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邱晓云 于 2014-4-4 23:06 编辑
七十年代初，父母单位内迁大三线，大三线嘛，跟上海不能比，当地人眼里的大城市，照上海人眼光看就完全是穷山僻壤。一切公用设施都不完备，所以到了那儿，什么事都要自己单位造起来，像用电，就要自己建配电房、买发电车；用水呢，自己建水塔水库水泵房；浴室食堂冷库更是少不了，还有么，最重要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否则就要变修，设计院研究院里，不是行政干部也是技术干部，毛主席的话，一句要顶一万句，毛主席说干部要参加劳动，就一定要想出事来，让他们劳动。所以，就办了一家附属工厂，置办了各种机床设备行车，让干部们好有个地方轮流劳动，避免变修。既然建了工厂，总要招些工人。因缘凑巧，我进了这厂，学做车工，认了个师父，姓许，许师傅。
为什么说因缘凑巧呢？因为那时候能够进厂，有份工资，很不容易。单位内迁后，大批职工子弟都跟着过来，眼巴巴等着工作机会，一些职工子弟已经在外地，黑龙江之类的地方插队的，也都想尽办法，调到单位附近农村插队，全都踮起脚尖，伸长头颈，等着单位招工。我呢，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照理还该在读书，招工应该轮不着我。不幸因为家里有点八竿子打不着的海外关系，没有读成书。父亲怕我独自闲逛学坏，押着我，送进这家附属工厂，说好了不拿钱，只是义务劳动。到正式招工的时候，算起来我已经义务劳动一年半了，车床也开得不错了，虽然那时我还不满十六岁招工年龄，领导手抬一抬，把我招了进去，也算因祸得福。原来与我同班的同学们，后来读完书，毕了业，统统下乡去插了队。
许师傅呢，当时廿七八岁，五短身材，却眼高于顶，谁也不大看得起。看不起同厂的其他师傅，也算有他的道理：其他师傅多是作为家属，随迁过来的，原来的技术呢，多是一家厂里师徒相传，不见得全面，能进过技校，就算科班出身了；而许师傅是正宗中专毕业，跟师娘是同学，与单位当时分进来做设计的那批中专生，都是同班同学，他的大部分同学，包括师娘，都分在我们单位-------当时在上海---------学做设计，偏把他独自一个分去了北京，单位倒是家好单位------北京精密机床研究所---------做工人，我怀疑是因为他违反校规，悄悄在学校里谈恋爱，让学校知道了，学校分配时有意整他，硬让他俩劳燕分飞，叫你们好不成。那时候上海北京，跨市调动工作，是桩极麻烦的事。也算巧，碰到内迁，师娘跟单位内迁，师父算随迁，从北京调到了内地，总算团圆。大城市调往小城市，总是容易的。师父学历比其他师傅高，又进过精密机床研究所，听说师父的父亲，解放前就是有名气的修理工匠，那时候叫外国铜匠。机械这件事，许师傅应该从小就见多识广，看不起别的师傅们，也算有他的理由。
当然，他也看不起他那帮中专生同学：他们干活当然不如他；至于做设计，许师傅说话，没啥稀奇，他也会的，他接触过生产加工实际，做的设计，至少工艺性、加工性，都要比一帮出校门，就坐进办公室的朋友，要好得多，他当着那帮同学的面，也常这么说，同学们也没办法反驳他:他现在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这帮同学都是臭老九.虽然在我们单位，都只不过是最底层的臭老九，工资最低。要是在单位里作阶级分析。都应该算最革命的力量，对老工程师们完全有资格造反有理，不过碰到工人阶级，总归硬不起来。许师傅傲视同学的另一个原因呢，是我瞎猜的，没人这么说过：我看师娘很漂亮，想来同学里应该算一枝花，最终她死心塌地跟了师父，两地分居也此志不渝，现在好，养个儿子也已经虎头虎脑到处跑了，比比那些，到现在还老大难单身的同学，师父心理优势是免不了的。
问题是这厂，是给院里干部下来劳动的。我们单位多得是大工程师，留德留美留苏的都有。各行业的专家名宿，甚至国内行业领军人物，你总不能也不放在眼里了吧？嗨，他照样看不起。
那是个反智的时代，流行的口号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所以对那些高贵的高级工程师们，不但要反右政审、查出身、调查社会关系，政治上，搞得他们灰溜溜，还要在他们学术专长方面，打掉他们的气焰：不要以为你有多高明，党比你高明多了。 那时候行出来，让助理技术员出题，来考高级工程师，你考出来，也没啥光彩，考不出，出了洋相，就变成本单位里流传不息的段子。我们单位，这种考试，发生在内迁之前，我与师父都没能躬逢盛会，不过当年主考的多是师父那帮同学，中专毕业，拿着四十几元工资，苦哈哈的，能够有机会，出出那些拿二三百元工资的老工程师洋相，他们肯定很起劲的。所以师父肚子里，很多这种段子：这个四级工程师，中国热处理的权威，叫他背元素周期表也背不出；那个结构专家，人家问他：柱子出了裂缝怎么处理，他回答：拿张报纸糊一糊……我是听得将信将疑，师父是讲得兴高采烈，他的解释是那些人都长期脱离了实践，要我想想，明明是那些老工程师在跟你们乌搞，反正考不出也不影响一分钱工资。
明明乌搞的事体，师父讲得那么当真，我也就有点看不起他：很正常，师父目空一切看不起人，徒弟学样，自然也目空一切看不起人，包括看不起师父。
师父学过点功夫，摔跤拳脚都会点。据说他有个表哥，因为小时候身体不好，家里托了人，送去跟过海灯法师三年，没有正式拜师，但跟着锻炼锻炼，身体算养好了，也多少会了点功夫。文革里在人民大道上，他的名气很响。所幸胆子小，没闯什么大祸，给公安局抓了一回，老实了，从此呆在家里。师父呢，跟他学过几招散手，至少嘴里讲起来，道道很多。前面讲过，那是个否定一切权威的年代，他要讲什么四路华拳，二郎担山一条鞭，他的同学就要与他争论：什么功夫，都不如菜刀。师父就讲如何如何空手入白刃，同学就偏不相信，硬争没结果，只好当场比试：同学拿把菜刀，舞得泼风一般，师父会者不难，欺身抢入，去托他手腕，只是那个同学，并不敢真心砍人，看他抢近身来，早就慌了，刀不朝前砍，倒往后缩，师父本来、可以接住他手腕的，结果接住了刀口……
还好，没啥大事体，就是到医院去虎口上缝了八针。
伤好后师父对练武也没了兴趣，正巧那时，我滥竽充数，代表我们院参加市里的围棋比赛，拿回个团体第三，单位里下棋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师父对围棋也来了兴趣，经常拉着我找地方下棋。开头是让他九子，后来渐渐减到四子三子，也算他进步蛮快，就是有一样不好，他老爱悔棋。每当他下出漏洞，我痛下杀手时，他就：“奥吆，不对！没看到！”把子又拿了回去。
这让我很不爽。我破解的办法呢，是见他下出漏洞，忍着不直接去杀，先到别处打将几下，再回来杀他，可他照样要悔棋“这个不对，这个也不对”一退退回去好多步，我只好在一旁故意唉声叹气。师父还要教育我：“有什么关系啦？又不赌钱。拆棋就像分析做坏了的零件。分析了才会有进步。刚才那付棋算你赢了，这就算我们重新下一盘，仍然下到这儿，如果我这样走，你怎么应？”那不还是等于悔棋悔到那儿嘛，不过也没办法，只好陪他下下去。一会儿他还是输了，这回他很爽气，棋一撸，说：“这盘也算你赢了，算你赢两盘，行了吧? 走吧，跟我出去。”
跟他出去，有时他会请我吃一碗羊肉粉。羊肉粉是当地唯一一样我回上海后仍然想念的东西----很普通的一种吃食，主料是桂林米粉，烫一烫，浇上煮羊肉的汤，上面放几片切得极薄的羊肉，撒上香菜，加点花椒辣椒，只要两角五分钱。那味道又香又麻又辣，极对我的胃口，唯一遗憾的是，羊肉总是太少，不过瘾。不知道什么路数，师父认得那家国营小店里掌厨的胖老太 ，跟他去吃羊肉粉，虽然端上来的粉，面上还是只有几片薄薄的羊肉，但粉条下有时会垫着三倍的肉，让人喜出望外，不快自然也早就烟消云散。
学徒三年很快过去，转眼就要满师，我和师兄弟商量定，大家凑份子，在饭店摆一桌，请请师父，就算谢师宴。师父知道了，就说：何必那么麻烦，大家带点菜，就到师父家聚聚，师娘厨艺不错，让她来烧好了。大家当然拍手同意。临近日子，问师父要备啥个菜，鸡鸭之类的大菜，要提前去赶集才能买到。师父说：你们全别管了，师娘准备了很多天，都备好了，你们到时候来赴宴就行了。弄了半天，变成师父请徒弟了。
那一天师父家菜肴之精美丰盛，是内迁后从未见过的，大鸡大肉也罢了，像咸菜大汤黄鱼里的大黄鱼，当地从未见过，不知怎么从上海带过去的---------上海那时也很难见到这样的好货呀。师兄弟们大快朵颐之余，纷纷说要忙前忙后的师娘上桌，轮番向她进酒，几只捣蛋鬼，天天小老酒不断的，师娘哪里有那么大的酒量，一会儿就满脸红晕，说要到内房去躺着了。师父无奈又心痛地说：你们这帮捣蛋鬼，她忙了几天了，又没吃什么东西，你们还拼命劝她酒……捣蛋鬼们哪管那些，大家一起起哄，敬师父的酒，赛过狂欢节……
又过了一年多吧，到了76年10月，9号还是10号吧，我一个人在家，偷偷收听美国之音，听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江青、张春桥、于会咏等三十余人被捕！消息半小时重播一遍，我听了一遍又一遍，一面兴奋地在房里直转圈。当时最怕的是江青们掌握了中央权力，而各地军头不奉诏，形成变相割据，那我们就惨了，从此回不了家乡还在其次，很可能直接就会成为祭旗的牺牲品。
内迁这些年，上海人与当地人的矛盾一直不断，眼红的当地人纷纷传说：这家单位看门的都拿二百多-----当时还没落实政策，我们院确实是由一个高级工程师加一个十六级干部在看门，在人无三分银的当地，我们院的高墙就像地主老财的土围子。要是有人煽动地方割据，当地人肯定马上锄头扁担一呼百应杀进来打土豪……现在好了，这几个人抓起来了，可中央会不会如实公布呢，会不会公布的时候，为了毛的面子，放过江青呢？辗转反侧，一夜没睡好。
第二天，看看周围的人，仍在慵懒闲散地过着他们自己的日子，我的极度兴奋，无人诉说，无人分享：祸从口出，随便乱说，是要闯大祸的：收听敌台，就是很大的罪名，挨批斗都有可能；要是消息不确、或者有变，查我个散布政治谣言、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意图分裂中央，那坐牢怕也算轻的，枪毙都有份。可这样的消息，硬要一个人藏在肚子里，也实在太难受，走在街上，我悄悄拿这消息讲给了师父听。师父听了不说话，两眼在街上慢慢扫视，从墙上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口号，到蹲在路边偷着卖鸡蛋的女孩，轻声说了句：一切都不一样了。我没听懂，怀疑是不是我说得太轻，他没听明白了，他的声音稍微响了一点：“你知道吗？就这现在起，这街上所有的人，眼面前这所有的一切，命运统统改变了！”
还真是这样，很快，一切都改变了：知识分子落实政策，插兄插妹考大学，资本家开始发还财产，连我们单位也从内地迁了出来，我本人也想办法调回了上海，都没想到的是，改变最大的，居然是师父自己！
到台胞可以转道香港回来探亲，从来没听人讲起过的师父的大伯伯，从台湾回来探亲了。师父这个大伯伯，与师父的父亲一样，都是修理工，一直想两兄弟开家汽修厂。国民党军从上海撤退前，拉他到军队里修车子，结果被裹挟去了台湾。运气很好，在那面从汽修厂开到拆船厂，然后到造船厂，回来的时候，已经上市公司了。老先生在那面娶了妻，可惜只生得两个女儿。老人家老思想，总记得创业的钞票是两兄弟共同的，觉得公司应该有兄弟一半，现在兄弟不在了，就该有侄子一半，再加这个侄子才是许家正宗接香火的，所以一回来先给了师父一百万美元，让他改善一下生活，同时关照他学习点管理学，等以后再开放点，有机会就去台湾，意思要让他接公司的班。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大家向钱看，万元户都是遥远的奋斗目标，一百万！还是美元！那简直是拍案惊奇里才会出现的情节。
当然，一切都改变，不会一切都改变得称心如意。单位回迁后，不再搞什么干部参加劳动，当然附属工厂也就解散了。师父调进了图书馆，当管理员；又碰到单位开始抓劳动纪律，师父本来就坐不住，也不爱受管束，现在有钱了，哪里把那些领导干部放在眼里？言语一来二去的，干脆就辞了职，大家太平。
但世界上总会有不太平的事，多数时候你想也想不到:师娘突然急病去世了，好像说是胰腺炎，又说并发了什么病，反正师兄弟来上海，告诉我的时候，已经隔了几个月，人早已过世。我马上打电话去慰问，师父在电话那头显得六神无主：“家里面的事，你是知道的呀，我又不会管,现在那么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我头也昏了……”放下电话，跟师兄弟说，这次师傅受伤很重，两个捣蛋鬼没心没肺地笑我多余担心：“你懂不懂外面流行什么，现在中年男人最向往的是什么？升官发财死老婆！师父辞职也辞掉了，升官就不想了；发财么，不用想，已经发得那么大了；剩下可能的好事只有一桩：就是死老婆，他现在那么有钱，会缺女人吗？他那是在装腔作势。现在想替介绍的数都数不过来，随便捞一把，吹口气，轻飘飘吹掉一半，剩下的隔几天换一换，也吃剩有余……说得我倒也有点吃不准了。我回上海，报户口时碰到坎了，没户口就没有定粮，想想吃饭都有问题的自己，还去操心人家百万富翁的女人问题，确实多余，也就丢开不管了。
少年时喜欢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背得滚瓜烂熟的。读《长恨歌》，知道从前面仙乐风飘处处闻的无比繁华，到后面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的凋零冷清，转折就在“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爆发了，辉煌的大唐皇朝瞬间中落，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也从灿烂的顶端转折向下，历史的大悲剧与主人公的个人悲剧二而一；
所以读《琵琶行》呢，也用了这个角度，琵琶女身世的转折，从一曲红绡不知数变成门前冷落车马稀，转折在“弟走从军阿姨死”，又是从军又是死的，想当然以为琵琶女身世也与那场历史转折的安史之乱有关，但现在细读后发现肯定不对：时间对不上。弟走从军阿姨死，不一定是战乱引起，只是琵琶女的个人小悲剧：阿姨死了，负责安排接待、打点生活的人没有了，生活就此变得乱糟糟，从此一切急转直下。
师父的生活，也从那时开始变得乱糟糟。当然，不缺女人，有钱嘛，但也因为太有钱了，不敢随便走向婚姻----当时的法律，婚后八年，所有的财产都将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师父将来可能还要去台湾，一切都是未定之数，没法认真考虑婚姻问题，但那时还远没有现在开放，肯不考虑婚姻陪着他过的，多是离婚丧偶带着孩子的，这样的女性会干家务，会照顾人，对师父其实蛮合适，只是一点，没有合适的身份，至多照料，却没法管教他的儿子。
师父也不会管孩子，大概也不愿孩子看着他与另一个别的女人同居，所以将单位配的房子给了儿子，自己在外面住，结果是每次回儿子那儿，看到的总是满地的烟蒂和吃剩的盒饭盒，另加各种过期的账单，儿子将那儿变成了赌窝，欠下一屁股赌债，跑了。师父只有叫人来打扫干净，再帮着整理，把冰箱塞满，再把儿子找回来。假使师父看住他呢，他就在房间里打游戏，门也不出。问题是师父也不会家务，又不太好带个女人回来同住，再加他也不愿走出走进见单位同事，总是过几天又住回去了，那么又是老样子，等他再来，又是一房间的烟蒂、饭盒、过期账单，还有来要债的。
生活好像走进了死循环，期间师父的台湾大伯伯差了女婿回来过，现在公司是女婿在管事了，就没谈让师父去台湾的事，倒是提过回来合资，意思让师父负责合资的生意，最终合资也没啥进展，到大伯伯去世，一切也都不谈了。师父不愿坐吃山空，看人家做股票赚钱很快，还天花乱坠地拉他参加，他也就跟了进去。这种事，大家知道，只有输掉一点的份。师父是要面子的脾气，也没人弄得清楚他输了多少。后来不抄了，租了间门面，买了条彩印线，开了个彩印社。照他的说法，不求赚钱，求的是拉住儿子一齐看店，让儿子将来能有一份事业。不过这一行是越做越萧条，现在大概也只有赔钱的份，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钱少了，儿子赌得也就少了，门面上的事呢，儿子还是不大管，也一直没有结婚。
人生只有落子无悔，没有办法悔棋啊，随便你想出什么理由。
前人有一首虞美人 听雨，有点合拍我讲到此时的心情：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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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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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9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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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1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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