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lub.chinaren.com/88445682.html） Institutionalized，从英文直译过来便是“使养成习惯，使制度化，使习惯于收容机构的生活；使麻木”之意。如果给它冠以术语，非“体制化”莫属。看上去让人似懂非懂。 在报章上，学者阐述的体制化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着相似的地方：起初你讨厌它，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
笔者在西北政法的校园里待的时间已有**年，说话不如已毕业离校的师兄师姐们那般权威，但是，有牢骚不发，可否？故藉着在校内生活学习的各个细节我还是要发现一些问题的。毕竟那些让人浸淫于体制化的表象，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学生、辅导员乃至老师谁起初不对这张看不见的网子怨言满腹？可最终又归于沉寂，其“利”终究来自于体制化，其最大作用即在于“愚民”，压抑校园主体的反叛精神，钳制舆论，突出为消磨人的意志消极人的行为。这边是笔者撰此文以引共鸣的缘由，无论观者是赞是骂，是支持是反对，是加强论证还是举例反驳，最终的目的是掀起一场以我们学生为主任的反思浪潮。无论“学院”还是“大学”，无论我们是“学院”生还是“大学”生，在那场“愚”民同乐的盛大的更名仪式过后，我们都应懂得让自己归于冷静，去思考更名与换汤不换药毫无区别的地方。 别忘记，如果你仍畅想于揭牌那一刻与学校领导同样露出灿烂的笑容而站在了同一阵线上，那是为了学校的荣誉；可那一刻过后，你还是你，他们还是他们。如果他们始终没有致力于学校自由学术思想的建设，没有积极地促使学生们在思维上创新大胆迈步以使大家的行为与大学者一名头相称的话，那我便不惜用单行道那首歌的一句词来总结这场“闹剧”：全世界的猪都笑了。 笔者与校内一资深人士聊天，他提到：“政法的制度喜欢那些‘单纯’的学生，他们成天低着头乖乖地念书，不喜欢对学校或食堂的饭菜叨叨抱怨，他们的生活甘于平淡，按照政法不成文的规矩拿奖、评优、入党；倘若冒出个不甘陷于平庸而热衷于‘闹事’的学生，即被评定为‘刺头’的，将会对其进行无情打击。”况且我们可以看到学校所亲睐的老校友、毕业生多工作在公检法系统，鲜有听闻在其他行业出人头地的校友的消息。故笔者稍显片面与孤陋地认为：政法的体制化追求那种把学生培养成为善圆滑、明世故的官场人物的理念，在这样一种理念的操持下，政法难出怪才、歪才（走娱乐化道路的校友不属其列），因为他们本身所独有的创作能力被体制化摧残得体无完肤，继而被同化为走在校园里碌碌无为大众中的一员。 这种体制化体现在哪里？当学生们在明显感受到体制化的洗脑动作要起来抗争的时候，它弹性地安抚大家的情绪，接着从制度上推出新的规定，抓出领头的“刺头”，杀一儆百。然后大家开始不知不觉地过渡到另一个新的阶段——习惯于它。当然，不可否认多元化的物质生活让学生们丧失了斗争的动力，因为体制化不是一个并不掌握权力的弱势群体所能对抗的，从而学生们选择了吃、玩、沉溺于网络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说得不客气些就是逃避。许多人都想不通自己“沉沦”的根本出自哪里，只是在表象里看到身边的每个人几乎也以这样一种状态生活着，似乎在政法的学生能举出一个更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不应该像理科生那样机械地思维机械地过着每一天机械地自习机械地演算习题。同时政法的人摒弃了自己最后的东西：笔。笔本应作为凝聚大家睿智的魔棒，本应作为大家捅穿体制化虚伪外衣的利器。可它最终敌不过体制化，因为站在它这边的人太少了。笔者还攥着它，但是往电脑键盘上敲字时它又被撇到了一边。 从那位资深人士无奈的笑中，我读出他的自嘲，自嘲自己成了前者，甘于平庸的那一类，但最终的结果依然是无法逃避，浑身像打了麻药般瘫软无力。 改革政法体制化的希望也许不可避免要寄托于在领导层中，然而十年甚至数年以后政法都无法出现这样的改革派，这种人物不能由理科生、退伍军人、饱领身受中国纯粹教育的人充当，尤其是那些曾从政法体制化下走出来的前者来充当。唯有那些吃透了“北大精神”的人，吃透了反叛、改革冒进精神和思想的人，刺头级的人才有真正的资格。 虽然笔者有着成为刺头的“卑微”理想，但又不得不承认笔者也早已深陷政法体制化的泥沼中。只能跟着其他人迈着行尸走肉的步伐，脑子里的放荡不羁和反叛不断地沸腾、冷却。 事在人为，人比死着的制度要鲜活，政法的领导层不会愚蠢得感受不到体制化的“魄力”吧？即便你们也是体制化线下的木偶，可你们甘于庸俗？甘于在数年之后寻找不到你们内心的救赎？要知道量变达到临界点时，质变便要跃跃欲试了。何不趁着积弊尚未爆发时先从你们自己做起，趁着更名的春风尚未刮尽，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春雨，浇熄体制化烘烤人体的孳气，畅想一个美妙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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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28 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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