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菁城子:林毅夫和他的经济学

19世纪以前的经济学家多是学者和小吏,他们对经济学的研究大多是出于兴趣。在政府中起作主要作用的一般是财政专家——通俗地说,帮政府理财。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干预经济的加深,经济学者开始取代财政专家的地位,开始呼风唤雨。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经济学家就是必要的。
  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经济学家的地位应该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只负责解释现象,市场应由企业家开拓。只有在政府干预经济甚至控制经济的时候,它才需要一大批经济学家,营造“政府干预有理”的意识形态,帮忙制定政策。
  举例说,经济学上有个经典的“拉弗曲线”说,政府的税率并非越高越好,而要“适可而止”,税率定在某个曲线段,税额就达到最高,继续提高税率反而税收越少。从知识的角度上说,这样的实证研究或许有其意义。但是它却隐瞒了一个前提:任何税收都是对生产的破坏。经济学家应该正确指出税收的本质,而不是为政策出谋画策,以方便政府征税收达到最多——那是政府财务人员的责任。
  市场越不自由,经济学家就越活跃。他们拿着一大堆数据,帮政府论证,干这个好,干那个好,全然忽视了事实: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最灵敏最富有效率的;而政府总是颛臾无能,效率低下,富有破坏性的。市场的不自由推演到极致,就是计划经济。经济学家成了政府的幕僚,他们的工作也降格到收集数据而已。据苏联经济学家回忆,为了决定毛皮的价格,他们必须跟踪两千多万组数据。当然,这类人在中国没有死绝。在计划经济残存的计划生育领域,专家经常拿出一大堆自然资源的数据恐吓说:看,再不搞计划生育,资源就不够用了!他们全然忽略了人的创造性、市场动态和科技进步,不过是在纸面做简单的加减乘除罢了。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这位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告诫政府什么不能做。但是这样的经济学者必定不为政府喜欢。他所属的学派(奥地利经济学派)长期不受欢迎并非没有理由:政府不会喜欢一个排斥自身存在的理论学派;民众对政府的期待热情也不喜欢被泼冷水,他们更愿意听到政府的许诺。
  那些鼓吹“政府能做好”的经济学家的待遇就会好得多。他们会被政府奉为座上宾,成为经济政策的制定者。
  说了那么多,只是为了给某个经济学家的出场作铺垫,他就是林毅夫。
  林毅夫是华人经济学家里最显赫的人物。他曾经就任过的官职足有半打: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连续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更为显赫的是,他还曾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他的官僚气息之浓厚,以至于他刚从世行一退任,坊间就猜测他的下一个官衔。
  既然他的官僚职位那么多,先从最显赫的说起吧。
  林毅夫在世界银行就任首席经济学家。先看看世界银行吧。世界银行是现今国际最大针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的组织,它的任务是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和亚洲贫困国家)提供低息贷款,建设基础设施。看起来非常美好。不过世界银行的职能长期饱受自由市场经济支持者的批评。他们认为,世界银行对非洲贫困地区的援助延缓了当地的复苏。世界上很多地区贫困的首要原因是体制问题,而世行的援助却经常是不加辨识地“注钱”。这些钱在分发的过程中,养肥了无数官僚机构(甚至被一些政府挪用)和效率低下的国企,阻碍了市场的发育。他们的日常行动,也不过是动用各国纳税人的钱财,满足政治客的纵横捭阖和良心表演,很难像私人援助那样负责任。世界银行这个超级官僚机构(由各国政府组成),它的行事并不比国内官僚机构高明多少。其内部同样存在效率低下,人事臃肿,贪污腐败等问题。2007年的时候,世行还爆出惊天丑闻,一伙官僚合谋陷害倾轧新长长世行Wolfowitz,手段之老辣卑劣无异于国内任何一个政客。这样的组织尽管受到重重的非议,但仍要不断证明自己的无所不能(正如国内政府的许诺一样),经常呼吁“防止贫富分化”“公正的市场体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粮食安全”“食品危机”,说来说去,无非是让各国政府加强行动,对经济加强干预——这些东西在公知的时评里经常也能听到。
  世界银行这么个东西,它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样,想想也能猜得到。排斥政府和官僚作用的自由市场学说肯定要受到排斥,认为“政府应该起到某种作用”的经济学家才可能获得亲睐。“政府发挥作用”,还不能太老套,否则无法显示出“经济学的发展成果”和经济学家的高明。
  林毅夫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关注贫困问题和农村经济,主张政府支持农业发展,帮助农业积累并向工业化过渡。发展经济学还关注国际贸易中所谓的“不平等”现象,并对贫困问题、农民基本福利、人力资源和教育问题多有涉及。不过总体上都强调国家对产业和群体的扶持,是宏观经济学派的一支。发展经济学看起来非常美妙,但无非是凯恩斯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杂糅。凯恩斯学派承认市场作用,主张政府调节配置资源;计划经济认为市场会造成贫富分化,主张政府分配。发展经济学从不同程度上继承了这两点,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世界银行体系内也长期存在这种思想(林毅夫的老师舒尔茨也曾就职世界银行),对各国政府提出各种各样的干预建议。选择林毅夫,至少在理念上是不冲突的。
  当然,林毅夫之成名并非局限于此。最近几年他在很多媒体不停呼吁,要“反思发展经济学”,提出自己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我并不熟悉,从网上看,大抵以下几条:开放性的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具有竞争力和强大的外部性支持,包括强大的财政账目、更少的内生性危机和可以为反周期操作提供更大空间的财政政策;较大的经济盈余,较高的投资回报,较高的储蓄和投资。
  究其根本,林毅夫还是说,政府应该有强大的财政能力,发现和主导新兴产业的发展。这符合他的思想一贯的逻辑,那就是认为政府应该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套理论没有什么新奇,中国政府长期执行各种产业保护和升级政策。至于成功与否,看看广东的“腾笼换鸟”政策后果就知道了。
  林毅夫对经济危机的实质缺乏正确的理解。20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他说经济危机祸起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而解决之道是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完全是胡说八道。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政府长期干预货币(人为压低利率)造成的周期性危机,大萧条是市场的纠正。政府滥发钞票只能加剧通货膨胀,扩大政府权力,并且损害市场的复苏,同时带来一系列恶果。解决经济危机的正确之道是政府通过减税和放松干预鼓励企业生产。林毅夫丝毫看不到这一点,而是附和着政府的腔调,不停对民众说:要相信政府,经济一定会好的!当然,2008年以后整体的物价飞涨,企业艰难,林毅夫绝不会承认这是经济刺激的后果。
  林毅夫是官方御用经济学家,名副其实的“国师”。这个评价决非是对他道德上的贬损,也没有对他人品的非难。林毅夫的学历和资历都是硬邦邦,无可质疑的。但是他的理念却和政府天然结盟,他总是论证政府能做好这,做好那,但是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政府不是企业,官僚对市场既不灵敏也没有激励机制,政府越多的干预只能意味着市场更多的扭曲,效率的低下,经济活力的丧失。林毅夫在今年的天津达沃斯论坛上再次发言说,政府不妨再来一次“经济刺激”。希望所有人都把这当成一句疯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