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我们高贵吗？

周泽雄

我们高贵吗？
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纯朴善良，具有无数让人心醉的品质，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她还具有众多百里挑一的特征，比如她无疑就是最为渊远流长的民族。我们知道今天的埃及人与古埃及已判若两族，印度人去《梨俱吠陀》精神也相距甚远，巴格达除了保留有大量两河文明遗址外，我们已不可能在伊拉克人脸上看出苏美尔人的真实表情……惟独中华文明其源不匮，绵延不绝，直到今天都依旧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也在世界的这边和那边——挥洒自己融古老、清新于一体的东方人文气息，且不说她还占据着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强。
但是，不管我如何热爱自己的民族，我似乎仍然无法将“高贵”一词赋予她。撇开对个体的考察，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伟大而不高贵的民族。正如“恨并不是爱的对立面，冷漠才是爱的对立面”（罗洛•梅语）一样，高贵的反面也不一定非得是卑贱不可，而毋宁只是世俗。这的确是一个充满世俗热情的民族，家长里短成为无数个体生命事件的核心，至于举止高雅与否，通常倒并不介意，即使她曾被满世界称颂为“礼仪之邦”。我个人认为，就像阿Q先生不该老嘀咕“老子先前也阔过”一样，我们最好少说乃至不说“礼仪之邦”四字，若阁下实在憋不住喷涌的爱国热情，赞美之前也请先去一趟公共厕所，视乎鼻子的感受、胸腔的观感，再做定夺。
一个民族是否高贵了才能伟大？答案是否定的，中华民族已经提供了强有力的反证。高贵是不是伟大的敌人，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不少兄弟民族也已给出了证明，显示高贵与伟大具有极佳的兼容性。经常出国的人多半有此体会：该国的公共厕所甚至比我们家里的客厅还要高雅，气味还要芬芳，但我们怎么也不该说人家这种行为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我得承认，我这里强调的高贵，与任何哲学本体论无涉，也与所谓贵族身份无甚瓜葛，不，庶民的高贵，通常并不以此君是否急公好义为标准，也不盲目怂恿人们将用以装修新居的钱悉数捐给“希望工程”，如果有可能危及自家生命，那就更不鼓励人们贸然舍生取义。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是个别人中龙凤的境界，对普通人根本构不成鞭策作用，抬举过甚，则要么生成对普通人的人格压抑，要么反而引诱芸芸俗物故作姿态，存心学假做秀。说句实话，对这类过于堂皇的格言，我是非常头疼的。我这里说的高贵远没有那么高蹈玄远，它始终不脱世俗领域，只不过旨在使世俗生活去除一点世故，增加一点坦诚；去除一点咋呼，增加几许宁静；去除一点奸诈，增加若干诚实……此种高贵系由一系列最为自然的日常行为组成，本质上并不能由任何一种语录加以规范。条规的作用是：用之惩戒则彰，用以鼓励则微，此乃社会道德家的通识。如果我在公共汽车上主动为孕妇让座乃是迫于压力，那么我很可能在列车上就不这么做了，因为列车上通常并不会设置“老弱病残孕专座”，走道上站满乘客的场合倒为数不少。何况，用条例鼓励好的行为，永远是挂一漏万的，难道这意味着框框外的所有行为都得到允许？此外，似乎也没有一个政府好意思制订这样的法律：女士不可穿睡衣上街，或严禁男人走出厕所后整理前门襟拉链。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人家不制订这一条乃是因为无人违犯，我们不制订这一条，则仅仅是为了避免神圣的法律流于琐碎和婆婆妈妈。
高贵教育的不被认可，或虽认可但定位有误，实是我们国民基础教育的重大失误。
回想自己幼时受到的“素质”教育，大抵属君子“大节”范畴。我们的课本里充满了如何临危不惧，见义勇为，乃至从容就义的感人事迹（刘姓中就有刘胡兰、刘文学、刘英俊等一干英雄），或如何发扬“钉子精神”，“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些标准除了都很棒外，还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需仰视才能得见。因为那些在书本里大肆提倡的人格标准，我们事实上一辈子都用不上一回。如果大多数中国人在其一生中都会逮着见义勇为乃至从容就义的机会，我们的国家不也过于黑暗了吗？国家真这么黑暗，我便不知道为它而死还有什么“就义”可言。且说老师在课堂上对我们如此高亢入云兼人云亦云地教诲一番后，转而又让我们把书本翻到封底，我们这便温习起印在上面的若干行为准则来。我小学课本背后印着的是“三要三不要”，内容不出“饭前便后要洗手”之类。孤立地看，人生大节与“三要三不要”（今天可能被“五讲四美”代替）都很重要，两相对照，便顿觉滑稽：我们要么被拎起衣袖，精神境界眼看就要一股脑儿地升华到不知其几千万里的云端，要么又忽遭冷眼，仿佛一转身就会成为随地吐痰的小浑蛋。我们知道能在景阳岗上打虎的武松，未必对付得了乡间草丛里的一条小青蛇（这需要两种不同的胆量，称为“阳胆”“阴胆”如何？），头脑里尽想着如何仿效吉鸿昌从容就义的孩子，仍可能当着客人的面抠鼻子。“别当着客人的面抠鼻孔”，这样的教导，恰恰是我们基础教育的盲点所在。
我们来看看喝汤该不该出声吧。我当然属于出声派，而且我也同意林语堂前辈的观点，出声地喝汤，更能接近汤中真味。但我这么说，其实也是习惯成自然，因为除了在个别需要假正经一番的场合，我从来没想过喝汤应该噤声，所以我不假思索地认定：要人喝汤不发声音乃是一种人性的压抑。你试着重复一下成语“津津有味”看，其中“津津”二字，极具拟声意味，赋予饮食一种美妙的声学效应。不过我又立刻想到，一个西方人，如果自幼即被告知喝汤出声是不礼貌的，换言之他从小就已养成不出声喝汤的习惯，则这层压抑并不存在（正如不能随地大小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并没有带来压抑，即使他正满天下找着厕所），相反，倒是一定要他出声地喝，他会觉得汤味索然起来。可见，如果不出声地喝并不会妨碍对汤味的欣赏，也无助于提高他人的胃口（这是出声派经常提到的一个理由），那么，它确实要高雅一些，因为，你凭什么断定别人听到你的“津津”声一定会感到更加“有味”呢？唉，这问题没法继续，在中国，一个妻子见到丈夫或母亲见到儿子喝自己做的汤时大发声响，她确实会更加兴高采烈。在这个意义上，喝汤出声简直就是一种高尚的礼节，一种可以愉悦他人、滋润人际关系的美妙音乐。
如果我坚持要谈论喝汤该不该出声，看来我得重新设计问题的方向：即中国人是如何形成对“汤声”的审美能力的。我不坚持了，我们谈点别的吧。
上海《新民晚报》上有一条坚持多年的小栏目：本周不雅观穿戴提示。我沮丧地发现，在这个有限的选题内，居然会生成那么多新鲜生动的内容，从而使该栏目的生命力获得强有力的支撑：每次它都能毫不勉强地指出国人的某项不雅观行为，每次指出都在坚定本文的核心论点：中国人，你实在不够高贵。
在我们基础教育视“高贵”为无物时，寻常的人际关系只有依赖一套自给自足的民间系统来维持，我指的是“面子”系统。不识高贵为何物的中国人，却视“面子”为生命；视“面子”为生命的结果，反而使我们更加远离了高贵。我这就解释原因：面子是一套他律系统，它不以个体感受为指归，只整天留神提防着别让他人（通常为邻居和同事）看笑话；高贵则是一套自律系统，它首先关注的乃是自我的评价认知，相对于他人的闲言碎语，它更留心别被自己瞧不起。就效果而言，这两套系统的区别在于：做事始终以问心无愧为标准，一般也就自然地使闲话无从孳生；行事仅视乎他人脸色，则背着人干些阴损不雅的行为，逻辑上也是不可避免的。高贵不是外在的律令，实在乃是内在的律令。我不想反对“五讲四美”，何况我没有任何反对它的理由，我只不过想限定一下它的适用范围和疗效而已。如果我们的基础教育中依旧要么只有见义勇为的英雄，要么只有“饭前便后要洗手”的规劝，如果我们没有从根本上让孩子领悟到高贵是一种崇高的美德，是一道可以使内心变得灿烂辉煌的人性之光，则诸如朝甲鱼里注水，给西瓜上色素，朝面粉里加石膏，一俟没人就将烟头扔在楼下院子里的行为，便很难有消失的那一天，道德家即使制订出“千讲万美”来也无法拾遗补阙，也依旧是拆东墙补西墙。
1998年9月11日，载《耳朵的立场》

 

采桦

虽说在《耳朵的立场》里早就读过此篇，但碰到“高贵”一词，仍然心生敬意，再读一遍。

看后，不知怎的，想起了《谁的人类》一文。有些评论谈起欧美英法德等国作家或他们的文字，动则冠之以“人类的”，“全人类的”，而论及国内，则如泽雄GG文中所写“但是，不管我如何热爱自己的民族，我似乎仍然无法将“高贵”一词赋予她。”

心里总有些难受与不甘。国人某些陋习千年前似乎已经尘埃落定.

苏扬

看题目《旧文：我们高贵吗？》，只道是《我们该如何对待少作》写出来了呢，呵呵。

窃以为，每个人都应有一颗向往高贵的心，才能使得“做事始终以问心无愧为标准”。但若是高贵者又万万不可似那项羽，一旦自觉高贵，便眼里再容不得别人的缺点，“人至察则无徒”，是的吧？

周泽雄

谢谢采桦，和你一样，我也心存不甘。

回苏扬兄：《我们如何对待少作》是个好题目，但我总觉得，在这个题目面前，我好像还年轻了些，缺乏资历资本。哪天我有了鲁莽情绪，说不定，会去试一下了。

乌龙茶

     好文！

     道德本质上是自律的，人要能自律，首先得有自主性，所以今天教育上呼吁自主性的培养。我倒是觉得，自主性就像创造性一样，是人生来就有的品质，如果没有人为的压抑，人人都有自主性。但教育，至少相当一部分教育，本质上是与自主性作对的。这是一个困难的命题。杜威曾经成功地解决过这个命题，他的弟子陶行知曾在中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结果大不相同，杜威成功了，陶行知只在他自己创办的学校里成功了。而且很快，他的东西却被抛弃甚至被批判。

    有高贵的心灵，才会有高尚的行为。泽雄兄反对把高贵弄成大义凛然的东西，这是对的。但是如果高贵不仅有表现范围上的差别，还有程度上的差别，不妨给高贵的高贵留点地盘。我们的教育通常是不给“低贵”的高贵留余地的，这是高贵的高贵看起来面貌可憎的原因之一。更进一步说，也许我们民族就没有高贵精神，“士可杀，不可辱”，这只对士而言，而且实践上，士是经常被羞辱的。于是剩下来的，就只能是自圣的功夫了。

   

金秋

中国人懂得高贵的好象不多，最多也就知道什么是体面。

金秋

我们的民族不是个高贵的民族，我认为这是文革的功劳。文革以侮辱人格尊严为特色，弄得斯文扫地，人人夹着尾巴做人。凭他多清高，到头来都得灰头土脸，不然你就是别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金秋

不过泽雄兄，一个不拘小节的人肯定不是个有绅士风度的人，但是一个高贵的人是不是一定拘小节？我认为好象也不尽然。高贵与拘小节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还有，我好象不太喜欢高贵这个词，感觉这是那些养尊处优的人才有资格具备的，我喜欢高尚。[em07]

psyzjs

５楼的叙述中有个大问题，心灵高贵了，行为就高贵了吗？

如果为了现实需要，必须做出卑劣的行为呢？

 

比如说，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李世民难道不是个心灵高贵的人吗？

[em04]

周泽雄

以下是引用乌龙茶在2006-10-5 18:56:00的发言：

     好文！

     道德本质上是自律的，人要能自律，首先得有自主性，所以今天教育上呼吁自主性的培养。我倒是觉得，自主性就像创造性一样，是人生来就有的品质，如果没有人为的压抑，人人都有自主性。但教育，至少相当一部分教育，本质上是与自主性作对的。这是一个困难的命题。杜威曾经成功地解决过这个命题，他的弟子陶行知曾在中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结果大不相同，杜威成功了，陶行知只在他自己创办的学校里成功了。而且很快，他的东西却被抛弃甚至被批判。

    有高贵的心灵，才会有高尚的行为。泽雄兄反对把高贵弄成大义凛然的东西，这是对的。但是如果高贵不仅有表现范围上的差别，还有程度上的差别，不妨给高贵的高贵留点地盘。我们的教育通常是不给“低贵”的高贵留余地的，这是高贵的高贵看起来面貌可憎的原因之一。更进一步说，也许我们民族就没有高贵精神，“士可杀，不可辱”，这只对士而言，而且实践上，士是经常被羞辱的。于是剩下来的，就只能是自圣的功夫了。   

谢谢茶兄鼓励。我是看到那个中国游客在海外不文明行为的帖子，才突然想到这篇陈旧小文的。

我想，“大义凛然”肯定是一种高贵，但高贵不限于“大义凛然”。假如我们的基础教育从培养公民意识着手，“大义凛然”甚至有点多余，我想，基础性的公民手册里，最好不要涉及这类内容。

真正的高贵，必须缘自内心。内心的高贵与文明礼仪不完全是一回事，这是因为高贵并非止于一端。勇敢也是一种高贵，但勇敢者未必是一个注重礼仪的人。真正的高贵，或许也有准入证，只是这份证明揣在造物主手里，通过世俗教育未必可以达到。即使在文明程度最高的社会，具有内心高贵的人，也是凤毛麟角。所以世俗教育必须适当放低标准，尽量让普通人容易掌握。中国式文明教育的缺陷在于，只抓两头，恰恰忽略了最不该忽略的中间。要么就把标准无止境的崇高化，要么就把要求令人羞愧地大幅降低。遂留下了一大片文明的盲区，中国游客在海外的种种不文明行为，即是这片盲区的体现。

 

周泽雄

以下是引用金秋在2006-10-5 20:59:00的发言：
我们的民族不是个高贵的民族，我认为这是文革的功劳。文革以侮辱人格尊严为特色，弄得斯文扫地，人人夹着尾巴做人。凭他多清高，到头来都得灰头土脸，不然你就是别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回金秋：这个，我略有异议。文革使中国人的某些不良习性得到进一步放大，是事实，但根子肯定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你前帖提到的面子问题，与文革就关系不大，但与高贵的关系甚大。

至于“不拘小节”，是一种个人气质问题，它更多地牵涉到审美观，很难一概而论。比如，艺术上的不拘小节，容易被人欣赏，生活上的不拘小节，往往遭人诟病。不拘小节，还得看体现在哪些方面，看你距离这位散漫名士有多远。至于我个人，我推崇心灵上的“不拘小节”，让心灵处于开放状态；至于行为上，则最好把不拘小节限制在个人事务上，倘将它施诸他人身上，有可能令人非常吃不消。

金秋

以下是引用周泽雄在2006-10-5 22:32:00的发言：

文革使中国人的某些不良习性得到进一步放大，是事实，但根子肯定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

 

可是文革中很多高贵的人最后被整得委琐不堪，高贵的气质从他们身上一扫而光。电视里播过一个怀念艺术家赵丹的记录片，他以前是何等高贵的人，可文革中将他整得人不人鬼不鬼。他弟弟回忆说：赵丹回家后，别人问他什么话，他立即垂手站立，就象犯人对看守说话一样。

九命星

泽雄好文章！一针见血。极为赞同。

当前少数国人中有一种极为恶俗的倾向，即以富为贵。似乎有钱了就自然地贵起来了。可是在国外旅游大丢其脸的恰也多是这些先富起来却富而不贵的人。

泽雄说得非常中肯。贵与不贵，关乎内心，与他人的眼光无涉。曹雪芹晚年，寒冬咽酸齑，雪夜围破毡，却写出旷世奇文《红楼梦》。

我仍然赞同那句话：“贵族是细节”，是教养，教养的本质是体现在细微之处的关怀。曹雪芹自己晚年生活那样落魄，想的却是要让“鳏寡孤独有废疾而无告者”“使其有以自养之道”，以免“转乎沟壑”的命运。这才叫真正的高贵。炫富的本身就是不顾及他人感受的恶俗行为，何贵之有？

周泽雄

以下是引用金秋在2006-10-5 22:46:00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周泽雄在2006-10-5 22:32:00的发言：

文革使中国人的某些不良习性得到进一步放大，是事实，但根子肯定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

 可是文革中很多高贵的人最后被整得委琐不堪，高贵的气质从他们身上一扫而光。电视里播过一个怀念艺术家赵丹的记录片，他以前是何等高贵的人，可文革中将他整得人不人鬼不鬼。他弟弟回忆说：赵丹回家后，别人问他什么话，他立即垂手站立，就象犯人对看守说话一样。

金秋，我有过一个回帖，也提到了你说的这种赵丹式情况，也许，它更多地属于条件反射。附在下面——

“我过去有一位忘年交老翟，被打成右派近十七年，仍不失正直和善良。虽然经常和我开玩笑，但我知道，他心灵深处有一块地方是碰不得的。摘帽十年以后，任何时候只要一见到当官或穿制服的，他会立刻抹去所有笑容，贴墙而立，双脚并拢，双手下垂，一副规范的犯人动作。”

作为相对幸运的后人，我们没有资格去指责前人不够高贵，因为我们毕竟没有遇到过类似糟透了的情况。著名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曾经在纳粹集中营里呆过，他在名著《活出意义来》中说过一句话：“一般说来，只有经过多年辗转迁徙，为挣扎生存已毫不顾忌，并且能够不择手段，或偷或抢，甚至出卖朋友以自保的俘虏，才有可能活下来。我们这些仗着机运或奇迹——随你怎么称呼——而活过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当中真正的精英都没有回来。”——事实上，弗兰克已经足够优秀了，也可以说足够高贵了。

特殊经历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一个人，那真得视各人的资质、能力而定的，作为教育，我们只能从普通的、正常的情况着手。假如我们对孩子的基础教育一开始就从如何像江姐那样能够扛住辣椒水、老虎凳的折磨为目标，中国就会变成所谓的斯巴达训练营了。这样的国家，似乎也不值得我们生活下去。

周泽雄

以下是引用九命星在2006-10-5 22:46:00的发言：

泽雄好文章！一针见血。极为赞同。

当前少数国人中有一种极为恶俗的倾向，即以富为贵。似乎有钱了就自然地贵起来了。可是在国外旅游大丢其脸的恰也多是这些先富起来却富而不贵的人。

泽雄说得非常中肯。贵与不贵，关乎内心，与他人的眼光无涉。曹雪芹晚年，寒冬咽酸齑，雪夜围破毡，却写出旷世奇文《红楼梦》。

我仍然赞同那句话：“贵族是细节”，是教养，教养的本质是体现在细微之处的关怀。曹雪芹自己晚年生活那样落魄，想的却是要让“鳏寡孤独有废疾而无告者”“使其有以自养之道”，以免“转乎沟壑”的命运。这才叫真正的高贵。炫富的本身就是不顾及他人感受的恶俗行为，何贵之有？

回九命大姐：说来惭愧，我这篇小文，写得过于情绪化了，我都没有把题旨与公民教育、公民责任联系起来，是一个重大的笔墨失误。好在它只是一篇随笔，本来也没有立论并展开的雄心，也就姑且拿出来献丑了。

就像诗人必须天秉奇才一样，关乎内心的高贵，似乎也需要一种道德天赋。对有些人，如大姐提到的曹雪芹，我认为他是具备一种道德天赋的。再如，关于孔子的受教育情况，我们似乎谁也没有听说过。孟子好歹还有个擅长择邻的母亲，孔子的父母是如何教育小仲尼的呢？不知道。也许，孔子就是那种具备道德天赋的奇才。至于普通人，只有通过注重细节、讲究实效的公民教育，才能在公民意义上真正成人。“细节”，正是可以培养的东西。一旦小时得到了良好培养，细节成了习惯，类似炫富之类行为，恐怕也就不会产生了。

一个讲究生活礼仪的人，不见得就是一个道德优秀的人。一个世俗礼仪的背叛者，说不定倒具有优良的德操。道德上是否崇高，似乎是另一个话题。曾经在休闲见到一个帖子（记得是韧苇转的），在丘吉尔、罗斯福和希特勒三人之间，在生活道德上最为优秀的，竟然是希魔。

九命星

回泽雄:

坛子里讨论问题，又不是做论文，就是见仁见智。若要求各个方面都能自圆其说，那我这样的理论盲就只能闭嘴了。

世俗生活的礼仪，当然是教养的一部分，但礼仪不能完全等同于教养。一个人，比如你说的希魔，在私生活方面可能很自律，但缺乏对他人生命、人格尊严的基本尊重。我说的尊重、关怀，是对他人人格尊严生命权利尊严的尊重，是对他人感受的关怀。即使一介平民，具有这一美德，他也是高贵的。

我理解你说的曹雪芹的道德天赋，是指他所主张的众生平等这一理想社会中的理想人际关系，指他对待平民的平等的情怀和态度，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家。

psyzjs

１４楼的叙述中有个问题，Ｖ.ＦＲＡＮＫ是否能被称为一个心理学家，是值得怀疑的。

再就是ＰＳＹＣＨＡＩＴＲＩＳＴ　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不是一类人。

心中有刀

以下是引用psyzjs在2006-10-6 0:39:00的发言：

１４楼的叙述中有个问题，Ｖ.ＦＲＡＮＫ是否能被称为一个心理学家，是值得怀疑的。

再就是ＰＳＹＣＨＡＩＴＲＩＳＴ　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不是一类人。

愿闻其详。

psyzjs

前者是精神病学家,受的是医学院的训练,后者是心理学家受的是各大学心理学系的训练.如果说比较接近的概念,应该是PSYCHAITRIST和CLINICAL PSYCHOLOGIST,两者的为数不多的另一个区别是后者没有处方权.

而CP是PSYCHOLOGISTS的一个子集. 心理学家内部有很多分工的.这个在"我眼中的心理学"那老贴里有许多论述的.

周泽雄

以下是引用psyzjs在2006-10-6 0:39:00的发言：

１４楼的叙述中有个问题，Ｖ.ＦＲＡＮＫ是否能被称为一个心理学家，是值得怀疑的。

再就是ＰＳＹＣＨＡＩＴＲＩＳＴ　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不是一类人。

回PS兄：在我眼里，弗兰克作为第一流心理学家的地位，是牢不可破的。同样在我眼里，仅仅会拾掇一些实验的人，我是不会把他们称为心理学家的，我是否愿意视他们为心理学工作者或心理学技师，还得视情况而定。

至于Psychaitrist和psychologist是否算一类人，我觉得不关我什么事。我欣赏的心理学家，大多具有这样一些特点：通情达理，学识广博，对人类学、文学、哲学等友邻学科都具有精湛的知识和可靠的见解。此外，并非不重要的是，他们还有很好的文字表达能力。若这方面才能捉襟见肘，我个人不会有心情承认他们是心理学家。我说过，我充其量称呼他们为心理学技师。另外，对我而言，我只要拜读几位大师级心理学家的书就可以了，至于一般心理学教授或博士的专著、论文，考虑到生命有限，我就果断地决定放弃了。

心中有刀

以下是引用psyzjs在2006-10-6 0:39:00的发言：

１４楼的叙述中有个问题，Ｖ.ＦＲＡＮＫ是否能被称为一个心理学家，是值得怀疑的。

再就是ＰＳＹＣＨＡＩＴＲＩＳＴ　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不是一类人。

我没看到14楼的帖子有什么地方提到了“ＰＳＹＣＨＡＩＴＲＩＳＴ”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这两个英文单词，它们在哪里被搞混了呢？

[em05]

psyzjs

楼上的两位，其实你们需要注意的是，１９世纪中期以后的独立的科学心理学在欧美各国的兴起的重要标志是心理学实验室的建立．

没有一步一步扎实的求索，今天哪怕是心理学在西方的地位也建立不起来．特别是美国，人家可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哦．

一旦实验室里的成果转化为产品或服务后，心理学的地位在美国就不可动摇了．当然，嘈声还是存在的。　

ＦＲＡＮＫ是精神病学家，不是心理学家，因为他受的不是大学心理学系的训练．就像我承认ＦＲＥＵＤ是精神病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那样，虽然他对心理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em05]

乌龙茶

     PS此言差矣。心理学，在我国教育部颁布的高校专业目录里，隶属理学，该目录将心理学分为三个二级学科的专业方向，一是基础心理学，二是教育与发展心理学，三是应用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包括时下正时髦的咨询心理学，其理论基础是精神分析学，而精神分析学是在临床心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少在19世纪时，临床心理学还不是从大学里发展起来的，比如弗罗伊德。如果你因此把精神病学家排除在心理学范围内，恐怕不仅是非心理学专业的人士不同意，多数心理学专业人士也不会同意。当然，我们都知道，心理学成为独立学科是从冯特的实验室开始的。可是你也应当知道，实验只是一种方法，实验心理学本身不构成一个专业领域。心理学发展到今天，哪个专业下会没有实验？不仅基础心理学有，教育和发展心理学下也有实验呀。

伊来

泽雄兄所言“被忽视的中间”大约就是茶兄的“低贵的高贵”。说它低，是相对于“大义凛然”式高贵的脱离生活；说它高，是因为它确实涵括内心的高贵。一个不拘小节的人有可能是个真正的绅士，反之，一个生活礼仪极佳之人倒极有可能是令人不屑之辈。若能两全，当然最好；若不能，宁取不拘小节的绅士。

问题只是何为低贵中的贵？何是小节中的小？

伊来

泽雄兄谈到国内外洗手间的天壤之别，所言极是。
让我汗颜的不是国内洗手间的地狱之状，而是天外来客面对地狱之灾时的平静之态。

周泽雄

以下是引用伊来在2006-10-7 18:12:00的发言：

泽雄兄所言“被忽视的中间”大约就是茶兄的“低贵的高贵”。说它低，是相对于“大义凛然”式高贵的脱离生活；说它高，是因为它确实涵括内心的高贵。一个不拘小节的人有可能是个真正的绅士，反之，一个生活礼仪极佳之人倒极有可能是令人不屑之辈。若能两全，当然最好；若不能，宁取不拘小节的绅士。

问题只是何为低贵中的贵？何是小节中的小？

回伊来妹子：假如我们不准备降格以求，我总觉得，高贵是一种非常珍稀的素质，是否能通过教育的方式达到，我还是比较怀疑的。“三代出贵族”，也说明了贵族品质的难以企及，需要长期的熏陶，方有望达到。这里的贵族，肯定不是指的爵位，而是精神。西方人过去有“蓝色血液”的说法，专指一种特殊的贵族血液。扣除其中神神道道的成份，我们应该也能想见它的难能。

一些合度的礼节，倘能生成习惯，对于你所谓“低贵中的贵”，肯定是有好处的。因为礼节本身已经包含了大量可取的待人处事之道，恪守某些礼节，亦已内嵌了对他人的尊重，和自重。如中国古人有“入乡问俗”“入乡问禁”的说法，一旦依此办理，不仅可以使自己免除一些难堪，也可能表达了对他人的尊重。

何谓“小节中的小”，这话题很有趣，我一时没想好，待到有点眉目了，再向伊来妹子请教。当然，我更想听听包括伊来妹子在内的各位网友的高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7 20:09:49编辑过]

伊来

我的本意是，低贵中的贵与高贵中的贵只有情境特殊性上的差别，本质上无二；而礼仪礼节与高贵却无必然联系。如泽雄兄所说，高贵不是教育出来的，而礼仪礼节却是培养模仿形成的。高贵大概是天生的，是妙悟的，是历练的。

中国的礼仪礼节基本的少，繁缀的多；真实的少，虚假的多。于是，在我看来，礼仪礼节大多属于小节。

在报上，看一中年妇女谈再婚，说她看中的男士素质高，举了这么个细节：把痰吐在纸巾上，包起来。我直犯恶心，一直在想，包起来的纸巾到底要放在哪里？

又想起一女深情感叹夫君的痴爱：同时为我准备了热咖啡和热牛奶，因为不知我爱喝什么。这么懂爱的男人，我非他不嫁！

对于礼节和高贵，是否也一样的本末倒置了？更甚至，只抓了芝麻，连西瓜在哪儿都不知道。

周泽雄

伊来妹子说得对。在我看来，礼仪仪节也大多属于小节，不过你紧接着也用例子证实了：礼仪礼节只有落实在小处，才能放出灼灼光华。礼仪是一种修养，修养是一种约束（修之养之，正是约之束之），礼仪本身并不必然代表高贵，但却会约由模仿之途，指向高贵。所以，通过礼仪的调节，人至少可以做到貌似高贵。教育的功能，能够让人做到貌似高贵，已经算得上无量功德了。至于真正的高贵，如伊来妹子所言，大概得有些天生的因素，八成也接近于我昨天提到的“道德天赋”。

在任何地方，名符其实、表里如一的高贵者，都是像杰出诗人一般难得的。小文所扯的，其实只是貌似高贵，并不敢及于真正的高贵之士。

psyzjs

乌龙,你终于看到我的战略了,我很高兴.

实验心理学是方法,并非是说特定的学科.

[em04]

乌龙茶

    呵呵，PS兄，我什么时候说过实验心理学是一门学科了？倒是你给我这样的感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