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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4-1-17 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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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之后,娜拉们与旧家庭的联系,并不像小说或电影里展现得那样干脆决绝。父母昨日书中,大量包含了范、李与各自家庭的通信,特别是作为女性的范元甄,对于母爱的牵挂很难斩断,形诸梦寐。而范、李出走的身后,是各自亲人孤独的悲剧。尤其是李锐家,寡居抚养儿女成人的老母亲陷入绝望,李锐则以“我的爱不能只属于几个人,要首先关心着天下的劳苦大众”来对抗内心的挣扎。正是在这种逻辑下,范、李与无数革命青年一样,逐渐疏远了与家人的情感。
虽然如此,李、范仍旧长年保持着与各自家庭和亲戚的联系,在批判他们落后的同时,接受他们的经济帮助。由于边区经济的困难,这样的接受资助,是在组织的默许的情形下进行的。这和传统叙事中革命青年与旧家庭的恩断义绝,出入何等重大。
实际上,在民国的时代风气和制度涤荡下,像《家》里那样能够保持完整宗法制的旧家庭是少数,多数知识分子出身的家庭已经具有某种开明性质,或者上一代人自己就是社会改革的参与者,这样的家庭也更有动力送子女上学求知。阶级斗争所需要的叙事却把家庭一概作为落后或者反动的对象来批判,有意吸纳和强化了青年人固有的叛逆意识和成人需求,促进他们脱离家庭的传统和亲情引导,完全投奔到革命的麾盖下,“与家庭决裂”成为投奔革命的一个必要身份印记。这样的故事,一直到镇反反右、上山下乡和打工潮仍旧以运动的模式上演着。
摈弃各种人性的“小资产阶级”需求,目的是为了炼成“特殊材料”的无产阶级战士。这是一个严酷的过程,淘汰率很高。《父母昨日书》中,提到多位这样革命路途中的被淘汰者,前文提及的自杀者唐克即是一个例子。周恩来义女、传为延安四大美女之一的甄曼丽,和陈振球(建国后任哈尔滨日报总编辑)生有一子,送老乡抚养,本人在抢救运动中被关于窑洞审查,遭受山洪冲塌窑洞而死。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的危拱之,在整风中精神失常,男女关系混乱,以后身世悲惨,则是突出的故事。这样故事并非仅在延安发生。大革命时代,著名的美女刘尊一,在被革命爱人出卖被捕入狱后,接受了国民政府典狱长的帮助和爱情,与其结婚,此后典狱长病死,刘尊一因为失节深受批判,远遁重庆北碚,单身终其生,与困守师道的吴宓近邻。类似在革命潮流中失踪或落伍的“娜拉”,不可胜数。
三
在抽空了家庭、亲情以致男女之爱这些人性内涵之后,加入革命队伍的娜拉们如果没有在此过程中夭亡或者被完全淘汰,结果就会炼成一种今天尚不陌生的新人--马列主义老太太。
老鬼在《我的母亲杨沫》里面,比较典型地描述了这样一个马列主义老太的形象。这也是林道静的中年肖像。
这个马列主义干部对同志们非常热情,像春天般地温暖,经常无私地帮助别人和担当道义,以至于博得普遍好感;但对于儿女们,却是情感冷淡,成年的大女儿在家里吃饭要交粮票,否则连剩饭也锁起来。父母作为高级干部可以内部购买的营养品被锁起来,不让孩子们染指(从北岛的回忆录可以看出,这种父母配给营养品与子女分开的情形,就和父母配给的专车子女不能食用一样,是一种普遍规定)。对儿子,她赞同丈夫的拳打脚踢,动辄责骂,将儿子神经性腹痛视为资产阶级的娇贵。她说自己服膺卢梭,将亲生孩子全部送往育婴堂。卢梭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叙事的鼻祖。在大女儿死于不测后,她因为政治考虑,没有积极寻求惩办嫌疑人--江青的一位红人。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语言,完全是革命化的控诉与反抗。亲情关系的完全冷漠和破裂,导致内心失衡的老鬼在文革之初上演了带人抄家、捆姐押母的一幕。
在夫妻生活之间,杨沫与老干部丈夫马建民完全退去了《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她的革命领路人之间的理想色彩,成为标准意义上的政治夫妻。两人的收入和住处都长年分开,即使杨沫生病丈夫亦很少看望,马建民经济上极端抠门,到了几分钱也要两清的地步。最严重的是在政治运动中马建民揭发了杨沫入党时间不实的问题,使得杨沫背上了假党员的嫌疑,两人之间关系完全破裂。倒是《青春之歌》中备受贬低的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在外调人员上门时坚决不肯揭发杨沫。
政治夫妻的因素,在当时的干部家庭中都轻重不同地存在着。李慎之打成右派后,妻子屡次想要与其离婚。身为思想者和中共老干部的顾准家庭则更是典型的例子,顾准打成右派之后,夫妻离婚,妻子自杀,儿女反目,直到眼下仍旧创痕未复。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是彭与前妻离婚后组织安排与其结婚的,建国后对彭的态度完全随着政治态势而反复:彭德怀庐山会议挨批后浦要求离婚,彭复出任三线副总指挥时浦试图恢复关系,文革爆发又再度疏远,彭德怀平反后的追悼会上,浦安修又要求以遗孀资格出席,并引起彭后人反对。浦安修作为现代历史上著名的浦氏三姐妹之一、一二九运动的活跃分子,当年也正是一位娜拉中的佼佼者。
进城之后,为了保障千辛万苦熬到了头的“娜拉”们继续革命的权利,也为了进行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凡是一定级别的干部家庭一律配备了保姆。在解放之初的配给制中,连新参加工作的干部生孩子也可享受保姆费。这保障了女干部们继续参加革命工作,但也使得她们的家务技能大幅度退化。老鬼和姐弟们即长年与保姆相伴,成年之后,缺乏母亲照料的他甚至因为“不会擦屁股”受到女友责备。李慎之的女儿李尔柔对笔者回忆,她的父母亲没有做过任何家务,母亲唯一坚持要自己做的是擦玻璃,原因是担心保姆登高遇险。80年代之后,李尔柔曾经当面责怪父母‘“解放过头了,家务事都不会做,扔给我们”。
这样的家庭,自然也割裂了和亲属的传统联系。中纪委原副书记李昌夫人冯兰瑞的父亲,是地主成分,在云贵解放时从乡下逃亡到贵阳,又被农民抓回处死,对于此种情形,冯兰瑞数十年中未曾过问。从小影响冯兰瑞走上革命道路的六舅,由于叛徒问题遭受冤狱,冯亦和其断绝音信数十年,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委托贵州方面复查。李昌的两个兄弟,亦在镇反中被枪毙和坐牢,李昌亦从未过问。大义灭亲的时尚,使得娜拉们努力彻底切断和“反动家庭”的联系,成为完全成色的马列主义老太太。
李南央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中,叙述了范元甄建国以后直至晚年的情形。范对于李锐只余对一个“反党分子”的仇恨,相处时唯有怒骂申斥。这种仇恨,直到晚年去世前仍未消减。在范看来,与李锐的恋爱和结婚,是她一生最大的错误,是她人生“开花不结果”(陈伯达评范元甄)的根源。对于儿女,范元甄的仇恨并不逊色,甚至在晚年李南央的一次回国探亲中差点亲手掐死女儿。对于亲属,她是尽量加码进行政治斗争,几位手足都由于她的主张而受到政治批斗或者失掉招工就业的机会。
从人生来说,除了老干部的身份和由此的一份政治觉悟,她已经不剩下任何东西,家庭、亲情、理想和人生的一切欢乐,都已离这个早年光彩夺目的娜拉而去。她们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在政治上不断要求上进。李慎之的夫人50年入党,因为出身不好,候补4年才获批准。李尔柔说,母亲努力要符合党的要求,但老也赶不上。周舵在回忆录《母亲的自杀》中,塑造了这样一个“入党谜”母亲,由于出身不好而一再忏悔,终身想要赶上当时的政治形势,反而屡次站错队,文革中长期坐牢,终于精神崩溃而自杀,给子女的遗言是“政治生命最重要”,“紧跟华主席,努力干革命”。
早年激情撰文替延安的女青年们呼吁的曾克,到晚年也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被打成“右派”的龙实在其回忆录《往事》中,述及曾克晚年任四川省作协领导时积极组织肃反和反右,言谈举止动辄上纲上线,作协成员近三分之一被打成右派,作者本人亦经曾克之手被划为极右分子。
批判文革和个人崇拜的思想先驱陆兰秀,与官宦家庭决裂追随共产党,在下关惨案中因保护邓颖超挨打,解放后任苏州图书馆副馆长,却因为出身和思想在文革中受到审查批斗,要求丈夫主动与其离婚划清界限,在牛鬼班里极度渴望毛主席“给出路”,直到最后政治上的出路被完全堵死,终于走上怀疑文革和毛泽东的道路。陆兰秀可以说是娜拉政治化道路上的一个异数。更多在国统区追求进步的女性,则由于加入国民党或者与旧政权有染而在建国后失去工作机会,被压到社会底层。北大“右派”万耀求的母亲万华柏,上海劳动大学肄业,长期在宋美龄、史良等人手下从事妇女工作,曾加入国民党,建国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失去生活来源而穷苦离世。
高度政治化的家庭与人生,并不能完全消弭人性本能的需求。这些需求往往以变态的方式存在。革命家庭的另一面,可能是人性的堕落。《我的母亲杨沫》中叙述杨沫与马建民夫妻生活交恶,杨沫与秘书长期生活,暧昧不清,马建民与前妻所生女儿的过度亲密则受到杨沫怀疑。这本书中还披露,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在文革失势后困局家中,顿感寂寞,和与丈夫分居的女儿发生了关系。罗瑞卿之女罗点点的回忆录中,亦披露了解放军一位上将长期霸占其亲侄女的秘闻。前文述及的陈振球,在六十年代因男女关系混乱被定为坏分子。曾克亦传闻和重庆驻军的一位军人(有妇之夫)秘密同居生子,因而在作协威望不高。阎连科的小说《为人民服务》,以近乎极端的形式表现了这样一位高级干部夫人被政治扭曲变态的人性需求。
到这个地步,可以说一部分加入革命序列的娜拉们,确实又应了鲁迅先生的预言,“堕落”了。但这是在革命序列里昂扬的堕落,是革命扫除一切传统道德的激进的另一面。
四
在《我的母亲杨沫》的末尾,老鬼写到了“林道静”--杨沫在晚年的人性复归。历经政治沉浮之后,她终于意识到家庭和亲情的可贵,辞掉秘书,开始关心儿女,享受天伦。
李慎之的女儿李尔柔,对笔者提到了晚年李慎之夫妇的独特情感经历。在最后几年,夫人消除了早先对于丈夫政治上一贯极右的排斥,开始理解他,夫妇感情贴近。李慎之去世后,夫人反思说李总不回来,是不是对李坐牢时她未去探望有意见。半夜李尔柔常会看见母亲起床翻找纸张,给李慎之写信。后来竟然缠着女儿要求配福尔摩斯的药水,把死去的人治活。大半生被压抑的情感释放出来,其深至斯,是包括她的亲人们和李慎之自己也不会料到的。
这样的人性复归,是在革命叙事淡化的背景下实现的。但是整个社会阶层却已经历了革命叙事的长期动员,旧的家庭关系已经大体颠倒过来,“四世同堂”之类的大家庭已被清洗殆尽。中共建政后长期有意延迟制定各种重要法律,却抓紧出台了唯一一部民事法律《婚姻法》。在婚姻自由以及对女性进行社会动员背后,实际是从家庭层面拆解传统社会根基的重大步骤。当政治的动员和支配进入传统社会的政治--伦理基础单元:家庭,代替儒教伦常成为家庭中心道德时,传统社会也就从根子上被拆解了。
这个过程并非单纯的“恋爱自由”那么美好。土改到解放前后,描写反对包办、婚姻自由的《小二黑结婚》曾经风靡全国,但现实生活的原型却是另一回事。笔者曾到《小二黑结婚》的原型故事地、山西左权县横岭村采访,当地老人指给我看当年赵树理采风居住的小屋,附近是“小二黑”原型岳冬至被杀死的牛棚。原来现实中的故事是“小芹”原型智英贤参加土改当了妇女主任,与担任民兵队长的小二黑相恋,却遭到村支书、村长和青年部长嫉妒,批斗岳冬至并殴打其致死。智英贤事后远嫁东北一商人。小二黑的坟墓,覆满了陈年苔藓。造成小芹和小二黑婚姻悲剧的,并非三仙姑和小诸葛的包办,倒是政治名义下的虐杀。建国以后,政治因素取代以往的门当户对和父母媒妁占了主导地位,首先看出身,看政治表现,婚姻以阶级划界,并涌现出大量的政治婚姻。在《李双双》这样的“先进媳妇帮落后丈夫”喜剧背后,是一两代人普遍婚姻不幸的现实。
合作化开始以及人民公社建立后,家庭作为传统的经济单元失去了作用,核算单位长期放在公社到大队一级,最多下探到队,极端体现则是大锅饭。包产到户之后,家庭才再次恢复了经济单元的部分功能,但是家庭的有机性已经被严重削弱。紧跟着的市场经济运动,经济不平衡引起的打工和人才流向大城市,则再一次破坏了家庭结构和伦理,终于形成了眼下的留守家庭,以及城市中的剩男剩女,空巢老人和丁克家庭。计划生育形成的独生子女家庭,也使家庭的功能严重退化。家庭的基本矛盾已经逆转:不再是作为传统政治--伦理的修齐治平体系基石的家庭伦常压迫,而是家庭功能解体,以及报复式的婚姻、情感物质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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