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锢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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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思维的雾霾】
“如果有两个人吵架，其中一人百分之五十五有理，这很好，也没什么可吵的。但是如果有人百分之六十有理呢？那就更好了，这多么走运啊，要感谢上帝！如果有人百分之七十五有理会怎样？聪明的人就会说，这非常可以。要是有人百分之百有理呢？那就是说，这种百分之百有理的人，一定是个凶残可怕之人、一个老盗贼、一个最大的恶棍。”

语出一个来自喀尔巴阡山区的老犹太人之口，米沃什把它用在了《被禁锢的头脑》的导言中。在这本迷人的著作中，米沃什描述、分析了政治意识形态如何改造人们的头脑与心灵，锻造出新型的人种。凡是有过共产主义经验的国家，都不会对凯特曼、阿尔法、贝塔、伽玛、戴尔塔这些不同人格的特征感到陌生。在分析极权主义的心理时，这位老犹太人的话或许比任何政治理论都更有效。“百分之百有理”的绝对主义，是一切思维缺陷的来源。它容不下暧昧、可能性、犹豫、不同，也不相信任何逻辑、判断、理性的天然缺陷。最终，“绝对的正确”变成了“绝对的荒谬”。

每当公共辩论发生时，几乎所有人都暴露自己是这种“绝对正确”的受害者与实践者。










崔卫平：被禁锢的头脑

　　一

　　在某种意义上，米沃什的这本《被禁锢的头脑》，比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更加富有意义。奥威尔的那本是预言幻想小说，重在描写人们在巨大的外部压力及恐惧之下，如何思想变形，完成了从属和归顺的过程。身在英国的奥威尔，并没有亲身经历俄式极权主义，没有看见它是如何从一个社会内部成长出来。实际上任何被称之为“怪胎”的东西，都不可能仅仅是外来的，“被植入”的，而是有其自身深刻的历史、文化及人性的根源。米沃什写在1951年的这本，重心放在了当时人们如何从自身的处境、困厄及个人野心出发，自觉并入强势力量，最终变成了压力的一部分。书中所见所闻，为作者本人亲身经历。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波兰诗人。当他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时，他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斯拉夫语系教书，在波兰故乡他的作品不能出版，不能在课堂上被提起，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加以流传。曾经有人运用气球，将这本《被禁锢的头脑》，从美国降落在他母语的土地和山峦上。他被隔离的原因在于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早些时候，他从波兰驻法国使馆文化参赞的位置上离任出走。

　　巴黎很少有人理解和接受他。时值冷战初期，巴黎的知识分子如萨特、波伏娃正陷入与斯大林主义的调情，这书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宣传品”。巴黎的波兰侨民不相信“新信仰”的建立，不是出于恐惧和投机，是由于有人真心相信了某些“真理”，指责他在为共产主义“做宣传”。一位巴黎的心理医生认为，一个人已经在现有体制中拥有体面位置，居然还要流亡他乡，一定是疯了。在极度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给予他支持的人中有两个光辉的名字：法国作家加缪和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后者为他这本《被禁锢的头脑》的德文版写了序言。

　　他本人之倔还在于尽管饥寒交迫，但是他不拿自己的故事和身份去赚。他是唯一一个不给“自由欧洲”写稿的流亡作家。很多年内他为自己出走的选择，感到“罪过”和“羞耻”，这种感觉伴随了他的一生，认为那除了是一个灾难，而不是别的。1960年他去了美国一呆三十年，一边教书，一边坚持波兰语写作。“忠实的母语啊/我一直在侍奉你。//每天晚上，我总是在你面前摆下你各种颜色的小碗。……命运铺开一面红地毯，在一出道德剧的罪人面前”。（《我忠实的母语》，绿原译。）

　　冰冻解除之后，米沃什于90年代初回波兰，病逝于克拉科夫。他的诗歌与其他散文作品在中国一直有出版。80年代末，老诗人绿原译出了米沃什诗选《被拆散的笔记簿》，成为许多中国诗人的最爱。近些年，陆续有《米沃什诗选》、《米沃什词典》、《诗的见证》问世。这本《被禁锢的头脑》，在人们翘首以盼很久之后，终于有中文版面世。

　　“被禁锢的”一词在波兰文里，有“使信服”、“使信任”，以及“被奴役”的意思。如果存在奴役，它也并不仅仅是强迫的，而是有着心甘情愿的意味。新信仰也许带着迷人的微笑，令人折服而不仅是压迫，这使得这本书拥有了极为丰富的阐述空间。

　　这本书也会让年轻的中国读者，面对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那批人们，有一个平行的了解。

　　二

　　米沃什来自立陶宛一个贵族家庭，他出生的年代，立陶宛属于波兰。他的家族属于说波兰语的上层社会。当时的立陶宛首都维尔诺，是一个十分国际化的城市。米沃什有一位堂兄，为立陶宛驻法国外交官员，用法语写诗。米沃什与他的年轻同伴之间，也有一个先锋诗歌的小圈子，他后来回忆道：那时候一个维尔诺的年轻诗人头脑中所想的问题，与一个法国年轻诗人没有什么分别。在当时国际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青年米沃什为自己的富有家庭感到羞惭。

　　如此美丽一个的地方，却再三被外来强权占领与蹂躏。米沃什在书里这篇《伽玛，历史的奴隶》的开始写道：“最近半个世纪它曾轮流属于不同的国家，人们在街道上见到各国的驻军，每改变一次政权，油漆工的工作量就会增加很多，因为他们要把政府门前的牌子和名称刷上新的官方语言，城里的居民又得换上新的护照，努力适应新的法律和法令。维尔诺的统治者依次为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而后又为立陶宛人、德国人、俄国人。”

　　1936年米沃什便出版了诗集，在当地享有文名。他与他的朋友们把自己的诗歌流派叫做“灾变论”，年轻人已经清晰地感到灾祸就在不远处。1939年，德国与苏联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瓜分了波兰，立陶宛归属苏联，红军开进了维尔诺。1940年米沃什从维尔诺逃到华沙，参加了左派的地下抵抗组织。1941年这个地方被德军占领。1944年，苏联军队从德军手中重新夺回和占领了这个地区。两次目睹苏联军队占领，米沃什将某种看似势不可挡的力量称之为“压路机”。“它沿途粉碎了一切，也粉碎了每个国家人民的希望，使其产生悲观失望的宿命情绪”。

　　维尔诺的命运是整个波兰国家命运的一个缩写。今天的人们想要在脑海中再现那种场景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是战争结束之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另一方面，是前进中的歌声、旗帜。这一回，闯入者最大的擅长还在于，将自己描绘成历史进步的代表，有一套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学说，以“新信仰”的名义，要求人们服从。即使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仍然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在演进，处于当事人的视野之外，而新信仰则把客观发展的“历史”替换成了“第一人称”，声称他们这些人正好代表着历史运行的方向。

　　在这种总体形势下，实际上并无选择。摆在人们面前的，就是如何不要被甩下来，如何适应这种形势，如何与眼前的局面达成妥协。米沃什用“开船前的恐惧”来形容这种精神状态。社会危机和个人身家性命的危机，使得人们忘记了他们自身的精神道德危机，忘记了他们的道德困境和道德上的要求。人们把这个事实轻轻地压下了。耻辱印在他们的脑门上，他们尽力想要忘却。

　　该书第一个章节的标题为“‘穆尔提—丙’药丸”。它来自一位波兰作家维特凯维奇发表于193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永不满足》，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人们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欧洲热门哲学人物胡塞尔、卡尔纳普的话题均在其内，然而书中的气氛却是诡异不幸的，人们陷入了虚无主义，深感一切都没有意义。市面上开始流行一种据说是来自蒙古哲学家的药丸，吃了这种药丸人们就会变得安详和幸福。往日争论不休的问题，会变得非常肤浅和无关紧要。米沃什借用小说中“穆尔提—丙”药丸这个比喻，来形容新信仰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稳定作用。这种药丸之所以生效，在于人们呼吸的空气中有这样四种元素：

　　一、空虚。在精神上失去依靠。失去对于世界的统一解释和统一图景。这个东西原来可以连结一个社会里不同人群——农民、马夫、工人和研究形式逻辑的大学生。辩证唯物主义正好提供了一套新的对于世界的完整解释，让孤独人有了依靠，感到自己再次成为社会的一分子，让觉得自己百无一用的人们，重新对社会有用。

　　二、荒谬。无意义感。原有传统的、温情脉脉的生活被打碎了，人们看到的是一些赤裸裸的生存行为：吃、喝、赚钱、做爱、生孩子，看不到任何理想前途，感到缺乏人生意义。某种情况就像我们这里曾经命名的“小资产阶级的苦闷”。米沃什强调，那些以传统社会看来的“异己分子”，更容易被吸收进新体制。相反，那些能够脚踏实地生活的人们，却不太容易受到这套东西的蛊惑。

　　三、必要性。在上下文中，米沃什指的是一种徒劳感。知识分子害怕自己的工作是无效的，他担心自己写下来的东西没有创造力，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和需要，不能与现实的运动保持同步。在种种干扰之下，“他写作冲动的源泉早就已经浑浊不清”。那种叫做新信仰的东西，据说既能够反映社会新的变革，还能够指导这种变革。这就好像一下子骑到老虎背上去了。人们愿意为此赌一把。

　　四、成功。不仅是获得未来人生的成功，正在发出召唤的未来，也需要一个当下的行为，就是成功地克服自己。某个作家需要接受一些“手术”，而他周围已经有人经历过了，他们现在正以同情和鼓励的眼光看着他。跨进一个新的大门对他并非易事。从前习惯了绝望与否定的语调，现在的任务是要换一种肯定的和歌颂的。他突然发现，这是能够做到的。于是，他终于“度过了转折期”，一条金光大道似乎在他面前无限展开。

　　表面上人们更多表现为喜气洋洋，像被集体施了催眠术一般，脸上挂着那种沉默诡异的表情，从此不再开口。米沃什的观察力是惊人的。他强调，在波兰作家当中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件比较晚的事情。而在短短不到两年之内，他已经感到不能忍受，意识到了后面即将到来的一劫不复的精神灾难。

　　对于西方列强的失望，也是为东欧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所分享的共同经验。书中有一章叫做《看西方》，作为今天的一名中国知识分子，在其中也能够找到许多共鸣。稍微拉远一点看，当时波兰知识分子遭遇到的这些问题，由战争的暴力与破坏一下子摔在人们脚面上的重负，也是一个现代性的遭际。人们从一个自洽的、受庇护的传统社会，被抛入需要个人承受巨大压力的现代社会，许多传统文化并不提供这样的支持。

　　米沃什设想后来的读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人们没有就黑格尔式的历史运行观做出一番讨论吗？他的回答是：议题是人家设计的，对方有备而来。“在武装好的理论家和应战者之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现象，就像坦克跟步兵决斗一样。”某种情况与中国一样：一个人即使熟读四书五经，掌握了唐诗宋词这样精美的文化，但是对现代社会如何组织起来的，什么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合作的关系，也仍然一无所知。结果是，运用前现代的方式去解决现代性的问题，本来应该往前一步，结果却变成了往后一步，甚至是好几步。

　　读到这些章节，我的脑海中会浮现出许多前辈的面容，想起他们说过的许多话。一位我尊敬的前辈，曾与我谈起过最初接触“社会发展观”所产生的巨大心灵冲击，他感到有人能将历史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全部说透，真是了不起。王蒙先生也始终强调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自己早年的选择无怨无悔。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感受，尊重前人的道路，我自己的父亲所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但是米沃什告诉我们，任何选择不是凭空产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条件，看似自由的选择其实未必自由。再者，选择也是建立在自身现实与思想基础之上，而这些基础本身可能是十分薄弱的。在这种条件下人的头脑更多是危机的产物，它释放危机以及复制危机。

　　米沃什揭示了某个晦涩的深层心理结构：深层是个人前途及道德危机，人们能够感受到的却又是发自内心的服膺（臣服），他没有把这个过程说成是出于外在压力。面对一场“精巧的辩护”这种批评，米沃什的回应是，他只是诚实地写出了自己看到的东西，将不同声音、不同人们自己的解释、理由写进书里，他提到了巴赫金的多声部叙述，而没有为了仇恨或怨恨，将事情简单化、符号化，更没有迎合一些等待在那里的人们的需要。

　　三

　　每本书有其自身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淘洗，该书的第三章“凯特曼——伪装”，显得越来越有意义。它不仅适合极权主义的早期，而且对于后期极权主义，同样有着巨大的穿透能力。

　　米沃什敏锐地指出，在来自欧洲东部的人，会发现西部的人们，不管是搬运工还是出租车司机，看上去表情坦然，轻松而自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没有那种内心的紧张、晦涩和难言。受到“辩证法压力”的人们则充满了矛盾。人们必须演戏。必须戴上面具。在大街上、办公室里、会议厅、工厂、甚至在起居室，人们说每一句话必须考虑后果。战战兢兢的状态，并没有培养起人们道德上的敏感，而是相反：人人心知肚明，知道一切不过是逢场作戏。如果不能中断，那么只有越演越烈。

　　米沃什引用了一百年前法国驻波斯外交官的一项发现，它被称之为“凯特曼”。按照这位外交官的描述，穆斯林世界的某些人们认为，为了使得信仰免遭世俗世界的伤害，不仅应该对此保持沉默，而且还要公开否认自己的观点，公开羞辱和贬损自己，采用对方的立场和语言，出席一切在他看来是荒唐的仪式和表演，争取加入到对方的阵营中去，借以蒙蔽对方，引对手犯错误。

　　如此，人们在强权面前的潜台词就变成：你要什么，我给什么。我正好是你要的那个东西，我是你的逻辑，你的立场。这下你没有什么可说了吧。如果犯错误，那是你的错误，你的不幸和无力，与我无关。你的错误由你来承担，我的错误也由你来承担。因为我就是你。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本来是被迫撒谎，现在变成了一项主动的策略。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被欺骗者，反而认为自己是欺骗对方的人。他不是失败者，而成了是德胜者。在这种貌似欺骗中，他获得了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人眼睁睁地从任何责任感中逃脱了。

　　某种情况很像是在王小波的小说里发生的。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的王二，作为在豆腐厂工作的工人，他需要在输送豆浆的低空管道上行走，乃至这成了他的一桩爱好，很难说这仅仅是因为工作的需要。革委会主任老鲁不停地要捉拿他，他必须不断逃离。读者或许产生这样的印象，老鲁想要捉拿他的外在现实，变成了他的内在要求，这样他正好可以捉弄老鲁，以对方的逻辑，借此戏弄对方。他东躲西藏却又抛头露面，他在空中飞来飞去却又不断落地。

　　有一次他被老鲁抓住了衣领，但那个领子是白纸画的，轻轻一挣脱就被撕成了两半，他本人就如断了尾巴的壁虎一样逃走了。还有一次他真的被老鲁抓住了，直不楞登地倒在地上看似气绝身亡。老鲁吓得赶紧把他往医院送，送出厂门他就活蹦乱跳了。气得老鲁说，下次王二再没了气，不送医院，直接送火葬场。

　　在小说里幽默一把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在现实中，重复他人的逻辑和错误，并不意味着找到自己新的起点，而恰恰会掩埋自己原来的立场，歪曲自己的感情。让人性停留恶作剧的水平之上，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东西进来，富有意义的东西仍然被排除在外。长此以往，策略也会长成人的面具，戴在脸上拿不下来。以一种空洞去对付另一种空洞，一种虚无去对付另一种虚无，一种同样是掩饰来对付原来的掩饰，这当然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只要顺势就行。

　　米沃什抱着一种博物学家的兴趣，列举了各种不同的“凯特曼—伪装”。

　　民族凯特曼。既然你们说苏联是最伟大的，那么我让你没法找茬的做法就是——每说一句话，都称赞一下俄罗斯的伟大成就，腋下随时夹着一本俄罗斯杂志或书籍，嘴里时时哼着俄罗斯歌曲，在俄罗斯艺术家演出时，报以热泪的掌声。而实际上，我可能认为那是一个野蛮国家，对此只有无比藐视。

　　革命纯洁性凯特曼。人们全身心地被“圣火”、“英雄”的神话所充斥，又被彻头彻尾的仇恨所灌满。憎恨把人们的人性拉向比较低矮的去处。

　　美学凯特曼。一个人在家里坐拥广泛收藏的各国作家的经典作品，以及各种现代艺术的唱片，他已经从这种东西中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品味，但是却随时准备抛弃和牺牲它们，加入到正在流行的恶俗趣味中去，并因为自己拥有这些伪装的技巧而感到暗自满意。

　　职业工作凯特曼。一个学者能够做到严格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做符合某个要求的报告。

　　怀疑论者凯特曼。即犬儒主义凯特曼。

　　形上学凯特曼。在原有的宗教背景之上，理解新信仰带来的处境，觉得这未必不是一场新的、不可或缺的赎罪炼狱。

　　伦理凯特曼。人们摇身一变，披上了“新人”的外衣。他们表现出根除了旧社会的恶习，自觉将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工作勤恳，任劳任怨，严格限制自己的私生活，常常表现得欢天喜地，对一切都感到很满意，并要求别人也这样做。米沃什认为，伦理凯特曼，是一种最为强劲的凯特曼，包括能够做到对原先的朋友铁面无私，告发周围的人得到鼓励。

　　“凯特曼”遍地，则是伪装遍地，谎言遍地。事情的真相被一层层覆盖了起来，被无数次地折叠在里面，无从打听。结果是人们患了各种精神分裂症，重度和轻度的、长期和短期的。一个人与他自己相分离，与他自己之间隔着一条大河，他弄不清楚在他自己身上那些是真实的，那些是重要的；弄不清什么是该喜欢的，什么是该抛弃的。事情原有的界桩被一再移动，他日益变成含糊含混。

　　对一些人们来说，他们一开始也许并不是故意要撒谎和作恶，他们本性上也许是善良的，但因为拥有某个不谨慎的开头，继而步步迈向谎言的深渊，越走越深，难以自拔。如果说最初还有良知的愧疚，知道自己的良心在什么地方，渐渐地，他变得不辨是非、不分善恶，因为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模模糊糊地认为能够蒙混过关就是真相本身。即使他原来是一个普通人，结果照样也可以挑战社会和他人：打着真与善的旗号，兜售他本人的假和恶，与他的大环境处于互为辉映“镜像关系”当中。

　　不难想象，也许有一天人们对这些厌倦了，想要重新开始，却不知道从何开始，源头在哪里。人们离事情的本源久矣。不知羞耻成了新的道德观。

　　米沃什承认，他本人也玩过被要求的“游戏”，也妥协让步过，因此该书既是与他留在波兰的朋友之间的对话，也是与他自身的对话。这样一种自我反省的立场，正是我们今天特别匮乏的。在溯本追源的今天，也应该包括通过审视自身的道德状况，找到自身的道德源泉，以自身的道德努力，促进整个社会的道德复原。一个人起码要坚持住自己，不能让自己成为一块仅仅是遭受损失的大陆。

　　波兰历史学家亚当·米奇尼克（1946——），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想起了诗人米沃什的诗句。1982年米奇尼克写道：“当你独自站立，眼睛遭到催泪瓦斯的刺激，警察在你面前晃动着手枪——在这漆黑的、没有星光的夜晚，多亏了你最爱的诗人，你能够清晰地看到——“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个身（切·米沃什）。于是，你想要成为那块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

　　四

　　书中还有四个令人信服的人物故事，应该都是有现实原型的，具体而微地展示了原先他的同行、朋友，甚至是一些思想气质十分边缘的人们，如何逐步进入了“历史”的大门。在一个宏大背景之下，他又提供了具体的个案。其中《阿尔法，道德家》是最有深度的一个。这个人本身追求完美、纯洁，力求无懈可击，这使得他的选择带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这是一位作家，在战争期间也会以作家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创办了地下文学刊物，写作有关“受难”、“忠诚”主题的小说，表达了与纳粹决一死战的抵抗战士的精神状态，对于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说，祖国和荣誉高于一切。然而，还存在着个人信念之外、比个人信念更为强大的力量。那就是“现实”。实际情况是，地下抵抗带来了重大牺牲，同时更多的人在集中营里被枪决。涉及到成千上万人的命运时，仅仅个人拥有的“忠诚”概念便显得远远不够。

　　1944年的华沙起义，将这个问题推至极端。这是由远在伦敦的波兰“地下国家”发动的。其时苏联军队已经到了易北河对岸，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红军的马匹在河边喝水和洗澡。

　　情形的复杂性在于，波兰人对于俄国人同样忧心忡忡，深知其吞并或或瓜分波兰的野心不死。因此，对于指导起义的流亡政府来说，便期盼能在红军到来之前，有一个已经运转的波兰政府，这样才有可能将主动权掌握在波兰人自己手里。这个思路有其道理，然而现实却不允许。

　　米沃什形容为“这是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搏斗”，其中一个巨人（俄）比另一个巨人（德）更有耐心，等待着苍蝇被一个巨人杀死之后它才出场，始终按兵不动。结果是，两个月内华沙上空浓烟滚滚，手中武器为手枪、手榴弹、燃烧瓶的人们，完全不能抵挡来自德军的轰炸机、坦克和重炮，二十万人痛苦地死于残酷的巷战，华沙变成一片废墟。幸存者逃进了森林，如果仍然忠诚于他的波兰祖国，而不是屈服于苏联红军，会被当作“起义的法西斯”。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死路，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忠诚”，便显得无效、愚忠、狂热甚至可笑。

　　米沃什回忆了他本人与这位道德小说家，一道迷失在华沙起义后的废墟瓦砾中的情景，他们“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幻想中的月球景观。这里一片沉寂。”一个意想不到小木板出现了。它吊在一个金属栅栏上，上面用红色的漆写道：“兹比舍克中尉的受难之路”。谁是这位兹比舍克中尉？有谁知道他到底遭受怎样的折磨？他所携带的是什么样任务？他是谁的儿子？或许是一个邮政官员的儿子？没有人知道这些了。那块木板上的字，就像是“从一个被毁弃的大地抛向天空的一声呐喊”。一对朋友同样承受了这个来自死亡边缘孤独声音的巨大冲击。

　　那些走向新秩序新信仰的人们，便怀着这样无边的绝望。而这也是米沃什本人曾经的思想道路：“他们能做什么？逃到森林里去？上吊？可是他们想活着，并且乐于接受重建国家的口号，最后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这样说话时，他几乎是是带着疼痛喊出来的。

　　那么米沃什从什么地方开始走向“歧路”？他与朋友的分歧出现在何处呢？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通过他的叙述完全可以找到线索。这位被他化名为阿尔法的朋友拥有一种天生的抽象性，对于概念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具体人们的兴趣，他的小说中具体的人们及其生活背景，常常被概念所扭曲的，变成服从概念的需要。此类需要也是建立权威的需要。而对于米沃什来说，具体的、活生生的、有名有姓的人们，比任何抽象的概念（方向）要重要得多。

　　阿尔法写出了他的新小说，关于纳粹期间的华沙生活。米沃什这样评论道：“阿尔法在被蹂躏的城市中给我们读他的小说时，当时那可是‘热门的话题’，却让我们时常有一种奇怪而不自在的感觉。他竟然这么快就利用这些题材做文章，而且处理得如此顺畅。成千上万的人在我们身边受尽折磨致死，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如此迅速地转化为悲惨的戏剧场面，这样做，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成体统。”这里指的是，对于那些身体还未凉透的人们，要有一种敬畏和距离，而不是马上给他们涂上胭脂。宁愿站在沉默一边，也不要站在喧哗一边。宁愿失语，也不要背叛心中悲哀肃穆的感觉，更不要马上去学会强权者的语言和腔调。

　　书中《波罗的海》这一章，他发出一生中少有的尖锐批评。1944年，包括立陶宛在内波罗的海三国再次被红军占领，莫斯科中央加快了“改造”的步伐，所谓“强化农村阶级斗争”的，使得战后拥有散落武器的人们逃进森林，组织武装队伍进行反抗。结果是更多的人被装进闷罐车，被送往人烟稀少的地方。“他们身后留下了空无人迹、反复受到劫掠的村庄，风在破碎的窗户与撞开的门上呼啸而过”。这时候西欧人开始享受平缓的和平生活，没有人注意这一切。东方和西方的舆论没有人关注这些。

　　他尤其提到自己手中拿着的一封信，它来自原先生活在波罗的海的一个家庭，一家三口母亲与两个女儿，于1949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信中以干巴巴的简短语言叙述了她们在集体农庄工作的情形，而信的每一行最后一个字母都很粗，将它们连在一起看，就出现了“永恒的奴隶”这个字样。这是被抹杀中一声悲苦的叫喊。米沃什从中想到了“还会有多少人想写信却没有写出来？还有多少可能会写这种信的人，因饥饿和过度劳累死于冷酷的北极地区，死时仍然在不断重复这句令人绝望的话‘永恒的奴隶’？”

　　炫耀的强权与被沉埋的人们在诗人身上进行拉锯，就像曾经不同的力量在争夺和分割他的家乡，他的祖国。他自己经历的下面这个故事，同样体现了他面前世界的分裂。1949年夏季的一个夜晚，作为锦衣玉食的外交官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在“美好的世界”里喝酒、跳舞，直到凌晨四点才回家。夏天的夜晚很凉，他看到了几辆满载着犯人的吉普车。在场的士兵和守卫穿着两层的军大衣，而那些囚犯们身穿夹克，冻得浑身哆嗦。“那时我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

　　米沃什决定停下来了，他不能再跟着时代的步伐往前走了。有人将“人”和“历史”对立起来，经过迟疑斗争，米沃什最终选择了“人”：具体的、生活在某处的人们，有着熟悉亲切的面庞。他决定背负来自出身地的无边苦难，承担那些永远沉埋地下的人们的痛苦。他选择站在了失败者一边：“我是站在未来的胜利还是被战胜的人一边，我的将来是赢还是输，全都无所谓。我只知道，如果我的朋友将尝到甜美的胜利果实，如果地球经过长达数百年计划经营而得到改造，对能活到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将是极大的悲哀。”这几句话表明，米沃什同样拥有奥威尔那样的预言能力。这种能力并不神秘，是一个艺术家对于人类事务的关心，所拥有的穿透性目光。后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说得对。

　　实际上，这个世界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时显出两副面孔：一方面是华美的和欢快的，另一方面是被掩埋，是痛苦的喊叫。这是米沃什写在1943年的一首著名的诗《菲奥里广场》，其中一边是在美好欢笑中度周末的人们，不远处的另一边便是犹太区着火的房屋、被风吹散的黑色碎片。前者对于后者全然没有感觉。然而，暴力正是在人们的忽视中开始变得流行，悲剧在人们的轻率中一件接着一件发生。

　　一个晴朗的春夜

　　在华沙按狂欢的曲调

　　旋转木马旁的我

　　想起了康波·代·菲奥里

　　兴高采烈的旋律淹没了

　　犹太区屋墙传来的炮弹齐发声

　　双双对对高飞

　　在无云的天空

　　有时从火堆吹来的风

　　把黑色风筝吹过去

　　旋转木马的骑者

　　抓住了半空中的花瓣

　　那同一阵热风

　　还吹开了姑娘们的裙

　　人们开怀大笑

　　在那美丽的华沙的星期天

ironland

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
http://select.yeeyan.org/view/16342/368280
译者：jiangyh
原文作者：Tony Judt



几年前，我到访克拉斯诺格鲁达（Krasnogruda），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1]那座经过修复的庄园宅第，距离波兰和立陶宛两国边境不远。我受邀于边陲基金会（Borderland Foundation）主任克日什托夫·奇热夫斯基（Krzysztof Czyzewski），这家基金会倾力确认边疆地带的冲突记忆，调停当地群体。到访之时，正值隆冬岁月，举目所及皆是白雪皑皑的旷野，偶有几处银装素裹的树丛，还有数根立柱在提醒人们：此处是国界。

东道主满怀诗情画意，洋洋洒洒讲述专为米沃什祖居地设计的文化交流项目。而我的思绪却径自游离在外：往北大约七十英里是今立陶宛境内的皮尔维什基艾（Pilviškiai），我父亲家族亚比该（Avigail）那一支便生于斯长于斯（有些死于纳粹之手）。1891年，我们家表亲迈尔·伦敦（Meyer London）从附近村庄移居纽约。1914年，他膺选当地第二位社会主义派别的国会议员；后来，纽约犹太富人为其社会主义立场而焦虑不安，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因自身行动遭其公开质疑而大惊失色，于是两者相互勾结，将他扫地出门。

克拉斯诺格鲁达意为红壤上的房子，这正是米沃什心目中的“吾国吾土”（Native Realm）[2]。但对我来说，眼前这片茫茫洁白，意味着耶德瓦布内（Jedwabne）、卡廷（Katyn）和巴比亚尔（Babi Yar），这些大屠杀惨案地并不遥远，遑论家族附近的黑暗回忆。我的东道主对此显然了如指掌，事实上，波兰扬·格罗斯（Jan T. Gross）那部重述耶德瓦布内大屠杀、饱受争议的出版物[3]便与他直接有关。不过，波兰二十世纪涌现的诗篇，超越了这片土地潜藏的历史悲剧。

1911年，切斯拉夫·米沃什出生于当时尚属俄罗斯帝国的立陶宛。就像波兰文学史上许多知名人物一样，米沃什其实跟“波兰”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地缘归属。波兰当今在世的最重要诗人之一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出生于乌克兰，波兰二十世纪流亡文学代表人物耶日·盖德罗耶奇（Jerzy Giedroyc）和十九世纪文学复兴标杆诗人亚当·米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出生于白俄罗斯。尤其是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堪称世界大熔炉，融合了波兰人、立陶宛人、德国人、俄国人、犹太人以及其他民族（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和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朱迪丝·什克拉尔［Judith Shklar］出生于拉脱维亚的里加附近）。

米沃什成长于两次世界大战战间期，也日渐将作家当作立身处世的职业，写诗，写小说，写文章。之后，米沃什前往巴黎出任波兰新成立人民共和国驻法国使馆的文化参赞。1951年，米沃什因不满当局政策而投奔西方。两年后，米沃什发表了最具影响力的政论文集《被禁锢的头脑》（The Captive Mind）[4]。这部作品出版后从未卖到断货，但呈现了知识分子接受斯大林主义改造之路迄今最深入肯綮也最经久不衰的思考，并且更具有一般性地阐发知识分子对威权和威权主义的吸引力。

米沃什在书中探讨了与他同时期的四名自欺牺牲者，记述如何一路从自主走向屈从的经历，进而强调他所称知识分子需要的“归属感”。英语世界的读者大概对这两位主角较为熟悉，耶日·安杰耶夫斯基（erzy Andrzejewski）和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前者是《灰烬与钻石》（Ashes and Diamonds，1958年影片，由安杰伊·瓦伊达［Andrzej Wajda］改编执导）的作者，后者则写出了一部令人不寒而栗的奥斯威辛回忆录《通向煤气之路：女士们先生们》（This Way for the Gas, Ladies and Gentl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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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本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两个意象。其一是“穆尔提－丙药丸”（Pill of Murti-Bing）。这个名词出自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Stanisław Ignacy Witkiewicz）1932年发表的小说《永不满足》（Insatiability）。故事情节里，中欧人极度热衷于吞服亚洲游牧部落传过来的穆尔提－丙。这种小药片功效神奇，吃了之后便会从恐惧和焦灼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得益于这种效果，人们不仅不再反抗新统治者，反而乐于接受新政权。

其二是“凯特曼”（Ketman）。这个词语来自法国小说家阿蒂尔·德·戈比诺（Arthur de Gobineau）所著的《中亚地区宗教与哲学》（Religions and Philosophies of Central Asia）一书，一位法国旅行家在游历波斯地区时用于描述选择性自我认同现象的用语。人们如若将“凯特曼”融入骨髓，便可以知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承担口中言辞与心中信仰之间的矛盾；所做所为适应统治者的各种新要求，内心深处依然保有自主的自由思想者——即使并非完全自由，也至少能够自由选择性地服从外来意志或指令。

用米沃什的话来说，凯特曼“带来精神的安适，培育可能的梦想，即使封闭的栅栏也能提供遐想的慰藉”。写完后塞进办公桌抽屉，也是内心自由的一种标志。至少读者只要能读到，就会认真看待：

东方知识分子普遍担忧西方经济体制对艺术家和学者漠不关心。他们说，对付头脑聪明的魔鬼总要好过对付心地善良的蠢蛋。

米沃什借用凯特曼和穆尔提－丙药丸两个隐喻，精辟剖析了多种人群的心理状态，包括旅路同伴、受人蒙骗的理想主义者以及愤世嫉俗的趋炎附势者。米沃什的随笔比阿图尔·克斯特勒（Arthur Koestler）[5]的《中午的黑暗》多了几分精妙耐玩，比雷蒙·阿龙（Raymond Aron）[6]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少了几分冰冷逻辑。我曾在多年来最爱的课程上教授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这门课囊括了中欧和东欧地区的散文和小说，比如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捷克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原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ć）、捷克女作家海达·科瓦利（Heda Kovály）、罗马尼亚作家保罗·戈马（Paul Goma）、俄罗斯女作家叶夫根尼娅·金茨堡（Evgenia Ginzburg）等等。

但我开始注意到，不论是昆德拉和安德里奇的小说，还是科瓦利和的金茨堡的回忆录，虽然内容取材于异国他乡，但对美国学生来说仍是通俗易懂；相反，《被禁锢的头脑》却时常让人难以索解。米沃什认为，读者理所应当凭直觉感受并把握信徒的心理状态：善男信女万众一心，认同“历史”，满腔热情地跳进剥夺言论自由的机制。1951年，米沃什自然会认为这种现象司空见惯，当时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镇压并不鲜见。

而实际上，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一次讲授这本书时，花费了大部分时间向自称激进的学生解释为什么“被禁锢的头脑”不是件好事。三十年过去，我面对的这批年轻受众简直感到费解：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某种意志，何况是种镇压性的意志呢？二十一世纪之交，我的几个北美学生曾遇见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种愿意为世俗信仰牺牲一切的承诺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力。我开始解释这个问题时，横亘在面前的挑战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幻象何以破灭；现如今，人们要面对最难以逾越的障碍反而是解释这个幻象本身。

当代学生无法领会书中的这一要点：整个过程似乎徒劳无功。镇压，受难，讽刺，甚至宗教信仰，这些他们能掌控。但思想上的自欺呢？于是，米沃什身后的读者类似他笔下精到描述的西方人和政治流亡者：“他们不知道人们怎样支付——那些外国人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人们买回什么，也不知道价格多少。”

或许如此。但禁锢并不仅限于一种形式。回想几年前，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歇斯底里发动战争，众多知识分子趋之若鹜，这股风潮何尝不是凯特曼式狂热。这些知识分子鲜有人愿意承认赞赏小布什总统，更少有人认同其世界观。所以，这群人虽然跟在小布什身后站队，但无疑心中保有一块自留地。后来，事实证实这场战争原来是个错误，这伙知识分子马上转而指责政府无能。他们洋洋得意地维护凯特曼式身份，但实质上，“我们难免犯错，还自以为正确”——来自法国旅路同伴辩护词的一种如若尚未发觉而具启迪意义的回声，“跟着萨特犯错，好过跟着阿龙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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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听见劈啪起伏的回声，有人试图重燃冷战时代，征讨所谓的“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但是，当今世上真正被禁锢的头脑并不在此。事实上，我们对于“市场”的当代信仰不偏不倚地遵循十九世纪幽灵的轨迹，不假思索地笃信其必要，其进步，其“历史”。正如1929年至1931年英国工党那位倒霉的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面对经济大萧条束手无策，并宣布反对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法律制度毫无意义，所以你看，现在欧洲各国领导人只得匆匆跳出财政紧缩政策以安抚“市场”。

但是，“市场”就像“辩证唯物主义”一样，仅仅是抽象概念：既超越了理性（论证足以胜过一切）又是极致的非理性（并非适宜讨论的议题）。这种概念不乏真正的信徒，除了开创元勋还有普通思想者，而影响力并不逊色；还有旅路同伴，也许私下怀疑所声称的教条，但别无选择只有为之讲道；以及受害群众，很多人（尤其是美国人）都毕恭毕敬地吞下药丸，自豪地宣扬信条之善，赞颂自己从未见过之美。

总而言之，衡量某种意识形态对思想的束缚状况，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看群体想象替代选择的无力程度。我们深知，无拘无束地信仰不受调控的市场将会导致的后果。君不见，“华盛顿共识”生搬硬套到脆弱的发展中国家，近期仍在推行，这种主张强调紧缩的财政政策、私有化、低关税、放松管制，结果摧毁了成千上万的生计。另一方面，针对关键药品实施的严苛“商业条款”，大幅降低了多地的预期寿命。但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话始终阴魂不散：“我们别无选择。”

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共产主义在受惠国生根发芽；正因为“历史”没有给予共产主义未来其他显见的替代选择，才有如此众多外国人追随斯大林，前仆后继甘愿禁锢自己的思想。但米沃什发表《被禁锢的头脑》之时，西方知识分子却在争论何种社会模型真正具有竞争力，究竟是社会民主、社会市场还是自由资本主义受监管市场的变体。如今，凯恩斯主义者仍在零星抗议自下而上的共识统治。

米沃什认为：“东方人无法认真对待美国人，因为他们从未经历这样的体验，从未接受过判断和思维习惯之间如何相关的教育。”诚哉斯言，这也解释了东欧面对西方清白无罪时持续不止的怀疑态度。但西方没什么清白可言（东方亦然），正是新式泛正统论之前评论家所谓的“自愿顺服”。很多人都像凯特曼一样，心透亮，眼洞明，却不肯把头颅从矮墙下抬起来。至少从这个意义上，他们与共产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并无二致。米沃什诞辰将满一百年，这部开创性论文集发表也已五十七年，控诉思想禁锢的警钟敲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响亮：“他的首要特性就是害怕自主思考。”




【作者简介】

托尼·贾特（Tony Judt，1948年1月2日－2010年8月6日），美国历史学家、作家，生于英国伦敦。以欧洲历史研究贡献而闻名，纽约大学教授。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注释】

[1]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年6月30日－2004年8月14日），波兰裔美籍作家、翻译家、评论家，生于今立陶宛。波兰社会主义时期持不同政见者，曾任波兰驻法国外交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著有《冬日钟声》（诗集）、《被禁锢的头脑》（政论集）、《波兰文学史》等。

[2] 出自Czesław Miłosz, Native Realm: A Search for Self-Definition (Rodzinna Europa) (1959; Doubleday, 1968).

[3] 扬·格罗斯（1947年－），波兰裔美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出自Jan T. Gross, Neighbo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 Pol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4] 出自Czesław Miłosz, The Captive Mind (Zniewolony umysł) (1953; Vintage, 1981).

[5] 阿图尔·克斯特勒（Arthur Koestler，1905年9月5日－1983年3月3日），匈牙利裔英国作家、记者、评论家，犹太人。前共产党员，后趋向自由主义，最终写出指斥苏联大清洗、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著名政治小说《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

[6] 雷蒙·阿龙（Raymond Aron，1905年3月14日－1983年10月17日），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主张自由主义，以批判左派法国思想家萨特闻名。

吹笛在湖北

大致浏览了一下，做个记号，待细读；

三苗

Tony Judt根本就是鳄鱼的眼泪。

一边要求打散一切有组织的抗争——作为一个基本常识，这些抗争的持续所依赖的，正是一种“文化”（或者说阶级意识），

一边又抱怨。


不过是某些人“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表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