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祭曼德拉：自由的战士和最后的世界领袖

叮咚

祭曼德拉：自由的战士和最后的世界领袖http://star.news.sohu.com/s2013/mdl/?pvid=6aa0c692c0b968f8历史创造英雄，英雄也创造历史，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真正具有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政治人物都会顺应历史和形势发展要求，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抱着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精神，自我变革，而不是留恋个人权位。


作为一个备受尊敬的民族精神领袖和南非国家和解统一的象征，作为最后一位享有世界性声誉的著名政治领袖，南非国父、首任黑人总统曼德拉牵动着全球公众的目光。人们都在为一个失去曼德拉的世界慢慢调整心理。
　曼德拉成长、斗争和领导的国家位居非洲大陆最南端，毗邻好望角，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之后，南非逐步发展成为非洲最大的经济强国，并成为区域乃至全球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国家之一。
　　然而，在历史上，它也曾一度是世界上种族制度最多的国家。恶劣的环境迫使他们奋起反抗，积极开展反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斗争。非洲人国民大会正是在长达数十年的斗争中，逐步成长为深受底层民众拥戴的黑人解放组织和推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实现民族和解的主要政治力量。
　　作为非国大的领袖，曼德拉出生在贵族家庭，他自愿放弃了继承部族酋长的机会，从青年时代就投身黑人解放事业，与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他身系牢狱27年，备受迫害和折磨，但始终未改变反对种族主义、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新南非的坚强信念；他早已成为一个历史传奇，将个人命运与非国大在南非的反种族主义斗争始终紧紧连在一起，写进了民族与国家的灵魂。
　　曼德拉的影响早已走出国界，产生了世界性影响。受到各国政要和民众持续不断的声援和营救，曼德拉最终在1990年2月获释，1991年7月众望所归当选为非国大领袖，从此主导了与国民党领导下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进行斗争，推动政治解决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历史进程。其中有标志意义的是，南非新宪法于1997年开始分阶段实施，确立了公民权利法案、三权分立制度、联邦制政府管理体制、多党制等重大原则和制度，为实现种族平等、保障民主和自由、促进国家发展，提供了法律和制度基石。
　　虽然曼德拉隐退已久，但仍然被视为国家的精神领袖和种族团结的象征，这与曼德拉一生的主要三大历史功绩密不可分：一是卓越领导了南非黑人反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在不同历史阶段，根据形势变化，不断改变战略和策略，取得了针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斗争的伟大胜利；二是团结各大政治派别和南非人民，实现由白人政权向多种族联合政权的平稳过渡，领导缔造了新自由南非，推动国家建立民主制度，结束了黑人受压迫受奴役的历史，提高了黑人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三是在新的国家诞生后，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奉行和解、稳定、发展的政策，妥善处理种族矛盾，全面推行社会变革，实施“重建与发展计划”、奠定了国家持续发展的基础。
　　当我们凝视曼德拉的生平，不得不慨叹——在南非这样一个国家成功实现民主转型和政治的和平过渡，在过渡期和全面实行新的国家制度后，民主选举顺利进行，社会没有发生动荡，国家持续走向稳定、发展和繁荣，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提高，区域和世界影响不断扩大。这值得全世界人民特别是那些具有相似国情的国家人民的深思。
　　在滚滚历史潮流激荡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启示。曾几何时，南非国民党曾执掌国家政权长达40余年，但形势比人强，在人民的民主诉求不断高涨和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向人民低头，而不是制造“历史决定说”来维护和谋求永远执政，是南非国民党的一项明智决策和历史性贡献。
　　历史创造英雄，英雄也创造历史，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真正具有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政治人物都会顺应历史和形势发展要求，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抱着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精神，自我改变，推动变革，而不是留恋个人权位，执着地维护其所在利益集团的狭隘既得利益。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二个启示。作为一个政治家，南非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德克勒克必将因在重要历史时刻所做的正确决定而永受世人尊重。他和国父曼德拉一起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表彰，就是世界人民对其个人成就充分肯定的表现。
　　成功实现国家的重大政治转型和政权的和平过渡，社会和解和政治改革是必由之路，不同政治势力为了共同的目标进行政治妥协是关键。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三个启示。 南非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所作的政治转型，使得其成为世界上完成和平过渡的标志性国家。在南非黑人争取解放的历史过程中，非洲人国民大会放弃武装斗争，执政的国民党放弃永保政权的幻想，其他各派政治力量，都在此时刻保持团结，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妥协，是新自由南非诞生并完成和平过渡的重要推动力。
　　建立在宪政和法治基础上的民主制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能够确保国家和社会稳如磐石，经受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风险和考验。这是我们得到的第四个启示。南非和平过渡期间和新自由南非成立后，及时制定临时宪法和新宪法，并颁布施行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全面贯彻宪政和法治原则，是确保政治顺利转型、国家持续发展、社会保持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根本要素。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敢说失去国家根本大法的约束和法治的效力后还能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保证国民的安全感。
　　保障民权和自由平等是大势所趋、历史所向，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这一人类发展的基本方向。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五个启示。南非在国民党之下就把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作为国家基本制度长期坚持，也曾将非国大、南非共产党等党派定为非法组织，并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但这一切都最终灰飞烟灭，归入尘土，就在昭示着一个颠簸不破的社会基本法则：灭人欲，天理就无法永存，只有顺乎人心人望，才是人间正道！（作者：丁咚）

lzf450924

叮咚这篇文章，相当有分量。在搜狐评论发表，目前有评论(12115人参与 ,697条评论)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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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f450924 发表于 2013-12-6 16:56

此叮咚非彼丁咚！嘿嘿~~

叮咚

曼德拉，圣人亦有过往

摘要：从一个恐怖分子，到一个和平使者，曼德拉完成了巨大的转变，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如华尔街日报所言，“曼德拉本来可能成为像弗拉基米尔·列宁一样的屠夫，但最终变成了如瓦茨拉夫·哈维尔一样的斗士”。但是，这样的转变也留下了复杂的遗产：一个没有种族隔离的国家，也是一个种族关系恶化、贫富分行、腐败严重的国家。


每个圣人都有他的过去。
　　纳尔逊·曼德拉，这位如圣人一般的人物，在他于南非当地时间12月5日逝世的时候，获得了几乎是全世界的赞美和哀悼。
　　自由世界的领导人赞美他。美国总统奥巴马称，“他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属于一个时代”；前总统小布什称，“他对人类的贡献将长存于世”；英国首相卡梅伦则表示，他是“世界上最明亮的一盏灯”。
　　独裁国家的领导人也在赞美他。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在曼德拉的逝世的当天就向南非总统祖马表达了哀悼，（曼德拉的）“伟大贡献将被世人铭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査维斯的接班人）则称曼德拉是“人民斗争的领导者”，并颁布法令，让委内瑞拉全国为曼德拉致哀三天。
　　几乎从来没有一个政治人物能像曼德拉这样，获得如此一致的评价，而且还是来自美国、英国、委内瑞拉和古巴这样意识形态如此对立的国家，而曼德拉做到了。
　　只是，和每一个“圣人”一样，曼德拉也有他不够光彩的过往。这些不够光彩的过往，和他的“光辉岁月”一道，为后曼德拉时代的南非，留下了复杂的遗产。
　　暴力的过往
　　曼德拉一直以非暴力和“圣雄甘地第二”的形象示人，但最开始，曼德拉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游击队员，一个恐怖分子。
　　曼德拉从未把非暴力主义当成他的信仰，他一再强调：“不能把非暴力看作是一种神圣不可违背的原则，而应当把它看作一种根据形势需要而使用的战略战术”。而在其27年的牢狱生活中，狱方多次提出，只要承诺放弃暴力主张即可提前出狱，均被曼德拉拒绝。
　　1961年6月，曼德拉决定放弃非暴力立场，组建了军事组织“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并出任总司令。民族之矛成立一周以后，先后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水电站、邮电局、市政办公室制造了一系列爆炸事件。
　　1962年1月，曼德拉离开南非，在埃塞俄比亚和摩洛哥接受了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学习内容包括移动射击和爆破。曼德拉还搜集和研究了多个国家关于游击战和武装斗争的书籍，包括《红星照耀中国》和《孙子兵法》。
　　1962年，曼德拉被捕，并于1964年被判终身监禁，罪名是“企图以暴力推翻政府”。在狱中，曼德拉继续熟读毛泽东著作。
　　曼德拉的入狱，并没有改变他的暴力主张，也并没有终止非洲之矛的暴力革命。
　　接下来的29年里，在苏联、东德和爱尔兰共和军的帮助下，曼德拉的“同志”和“战友”们，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猛烈的暴力行动，造成死伤无数。
　　独裁者之友
　　凭借着坚韧的意志和不屈的斗志，曼德拉以非暴力手段，取得了反种族隔离斗争的胜利。在南非国内，用南非总统祖马的话说，曼德拉是“团结、友爱与和解的象征”。
　　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曼德拉则是独裁者、屠夫的“同志”和战友。
　　1991年，刚出狱不久，曼德拉就去古巴拥抱独裁者卡斯特罗了，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共产党群众大会上，曼德拉高喊“卡斯特罗同志万岁”；1997年，曼德拉又去朝拜世界上另一个臭名昭著的独裁者、 利比亚的强人卡扎菲，亲切地称他为“我的兄弟领袖”（my brother leader）；而对于巴勒斯坦法塔赫组织的领导人阿拉法特，曼德拉则称之为“肩并肩的同志”（a comrade in arms）。
　　对于独裁者，曼德拉并不是仅仅给予语言上的支持，同时还有行动上的支持。
　　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是非洲任期最长的总统，通过选举舞弊和暴力手段，连续六次胜选。现年89岁的穆加贝已执政33年，并至少将执政至2023年。在其治下，津巴布韦成为非洲最穷困的国家之一，失业率达80%。但是，当联合国讨论经济制裁津巴布韦时，南非却是最大的阻挠。
　　当缅甸、伊朗和巴勒斯坦的独裁者在联合国遇到困难时，投票支持他们的，仍然是南非。对于这样的投票，南非的图图大主教评论称，“背叛了我们高贵的过去”。
　　事实上，这样的表现，也和曼德拉本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密不可分。
　　走向衰败的南非
　　曼德拉逝世后，一位搜狐网友评论称，“在曼德拉的带领下，南非由发达国家一跃成为发展中国家”。
　　如今，与种族和解初期相比，南非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矛盾与冲突。
　　当初，为了避免内战，白人的经济利益受到保护，继续拥有大部分土地和矿产，而黑人始终认为，那是种族隔离时代剥削的遗产。于是，南非政府不断出台国有化政策，将矿产资源收归国有。这一政策打破了白人对矿产资源的垄断，但一些白人则将其视为黑人对他们的复仇。
　　后来，南非政府又开始推行“振兴黑人经济实力计划”。根据该计划，到2010年，南非银行业的资本和资产基数的25%须由黑人控制；矿业公司本国资产的15%须在5年内转交给黑人拥有，10年内该比例须达到26%。
　　这样的政策并没有惠及到大部分黑人，相反，只是惠及到了一小部分具有政治关系的黑人。
　　目前，南非的失业率高达29.8%，青年人失业率则达到了52.8%。与此同时，南非社会贫富差距明显，85%的黑人属于社会低收入群体，而87%的白人处于社会中上游阶层。生计无着的贫穷黑人使犯罪率不断上升，而富有的白人又往往成为抢劫的主要受害者。
　　在一些白人认为南非存在逆向种族歧视的同时，许多黑人却觉得白人仍对他们构成压迫。
　　据南非种族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凯文·勒庞在2010年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自1994年以来，已经有80万至100万白人离开了南非。
　　除了贫富分化和种族关系恶化以为，腐败问题也是南非的一大恶疾。
　　曼德拉以来，南非历届领导人均推下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现任总统祖马上台后，则承诺了“人人将可免费使用水电”、“让南非40%的民众接受国家救济”等庞大的福利政策。
　　而如此庞大的再分配政策，不仅将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还将恶化已经十分严重的腐败问题。
　　2010年的数据显示，南非有40万名公职人员接受了不应得的利益，另有6000名政府高官无法说明其财产来源；负责调查官员渎职的审计署前主管估计，全国每年约有37.5亿美元公款被贪污；而南非总统祖马本人，则是丑闻缠身，担任副总统时还曾因涉嫌腐败被解除职务。
　　曼德拉在谈及南非官员的腐败问题时称，“他们就像第一次走进糖果店的穷孩子，一旦触及政府资金就再也不肯撒手”。
　　复杂的遗产
　　从一个恐怖分子，到一个和平使者，曼德拉完成了巨大的转变，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华尔街日报即评论称，曼德拉本来可能成为像弗拉基米尔·列宁一样的屠夫，但最终变成了如瓦茨拉夫·哈维尔一样的斗士。
　　但是，这样的转变也留下了复杂的遗产：一个没有种族隔离的国家，也是一个种族关系恶化、贫富分行、腐败严重的国家。
　　彩虹之国前路漫漫，只是，斯人已逝。


　　（综合《南方周末》、《瞭望东方周刊》、《看》等报道）
　　（本文作者是尹守革，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你可以给他发邮件[email protected]）

歪弟

在这样一个国家求得自由而没有流血是他最伟大之处，历史上还没有人能与之匹敌。
有人说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对手有崇高的底线，要在天朝，他的命运比lxb，王功权好不到哪里去，甚至已经在ccav痛哭流涕了。

我觉得他的伟大只在于手握屠刀之时没有清算，他的遗憾也是没有利用他的声望权威让那帮黑蛋学会自治，今天的南非，就是一个民主的反面教材。不懂得自治的人一旦拥有了自由就是魔鬼。

封不怕

跪求英美立即侵略中国，移植民主制度，并派出总督治理吾等贱民。医疗，教育，房地产，环境污染等棘手问题将引刃而解。

扶桑

5楼对＂何不食肉糜＂的诠释虽然不够完美但是免费的也就勉强接受了。

老程

5楼歪弟的话我完全赞同。
老曼头为了分封同阵线的哥们将南非原四省的行程划分改为九省，只有开普敦因白人住民人数较多加上外来的棕色皮肤的移民，开普敦一直由白人为主的政党执政。
开普敦是南非经济和治安最好的地方。

自觉的梦游人

转一篇旧文，以志纪念。

民主的成本

---前民主时代刍论之二：对南非的思考



1994年，終于变成的多种族的平等选举把黑人自由斗士曼德拉宣成为南非总统。黑人就此从南非白人的种族主义专制统治下面得到解放，平等了，自由了，也民主了。可是，曼德拉可能万万沒有想到的是在他接下來的总統任期内，他將做得最多的是以总統之尊去到那些被黑人罪犯无辜杀死的各种肤色的人士的家属那里慰问道歉。
来自南非的老乡纪先生曾经告诉我，他原来在南非曾经拥有一个很好的金银珠宝首饰加工生意，但是日益恶化的治安，和日益严重的犯罪使他不得不丢弃生意，转而移民加拿大。他述说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因为治安的恶化，一个白人买了一辆装甲车用来保护每天去银行提款和存款，这辆装甲车自然配备了重型机关枪。每天，装甲车开到银行，一个保镖端坐在装甲车上，手指紧扣重机枪扳机，另一保镖护送提款人去银行。似乎很安全了，但就是这辆装甲车保护下的白人，某一天在一家银行门口受到了三个持枪暴徒的亡命攻击！三个暴徒使用冲锋枪开着火，就朝正下装甲车的提款人冲去，车上的保镖立即扣响重机枪扳机还击，打断了其中一名暴徒的腿，并“安全”掩护提款人和另一个保镖回到装甲车！这位老乡就是因为再也不能忍受对于治安恶化的恐怖，携妻带儿，毅然抛下生意，改投加拿大的。
2001年，对民主以后的南非，相关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南非的犯罪已经显赫地攀到了世界之最：非政治性犯罪在种族隔离统治结束以后有了剧烈的增加。根据Sibusiso Masuku的一项研究报告1994到2001的七年里，暴力犯罪增长了33%。《经济学人》杂志报道，自从1994年以后发生的非政治性攻击中，大约有1500个白人农场主被杀。Interpol调查得到的数字显示，在2002年，南非发生的凶杀达到每十万人居民中就有114.8起，这是世界最高的纪录，并且是五倍地高过排名第二的巴西。而在1998年，虽然只是不很大的数字差别，但调查还是显示了南非在杀人和抢劫两项犯罪上领先于世界。在2001年的一项由社会研究机构作的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南非所有的犯罪中，涉及财产的犯罪在相当高的发生率水平，但这种发生率水平还是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但是南非的暴力犯罪所达到的令人震惊的高发生率水平却使得南非成为一个被那些犯罪受到限制的国家边缘化的国家”。
根据联合国的犯罪调查得到的数据，也支持有关种族隔离统治取消以后的南非犯罪剧增，治安恶化的结论。

南非犯罪世界排名一覽表（1998-2000）
分类 犯罪统计 世界排名 千人犯罪比例排名   
杀人 21,995      第四  第二，千分之0.496008
持枪杀人 31,918        第一  第一，千分之0.719782
过失杀人 10,961      第二 第一，千分之0.248
抢劫 197,038       第四     第四，千分之4.4434
强奸 53,008    第二    第一，千分之 1.19538  
骚扰 535,461     第二  第一，千分之12.0752
犯罪总量 3,422,740    第五   第十，千分之77.1862   

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今日南非反而成为犯罪之最国呢？
表面上看，昔日白人的种族隔离统治之下，对于黑人的野蛮和残酷的迫害，造成了那时的黑人的反抗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自律。在国际社会制裁南非白人的种族隔离主义政权的时候，黑人更是及时地放弃了武装反抗的暴力主义，从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和支持。现在，黑人与白人平等了，并通过民主选举，建立起了黑人为多数的政府。当年黑人的自律就不再重要了，相反，昔日受压迫的记忆引发的仇恨，很容易地被转化成犯罪的冲动。大主教图图曾经有一句格言在南非社会深入人心，“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但是没有认罪，就没有宽恕。”曼德拉任总统期间，曾经希望这种“认罪与宽恕”运动能使黑人和白人之间达到种族和解，但是以前总统博塔为代表，白人拒绝合作，造成了种族隔阂依然如旧。
但是在另一方面，南非社会实现多种族普选之前和之后，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社会财富重新组合的历史阶段。长期以来的种族隔离所造成的黑人在政治上的不平等，人权不平等，通过超肤色，多种族的普选，可以在一夜之间以曼德拉的当选而烟消云散，但是，随着那庆贺人权，民主的胜利的礼花飘荡而去，统计的数字却冷冷地告诉世界：今日南非的财富占有仍然是按肤色来分的，百分之二十的白人占有着三分之二的南非国民收入。这种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平均从前是在种族隔离政策之下造成，现在却要变成南非民主的社会基础，而黑人为多数的民主政权不仅要认同这一不平均，更要为它给自己正造成的动荡买单。
问题就在于从前种族矛盾遮住了一切矛盾，举凡社会不公，财富占有不均，教育与受教育权利的不均，就业权利的不均，等等，都是由于种族隔离主义造成的。而一个理想的民主前景就是，黑人取得与白人一样的民主权利，种族矛盾遮掩下的社会矛盾也会随着这一民主权利的获得而跟着缓和。但是，这些社会不公却严重地以现实的利益分占不均，财富占有不均体现出来，民主不可能立即解决种族隔离主义历年持久地造成的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不公等等问题。民主和人权，对于今日南非黑人来讲，相比于从前，很大程度上还只是简单地表现为一张选票。从前的种族矛盾遮掩下的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或者说，激化的程度依旧，不同之处则是这些矛盾现在越来越显现出来，并反而遮掩住了种族之间的矛盾。
这就要说到在黑人得到所谓的民主选举权利之前，他们失去的人权并不仅仅表现在没有选举权，更重要的的压迫是威胁到他们的生存的那些保护白人的法律制度性的经济剥夺，比如，在1939年，议会通过土著土地法，规定只以边缘的只占全南非的百分之八的土地作为黑人居住地。白人，只占有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却占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黑人不能到规定的居住地之外买进或租赁土地，甚至连作为合作投资者也被禁止。在接下来的当局执行这些法律的过程中，他们把成千上万的所谓的非法占有者（黑人）从他们原来的农场驱逐出去，把这些黑人赶到迅速变成格外拥挤的落后地区，或者干脆把它们撵到城市，使他们沦落到没有土地的劳动力的社会地位。
这样的法律制度性的经济剥夺，历经南非的联邦时期和共和国时期，直到1994年黑人通过选举夺取了政权。而这还不包括所谓的土著土地法案之前，以英国殖民主义者为首的对于黑人的土地剥夺。
整个南非在1994年之前，可以说一直在通过法律制度性的和非法律制度性的剥夺，使黑人不断地失去土地和财富，这种剥夺甚至还包括对黑人的知识技术的限制和剥夺。比如在1939年的土著土地法案之前，联邦就有相关的法律禁止黑人罢工，同时用法律强行把那些技术工种保留给白人，排除黑人涉及这些技术工种，法律更明确规定禁止黑人参军受训，等等。
可以说，至少在将近一个世纪的这种系统的制度性的“合法”剥夺使得南非在黑人得到民主之前就处在普遍的贫穷之中，而在1994年之后，号称处在中等发展水平国家之列的南非，财富的分配却恰恰如同当年“土著土地法案”所“设计”的一样，占有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的白人，占有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土地和三分之二以上的国民收入。
我们如果以这样的事实来回味图图大主教那句关于宽恕和认罪的格言，那么，格言所要求黑人做到的宽恕，显然是要求黑人在接受这样的贫富不均的前提下宽恕从前白人在种族隔离的法律制度下的剥夺黑人的罪恶。而对于依然生活在种族隔离的罪恶造成的贫穷中的黑人来说，这种罪恶不仅是一种可怕的记忆，更变成了民主平等下面的一种绝不平等的现实。这就不能不让人们来反思民主到底给南非带来了什么？如果说这种由种族隔离法律制度造成的贫富严重不均状况是当年曼德拉们进行武装反抗时，立志要为黑人通过武装夺取政权而加以彻底的改变的话，那么，当德拉克宣布要取消种族隔离的选举制度的时候，南非的白人却很成功地利用了民主对社会既成结构的认同性，把这种财富占有严重不均的历史“合理”地转化成了民主南非的合法的现实。这就是说，政治权利的平等实际是与经济权利平等分开来的。曼德拉们过于理想而忽略了经济权利对于民生的重要意义，即使图图主教也只能通过要求宽恕和认罪来化解贫富严重不均造成的社会对立。
本来，对于历史上种族隔离的制度性经济剥夺应该有一个制度性的清算和纠正，社会对于种族隔离主义造成的经济和财富的不均等也应该有一个制度性地调理，更重要的是对于贫穷和缺乏教育的黑人的民生应该有一个致力于改善的制度性建设。简而言之，就是对于黑人的贫困，社会有一个必须付出的解脱贫困的成本投入，这就是所谓的民主的成本。但是南非似乎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机会，甚至在邻国津巴布韦穆加贝领导黑人剥夺白人农场时，穆贝奇总统还因为没有加以谴责受到南非不少白人的非议。
津巴布韦的穆加贝不能接受殖民统治时期留下的财富占有不均，先是准备用向白人赎买土地的办法，解决土地占有不均，由于白人的拒绝合作，没有成功。接着就采取强制剥夺，结果引起西方投资者的退出，因而导致津巴布韦经济进入危机。现在，中国的资本正在进入。穆加贝大概是希望中国能帮助他复苏经济，并解决殖民时期留下的财富占有不均问题。对于邻国这样的致力于解决贫富差距悬殊的举措，穆贝奇总统自然是有惺惺惜惺惺的感受，但是来自民主的南非的批评却是他不该不立场分明地谴责这种剥夺。民主限制的主要就是政府的权力，当财富不均在人权的旗帜下成为民主南非的现实之后，任何一点有违于民主的政府权力就会受到限制，哪怕这种权力可能是针对社会贫富不均的。
但是对于同样也摆脱了种族压迫的南非黑人，他们对于这种贫富不均的不满和愤恨却完全会很自然地把刚刚获得的人权用在仇恨的发泄上，这样的解读可能才是对于民主以后南非犯罪攀升到世界之最的原因的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而原来的种族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依然存在，只不过被掩盖在民主制度下的以贫富不均为特征社会矛盾之下而已。根据《经济学人》杂志报道，自从1994年，估计有250，000左右的南非白人移居国外。其他白人则用迁居到私人领地来回应新的取消了种族隔离的社会，在这些领地里，他们用隔栏把社区隔开，使他们很少与黑人接触。似乎可以这么说，只要民主在对付此前的种族隔离造成的私有制基础上的财富占有不均继续表现出它的无可奈何，那么，南非社会就将继续面对这种新形势下的种族隔绝，继续面对社会犯罪的不断恶化这样一个无法一时解脱的阵痛。这决不是在鼓吹黑人犯罪有理，而是希望对于南非犯罪高攀世界之最的原因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中国的孟子有一句名言，有恒产故有恒心。今日南非黑人对于昔日的民主人权自由理想缺失恒心，轻易犯罪，很大原因应该就是他们缺失恒产。由此，我觉得应该相信，民主其实不是空想，它更应该是一个很实际的利益体现。一个健康和谐的民主社会，民主体现的，应该是很实际的民生利益均沾，很实际的社会普遍富裕。也就是说，对于南非黑人来讲，人权固然重要，但是他们的民生却是保证这种人权健康发展的重要的基础。
综观来自南非的民主经验，我想可能在如下几个方面可以作为参考：
第一，民主是目的，也是一个过程。所谓民主是目的，是指作为社会的发展水平，建设现代民主社会是目的。但民主又是一个过程，那就是指争取民主或者建立民主的过程。说民主是为了今天，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民主过程，换个角度来讲，就是指民主社会应该有一个成本建设时期，就是民主的准备，它较之于选票，可能意义更加广泛，深远。借用孟子的话，那就是恒产与恒心的关系问题，民主的恒心是不能没有恒产的基础的。南非的经验告诉我们，正是在民生权利方面，由于南非从前民主时代到民主时代之间，缺少了一个切实的民主准备，没有一个民主的成本投入。对于黑人，政治权利是应该和民生权利一体的。南非的白人政权不可能在执政时期把这里的人权与民生一体考虑，曼德拉胜选之后，也没有时机把人权与民生一体解决。跟着曼德拉几十年如一日地争取人权民主的黑人，在最后选出曼德拉之后却发现自己依然一贫如洗，只是换了自己的黑人兄弟执政。质言之，今日南非之所以深陷于民主的阵痛，乃是因为没有一个很充分的民主准备阶段，尤其是在改善和提高民生方面。它实际是以穷人闹革命的方式搞穷人民主。社会没有来得及对穷人进行脱贫的成本投入，就只能面对这些穷人犯罪日增的现实。这也可以说是民主的代价，因为没有成本投入造成的代价。
第二，对于前民主时代的任何制度性地造成的财富占有不均的社会弊端，实际也需要一个民主化的解决过程。这是要说，如果不能制度性地在民主准备阶段对这些社会弊端进行清理和清算，这些弊端就会像南非现状那样，变成民主化的负担，由穷人来荷负的负担。对于前民主时代的那些不公正的剥夺黑人的法律制度，南非虽然都加以废除了，但是对于这些法律制度当年“合法”地造成的财富占有不均，新政府却没有实际能力来立即加以解决，相反，法律制度的继承性，即在对于私有财产的认可方面的法律继承性，使得今天南非的财富占有不均，变成了民主社会的现实基础。这也许可以说，南非正在走印度的老路，即没有把民生权利和政治民权一体纳入民主进程。虽然南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有很多“只能如此”的原因。但是事实的如此，却从反面告诉了我们，对于现状还是有严重的财富占有不均的前民主社会来讲，其民主进程之必须把民生权利与政治人权一体包涵是何等的重要。中国在人权方面的一个著名提法是，人权首先是人的生存权，在今天中国以民生为纲的解决贫富不均的努力中，这种提法其实是很有意义的。而实际上，民主的进程中民生权利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可能影响到民主社会的基础：是普遍的富民基础上的社会民主还是贫富严重对立基础上的社会民主。
第三，民主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她是迄今来讲最适合人类社会的一种制度。中国正在表现出越来越关注贫富差别，这是一些民主国家都不能坦然做到的。中国因为改革而发生的“制度性”造成的贫富差别已经日益成为社会问题，而在同时，官僚权力正在发生着的贪腐以非制度性的夺占财富造成了正在迅速扩大的贫富差别呈现超经济的恶化趋势。这一切都在提示中国必须注意南非民主经验。一方面，把中国纳入民主化的过程才是中国解决贪腐问题的根本途径，因为民主才能真正解决官僚权力的无限制性可能带来的贪腐的无限制性。也就是说，要制度性地解决造成非制度性的贫富差别恶化的贪腐，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民主对于官僚权力的限制和监督；另一方面，中国又同时需要前民主时代的新权威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性”造成的贫富差别带来的社会问题，举例来说，涉及今天中国所谓的弱势群体的贫困生活的教育，住房，医疗和保险等等方面的制度性改革曾经有去除政府权力干涉民生过多的的构想，但是，实际操作中，政府的权力还是依旧，而政府对于这些民生的职责却被疏忽乃至抛弃了。把社会所需要的新权威体现在政府改善和提高这些民生的制度建设上，体现在政府对于民生的职责上，应该是另一可能的缓解贫富差别的途径。
普遍富裕的民生从来就是一切社会的得以稳定的基础。对于这一点中国已经显示出她的关切。我认为，这实际意味着中国有着一个南非不曾有过的历史时机，那就是在前民主时代把民权和民生一体考量，真正切实地通过建立普遍的富裕（恒产）来使未来的民主有一个成本基础。
（2006年8月12日）

扶桑

某些人支持的＂文明＂，必然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野蛮之上，以其为基础的。

邱晓云

一个组织暴力活动、一天搞十次爆炸并因此被判终身监禁的恐怖分子，在监狱改造十九年，居然被圣人了。在一片欢呼声中，一个发达的国家发展成了发展中国家，总统娶四个老婆，贪腐横行，白人大量逃亡，目前正发展在变成中非或者利比里亚途中，什么玩意儿！

扶桑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基石之一本来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所以11楼那么痛心疾首也是情有可原，哈哈。

扶桑

众所周知，冷战时代的南非白人政权是西方在南部非洲的桥头堡和打手，某些人又多了一个痛心疾首的理由。

李老苗

感觉像一个左右逢源的机会主义者，骑墙分裂的政治人格，却收获了圣人的名号，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矛盾世界。

zoufeng_1234

曼德拉去世后，产生了一个罕见的全球媒体景观：东、西方同声赞美，其歌颂程度超过对任何一位当代领袖人物。为什么民主和专制国家都在曼德拉身上找到了共同点？共产古巴、中国等官方媒体歌颂曼德拉，把他反抗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视为“反西方”，甚至意味着“反美”。而西方媒体歌颂曼德拉，认为他致力结束白人种族主义，促进“黑白和解”，是宽恕和智慧的象征。所以他被誉为“一代伟人”，“英雄”，甚至“道德楷模”。

曼德拉真那么伟大吗？如果尊重事实的话，就会看到，他留下的遗产，包括经济、社会治安、黑白和解、政治腐败等方面，多是负面的。他不仅不是道德楷模，而在很多时候跟世界上臭名昭著的独裁者站在一起，是他们的铁杆朋友，成为邪恶的同盟。

曼德拉的政治生涯可分为两大部分：在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监狱度过27年；1990年出狱，四年后当选南非总统（做一届卸任）至逝世，共23年。

在狱中27年及之前的政治活动，曼德拉展现的是对白人种族主义的反抗。这种反抗勇敢、坚定、义无反顾，基本应该肯定。因为无论白人、黑人，还是任何人的种族主义，都是人类最劣质的东西；以种族、肤色、族群原因而划分、歧视、迫害，都是纳粹奥斯威辛的思路。所以曼德拉的这种反抗，是正义的行为。而且他被监禁27年，刑期之长和他的不屈不挠，给人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受到世人同情和敬佩。

但曼德拉的反抗，是被压迫者的反抗，是受到压力的自然反弹。他有勇气，但却仅限在这个层次。我读过曼德拉出狱后写的那本自传《Long Walk to Freedom》（向自由的长途跋涉），里面多是对经历的叙述，几乎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但即使没有深刻和伟大，曼德拉那种对种族歧视与压迫的反抗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虽然那种“反抗”里，也有负向价值的因素，例如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抗，共产党人思维的反抗，黑人要杀掉白人的另类种族主义的反抗等等（这个问题我后面会阐述）。

而曼德拉出狱后至去世这23年，主要的遗产是负面的，它体现在四个方面——

曼德拉的第一个遗产：经济一团乱糟。

南非的经济，在曼德拉和他的继承人（两位继任总统都是曼德拉的同党及下属）至今19年的治理下，可谓一塌糊涂。这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比较：

南非在曼德拉出任总统之前，在世界上有两大名声：一是臭名昭著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另一个是经济高速发展，成为整个非洲唯一发达的国家，被称为“非洲经济巨人”。

南非的经济在1932年到1972年的40年间持续高增长，达到平均7.3年就翻一番！南非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外资，外贸连年顺差，从1965至1982年的17年里，年均增长达15.2%。有研究指出，当时南非的高速公路建设领先于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其里程一度仅次于美国、德国，居世界第三。

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由于全球（主要是欧美国家）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经济制裁，南非经济才缓慢并下滑（外贸在南非经济中占很大比重），最低那年，成长率仅为1.5%。

曼德拉当选总统后，世界对南非的制裁取消了，外国援助又蜂拥而入，但南非的经济却根本没有好转。曼德拉就职总统时承诺，要改变贫富差距，点燃经济腾飞的引擎，建造强大的南非，但他和两位接班人（都是南非最大黑人政党“非洲民族议会”主席）主掌总统府近20年，南非的经济却持续非常糟糕。

首先，南非的失业率是全球最高的之一，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25.2%（美国高盛公司本月发布的最新数字是超过24%），但在年轻人中，失业率接近80%。

这是一个多大的数字？曾拖累欧盟、焦心世界的希腊，其失业率是27%，南非可以跟希腊比“危机程度”。

不仅高失业率，南非的贫富差距也比以前更严重，目前被列为“世界财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南非矿工不满日增，2012年连续罢工九个月，造成近六亿美元的损失。经济学者认为，南非存在着“低增长、高失业、贫富悬殊等突出问题”。

在今天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主要国家都在致力发展经济，并取得显著成果。中国不用说，连续三十年经济成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过去十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7%（今年预计超过6%）。巴西、印尼、俄罗斯等国，也都经济发展显著。

但从1994年曼德拉们执政至今，南非的经济增长率最高为5.6%（2006年），最低是负数（2009），19年间，平均只有3%。

这期间，非洲很多国家都经济起飞，加纳和尼日利亚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7%。今年莫桑比克的增长率将达8.4％，赞比亚将超过7％。但南非2013年第一季的经济增长率只有0.9%，第二季是3%，刚发表的第三季统计是0.7%。南非政府的奋斗目标才是2.7%。看来连这个目标都难达到。而最低的2009年，南非经济竟是负成长（-1.8%）。

南非的经济出了什么问题？出在“曼德拉们”根本不懂市场经济，黑人的“非洲民族议会”（也译为“非国大”）一党独大，既腐败又无能。

曼德拉的自传显示，这位黑人领袖对市场经济彻底无知。他可能从未读过任何推崇市场经济的著作。曼德拉曾自豪地对到访的中共高官（曾庆红）说，他在监狱中读了很多马克思、毛泽东的书。他的枕头底下放着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当年还想到北京见毛泽东，讨教如何在非洲实现毛式的共产主义。他到中国访问时公开说，他在牢房里坚持看《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狱中生活的精神支柱居然来自中国的共产革命！

曼德拉要建造的社会，在他当年的法庭陈述中就阐述得很清楚，他要追求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属于整个部落，没有任何私人所有制，也没有阶级，没有贫富和人剥削人”。

所以当曼德拉有了总统权力后，立刻就开始推行社会主义。曼德拉政府大量建造穷人住宅和增加福利，在南非五千万人口中，有多达1500万人（近人口三分之一）领取各种政府救济。庞大的福利支出使本来拮据的南非经济捉襟见肘。另外，在白人统治时，南非的国有化程度就已经过高，曼德拉们则更强化了政府对经济的垄断，包括把所有农业用地都收归国有（交税费后才可使用）。美国前总统里根早就指出，“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曼德拉们在南非推行大政府和社会主义，自然带来灾难后果。

我之所以用“曼德拉们”，是因为他的两位继任总统更加糟糕。首位继任者姆贝基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曾在莫斯科的列宁学院读过政治理论。面对经济困境，这位列宁学院的毕业生，像列宁当年面对新生苏维埃的困境而不得不实行稍微宽松一点的“新经济政策”一样，要推行“有南非特色的社会主义”，削减福利，吸引外资，激活市场。但很快，曼德拉的另一位门徒祖马开始夺权，用逼宫方式把姆贝基赶下台，自己当了总统（至今）。当时曼德拉基金会还发了声明，为祖马夺权变相背书。

祖马是当地的土著，从没受过正规教育，从小在街头打斗，后来跟随“黑人革命军”总司令曼德拉。在监狱中，已是成人的祖马才跟曼德拉们学习认字。这位粗野的祖马更加左倾，他痛骂削减福利是出卖黑人，要回到传统的左派共产主义路线。祖马的政策，更获得在议会中占有相当席位的南非共产党的支持。

曼德拉等黑人精英的社会主义想法，跟非洲的文化历史有关。我曾在《国际援助“害”了非洲》一文中谈过，非洲原主要是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很多非洲精英都会法语，结果被法国化，沾染到法兰西的追求绝对平等的浪漫情怀，满脑袋的社会主义幻想。而他们被“西方列强”殖民的历史，更强化了那种“被压迫者”要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差别的叛逆心态。所以，在非洲结束殖民统治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领导人都着迷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曼德拉们是他们当中的典型者。


一位在捷克和南非都生活过的观察家曾评论说，在前东欧国家，人们普遍把社会主义当做一场巨大的灾难。而在南非，很多人把社会主义当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政策选择。在捷克，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自称的共产主义者。而在南非，政府中到处都是共产主义者。在中欧、波罗的海国家，人们倾向于认为西方世界的财富来是资本主义国家高效生产力的结果；而南非人更倾向于认为那是殖民剥削的罪恶。

所以，南非曼德拉们的反白人种族主义斗争，从一开始到最后掌权，都带着明显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色彩——反资本主义，反西方，抵制市场经济。结果当然是灾难性的。

曼德拉的第二个遗产：社会治安恶化，艾滋病和强奸率全球第一。

南非除了失业率高、经济成长率低之外，还有三个惊人记录：艾滋病和强奸全球第一，凶杀率全球第二（仅次于毒品大战的哥伦比亚）。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2年初曾以“南非犯罪率居高不下”为题，报道南非的治安恶化：“南非是世界上暴力犯罪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天有大约50起故意杀人，100起强奸，700起盗窃和500起其它暴力袭击犯罪被官方记录在案。据南非医学研究委员会的调查，超过四分之一的18到49岁南非男性曾经实施过至少一起强奸。”

每天有50起凶杀，每四个成年男子就有一个强奸，这种记录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这种情形在南非白人统治时期不曾有过。根据南非警方公布的数据，自1994年（曼德拉当总统）至2001年，南非武装抢劫和劫车案件上升了30.3％，入室抢劫案件上升了32.8 5％，强奸案件上升了24.6％，其它流氓犯罪案件上升了70.4％，不使用武器的抢劫案件上升了169％。这是些比率高到惊人地步的数字！

把曼德拉时代跟白人统治时期相比，当然绝不是要肯定白人的种族主义统治，更不是要南非回到过去种族隔离的时代，而是提醒人们，在歌颂曼德拉的“伟大光荣正确”时，这是必须面对的事实，必须回答的问题。

南非的犯罪率在曼德拉们掌权之后升高，原因很多，其中经济恶化是最主要因素，当青年人的失业率高达80%，他们没事可做，犯罪就成为常态。任何一个国家有高失业率，就一定会伴随高犯罪率。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曼德拉政府的极度失望，社会普遍感到失落，沮丧悲观、自暴自弃的情绪弥漫整个南非。黑人并没有因为“翻身、当家做主”了，就积极、乐观向上地建设自己的家园。

南非知名的政治分析家古梅德（William Gumede）去年对《纽约时报》说，“1994年（曼德拉当选总统时），南非虽然存在巨大的问题，但人们抱有极大的希望。如今，人们感到绝望。人们曾经相信工会和非洲民族议会等能够改变局面，但现在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们也不再相信新的民主制度，包括议会、法院能够保护帮助他们。这就是他们诉诸暴力，绕开法律，自行解决的原因。”

南非凶杀率名列全球前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曼德拉当选总统后，立即宣布废除死刑。当时南非的凶杀率已经很高，但曼德拉就是要“政治正确”，比西方左派走得还远、还快，利用其总统权力和个人名望，立即实行了废除死刑的政策。

上述《经济学人》的报道说，“南非自1994年废除死刑后，令人震惊的不只是居高不下的犯罪率，更有犯罪活动中肆意滥用的暴力行为。犯罪团伙可能仅仅只是为了抢夺一部手机就开枪杀人。并非只是占人口总数9%的白人对此抱怨，而是几乎人人自危。”

对南非这种人人自危的情形，几年前去那里采访世界杯足球赛的中国记者也耳闻目睹。《成都商报》记者李晶不久前回忆说，“彼时已经过去快3年，但至今仍心有余悸。我们被南非华人称为‘不要命的国内记者’。”意思是，这样的南非，你们也敢来。当时《南方都市报》记者发回的报道标题是：“犯罪率最高的国家——南非，永远不要独行”。但即使不独行，当时还是有五名中国记者大白天被抢劫。

面对南非日益猖獗的凶杀犯罪，南非九个主要黑人部族领导人（在全国有相当的影响力）曾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恢复死刑；并要求南非政府就此举行全民公决。

部落首领们所以无法忍受了，是因为南非连续发生轮奸婴幼儿案件（黑人中有个说法，强奸婴儿可以防止艾滋病），三名受害者分别是5个月、8个月和9个月大的婴儿。轮奸婴儿，骇人听闻，畜生都不所为！

九部落首领的呼吁，得到民众强烈共鸣，南非《公民报》民调显示，98.1％的南非人赞成恢复死刑，认为这是遏制南非高犯罪率的有效途径。 但是南非政府不敢这样做，也不举行全民公投。因为废除死刑，是他们的伟大领袖曼德拉决定的，他们不能、更不敢否定曼德拉；曼德拉已成为黑人的“神主牌”，谁也不敢动。

自曼德拉以来的三位南非黑人总统，都是黑人政党“非洲民族议会”主席。谁要想在南非当总统，就得先坐上这个最大黑人党第一把交椅，而要想当上党魁，不高举曼德拉的旗帜，没有曼德拉的背书，根本就没有可能。所以，即使有九部落首领呼吁，全国九成八的民众支持，但还是抵不过一个曼德拉！所以南非要恢复死刑，只有在曼德拉死了之后。

除了凶杀和强奸猖獗，还有更恐怖的——南非是全球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不是之一）！南非超过600万成人（占人口12%）感染了艾滋病，其中二分之一的“性工作者”携带艾滋病毒。

据2005年的统计，南非高达31％的孕妇，20％的成人，23%的军人感染了艾滋病。官方报道说，艾滋病已成为南非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占整个死亡人数的五分之一强。目前南非人的平均寿命只有52.6岁（2011年统计），比白人统治时代降低了近20岁！

在全球发展经济，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提高的情况下，人均寿命都在提高。据联合国最新报告，全球人口的平均寿命已从1990年的64岁增至70岁（截至2011年），中国和印度都各自增加七岁。但南非不仅没升，反而大降！

我最近在“伊拉克阿富汗启蒙中国”一文中谈到，在塔列班统治时，阿富汗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在美国领军铲除塔列班政权之后，经过仅仅12年的民主和经济发展，阿富汗人平均寿命已超过60岁，提高了20岁！而在曼德拉们连续19年掌权下，南非人的平均寿命，居然能比白人统治时代还降低了近20岁，远不如今天的阿富汗人！

为什么南非有这么多的艾滋病患者？当然，每26秒就发生一起强奸也是艾滋传播的途径之一。另外有分析指出，黑人女性由于受文化习俗、教育水平及男女地位等因素的影响，在自己的性伴侣是否使用保险套方面根本没有发言权，再加上南非有的部落允许娶三个甚至五个老婆，一个男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受害的就不是一个人，而会是三五个甚至更多（现任南非总统祖马就有四个老婆。祖马曾被指控强奸朋友的已感染艾滋病的女儿，最后他辩解说是双方同意的）。

中国经济学者、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陈志武教授今年三月去南非后写的博客，再次展示南非的艾滋危机：“这里艾滋病问题很严重，四个成年人中，差不多有一人带艾滋病原。艾滋病对南非的影响很大，由于艾滋死亡，人口按每年千分之三的速度在下降。由于艾滋死亡这么严重，连中小学老师的补充都很难，中小学老师因艾滋死亡后，不仅学校难以很快补上，而且使活着的老师也难以专心教学，不知自己会活到哪年，何必那么认真呢？人们的储蓄率也不高，活了今天不知明天如何，何必存那么多钱呢？”

中国去南非采访的记者都快被吓死了，他们说，跟黑人握手之后，赶紧跑回旅馆，拼命用肥皂洗手，虽然他们也知道，艾滋病是靠血液传染，但还是胆战心惊，心有余悸。

今年三月，南非卫生部长公布了一份更震惊的统计数字，南非在校女生中至少28%患有艾滋病，近三分之一！

对南非猖獗的艾滋病，曼德拉们的政府有相当的责任。南非的女卫生部长姆希曼曾公开宣扬，对艾滋病，吃点大蒜、甜菜根就会好的。这位全国最高医疗主管不是在开玩笑，她是认真的。因为“南非卫生单位专家若公开反对部长的怪异言论，就会遭到惩处”。而且南非卫生部甚至制定政策，鼓励那些不想服用ARVs（治疗艾滋病药物）的病患，多吃大蒜和甜菜根等（说是可增加人体抵抗力）。姆希曼的言行，成为世界笑料，被冠以“大蒜博士”称号。

面对批评，这位卫生部长改口说，南非艾滋病猖獗，是因为没钱买药，钱都用在买潜艇，准备防御美国的进攻了（英国《卫报》引述）。这不更让人笑翻天吗？美国军事进攻南非？去抢艾滋病患者？事实是，美国政府一直向南非提供防治艾滋病援助，布什政府时，就向南非提供了150亿美元的艾滋病基金（911美国遭恐怖袭击，纽约世贸大厦被毁。美国联邦政府给纽约市的救济款才是40亿美元，而南非男子滥交的保险套却是美国人花如此巨额买单）。

南非不仅有这种“医学盲”的卫生部长，南非的总统也好不到哪里去。曼德拉的继任者姆贝基总统不承认艾滋病的存在，他公开说：“我不认识一个得了艾滋病的人”。现任的南非总统祖马更绝了，他说，“艾滋病没什么可怕的，洗个热水澡就没事了”。有旅居南非的华裔女作家批评说，“这不仅是个大笑话，还是对非洲原本就不负责任的男权的鼓励。”

有这样不负责任、无知傲慢、草菅人命的卫生部长、总统们，南非的艾滋病能不猖獗吗？

但是由于南非80%是黑人，曼德拉们的“非洲民族议会”又煽动民族主义，导致黑人政党已连续掌权19年（看不到未来有白人总统的可能性）。黑人政府不管做得怎么烂，黑人们就是把选票投给黑皮肤的。所以曼德拉们的政府就会万万岁。毫无疑问，没有政党轮替，一党独大，就一定会有腐败。

中国社科院亚非所的南非问题专家贺文萍最近评论说：“南非过去在白人掌权期间，腐败尽管存在，但并不突出，没有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大的副作用。然而，自1994年黑人执政以来，腐败问题日益严重。1999年，透明国际将85个受腐败困扰的国家列入黑名单，南非名列第32 位。近年来，南非司法部门登记在案的腐败案件达22 万件，根本无力处理。”

在2012年9月的开普敦大学会议上，南非责任研究所主任保罗哈夫曼估算，自1994年曼德拉执政以来，南非政府每年因腐败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达300亿兰特（南非货币，相当30亿美元），累计已达6750亿兰特（675亿美元）。

《纽约时报》去年报道说，“非洲民族议会”掌权后，承诺给“所有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非洲民族议会”主要关注的是谋取私利。该报引述说，南非政府花费2700万美元（约合1.7亿人民币）整修祖马总统的乡间私宅，对外宣称说这是出于安全考虑。

曼德拉27年蹲监狱没有任何收入，后来只做了五年总统，但他的信托基金拥有两家公司（和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盛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报导说，曼德拉留下的财富超过一千万英镑（1630万美元）。在他去世之际，还在被他两个女儿告，打到法院，争夺财产。曼德拉的孙子曼拉更是臭名昭著，利用爷爷名头四处谋利。“曼德拉家族成员目前活跃于超过110家企业，曼德拉多年来已为后代子孙成立约27个基金。”曼德拉的这些钱，都是从哪里弄来的呢？

但在南非，这些都会不了了之，因为从上到下，都是黑人掌权。美国《新闻周刊》曾报道，2009年秋，南非警方公布了人员结构调整目标，把黑人雇员的比例由70.7%提高到79%，把白人雇员的比例由15.6%缩减到9.6%。以达到跟南非黑白人口的比例。但“白人在警察中比例大幅削减，并未改善南非警察局缺乏权威的事实。2/3的南非人民认为，一些最腐败的官员都在警界。”

《纽约时报》的报道结论说：“工人骚乱、社会普遍感到失落、暗淡的经济前景，以及政治体制的惰性，总的来说这些可能是南非新兴的民主体制面临的最严重危机。”

一个国家三分之一的女学生有艾滋病，三分之一的孕妇是艾滋病患者，每26秒就有一起强暴，每四个成年男子里就一个有过强奸行为，甚至不断发生轮奸婴幼儿的暴行，凶杀率居世界前列，人均寿命大幅降低，失业率高攀，经济滞缓，腐败遍地，如此这般的国家是人类历史上以前从没有过的！

难道这就是被称为“道德圣人”的曼德拉和他的继承人给南非留下的“伟大遗产”和“道德启示”吗？

曼德拉的第三个遗产，“黑白和解”只是表象。

即使有上述的经济呆滞、社会治安恶劣、艾滋病横行这些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品质的负面遗产，仍有很多不了解实情的人认为，曼德拉推动和实现了南非的“黑白和解”，功勋卓著。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曼德拉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誓言： “我们立约，建设一个所有南非人，无论黑人白人，都能心中没有畏惧，确信人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尊严的彩虹国家。”曼德拉还在典礼上特意请来三名曾看管过他的白人狱卒做“来宾”，此举被广泛歌颂为曼德拉不计前嫌、致力和解的宽容美德。

但是曼德拉的这种誓言和邀请白人狱卒之举只是摆姿态、做媒体秀而已。他说的跟做的不仅有距离，甚至是把原来白人的种族主义颠倒过来，实行黑人种族主义统治。

首先在经济立法上，曼德拉们推出《黑人振兴经济法案》（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这个法律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因为振兴经济也好，提高生活水平也好，应该是对所有人，而不是按肤色只给某个种族的人优惠。如果美国政府通过一部《白人振兴经济法》，那等于公开推行“白人至上”，得被世人骂死。中国有56个民族，北京敢制定一部推行大汉族主义、歧视其它民族的《汉人振兴经济法》吗？

南非的黑人占绝对多数（白人只占9%），曼德拉们背靠“多数”，就敢作敢为了。中国旅居南非的女作家郑海瑶以笔名凯蒂发表的随笔集《南非之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中介绍说，《黑人振兴经济法案》“一开始主要是在股权上，南非所有的矿业公司，与国家项目有关的公司，一定要有黑人持股， 到2014年，黑人股份一定要达到26%，这是硬性的规定，南非的主要经济支柱是矿业。这个政策让极少数有关系的黑人暴富起来。”

这个单独优惠黑人的经济立法不仅规定黑人在公司中占有多少股份，还要求原来白人拥有的公司，必须出让26%的股份给黑人，如果不卖，就是违法！由此实现黑人对整个国家经济的控制。

我们无法想象，如果美国政府规定，任何公司必须白人股份超过二成半，或华人拥有的公司，必须出让四分之一的股份给白人，这不仅摧毁市场经济，更是清晰明确的种族歧视，是对个人权利的剥夺。曼德拉们的做法，是直接剥夺人的私有财产；要求白人必须让出一部分股份给黑人的做法，跟毛泽东们“打土豪、分田地”的强盗逻辑是一样的。而且以种族、肤色划分，实际上比用阶级划分更恶劣，因为人的所谓“阶级”可以因财产改变而改变，但肤色、种族则不能。

但即使这样，曼德拉们还觉得不够，后又制定《扩大黑人经济振兴法案》（Broad Based 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把优惠黑人、歧视白人的范围更扩大了。

凯蒂（郑海瑶）是在南非的矿业公司工作，所以对南非的经济状况有直接了解。她在书中介绍说，这个扩大黑人优惠法案“就是在股权之上，政府还要看你公司的员工、采购、供应商，有多少是黑人。黑人成分越多，打分越高。南非公司根据其黑人因素可被分为八个等级，可以在政府认可的评估机构那里拿到证书。如果三家公司提供同样的服务，例如律师、会计师，就看他们的黑人证书是几级，肯定用等级高的那家。如果要雇人，资历相等的，肯定先选黑人，其次选有色人，最后才轮到白人。”

这种把人按肤色分为三六九等，不同对待，完全是种族主义思路，曼德拉们是明火执仗地在南非实行黑人种族主义统治！曾经是种族主义受害者的人，今天翻身之后实施更嚣张的种族主义，则是更不可原谅的！

这个优惠黑人法案的受害者不仅是白人，还有当地的中国人等有色人种。华人感到太不公平，上告到法院，经过八年抗争，最后南非法院作出裁决：在南非的华人和印度人，都属于“黑人”。以后中国人再敢骂“黑鬼”，那在南非就等于骂自己了。这个法律裁决等于明示，南非就是要对“白人”实行种族歧视，就是要把原来白人歧视黑人的做法颠倒过来。但当年白人所做的，是“种族隔离”，即黑白隔开。虽然也不给黑人平等地位，但却没有制定在经济上明确歧视黑人的法律。

中国广东的《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曾刊登一篇发自南非的专题文章，题目是“黑白南非，心墙犹在”，副题是：当前政府扶植黑人的政策，让“黑与白”在南非颠倒了一个个儿，黑白矛盾更加激化。

这篇报道展示，曼德拉们“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用原来白人对黑人种族歧视思路，对付（歧视）白人。所以，所谓曼德拉有大智大勇，在南非推行与实现了黑白和解，完全是个神话。而对这个神话，曼德拉本人和居住在南非的人都清清楚楚。

除了经济层面，曼德拉们掌权后，更在政治领域清洗白人。他们在政府主要部门换上黑皮肤雇员，尤其是中高层官员。有居住南非、了解内情的华人几年前在网上这样写道：

“黑人执政15年来，大肆削减政府部门中白人的数量，议会中的白人声音已经变的越来越小，军队和警察中的白人数量也逐年递减。白人并非情愿的离开了那些岗位，而是无法再忍受来自黑人政权的排挤和歧视。这里说到歧视，现在完全反过来了，饱受歧视的不再是黑人而是白人。现在的南非白人想在黑人政权下获得与黑人平等的政策和待遇那比登天还难，白人遭受政府部门刁难的报道已屡见不鲜，不堪忍受不公待遇的数万南非白人选择了移民他国。”

2010年6月，中国《嘹望东方周刊》发表专题报道“世界杯的南非白人”，其中写道，《体坛周报》记者林良锋在南非采访时，“邂逅了一位白人接待人员。他是一大群黑人中的唯一的白人，而且还没有权力。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不想和我们说话。后来，我找了个机会问他，为什么在南非掌握决定权的都是黑人，白人绝大部分是副手或者下属？他沉默不答。”该报道引述一位常年生活在南非的外国人的观察，“各部委里的白人一般干到相当于处长的位置就升不上去了。如果没有合适的黑人，哪怕位子空着也不会给白人。”

“那些黑人甚至不知道如何启动电脑，就能到政府部门任职，我们白人却被统统赶了出来！越来越多的黑人进入政府，就更没人帮助我们白人了！”60岁的女性村民安·卢克斯如此说道。

也许会有读者质疑我引用中国官方媒体记者的报道。但是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历来的宣传都是支持黑人反对白人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在几十年这种调子的宣传下，中国记者仍写出了上述这些内容，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看到的是真实，否则他们没有必要故意逆自己政府的调子说话。

路透社的记者曾经采访了29岁的南非白人寇伍斯（Lukas Gouws），他说：自己从小到大从没有欺压过黑人，自己也是一个穷苦的白人，但是没有办法。在黑人掌权后，自己也失去了公务员的位置，现在靠卖水果为生。而那些南非黑人却三天两头抢劫他，黑人警察也不管。

但寇伍斯还是幸运的，在曼德拉们掌权后，很多白人农场主被黑人杀害。根据南非农场主协会公布的数字，从1994年到2010年，共有3000多名白人农场主遭谋杀。

如果在白人统治时期，不要说有三千，就是有三百个黑人被杀，都得被西方左派媒体报到火星上，成为世纪新闻。而白人被杀，那些左派为了政治正确，就不吱声了。甚至连黑人政府枪杀黑人，都不愿多报。例如去年祖马政府镇压矿业工人罢工，警方开枪打死34名工人（几乎都是黑人）。这如果发生在白人统治时代，白人政府的警察打死了黑人，会被西方媒体同声谴责。但这次，只是一条消息而已。

西方媒体对黑人问题多是两个表现：一是吓死了，小心翼翼，不敢说一个“不”字；二是拼命唱“政治正确”的高调，显摆自己高尚——抓住任何机会痛斥、怒斥白人对黑人的任何不敬。白人骂黑人一句，就该打一万大板；而黑人骂白人，就是天经地义！于是黑人社会就成了一个批不得的“圣坛”。事实是，任何批不得的社会，一定是最不健康的；就像任何说不得、批不得、骂不得的人，一定是最虚弱的。

2010年世界杯在南非举办时，约翰内斯堡近郊的卫星城“克鲁格斯多普”（有古老岩洞，被称为古人类生活印证）却以另一种方式闻名世界：路透社著名摄影师芬巴尔•奥雷利的“南非白人贫民窟”系列作品，让外部世界了解到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部分南非白人的悲惨生活。

上述《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说，在这个255人居住的白人贫民窟中，除了玩耍的孩子，仇恨几乎写在每个成年人脸上。除去仇恨，“Not Fair”（不公平）几乎挂在每个村民嘴边。带着10岁孩子的艾琳说：“我们白人在1994年把权力移交黑人，是希望建立一个真正的‘彩虹之国’，让所有南非公民都平等地受教育和工作。但黑人上台后，却不给我们白人同等的机会，施行专门歧视白人的新种族歧视政策。他们只有给所有南非公民均等的受教育和工作机会，黑人与白人之间才可能真正消除仇恨，‘彩虹之国’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该报道说，“这只是南非众多白人贫民窟中的一个。在约翰内斯堡其他地区以及首都比勒陀利亚附近，还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在447万白种人中，有约10%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中国社科院南非问题专家贺文萍不久前接受香港《凤凰网》采访时指出：“1994 年黑人在政治上掌权后，虽然政府已向政府官员提供了比白人政府期间优惠得多的生活条件（如优惠住房、公车、高薪等），但一些黑人官员并不满足。他们认为，白人在经济上所能享受到的，他们也应该享受到，否则不能称作是‘平等’。因此，他们便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择手段地捞钱。如今，南非社会中已慢慢形成了一个为数虽少、但有权有势的黑人上层阶层，他们住在富人聚集的郊区、穿着华丽的衣服、开着豪华的宝马牌汽车、送子女到外国留学等等。”

面对曼德拉们任人唯“黑”，南非白人也是用脚投票，白人在南非人口比例中已降至9%（原近20%）。中产阶级（或之上）白人，尤其专业精英，如医生，工程师，教授，会计，熟练的技术工人等纷纷逃离南非。美国《新闻周刊》曾报道：南非的2.5万名注册会计师中，目前已有四分之一居住在海外。英国BBC在“Do white people have a future in South Africa? ”（南非的白人还有未来吗？）的报道中说，“南非这块土地上曾经生活着6万白人农民，20年间这个数字减少了一半。”

于是南非出现这样的奇异就业市场：失业率高达25%，同时专业人才奇缺。南非政府报告评估，正规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缺口在35～50万之间，60%的城市管理人员无论在金融或工程方面都缺乏应有的知识。

但面对如此局面，南非的曼德拉们还在宣扬黑人至上，随口攻击白人（文化等）。例如现任总统祖马去年底演讲说，南非黑人养狗、遛狗、带狗去看兽医是在仿效西方文化，那些爱狗超过爱人的人“缺乏人性”。这番言论当然引起爱狗人士不满，人们批评祖马不爱动物，并有种族主义思想。可是祖马仍是口无遮拦，他呼吁黑人不要用西方的洗发液，说“你就是再用浴液，把头发拉直，你也永远不会变成白人！”

作为一国之总统，祖马不断发表“种族主义”言论。但这还是小儿科，因为祖马们组织的黑人造势大会才是更吓人的，成千上万的黑人群情激昂地唱“非洲民族议会”的党歌“我们宣誓，杀死白人”，“用斧头砍倒他们”。曼德拉的支持者手持棍棒、长矛以及砍刀等传统武器的险恶场面，不仅吓退了许多国际投资者，更让当地白人闻风丧胆，哪还有曼德拉总统就职时承诺的那种“黑人白人都没有恐惧的彩虹社会”？

“非洲民族议会”有很多这种党歌，当年用来激发对白人的仇恨（而起来反抗种族统治）。但曼德拉执政后，并没有禁止这些煽动仇恨屠杀的歌曲。只凭这一点，曼德拉的所谓“促进和实现了黑白和解”就是虚假的。

而且更令人震惊和不可容忍的是，曼德拉居然亲自和那些唱 “杀死白人”歌曲的黑人共产党同志一起挥拳头。在youtube上，人们可以看到这个片段（http://youtu.be/RY1qmtbiBcI）。而且这不是私下唱，有记者在场。曼德拉被记者问到感受时说，他想到是“南非的民主，爱，和平”。

今天，西方任何一个领导人，不要说敢公开唱“杀黑人”，就是说一句“nigger”（黑鬼），就别想再当选，还要被舆论谴责并惩罚。不久前美国一个著名白人女烹调师，因承认30多年前说过“nigger”，就被电视台解约、销售她产品的大公司（包括沃尔玛、Home depot，JC Penny）等撤货，她的即将出版的书在亚马逊预订排行第一，也被出版社取消出版等等，舆论对她一片谴责，她到电视上哭泣道歉都不管用。而曼德拉这样公开宣扬“种族歧视”，甚至跟高唱“杀白人”的人为伍，居然可以被誉为“一代伟人”？难怪有人说，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很多都是“伪人”！

这让人想到阿拉法特，当他用英文回答西方记者时，就大谈跟以色列人的和解，谈他如何热爱和平。而他用阿拉伯语对自己族群演讲时，就煽动种族仇恨，甚至鼓励孩子们做“烈士”（用自杀炸弹攻击以色列）。看来天下的恶棍都是一样的。

任何一个想给曼德拉辩护的人，请去看看这段视频，听听曼德拉这位被誉为道德圣人的黑人领袖，是怎样公开支持“杀死白人”的！难道这就是曼德拉的“黑白和解”吗？

曼德拉的第四个遗产：南非成为支持独裁者的大本营。（有删节）

曼德拉崇拜的英雄以及朋友，多是世界上臭名昭著的独裁者，包括：毛、卡扎菲、卡斯特罗、阿拉法特、####等。

曼德拉在监狱中，就研读毛泽东的书，被称为“毛的国际粉丝”。曼德拉对毛的共产革命大加赞赏，后来对中共官员（曾庆红）说，对中共建政的“十一国庆”，他们都在监狱中庆贺。他曾渴望出狱后去北京朝拜“毛主席”，请教如何在非洲实现共产主义。但他出狱时，毛已死了多年，他失去了向毛表达崇拜之情的机会。

所以他出狱后，第一趟出国，是去利比亚，朝拜卡扎菲。那次旅行可谓艰难，因为当时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禁运）决议，没有民航可在利比亚降落。有报道说，去利比亚要先乘飞机到突尼斯，换汽车五小时至边界，再沙漠公路三小时才抵达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

利比亚所以遭联合国制裁，因为卡扎菲手下炸毁了美国民航“泛美飞机”，造成270人死亡的“洛克比空难”（卡扎菲被击毙后，利比亚前司法部长证实，炸毁美国民航是卡扎菲策划的。卡扎菲政府也曾向空难死者赔偿了27亿美元）。而曼德拉去朝拜这样的卡扎菲，等于是为邪恶背书，挑战国际社会。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批评曼德拉此举“不受欢迎”，曼德拉则理直气壮反驳：“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称是世界警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决定另一个应该怎样做。”

但他蹲监狱时，却恨不得美国等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来做“国际警察”，并呼吁国际社会“干预”南非内政，制裁南非的白人政府。但他一走出监狱，原则和标准就变了。而且是黑白颠倒的大改变。

曼德拉访问利比亚之后不久，卡扎菲就给曼德拉颁发了一个“国际人权奖”，奖金25万美元（这大概是曼德拉的“第一桶金”）。从卡扎菲的“人权奖”名单可以看出，奖励的多是践踏人权的政治恶棍，获奖者包括：古巴总统卡斯特罗，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等。卡扎菲把曼德拉划入这个“行列”，可想而知，在卡扎菲眼里，曼德拉就是他们的同伙，而曼德拉则非常乐意与他们为伍。

如果说曼德拉刚出狱，资讯不足，还有情可原。但后来他当了总统，有了充足信息，仍坚持把卡扎菲作为好友，并公开赞美说：“卡扎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偶像之一。”

对这个“偶像”，曼德拉甚至是顶礼膜拜。利比亚被联合国解除禁运后，卡扎菲第一次出国，就是去南非，跟曼德拉相聚。人们可以在youtube这个视频（http://youtu.be/wEoK4KGMO54）看到曼德拉如果热烈接待他的老友卡扎菲，在机场熊式拥抱，举行国宴。其实不说别的，只是卡扎菲带着“美女卫队”这一件事，任何脑袋还正常、还没疯的人，都会知道那个独裁者是个多么荒谬的小丑。而曼德拉却一板正经地接待；那个跟卡扎菲高举双手的镜头，定格了曼德拉的是非立场。

在上述视频中有个镜头，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座的一次宴会上，曼德拉讲话，竟理直气壮地为他支持卡扎菲做辩护，说这是他的道德要求，不能忘记过去支持他的老朋友。但问题是，且不说卡扎菲所谓支持曼德拉，只是曾取消利比亚到南非的民航等，难道曼德拉没有基本的智商？如果卡扎菲真的看重人权，支持被压迫者，那他统治的利比亚为什么会成为全世界人权最糟糕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从来没有民主选举？为什么利比亚的“曼德拉们”从没有投票和当选的机会？曼德拉怎么可能不懂得这些常识和逻辑？

而且通过媒体广泛报道，曼德拉更怎会不知道，卡扎菲的人炸毁了民航飞机，导致几百人遇难？南非的白人政权，只是种族隔离，曼德拉就强烈反对，但卡扎菲们是有意谋杀，而且是不问肤色的滥杀，曼德拉怎么却要跟这种屠夫做朋友、甚至把这个独裁者捧为“我们时代的革命偶像”呢？从这个“偶像”标准，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曼德拉要的是一场什么样革命！

当曼德拉跟卡扎菲成为“战友”，他的所谓在南非推行与实现“黑白和解”怎么可能是真的？他跟愿意妥协、放弃白人种族主义的前白人总统克拉克等人都不能完全发自内心的和解，甚至反过来推行黑人种族主义统治。这一切，都可以从他跟卡扎菲们做朋友之中找到根本性原因。

曼德拉跟卡扎菲的友情，一直维持到卡扎菲被击毙。在利比亚人民起来革命，要推法卡扎菲统治时，人们从没听到曼德拉支持利比亚人民的声音，反而是他的继承人（南非总统）祖马，公开抨击北约试图改变利比亚政权，说北约的轰炸是对卡扎菲实施“政治暗杀”。当时人们猜测的卡扎菲可能藏身的六个国家中就有南非。

卡扎菲把数百亿美元赃款藏到南非，可见他对曼德拉们有多么信任。卡扎菲的幕僚长巴希尔·萨利赫后来负责非洲投资基金高达400亿美元。卡扎菲被击毙后，这笔资金下落不明。虽然萨利赫在国际刑警的通缉名单上，但他今年三月还公开出席在南非班德举行的金砖国家首脑会议。南非在野党质疑，为什么警方不逮捕这个通缉犯，还让他大摇大摆出席会议？他们要求祖马政府解释，但曼德拉们不予回答。在利比亚政府不断交涉下，最近南非政府准备把卡扎菲藏匿的10亿美元退还，而这只是个零头，更不要说那个通缉犯仍在南非逍遥法外。

我说曼德拉跟独裁者“卡扎菲们”是朋友，从另一个例子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曼德拉出狱后，又不远万里，跑去美洲的古巴，朝拜他崇拜的另一个英雄卡斯特罗。

从youtube上这个视频（http://youtu.be/w36mzjObod0）人们可以看到，面对卡斯特罗，曼德拉恭恭敬敬，像是见到“大家长”，卡斯特罗坐在沙发上，曼德拉站立着，对他一遍遍恳求，“什么时候你能够去南非？答应我。”

在哈瓦那的共产党群众大会上，曼德拉高喊“古巴革命万岁、卡斯特罗同志万岁！”跟卡斯特罗一起散步时，曼德拉甚至手挽着卡斯特罗的手臂，一副徒弟搀扶师父、恭维独裁者的卑贱。

卡斯特罗是全球最老资格的独裁者，从五十年代末掌权至今，已愈半个世纪（超过斯大林、毛等）。而且对内跟卡扎菲一样，实行严酷镇压，对外反美反西方，输出革命和动乱。但曼德拉却认同、喜欢、崇拜这样的大独裁者。如果说曼德拉崇拜卡扎菲是个偶然（当然根本不是），那么他同时还崇拜卡斯特罗，就绝对不是什么偶然的，而是骨子里有相同的东西——从反白人，到反西方，反人类文明，等等，背后有共同的思想根源。

曼德拉当上总统后，卡斯特罗终于“赏脸”去了南非，受到曼德拉的熊式拥抱，还被安排到议会演讲。南非的民选议员，竟在国会的殿堂载歌载舞欢迎独裁者卡斯特罗。这一切，都是曼德拉安排的。民选议会欢迎独裁者演讲，这是南非议会最丑陋的一幕，更是曼德拉政治遗产中最令人恶心的篇章。

曼德拉跟卡斯特罗的“友情”至今，媒体报道说，曼德拉88岁生日时，卡斯特罗“信守诺言，专程送来了精美的朗姆酒和雪茄烟。”曼德拉90岁生日时，卡斯特罗在古巴《起义青年报》上撰文说，曼德拉“已成为人类最崇高品质的象征”。世界上专权时间最长的活着的独裁者歌颂曼德拉，更能说明他们为什么是“战友”。

曼德拉从不掩饰与这些独裁者们为友，甚至为有这些“朋友”而自豪。曼德拉第一次到美国（1990年）时，特意去拜访纽约曼哈顿125街的哈莱姆黑人区。媒体报道说，曼德拉向欢迎人群表示，“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利比亚上校卡扎菲、古巴军事首脑卡斯特罗，都是我的战友（comrades in arms）。

在曼德拉的朋友名单上，不仅有上述的恶棍，还有伊朗的内贾德,等等.

(删节)

如果阿拉法特、本拉登还活着，没准也会得到曼德拉们“奖励”。因为“南非已成为当今自由世界中袒护独裁者的领袖”（美国《新共和》杂志语）。曼德拉们的南非，曾支持缅甸军政府，支持伊朗的内贾德，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支持利比亚的卡扎菲，支持古巴的卡斯特罗，支持反美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更是臭名昭著的独裁者、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的后台……，他们内心深处有“相通”的东西。

南非《时代周刊》当时发社论说：“这是一场背叛，是一场对南非自身抗争历史的背叛。”

可从曼德拉的上述种种丑行来看，他其实骨子里没有“背叛”，他本来就欣赏斯大林、毛泽东的理念。曼德拉去世当天《华尔街日报》的悼念文章就提到，“曼德拉领导的黑人运动朝向马克思主义、跟苏联结盟。曼德拉的家中书桌上方，挂着列宁、斯大林的画像。”

曼德拉死在家中，大概最后的时刻仍望着书桌上方悬挂的“英雄”画像。这才是真正的曼德拉！

李老苗

感觉像一个左右逢源的机会主义者，骑墙分裂的政治人格，却收获了圣人的名号，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矛盾世界。
李老苗 发表于 2013-12-8 14:45

想了一下，我这个说法不对哈。他过去虽然参加过红色革命，有一些独裁朋友，但是掌权的时候选择了民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依然是伟大的。要求一个人从始到终都是清白的，这是脸谱化的做法。

木兰院

Mandela’s Socialist Failure

By SLAVOJ ZIZEK

December 6, 2013, 2:15 pm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of his life, Nelson Mandela was celebrated as a model of how to liberate a country from the colonial yoke without succumbing to the temptation of dictatorial power and anti-capitalist posturing. In short, Mandela was not Mugabe, South Africa remained a multi-party democracy with free press and a vibrant economy well-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market and immune to hasty Socialist experiments. Now, with his death, his stature as a saintly wise man seems confirmed for eternity: there are Hollywood movies about him — he was impersonated by Morgan Freeman, who also, by the way, played the role of God in another film; rock stars and religious leaders, sportsmen and politicians from Bill Clinton to Fidel Castro are all united in his beatification.

Is this, however, the whole story? Two key facts remain obliterated by this celebratory vision. In South Africa, the miserable life of the poor majority broadly remains the same as under apartheid, and the rise of 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 is counterbalanced by the growing insecurity, violence, and crime. The main change is that the old white ruling class is joined by the new black elite. Secondly, people remember the old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which promised not only the end of apartheid, but also more social justice, even a kind of socialism. This much more radical ANC past is gradually obliterated from our memory. No wonder that anger is growing among poor, black South Africans.

South Africa in this respect is just one version of the recurrent story of the contemporary left. A leader or party is elected with universal enthusiasm, promising a “new world” — but, then, sooner or later, they stumble upon the key dilemma: does one dare to touch the capitalist mechanisms, or does one decide to “play the game”? If one disturbs these mechanisms, one is very swiftly “punished” by market perturbations, economic chaos, and the rest. This is why it is all too simple to criticize Mandela for abandoning the socialist perspective after the end of apartheid: did he really have a choice? Was the move towards socialism a real option?

It is easy to ridicule Ayn Rand, but there is a grain of truth in the famous “hymn to money” from her novel Atlas Shrugged: “Until and unless you discover that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good, you ask for your own destruction. When money ceases to become the means by which men deal with one another, then men become the tools of other men. Blood, whips and guns or dollars. Take your choice – there is no other.” Did Marx not say something similar in his well-known formula of how, in the universe of commodities,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assume the guise of relations among things”?

In the market economy,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can appear as relations of mutually recognized freedom and equality: domination is no longer directly enacted and visible as such. What is problematic is Rand’s underlying premise: that the only choice is between direct and indirect relations of domination and exploitation, with any alternative dismissed as utopian. However, one should nonetheless bear in mind the moment of truth in Rand’s otherwise ridiculously-ideological claim: the great lesson of state socialism was effectively that a direct abolishment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market-regulated exchange, lacking concrete forms of social regulation of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necessarily resuscitates direct relations of servitude and domination. If we merely abolish market (inclusive of market exploitation) without replacing it with a proper form of the Communist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domination returns with a vengeance, and with it direct exploitation.

The general rule is that, when a revolt begins against an oppressive half-democratic regime, as was the case in the Middle East in 2011, it is easy to mobilize large crowds with slogans which one cannot but characterize as crowd pleasers – for democracy, against corruption, for instance. But then we gradually approach more difficult choices: when our revolt succeeds in its direct goal, we come to realize that what really bothered us (our un-freedom, humiliation, social corruption, lack of prospect of a decent life) goes on in a new guise. The ruling ideology mobilizes here its entire arsenal to prevent us from reaching this radical conclusion. They start to tell us that democratic freedom brings its own responsibility, that it comes at a price, that we are not yet mature if we expect too much from democracy. In this way, they blame us for our failure: in a free society, so we are told, we are all capitalist investing in our lives, deciding to put more into our education than into having fun if we want to succeed.

At a more directly political level,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elaborated a detailed strategy of how to exert damage control by way of re-channeling a popular uprising into acceptable parliamentary-capitalist constraints – as was done successfully in South Africa after the fall of apartheid regime, in Philippines after the fall of Marcos, in Indonesia after the fall of Suharto and elsewhere. At this precise conjuncture, radical emancipatory politics faces its greatest challenge: how to push things further after the first enthusiastic stage is over, how to make the next step without succumbing to the catastrophe of the “totalitarian” temptation – in short, how to move further from Mandela without becoming Mugabe.

If we want to remain faithful to Mandela’s legacy, we should thus forget about celebratory crocodile tears and focus on the unfulfilled promises his leadership gave rise to. We can safely surmise that, on account of his doubtless moral and political greatness, he was at the end of his life also a bitter, old man, well aware how his very political triumph and his elevation into a universal hero was the mask of a bitter defeat. His universal glory is also a sign that he really didn’t disturb the global order of power.


http://www.guancha.cn/QiZeKe/2013_12_09_191405_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