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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张晖辞世：末法时代也要好好做学问2013年03月22日09:45东方早报[微博]维舟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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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张晖说，“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 青年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2013年3月15日在北京病逝，36岁

张晖

青年学者。1977年11月14日生，上海崇明人，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硕士，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博士，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因患急性白血病，于3月15日下午4时26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辞世，年仅36岁。
张晖在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和系列撰述。著有《龙榆生先生年谱》（2001年）、《诗史》（2007年）、《无声无光集》（2013年）等；整理作品《施淑仪集》（2011年）；编有《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2006年）、《龙榆生全集》（2013年）等；未刊文章有《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
张晖与妻子张霖育有一子。

我认识张晖已有21年。两人同岁、1992年夏考入同一所高中、同班、同样住读、且是前后桌（虽然是隔壁宿舍）。我们都是农村孩子，在15岁进高中之前，我从未去过岛的东部，他也从没到过县城以西的上沙；并不奇怪，我们之间最初的话题是崇明岛各地的印象、口音差异以及各自的少年经历。
他自幼早慧，按年岁他原应低我一届，但那时羡慕大孩子能背书包上学，哭闹着也要去；因为姑夫是小学校长，才容他提前入学。小时他喜欢听广播里的评话、小说，也喜欢文史，但十一二岁时大病一场，抢救过来后人似乎也迟钝了点，加上初中环境不同，对文史的兴趣慢慢就淡了，高一和我聊起时还常感慨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的初中班主任俞成对他一直青眼有加，俞老师很有才情，不幸当年填错志愿，抱恨不已；语文老师金长庚擅长隶书，但他对书法也并无兴趣。进初中后他长期只是班上的十几名，到初三才挤进前三，最后一次终于考了全班第一，随后在全县尖子生选拔赛上，成为他们全班惟一直升崇明中学的学生。
他最初的兴趣点是古典诗词。那时我把自己密密麻麻手抄的约三千首唐宋诗词的本子借给他，他过了两三个月后才还给我。这一兴趣经久不衰，之所以是诗词，乃因它极凝练，每个字都可以反复读，而那时要得到一本书并不易，虽然那时也勉力找到了《词学》、《唐宋词十七讲》、《灵溪词说》、《淮海居士长短句》等来看，但仍有盲人摸象之感。当时我觉得，想理解诗词难易，最好自己也写写试试。然而我们这两个乡下少年既无人指点，又找不到相关书籍，于是以最原始的方法实行：两人开始一字字复原平仄，试图照猫画虎，但多数情况下只是把字数填够而已；因而他最初总是偷偷写，不给任何人看。直到高三我才偶尔弄到一本很旧的龙榆生著《唐宋词格律》，两人如获至宝，翻来覆去地看，事实上，即便在高考前夕最紧张的关头，我们都没有停止填词——我在高考前最后一次填词是7月1日，6天后就开始高考。在这个过程中，对如何组织字词逐渐有了感受，慢慢写得像样了一点（因而更加“悔其少作”），这也是后来他对龙榆生兴趣的最初起源。
高考的结果，他如愿以偿；我则一败涂地，被调去厦门大学读广告——当时第四志愿填厦大，原因之一也在于他的劝说：“去那也不错，郑朝宗先生在那！”他那时钻研钱锺书著作，对率先提出“钱学”的郑朝宗也“爱屋及乌”。直到如今，我内心深处实际上一直隐隐将他视为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的自己。那原本是我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在最后那个夏天的狂欢之后，剩下的是无尽荒凉。临别时，我对他说：“真个‘如今俱是异乡人’了。”他也有些感伤，回了我句：“醒来知是梦，不胜悲。”这两句都出自那时读过的韦庄词，那个“梦”，既是谢幕的一段青春期，后来看，也是一个理想。
他进南京大学时正逢第一期文科强化班，文史哲打通来教，教授们极为重视。第一堂课程千帆、周勋初、卞孝萱、张宏生、张伯伟、莫砺锋等各位先生一一登台自我介绍，昔日在书刊上只见其名的海内著名学者，一旦都在眼前。台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自己名字，台下新生纷纷提笔记下，只有张晖端坐不动，有人问：“你怎么不记？”他很吃惊：“这还用得着记？”对他而言这早已是耳熟能详的名字。国内高中与大学教育脱节严重，而他则一直是在以读大学的方式读高中，比很多人都更自觉地做好了准备——他甚至一直以为那是最基本的素养，这也是他此前低估自己的原因。寒假回岛相见，他说，你信不信，南大读中文历史的新生，不少人上大学前看过的课外书不超过十本；不知道“谭其骧”名字的大有人在，更别说“季龙师”这样的称呼了。他说，许多人对海内外学者十分生疏，“有一阵子我在宿舍里每天晚上滔滔不绝地谈文史及名家，他们几乎听傻了。”
南大的同学都很好，大二寒假回来，他住我家，一整个晚上都在谈自己在大学的老师和同学，把他们挨个介绍，形容得个个可爱，一直讲到凌晨四五点，俨然把我看作是他们班的编外成员。他说很想带我认识他们每个人——我没想到第一次见到他的这些同学，竟是多年后在他的遗体之前。不过在古典文学的学术上，他当时颇有“独学无友”之感，在来信中说“有同学而无同志”。而我，那时经历重创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抑郁和自我怀疑之中，原先自己为之骄傲的东西，此刻一文不值，甚至被目为怪诞。他说，那时真该劝你也考南大——后来南大中文系在上海实际录取了三个人，而另两个女生“高考分数都比你低”。他起初还只是试探性地问我，“你以后还准备考研么？”继而说深知我家里不大会同意我放弃热门专业而考中文系研究生，劝我不如也像个新闻系的样子“活活泼泼”，但他并未放弃，后来几年越来越不含蓄地鼓动我考研考到南大去。然而我那时对自己丧失了自信，又知家境清贫，父母很难供养，最终还是决定先去工作养活自己。这一直是个使他失望的决定。
大学回岛的假期里，我把自己家里的《清诗话》、《请诗选》、《灵溪词说》等都送给他，他说：“你留着吧，你也要看。”我说：“这些以后对你比对我更有用了。”他默默收下。他察觉到我有放弃的念头，不过仍然不断地给我寄书，有一次竟让张宏生先生题签了《江湖诗派研究》寄过来。
进大学后他读书越发不可收。大一暑假回家打电话给他，才知他回来两个星期，别说“足不出户”，连楼也不下，有时吃饭都要叫他几遍才下来，甚至抬到他楼上书房去吃。老同学杨敏有时约他出来玩牌，他说正忙，杨敏啐道：“呸！看书还忙！”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入学后深知治学之难，“昔日不知深浅，臧否人物，今日才知即一小小成绩，皆需狮子搏兔之力，方可成之，弟此生不求多少创见，缝缝补补足矣”（1997年4月来函），“弟本愚钝之人，欲成一二，须下苦功。唯身边无知己，极苦闷也”（1997年10月来函），“本学期来，弟在孝萱先生指点下开始读史……弟独学无友，虽间有所得而欲告无人，每长叹息，哀你我之分处两地也”（1997年3月来函）。
从当时的迹象看，他大一时对红学的兴趣仍未减退，因为他最初给郭豫适、吴小如先生写信，所问都是红学相关的问题。“今日又收到郭豫适先生信，见到了前辈学者谦虚的胸怀，极感动。弟亦要求上进”（1996年3月来函），而吴小如先生在答复他俞平伯的问题后，又介绍施蛰存先生给他认识。1997年夏他南来厦门之前，特地去上海愚园路谒见了施老，施老要他遍读唐五代北宋词做根基，又嘱他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因为1941年到1943年曾在长汀厦大执教数年，还嘱他到厦门后多拍些厦大的照片看看。“日前得吴小如教授函，复印黄君坦资料来寄，又有照片附来，老辈提携后进，真不遗余力”（1997年12月来函）。
在此之前，他已开始酝酿为龙榆生编撰一部年谱，尤其是因他大二头上时，“多日前弟得龙榆生氏主编之《词学季刊》一套，花400元方始买下”（1996年10月来函）。给我的信中也越来越多提到各种要求：起初他对日本学者的方法感兴趣，要我帮忙统计白石词中色彩及音乐用语（因为他知道我最喜白石词，日后用作笔名的“维舟试望故国”就出自白石词），之后渐渐要我帮忙搜寻抄录龙榆生先生在厦大期间的文章资料、问我新买的《陈寅恪诗集》中1961年到1962年间有无关于龙氏小五柳堂的史料，如此等等。到1997年9月，他来函正式告知：“近来搜罗龙榆生资料，其人投靠汪伪，又为一代巨匠，颇值研究，弟欲为撰一年谱，饾饤之业，聊遣时日，漫托心思而已，本不足详观细论。”两个月后他又来一函：“近辗转与龙沐勋先生公子龙厦材联系上，如此可望于材料上有所突破，年谱成功有望。因作百年来词学研究者小传，整日屑屑为生卒年、著述等考订，颇乏趣味，时有不耐感……近日南京天气颇坏，或雪或雨，被困高楼之上，每日木木而已。”他平常最耐枯寂，此刻想也是用力太勤，用他自己的话说，“弟之龙榆生年谱，杀青无日。各方面提供材料越来越多，有应接不暇之势。”（1998年3月来函）这段时间，他假期回沪也会去拜访龙厦材及龙氏门人钱鸣瑛、徐培钧等。从少年时读《唐宋词格律》起，他对龙榆生先生一直深感兴趣，那时真是进入到龙氏的生命中去了，故而得到龙氏后人全副相托；而龙氏的某些侧面，恐怕也激起他同感——和他一样，龙氏也体质不好，又有八个子女，一度四处兼课，苦苦维持而又治学不怠。当时有人著文说起龙氏只是“文化汉奸”，和我谈起时他说此论很“迂”，对当事人的处境实在体察太少。
到大三将尽，他编撰的年谱终于大抵完工，寄给吴小如先生后，与他通函多次的吴先生原先一直以为他是青年教师，此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是他大三的学年论文，“我不禁惊诧，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因为当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吴先生的这段评语使许多人都知道了张晖这个名字。到2001年这部年谱终于脱稿出版，成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以至于当时有人说“南大文强班出了一个张晖，办得也就值得了”。
不过这部年谱的写作也使他越发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尽管张宏生先生等都在为他征集材料，但“大批书无法借阅（或新出版，或手稿影印、未刊稿之类），只能自己购买，经济上不堪重负。学问须金钱铺路，诚多体悟矣”（1998年3月来函），以至“七月弟亦拟实习，生存压力极大。弟家中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家父已辞职）……为之苦恼已久，胸中仍无主张……若放弃学术，就此工作，则弟真有所不愿。然置身尘网，有何可言。今日方知晴雯之可贵”（1998年5月来函）——他提到这一句，是因为高中时，我最喜欢的红楼梦人物是晴雯，而他最喜欢的却是秦可卿。
在此之前，为了买书他已很长时间节衣缩食，极感拮据。有一次和我在上海汉学书店看到《藏园群书题跋》，标价28元，他取舍不决，便对我说：“来，剪刀、石头、布，我赢了就买。”结果他输了，便沮丧地把书放回书架。那时原本早已约好1997年夏他们几个老同学来厦门游玩，在出发前三个月，他来信说海燕和杨敏早已打工筹措盘缠，他不能不来，“否则，将借口钞票短缺，不拟南行。”那时海燕信上也说：“（晖）也在努力省钱，据他自称现在连书都舍不得买了（这一点我是比较怀疑的），估计到最后能省下两三百块钱，听他的口气似乎是绰绰有余了。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大概也就只能坐坐521次（慢车）了，而他，也只能靠游泳去鼓浪屿了。”最后能成行，也确实幸亏了杨敏早有准备又慷慨解囊。
那年夏天临南下前夕，不凑巧遇山洪暴发，福建出省惟一的鹰厦铁路严重塌方；他和两个女生一路换乘三种交通工具（先坐火车到上海，换轮船35小时到福州，宿一夜再坐7个半小时大巴到厦门），舟车劳顿，在三天后终于抵达厦门。在此之前，我大学同学听说他们百折不挠坐船也要南来，都说他们“简直是疯了”。见面后他说，他们南下，主要是想看看我在厦门过得怎么样，说得我一阵酸楚。那几天，四个人在厦门过得极愉快。在空荡荡的校园里四处走走，在鼓浪屿上懒洋洋的，一个个竟在郑成功像（那时我们发现这尊雕像很像高中的班主任）下睡着了。黄厝海滨那时还根本没有游客，仿佛海天之间只有我们这几人在。他脱了鞋，起初穿着袜子在沙子上走，被杨敏嘲笑后脱了袜子，小心走到齐膝深的海水中，忽而兴奋得大叫一声，我们不明所以，都大笑起来。
也是在那一次，我在厦门的草坪上第一次听到了张霖（注：张晖夫人）这个名字。他说她的诗写得真是好。这次南来，张霖叮嘱他带几朵厦门的凤凰花回去。临走那天，我们站在凳子上，把楼下最后两三朵残余的凤凰花剪下夹在本子里。不久，他在来函中越来越密集地提到张霖的名字，到大三暑假，他给我看了张霖画的一幅“新儿女英雄传”，画着他们俩；画上的他捂着胸口，因为那时他有胃病。张霖对他无微不至，后来我开玩笑说她是“年度最佳饲养员”，他慢慢胖起来似乎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998年夏天，他开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实习。那时他第一次经历了幻灭。这是我们在少年时所憧憬的圣殿，进去不久他遇到一件事：一位审稿的老专家去世，而生前所借一些宋元善本皆不见踪影，社里很急，老专家遗孀却说：“真是找不到，否则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用。”他说到这里时边笑边摇头。宋元善本，学人目为无价之宝，但常人看来，不过是些带洞的旧书罢了，值什么？他说，想到这里心里常一片空空，不知所学究竟何用。而一些人将学术资料俨然据为自己领地的做法，也让他有些愤然。数月后我去南京看他，他带我去“军俱”，那里的书市上书像白菜一样堆在地上卖，他笑着说：“震撼吧？我们当年在乡下对每本书那么宝贝，到了这里才真觉得书就是一种商品。”
话是这么说，他实际上从未停止求学的脚步，实习时仍不断搜集龙榆生资料。到8月，他接到张宏生先生来函，问及“不知你是否有意续读研究生，我愿意做你的导师”，他感动之余大为宽慰，那时学校也有意留他修《全清词》。不过他不断质疑的刚直脾气并无改变，返回南京读研一时，在年底系里的一次硕士与博士后的交流会上，“弟问他们有无觉得做学问没有意义；假使有意义，你们认为是什么意义？支吾一片，没有人能回答。现在搞学问的更多是渣滓，非但不思考人性、现实问题，就连论文也写不好，只知道要求待遇如何如何，极为看不惯！”（1999年12月来函）
那时我已毕业工作，在一家外资公司不辨晨昏地劳作，内心烦躁得几乎看不下任何书。我们平常的交谈渐渐地更多变成了对各自生活的关注，而非学术议题的讨论。到他研一快结束时，他来信说决定有机会去香港继续读博士，“我过去太过拘束，信心也不够，现在我想凭自己的实力，无疑是同辈里的优秀人才，故要多争取机会，开拓自己”（2000年4月来函），两年后，这终于成为事实。
大约也是在那段时间，他开始关注近代的女诗人、女词人。他那时曾屡次在沪拜访张珍怀先生。另一方面是因施蛰存先生早先嘱他关注乡邦文献，要他有机会校点《施淑仪集》；凑巧的是，龙榆生长子龙厦材的夫人正是崇明女诗人陈乃文（也是施淑仪女弟子）之女。他曾说自己祖上是在徽州的账房里做的，但落籍崇明早已有十几代人，自然对崇明感情至深；在高中时代我们就曾注意到崇明岛在明清时代系属长三角一带文化欠发达的地区，大三时他和我信上说起“吾乡文风不振，甚可悲也”。这份持久关注一直未变，直到去年夏天他还特地回岛，与县志办约定陆续推出“崇明乡土文献丛刊”，初定第一批书目是王清穆、陈乃文的集子，他事先跟我打招呼：“这样的活吃力不讨好，通常没人做，交别人又不放心，你到时也认领几本吧。”
我虽然也一直关注这些，但内心也有严重的幻灭感。有次和他说：“你说花这么大精力，如狮子搏兔，可有多少人会认可、珍视？”他说：“你是觉得我关注的都比较冷是吧？可是冷板凳总得有人要去坐。有一次，在南京书市，听到旁边一人询问《钟嵘诗品研究》，很内行，让我心头一震，那本书只印了不到一千册，远不如《禅与诗学》畅销，可是张伯伟先生亲口说，在自己作品里他更重视前者。这样的读者就是我们的希望，哪怕很少，也够了。”
他说，“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作者系张晖同学和好友，本文节选自其在张晖去世后撰写的纪念长文《平生风义兼师友——怀念张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