些外国专家，如：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爱德勒（Solomon Adler）、柯弗兰（Frank Coe）、夏皮洛（Michael Shapiro）等。英译委员会的外国专家们都十分佩服冀博士的英文水平。爱泼斯坦称赞他“精通（中英）两种语文”。李腾伯格（Sidney Littenberg）说，冀朝鼎是最善于遣词用语的人；他尽量要把译文修饰得通顺、生动和具有说服力。
美国通
冀朝鼎先后在美国呆了１７年。他在大学念过书，当过中学、职工学校教员，参加了许多群众活动，经常在集会上用英语发表富有鼓动性的演说。他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术界均有广泛的关系。因此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都很了解。
国民党通
在国民党内，冀朝鼎是孔祥熙的亲信，在政经学术各界都有不少熟人和朋友，如宋子文、翁文灏、胡适、蒋廷黼、陈光甫、贝祖眙、席德懋等都有交往，同许多达官贵人，过从甚密。他是我们党在国民党内部钻得很深、接触很广的人。加之他在国民党政府内身兼许多要职，当然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幕和社会各方面的情况都十分清楚。
编辑本段
冀朝鼎：经济学家在“潜伏”
他给国民政府的这些“祸国”建议很简单：与民争利。
直到死后46年，他对创建这个国家所作的真正贡献，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个谜。
周恩来与冀朝鼎
1963年8月13日，副部级干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冀朝鼎的追悼会，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致悼词。这种规格显然超出惯例。
周恩来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廖训振说：“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
陈立夫——成败之鉴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经济学家的秘密身份
1939年底，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负责人陈光甫，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名36岁的应聘者。
环球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专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国营企业，陈光甫则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
应聘者冀朝鼎，此时已在美国学界小有名气。他从清华毕业后赴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
冀朝鼎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
根据陈光甫向友人讲述，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爱德尔向他介绍了冀朝鼎。
爱德尔1935年开始为美国共产党工作。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这是他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接触。冀朝鼎后来告诉廖训振，这次见面让他难忘，“畅谈一次，印象很深”。
3年后，左派青年冀朝鼎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时加入共产党，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学生。后来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共代表邓中夏等做秘书和翻译。
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冀朝鼎回到了美国。
也许是组织授意，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
这些对美国财政政策拥有发言权的学者们很快发现，年轻的冀朝鼎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总是十分可靠，于是将其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
后来冀朝鼎告诉廖训振，他当时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国政府，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就来自延安，当然十分准确。
精明勤奋的冀朝鼎很快就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并担任环球公司总务处主任。
掌管一亿美元，影响国民政府货币政策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失去了与美国进行贸易的东南亚通道，陈光甫受命回国，冀朝鼎作为他的私人秘书同行。
返回国内，最终导致了冀朝鼎与美国妻子的分离：她无法适应中国的生活。但冀朝鼎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因为这是来自延安的指示。
回国后，冀朝鼎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陈光甫的政敌、国民政府的实力派人物——财政部长孔祥熙。
冀朝鼎与孔祥熙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这被陈光甫斥责为“不做工作”。
显然，陈光甫并不了解冀朝鼎的真正工作。
廖训振说，冀朝鼎生前曾告诉他，当时他白天通过美国使馆获得了大量情报，晚上就化装直接找周恩来汇报。
冀朝鼎回国后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任职，这个基金会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冀朝鼎任秘书长，陈光甫任主任。
结果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国方面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
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他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连他参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也说：“大哥是跟国民党走的，我自己则是一心向往革命的。”
根据美国学者拉脱摩尔的回忆录，蒋介石并非不了解冀朝鼎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他解释说，蒋介石设想，抗战结束后中国将依赖美国，因此迫切需要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专家。
冀朝鼎和共产党
1946年，内战爆发。周恩来在撤回延安前通过邓颖超给冀朝鼎留了一封书信。信上说：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作更多贡献。
“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陈立夫对于冀朝鼎在内战期间的作为充满愤怒。
他在回忆录中说，抗战期间就知道冀朝鼎和共产党有关系，但是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
陈立夫负责的中统曾告知孔祥熙，冀朝鼎是共产党。一天凌晨2点，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处当面质问，冀朝鼎从容应答：“老伯，我跟随您这么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党。”
孔祥熙沉吟许久，说：“我看不像。”
陈立夫认为，宋子文一直在国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他举例说，抗战结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财政部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
陈立夫认为，这些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
后来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券，因财力紧张，宋子文就提出按六折还本。陈立夫一再反对，并提出用第二期增发来全额赎回第一期。
“但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宋说没有其他办法就没有其他办法，“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后来国民政府又发行过美元储蓄券，到期后应以美元赎回，宋子文却不予兑现。
根据陈立夫讲述，“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
与民争利日渐疯狂
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不过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国民政府经济通胀的建议有多少来自西柏坡，仍然不为外人所知。
30年代开始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军事专家罗援称：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被抓的国军高官
金圆券崩溃之时，冀朝鼎已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飞赴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他此行也是专门受中共派遣，意在策反傅作义。后来，傅作义就是在冀家北京的老宅里决定起义的。
冀朝鼎曾向廖训振讲起北平刚刚和平解放时的一件趣事：当时他还没来得及换装，穿着国民党呢子军装、坐着美军吉普车出门，结果被解放军抓住，以为他是漏网的国民党高级军官。
情况汇报到负责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那里，他立刻让放人。从此，冀朝鼎的共产党身份才正式曝光。
“这让国民党大吃一惊，美国人大吃一惊，我们自己的同志也大吃一惊。”廖训振说。
冀朝鼎在1949年之后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良好关系，突破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并建立了新中国的外贸体制。
1963年8月8日，正准备出访阿尔及利亚的冀朝鼎因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次日中午去世。《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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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第六章
冀朝鼎

　　继东汉之后，便进入了三国时代（公元220—265年）；三国期间相互争斗的五十年，是半封建时代的第一个持续分裂时期。三国时代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各种内在力量而导致分裂的一种典型情况，它不同于后来其他的分裂时期，后来的分裂，因为同时有游牧者的入侵而复杂化了。

　　导致这次分裂的物质的与根本的因素，是几个对立竞争的经挤区的兴起。这些经济区的生产力及其位置，能足以使它们成为同统治主要基本经济区的君主的权威，作长期抗衡的基地。蜀（或称四川红色盆地）的日益成长，和长江下游吴的新兴昌盛，就属于这种情形。这样，便产生了力量均衡的三国时代．

一、治水与四川

　　自秦昭襄王（公元前306—25l年）由秦（陕西）移民至巴蜀之后，蜀（或四川）就在中国历史上取得了重要的地位。【1】随着蜀的移民，就出现了规模相当庞大的灌溉系统，这个灌溉系统为这一地区的繁荣打下了基础。秦的官吏李冰，享有四川“灌溉之父”的称誉，他的事绩被中国史学家看成是不朽的成就。

　　这个灌溉系统的主要工程是灌县的都江堰，它把岷江分成了两条水道，而每一条又枝分成很多较小的渠道【2】。这些渠道最初是为着运输的目的而开凿的，但是，一旦开凿成功，也就广泛地应用于灌溉了。“溉田畴之渠，以亿万计。”【3】于是成都平原便号称为“陆海”【4】。

　　都江堰与其有关渠道给人民所带来的利益，并不限于航运与灌溉。在元朝的一块石碑上就明确地声称。“缘渠所置碓、硙、纺、织之处，以千万数，四时流转而无穷。”【5】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成都平原的富饶及其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就是因为发挥了这一水利系统的作用。在接近前汉的末期，四川已经变得很富裕，以致从公元25至36年，占领这一地方的军事首领公孙述，得以比其他任何敌对集团更久一些地抗拒了刘秀想统一全国的意图。在三国时期，成都平原又成了蜀汉的基地，使之能同在中国北部与中部的敌人相持近五十年之久。

二、朝时期长江流域的原始性

　　司马迁曾这样描述过长江下游（即通常所指的楚越之地）的特征：

　　“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6】，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訾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7】

　　这段值得注意的叙述，实际上指明了为评价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情况所需要的基本论据，它清楚地表明，汉朝的长江流域，人口稀少，农业原始，无货物交换，也没有许多阶级分化的迹象。

　　柳诒徵教授的研究指出，在东汉时期，湖北省的黄州和德安附近，甚至在安徽省的一些地方，都有大量的很原始的“南蛮”【8】。甚至在三国时期，在武陵（湖南省的常德）的许多县还居住着“蛮入”【9】。三国之一的东吴（公元229—265年）的创立者孙权，就曾经迫使境内居住的蛮人当兵，以弥补因人口稀少而带来的兵源不足。【10】

　　然而，一旦有了从北方迁来的带有先进农业技术装备的大量移民，就可以充分地利用长江流域无与伦比的肥沃土壤建成一个孙权——他曾迫使黄河流域和成都平原的势力不得不以平等的地位来对待他的政权——指导之下的独立王国。

三、三国鼎立中作为斗争武器的水利事业

　　诚然，在三国时期，军事上的战役，是三国鼎立斗争中最为惊心动魄的场面。但是，在军事前线的后方，特别是蜀汉与魏，发展农业生产与水道运输，竟成了加强军事力量的一种手段，他们在这方面所投入的力量也是相当可观的。

　　吴的主要困难，在于缺乏为开发附近天然的肥沃土地所需要的人力。据历史记载，在公元226年，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和弥补当时导致王国危机的粮食不足现象，吴王曾经宣布实行军事屯田【11】。公元245年，国王派遣他的将领陈勋和三万士兵与作士，开凿了连接小其与云阳（现江苏省丹阳县）的句容运河；同时，在丹阳附近造了赤山湖，用以灌溉稻田。

　　在蜀汉，当最杰出的大臣诸葛亮征服黄河流域的企图，被司马懿率领的魏军阻止之后，便担心四川基地的谷物供应有可能被切断；于是在公元234年，就在渭水流域的南岸建立了军事屯田。【12】在有关记载中虽然没有特别讲到水利工程，但考虑到所在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就会推想到在军事屯田区，发展灌溉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在魏国，灌溉与军事屯田都广泛地实行了，而且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记载中也是最为明确的。对水路运输线路的延伸与改进方面，也给予了密切的关注。由于明显的理由，这两种事业都集中在淮河流域。芍陂、茹陂、七门堰和吴塘，是曹操指令他所任命的扬州刺史刘馥修复的【13】。在公元204年，曹操疏濬了汴渠，开凿了连接汴渠与淮河的濉渠，同时为了将山东出产的粮食运往他在河南领地的中心地带，还堵截了淇水（在河南北部）使之进入白沟【14】。此时正值曹操着手进行一项关于军屯、积谷与发展水路交通的庞大计划的时候【15】。继公元204年在淮河与黄河流域取得成效之后，第二年，又开凿了在河北省中西部导滹沱河水入沙河的平虏渠，与在山西省中部利用潞河水用以运输的泉州渠。曹操之所以能战胜北方乌丸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开凿了这两条作为战备计划之一的运河【16】。为转运漕粮，在公元219年又于河南开凿了连接洛河与汴渠的阳渠【17】。公元233年，开挖了一条由陈仓（陕西省宝鸡县）到槐里（陕西省兴平县）的成国渠。大约在同一时期，又利用沂河与洛河建成了临晋陂，灌溉约三千顷舄卤之地【18】。

　　正如康基田所指出的【19】，这些工程一定是在魏国大将司马懿的创议与主持之下建成的，司马懿当时正抵抗着由诸葛亮所领导的蜀汉力量的入侵以保卫魏国。司马懿害怕他的对手的军事天才，但是他又知道，蜀汉军队的主要弱点，在于经济基础相对说来较薄弱。所以，他拒绝军队与蜀军直接交锋，而企图以饥饿赶走他们。宁愿用锄头．犁、灌溉渠道和陂塘来指导战争，也不愿轻动干戈。诸葛亮在用各种侮辱手段，刺激他的对手交战的企图。都归失败之后，就决定使用同样的看起来笨拙然而又是很有效的武器，即在渭河南岸实行军屯，因而，蜀汉与魏之间的战争，转而成了经济力量与持久力的竞赛了，同时，因为避免了蜀汉军事力量的进攻，并使敌人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司马懿也就为最终征服与消灭蜀汉奠定了基础。

　　魏国明智地采取了在一个时期内只对付一个敌人的策略，即．在一心征服蜀汉的同时，而与吴保持和好。这种政治上的和解，甚至在发展灌溉一事上也体现出来了。根据历史记载，魏的豫州（在河南省）刺史贾逵，在与吴的合作下，并利用守备的工具【20】，在汝河（在河南的南部与安徽的北部）上建造了一座坝，并兴筑了一个被称之为新陂的水库，以及开凿了一条长300里【21】的运河。这条作为魏吴友谊纪念的渠道，被称为“贾侯渠”。【22】

　　然而，魏…吴的合作是短命的。甚至在蜀汉未完全被征服之前，魏就加强了为征服吴所需的经济基础的准备。在公元241年，就在淮河流域实行了军屯；耕地大为扩大，开凿了不少渠道，并促进了运输事业的发展；还储备了大量的军粮。【23】

　　在公元243年伐吴开始之后，魏军在帝王亲自指挥之下，焚烧吴的粮食储备【24】，打败了吴将诸葛恪。于是，帝王计划进一步加强其经济储备。为了准备将来的出征，又进一步扩展了耕地面积，并更多地积蓄了粮食。他指令他的最能干的将领邓艾到陈（今河南淮阳县）项（今河南项城县）以西至寿春（今安徽寿县）的地区。邓将军知道，这一地区虽然土质良好，但因没有足够的水分，也就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他建议开凿一条既可作灌溉又可作航运之用的渠道。帝王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沿淮河河岸自钟离（今淮河南安徽省凤阳县）到沘水（在正阳关入淮）400多里之间，每隔5里立一营，每营60人。士兵边耕边守，还修复与扩建了淮阳与百尺二渠。这样一来，黄河水就这样自北注入沿颍水、淮水和大治河【25】上的各个蓄水陂塘了。在颍水南北，开挖了300多里长的渠道，灌溉约20，000顷土地。

　　于是，“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26】

　　这样建立起来的灌溉系统，为淮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作出了大的贡献，从而就达到了在为着军事目的而竞相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个时期的高潮【27】。魏国也因而增加了一个富饶的农业区。往后，魏就变得如此强盛，以致三国之间的均势就此一破不返，中国又再次统一于一个王朝之下了。

四、作为古战场的淮河流域

　　淮河流域在军事上的极端重要性，固然大大地促进了这些引人注目的水利工程的发展，但同时也使得人民不能享受这一发展的成果。尽管这里有着天然的肥田沃土，然而，这一现实对整个江淮间的经济发展来说，几乎是一种“永恒”的障碍。

　　历史是这样说的：“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吴平，民各还本”。【28】这就表明，这一时期淮河流域的主要工程，不仅是因为军事目的而兴建，而且还要由军事力量来维护，因此，它们所发生的迅速变化和遭受的横暴破坏，也带有军事的色彩。

　　不幸的是，淮河流域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还不只局限于三国时期。实际上，在自秦（公元前255—206年）以后的整个中国历史上，淮河流域就成了南北之间的战场了，即使在各次战争的间隙之间，也是由屯田兵保卫着的。

　　“晋及六朝，俱屯守淮阴，修塘堰，备储糈。祖逖以三千军屯淮阴。……谢玄先屯淮阴，次屯邳、徐；兵食足，而后能接肥水，以入洛阳。晋之平吴，亦屯包田江北。……明漕府仓司，并设于淮。”【29】

　　关于淮河流域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很多著作家与官吏都曾作了过不少说明。晋（公元265—20年）的官吏荀羡（公元321—358年）说；“淮阴旧镇，地形都要，水陆交通，易以观衅，沃野有开殖之资，方舟有运漕之利。”【30】

　　宋朝（公元960—1280年）的官吏兼学者徐宗偃更为肯定地说：“山阳，南北必争之地也。我【31】得之，可以进取山东；敌若得之，淮南不能以朝夕固矣。”【32】

　　元朝的董搏霄也说：“淮安，南北噤喉，江浙（江苏，安徽与浙江）衡要。其地一失，两淮皆未易保。今岁漕数百万，咸取道于淮安。哽咽或生，则京师有立槁之虑。故特设重臣，置屯军，以经略之。”【33】

　　宋朝（公元960—1280年）的官吏还这样阐明过这种战略意义的秘密。“长淮二千余里，河道通北方者凡五，曰颍、曰蔡、曰涡、曰汴，曰泗；而通南方者，唯楚州运河一处。”【34】

　　因之，淮河流域的地理位置，就命定它成了南北之间的要道和军屯与内战的中心。在这种环境之中，大型的灌溉设施容易遭到破坏，而且发展永久性的建筑工程也是不可能的。由于淮河流域成了战神祭坛之地，因而，只要人们的努力无法改变它这种并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地位时，它也就失去了成为基本经济区的希望。

五、晋朝时期长江流域的移民

　　继三国之后，中国出现的西晋（公元265—317年）的统一是短暂的。建国后不到五十年，在北方农民胜利起义的时候（这些农民，在一些地区，是在几个世纪之前就从现在中国土耳其斯坦【35】与蒙古迁居到长城以南的“胡人”的后裔）【36】，晋朝的皇帝就退到了江南。这一时期是由西晋向东晋（公元317—420年）变动的时期。在西晋的48年中，只有两项发展灌溉的实例载入史册：一是在公元274年，在淮河流域修复了三条渠道，灌田1，500顷【37】；一是在公元280年沿着滍水和淯水（在河南省）开辟了10，000多顷水田。

　　由西晋向东晋的过渡时期，和后来在公元589年隋朝再次统一中国之前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变中，包含有一个关于民族社会经济史中的重大变化问题，“胡人”移民——他们多是在中国豪强地主的土地上从事劳动的农奴——的兴起，以及对社会不满的中国农民的反抗，便把大量的中国上层阶级及其追随者赶到了长江以南。当这些“胡人”在北方本土上建立的王朝持续了一个世代之后，收复北方领土的希望，在东晋后期，实际上成了泡影。于是，在长江下游的中国难民【38】就准备长期留居了。

　　《宋书》（一个从公元420—479年的短朝代的史书）叙述过关于淮南地区移民者的故事，它讲道，“其后中原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度。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39】胡寇又大至，民南度江者转多”【40】。对于这里所讲的这些移民以及其他的移民所处的状态，在《隋书》的下述记载中说得很清楚：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41】，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又岭外【42】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43】

　　把这一段记载与三国时期吴国的情况作一比较，是很有意思的。【44】显然，长江流域的移民过程是缓慢的，而且不管吴国的当权者如何努力，长江流域仍然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而且总的说来还很原始。由于种族上与文化上的冲突，便加剧了当时仍然是中国心脏的北部的社会动乱，在这一影响下，就促使中国人民移居与开发南方。

　　迄至今天为止，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上，对于移民的推动力与必要性，还从来没有表现得这么强烈。象在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结局就导致了肥沃的长江流域——它最终还是成了中国基本经济区——飞速发展的开端，从而取代了泾渭流域与黄河下游流域的地位。这就使中国文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并导致了唐朝中国文化的无比繁荣。

六、南朝时期的江苏水利工程

　　在人口南迁开始之际，于公元321年，晋朝官员张闿建造了能灌溉土地达800顷的曲阿新丰塘。同年，陈敏开凿了练湖，两者都位于今江苏镇江附近，距长江南岸不远．作为一个有灌溉与水运双重目的的蓄水工程来说，练湖有着重大的意义。后来的每一个朝代，都对它进行过修理。在唐朝，如若没有得到政府官员的允许，谁秘密地开挖了湖堤，就要处以死刑。【45】

　　这些改进江南农业生产条件的努力，在晋以后的宋，齐，梁、陈各朝仍在继续。宋明帝（公元465—472年）时，皇帝下令开凿了赤山塘【46】。在公元494至497年间，一个齐朝的大臣建造了长冈埭【47】。另一个齐朝的官员上疏皇帝，要开辟丹阳及其附近几个县的荒地与新发现的土地8，554顷。据他统计，在一个春季，建成所需要的堰与塘，就需118，000个劳动者。不幸，这项计划未能实现，因为主管这一工程的官员被调任其他职务。【48】

　　在梁朝，于公元510年建成了谢塘【49】；在528年，皇帝给一个官员发了诏书，命令他通过大渎以改进粮食运输的条件【50】；535年，筑起了濬溪（现称梁溪）的堤防【51】。

　　在陈朝，整修了破冈渎【52】。所有这些水利设施都位于江苏省的南部，后来这一地区的水利事业达到了中国的最高发展水平。

七、大运河的先驱

　　东晋时期水道的开发，最初是为了军事上的目的而进行的。在公元345年到361年的穆帝统治时期，为了发动一场对占领汴城（开封）的慕容兰的战役，就命晋将开凿了一条从洸水（汶冰的支流）引汶水至东阿（在今山东省的谷阳县）的运河【53】。大约在同一时期，曾经开凿练湖的陈敏，又开了一条从射阳（靠近射阳湖）到末口（靠近苏北的淮安）的山阳运道（亦称山阳水道）；于是，这条曾经是极为迂回的联系淮河与长江的通道，第一次被缩短成直线形了。

　　这两条运河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们后来都成了大运河的组成都分【54】，而这条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又是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在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中，它竞成了连接北方政治权力所在地与南方新基本经济区之间的生命线。

注释：

【1】参阅班固，前引书，第39卷，第2页．

【2】参考《四川通志》第1卷，第11—13页地图。

【3】康基田，前引书，第2卷，第32—33页。

【4】同上。

【5】元揭徯斯蜀堰碑》，载《四川通志》，第13卷，第27页。

【6】武帝曾经在一个诏令中叙述过江南（长江以南）的耕作形态．见司马迁，前引书，第30卷，第12页。在其《集解》中说明了这种原始的农业形态，就是用烧草．灌水，并约在同一时间下种的办法来开垦近乎处女地的土地。这种农耕方式在安南——译者（即越南）的某些地方仍然流行。

【7】司马迁，前引书，《贷殖列传》，第129卷，第9页。

【8】柳诒微：《中国文化史》，南京，1932年。第1卷，第389页。

【9】陈寿：《三国志》，第3部分，《吴志》，第2卷，第9页。

【10】刘可毅：《九通通》，第19卷，第13页。

【11】陈寿：《三国志·吴志》，第2卷，《孙权传》，第16—17页。

【12】陈寿，前引书，《蜀书》，第5卷，《诸葛亮传》，第14页。

【13】房乔等：《晋书》，第26卷，《食货志》，第6—7页。据康基田说，曹操因军屯的目的而修复了芍陂。见第4卷，《河渠书》，第25—26页。

【14】康基田，前引书，第4卷，第24页。

【15】见康基田，前引书，第4卷，第24—25页中的说明。

【16】这两条运河在唐朝和明朝都起过很大的作用。见康基田，前引书，第4卷，第25页。

【17】范晔，前引书，第65卷，《张纯传》，第2—3页．

【18】房乔等，前引书，第26卷，《食货志》，第8页。

【19】《河渠纪闻》，第4卷，第30—31页。

【20】据《晋书·食货志》：“贾逵之为豫州，南与吴接，修守备之具，堨汝水，造新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又《魏志·賈逵传》：“州南与吴接，逵明斥侯……”从这二则史料，均看不出贾逵与吴有“合作”之意，看来可能是由于本书作者将以上二引文中的“接”理解为“合作”了所致。故本文在此后的引伸亦误。

还应指出，当时的豫州并不与吴接壤，故《晋书》所说“南与吴接”并不很确切，最多只能理解为“接近”。——译者

【21】各本称300里，但《魏志·贾逵传》与《水经注·渠水》称200里。——译者

【22】房乔等，前引书，《食货志》，第7页。

【23】康基田，前引书，第4卷，第28—29页。

【24】关于焚烧吴积聚一事，在《晋书》中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魏军烧的（本文所取），一说是吴将诸葛恪自己烧的。

前者是。“正始四年，宜帝又督渚军伐吴将渚葛恪，焚其积聚，恪弃城遁走。”（《晋书·食货志》，中华书局版，第785页。）

后者是：“四年秋九月，帝督渚军击诸葛恪，车驾送出津阳门。军次子舒，恪焚烧积聚，弃城而遁。”（《晋书·宣帝记》，中华书局版，第15页。）两者孰实?待究。——译者

【25】无大治一河。此处当因作者对《晋书》原文断句有误所致。——译者

【26】房乔等，前引书，第26卷，《食货志》，第8页。

【27】“黄初（公元221—226年）以后迄晋，当时能臣皆以通渠积谷为备武之道。”康基田，前引书，第4卷，第27页。

【28】沈约；《宋书》（南北朝的宋），第35卷，《州郡志》，第7—8页。

【29】康基田，前引书，第4卷，第45页。

【3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1774年，第22卷，第2页。

【31】指南宋（公元1127—1280）。

【32】顾祖禹，前引书，第22卷，第2页。

【33】顾祖禹，前引书，第22卷，第3页。

【34】同前书。淮安，宋时称楚州。

【35】即新疆。——译者。

【36】E·亨廷顿（Huntington）教授，错误地（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认为这些在中国居住了几个世纪的“胡人”移民的起义是一种新的侵略。《种族的特征》（TheCharacter of Races），纽约，1924年，第182—183页。

【37】康基田，前引书，第4世，第37—38页。

【38】这里所谓的“中国难民”，实际上指的是北方的汉族难民。帝国主义学者一向把“汉族”与“中国人”划等号，而把中国境内汉族以外的其他兄弟民族放在“中国人”之外，以达其分裂中国各兄弟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译者

【39】指淮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

【40】沈约，前引书，第35卷，《州郡志》，第8页。

【41】意为东方，指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

【42】南岭山脉，是广东省与中国内地的分界。

【43】魏徵等：《隋书》，第24卷，《食货志》，第3页。

【44】参看前面第6章，第2—3节。

【45】《江南通志》，第64卷，《河渠书》，第22—27页。

【46】前引书，第63卷，第1页。在445年，由于阳湖的改建，使数百英亩性质良好的土地能得以生产。两午后，临津渠也顺利地建成。

【47】前引书，第64卷，第22页。

【48】前引书，第66卷，第8页。

【49】前引书，第64卷，第22页。

【50】前引书，第63卷，第4页。

【51】前引书，第64卷，第14页。

【52】前引书，第63卷，第1页。

【53】康基田，前引书，第4卷，第40页。

【54】参阅后面第7章，第l—2节，和第7章，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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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第七章冀朝鼎
　　东晋（公元317—420年）南朝（公元420—589年）时期，作为农业生产中心的长江流域，由于明显地承担着基本经济区的作用，。因而其重要性增加了。自唐朝（公元618—907年）以后，这里就成了基本经济区。但从政治上看，重心仍然在北方。由于北部边境的游牧者入侵的不断骚扰，则提高了北方各省在战略上的重要性【1】。尽管基本经济区已经在向南转移，然而自隋朝（公元589—618年）到清朝（公元1644—1911年），由于传统习惯与政治上的惰性，首都总是定在北方。
　　这种异常状态，使得发展与维修作为联系生产的南方与政治的北方的运输系统，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而起这一联系作用的，就是大运河。在十多个世纪以来，它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它的改建与维修，花费了无数劳动力和大量国家资金。它的历史，是同灌溉、防洪以及耕地开发的整个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所讨论的全部问题中，它的历史应当作为一个完整的部分加以研究。

一、隋大运河的历史

　　虽然传统上都把运河的兴建归功于有雄才而又骄奢的隋炀帝。（公元605—618年），然而，实际上它既不是在一个时期之内建造的，也不是出于一个皇帝之手。正如万里长城是在不同的时期分段建成的一样。隋炀帝在运河方面所做的事，只是把南北流向的各条水道，接成了一个互相沟通的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界于南北间的长扇形水道网。
　　这一运河，利用渭水与汴河，从长安（或大兴城），【2】过河南省，抵达淮安；然后转而向南到江都（扬州）与瓜州，在此越过了长江，最后到达杭州。另一个扇形，是从河南北部与山西南部之间的黄河支流沁水开始枝分，最后终止于靠近现北平的涿郡。整个隋大运河的里程，比现在大运河的里程长得多，而且既是南北向也是东西向的交通干线。它包括五个明显不同的部分。
　　研究运河的发展，最好的办法是考察它的不同部分的历史。历史最悠久的一部分是连接黄河与淮河的汴渠。古代最初的运河鸿沟，其创建的时间虽然不清楚，但是肯定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22—481年）之前【3】。战国时期（公元前481—255年）的外交政治家苏秦就曾提到过它。司马迁特别讲到，在大禹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4】
　　西晋【5】（公元265—317年）王溶（公元206—285年）在与吴对阵时，晋朝有名的大臣杜预（公元222—284年）在写给王濬的一封信中曾说到，他与军队从长江流域胜利回师到首都洛阳时，将取道汴渠。清朝伟大的历史地理学权威胡渭（公元1633—1714年），在评价王濬的陆海军的壮观时说，他们是古今绝伦的最精锐，最庞大的军队，他们假如能通过汴渠回师，那么，“汴水之大小，当不减于今【6】；又足以见秦、汉、魏，晋皆有此水道，非炀帝创开也。”【7】
　　然而，旧水道不同于炀帝时的隋运河。根据日本学者青山定男有才学的研究，隋以前的运河，是从开封东部靠近杞县处，向东流经徐州，再经由泅水进入淮河；而称为“通济渠”的隋运河，则取较短的更为直接的水道了。它从洛阳附近的西苑出发，循洛河与谷水进入黄河；然后从板渚（在今河南省汜水县）分流而出，由黄河东流进入该渠本身，再在杞县附近向东流近开封，最后循旧运河的线路转而向南，直接在泗州进入淮河，而不再经泗水。
　　青山定男的结论同杰出的中国学者，名著《读史方舆纪要》的作者顾祖禹（公元1624—1680）年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结论性地证明了《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御览》与《资治通鉴》在说到通济渠时，把老水道当成新水道是错误的；而象在魏徵《隋书》中《炀帝纪》与《食货志》以及《通典》所叙述的那条直接入淮而不经泗水的较短的水道，则是正确的。
　　汴渠或通济渠，也称御河，修建于公元605年，为了完成这一工程任务，曾经动用了从县府到黄河以南与淮河以北的一百余万男女劳力【8】。还在这条御河河畔修筑了御道，并栽上了杨柳【9】。这条运河不仅把黄河与淮河的航运功能结合成为一个系统，而且把两条河的各支流连成了一个在历史上具有极大重要性、复盖于中国北部平原上的水网。汴渠在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与军事意义，就无需再多作说明了。
　　大运河的第二部分，在隋朝称之为山阳渎，它从位于淮河岸边的末口（淮安附近）开始，向南流入江都（扬州），从而提供了一条连接淮河与长江的水道。被取名为邗沟的古运河，是在公元前483年，由吴王夫差（公元前495—473年）开挖的【10】。这条最初的运河是向着现今线路的东边行走的。由于要通过一系列的湖，泊，它的路程也就弯曲了。特别是要通过射阳湖，除了路程迂回之外，还要冒风浪的危险。
　　在晋朝穆帝（公元345—361年）时期，地方官员陈敏沿着原有路线的西边，从射阳到末口开凿了一条多少直了一些的运河，从而缩短了距离【11】。这条运河被称为山阳运道或山阳水道。
　　在隋朝时期，这条运河淤塞了，但其线路仍有迹可寻【12】。隋文帝在公元587年为“通运漕”【13】又修复了这条运河。在公元605年，文帝之子炀帝，也下令改善这一运河。这一工程曾动员了淮河南岸的十多万居民。“自山阳至于扬子入江，水面阔四十步【14】。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洛阳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自京师至江都，离宫四十余所。”【15】
　　山阳渎有300余里长【16】。由于它横贯着中国南北之交的地带，其重要意义是容易评价的。被这条运河横贯的地带，是中国南北间的重要战场【17】。以后因铁道的出现，便改变了这种状况。而在这种状况改变之前的数百年间，淮安城在保卫这段运河的北部边境方面所起的伟大战略作用，已再三地为历史所证明。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清楚地表明了这段运河处于决定性的地位。
　　大运河的第三部分，称为江南河，是在公元610年炀帝下令开凿的。“自京口至余杭”，绵亘“八百里，水面阔十丈余”。【18】由于有了这段处于大运河南端的运河，才使炀帝及其后继者在数世纪内能得以开发中国东南沿海的财富。
　　上面讨论的三段运河，流经了自杭州到洛阳的范围。称为东都的洛阳，是被炀帝作为陪都而建立起来的。而黄河与渭水就连接了洛阳与首都长安，但因“渭水多沙，流乍深乍浅”【19】，其航运受到了阻塞。为解决这一困难，便开挖了一条利用渭水作为航运水源的运河。在一个关于修建这一运河的诏令中，有一段内容完整的文字被保存下来了，其中包含有如下的极为有趣的史料：
　　“京邑所居，五方辐湊，重关四塞，水陆艰难。大河之流，波澜东注，百川海渎，万里交通。虽三门之下，或有危虑，但发自小平，陆运至陕，还从河水，入于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晋，舟车来去，为益殊广。而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
　　“朕君临区宇，兴利除害，公私之弊，情甚愍之，故东发潼关，西引渭水，因藉人力，开通漕渠，量事程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历渠道，观地理之宜，审终久之义，一得开凿，万代无毁。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运。讼诉不停，旬日之功，堪省亿万。诚知时当炎暑，动致殷勤，然不有暂劳，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20】
　　这条从长安到潼关的运河，长300里，被称为广通渠。【21】随着这条运河的完成，一条直接连接长安与杭州的水道也就形成了。
　　大运河的第五部分，从河南西北部与山西南部之间的黄河支流沁水枝分出来，向北流往涿郡（河北北部的涿县）。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曾“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22】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对这件事曾注释道：“丁男不供，始役妇人”。【23】这条运河完成于公元608年，被称为永济渠。这样，它就提供了一条连接海河流域（河北省）和黄河流域中部以及长江、钱塘江流域的纽带，从而开辟了一条从杭州直抵今北平城附近的直接航线。

二、隋、唐、宋时期的水道系统

　　当把陀朝大运河的五个部分作为一个整体考察时，还要注意到：除了从杭州到淮安的两部分，程度不同地为现代大运河打下了基础以外，淮安以北的水道与现代的路线则全然不同。现代大运河，最初是在元朝（公元1280—1368年）完成的一项工程。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第一个选择北乎（或北京）作为首都的朝代。在唐（公元618—907年）和北宋（公元960—1127年）时期，隋朝。大运河虽然常常坏而复修，其位置也有所变动；但是，从整体上看，直至元朝，这一系统实际上还是保持着原状的。所以，也就理所当然地可以把它称为隋、唐，宋时期的人工水道系统了。

三、在中国，大型土木工程得不到好评的原因

　　隋炀帝的奢侈与残暴，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名的，而通常都把大运河看作是说明专制君主暴虐特征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然而，这些历史事实竟常常被历史学家看成是一种在道义上的教训，他们以为这都是些陡劳的任务，并以此告诫统治者不要变成了暴君。中国历史学家这种在道义上的考虑，妨碍了他们从政治意义上去理解炀帝的功罪。
　　认识到如下一点很重要：尽管中国森严的等级制度已消失，实质上，中国这一国家仍是建立在阶级统治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而阶级统治则意味着剩余物资的集中，以此作为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并满足统治阶级的奢求。而这些剩余物资往往是从人民那里榨取来的大量生活必需品。物资集中，就要求开凿运河，反转来，运河的开凿又要求进一步集中物资，这无疑地就将导致超额的租税，和制定残酷而庞大的强制劳动计划。
　　随着运河的完成，给运输带来了方便，也自然地刺激了统治集团的挥霍与进一步的奢侈。公共工程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会使剥削的程度和人民群众的痛苦一起加重，这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足以解释汉武帝与隋炀帝这两个很有作为和很有事业心的君主之所以很不得人心的原因。他们在公共工程发展方面，其中包括开凿运河和发展灌溉的成就，导致了公众的不满。他们中的一个因此发生了财政危机，而另一个因此则失去了帝国。
　　汉武帝如果不是及时地宣布了“罪己诏”与节省开支的计划，西汉的统治也许要早一百年完结。另一方面，隋炀帝，象一位有卓识的中国评论家所指出的，“为其国促数年之祚（因在土木工程建没中造成了浪费），而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者矣。”【24】实际上，中国半封建时期，政府的所有不朽的成就，都造成了统治者更加腐败，和人民大众更深重的苦难。
　　象兴建大运河一类的大型土木工程，需要动员大量的劳动力。在缺乏发达的货币经济和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就意味着要有由国家的权威来召集和管制的强迫劳动。在半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条件下，要完成这些事业，不出现残酷的现象是不可能的，而残酷的程度通常又与工程规模的大小成正比。由大运河这样特大规模的工程所带来的极大的残酷程度，引起了历史家的注意。在无名作者的《开河记》中，能找到在汴渠（大运河中最长的一段）建造过程中有关劳动情况的详细说明，这一段有意义的文章是：
　　“诏发天下丁夫，男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隐匿者斩。……丁夫计三百六十万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幼或妇人等供馈饮食，又令少年骁卒五万人，各执杖为吏，如节级队长之类。共五百四十三万余人。……
　　“乃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八月上旬建功，畚锸既集，东西横布数千里。及开汴梁盈灌口，点检丁夫，约折二百五十万人；其部役兵士旧五万人，折二万三千人。
　　“功既毕，……帝自洛阳迁驾大梁，诏江淮诸州，造大船五百只。使命至，急如星火。民间有配著造船一只者，家产破用皆尽。犹有不足，枷项笞背，然后鬻货男女，以供官用。龙舟既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别加修饰。舳舻相继，连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联绵不绝。锦帆过处香闻百里。”【25】
　　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上面所引《开河记》中的资料不可信，原因是它属于“粗俗的文体”，还说它是一种虚构的历史。然而，尽管它可能在某些细节上不那么正确，但是，它对于这种强制劳动的残酷性所作的描述，倒是中国文献中司空见惯的语言。即使它对于强制劳动的情况讲得较笼统，但是，它使我们能得以较清楚地了解到，在半封建中国时期的土木工程之所以出现暴虐性和得不到好评的原因。

四、唐朝对江南的依赖

　　然而，如果对开凿大运河已经带来的巨大苦难姑且不谈的话，那么还应该说，大运河起到了连接中国两大主要地区的纽带作用。有了它，首都才得以能够成功地吸纳肥沃的长江流域的资源。而长江流域一经与首都取得了联系，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力，随着长江流域巨大潜力的发掘，这种新的动力就使长江流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很快成了供应首都漕粮的主要生产地区，最后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新唐书》揭示道：
　　“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26】
　　对南方依赖程度的发展是很快的，以致在伟大作家韩愈的时代，江南【27】田赋已经达到全国田赋总数十分之九的惊人比例。【28】因此，漕运任务重要性越来越大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裴耀卿（公元681—743年）在漕运方面做出了成功的贡献之时开始，朝廷大吏负责主管漕运事务就成了常例。【29】唐朝政府一些杰出的行政官员，如刘晏（公元715—-785年），都是以在这方面的成就而著称的。
　　如果将唐朝（公元618—907年）同最初曾经对黄河的运输问题作过努力的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作比较，立刻就会明白，唐朝的行政官员面临着新的技术、社会和管理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正是唐朝对中国历史最重要的贡献之一。隋朝的皇帝开凿了运河，但是，这个朝代未能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来解决运输方面的其他问题。正是唐朝，才奠定了中国南北之间漕运制度的基础。大约在公元735年裴耀卿担任主管官员之后的三年间，曾运输了700万石的谷物【30】。由此可以想见这种制度事关重要。
　　运输的问题，不只限于运输事务的处理方面而且还有水道的维修和改善方面的问题。这两个艰巨任务都是要唐朝的官吏们加以综合处理的。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裴耀卿（公元681—743年）建议在现今河南省的河口与巩县设立粮仓，以便“江南之舟不入洛口。”【31】他还建议利用沿河道设置的半打之多的粮仓节级运转，这样，当水道可以通行时，则行船，而当水浅时，就可以将谷物储存起来，以免遭损失。【32】
　　三年之后，即公元733年，这个提议被采纳了。这时，在汴渠进入黄河处的河阴，建立了一座粮仓。在山西省南部边境的黄河岸边也建立了两座粮仓，各位于“三门。的两端。这些位于黄河河床中的岩体，给航运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有了这两个粮仓，船只就可以在三门的东端卸货，将货物陆转18里之后，又储存在另一个粮仓中等待另一船舶继续运输。这样，就避免了为害若干世纪的三门之险。【33】在同一年，润州刺史齐擀开了一条伊娄河，把扬子县到瓜州的距离由60里缩短成了25公里。【34】
　　这些改进措施，终致成了刘晏的不朽成就。刘晏在公元764年被任命为江淮转运使，他曾经疏浚过当时被淤塞了的汴渠，采用并改进了他的前任裴耀卿所提出来的管理制度。为适应运河各个区段的不同条件与运输能力，曾建造过各种特殊的船只。江船可以航行到扬州，汴船可达河阴，河船能抵渭河口。而渭船最后可以将货物运往首都最大的粮仓太仓。沿着河道和运河还建立了转运仓库，以方便船只的调换，还可预防恶劣的航行条件。
　　事实证明，这一制度是安全而有效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以及刘晏本身的管理才能，刘晏便创造了连续任职达三十余年之久的纪录，这在他所处的时代是非常显著的功业。在刘晏的事绩中，已经使这一被称为“后来者皆守”【35】的制度达到了顶峰。

五、唐朝时期水利事业的兴起

　　第三章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唐代，除了河南省外，实际士：所有各省的灌溉活动都突然兴起了。在这里，我们就没有必要按照以往的办法去一一列举已建造的那些主要工程了。古代的灌溉与航运工程？从数字上看是较少的，但从形成这种系统的发展过程看，却具有很大的历史重要性；为此，便在上面分别列举了各种不同的工程，并讲述了兴建其中某些工程的沿革。唐朝的不少工程，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修复起来的。而大量的工程（特别是在南方，则是新建的。不过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目的来说，就不需要对这些工程个别地和详尽地加以处理了。
　　唐朝工程一个值得特别引起注意的历史特点是：根据清朝伟大的学者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的统计，记载于《新唐书。地理志》中十分之七的水利工程，是建造于天宝（公元742—756年）之前的。【36】当我们想到天宝是安禄山之乱以后玄宗的一个年号时。【37】想到安禄山之乱曾使国家陷于连年内战与破坏之中，并使庸朝的财力与威信大减于前时，对这，一时期之后出现的治水活动的哀退现象，也就容易理解了。顾炎武说得对，在战乱之后，一个忙于催征赋税的政府，便没有时间致力于象奖励农业生产与改善水道之类的建没性劳动了。【38】

六、对北方水利的忽视

　　古代中国的长江流域，是属于一种复盖有丛森密林的潮湿地区，它给早期移民带来的困难，要比北方的草原地带和黄河三角洲多得多。但是，一旦开始大规模地开发，比如在东晋（公元265—317年）大量移民之后所出现的那样情况，就会显示出这一地区的潜力是多么的巨大，它赋予劳动与资本的报酬又是多么的迷人。于是它就轻而易举地开始超过了历史较悠久、文化较发达的北方。
　　在隋唐时期，由于大运河的建造，社会进步的速度大大地加快了，而这一时期的南方，也确实赶上了北方。不过，在一开始，北方还没有被忽视。由于唐朝是作为一个北方的朝代而兴起的；同时，又由于人们总是认为北方应该是中国生活的重心，这种政治上的惰性在唐朝依然很强固，这样，尽管南方在当时已经取得了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而在一段时期内，北方仍未遭到忽视与衰落的命运。
　　继续注意发展北方的事实，可以从公元720年发布的一则诏令中看出，这一诏令把关中这一地方说成是“原田弥望，畎浍连届，仓廋有京坻之积，关辅致亩金之润。”【39】但是，随着唐朝的衰落与五代（公元907—960年）的战乱，以及伴随而来的、特别是北方各省的大破坏，忽视北方的现象就开始出现了。当宋朝于公元960年从战争中兴起并重新统一中国的时候，重点的转移就更加明显了。这一趋势，可以清楚地从第三章的表中看得出来。从其中可看出主要省份的公共工程项目的数字：

　　有意义的是，即使是在北宋（公元960—1127年）（此时宋朝还统治着整个中国），比起北方来说，还是更多地注意了南方的发展。【40】

七、五代时期长江流域的小分区

　　在唐朝，长江流域虽然提供了很大一部分漕粮，然而作为巩固的经济区来说，还未达到成熟的阶段。在克雷西（Cressey）教授的评论中，在描述中国地形上的特征时说：“在长江流域的中国南方各地都是丘陵与山岳之地。”【41】
　　正是这些丘陵与山岳，又将这一地区划分成为六个具有不同特点的小分区。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下，这些小分区就给统一造成了困难。除了四川、云南同两广（广东与广西）这两个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并维持了很长时期独立的地区外，另外四个特殊的独立地区也是自然的地理区划。
　　这四个地区是唐朝解体时出现的独立国的基础。太湖与钱塘江流域（今浙江与江苏的南部）为吴越（公元907—977年）所占。淮河流域与长江下游（今江苏北部，安徽与江西）是吴（公元907—937年）所在之地，后来吴被南唐（公元937—975年）取代。福建在一段时期之内是闽国（公元907—945年）的领土，而现今的湖南与湖北的一部分，曾经是在岐国【42】（公元907—922年）的版图之内。【43】
　　整个黄河流域在这一时期中（公元907—960年）实际上相继为“五代”所统治；而长江流域，在唐朝由于水利事业的发展，经济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未进步到足以克服各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地区单位之间所存在着的自然与历史上的障碍。
　　换句话说，在唐朝曾经提供了大量漕粮的长江流域，相对于黄河流域来说，人体上已确立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但是五代时期的五十三年的历史表明，长江流域依然是由一些很松散的单位所组成，还没有成长为一个紧密结合的单一地区。在三国时期（公元220—265年），长江流域所接触到的文化也太浅薄了，以致在它上面不能形成一种范围广泛的，特殊的和强有力的区域。在公元1279年【44】，因蒙古人的入侵，宋朝灭亡了。宋以后，除了四川之外，整个流域在交通与文化的统一方面又有了充分的发展，它的各主要部分才得以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有意义的是，自宋朝以后，中国再也不是分裂的了。
　　在中国历史上，不是因入侵而导致的两次明显的分裂时期是三国与五代。如果从经济基础的观点或从基本经济区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前一个分裂时期，是由于敌对经济区的兴起而出现的，这些敌对经济区，起到了削弱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地区的经济霸权的作用；而后一个分裂时期的出现，说明了这个富有生产能力的地区，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以至于内部所存在的分化现象，削弱了它的潜在能力。
　　所以，在后一个分裂时期中，生产能力较差然而较为统一而且较有组织的黄河流域，虽然数十年间都未能征服南方，但是仍然保持了其统治地位。占领黄河流域的后周（公元951年—960年）是五代中最后的一个朝代，由于它进行了很多建设性事业特别是水利事业而加强了其经济地位。【45】这些成就便增强了后周的继承者赵匡胤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力量，同时也帮助了他再次统一中国，并建立了宋朝。
　　但是，宋朝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权，并没有维持很长的时间。鞑靼人连续不断的入侵，把宋朝政权赶到了南方，——这就大大地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开发（就当时可能达到的技术水平而言的开发）。到南宋末期的长江流域，实质上可以同现代工业化前夕的长江流域等量齐观了。

八、南宋时期湖床土地的开发

　　“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手中原，故水利大兴。”【46】从记录在《宋史》中的这寥寥数语，就可以看出在长江流域的开发史上，进入了另一个划时代的新时期。由于辽（公元907—1125年）金（公元1115—1260年）入侵者的压力，迫使宋王朝及一大部分届民带着全部家产来到南方定居。
　　宋朝的历史，充满了关于治水的记载。朝廷与官僚界似乎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更多地关心灌溉事业。从一项记载可见到其发展的广度：在1174年，一个官员就曾上报完成了24，451项水利工程，可灌溉其管辖的43个县的44，242顷土地。【47】
　　与在杭州建立其新国都的同时，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就激发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又需要更多的土地。在中国南部的地理条件下，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探求对沼泽地乃至对某些湖区进行排水的问题。这样，就出现了中国南方农业生产中独具一格的所谓围田或圩田，也就是这里所指的“湖床或河床土地”，或者简单地说就是湖床土地。
　　人们开始注意湖床土地是在（北宋）政和（公元1111—1117年）年间。南宋时，由于采用了用堤隔水的开垦办法获得了大片湖床与河床土地，使其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因为这种土地通常都低于其四周的水面，所以堤防的任何缺陷都将导致莫大的水患。因而对堤防进行经常的维修，就成为绝对必要的了。
　　南宋时期（公元1127—1280年），很多的维修工程和新围田及其他水利工程的建造，都是在皇帝的命令下完成的，足以证明这些工程的重要。甚至到了以后的朝代，围田仍然是农业系统中的一个极为完整的组成部分。为了管好这些土地，农民，特别是地方官吏，还担负有沉重的责任。围田一旦出了毛病，不但农民面临饥饿，政府的财政也要受到严重的威胁。

九、围田：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

　　然而，对湖床与河床进行垦殖的实践，又产生了一个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半封建的私有制的情况下，由于农业生产要绝对依赖于被半封建土地利益所支配的政府的治水职能，就引起了若干根深蒂固的矛盾。
　　一方面，异常肥美的湖床土地，吸引了地主与农民去扩展其耕地面积；另一方面，又消除不了因大量侵占垦殖区所带来的危害——这种危害只有在严格的政府控制下才能避免；而当时政府的性质，又不可能使之制定出一种能适当地发挥其职能的合理的制度。更有甚者，是在军事屯田的借口下，官吏们惯常强占最好的土地，有的还堵塞最重要的，可用来排水的湖泊与河道。南宋时，一个名叫魏京的官员，曾经叙述过由这种状况所引起的后果。他说：
　　“自绍兴末年，因军中侵夺濒湖【48】荡，工力易办，创置堤埂，号为坝田，民田已被其害。隆兴、乾道之后，豪宗大姓，相继迭出，广包强占，无岁无之。
　　“陂湖之利，日脧月削，三十年间，昔日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夫围田者，无非形势之家，其语言气力，足以凌驾官府，而在位者，重举事而乐因循，上下相蒙，恬不知怪。
　　“而围田之害深矣。议者又曰：围田既广，则增租亦多。于邦计不为无补，殊不思缘江并湖，民间良田，何啻数千百顷，皆异时之无水旱者。围田一兴，修筑塍岸，水所由出入之路，顿至隔绝，稍觉旱干，则占据上游，独擅溉灌之利，民间无从取水。水溢，则顺流疏缺，复以民田为壑。围田侥幸一稔，增租有几，而当税倍收之。田小有水旱，反为荒土。常赋所损，可胜计哉。”【49】
　　还可以在宋朝及其后各个朝代的史籍与其他文献中，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类似史料及更多的参考资料。当这种危害影响到国库，致使朝廷不得不采取措施去改善现状时，就要发布禁止开垦湖床与河床的诏令，然而又无济于事。在1183年，甚至在每一块围田区，都立置了一块刻有这种诏令的石碑，这种石碑一共用了1。495块。【50】但是，局势一点也未改观。工部尚书袁说友，在1196年对皇帝的一则奏疏中，对这种状况作了如下的叙述：
　　“浙西围田相望，皆千百亩，陂塘搂渎，悉为田畴，有水则无地可潴，有旱则无水可戽。不严禁之，后将益甚，无复稔岁矣。”【51】

　　政府之所以如此注重处理这种事件，是因为肇事者往往是政府中最有势力的人物。不仅地方政府有这种情况，中央政府也是这样。宋朝学者马端临曾经愤慨地指出，在江东，声名狼藉的大臣蔡京和秦桧，先后都曾占有这种围田。他接着还谈到了其影响：
　　“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垦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将胥而为水也。主其事者，皆近倖权臣，是以委邻为壑，利己困民，皆不复问。”【52】
　　从这一情况看，也就没有必要将肥沃的湖床与河床用于农业生产了。因为灌溉与农业是紧密相连的两件事，而且，绝对地需要对它们加以统一的设计与管理才行；而如果一个政府绝然没有能力履行其总管这样一个地区的职能时，就会带来麻烦。这种统一的设计与管理，一经在中国出现，因湖川排水而占去的地面就可以大大地缩小，所开垦的土地或许比迄今为止的耕地要多得多。因而，全部问题就可以归结为一个土地制度与国家性质的问题了。
　　这一直是长江流域自从在宋朝达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并成为基本经济区以来的中心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我们的时代，要求得这一根本问题连同土地听有制以及政权在内的问题的解决，依然是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之一。因而就自然会在整个中国的困上上，出现关于这一影响基本经济区生产能力问题的各种政见。

十、元朝时期的大运河

　　南宋王朝由于被这种或那种得不到解答的严重问题所纠缠，其负担日益加重，因而逐渐衰落了，最后，终于屈服于建立了元朝（公元1280—1368年）并再次统一中国的鞑靼入侵者。
　　出于政治上的一些原因，蒙古人选择了邻近他们家乡并具有战略意义的城砦北平作为首都（他们称之为“大都”）。但是他们很快就领会到了，如果要长期保持在中国的王位，就必须依靠基本经济区的长江流域作为供应基地。
　　但是，连接涿郡（北平附近）与长江流域的隋运河，走的是一条迂回的路线，这条路线延伸到了沁水流域的西部，而后才向东与淮安到扬州的南北向运河相会合。隋运河的路线，是为隋唐时期的首都长安服务的。当然也适应北宋的需要，因当时其首都在开封。而元朝选定的首都是在海河流域的大都，因此这条路线也就再不方便了。
　　此外，南末的军队在1128年挖开了黄河大堤，蓄意毁坏了运河的北段。【53】鉴于这个原因，以及在南宋与北方的鞑靼各王朝长期军事冲突期间所受到的危害，到了元朝掌握政权之时，隋运河已经是非常残破了。
　　在元朝的某一时期，海运虽然是很重要的，但对人命的威胁与货物的损失是极大的。所以元朝仍然强调主要依靠内地的运河进行运输。因此，改建大运河就成了它的行政机关所要办理的主要任务之一了。
　　被明、清两代使用过，而且一直存在至今的元运河是由六个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称为通惠河，从首都流至通州，它是在治水权威郭守敬的监督之下，由19，228名士兵、542名工匠、319名水手和192名囚人，从1292年春季至第二年秋季建成的。竣工后的运河长170里又104步。【54】【55】第二部分称为白河，它连接了通州与直沽（天津以北），由于在元朝经常对它进行改善与疏浚，故方便了谷物的运输。第三部分称为御河，从直沽延伸到临清，实际上它是一段经过改善并能通航的卫河。它的南端则流入元运河的第四部分会通河。会通河从东昌（在山东省）的须城县流至临清，以汶水作水源。该运河开挖于1289年，全长250里，有31个闸；【56】在建造中用了2，510，748个工日【57】。第五部分称为扬州大运河，在三叉口（在山东省陵县）从会通河向南流。第六部分就是所谓镇江运河，它从镇江流至常州的吕城堰。再南的部分，则程度不同地走隋运河的水道。元及以后各朝在这段运河上所花费的劳动，主要是出自维修与改善两方面的目的。

十一、运河的维修与黄河的防洪

　　元运河在元、明两代以及在清朝起到了南北交通干线的作用。而这三代的当局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由运河与黄河交叉所引起的问题。
　　运河维修与黄河防洪之间的密切关系，大大提高了这两方面的重要性，同时，也提高了官僚体系中主管这两项工作的行政官员的地位。伟大的明朝专家潘季驯对这两大任务之间的密切关系作过清楚的阐述，他说：
　　“然以治河之工，而收治漕之利。漕不可以一岁不邇，财河不可以一岁不治。一举两得，乃所以为善也。故元，宋以，前，黄河或北或南，曾无宁岁。我朝河不北徙者二百余年。此兼漕之利也。”【58】
　　从这一关系中，指出如下一点是重要的：即整个中国半封建时期中，政府总是把谷物运输的利益放在灌溉与防洪利益之上。因为前者主要是一种私用行为，或者说是统治者对其既得利益的一种直接享受的行为，同时，也是出自一种明显的需要，即利用同粮供养兵力来维持其政权。而灌溉与防洪，尽管也是生死攸关的事，但那是一个更直接关系到农民生活的问题，对统治者来说，同私用目的与政权的维护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
　　也许由于半封建时期官僚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眼光的短浅，这一点可以从1588年由潘季驯向帝王呈送的一份奏折中清楚地看出来。在这个奏折中，他指出在靠近三门和渍津以下的黄河堤岸之所以容易溃决，只怪“非运道所经，往往忽视。”【59】潘对这种忽视现象予以批判，不是因为它给河南省数百万人民带来了灾难与痛苦，而是因为“上源既决，运道未有不阻者。”
　　只要这数百万人民所受的苦难，还没有严重到迫使他们需要造反的地步，反动统治者对人民的疾苦是不会过问的，而如果财经紧张且需要维护他们对经费的使用权时，他们才会心急如火。前面所提到的防洪方针，就是以劳动人民的痛苦现实为背景的。这就是一种强权政治的法则，这一法则，决定了水利事业发展的进程，也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

十二、将海河流域发展成基本经济区的尝试

　　建立元运河是元朝在治水方面的最大成就。但第三章的资料表明，它在这方面的记录，总的说来，远比明、清两代为少。而明朝在这一事业中的良好开端，应归功于其开国皇帝明太祖，在他统治之初就规定，人民以及官吏如果上书谈到“水利”者，就要立即陈奏。
　　在他统治的第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他又命令工部，要对陂、塘，湖，堰作必要的维修，并派遣国子监的监生们和专门人才到各省去监修水利。第二年冬，由全国各地送来的报告表明，总计完成了40，987处塘堰工程。【60】
　　清朝在这方面的记载也是可观的。在康熙（公元1662—1722年）、雍正（公元1723—1735年）和乾隆（公元1736—1795年）各时期，完成了很大一部分值得注意的灌溉与防洪工程项目。这三代的治水活动大都集中在漕粮的主要供应地长江流域，因而忽视了北方诸省。
　　但是，也不是所有北方各省都遭此厄运。位于海河流域的“畿辅”（首都所在地），就受到了特殊的待遇，而且，在中国水利史上，写下了很有趣味的一章。受到特殊待遇的理由有两方面。其一由明朝官员徐贞明（公元1590年卒）曾经谈过了。他在一份建，议改善首都地区水利问题的上书中指出，首都驻军的粮食供应。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宜近取诸畿甸而自足”，他还说：“乃食则转漕，兵则清勾，若皆取给于东南，不可一日缺者。”【61】
　　第二方面的理由，则由著名的清朝大臣林则徐（公元1785—1850年），即1840年在广州进行“鸦片战争”的林钦差最为清楚的阐述了。他在一份对皇帝的奏折中指出。“国家建都在北，转粟自南，京仓一石之储，常糜数石之费，奉行既久，转输固自不穷。而经国远猷，务为万至计，窃愿更有进也。”【62】在同一份奏折中，他还计算过，如果在直隶（现河北）增开2万顷土地，每年就可以生产需由南方运来的四百万担漕粮。【63】
　　所以，元、明、清的官吏们从节省运输费用和使首都粮食自绐特别是军队粮食自给的观点出发，再三提出要把直隶变成“第二江南”的计划，换句话说，要在首都所在地附近建立一个基本经济区。
　　在1352年，【64】在宰相脱脱的建议下，元朝皇帝曾下令，西自西山，东至迁民镇，南自保定，河间，北抵擅、顺的海河流域的全部政府土地，以及过去曾用来作过军屯的土地，都要分配给佃户，在谷物分成的基础上佃种。在定居开始时，由政府提供工价，牛具、农器与谷种。还决定从江南召募能种水田和能修围堰的人各一千名，作为农师。据《元史》记载，由于这些努力，这一地区每年都获得了好收成。【65】
　　元，明与清时期的许多官吏，还作过不少类似的尝试与建议。不过，我们也没有必要深入地去研究其细节。他们所提出的各种议论的方向及各种建议的纲领，其效果实际上是一样的。脱脱所作的工作，就是其中的一种例子，也是最早的尝试之一，后来在议论有关问题时经常都要提到它。
　　然而，这一系列发展海河流域的尝试，其直接的效果，都不令人很受鼓舞。从一种改进的效果看，虽然偶尔也有好收成报上来，但这种想用直隶所生产的粮食代替江南运来的漕粮，并想无需再从南方运输谷物的希望，却从来都未实现过。

十三、元、明、清时期的基本经济区——长江流域

　　长江下游流域，早在唐朝（公元618—907年）就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但是，由于其内部各分区连系松弛，因而，就不具有决定性的政治重要性。可是，从南宋（公元1127—1280年）以后，由于内部各区的结合日益紧密，在以后三代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元朝（公元1280—1368年）作为一个侵略者的政权，是从北方统治着中国的，但是，在整个这一朝代中，其统治集团对南方的富裕，表现了某种恐惧，并对南方的各种潜力感到惊慌。为了减少这种恐惧而采取的政策，就是改善漕运制度，并企图使直隶成为第二江南。
　　在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崛起于淮河流域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现其最强大的敌人是在长江流域。所以，当他再一次统一中国之后，就把首都选定在金陵（南京）。由于纯粹的政治原因，成祖又将首都迁到北方，自此以后，明朝就同样面临着元朝曾经遭遇过的困难：政治基地与经济基地相隔着一段遥远的距离。清朝出于与元朝的创立者蒙古族相同的理由，也选择了北京作为首都，因而在其整个统治时期中，也是烦恼于同样的存亡攸关的问题。
　　长江流域在经济与政治重心问题上所具有的魅力，还表现在这一地区中主要城市南京城的重要性的不断增长。南京的基本经济地位，在下述的一篇太平天国（公元1851—1863年）的文献中很精辟地作了描述：
　　“湖北，河南。金陵（南京），皆为天下（中国）之中，然湖北，河南皆有水患，惟金陵地势崇隆，民情富厚，且天下粮食尽出于南方，如江西，安庆等省顺流而下，运粮亦甚便易。至浙江，江苏，其地更近，尤为迅速。若东西南北，万邦皆来附，为适中之地，宜建天京者也。”【66】
　　这些话，是在南京真正成了这一地区的领导城市的时候写的，以后，由于基本经济区的性质与面貌的变化，南京在政治上便处于附属于上海的有失体面的地位。以南京为其领导城市的长江流域的基本经济区的地位，随着在上一世纪中叶中国孤立状态的打破而破坏了，中国的历史也就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十四、一般结论——基本经济区的变化性

　　从以一种概念上的想法去研究地区关系的问题来说，到此为止，已经用基本经济区这样一个概念，阐明了中国半封建时期中地区关系的特征。在这一时期中，农业，特别是灌溉耕作事业，是一种居于领导地位的事业；在这一时期中，农业生产又要依赖于由国家兴办与维修的各类水利工程所发挥的特有作用，在这一时期中，由地主官僚统治着的国家机器，总是把治水活动作为政治斗争中的一种经济武器，和发展与维护基本经济区的一种主要手段，而这一基本经济区，就是统一管理那些在不同程度上独立自给地区的经济基地。这种性质的国家，完全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种国家内部组织的松散性与各地区自给自足的特性，大大地扩大了地区关系问题上的重要性与困难，从而，也就显示了作为统一管理的，物质基础的基本经济区是多么的必要。因此，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把它的公共水利工程看成是一种武器；这个国家为巩固其基本经济区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实际上也就无形中支配了它的各项政策。
　　为了研究从公元前255年到公元1842年的历史过程，在前面已系统阐释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然而，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一概念对这一历史过程之后的情况就不适用了，因为以后的情况，由于中国开放世界贸易，及在十九世纪中叶受到工业主义的影响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铁道的修建，工商业的发展以及海外贸易的出现，公共水利工程作为政治武器的作用已大为降低。农业生产作为政治与军事力量的衡量尺度来说，也就失去了其支配意义。

　　以后的主要政治问题，不再只是一个在中国各部分之间哪一地区占支配地位的问题，而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问题了。起到列强的经济与政治行动基地作用的商埠，就成了强有力的经济与政治重心，每一个港口控制着中国的一个主要区域。各个不同的港口（著名的有上海、汉口、广州与天津），就把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生活引向了不同的方向，因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地方分裂与相互杀戮的局面。新分成的地区的地理轮廓，大体上说来，与老的是一致的，主要是以地形条件为标志；但是，其经济基础以及新区划的涵义，与老的则全然不同了。如果将基本经济区这一术语用于这种新的局面，那么，它的涵义就必须大大地加以引伸，实际上也就是要重新下定义。例如，长江流域就不再是本论文所定意义的基本经济区了，尽管在现代中国，它仍然好象占据着支配地位、由于对外开放，前一段中国的历史便告结束，对于新关系的描述与新事态的分析，则要使用新的概念了。
注释：
【1】当然，对于本身就起源于“胡人”的元（蒙古）和清（满洲）胡来说，这种重要性就减弱了。
【2】见《长安志》；“唐京城，初日上都城，即隋大兴城，周六十七里。”——译者
【3】参看胡渭《禹贡锥指》，1705年，第5卷，第34页。
【4】司马迁，前引书，第29卷，《河渠书》，第2页。
【5】原文为东晋。——译者
【6】胡渭著书于康熙年间。
【7】胡渭，前引书，第5卷，第33页。
【8】魏徽，前引书，第3卷，《炀帝纪》，第5页。
【9】同上，第24卷，《食货志》，第l7页。
【10】《左传》，第58卷，第21页。
【11】参看第6章第7节。
【12】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2卷，第4页。
【13】魏敞，前引书，第1卷，《文帝纪》，第24页。
【14】当时已建有“龙舟”。
【15】刘义庆：《大业（炀帝）杂记》，第1页。又；查《大业杂记》原文，应为：“自山阳渎至于扬子入江，三百余里，水面阔四十步，造龙舟，两岸为大道，朴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至江都，离宫四十余所。”这段内容还被引录在《行水金鉴》，第92卷，《运河水》。在《通鉴·隋记》（第180卷）中也有类似内容。又：“步”，为古代长度单位。唐朝以前，1步等于6尺；唐朝以后，l步等于5尺。这里的“尺”也是指当时的“尺”。古代各个时期的1尺均略小于现今1（市）尺（可参阅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译者
【16】柳诒徵，前引书，第2卷，第3页，附注。
【17】参看前面第6章，第4节。
【18】刘义庆：《大业杂记》，第14页。
【19】魏徵，前引书，第46卷，《苏孝慈传》。第11页。
【20】魏徵，前引书，第2卷，《食货志》，第14页。
【21】还应记得，在郑当时的建议下，汉武帝为了避免渭河航行的困难，曾开了一条类似的渠道，将六个月的旅程时间缩成了三个月。汉渠也是长300里。说隋渠是循汉渠之旧迹，看来根据不足；但从当地的环境看，似乎指的是同一条渠道。
【22】魏徵，前引书，第3卷，《炀帝纪》，第11页。
【23】司马光；《资治邇鉴》，第181卷，第1页。
【24】于慎行；《笔塵》（原文误为《笔尘》。“笔座”是过去文人写的杂文性质的著作，名为《笔塵》的不止一书，例如明朝人莫是龙就著有《笔麈》1卷。见清人陆垣辑《奇晋斋丛书》。——译者），（明书，共18卷）引自傅泽洪《行水金鉴》，第92卷，箔16页。
【25】《开河记》，引自傅泽洪，前引书，第92卷，第14—15页。
【26】欧阳修：《新唐书》，第53卷，《食货志》，第1页。
【27】在唐代，江南是指现在的江苏，浙江、江西和安徽省。
【28】《历史年鉴》，第4卷，第95页脚注。
【29】欧阳修，前引书，第53卷，第3页。
【30】欧阳修，前引弓!书，第53卷，第2页。
【31】同上，《食衍志》，第2页。《新唐书》原文：“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译者
【32】欧阳陷，前引书，第53卷，第2页。
【33】欧阳修，前引书，第53卷，第2页。
【34】康基田，前引书，第5卷，第25页。
【35】康基田，前引书，第5卷，第26页。
【36】顾炎武：《日知录》，第12卷，第25页。
【37】安禄山之乱本发生于天宝末期（公元755年），故不应说天宝是安禄山之乱以后的年号。——译者
【38】顾炎武，前引书，第12卷，第25页。
【39】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南京，1932年，第l巷，第68页。
【40】或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2卷，第218—219卷。辽（公元907—1125年）金（公元1115—1260年）统治北方诸省，而南宋（公元1127—1280年）建立于南方。在辽代没有可以用得着的灌溉工程资料。
【41】G·B·克雷西（Cressey），前引书，第4l页。
【42】五代时的岐国不在湖南、湖北，而在今陕西宝鸡凤翔一带，其时限为公元907至923年，与此处所示相差不多。此处的“岐”字可能是“楚”字之误（莢语“Chi”（岐），“Chu”（楚）相近），因为当时在这里建有“十国”之一的“楚国”，建都长沙，不过其时限为公元907至951年。——译者
【43】比较欧阳缨《中国历史地图》中第29—32页的五幅地图，武昌，1933年。
【44】原文为1280年。——译者
【45】康基田，前引书，第5卷，第48—56页。
【46】脱脱：《宋史》，第173卷，《食货志》，第29页。
【47】毕沅；《续资治通鉴》，第144卷，第3页。
【48】大概是指太湖。
【49】《钦定授时通考》，第12卷，第12—13页。
【50】脱脱，前引书，第173卷，《食货志》，第35页。
【51】脱脱，前引书，第173卷，《食货志》，第35页。
【52】刘可毅：《九通通》，第9卷，第4页。
【53】康基田，前引书，第6卷，第79页。
【54】柯劭态：《新元史》，第53卷，《河渠书》，第l—2页。
【55】“步”为长度单位，见第95页脚注。——译者
【56】柯劭态，前引书，第53卷，第8—9页。
【57】一个男劳力，从日出劳动到日落，通常称为一个日工。这种计算劳动量的方法，今天在中国仍然流行。
【58】潘季驯；《河防全书》，第3卷，第36页。
【59】《河南通志》，第14卷，第23页。
【60】张玨玉；《明史》，第88卷，《河渠书》，第1页。
【61】徐光启：《农政全书》，第12卷，第8页。
【62】《畿辅通志》，第91卷，第71页。
【63】向上。
【64】据《元史·顺帝纪》记载，此事发生在至正13年。即公元1353年。——译者
【65】《畿辅通志》，第90卷，第5页。
【66】沈世初：“建天京于金陵论”。发表于《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该资料为北京大学程演生辑，1926年初版。——译者），第2卷，第9页。

鞍山仁者

仁者上大学时最认真读过的名著之一。

jianmin

很不错，请问楼主有全的吗？

showcraft

http://economy.guoxue.com/?book=zglssdjbjjqyslsydfz
或者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4852207.html

jianmin

谢谢。下了一本。

老木匠

这个是“东方专制主义”起源于治水的魏特夫理论的依据之一

这样大而无当的结论是很危险的。

冀朝鼎在这里做的古代水利事业的统计数据后来也被质疑，美国人珀金斯编写《中国的农业1368-1968》时就另起炉灶，主要依据地方志资料，比冀朝鼎做得更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