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中国文化史上的国会纵火案——王敬轩事件再认识

中国文化史上的国会纵火案——王敬轩事件再认识


(一)从巴金说起
1990年3月,1904年出身的政治人邓小平辞去了最后一个领导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一年,邓小平的同龄人兼四川同乡、五四的儿子、著名文化人巴金却没有辞去任何一个职务,他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作协主席、《收获》主编等职务。
是因为他的身体特别好,能够担任这些职务吗?非也,这时以及以后的巴金基本上以医院为家了。“1982年巴金78岁时为捐书,在书房整理图书时摔跤骨折,从此与魔魇交恶;……1994年又一次骨折,从此健康状况江河日下,益发衰弱,开始长期住院。” ①
是因为他的身体特别不好,以至于不会表达“我要辞职”这样的意志?非也,这时以及以后的巴金虽然不能到全国政协、全国作协以及《收获》编辑部上班,甚至也不能履行一个普通编辑的职责,但是他的头脑依然是清楚的,口头或者笔头的表达能力仍然是健全的,用法律语言表示,1990年代的巴金在法律上仍然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
1990年年初,巴金在一部书稿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废品《三同志》,1961年写成,我写了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所以失败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巴金1990年1月8日”。②
《巴金在线》2002年11月8日报道,巴金侄子李致称:“巴老现在病情相对稳定。他现在能用脑思考,而且能轻微活动。我去看望巴老时,他还认得我,不仅用微笑向我示意,还用有些颤抖的手握住我的手。”③
以上材料表明,从1990年年初到2002年年底,巴金事实上不能上班了,应该辞职了。这时候,巴金完全有能力表达“我要辞职”的意志,但是却一直没有说出或者写出这几个字。这时候,巴金也有能力说出“我事实上已经不是《收获》的主编,所谓‘巴金主编’完全是假话”的真话,但是,他一直没有说出这样的真话。这些,可以说明两个道德问题,第一,文化人巴金不想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做出任何贡献,不如政治人邓小平;第二,从1994年到2002年,巴金对“巴金主编”这一假话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3年以后,据说巴金几乎成了植物人,果真如此,巴金对最后三年的事情不承担责任。
2005年10月,巴金去世了。但是,《收获》杂志社在此后的广告中宣称,2006年的《收获》杂志仍将是巴金主编的。在朱健国提出抗议后,《收获》不仅不认错,反而运动法院做出判决:“《收获》不构成欺诈”。④
为什么巴金讲假话脸不红?为什么《收获》讲假话脸不红?让我们看看文化人的传统吧。
1980第5期的《中国青年》发表了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呀,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作者自称是一位20多岁的大姑娘,历尽坎坷,却仍然找不到自己的路。一时间,亿万读者为这位潘哓姑娘流下了同情的泪水,各路大侠纷纷撰文为她指点迷津,成千上万的好心人通过《中国青年》向她捐款。但是,多年后,人们才知道,那潘晓其实并不存在,那作者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大姑娘”。然而,26年过去了,被愚弄的人们没有指责《中国青年》造假,造假的《中国青年》也没有任何歉意的表示。总之,愚弄人的人和被愚弄的人都不脸红,这就是传统。这个说假话脸不红的文化人的传统从何时开始的呢?这就不能不说到王敬轩事件。
(二)王敬轩事件的来龙去脉
1918年第3期《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王敬轩的《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对新文化运动作了若干批评、责难和辱骂。这期刊物同时发表了刘半农的题为《复王敬轩书》的文章,针对王敬轩提出的所有观点逐一加以驳斥和责骂。这两篇文章引起了一场大论战,论战过后,《新青年》及其新文学、新文化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保守派、守旧派、观望派彻底失败。从此,《新青年》集团以及《新青年》的传人成了中国文化的主导者甚至统治者,他们的主义和文化不久之后通过广州成了中国官方的主义和文化。
那王敬轩何许人也?后来的文献告诉我们,那个反对新文化、辱骂新文化的守旧派王敬轩其实并不存在,不过是《新青年》捏造的靶子罢了。反对新文化、辱骂新文化的憋足文章《文学革命之反响》是《新青年》的编辑人员钱玄同炮制的。钱玄同为何要炮制这样一篇反对自己及其同志的反动文章呢?据说是为了“引起争论,批驳那些腐朽落后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故意制造一场论战,以便把问题引向深人,唤起社会的注意。”⑤请看下面的各种权威解释:
王敬轩,实无其人,是钱玄同的化名。1918年初,‘新青年’编辑部为了挑起关于文学革命的论战,由钱玄同以王敬轩的名义写了一封给‘新青年’编者的信(即这篇《文学革命之反响》),提出种种理由,反对白话文,拥护文言文。由刘半农复信,加以痛斥。当时人们把这两封信称为‘双黄信’,是五四运动时期新旧文学争论中的著名事件。”⑥这是三联书店的编者关于王敬轩的注释。
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人。1917年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并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他在五四时期积极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这方面最特出的作品是他代表《新青年》编辑部所写的《答王敬轩》一文。”⑦这是三联书店为刘半农写的注释。
这一场故意制造的‘论战’,打得十分漂亮,成为‘五四’新闻化运动中一个脍炙人口的生动插曲,也充分表现了钱玄同的机智灵活的斗争策略。对此,鲁迅曾经予以充分肯定的评价,认为在那单是提倡标点符号就有人如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这‘的确是’一场‘大仗’。”⑧这是河北人民出版社一本书中的解释和评论。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⑨这是鲁迅在《趋时和复古》一文中的的解释。
(三)近年出现的反思
李汝伦在一篇文章中,以《一场双簧戏,半个独裁者》⑩为小标题,反思了王敬轩事件。李汝伦说:“‘骂倒王敬轩’原来倒下的是个稻草人。”“世界上还没见过用这种办法自产自销,这种级别的趣味来宣传自己和搞学术辩论的。怕是正经学人所不齿,何况堂堂大学的堂堂教授。新文化派津津乐道如何‘骂倒王敬轩’,现代文学史家们当作有趣的轶事或花絮描述一番,我却为之一羞。”
李汝伦认为胡风的一些做法比制造王敬轩事件稍微文明一些,他说:“比这显得文明些的是不屑与之争辨,对方的文章也不屑一看。胡适收到梅光迪寄给他的《学衡》创刊号,他说‘我没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一本《学骂》。’并指胡先骁的文章是谩骂(可见他已全看过了,不看又何以知道是学骂)。其实那《学衡》并无所谓谩骂,全是说理辩难的学术文章,骂而不还口,不是由于度量而是由于理屈词穷,避开实质性的论战。”
这是王敬轩被骂倒4年之后的1922年发生的事情。笔者以为,胡适之所以比较文明一些,是因为4年前对王敬轩案就保持了距离,原本就比他的同志们稍微文明一些。《新青年》的传人批评说:“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对这出推动文学革命论争开展的‘双簧戏’,却大不以为然,他煞有介事地提出抗议,认为这种有失士大夫身份,‘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不应该发表。”11
李汝伦还说:“更高明的是鲁迅,避开对方的说理,只在对方文章中找几句欠通或有余波的文字,指为不通,不配与之一争。此种战法能使挑战一方暴跳如雷,假如对方修养不足的话。更能使学问不足的青年折服,而使对方大丢面子。很象两将交锋之际,一将指对方不合枪法,故退出战场。古代战场上似乎未闻有此情形。”
笔者以为,退出战场恐怕是权宜之计,一旦条件成熟还是要进攻的。当毛泽东发动新一轮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鲁迅的传人便毫不客气、毫不退让、毫不躲闪了,鲁迅的论敌有几个躲过了灭顶之灾?
对王敬轩事件作出反思的还有晓庄学院的邵建,在研究胡适的一篇文章中,他顺便说起了王敬轩,对《新青年》集团的做法作了批评:“提起林纾,就不难想起他的两篇影射小说《荆生》、《妖梦》,它们早已经被钉上新文学运动的耻辱柱。但,不要忘了,就文言白话之争,不是林纾骂人在先,而是新文化运动中人骂以叫阵。一个简单的事实,‘桐城妖孽’出笼于1917年,而‘荆生’‘妖梦’已经是1919年了。其间,林纾对新文化中人的回答是很缓和的,他的意思不过是白话和文言两存并宜,西方拉丁文不可废,东方的文言文亦不可废。待至新文化人自感寂寞(连反对者都没有),便自导自演‘王敬轩VS刘半农’(王敬轩由钱玄同扮演)的双簧,其实是自己攻击自己,然后把责任推到子虚乌有的‘王敬轩’身上,再反过来变本加厉地回击。林纾一步步被‘逼上梁山’。你投之以‘妖孽’,我报之以‘妖梦’,林纾开始出格了。”12
(四)王敬轩事件的性质
李汝伦和邵建对王敬轩事件的分析批评,体现了文化人的良知,是难得的理性反思。但是,他们的批评无疑是给文化领袖们留面子的。
在笔者看来,王敬轩事件对中国文化的危害,对中国人心灵的毒害,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走向的危害都是极其严重的。
明明是自己骂人,《新青年》集团的人却说对手骂人。那林纾明明是主张白话和文言“两存并宜”的,却被《新青年》集团塑造成反对新文化的妖魔。当时的文化界对白话文运动明明是持观望和宽容的态度,那鲁迅却认为,在当时“单是提倡标点符号就有人如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那张士钊明明鼓励、资助过文化青年出国留学以寻求新的文化,却被《新青年》集团的主要成员塑造成反动的丧家狗、落水狗。如此等等,仅仅用“正经学人所不齿”和“为之一羞”,就能概括得了吗?
没有敌情,就用造假和谩骂制造敌情,把观望说成反对,把不理解说成如丧考妣,把保守说成顽固,把不积极说成反动,把不够光明说成暗无天日,把空气质量不够高说成黑暗的铁屋子毫不透气,把不够矫健说成即将死亡,如此等等,《新青年》集团便获得了裹胁民众尤其是文化青年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特权。这一历史现象需要花大力气进行清理和反思,断不能一笔带过。
由于王敬轩事件给《新青年》集团带来了极大的成功和无穷的利益,因此它便为渴望获得成功的人们树立了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唱高调下狠手、说假话脸不红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制造冤案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引蛇出洞、制造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夸大敌情以恐吓民众、恐吓青年的榜样,树立了一个任意欺骗、玩弄读者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如何置持不同意见者于死地的榜样,树立了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如何争夺文化霸权、实现文化专制的榜样。从此之后,中国文化人失去了平等讨论问题的心态,失去了尊重对手的道德自律,失去了尊重事实的法律理念,失去了心平气和的君子风度,失去了和平演进的政治耐心。从此,文化人无权时出言不逊,有权时出手不逊。从此,文革天天有,大小各不同。从此,中国的主流文化实际上成了专制文化,不管在野在朝,文化人及其文化集团,都有了追求专制地位的心态,多以造假和谩骂作为取胜的法宝。从此,中国文化走上了法西斯道路。
现在,不仅搞文学的人造假,搞社会学的、搞史学的、搞经济学的、搞法学的、甚至搞自然科学的也开始造假了,教授博士们争相以造假为荣,这不能说与王敬轩事件没有关系吧?
在人类历史上,可以与王敬轩事件媲美的,恐怕只有德国纳粹党人制造的国会纵火案了。那德国共产党确实主张过暴力革命,但是人家毕竟没有干过火烧赵家楼那样的事情,人家毕竟不是暴徒。没有敌情,便制造敌情,由纳粹党人冒充共产党人火烧国会大厦,于是德国共产党便成了暴徒,然后顺理成章地予以消灭。这就是国会纵火案,这就是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开始。
不习惯用白话文写作的人,以及对白话人不理解、不热心的人确实存在,但是,他们毕竟没有谩骂主张白话文的《新青年》集团,没有如丧考妣,更没有对《新青年》集团“恨不得食肉寝皮”,怎么办?没有敌情,便制造敌情。于是,由《新青年》集团的主要成员冒充反动派写信给《新青年》,一副如丧考妣的模样,一副要食肉寝皮的模样。于是,反动派就被塑造出来了。于是,一切怀疑者、一切观望者、一切不积极者都成了反动派,顺理成章地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对象。这就是王敬轩事件,这就是文化法西斯的开始。

刘大生  2006年5月22日于南京求稗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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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宝云:《巴金之死与知识分子之思》。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9517
陈思和:《巴金写完〈随想录〉以后》。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b/07-bajin/zl_04.htm
彭志强、张晓禾:《巴金侄儿披露巴老近况》。http://www.haopeng.com/bajin/news/20021108b.htm
朱健国:《“朱健国告收获一审败诉”内幕》。http://www.ccforum.org.cn/viewthread.php?tid=45101&fpage=1&highlight=%D6%EC%BD%A1%B9%FA
王 彧:《师大逸事——钱玄同》。http://www.bnu.edu.cn/alumni/xiaoqing/sdys/qianxt.htm
《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7月版,第114页。
《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7月版,第98页。
姚维斗主编:《五四群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
《鲁迅全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卷,第433页。
李汝伦:《似淡却浓〈学衡〉云烟》。《书屋》,2004年第11期。
11 姚维斗主编:《五四群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12 邵建:《87年前那场师生恩怨——解密胡适是否因私怨开除学生》。《新京报》2006年5月8日,C06-C07版。
http://liudasheng.fyfz.cn/blog/liudasheng/index.aspx?blogid=197346
发表时间:2007-4-26 13:19:00

原载《zysh》2006年7月1日
相信有人会认为,毛泽东向文艺报的发难,跟历史上莫须有的“王敬轩”很神似。这也说明,即使没有马作者说的苏联小人物的先例
中国的五四运动资源,就足够伟人以史为鉴啦——
“王敬轩”案始末

2009-03-2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程巍




林纾1924年辞世。当初的《新青年》圈子有些人终于有了负疚。周作人给刘半农写信,对林纾表示出某种程度的敬意。


林纾以遗老自居,是宣示道德原则的象征行为,而非政治行为,是“以国性救国势”(梁济语),而“国性”以“信义”为本。廿四史无一史会对前朝忠臣不敬,因为信义乃一切时代的道德根本,也是共和政体的道德根本。


林纾

寂寞,或以革命的名义

1917年10月初,刘半农从江阴老家来到北京。由于他在《新青年》发表过赞同文学革命的文章,正征召“文学革命军”的陈独秀就不拘一格――既然蔡元培校长不拘一格地聘他这位报人为文科学长――立即将这位因上海商务印书馆裁员而失业的中学肄业生聘为教授。


但他来得不是时候。两个月前,《新青年》因订户太少被群益书店停刊。虽经斡旋,协定次年复刊,但稿源还是问题。为觅稿,钱玄同常往同门鲁迅那儿跑,劝他“做点文章”。“我懂得他的意思了,”鲁迅后来回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这种寂寞感亦见于刘半农10月16日答钱玄同信:“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的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罢!先生说的积极进行,又从这里面说出‘造新洋房’的建设,和‘打鸡骂狗’的破坏两种方法来,都与我的意思吻合”,“然前天适之说,‘独秀近来颇不起劲’,不知是何道理”,“这种事,说是容易,做就很难;譬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


“譬如做戏”,就得有“反角”。既然文学革命反响寂寥,且陈独秀“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那就得自己撰文反对自己了,何况,使反对言论于己有利的最好办法是由自己冒名提供反对言论。于是,钱玄同炮制出一封王敬轩来信,刘半农则以编者身份奉答。


法科学生+遗老

两信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载于1918年3月《新青年》。为显示来信真实性,编者特加按语――“圈点悉依原信”。“尝负笈扶桑就梅谦博士讲习法政之学,”王敬轩自报家门,“遁迹黄冠者已五年矣。”


说自己曾习法政,等于供认不学无术,据蔡元培的说法,入法科者“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深浅,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况梅谦(“没钱”?)的“法政速成”乃一类以赚钱为目的的野鸡学校。


“黄冠”疑为“黄门”之误。“黄冠”乃田夫腊祭所戴草冠,又道士冠。人无法遁迹于草冠,若遁迹道观,则以老庄为皈依,不必心忧“名教沦胥”。《通典》谓:“凡禁门黄闼曰黄门”;又官署名。君主时代,黄门乃冠盖云集之地,无法遁迹,但“国变”后,新华门冠盖云集,逊帝则幽居宫禁,黄门可罗雀也。“遁迹黄门”不一定“在南书房行走”(如王国维),也隐喻情感由民国转向清室。


“原来先生是个留学日本速成法政的学生,又是个‘遁迹黄冠’的遗老,失敬失敬。”刘半农答道,“然而《新青年》杂志社,并非督抚衙门,先生把这项履历背了出来,还是在从前听鼓省垣,听候差遣时在手版上写惯了,流露于不知不觉呢?还是要拿出老前辈的官威来恐吓记者等呢?”一个遗老不大可能恐吓由总统任命校长并由财政部提供全部预算的国立大学的新派教授,即便撰文反对,也不会像刘半农假想的那样,“万一见了面,先生定要挥舞巨灵之掌,把记者等一个嘴巴打得不敢开口,两个嘴巴打得牙齿缝里出血”。这只是北大新派教授的革命话语。


钱玄同既然赋予王敬轩这两重身份,那他伪造来信,就不是为“把旧文人们的许多见解归纳在一起”(郑振铎语),而是替“旧文人们”(信中所指乃林纾和严复)伪造一些荒唐的见解,以打击自文学革命开始就被选定为攻击目标的桐城派古文家。钱玄同乃章太炎高足。章氏与桐城之间因治学路径不同而相互贬抑,已有日矣。考虑到章氏比林严两人在复古路上走得更远,而《新青年》诸公对其却恭敬有加,那只能说他们在以革命的名义发泄门派积怨。王敬轩来信和刘半农的答复试图给读者造成这种印象,即《新青年》诸公于中西学问何等渊博,而“旧文人们”则何等浅陋。这不是事实,也不是观点。如王敬轩反对西式标点,被刘半农讥为“知识如此浅陋”,但严复却是最早引进西式标点的人(见其《英文汉诂》)。这种胡搅蛮缠的例子满篇都是。


刘半农最后对王敬轩说:“忠告先生:先生既不喜新,似乎在旧学上,功夫还缺乏一点;倘能用上十年功夫,到《新青年》出到第二十卷的时候,再写信来与记者谈谈,记者一定‘刮目相看’!否则记者等就要把‘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八个字送给先生‘生为考语,死作墓铭!’又先生填了‘戊午夏历新正二日’的日期,似乎不如竟写‘宣统十年’还爽快些!”


岂止“双簧”

《王敬轩君来信》与《答王敬轩君》史称“双簧信”。但它们并没引来预期的“反响”。戏还得演下去。两个月后,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谈到“半农先生向投书某君棒喝”,似乎真有“投书某君”。到6月,《新青年》终于刊出一封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读者来信:“独秀先生:读《新青年》,见奇怪之言论,每欲通信辩驳,而苦于词不达意,今见王敬轩先生所论,不禁浮一大白。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肄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又是乎?”信仅两行,错别字却有数处,足见崇拜王敬轩者都学无根底。


陈独秀答复:“崇拜王敬轩者: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其不屑与辩者,则为世界学者业已公同辩明之常识,妄人尚复闭眼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而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陈独秀似乎不知“妄人”王敬轩的来历,但他应知道“崇拜王敬轩者”乃何许人:全信仅两行字,却有三处(浮一大白、崇论宏议、自由讨论学理)为陈独秀本人的习用语。


7月,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借批“戴主一来信”(系伪造)来“驳王敬轩君来信之反动”,称“本志易卜生号之通信栏中,有独秀君答某君之语,请足下看看,便可知道半农君答王敬轩君如此措词的缘故。来书中如‘胡言乱语’、‘狂妄’、‘肆无忌惮’、‘颜之厚矣’诸语,是否不算骂人?”躲在黑暗中骂自己,然后对公众说是别人在骂他,并对这种无耻的詈骂感到强烈的义愤,以致回骂起来理直气壮―――但新文学史家却誉之为“骁将”。


《新青年》大量伪造读者来信,使胡适感到不安,他在给朋友任鸿隽的信中透露了“王敬轩来信”的内幕。任鸿隽很吃惊:“王敬轩之信,隽不信为伪造者。一以为‘君等无暇作此’,二则以为为保《新青年》信用计,亦不宜出此。莎菲(即陈衡哲)曾云此为对外军略,似亦无妨。然使外间知《新青年》中之来信有伪造者,其后即有真正好信,谁复信之?又君等文字之价值虽能如旧,而信用必且因之减省,此可为改良文学前途危者也(隽已戒经农、莎菲勿张扬其事)。”胡适尚能把双簧信当做文学革命的污点,因此他在1922年为文学革命撰史时竟无片言只语言及此事。当后来的新文学史将双簧信说成“佳话”时,道德革命就大功告成了。


信守承诺的朱经农一年后给胡适来信,谈及《新青年》的文风,说“我常常想着某先生的赞成文章革命与王敬轩的反对文字革命,意见虽然不同,武断却是一样”。信末谈到林纾:“林琴南有首诗,似乎是反对新文学家的,诗中有顽固语,有外行话,亦有极好处,特剪寄。”他担心胡适将信发表,补云“其中论及私人的话是不可以发表的”。所谓“论及私人的话”,即上引有关林纾的话,其中称林诗“亦有极好处”与《新青年》的立场相左。


但《新青年》再怎么挑衅,林纾依然还以沉默。于是,《新青年》约北大法政系学生张厚载写稿。张乃林纾弟子,年纪轻轻便在剧评界有大名,他赞成新文化,对《新青年》诸公亦恭敬。《新青年》约他写稿,不是看重其才华,而是给他设圈套。但《新青年》诸公失算了:他们在一个自己陌生而对手却内行的领域对他发起进攻,结果在学生辈的张厚载那里落了下风。这惹恼了钱玄同,迅速从学术辩论折回人身辱骂,骂得难听,连胡适都说“适意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


但胡适还想试一试,又约张厚载写稿,却遭钱玄同反对,说他“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与他周旋了”。胡适答道:“我请他写文章,也不过是替我自己找做文的材料。我以为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更值得辩论些。老兄肯造王敬轩,却不许我找张?子做文章,未免太不公了”,“至于张?子,我现在且不谈他。我已请他为我做文,我且等他的文章来了再说。”文章还没来,张厚载却被北大借故开除了。当《新青年》破例向它的论敌提供发言版面并期待在学术较量中打败对手时,却发现不如双簧信来得顺手。


林纾1924年辞世。当初的《新青年》圈子有些人终于有了负疚。周作人给刘半农写信,对林纾表示出某种程度的敬意。刘半农答复道:“经你一说,真叫我们后悔当初之过于唐突前辈。我们做后辈的被前辈教训两声,原是不足为奇,无论他教训的对不对。”


钱玄同看完周、刘的信,大不满,说“何以要认林纾为前辈?若说年纪大些的人叫做前辈,那么,年纪大的人多得很哪,都应该称为前辈吗”,“何以后辈不可唐突前辈,而前辈可以教训后辈”,“前辈若先以唐突加于后辈,则后辈以唐突回敬前辈,恰是极正当之对待”。说林纾“唐突”在先,不符事实。他直到1919年2月才“唐突”他们,而他们自1917年2月就一直在“唐突”林纾,林纾不理,他们这才伪造“王敬轩来信”来唐突自己。


王敬轩何许人

王敬轩并非“子虚乌有的人物”,实有所指,即林纾。林纾,号畏庐。敬对畏,轩对庐,“敬轩”即“畏庐”,乃为工对。至于“王”,双簧信提供了一些关键线索。


王信落款为“戊午夏历新正二日”,即民国七年二月十二日。不用民国纪年,是不奉民国的正朔,所以刘半农讥他“似乎不如竟写‘宣统十年’还爽快些”。钱玄同在次月答“基督徒悔信”(系伪造)时也有论及,他嘲笑反对文字革命的人“非旦决不写‘1918年’并且决不写‘民国七年’;必写‘夏历戊午年’,或竟爽爽快快写‘宣统十年’”。“戊午夏历新正”暗示“王正月”,异于民国“新正”(西历一月)。“王”乃清室,即林纾致陈宝琛信中所说的“东周”。在“敬轩”前添一“王”字,是标识其奉清室的正朔,是“民主”的敌人。


在民国而奉清室的正朔,恰如鲁国孔子撰《春秋》不以鲁王而以周室为“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服虔疏曰:“孔子作《春秋》,于春每月书‘王’,以统三王之正。”鲁乃周之诸侯国,周室虽微,但名分是“王”。1915年,辜鸿铭在《春秋大义》中说《春秋》赋予中国人以国家观念,始知家族之外还有国。辜氏重提“春秋大义”,是痛感民国之人已无国家观念,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这也是其他遗老(大多曾是革新家)起而捍卫名教的原因,认为惟有重振名教,国家才能复归统一,社会才有秩序。春秋大义的核心是“尊王”,但遗老们大多反对清室复辟,所谓“尊王”,实乃“以国为尊”,像梁济所说:“是以义为本位,非以清为本位。”在遗老看来,民国的乱象源自作为公民道德之本的“信义”在民国之人那里普遍丧失。双簧信可作为这一论点的一个小注。可悲的民国,竟要一批遗老来保存“信义”的种子。


林纾并非一开始就以遗老自居。民国成立前夕,他说“仆生平弗仕,不算为满洲遗民,将来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国老民足矣”,“为共和国守法之国民足矣”,甚至要脱去长袍马褂,谓“新正当易洋装,于衣服较便”――此处“新正”是指民国。


但民国乱象纷呈,使林纾深感忧虑,译《残蝉曳声录》以警示国民,其译序曰:“革命易而共和难。观吾书所记议院之斗暴刺击,人人思逞其才,又人人思牟其利,勿论事之当否,必坚持强辩,用遂其私。故罗兰尼亚革命后之国势,转岌岌而不可恃。夫恶专制而覆之,合万人之力,萃于一人易也。言共和,而政出多门,托平等之力,阴施其不平等之权。与之争,党多者虽不平,胜也,党寡者虽平,败也。则较之专制之不平,且更甚矣。此书论罗兰尼亚事至精审。然于革命后之事局,多愤词,译而出之,亦使吾国民出之,用以为鉴,力臻于和平,以强吾国。”




但南北的政治暗斗很快激化为兵戈相见,时局日坏,如林纾所说,“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这不是他想要的共和国。国事如此,他事亦然。挟革命余威而迅速占领北大文科教席的革命元勋章太炎的弟子们,将桐城派势力(严复、林纾和姚鼐从孙姚氏兄弟等)赶出了北大。


从北大辞职后,林纾开始流露对清室的怀念。但这一年他写《〈践卓翁小说〉序》时落款仍是“民国二年十月”,到1916年写《拜菊?诗序》时,开篇是“宣统丙辰冬十月二十一日”,到1919年撰《御书记》时,落款已是“宣统十四年”。王敬轩说自己“遁迹黄冠者已五年”,与林纾1913年转向清室的时间相符。


林纾以遗老自居,是宣示道德原则的象征行为,而非政治行为,是“以国性救国势”(梁济语),而“国性”以“信义”为本。廿四史无一史会对前朝忠臣不敬,因为信义乃一切时代的道德根本,也是共和政体的道德根本。林纾反对清室复辟,对图谋复辟的郑孝胥明言“到死未敢赞成复辟之举动”,并指斥“假名复辟,图一身之富贵”的复辟派“以国家为孤注,大事既去,无一伏节死义之臣”,与民国新贵的道德水准不相上下。


《新青年》诸公当然奉民国的正朔。但问题是,民国有一南一北两个政府。他们既食北京政府的俸禄(等于享用日本的借款),自然奉北京政府的正朔,但北京政府被孙中山的南方政府称为“伪政府”。当蔡元培和胡适不客气地要求孙中山“下野”时,南方政府参谋长章太炎骂蔡元培为“南方之李完用”,“北廷既有非法总统,则受其命令者,自为附逆;受其俸禄者,无疑分赃”。林纾在1919年3月致蔡元培信中明确区分两人效忠的不同:“公为民国宣力,弟乃清室举人。”此“民国”即北洋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所以后文才有“公为南士所推”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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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闪:从苏联“小人物”到中国“小人物” (3)


发布时间:2013-04-11 09:46 作者:马龙闪 字号:[url=]大[/url] [url=]中[/url] [url=]小[/url] 点击: 1723次




  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事情的本质在于,发动运动的初衷,就是要发动一场思想政治批判,在上面看来,这不是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斗争。在此要考虑到,毛泽东既是政治家、诗人,又带有哲人的气质。他不是像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那样,凡事都要实证;就这件事而言,非要坐实“信”之有无不行,这就太书生气了。他作为政治家,是不会这样思考问题的。徐庆全披露的实际情况是,将10 月16 日《信》下发、在作协传达以后,才着手调查的:作协是在传达信的当天晚上,才组建调查组,在江青派人督导下,对《文艺报》报社翻箱倒柜做检查的;对《文学遗产》编辑部,也是在这时派人连夜作了检查。《文学遗产》尽管早在10 月10 日已发表了李、蓝的文章,但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毛泽东16 日信的原件,仍然有“然后投《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又被拒绝”一句话。可见,作为政治家,以毛的胆略和气魄,他不需要、也不必顾及落实李、蓝信之有无这等“细节”问题。况且,他不仅有政治家的气魄,还有哲学家的思辨,又有诗人的气质。哲学家的思辨,让他占有“东风”——“小人物”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就已足矣,因为有“风”,就会有“影”;而诗人的气质,又使他欣赏“风摇竹影动”的意境:这幅美妙的“有声画”,堪与“无字诗”——“月照梅花”相媲美啊。所以,对他这位政治家来说,有“风”必有影,不管竹影、树影,还是其他什么影,能不失时机地抓住“风”,就一定能扑住“影”。事实正是这样:先行发出10 月16 日的《信》并向下传达,尔后才去搜查《文艺报》编辑部,果然就发现了白盾的退稿信。

  有的论者以为,没有“小人物”的信,怎么能发动这场运动呢?这就太书生气了。绝对不是如此,有“小人物”的批判文章,有抱怨压制之声,就已构成理由;更退一步说,即使没有李、蓝这两个“小人物”,也仍然会发动这场运动的;没有这两个“小人物”,还会出现另外两个、三个“小人物”。




换句话说,不管是新青年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有对手没有对手,反正《新青年》战士们必须制造出自己的敌人来
要让一个顽固守旧分子作为文学革命家、战士们的靶子来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