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胜晚年父子问答录——毛泽东的说话方式

吹笛在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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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自部队作家舒云关于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军人永胜》的读书笔记，舒云按：
1987年我参加聂荣臻传记组，负责撰写《聂荣臻传•文化大革命》一章，至今已经23年。我陆续采访了各方人士，尽量搜集九一三事件的方方面面。1980年审判“两案”证明，黄吴李邱与九一三事件毫无关系。我认为黄永胜是冤枉的，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也都是冤枉的。  以下为黄永胜父子的对话：


子：你最好的上级是谁？   
父：如果不算毛泽东，那就是罗帅了。还有一个是陶铸，在广东我们配合得很好，我很尊敬他。   
子：为什么不是林彪呢？   
父：林彪当然也是我最好的上级。可是，唉……黄永胜沉默很久，说：“他跑什么跑嘛！”   
子：那领导你时间最长的上级呢？   
父：林彪、罗荣桓，还有聂荣臻。罗荣桓还比林彪要长一些，从三湾改编后就是我的上级了，井冈山，一军团，115师，东北，中南军区……十几年……到解放差不多20年呢！   
子：你对周恩来怎么评价？   
父：搞外交他是一把好手，搞内政嘛……八级泥瓦匠。   
子：他应该很有能力的呀！   
父：就我亲眼看到的，周恩来在政治局简直就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江青整他，他就是逆来顺受，一句都不敢反驳。有一次政治局会议刚开始，江青就闹，要总理解决她的马桶太凉，说一上厕所就感冒，一感冒就不能见主席，怕传染主席。她也会闹成大病。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啊？周恩来说开完会我派人去看一看。江青不干，说总理对她没有阶级感情，阶级敌人盼着她快点死。周恩来没办法，停止政治局会议，全体成员到江青住的钓鱼台，去看那个“凉”马桶。周恩来用手托着下巴，围着“凉”马桶左转右转，拿不出让“凉”马桶变“暖”的办法。最后周恩来说：江青同志，我们没有技术加热马桶的垫圈。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用保暖的东西把垫圈包起来，外面再用软布包上，先临时解决一下？江青同意了，这才算完。   政治局开会，阵线分明。一休息，我们抢先到服务部吃冷饮。如果江青、张春桥先去了服务部，我们就去喝茶。而周恩来哪里也不去，就坐在座位上，他双脚往桌上一放打瞌睡。周恩来私下也诉苦，我同情他。我也看不惯江青，我就同江青吵。  

子：爸爸那你怎么同江青吵呢？   
父：办法可多了，冷嘲热讽，软磨硬顶。江青气得很！我到北京以前，杨成武对江青也是怕，一开会，从来没人敢顶她。我可不管，我是军人，她又不是我上级，我为什么一定要听她的？有一次，江青在会上提出来，要军委办事组同意把军艺那个大院给她的京剧样板团用。我就不表态。拖了一段，她就在会上说，军委办事组不支持文艺革命，不支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说我反对她，专门和她对着干。我也气了，但我不发火。我说好啊，你们在会上通过一个决议，下一个文件，要我们军队把军艺那些钢琴呀，乐器呀，设备呀统统扔到街上去，把军艺的人和家属统统赶到街上，挨饿受冻都不管，也不用我们解放军负责，我马上就执行。江青同志你看好不好？江青气得说不出话来，也发不了火，脸都青了。下午，李作鹏对着我直竖大拇指，说还是我们组长行！要是我不顶住，军艺早就被扫地出门了。江青早就想把军艺给取消，说不定她就达到目的了。   

子：还有呢？不是说你们几个人在九大上故意搞江青几个人选票的鬼？   
父：他们不得人心嘛。选政治局委员时我说我就不投江青的票，办事组那几个听到后也不投她的票。选举结果一出来，结果江青少了好多票。江青阴着脸发狠说：要查出是谁敢不投她的票。后来被主席制止了。她对总理、对我们那么不客气，我也不客气（黄永胜露出笑容）！   
子：好多人都怕江青，你为什么敢跟他顶？   
父：我为什么要怕她？我是按主席的话做事，她总是另搞一套。这个人品质不好，讨人嫌！   

子：那你总是顶撞江青，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   
父：他还表扬我，说我讲的是对的，应该坚持原则，不吃江青那一套，好！   
子：江青闹的那些事都是公开的，主席不可能不知道。我们看她就从毛那里得到了授意。毛公开对你们说的一个样，私下里另一个样。爸，你现在明白了？     
父：那时我哪会想到这个事？这样看，主席当时对我们的好多表扬也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黄永胜沉默）   

子：爸爸，你说共产党内最能打仗的是谁？     
父：那当然还是毛泽东。   
子：不对吧？毛泽东是领袖，战场上不是靠将帅吗？     
父：那也是他指挥得好。   
子：那元帅中呢？     
父：元帅里最会打仗的是林彪。    ……   

李作鹏、吴法宪、林彪、黄永胜、邱会作

子：爸爸，传说你总是打胜仗，没打过败仗，百战百胜，是吗？   
父：百战百胜不能说，但是凡是我指挥的作战，从没有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打过败仗，这倒是真的。还有很多仗双方打了个平手，那不叫败仗，但也不叫胜仗。反正我打仗胜的多。   
子：有的资料说，你征战一生，负伤108次？   
父： 这说得不对，那些擦伤、碰伤、皮外伤不算。你爸爸打了一辈子仗，还真没负过刀枪伤。只有小腿上这个伤疤是抗美援朝时遇上美国飞机轰炸，山上石头炸下来，把腿这砸伤了，算是美国佬留下的纪念。   
子：现在都说，林彪喜欢你？   
父：喜欢不敢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从红军时他就很欣赏我打仗。第四次反“围剿”时林彪说过，作战的事情你交给黄永胜以后，就可以放心了。   
子：毛泽东喜欢你吗？   
父：以前是，后来……（黄永胜伸出右手，掌心向上，又手背向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子：我感觉，其实一开始毛泽东对爸爸你还是挺好的。   
父： 噢？你说说哪里好？   
子：你看，林彪让你一开始代总长，他给坚决划掉。江青跟你闹，不让你出访阿尔巴尼亚，他制止了江青。你跟江青总在会上斗，他不是也说你斗得有道理？……他还要你当政治局常委，这可是天大的信任啊。   
父：嗯，……他还是挺欣赏我的。去了北京一开始他对我很支持，很信任。可是后来慢慢不一样了。现在我觉得他还是坐在江青、张春桥那边更多一些。   
子：他（毛泽东）说他不认识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呢？你当总长前他真的不认识你？   
父：他不认识我？有的事我们两个心照不宣。认不认识我黄永胜，他知，我知。  

子： 那聂帅是你的老领导，他喜欢你吗？   
父：不算很喜欢，但我打仗打得好，他也高兴。在晋察冀他最喜欢两个人，一个是杨成武，一个是王平。从延安到东北的路上，过张家口我去看他。他说，黄永胜，留在晋察冀吧。我说中央命令我去东北，在那打仗更痛快。我这么说，结果把他得罪了。   
子：爸爸，你红军时期得了一枚红星奖章，是吗？   
父：那个奖章可珍贵了！文革前我曾捐给军事博物馆，后来实在舍不得，又怕他们文化大革命混乱中搞丢了，我又要了回来。后来我当总长时军事博物馆来人找我，要我再次捐给他们。他们说现在红星奖章他们那儿没有，只听说彭德怀那里有一个，还有我这有一个。彭德怀那个他们不好收藏，就想要我这个。我没有同意！那一个奖章比后来三个勋章加在一起还要珍贵。   

子：这辈子你打得最好的仗是哪一个？   
父：杨杖子，兵力上一比一，我消灭他一万几千人，一比十一的伤亡比。我们八纵原来是个地方部队编的，没打过大仗，那一仗打完了，林彪都说八纵队有个主力的样子。   
子：还有呢？   
父：四次、五次反“围剿”我都打过好仗。还有“八六海战”打得也不错。是南海舰队打的，也是我们广州军区的仗。   
子：怎么打完杨杖子就调你离开八纵了？   

父：程子华不喜欢我。我离开八纵去哈尔滨。嘿，那真是有个“礼送出境”的味道呢！   
子：爸爸，关于文年生的事是怎么回事？怎么把他一个大军区副司令员给逼自杀了呢？   
父：文年生的事我真的不知道，那时我已经到北京了，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时广州的实际负责人应该知道。   

子：听说爸爸你推荐过几个人还挺准的，是吗？   
父：是啊，爸爸我推荐人还是不错的，林彪和周恩来都很重视我的眼光。我向林彪推荐让邱会作做总后勤部部长，向周恩来推荐过解放赵紫阳，还有让王猛做国家体委主任，还推荐过张才千和丁盛，结果都推荐得很准。周恩来文革中国务院无人用时，总来找我，后来周恩来那里一需要用人，就向军队要。军队给多了也吃不消，军队里也需要好的干部啊。我在办事组会议上发牢骚，说是总理再这样要人，军队也快没人用了。文化大革命中间，按那时的标准衡量，又要能干过硬，还要背景清楚，缺干部啊。  
子：爸爸，你要是不到北京当总长，后来“九一三”你的事情就不会那么大，现在的处境也就不会这个样了吧？   
父：那个总长是我愿意当的？是周恩来把我骗到北京去当的这个总长。他打电话来要我连夜上北京，说是讨论湖南革命委员会的人选问题。……结果在人民大会堂，他什么都不说，就把杨成武带出来，说“你的错误很严重，不能工作了，把你那一摊交给黄永胜。”当时我总不能当着杨成武的面说我不干。等把杨成武带走，我就说我干不了，要他们选别人。周恩来要我找林彪。……后来林彪拿出毛泽东的批示，说是御笔亲批的……看了后我就没话说了。军人总要服从命令。我总是跟江青干架，也是不想当这个总长，所以人家怕她我就不怕。   

子：我听邱会作儿子说，“九一三”后总理还为你们打了保票，说没事了，你们好好工作，主席还是相信你们几个老将的。而且在你们被押走时，还说夫人、孩子你们放心，由他打保票，少了一根毫毛找他周恩来负责。文件上还说中央等了你们十天之久，你们是不是检讨了就没事了？   
父：我才不信那些话呢！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防部长跑了，总参谋长能脱得了干系？我在那个位置上，在劫难逃！这是检讨就能过关的事？   

子：文件说你那十天就在烧文件，把一个缸都烧爆了？   
父：我就是要烧，我不烧他们就放过我了？烧不烧都是一个样。主要是烧照片，也有一些文件。我看见林彪的照片我就来气，你好好的跑什么吗？你跑了，我们说得清楚吗？这一烧我才知道照片不好烧，火苗是绿的，烧一下就灭了。又要点火，我就用些纸的文件去再点照片，还是烧不透。只好来回烧，温度又高，就把那个缸烧裂了。我把与林彪、叶群的照片统统烧了，那里面不光有我，还有别的人跟林彪、叶群一起的合影，留下来，不知道照片上的那些人还会有什么麻烦！   

子：爸爸，文件上说你们要搞武装政变？   
父：我们不但没有搞，连想都没想过！   
子：文件上说你们参与谋害毛主席呢！   
父：那是笑话。我要谋害毛主席，机会太多了，容易得很！   
子：还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呢？   
父：莫名其妙嘛！林立果那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吗？还要说跟我有联系？跟我有联系，就不会搞那么笑话的什么鬼东西（指五七一工程纪要）了。   

子：听说人家不给贺龙吃饭，不给吃药，活活把一个元帅饿死了，是怎么回事，爸爸你知道吗？   
父：我哪里会知道！我挂着二办（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二办只负责政治上审查，生活待遇安排是一办汪东兴负责的。给贺龙什么待遇，汪东兴最清楚，是他来决定执行的。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都是周恩来负责。对彭德怀、贺龙，还有文化大革命，发明权、版权都不是我的。敢把所有人的批示都拿出来吗？打倒贺龙，我正在北京，那时我还是广州的司令员，萧华来找我，说要带我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不想去，认为北京的事与我没什么太大关系。萧华说会议非常非常重要，你去了就知道了。我跟萧华一起去了西山，会议是元帅叶剑英主持的，讲打倒贺龙的事。元帅刘伯承作了长篇发言，讲贺龙是大军阀、大土匪，讲了好几个小时。这就给贺龙定了调子。我一个军区司令员怎么去打倒一个军委副主席，一个元帅？可能吗？笑话嘛！  这个贺龙打倒了，你们几个儿子还在跟贺小龙他们几个一起玩。叶群给我打电话，要我把你们四个骗回广州，叶群还要你们写个检讨给中央文革，你们记得吗？要按我的意见，那个检讨根本不应该写。贺龙是怎么被打倒的，我都不明不白，你们更加不知道，这有什么好检讨的？但是叶群坚持，你们也只好听她的了！孩子，都说读书人讲气节，其实军人更讲气节。嘿……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服气有什么办法？   

子：爸爸，你这一辈子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   
父：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子：你什么时候知道这句话的？   
父：我一当兵，在武汉警卫团就知道了。1970年庐山会议，我在北京留守，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后，要我上山。我一到山上，什么人都不让我先见。没见林彪，直接去见毛泽东。我们谈话时，所有的人包括林彪都在等，等这个谈话有什么结果。毛泽东跟我谈了很长时间，最后要我表态，我就说了这句话——“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知道毛泽东不高兴了，他想听的不是这句话。   
子：他想你怎么样？   
父：他大概要我学谢富治。跟着江青后面跑……那不可能！   
子：那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父：现在不说了，没什么意义。   

子：爸爸，像你这么说，毛泽东其实给了你机会，你听他的不就行了？他是领袖，听了他的也不算错。   
父：他要是明说，我倒也会听令而行；但他又不明说，就是绕着弯让我猜。一会儿讲井冈山，一会儿讲几次路线斗争，一会儿又讲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还有林副主席怎么好怎么好，中央文革哪里哪里不对，哪里哪里对。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我倒是猜了一点点，似是而非。可这个事是能靠猜来处理的吗？万一猜出问题是天大的事！儿子，军队是一个系统，军人必须服从军令。军人讲忠诚，讲服从，千古如此，共产党也一样。不然我们怎么打那么多胜仗？我要求下级也是坚决执行命令。你是军委主席，你要让我干什么，你给我一个命令，我就执行。但是，你要林彪当我的上级，你到处讲要我们听他的，你把他放在《党章》里，我能不听他的？我是军人，你对他想怎么样，你对他不满意你拿掉他，我就不听他的了。就像罗瑞卿，你让他当总参谋长，我这个军区司令员能不听他的？他搞大比武，我也得搞大比武。你拿掉他了，谁当总长我不是得听谁的？杨成武挂了一个“代”字，我不也得听他的？何况林彪？讲穿了那就是屁股上的事。不过，要我跟在江青屁股后面来搞我的上级，搞周恩来这样的老资格，我死后还不得让人千夫所指！你要让江青领导我，好啊，你下命令，下指示。   

子：你知道了毛泽东要搞林彪，你就听他的嘛。   
父：他能让我听出来他要搞林彪？那不等于就是下指示了？他的话就是在江青、张春桥身上绕，这两个人又是我最讨厌的。张春桥还是个叛徒，文件我们原先都看过，最后呈送到毛泽东那里。我就说主席，张春桥是个叛徒，你也知道，该怎么处理？请明示我。他不讲怎么办，又把话绕开。张春桥和江青是绑在一起的呀！你不给指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可是这种上层政治的事能够落在纸上吗？爸爸是个军人，军人搞政治，爸爸搞不来哟！   
子：那后来林彪跑了……   
父：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要跑？他这一跑，我们讲什么还有用吗？那个“三叉戟”，机组都不带全，怕是有个机场都下不来！还有什么谋害主席，武装政变，南逃广州，这些事不像林彪的性格，我是怎么也不明白。   

晚年的黄永胜

子：爸爸，你写点回忆录吧。   
父：写那个东西干什么？   
子：留下来，把事情说清楚，也给后人留下些什么。   
父：我不写，现在发表的那些回忆录，我看了一些，好多都是瞎扯！有些仗明明不是他打的，也说是他打的。有的战役他在外围很远的地方打牵制，也要说是他指挥的。鬼话嘛！我要写出来，跟这些人讲的不一样，人家信他还是信我？不了解历史的人你讲了他也不一定相信，了解历史的人你不讲他也知道怎么一回事。对不懂的人来说，我的讲法不过是很多种讲法中的一种而已。我从不凑那个热闹。   
子：比如你打的那些仗，那总可以搞清楚的呀！   

父：那些仗都有作战记录、作战电报，想弄清楚很容易，一查，就可以清清楚楚。况且我现在看不到这些档案，我也讲不清楚。60年代，报纸上到处都是回忆录，回忆啊，歌颂啊，风光啊。很多人鼓励我也写个东西，我试着写了一篇《秋季攻势的序幕》，有这么一本，讲杨杖子战斗的详细过程，还拿出来征求意见。后来我想还是算了，笔墨官司，文字上容易出问题，弄不好得罪人，赶紧收回来烧了。仗打好了，胜利了，不就行了？   
子：那你写写文化大革命，将来总有搞清楚的一天。   
父：文化大革命？老家的话讲，叫七门八路！我自己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讲得清楚？（黄永胜停了一下）党不让你清清楚楚，你自己就讲不清楚；要让你清清楚楚，你不讲也会叫人帮你写得清清楚楚。你写了，他不需要就没有用，等人家需要了发表出来，不过又是个政治需要。我们个人不写也罢！要留，我就留我在法庭上说的那两句诗：
惟有赭衣供瘐病，不曾涓埃答人民。   （过一会儿）我出来参军那时候，这个国家千疮百孔；秋收起义时，这个军队破破烂烂；我入党时，这个党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少地？对这个国家，这个党，这个军队，我无愧！我值了！   ……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哟！   ……电影《赛虎》你们看了吗？我看了很多感慨呢！说到底，狗，就是忠诚，主人有难，他不会离开主人。危险时，他就是拼了命也要保护主人。最后要死了，它都不会死在主人家里……（轻声地）爸爸我，是属狗的……

1982年冬，黄永胜被诊断肝癌，住进青岛台西医院。他给儿子背《三国演义》开篇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舒云注：刚被关押时，黄永胜等人不约而同都抄了《三国演义》的这个开篇词。报告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说：从吴法宪处突破）。

1983年春节后，黄永胜转到青岛市人民医院，病情加重，不能下床了。有一天黄永胜对儿子说他梦到秋天，黄花、红叶，就像三湾改编时半沟都是红红的一片……黄永胜念出《西厢记》唱词：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晚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中国人把历史叫做春秋，春秋春秋，有春就有秋，有一个轮回就再有一个轮回，革命者怎么就不能想秋天了？我参加革命是在秋收起义，那就是一个秋天。秋天也打了很多仗……哎，“三国”上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1971年“九一三”也是个秋天，爸爸我因秋而起，因秋而落。“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啊！一名军人病卧在床，怎么不想起秋天？还是打仗好啊！多痛快……  

1971年9月13日，黄永胜61岁的生日还没有到。

“九一三”后一星期左右，邱会作带大儿子邱路光到黄永胜家。黄永胜正在办公桌前批文件，他没有抬头，一边批一边说：胖子（邱路光），你黄伯伯我这是站好最后一班岗啊！他把邱路光支出去办了件事。邱路光回来，看见黄永胜站在“三北”防御态势图前，盯着图的某一点，久久沉默。而他的父亲邱会作坐在椅子上，凝视着黄永胜的背影。黄永胜从来就没有把毛泽东和林彪分开过，林彪怎么跑了，为什么跑，他不知道。突然黄永胜拼尽全身力气，冲着“三北”地图大喊：“他妈的，跑什么跑！”

黄永胜转过身，与邱会作久久对视。几乎同时，两位老战友放声大哭，持续了好长时间。然后两位老战友无奈地握了握手，从此告别。“九一三”过后十天，黄吴李邱被骗到人民大会堂开会，被分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的四个点上。黄永胜自信自己没有太大的过错。但万万没有想到，有人迫于专案组的压力，编造供词，承认了“两谋”。他们的“案子”越来越重，但黄永胜始终没有承认。粉碎“四人帮”后，本以为有了出头之日，没想到却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升了级。 十年后，到了1981年，审判“两案”。黄永胜没有请律师，他自己为自己辩护了三个小时。之后他被保外就医，安置青岛。

1983年，黄永胜自知时日不多，他在病床上突然哭出声来，说天津（战役）……死了好多好多人，都是战士……一路的……尸体……都是尸体呀！……打了一辈子仗……死人最多的一次……呜……呜……天津……天津……守候病床边的黄永胜儿子、儿媳看见爸爸紧闭双眼，两滴眼泪挂在眼角。老大黄春光贴着父亲耳边，说爸爸，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黄永胜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断断续续地说：“……我要求中央给我平反！……我没有反党……我……没有反主席！……”黄永胜的手动了一下，似乎想抓住什么，但又没有抓住。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军装……军装……”两滴眼泪颤抖着落在枕巾上。

1983年4月26日18时17分，上将黄永胜病逝于青岛市人民医院，享年73岁。家人为黄永胜换上1955年授衔时穿的呢军装，不顾青岛市公安局的严令，在军装上缝上领章，军帽上缀上五角星。然后四个儿子站在父亲面前，一齐敬了一个长长的军礼。在场的两个六岁的孙子，也学着举起右手敬了最后的军礼。   

（转）

吹笛在湖北

黄永胜谈毛泽东说话的方式——

1970年庐山会议，我在北京留守，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后，要我上山。我一到山上，什么人都不让我先见，直接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跟我谈了很长时间，最后要我表态，我就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毛泽东不高兴了，他想听的不是这句话。他要是明说，我倒也会听令而行；但他又不明说，就是绕着弯让我猜。一会儿讲井冈山，一会儿讲几次路线斗争，一会儿又讲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还有林副主席怎么好怎么好，中央文革哪里哪里不对，哪里哪里对。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我倒是猜了一点点，似是而非。他能让我听出来他要搞林彪？那不等于就是下指示了？他的话就是在江青、张春桥身上绕，他不讲怎么办，又把话绕开。可这个事是能靠猜来处理的吗？万一猜出问题是天大的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可是这种上层政治的事能够落在纸上吗？

棋子

好看。黄永胜是条硬汉！

拯唯冬

舒云是大陆头号林彪拥趸，林粉界领军人物。
但她整理出来的材料水份也很大。用现在人的思路观点塞进当事人当年的回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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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4月26日18时17分，上将黄永胜病逝于青岛市人民医院，享年73岁。

   刚刚接受完审判，黄就死了。所以这个对话是黄儿林粉编造出来的。那时所有受林彪案件的都在拼命与林彪切割划清界限，黄在接受审判时，大骂叶群受林指使勾引他。

拯唯冬

子：爸爸，关于文年生的事是怎么回事？怎么把他一个大军区副司令员给逼自杀了呢？   
父：文年生的事我真的不知道，那时我已经到北京了，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时广州的实际负责人应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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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胜也不是个善主，文革初期黄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广东省革委会主任独霸一方整人是很狠的。人老了不得志了说过去的事情只说好的，至于那些不光彩负面的一面往往不说或者装着不知道，不光是黄永胜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基本都一样，再经后人一整理这段历史面目全非。

拯唯冬

广州部队召开万人大会公开为大冤案平反
许世友、习仲勋、向仲华等同志出席了大会本报讯　广州部队于九月二十六日召开一万多人的广播大会，为林彪、“四人帮”及其追随者蓄意在广州部队制造的所谓“四次乱军夺权”的“反革命集团”大冤案公开平反，为原广州部队副司令员文年生、副政治委员郭成柱和政治部主任相炜、副主任江民风、司令部参谋长陶汉章等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以及受株连的家属恢复名誉，使多年的沉冤得到昭雪。
广州部队司令员许世友、第二政委习仲勋、政委向仲华等出席了大会。相炜、陶汉章、文年生家属苏枫、郭成柱家属范子侠，其他受迫害的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应邀参加了大会。江民风因事未到。
大会由广州部队政治部主任王淳主持。会上，广州部队副政委邓逸凡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为文年生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追认其为烈士的批示，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为郭成柱、相炜、江民风、陶汉章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批示，宣读了为原广州部队副政委晏福生同志平反的决定，宣布为一批受迫害的师以上干部和原四个军政院校受迫害的干部平反。
长期以来，林彪伙同“四人帮”，通过其在广州部队的某些代理人，在推行反革命政治路线的同时，极力推行一条为其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妄图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道路。他们“以人划线”拉山头，搞帮派，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迫害大批革命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一手炮制了一系列政治冤、假、错案，在部队和地方上迫害大批革命干部。其中最突出的是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年生、郭成柱、相炜、江民风、陶汉章同志打成 “反革命集团”，炮制了所谓“四次乱军夺权”的政治冤案，株连极广，受牵连、受迫害的就有八百多人。他们肆意践踏党纪国法，借“审干”之名，办封闭式和劳改式的“学习班”，非法逮捕，私立专案，大搞法西斯式的逼供信，对受迫害的干部施加惨无人道的刑罚。在他们残酷打击迫害下，大批革命干部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文年生同志被迫害致死，郭成柱同志也含冤而死，相炜、江民风、陶汉章等同志被非法武装关押长达三至五年之久。
来源:南方日报1978年9月30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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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乱军夺权的反革命集团”广州部队副司令文年生、副政委郭成柱、政治部主任相炜、副主任江民风、司令部参谋长陶汉章等受迫害，这个案子就是黄永胜亲自办的，1967年3月中央对广东实施军事管制黄永胜是军管会主任包揽一切，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在广东大抓叛徒特务反革命，将原中南局、广东省市委等一大批地方干部全部抓起来关在韶关监狱，这与黄永胜是分不开的，68年黄永胜调京任总参谋长，但广东的许多事情仍然要经过黄永胜点头。所以他一句话"我不太清楚"，这不是实话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

吹笛在湖北

谢谢楼上诸位回帖，说的更详细点，转或引用点资料更好。

拯唯冬

迟泽厚:《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附录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相继开展的“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黄永胜被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中仅次于林彪的二号人物，在全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对他的揭发批判可谓铺天盖地，受其株连者不知几许。而我这个曾在13年间三进三出于黄永胜之门，背后被一些人定格为“黄永胜的老秘书”的人，在运动中却毫发未伤，特别是在黄永胜进京当了总参谋长之后，竟没发现我与黄永胜以及黄家有任何私下往来。有人表示惊讶：“你真不简单呀，想不到你早就对黄永胜心存戒备，保持了距离。”我赶紧声明：“我可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警惕性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我的想法很简单，人家现在是中央首长，日理百机，贵客盈门，我干吗去给人添乱，找麻烦？”但是，我应了那句名言：在劫难逃，最终还是在“揭批查”运动中落马。倒不是查出我隐瞒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我对运动的“态度不端正”，“泼冷水”，“干扰破坏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批斗，“打态度”，不待运动结束，便将我赶出军区机关，发配湘西。

独树一帜的“揭批查”

   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揭批查运动”，全面深入地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的各种罪行。当年11月中旬，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南下广州，亲自发动广州军区的“揭批查运动”。军委领导如此关心、重视广州军区，军区机关干部莫不欢欣鼓舞。文化大革命中，广州军区对中央文革小组和后来“四人帮”的指示多有抵制，遭到他们忌恨，经常受到敲打、刁难，军区上下早就憋了一肚子气，特别是1974年1月24日，江青派了3名特使给到任不久的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在广东省委领导中排名第四的赵真人送来她的亲笔信，布置他们在军队和地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随即造成军队、地方大乱，其中究竟有什么奥秘？大家渴望揭开。但是，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几位领导都不提该清查“四人帮”的哪些罪行和如何进行清查，却大讲揭批“四人帮”与“批林”的同一性，说“路线斗争是两次，实际上‘四人帮’、林彪是一伙的”；并且要求继续揭批军区原领导人黄永胜、刘兴元、梁兴初、温玉成、丁盛、任思忠的问题。上述6人，黄、刘、温调离军区都已10年甚至10年以上，离开时间最短的丁盛、任思忠也已4年，但他们的问题还要记在广州军区账上，并据此认定广州军区为“重灾区”。有了军委领导人的定调儿，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因为随意点名并公开宣布刘兴元、丁盛、任思忠“不是死党也是死党”，结果受到中共中央批评的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便理直气壮地宣布：“揭批查”必须联系实际，在广州军区，最大的实际就是要继续查清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问题。
听了这样的动员，许多人窃窃私议：所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问题，是林彪的主要罪状之一，“九一三事件”发生已经7年，林彪集团的成员大部都在，特别是“四员大将”一个不缺，居然倾全党全军之力查了7年仍未查清，倘若不是以此做紧箍咒故意整人，岂不也是太无能了吗？在随后开展的运动中，我所在大组的领导要我揭发黄永胜的阴谋活动，因为我曾给黄永胜当过秘书。
我认真对待党组织的决定，但我确实没有发现黄永胜有什么反党、反革命的阴谋活动。我根据自己对黄永胜的了解，讲了他在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的一些问题，但被认为回避要害，捂盖子，说我中毒太深，立场还没转变过来，对黄永胜还有感情，有幻想，根据就是我曾在十几年间三进三出于黄永胜之门，先后3次给黄永胜当秘书，“可见黄永胜对你的信任之深”，“难怪你不揭发黄永胜的罪恶活动！”
我确实曾在十几年间给黄永胜当过3次秘书，但这并非我之所愿，而且也并非出自黄永胜的提名。对此我不得不多着一些笔墨，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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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之外的三进三出
   
    1953年，我时任第55军党委秘书，军机关驻在湛江。5月2日，军政委王振乾同志突然找我谈话，说已决定调我给中南军区参谋长黄永胜当秘书；他还告诉我，黄参谋长刚从海南检查工作回来，现住军招待所，后天就回广州，要我到时同行。
    事情实在来得突然。我从1951年开始当秘书，几年下来，深感这项工作担子很重，早就不太安心，今后到大军区机关，担子将会更重，而且我知道，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和第一副司令员叶剑英都已调往北京，黄永胜实际上是军事工作一把手，而我军龄短，做秘书工作的时间也不长，又不懂军事，实在难以胜任。我认真恳切地向王政委讲价钱，要求留在军里，他却说我不应该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不懂的事情可以学，只要勤奋努力，完全可以做好工作；他还讲了黄永胜的许多优点，说“黄参谋长是个洒脱人”，我在这样的首长身边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的意见全然无用，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分配。
    我很纳闷儿，我与黄永胜没有任何历史渊源；中南军区下辖十几个军以上单位，怎么偏偏调我去当秘书？以后得知，就在黄永胜那次去海南时，他要他的老部下、海南军区政委陈仁麒为他再物色一位秘书。陈原任48军（后又改称21兵团、55军）政委，我最初当秘书就是在他身边工作，他对我的印象不错，是他向黄推荐了我。
    1953年12月至次年2月，我随黄永胜参加了“党的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主要研究了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并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就在这次会议期间，黄永胜被任命为中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3月初回到广州，机关精简整编，黄永胜处只留一名秘书。另一位秘书阳地同志资历比我老，秘书业务也比我熟，自然留他比我合适。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我深感作为军人却不懂军事之苦，决定趁机到军校学习。这时早已过了入学时间，经军区干部部特批，我到汉口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当了一名插班生。
    这就是我在黄永胜处当秘书的一进一出。
    第一高级步校是以培训营、连两级主官为主的军事学校。我虽然原有的军事基础很差，又是插班生，但我在文化知识方面占有很大优势，而且我的学习自觉性高，不怕苦、累、脏，成绩很快脱颖而出，一年半后毕业，名列全连第一，17门课程，除一门为良好外，其余全部优秀。不料，就在即将毕业之时，突然收到阳地同志来信，他说自己当久了秘书，长期忙于事务，决心争取相机到政治院校学习，他已向首长建议，我毕业后回去接替他的工作，首长已经同意；他对未能事先征求我的意见表示遗憾，盼我谅解。我实在不愿再当秘书，但我同时得到一个消息：如我像一般学员那样由学校分配工作，很可能留校。两相比较，宁可重操旧业。我就这样二次给黄永胜当了秘书。此时中南军区已经一分为二，主体部分成为广州军区，黄永胜任司令员。4个月后，阳地去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最高学府——政治学院学习。
    1958年9月，黄永胜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我被安排到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部）任参谋。这可算是二进二出。不过这次出得不太利索，黄永胜在学习期间照常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召开的重大会议，他仍然需要秘书，自然还是我去。一共3次，累计时间约有半年。
    1960年，黄永胜毕业回到广州。此时我正在西藏参加平叛。军区主管部门调于贯文同志来当秘书，他一干就是5年。1965年4月，41军362团政委出缺，这个团是老部队，于贯文是团级干部，他向41军首长和军区干部部自荐，都表示欢迎他去，但同时也都提出：“这事儿得黄司令员同意。”黄的夫人项辉方是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贯文先找项恳切陈情，项表示理解，随后黄也表示同意，但是提出须找到合适的接替人选并经试用之后才能放行。这可不是十天八天能办成的事，而团政委是一个团的党委核心，不能长时间空缺，于贯文唯恐错过这次机会，急得坐卧不安。世上偏有这等巧事：就在此时，军区收到总部的调令，要我到总参谋部作战部任参谋。能到统帅部工作，这是极大的政治荣誉，但我却另有考虑：第一，我不愿意在大机关工作；第二，早年我曾在北京求学，熟人很多，而且我的家庭成员也多在北京，这是在要害部门工作的一大忌讳。我向军区作战部首长汇报了我的思想和意见，作战部首长表示他们也不愿意我走，但是作为下级业务部门，不能同总部讲价钱，调令必须执行，劝我早日赴京报到。正当我为此烦恼之时，于贯文闻讯而来。他对我讲了一个“两全之策”。他说：“总部的调令，军区机关是抗不住的。你若是去了总部，以后就很难再挪窝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把首长（黄永胜）的牌打出来，请作战部或干部部给北京打个电话，说你是首长的老秘书，在总部的调令下达之前，已经决定回到首长这里工作。总参作战部是杨成武副总长分管的单位，首长和杨副总长是老战友，交情深，总参作战部领导也都知道，这点面子他们会给的。你不去北京，你老弟帮我一把，先把我的位子顶上，你也不需要试用，你来了我就可以走人。我知道你不想再干秘书，这好办，我和项副主任讲好，请她尽快找人，这你可以放心。”
    我感到他讲得有理，同意了他这个方案，于是第三次给黄永胜当了秘书。
    大约黄永胜和项辉方也感到我这个秘书确实“老”了，不便久留，或者是于贯文走前的意见起了作用，我上任不到半年便从军区干部部又选调了一位秘书。1966年1月，一纸命令宣布我改任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后改称处）副科长。
    这就是13年间我三进三出于黄永胜之门的背景和经过。我写这些，是想说明两点：第一，先后3次给黄永胜当秘书，内情不过如此，其中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第二，我在13年间断断续续先后3次给黄永胜当秘书，加上我当作战参谋期间同他也有不少接触，还有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年间，我作为他参谋班子中的成员，这为我全面观察、了解黄永胜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条件，我可以或者说有责任就他的为人以及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表现，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我看黄永胜
    1953年5月，我的老首长王振乾同我谈他对黄永胜的印象时，用了“洒脱”二字。不少人觉得这两个字很雅，其实在北方、特别是在山东、东北一带，这是大白话，它有豪放、自然，做事干脆、利索等意。经我长期观察，我认为王振乾这一高度概括的评语是比较贴切的。
    黄永胜不是过去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农干部。他是受过旧式启蒙教育的。他爱学习、喜看书、好思考，比较能接受新鲜事物。他能从一个普通战士很快脱颖而出，担任高级指挥员后又屡建战功，受到林彪、罗荣桓的钟爱，他的勤奋好学是一个重要因素。
    他的老部下、曾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的萧元礼说，早年在中央苏区作战或打土豪时弄到书籍，黄永胜都不放过，看中的他就留下，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类小说，都是他在这一时期看的。他记性好，看了能记住，又喜欢讲，闲暇时间经常有些干部、战士围着他，听他“讲古”。这也是他和下级关系融洽的一个表现。
    黄永胜在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在中央全会上讲话经常谈古论今，引经据典，黄永胜每遇不甚明了的成语典故，都要叫我标明出处，弄清原意。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学习海瑞精神，一散会黄永胜便到南京路一家古书店去搜购有关海瑞的书籍。他虽未经过系统的文史知识学习，但通过工作中这种点滴积累，所得也很可观。
    战争年代，黄永胜不畏强敌，多谋善断敢打，特别是在东北战场，1947年的秋季攻势中，他在兵力不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两战杨杖子，歼敌3个师；在辽西会战中，他率部昼夜疾进，在最后一刻抓住国民党军最精锐的第9兵团主力，为取得辽沈战役的全胜做出决定性贡献。
    在和平时期，他在工作中也不甘人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南京举行过一次全军军事技能比赛，一位副参谋长担任广州军区领队。比赛结果，在十几个大单位中，广州军区名列第三。这位副参谋长回到广州后面带喜色向黄永胜报告参赛情况，不料却挨了批评：得个第三也值得高兴！黄永胜认为，解放战争时期，四野部队出尽了风头，创造了多少个第一！广州军区是四野的老底子，现在军事技能弄个第三，这是倒退，要赶快找差距，急起直追！为了提高军区部队的军事素质，黄永胜特别重视对干部的培训。1962年5月和1963年2月，黄永胜亲自主持了在衡阳车江139师和粤东123师驻地举办的军、师、团三级干部集训。车江集训时，参训干部按连队编组，军长当排长，师长当班长，黄永胜当连长。他不但言传，还亲自做各种单兵战术示范动作，“大首长做小科目”，一时成为美谈。
    黄永胜重视人才。过去战争年代，谁有本事谁出头，谁也没话说。和平时期，特别是1955年授衔之后，论资排辈逐渐成风，不少资历浅的人才受到压抑。黄永胜对这种新出现的而且颇有些理直气壮的腐败现象很反感，并有不少抵制行动。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部）俗称一处，是司令部的核心部门，黄永胜用了一位“三八式”的上校当处长，却让一位红军时期的大校当副处长。军区炮兵司令部是军级单位，司令员孙干卿是抗战初期入伍的大校，而一位早期的红军少将却当了他的副手。这种用人不拘一格的做法全军罕见。有人说：“也就是黄司令敢这么干！”黄永胜曾参加过北伐军，以后参加秋收起义跟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也算是个“老资格”。但是，他并没有以此作为自傲的资本，嫉贤妒能。与黄永胜同属中央红军的刘亚楼和杨成武，入伍时间都比他晚，年龄也比他小，但是两人的职位很快便赶上了他，刘亚楼还多次成为他的顶头上司，而他对两人都很敬重，彼此交谊很深，这也可说是惺惺惜惺惺吧。但是，被黄永胜看“扁”了的人，要想改变他的印象就难了。
    我不知道黄永胜如何评价我的工作。我三次离开他那里时，他都没讲，自然我也不问。但据我看，他对我未必十分满意。就我感觉到的，我入伍后虽也经过一些磨练，但总有一些小知识分子的清高习气，常常放不下架子，拉不下面子，反映在工作上，我认为不属我职责之内的事，就一概不干。又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党政军机关的舞风甚盛，广东省交际处的周末舞会尤为有名。黄永胜极爱跳舞，但我对这项活动却有一些负面看法，因而我从不主动为他打听和报告舞会消息，他不会没有感觉。但总体上讲，他对我还是体谅大度的。秘书工作经常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不可能不出纰漏，黄永胜又是个急性子人，但遇到这种情况，他也只是指出问题，从未有过疾言厉色的批评责难。黄永胜常爱讲的一句话是：好鼓不用重槌敲。我自然也不甘当破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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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考验
   
    1967年初，广州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不到半年，省、市党政机关便彻底瘫痪，社会大乱，革、保两派已经形成，而且壁垒分明。
    毛泽东决定广东于3月15日实行军管，黄永胜出任省军管会主任。他从未做过地方工作，广东又是个经济、政治、人文大省，他深感这副担子难挑。
    对地方实行军管，就得了解地方情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根据黄永胜、刘兴元的指示，由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兼省军管会办公室主任李维英负责，以司令部办公室的干部为主，组织了一个十多人的小班子，负责搜集和向上反映广东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随时向军区领导提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建议。当时我兼任省军管会办公室副主任，也是这个小班子的成员之一。因为这个临时机构的办公室房号为19，于是大家习惯称之为19号办公室。毛泽东指示军队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可是谁是真正的革命左派，谁是“保守派”（实际是不叫右派的右派），大家则有不同认识，上面也没有明确标准。但是，以江青为核心、实际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很快便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明确表态：以广州“三面红旗”（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广州医学院红旗）为核心的群众组织为“革命造反派”，即革命左派，军队应全力支持此派；而作为“造反派”对立面的则是“保守派”。由于各“造反派”组织多以红旗命名，于是这一派通称旗派；而另一派则因拥护军管，认为军管后全省一度东风浩荡，则被称为东风派，也称拥军派。
    对广州的两派应该支持哪一派？19号办公室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要求支持“造反派”，军区不能违抗，但是，“造反派”毕竟是少数派，他们造反劲头很大，却不是工农业生产的主力，倘若因支持“造反派”而得罪了多数派，或者像上海那样，进而镇压多数派，势必天下大乱，贻患无穷。毛泽东过去不是也说“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吗？据此，我们提出了“一碗水端平”和“支左不支派”的方针，黄永胜、刘兴元等军区领导都表示赞同。
    当年4月中旬，周恩来来到广州。在4月18日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上，周恩来按照中央文革小组定的调子，明确宣布旗派是“革命造反派”，而东风派则是“偏于保守的群众组织”。这一定性，无异于宣判东风派的政治死刑。旗派代表无不兴高采烈，而东风派的代表们或垂头丧气，或愤愤不平。会议结束时，东风派几个头头围住黄永胜，说他们回去无法向群众交代，他们认为周恩来的这个表态与军区有很大关系，要求军区指出，他们究竟“保”在哪里，他们“保”了哪个“走资派”？黄永胜好歹劝走了这几个代表，然后向周恩来讲了他对形势发展的忧虑。周恩来沉默不语。
    周恩来于19日凌晨飞返北京。未曾料想，当天晚间总理办公室秘书周家鼎突然打来电话，说周恩来指示对他关于东风派评价的一段讲话进行修改，将“偏于保守的群众组织”改为“革命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这是对东风派评价的重大修改，“革命组织”的地位虽比不上“革命造反派”，但它毕竟不是保守组织，不能将它压垮、吃掉。消息迅速传出，军区领导和支左人员受到极大鼓舞，吃了一颗定心丸；东风派群众也得到不小安慰；而旗派一些头头则深感沮丧，他们知道军区实际上是同情、支持东风派的，如今又有了周恩来的这个挡箭牌，他们想一派掌权的美梦很难实现了。
    周恩来当时的处境极为艰难，他能如此表态，实属不易，倘若没有事先征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他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
    周恩来的新指示也让黄永胜增强了团结两派群众，减少社会动乱，创造“支左”新经验的信心。从5月12日至6月12日，他先后与两派12个较大的群众组织头头和骨干举行座谈，听取他们对军区“支左”工作的意见，也对他们提出建议和希望。他要求旗派讲政策，把握斗争大方向，加强与东风派的沟通，不要唯我独革；他鼓励东风派通过“革命大批判”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争取早日甩掉偏于保守的帽子，与旗派实现“革命大联合”。同广东周围各省、区以及全国形势相比，广州市以及广东全省，这一时段没有发生大的动乱。还有个有趣情况：东风派虽然不为中央文革小组所支持，但是，他们的组织非但没有萎缩，反而又有发展。
    7月上旬，黄永胜带着一批反映东风派在周恩来指示后如何取得明显进步的材料，又带上参谋长阎仲川做助手，满怀信心地进京，要申请为东风派摘掉“保守”的“帽子”。7月10日下午，周恩来、叶剑英、戚本禹、叶群在京西宾馆第三会议室听取黄永胜、阎仲川的汇报。汇报材料很充分，黄、阎讲得也挺不错。汇报刚一结束，叶剑英便站起来，右手一挥：“摘帽喽！我看可以。”还没等周恩来表态，戚本禹赶紧发话：“总理，我看是不是还按你4月份在广州讲的，暂时不变，再考验他们一下？”周恩来明白，戚本禹讲的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个态不是可以轻易表的。他沉默片刻，然后望着黄永胜说：“我看这样吧，你们可以说，我听到他们有了很大进步感到高兴，希望他们不要自满，继续努力，对他们还要再看一段时间。”
    冷水浇头。几个月的努力付之东流。但是黄永胜仍不甘心，他叫阎仲川先回广州，他则留在北京，想再看看形势，继续争取。然而，霹雳一声，来了个武汉“七二〇事件”！当他看到如同丧家之犬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他的同伴们在宾馆东躲西藏的狼狈相，看到“造反派”可以对重兵防护的京西宾馆肆无忌惮地轮番冲击，抓“陈大麻子”，抓一切他们想抓的人，他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感到阵阵悲凉。与此同时，他又从杨成武私下借给他的“文革内参”材料中，看到中央文革记者站派到广州的记者们写的许多攻击广州军区的报道。在他们的笔下，广州军区非但不“支左”，反而成了镇压革命左派、支持保守派的顽固堡垒。黄永胜不能不想，这些所谓记者都是有来头的，他们写的这些东西，肯定会引起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视。现在武汉军区的领导班子垮了，中央文革小组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下一步会整谁呢？
    8月上旬，军区党委常委接到黄永胜的电话，说他对下一步的“支左”工作有些重要想法，不便于在电话上讲，请常委派个人到北京听他面谈，然后研究一下，看看该怎么办。常委指定我去北京。我于13日乘飞机赶到北京。次日，黄永胜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结束时，他说还要再谈一次，随即匆匆外出。我在北京的几天，见他频繁外出，估计他是找一些尚未倒台的战友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据我所知，他去得最勤的地方是杨成武家，杨那时正受到毛泽东的信任。
    两天之后，黄永胜同我进行了二次谈话。黄永胜本来是个爽朗乐观的人，但这两次同我谈话时，他却是双眉紧锁，忧心忡忡，情绪坏极。这种情况过去我从未见过。两次谈话，他主要讲了对文化大革命发展趋势的看法以及军区今后在广州“支左”的策略。他认为，过去我们把问题看简单了，我们的想法跟上面格格不入，根本行不通！胳膊拧不过大腿。保守派人多，听话，拥护军队，拥护共产党，运动中反而受压，确实叫人同情。但是，我们越同情他们，他们就同军队靠得越紧，“造反派”就越反感，反对军队，两派关系也越紧张，最后就出现武汉这样的事件。要知道，上面是站在“造反派”这一边的。出了事情，倒霉的是保守派的广大群众。“你看看，武汉的‘百万雄师’现在被打成了反动组织，被‘造反派’打得无处躲藏，死了多少人哪（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披露：湖北全省所谓各保守群众组织，在“七二〇事件”中，共死伤18. 4万人。见该书第三卷298页。——笔者）！四川的‘产业军’也是这样，真好惨哪！”那怎么办呢？他严肃、痛苦、无可奈何地说：“我们过去的做法不能继续下去了！要当机立断，把‘屁股’掉过来，和多数派脱钩。这个决心很难下，感情上过不去，而且只要军队不支持，他们的组织可能要垮掉。但是，这总比被打成反动组织强。要赶快行动，我们不能既毁了自己，又害了那些拥护我们的群众。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讲了掉“屁股”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他说这些都是细枝末节，迟则生变，不能再犹豫了。
    8月18日我回到广州，向常委原原本本地汇报了黄永胜的意见。我讲完后会场一片沉寂，大家面面相觑，最后都把眼光集中在刘兴元的身上，请刘拿主意。刘兴元沉思片刻后表示：大势所趋，不掉“屁股”是不行了。但是，现在“支左”干部都毫无思想准备，弯子不能转得太急，急了势必出事，欲速则不达。还是要先从做通“支左”干部的思想工作入手，既抓紧，又不轻率，才能尽量减少损失。大家都同意刘兴元的意见。
    然而怪事来了。从8月底之后，在全国并未见中央文革小组借“七二〇事件”对“保守派”乘胜大举扫荡；而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广州两派在北京进行的谈判，旗派挨批的事儿却逐渐多了。10月初，终于传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受欢迎的一条“最新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于是人们恍然大悟。这条“最高指示”真好，它一下子从根本上解决了两派你死我活的纷争，解除了“造反派”的主体地位和特权。若是早有这条指示该多好啊，可以少死多少人、减少多少损失啊！看来毛泽东也在“七二〇事件”中受到了启示，看到了众怒难犯，看到“造反派”实在不得人心，靠“造反派”成不了大事。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灾难。最高领导人的出发点和一切方针、政策全错了，作为一个地方或一个大单位的负责人，只要参与这场运动，就绝无功绩可言，能够不避风险，采取一些消极抵制措施，减少一些损失，已属不错了。黄永胜在“支左”工作中是兢兢业业，想方设法争取减少一些损失。广东大规模武斗比周围各省、区以至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来得要晚，伤亡也少；工农业生产破坏较轻；两派之间对立不算尖锐，派性消除较早；“解放干部”工作走在全国最前列；革委会成立后没有出现大的反复。这些情况有目共睹，周恩来曾多次表彰。有人说，黄永胜如果坚持到底，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不提出掉“屁股”的意见就好了。倘若时光能够倒流到1967年7、8月间那个无法无天的岁月，不管让谁坐到黄永胜的位置上，感受大概就不一样了。
    1974年7月，在丁盛调离广州之后，接替丁盛担任了广东省委第一把手的赵真人一次作“批林”报告，说黄永胜掉“屁股”是一个阴谋，是想“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赵真人这样高智商的政治家，竟然说出如此不近情理、逻辑混乱的话来，实在令人惊讶。试问：黄永胜把自己管辖的地方弄乱，让两派互相残杀，能从中捞到什么油水？但愿这是他在政治高压之下讲的违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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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时务亦俊杰
   
     1968年3月23日，周恩来亲自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和随之派来的一架军用运输专机，把黄永胜召到北京。周恩来派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把黄直接接到人民大会堂。在车上，吴法宪对满腹狐疑的黄永胜守口如瓶。当他见到周恩来，接着又见到被押进来的垂头丧气的杨成武，得知已决定由他来接替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杨成武还有个“代”字）时，他的心里真如同打翻了五味瓶。这位半年前还红得发紫的老战友，怎么说倒就倒而且又由他来接手呢？几任总参谋长，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像他这样直来直去的人，这个位子能坐稳吗……他不假思索地向周恩来提出，自己的水平有限，难以胜任，坚辞不就。周恩来鼓励他要勇挑重担，并表示他对黄的请求无能为力。黄永胜又随叶群去见林彪，林彪拿出了毛泽东的批件，黄永胜看后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再推辞就是向伟大领袖讲价钱了。他只能坚决服从命令。
    上台工作不久，黄永胜就发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不只关心“样板戏”和文化大革命，他原以为军事工作与文化大革命是两条线，却不料江青对军队也很感兴趣，黄永胜尤其对她插手北京卫戍区的工作极为反感。北京卫戍区主要担负中央机关和北京地区的安全警卫任务，名义上它是北京军区的下属单位，实则很多工作都由军委和总部直接领导，其地位极为重要。黄永胜批评、制止了卫戍区个别领导人擅自向江青汇报工作的错误行动，江青心中自然不快，于是，不久便发生了江青向黄永胜示威的事件：一份关于文化工作呈报黄永胜、江青的文件，经办单位先报送黄永胜处，黄看后画了个圈，再送江青。本来送文程序未必反映官职大小，有时有拍板权的反而排在最后。江青这次主要是心气不顺，借题发挥。她看后怒气冲冲地写下批语：竟夺我的权，他已看过，再给他看看！她唯恐黄永胜还看不明白，又画了个箭头，直指“永胜”。文件又回到黄永胜手上，他看了一眼，便往桌上一丢，满不在乎地说：“我不懂文艺，也不管这事儿，夺她什么权！”
    这年11月，江青又向黄永胜发动了一次猛烈进攻。11月28日是阿尔巴尼亚解放34周年纪念日。阿尔巴尼亚是当时中国在东欧的唯一盟友，中方很早便向阿方通报，将派以黄永胜为团长的代表团赴阿参加庆祝活动。江青却突然发难，说黄永胜没有资格当这个团长，要求换人。经过周恩来多方奔走劝说，最后又请示了毛泽东，总算维持原定人选不变。江青似乎是白闹腾了一场，但有心人都会思考：江青为什么胆敢如此无理取闹？
    中共“九大”之后，江青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名副其实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气焰更盛，张春桥、姚文元成了她的左右臂膀；而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黄永胜都是早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四人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认识高度一致，特别对江青飞扬跋扈的作风极为反感，因而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双方壁垒分明，经常唇枪舌剑，由于毛泽东、林彪很少参加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常常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江青对周恩来的态度也极为恶劣，黄永胜等人为之忿忿不平。一次江青以谈工作为名，把黄、吴、李、邱等人召到她在钓鱼台的住处，对周恩来大加诋毁，希望黄、吴、李、邱等人站在她这一边。离开江青处之后，四人认为这是严重的非组织活动，立即报告了林彪，又在林彪的支持下，由黄永胜、吴法宪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却不料，毛泽东的态度非常暧昧，黄永胜深感失望。
    黄永胜应该明白，反对江青的人都没好结果。早他两年从广州进京的陶铸，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曾是中国政坛第四号人物，但不到半年，就因为不愿受江青摆布，并当面顶撞江青，被江青轻易拉下马来。黄永胜与陶铸关系非同一般，陶铸的倒台，曾让黄永胜受到很大震动。现在他的处境与当年的陶铸颇为相似，他理应认真思考一下照此发展下去的后果。
    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让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间掩盖已久的矛盾公开化。黄永胜原未参加这次会议，他在军队的地位、声望又在吴、李、邱等人之上，上面仍然对他寄予希望，于是紧急召他上山，个别启发诱导，却又不肯点破、交底，而是旁敲侧击，但用意甚明，希望他反戈一击，站到“革命路线”一边。黄永胜面临着个人命运前途的重大抉择。但是，黄永胜认为自己一颗赤心干革命，上无愧于党，下不怍于人，党叫干啥就干啥，并不存在什么站错队的问题，他不愿意干违心事儿。他没有像上面希望的那样表态。他的表现让上面大失所望，自然将他纳入林彪集团。九一三事件之后，他受池鱼之殃，也就毫不奇怪了。
    1971年9月24日，周恩来以开会为名，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召到人民大会堂，然后逮捕关押。这一天距黄永胜奉召进京整三年半，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中国有句名言：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原是古人对诸葛亮、庞统的赞誉之辞，以后逐渐变味。在中国的旧小说中，这是最常用的一句劝降的话。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句话成了一些风派人物朝秦暮楚随风转舵出卖灵魂的遮羞布。
    有些比较了解北京政坛内幕情况的人曾认为，黄永胜这人过于任性，在人屋檐下，就要能低头。到了北京，就要适应北京的形势，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你和她斗哪门子气？最后倒霉的还不是你！特别是在庐山，上面的态度已经很明朗了，眼看大祸临头，上面给了你最后一次脱身机会，你却执拗到底，最终闹个身败名裂，何苦来哉，实在是不识时务！
    但是也有人持相反看法：共产党应当是讲民主的，可为什么在党内却会出现反民主的霸气而且逐渐坐大？就是因为许多人放弃原则、姑息纵容。倘若错误的东西刚一露头，大家就群起抵制、反对，它或可知难而退，反之，则你让一寸，它进一尺。这种事情，历史上屡见不鲜。黄永胜同江青所代表的霸气对抗，从力量对比来讲，黄永胜处于绝对劣势，失败固在意料之中。但是，第一，评论事物的成败得失，恐怕不能只看眼前，而要从长远、全局来看。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群众运动，当时遭到镇压，是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运动，成为半年后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基础。黄永胜的抗争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倘若人们日后回顾历史，发现当江青等人胡作非为之时，偌大一个“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竟然万马齐喑，那就太可哀了。第二，当江青一伙施虐之时，民众动辄以言获罪，不得不三缄其口，道路以目，而黄永胜说出了一些群众想说却不敢说的话，一些得知这一情况的人，是为黄永胜拍手叫好的。第三，黄永胜的言行，反映了他的性格、为人，倘若他也屈服于江青的淫威而装聋作哑，他就不是本来的黄永胜了。
    受人崇敬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曾在一首小诗中赞颂项羽，称他为人杰、鬼雄，她“至今思项羽”。项羽是一个失败者，但李清照不以成败论英雄，她敬重的是项羽的人格。项羽在全军覆没之后，无颜见江东父老，选择了死。李清照认为这种人是有骨气的，可敬的。黄永胜在面临绝境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却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不知当时他是怎样想的？这又是不识时务吗？
    对黄永胜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究竟何是何非？还是让历史老人去评说吧！

拯唯冬

不尽的困惑
   
    九一三事件之后，黄永胜以及他的亲密伙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被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先是称“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投入牢狱。这原在意料之中。江青、张春桥等人与他们积怨极深，岂能饶过他们！
    5年之后，失去了后台的“四人帮”倒台。毛泽东曾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四人帮”当然是敌人，而打倒“四人帮”者又声称是要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照此逻辑，人们曾期望原来主要由“四人帮”掌控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案子，有可能重新予以审议。却不料，后来者不但对“人犯”照单全收，而且管控更加严苛；同时对“四人帮”加给他们的诸多罪名也一概继承；特别是居然能把两个明争暗斗多年、水火不相容的政治集团捏到一起，把他们说成是“一伙的”，然后一锅煮，真是匪夷所思，令人拍案叫绝。
    根据中共中央（且不管它后面是谁在掌权）在“九一三”之后公布的材料，林彪可谓阴险毒辣、罪行累累，而其最令人惊心动魄的莫过于“策动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阴谋失败后，又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黄永胜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二号人物，自然会参加这些阴谋活动。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的黄永胜五大罪状中，竟无一条与林彪的上述罪行有关！人们不能不怀疑，黄永胜到底有没有资格担当“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把手？他倒像是侯宝林相声段子中那个外行跑龙套的。
    林彪发动武装政变最重要的罪证，是他的一个手令和写给黄永胜的一张便条。手令可以理解为写给林彪集团各主要成员的，黄永胜自然有份儿，而便条则是专门写给黄永胜的。但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样两份至关紧要的材料，黄永胜在“九一三”之前竟然没有看到！手握军权的黄永胜在武装政变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有人挖苦林立果搞政变像小孩子过家家，看来林彪在这方面也不比他儿子高明。
    林彪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自然要有一批文臣武将，黄、吴、李、邱等人是少不了的。但是，这四个人对此竟然一无所知！特别法庭也不得不确认这四人确不知情。这着实令人尴尬。难道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这一家三口再加上周宇驰、王飞等几个无名之辈，就可以另立一个中央吗？
    在黄永胜的五大罪状中,第一条就是他“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撤消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彭德怀元帅对中国革命功高盖世，无论谁迫害这位革命元勋，都该严加惩处。但是，看了对黄永胜的这些指控，人们马上会产生许多疑问：上述对彭德怀的处理意见，是由“彭德怀专案组”提出来的，那么，这个专案组是自行作主还是根据什么人的指示提出这些意见来的呢？专案组的意见不会只送黄永胜一人，其他人又是什么态度？有没有也同意专案组意见的或者反对专案组意见的呢？由此不能不令人想起另一件公案：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也是专案组提出：“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建议“撤消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在表决时，除一位女中央委员装病没有举手外，到会的一百多人，其中包括许多功名显赫的革命元勋、政治家，都一致举手通过，这与黄永胜的罪行又有什么区别，是否也应予以追究呢？又如，一位以告密为能事的上将军，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时，他便向江青密报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在上海毛泽东和江青的住处安装窃听器；“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他诬告“二月逆流”的主将、革命元勋谭震林是叛徒；“杨、余、傅事件”发生前，他又给毛泽东、林彪报送材料，称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中曾被俘叛变，致使这三人都身陷囹圄。江青多次夸奖他“立了新功”，并要为他“记功”。就连对他有大恩的周恩来，他也没有放过，把国民党伪造的诬蔑周恩来是叛徒的《伍豪启事》密报江青，给后来得悉此事的周恩来造成很大精神压力，直至周逝世前3个多月最后一次进手术室前，还叫工作人员找来他就此事的辩诬材料，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此情此景，怎不令人悲愤填膺！然而，这位上将军却一直大红大紫，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黄永胜的其他几条罪状，也都存在着类似的一些“看不懂”的遗憾。
    1981年，我在军事学院（即后来的国防大学）学习。我所在队的队长姓王，他与学员们的资历都差不多，课余时间大家经常一起闲聊。这位队长曾作为军事学院的代表旁听了“两案”审判。一次，他谈起了旁听印象。讲到黄永胜，他说：“黄永胜不要律师为他辩护，他自己讲了足有3个钟头。你别看这老家伙70多岁了，头脑可一点儿也不糊涂，有些事儿讲得还挺有道道咧！”他当时讲话的表情和口气，不像把黄永胜当成反革命分子。“两案”审判时，电视台只转播了经过精选的部分画面，被告人自我辩护或律师辩护的情况都没转播。当时的报纸，在报道黄永胜的受审情况时，只讲到他最后念了两句诗：惟有赭衣供瘐病，不曾涓埃答人民。如果不了解、不联系他前面的长篇发言，只能解释为他在参加了林彪集团的种种罪恶活动之后，现在痛悔、惭愧、认罪。但是，也有些颇有来历的材料说，黄永胜在被捕后，顽固，狡猾，拒不认罪。窃以为，九一三事件发生至今已经近40年，“两案”审判已过去30年，黄永胜去世也已27年有余，他的自我辩护词似可公开或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如果他讲得确有道理，或讲出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真相，正可以史为鉴；即使他确属狡辩，那也不怕，可以当“反面教材”教育群众，毛泽东讲过，毒草锄掉可以做肥料嘛！
    不久前，一位朋友问我：网上有黄永胜的一些材料，看不看？我问是哪一方面的？答曰生活作风方面的。我说，这类材料，过去我看过一些，现在不想看了。“为什么呢？”朋友很认真地问。
    我说：“很简单，第一，这些材料很多都是添油加醋甚至捕风捉影的东西，哗众取宠，很没意思；第二，黄永胜并不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打倒的，回避他该不该打倒的根本问题，却在生活作风问题上大做文章，岂不是舍本逐末、顾左右而言他？第三，黄永胜在生活作风方面确有为人所诟病处，但是，有些掌管他生死簿的人，在这方面的问题比他多得多，严重得多！我不反对甚至拥护将生活作风作为考核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一项标准，但应该一视同仁，要查就从上到下认真查起，不能双重标准，为尊者讳；不应把倒台的干部不分青红皂白都当落水狗打，揭老底儿，而把得势者个个打扮成头罩光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
    再讲要跑题了，打住。

拯唯冬

作者迟泽厚是广州军区的"老人"，文革前期跟随黄永甠地位窜升(广东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参加了九大)，九一三事件后特别是许世友对调广州军区任司令员，这批前朝宠臣给整的是死去活来的。作者近十多年以来一直为广州军区因林彪事件受牵连的人物在鸣冤叫屈，作者写的东西意见中肯观点客观，早二年病逝了。

拯唯冬

"一位以告密为能事的上将军，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时，他便向江青密报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在上海毛泽东和江青的住处安装窃听器；“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他诬告“二月逆流”的主将、革命元勋谭震林是叛徒；“杨、余、傅事件”发生前，他又给毛泽东、林彪报送材料，称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中曾被俘叛变，致使这三人都身陷囹圄。江青多次夸奖他“立了新功”，并要为他“记功”。就连对他有大恩的周恩来，他也没有放过，把国民党伪造的诬蔑周恩来是叛徒的《伍豪启事》密报江青"
................................................................................
这个人就是许世友。
一共给中央文革上报了三次揭发材料，陈丕显在上海毛泽东和江青的住处安装窃听器，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叛变，周恩来叛变的伍豪事件。这三次的告密揭发在吴法宪回忆录以及李一虻回忆录中都曾陈述过，不过没点名但若读者了解文革过程的人与事，一看便知这个告密者是许世友。

拯唯冬

"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揭批查运动”，全面深入地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的各种罪行。当年11月中旬，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南下广州，亲自发动广州军区的“揭批查运动”。军委领导如此关心、重视广州军区，军区机关干部莫不欢欣鼓舞".........................................。

"但是，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几位领导都不提该清查“四人帮”的哪些罪行和如何进行清查，却大讲揭批“四人帮”与“批林”的同一性，说“路线斗争是两次，实际上‘四人帮’、林彪是一伙的”..................."
................................................................................
1977年11月叶剑英、邓小平、罗瑞卿等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并对广州军区的“揭批查运动”作出重要批示。

吹笛在湖北

嗨，看到最后都是这些人之间挣来转地整人。。。

ironland

"一位以告密为能事的上将军，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时，他便向江青密报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在上海毛泽东和江青的住处安装窃听器；“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他诬告“二月逆流”的主将、革命元勋谭震林是叛徒；“杨、 ...
拯唯冬 发表于 2014-10-10 02:48

让这人去指挥越战，真是作孽。

铁树朱蕉

毛泽东让黄永胜当政治局常委？他啥时当过常委啊？

拯唯冬

毛指定周恩来，康生，黄永胜负责拟定九大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个三人小组就是常委人选毛也有意思让黄入常，黄拒绝。

歪弟

说起来就是几个大妄人果果家，害了几亿人几辈子。

铁树朱蕉

20# 拯唯冬 资料出处？

拯唯冬

《邱会作回忆录》(下册)
第三十一章 九大纵观（二）
"三人小组"第 113 页，"黄永胜坚决不当常委"第 114 页，
细节请自行查阅。

100d161

耄的报应也有了，大儿子横死，二儿子白痴，孙子傻瓜，据说重孙又是个脑膜炎，几代人都走不出耄的阴影啊。

拯唯冬

原广州军区参谋长陶汉章(55年少将)回忆文章说；
有一位香港女商人到广州参加交易会，这个女人是特情监控对象情治部门一直派人跟踪，某天跟踪这女人进了军区大院到黄永胜司令员家里去了，那么就此打住吧。黄永胜打仗会动脑筋，爱学习流行什么新鲜玩意一学就会，人很活跃不象那些呆板倔巴的老军头，
有一定威信但就是爱玩女人，这毛病他老婆也知造但最后跟叶群沾上了(政治因素大于生理需求)。项辉方不干了坚决要求离婚，遭受政治上的灭顶之灾不算，后院又起火内外交困过早病逝了。应了江青常挂在嘴上那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已去"，黄永胜刚好七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