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讨论][征集]恢复高考三十年纪念，请77、78、79级的网友留下自己的高考印记

老木匠

编辑说明

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年纪念，作为头三界的考生，肯定有很多值得纪念的回忆，恳请77、78、79年的考生们写写自己的考试经历。在这个不允许纪念的国度，总会有一些方法留下什么的。

高考三十年
发信站：天益社区（http://bbs.tecn.cn），版面：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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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三十年

沐　杉

　　敲打这篇文字的兴致，缘于前几天与天益几位年轻人的聊天。大家聊到自己儿时的“可怜”，勾起了我的回忆。现在的年轻人，小时候再怎么可怜，与我们那一代人还是无法相比的。

　　我出生、生长在一个偏僻的小矿山，直到高中毕业才离开那里。那段漫长的岁月，使我充分体验了什么是从物质到精神的极度贫困！我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正好是文革十年。对那段历史稍有了解的人，便可想象得到当时物质匮乏的程度。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购买，使处于生长期的我们几乎个个营养不良。相反，我们男孩子还要时常帮家里干砍柴、扛柴等重体力活，后来一个个都长成了“二等残废”（七八十年代指称找对象时个头不高的男人）。当时，广播里几乎天天宣称，外国人民、台湾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开放之后才发现，真正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的恰恰是我们自己。

　　物质的匮乏，熬一熬也就过去了。真正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极度贫困。

　　经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小矿山里所有过去遗留下来的书籍几乎都被清剿殆尽。而我从小又是一个特爱学习、求知欲特强的人。那时候上学，没有正规的教材。《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就是我们的语文课本。历史、地理课从未上过。数学、物理、化学课还是70年代邓小平临时主政时断断续续上过一些。对此，我极不满足，便钻墙打洞、四处找寻散落民间的各种书籍。找到一本便会如获至宝，手不释卷。即便如此，当时的阅读面之窄、知识面之浅也是可想而知的。实在无聊，我又开始自学起了绘画。当地没有老师，只好自己瞎琢磨，并经常外出写生、画速写。那时，小矿山里时常放映露天电影，几个样板戏来回地放。我很少去看，总是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画画。

　　而这一切，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当时的政治气氛是“读书无用论”，崇尚的典型是张铁生（“白卷先生”）、黄帅（“反潮流勇士”）。但父母当时反对的理由则是出于更为实际的考虑：“读书、画画又不能当饭吃！”他们经常这样训斥我，并责令我去经营自家开垦的自留地（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又排行老大）。我只好每天放学后便先到公共厕所去偷粪便(当时那可也是公共财产)，挑到菜地去施肥、灌溉。干完活再偷偷看书、画画。为此，还真没少挨过父亲的揍。

　　若干年后，父母说起此事时总是很懊悔。但我理解他们。他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从没读过书的人，怎能料到日后还会恢复高考？怎能预见还会有读书有用之时？

　　1975年我高中毕业，正赶上开始实行每家可有一名子女留城的新政策，不用上山下乡了。家里便想方设法为我去找份临时工做。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养路工，每天都要在烈日下、风雨里碎石、铺路，月工资16元。这在当时养活自己已不成问题。但我老是不小心砸伤自己的手指，只好又去找别的工作。后来又陆陆续续干过砖瓦窑的挑夫、机械厂的车工、民兵连的巡逻队员等。因为发现我能写会画，后来矿里一个车间把我调去专门出墙报，并兼任食堂管理员，居然享受了临时干部的待遇。到1977年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时，我已由劳动部门分配到一家机械厂，成了一名正式工人。要知道，那时候有一个正式编制可是非常不容易的。

　　也许是过于自信，第一年我报考了理科。因为，我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都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只要是考试，我就是第一名。但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我的自信。考试结果出来，我名落孙山。第二年，我只好改报文科。对此，我并没有把握，不敢放弃正式工作，只好白天坚持上班，晚上自己复习。那时也不知市里办有补习班，全凭自己死记硬背。尤为可气的是，我们集体宿舍所在的区域属于贫民窟，几乎一到夜晚就停电。我只好跑到一家电影院的候映走廊去看书。那里的阿姨也许是被我的精神所打动吧，一见我去就主动倒杯水给我。

　　努力终有回报。那年我终于考上了本科，成绩还超出了本科录取线20多分。可惜的是，数学只考了36分。否则也许可以进一所更好的大学。但我当时已经非常满足了，哪想得到那么多！当时的录取比例极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说的就是那时的情形。在我的同伴，乃至整个小矿山的所有学生中，我是当年唯一考上大学的。这能不让我异常满足、极度兴奋、彻夜难眠么？

　　我终于有机会进入知识的海洋，彻底摆脱精神的贫困！所以，我们那几届大学生尽管年龄参差不齐（我班上最大的与最小的相差16岁），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学习异常刻苦！因为我们都是经受了苦难而换取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们异常珍惜！

　　岁月的流逝如白驹过隙，一晃三十年就匆匆过去了。三十年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后来的人生轨迹应验了“知识改变命运”。在这么多年的打拼中，我们那批人基本上都成了同龄人中的中坚。但有些遗憾是那场高考改变不了的，有些先天不足是后天无法弥补的。我们儿时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古文、古诗、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很不扎实（少数家境较好、父母有知识的除外），外语普遍都很差（上大学才开始学ABC，毕业后又长期用不上——用进废退）。这对我们日后的发展以及工作、生活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比如，外语不行，电脑操作就时常遇到障碍，一看到那些英文提示就傻了眼。

　　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非常感激三十年前的那场高考。它使我摆脱了苦难，获得了重生。从此，它也使一茬又一茬的中国人通过相对公平的渠道走向了更加宽广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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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

最近几天的媒体及网络，一直有人在吵吵要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了。与几个老同学碰头，也说起这事来着。

自己写不出什么，看到这一篇，转过来。

但是并不是说我喜欢这样的文字。

30年过去了，恐怕更重要的是要反思一下，这次翻烙饼式的变革留下的教训。

[em05]

自觉的梦游人

我贴的PP也不看看，俺早在老哥到瑞士腐败之际已经开始纪念了。可惜，响应的不多。

老木匠

当然是看见了的[em04]

不过俺觉得那只是“纪录”，还不是“纪念”[em01]

自觉的梦游人

君子曰：纪念纪念，把纪录拿出来念一念。[em01][em01]

老木匠

写在前边——三十年前的一个梦 　　差不多正好是整整三十年前，我们这代人的生活轨迹曾经有过一次急剧的转弯：失学十年之後，神迹般地又突然得到重新读书的机会。像是一路赶车不上的旅客，我们荒不择路地紧紧抓住擦身而过的列车，不管它是从那里开来，也不管它是驶往何方，一把攥紧，捷足先登。 　　于是我选修了石器时代考古，而小青则着手研读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史。诚然，在物欲横流的当下，用时人的眼光看来，这实在是无功无利，味同嚼蜡的两个行当。但坦白地讲，当年我们是抱着十二万分的欣喜和热情，如今其实也仍在暗自庆幸：总算没有选择据说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修身对我们来讲已经足够了。 　　记得那个时候有年冬天，小青每天清早就从西直门挤车赶到柏林寺那边的北图分馆去读线装书。柏林寺的阅读室里有几只取暖的大火炉，午饭就在随身带来的饭盒里，放在火炉上随时温热充饥。直到夕阳落到大庙的红墙後面，这才开始收拾东西回家。 　　一天傍晚，小青回到家里，喜笑颜开地对我说：今天可是读到一本好书。问她是本什么书，她对我讲：是艾儒略（Giulios Aleni，1582-1649）明天启三年（一六二三年）撰写的《职方外纪》。 　　问她里面讲了些什么？小青得意地拿出笔记，选出一段念给我听：“以西把尼亚。欧罗巴之极西曰以西把尼亚，南起三十五度，北至四十度，东起六度，西至十八度，周一万二千五百里，疆域遍跨他国。世称天下相连一处者，中国为冠；若分散于他域者，以西把尼亚为冠。以西把尼亚本地三面环海，一面临山。山曰北勒搦何，产骏马、五金、丝棉、细绒、白糖之属。国人极好学，有共学在撒辣蔓加与亚而加辣二所，远近学者聚焉，高人辈出，著作甚富，而陡禄日亚与天文之学尤精。古一名贤曰多斯达笃者，居俾斯玻之位，著书最多，寿仅五旬有二，所著书籍就始生至卒计之，每日当得三十六章，每章二千馀言，尽属奥理。后人绘彼像，两手各持一笔，章其勤敏也。……” 　　念罢，两人自是高兴，但又不免黯然：已经三百多年过去，我们对西班牙的所知，距离艾儒略当年的描绘到底有多大的差别？ 　　于是我们商定：若是有朝一日得了机会，定要到西班牙去看个究竟，看看“一曰多来多城，在山之巅，取山下之水……”；看看“一曰西未利亚，近地中海，为亚墨利加诸舶所聚金银如土……”；还要去看看“以西把尼亚有三奇：有一桥，万羊牧其上；有一桥，水流其上；有一城，以火石为城池。……” 　　话虽如此说，心中只当是梦中戏语，人生凭空哪里会有这等好事？ 　　不想三十年过去，这样的机会终于有了。今年的五月，我们恣意行走在西班牙。行前，小青特意到哈佛燕京图书馆，影印出《职方外纪》里面记载西班牙的章节；归来，我们得意于艾儒略当初栩栩描述的胜景至今犹在，当然，还有他三百多年前无法领略的种种风情。 　　更加令人不免得意的是：由此而自审，和三十年前相比，我们对功名的企图心仍然不大，对世界的好奇心依旧不小。 　　既是上天待我等不薄，那又何不顺手写下所观所感，算是留下浅近的梦痕？ 二ＯＯ七年五月月三十一日，维一识于二闲堂。

老皮皮鲁

我代我哥留个印记，可是我哥根本就没考上大学，生活的负担让他根本没有时间来上网（我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用电脑），他们那代人真可怜，虽然好学却根本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我清楚的记得我哥为了去高考，在高考前让读小学2年级的我教了他几天拼音，后来没能考上只有去当了工人，在后来他下岗了，只好做点小生意糊口。

真的，那代人虽然一部分成了社会精英，但绝大部分人是这个年代日子过得最苦的人。

老木匠

这个帖子如何成了一个号召贴了？俺并没有这个意思呀!

既然如此，先贴一个自己的回忆——过去发过的，但是把时间记错了，上海那一年的高考是在12月，几号？那天和几个同学回忆了一阵子，也想不起来。 

那一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和最要好的几个中学同学在一起庆祝我们的21周岁生日——应该庆祝的20周岁，因为适逢国丧，禁止娱乐活动，所以只好延到21周岁。

那天晚上我们在外滩的东风饭店，我花了半个月的工资请客。酒足饭饱之后，又一起到“东宫”（沪东工人文化宫）看“革命杂技”。深夜在回家的路上，我终于决定要去报名参加高考。

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当年的7、8月份就已经传开了，我们中有一个同学早就开始复习，也力劝我一起参加。可是我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

在当时社会上，“知识分子”绝对是一个比不上“工人阶级”响亮的称呼；另外，大学毕业生48元5角的工资，实在比我们当时满师所挣的36元、以及在这4年里可以看得到增加的工资并不具有什么诱惑力，因此尽管我们这些同学都是当年中学里成绩最优秀的，可是绝大多数对高考都不感兴趣。

不过就在这9月头上，我出了一个坠落事故，差点摔死，在这生日的夜晚，感觉自己所在的集体所有制单位实在工作太危险，还是改换一下比较好。

决心下了以后，从第二天开始就把家里过去哥哥姐姐的老课本（自己的课本早就扔掉了）拿出来，每天晚上花4、5个小时做数学题目。没有为了参加高考请过一天假。

报名以前，我所在的局为了防止过多的报名，自行组织了一次测试。记得那次测试的成绩挺不错，增强了信心。不过11月份就要考试了，自己觉得从来没有学过的物理、化学实在是来不及了，还是报考相对容易的文科算了。从此“一失足遗成千古恨”。

上海那年高考似乎是在11月10日开始，记得到考场的时候，门口有大批的围观市民在那里对进入考场的人品头论足。两天考下来，数学、史地都考得很得意，尤其是在回来的公共汽车上，好多人在打听“我国最近发现的大油田”那个题目，只有我是答出了“华北油田”，不由心中窃喜。考完后就去看了一场电影《女跳水队员》。

77年高考仍然沿袭了60年代以来的传统，高考成绩是不公布的。所以一直等到录取通知下来，才真正松了口气。

那一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和最要好的几个中学同学在一起庆祝我们的21周岁生日——应该庆祝的20周岁，因为适逢国丧，禁止娱乐活动，所以只好延到21周岁。

那天晚上我们在外滩的东风饭店，我花了半个月的工资请客。酒足饭饱之后，又一起到“东宫”（沪东工人文化宫）看“革命杂技”。深夜在回家的路上，我终于决定要去报名参加高考。

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当年的7、8月份就已经传开了，我们中有一个同学早就开始复习，也力劝我一起参加。可是我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

在当时社会上，“知识分子”绝对是一个比不上“工人阶级”响亮的称呼；另外，大学毕业生48元5角的工资，实在比我们当时满师所挣的36元、以及在这4年里可以看得到增加的工资并不具有什么诱惑力，因此尽管我们这些同学都是当年中学里成绩最优秀的，可是绝大多数对高考都不感兴趣。

不过就在这9月头上，我出了一个坠落事故，差点摔死，在这生日的夜晚，感觉自己所在的集体所有制单位实在工作太危险，还是改换一下比较好。

决心下了以后，从第二天开始就把家里过去哥哥姐姐的老课本（自己的课本早就扔掉了）拿出来，每天晚上花4、5个小时做数学题目。没有为了参加高考请过一天假。

报名以前，我所在的局为了防止过多的报名，自行组织了一次测试。记得那次测试的成绩挺不错，增强了信心。不过11月份就要考试了，自己觉得从来没有学过的物理、化学实在是来不及了，还是报考相对容易的文科算了。从此“一失足遗成千古恨”。

上海那年高考似乎是在11月10日开始，记得到考场的时候，门口有大批的围观市民在那里对进入考场的人品头论足。两天考下来，数学、史地都考得很得意，尤其是在回来的公共汽车上，好多人在打听“我国最近发现的大油田”那个题目，只有我是答出了“华北油田”，不由心中窃喜。考完后就去看了一场电影《女跳水队员》。

77年高考仍然沿袭了60年代以来的传统，高考成绩是不公布的。所以一直等到录取通知下来，才真正松了口气。

老木匠

30年过去，真有必要反思一下当年高考的恢复。

现在我们都知道是邓大人坚持77年就立即恢复高考，这在当时的小道消息也是这样传的。

仔细想想，这真是一石多鸟的政治谋略。实际上这是在“两个凡是”——尽管当时没有提，但在正式文件上明白写着文化大革命还要七、八年搞一次的——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同时又使这位大人获得了一大批潜在精英分子的衷心拥护与支持。尤其是到了78年的高考，大人还坚持大大放宽家庭成分限制，更是使读书人感激泣零。

被这样高度政治策略化的恢复高考政策，在大人获得广泛支持、进而得逞其志、执掌大权后，就不再被大人重视了。他要忙着摸着石头规划大局蓝图，这等小事就赋予了一批从纷纷从牛棚、干校杀回权力岗位的人士了。而这批人士也忙着全面否定文革、抓批三种人等等的要务，对于高考以及高教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这是一个极端崇尚辩证法的时代：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所有的事物都是一个核桃两半分，错误的反面，肯定就是正确。既然文革是错误了，那么来个兜底翻，凡是文革批判的都是正确的，都要恢复之。另外这又是一个极端崇尚科学的时代，科学就是真理，实践已经证明了，还容他人置喙？任何问题都只有一个正确的标准的答案，因为这是科学的解释！

于是高考恢复成为标准答案之辨。从小学开始的一切文化学习，都被纳入到这个体系：设置标准答案、灌输标准答案、考核标准答案。终于成为标准的教育指挥棒。

30年过去，这根指挥棒下的中国教育，已经成为标准化的“套路”教育。主管教育的一茬又一茬官员，从来没有人愿意费神去想一想，除了参加高考，读书还有没有其他的意义？对于一个10亿人口的贫穷大国，注定不可能把所有的学生都纳入高等教育的校园，也不可能养活这么多的学究，那么对于绝大多数少年人来说，陪太子读书有什么意义？即使是能够通过高考的幸运儿，他满脑子的标准答案究竟于国计民生、自我谋生何益？

民国时代是一个战乱的时代，经常有“某某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之说，不过30多年当中，还是出了不少到了共和国时代依然被称为“大师”的学者。而有的从防空洞及棚屋大学里毕业出来的学生在海外读了研究生后，终于获得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获得过诺贝尔奖。

共和国是20世纪中国难得的和平局面，尽管内斗很多，终于安静的书桌也放到了30年的时间。可是这30年里毕业出去的学生，即使也到了海外读过了研究生，好像还看不到有得大奖的前景。在国内“没有大师”却成为总理的焦虑，越过了他的部长来直接问责大学校长。

30年了，人要“而立”，高考是否也“而立”了？

自觉的梦游人

先把只篮子，容我慢慢写来，不过肯定不是为了春光的话题。

采采

替我父亲记一笔

父亲的舅舅是一个优秀的船舶工程师，但很年轻便死于日军炸弹之下，他听着舅舅的故事长大，便一心想考交大船舶系。父亲成绩优异，照理说没有考不进的道理，可是他是58年的毕业生，而我的爷爷是历史反革命，奶奶是右派，因此毕业生履历表上老师给添了一笔：家庭成份XXX。他连考三年，没有学校敢收，终于放弃--因为家里还有五个弟妹，爷爷奶奶都给关起来了，他必须担起养家的责任。

多年后，我也成了当年在父亲履历表上添了那一笔的老师的学生，他得知我父亲是谁之后，亲自跑到我家里来向我父亲道歉--现在父亲每次回国都会去拜访他，上次回国还替他操办了九十大寿（当然是学生版的）。

回到高考，恢复高考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他要去参加考试，厂里死活不放他的档案。于是时隔二十年，父亲又失去一次上大学的机会。78年，我母亲，一个相当泼辣也能煮一手好菜的女子，请了父亲的厂长和书记来家里吃饭。酒过三巡，母亲提起让父亲读书的事，厂长和书记说：我们少了他不行。母亲事先做了一番功课，知道78年上海业余工大开始招生，就说：你们至少可以让他半脱产读书吧！厂长和书记想了想说：那好，反正我们不放档案，他就是读了也得回来。

我母亲到现在还在后悔自己太草率地将父亲塞到业余工大去，不过父亲老是说那都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他经历的运动太多，受过的冲击太多，变得胆小如鼠，什么事都不敢与上级顶撞，其实当时他如果直接去考研究生的话，根本不需要厂里的档案。

不过不管怎么说父亲在三十八岁高龄终于坐进了大学课堂，虽然学的不是他梦想的船舶制造，但毕竟真的是大学生了。对了，父亲的户口本上一直写着是大学生，因为他在五八年的确上过一年民办大学，当时只有那间由解放军卫生学校改编的医科大学敢收他，学校位于甘肃的荒岭，上一个星期课，开三个星期荒，十个月之后索性解散，父亲再赶回上海参加59年的高考。

我小时候好几次骄傲地在作文里写道：我和父亲同一天毕业：我小学毕业，父亲大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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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雅萍

采采的父亲是一位值得骄傲的父亲。[em22][em23]

maychang

我在77年参加了刚刚恢复的高考，不过我并不想谈我自己，倒是想谈点别人的事。

有个同学，聪明绝顶，功课一流，就是出身不行。他考了内蒙古自治区文科第一名，并且数学拿了满分（这里解释一下，那年是各省市自行出题，所以各省市之间无法比较）。他报的志愿是内蒙古大学中文系，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为此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开了常委扩大会（为一个考生开自治区常委扩大会，也算世界记录）。录取不录取？这是个问题。不录取吧，本区第一名，第一名不录取，你可考的什么？录取吧，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因言获罪，还在监狱里。常委扩大会决定：不能取到中文系，录取到数学系，理由是他数学考了满分。偏偏这个主儿虽然数学考了满分，却不想学数学，坚决不同意。

最后双方达成折中：录取到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呜呼！

童志刚

“新三届”杂感

[《楚天都市报》以“新三届”为总标题，请77、78、79三年考入大学的人写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是叙述经历和感受。我应邀写了此文。时在1998年9月。]

作为一个群体，“新三届”无疑要比“老三届”复杂得多。“新三届”与后来各届大学生本质上的最大不同——这也是“新三届”之所以“特殊”的根本原因——就是：它是由身份有着很大差异的两部分人构成的：一部分是来自学校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另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知青、工厂的工人、部队的军人、机关的干部甚至城镇的待业青年。后者或多或少的社会实践经验及其丰富的阅读经历，再加上人数上的相对优势，决定了他们在“新三届“中的主导地位。所以现在大家谈论“新三届”时，把后者作为主要对象那是很自然也很必然的。

我是属于“新三届”中从校门到校门的那批人中间的一个，所以说到“求学经历”之类的话题，我们这批人几乎无话可谈。虽然我们也花了许多时间学工、学农、学军以及参加各种各样的大批判，但毕竟是在学校里，如果你愿意，读书（有用没用另说）总归是你的“正业”，社会实践经验则约等于没有，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就更谈不上了。我们的求学之路可以说是很窄很单调，但绝对说不上是坎坷。与我们的哥哥姐姐们相比，他们的不幸是把青春的最好时光浪费在无效的或者成效甚微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上了。除了肉体上的重压，他们更需忍受精神上的巨大痛苦。而我们的不幸则是，在我们上学读书的十年（1968—1978）里，所有的名著无论是文学的还是哲学、历史、经济的，都在遭到严厉批判之后被销毁或者封存了。所以我们这批人所能做的就是在“帮八股”里摸爬该打。“十七年”的教育固然也有其缺憾，但比起后来的文革十年，已经是天差地别了。从荒废的角度上说，哥哥姐姐们被荒废了十年，我们也被荒废了十年。

那十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无书可读，或者严格地说是没有好书可读。我从有能力读书之日起，便开始了找书和借书的艰苦历程。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翻我们家堆放杂物的阁楼，因为曾经在那里找到过几本《儿童时代》和一本连环画《孙安动本》（我记得是这么几个音节，不知道对不对），这使我对阁楼充满了幻想，总希望在那里能有新的发现。后来姐姐说：别翻了，早都烧光了。到了1975年前后，好像各方面管得不那么严了，一些人偷偷地把家里残存的旧书拿出来摆摊出租，我便每天下午从我们住的矿区走7里路到市里一个没有花草的公园去，直到把那里摊子上的旧书一一看完为止。那时候读书主要靠“借”，但从图书馆里只能借到《艳阳天》《铁旋风》《新来的小石柱》之类，想看点“封资修”的东西就得去求有“根底”的哥哥姐姐们了。但因为怕我们少不更事走漏风声，所以借书之路上也就写满了一个求知少年的苦辣辛酸……这也是上大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几乎无法与兄辈同学们正常对话的原因之一——他们能从《神曲》、《失乐园》说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从柏拉图、丹纳说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而我们能说的，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便只有《雷锋之歌》、《牛田洋》、《春潮急》了。巨大的反差逼使我们不得不日夜苦读。大学四年，他们要做的是追回青春，我们要做的是追上他们。

幸与不幸总是比较而言，跟后来的大学生相比，我们这些忝列“新三届”之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最大的幸运是，竟然能够与那些本来完全可以做我们的老师的兄辈们成为同学，与他们一起上课，一起讨论，而且后来竟然还能跟他们一起拿着同样的学位证同时毕业——这样的经历相信后来人是不会再有了。可以说，我们这批人的真正意义上的“求学之路”，是从1978年秋走进大学之门那一刻才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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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雅萍

老童大哥拿以前的应景的东东交作业，不能给高分，重做的说。

还有不交卷子的，什么时候作完？

[e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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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

幸与不幸总是比较而言，跟后来的大学生相比，我们这些忝列“新三届”之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最大的幸运是，竟然能够与那些本来完全可以做我们的老师的兄辈们成为同学，与他们一起上课，一起讨论，而且后来竟然还能跟他们一起拿着同样的学位证同时毕业——这样的经历相信后来人是不会再有了。可以说，我们这批人的真正意义上的“求学之路”，是从1978年秋走进大学之门那一刻才开始的。

————这个俺也赞同的说。尽管俺不是直接高中考的，作为一个7字头中学毕业生，在这样的年级里受到的教育熏陶难以语言概括。

童志刚

1977年的高考实在特殊，年底考试，第二年3月才入学，结果，这些人本科才读了不到三年半就毕业了？由于考试时间的特殊，造成了77级的大学生里其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被录取的，要么是已经毕业近半年，其中不少还已经换上了知青的行头，要么是还在等待毕业的在校高三的学生。这恐怕是教育史上少见的情况（战争年代或许也有吧？）。

78级的学生也很特殊。我觉得一个特殊情况是：我的同学（我是78级的）里有人是77年被录取却自己放弃了的，而且人数还不少，可能有1/6的比例，我们寝室6个人就有2个是这样的。他们的原因是，觉得77年录取他们的学校或专业不理想，当然也是对自己的能力和接下去的政策很有信心的表现。后来很长时间的政策是，如果你被录取而拒绝入学，三年内是不许再参加高考的。

77年，我作为在校的高三学生参加过那场考试，现在回想起来，整个是晕了2天。虽然题目在今天看来是突出地简单，却几乎做不出什么来，结果也是，我们辽源矿务局8所中学，没有一个人被录取，包括我的那个第二年考上北大的厉害同学。77年有个政策不好，就是不通知分数，不知道其他省份是不是这样的政策？

老木匠

各地有所不同，77级上海是在1978年的2月底入学的。

77级确实几乎没有77年毕业的高中生，好像上海等地在恢复高考的文件下达后都立即将77届高中生延长一年学制，78年毕业参加高考。

77级的录取工作完全是1965年的模式，不公布成绩，注重政审家庭出身，这导致相当多的人没有能够录取。另外一个情况是，很多高校来不及恢复招生，是在高考后才补充到录取学校来的，从落榜生中招了一批人，发了通知，但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当时允许参加下一次高考。

77年的高考各地分头进行，考题水平各个不同。印象里上海文科卷的数学实在简单得可以，史地卷稍微复杂一点，语文才两部分：前面是10题文言文解释字词，才10分，后面90分是作文，两个题目，一个是驳知识越多越反动，一个是记身边的新人新事。政治考的什么完全不记得了。

李兆苗

继续梦游，拖延答卷。

但是嘴还是要插的。入学后发现，我是最小的之一，虽然下面还有几个76届的垫底，但我因为入学时有小姨“押送”，还托付给几个同寝室的同学，木匠就很得意地率先做起了哥哥，其实他也是同寝室里小字辈的。后来发现，在政教系，还有中学里的老师金润圭，记得他是在我中学俩年纪的时候从农场上调到学校来的，那是农场青年回城都很激动，我就记得他在学校欢迎大会上说“我是教育战线的心病”云云。不曾想几年以后还变成了同学。（金老师后来在师大也是一个了得的风云人物）。79年研究生考试恢复，我又看到了方智范老师，他考的是古籍。

对于我的同学，我从心里感激，因为这些都是名副其实的学长，不仅年龄长我整整一轮，更在为人和学识成为我们这些小弟弟的师范。

高考作文，我做的是“批判知识越多越反动”，因为复习时，邻居有亲戚在负担，拿来了复旦编印的复习资料，里面又有一个作文复习题目，唤作“批判四人帮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反动观点”，正好我认真写过。考试时就觉得老天开眼，出了这样巧的题目，立即选了这个题目，手一路颤抖着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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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志刚

“不仅年龄长我整整一甲”？一轮？

李兆苗

以下是引用童志刚在2007-06-21 03:04:40的发言：
“不仅年龄长我整整一甲”？一轮？

啊呀！，写错了，就去改，谢谢老童。

 

pommy

以下是引用老皮皮鲁在2007-06-15 17:45:14的发言：

我代我哥留个印记，可是我哥根本就没考上大学，生活的负担让他根本没有时间来上网（我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用电脑），他们那代人真可怜，虽然好学却根本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我清楚的记得我哥为了去高考，在高考前让读小学2年级的我教了他几天拼音，后来没能考上只有去当了工人，在后来他下岗了，只好做点小生意糊口。

真的，那代人虽然一部分成了社会精英，但绝大部分人是这个年代日子过得最苦的人。

有多少人给耽误了？

我是八零的，本来没我什么事，来敲个边鼓凑个热闹。

我们上山下乡没轮上，它就寿终正寝了；正准备上高中呢，第一届高考开始了，77、78、79有点像连滚带爬地赶上了高考，自我们开始是从容地迎接高考，说来我们可能是最幸运的，进了大学不仅不拿学费，还有助学金（区别仅仅是多与少的问题）呢，毕业了还包分配。

看了《蹉跎岁月》等反映知青的电影和电视，我们没怎么吃苦，真的，我认为是大我们一些的GG和JJ们代我们咽下了，可很多我们的同龄人无此感受。

老木匠

许纪霖：知识导向与社会公正——恢复高考三十年的省思 
 
● 许纪霖 

    一
    
    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是特别值得纪念的，因为恢复高考不仅对教育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我个人而言也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我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恢复高考便成为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文革”中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艰苦劳动，是体力而非知识发挥了主导的作用。所以，人们看不到任何希望和前途。“文革”后期，整个社会的革命理想主义激情已经开始衰退，人们也纷纷开始考虑国家和自己的前途。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社会现代化最重要的动力是知识，而不是革命的乌托邦精神，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现代眼光的。因此，“文革”之后，他果断地选择了以恢复高考作为改革突破口，带动了整个社会的由乱而治。 
    其实，高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才选拔制度，更是一个通过选拔社会精英来规范整个社会发展取向的社会制度。“文革”中高考被废止，人才出现严重断层，期间虽然也选拔工农兵进入大学学习，但录取的标准却是政治成分，而不是知识取向，这样，便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的严重下滑，甚至还一度出现了“白卷英雄”张铁生考入大学的荒谬事件。在革命的政治标准的导向下，全社会都拼命去赢得政治，而不是努力学习知识。因为只要在政治上红了，哪怕不具备任何专业知识，也照样可以成为社会的精英人物。1977年恢复高考，其实质是重新以知识取向来规范和引导社会，选拔社会精英人才，这在20世纪中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整个近现代历史中，有两个事件至关重要。一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清廷一纸诏书废除了维系整个封建王朝政治统治的科举考试，使中国整个社会产生了急剧的分化，特别是传统士绅逐步分化，游离于体制之外，以至引发了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第二个事件便是1977年恢复高考，恢复高考使中国现代化得以重新起步，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格局，它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命运，也关涉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毫无疑问，高考的恢复，确立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和知识在国家中的地位，开启了以知识作为社会发展核心动力的现代化进程。就此而言，我们无论怎样强调恢复高考的意义，都并不为过。 
    “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于1977年底举行，1978年2月正式入学。我对参加高考的经历，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母亲支内在重庆的一个工厂工作，我正好去探亲，在归途的船上，从广播中听到了恢复高考的重大新闻。我的心情无比激动，觉得前途豁然开朗。其实，我读书一直是比较好的，即使在农村劳动三年，也并没有放弃读书，这倒并非是为个人前途做准备，而是觉得读书是那时唯一的乐趣。我回到上海后就进入了紧张的复习，实际上也并不怎么紧张，因为虽然没有读完高中，但平时基础一直比较好。我们当时面临的竞争对手主要是老三届的学生，他们学得比我们扎实，但我们比他们年轻。后来，经过几天的高考，终于梦想成真，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 
    恢复高考对社会发展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这一作用可以用“解放”两个字来概括，也就是把个人解放出来，把精英解放出来，把国家从僵化的体制中解放出来。高考用知识取向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准，知识就是最大的生产力。恢复高考之初的三年竞争非常激烈，录取率分别只有4.8％、6.6％和5.9％，再加上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尊重，所以当时大学生的社会地位是神圣而崇高的，其受尊重的程度远远超过今天的博士生。恢复高考激发了一代人的热情，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为国家建设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总之，所以1977年的恢复高考不仅建立起了招生、教育和就业等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而且也是中国教育乃至社会发展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为。
    
    二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系统的扩张，统一的高考制度遭受了社会各界的批评和质疑，高考也在非议中经历了由统一趋向多元的变革。恢复高考后的30年，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前15年和后15年。如果说前15年高考起到了解放思想、以考促学的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在后15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它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其实，高考的弊端并非后来始有，而是与考试这一选才方式相伴而生的，只是在恢复高考伊始我们更多体会到的是它的解放作用。在今天，现代化已经不只是依靠知识的量的堆积便能实现的，而更需要创新才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创新才是社会快速发展的核心要素，而创新又具体体现为知识的创新。对于知识的创新，也就是如何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问题，高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高考考什么，以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取人，年轻的精英就会往哪个方向努力，从而变会影响整个文化的风气。就这一目标而言，我们发现，今天高考的整个制度，乃至具体的考试内容、方法和形式，都与创新型社会的内在要求相距甚远。最关键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高考的应试化。表面看来，今天高考的很多题目和方式比过去要科学的多，但客观题的分量则越来越大，无形中将学生的思维强行纳入一个统一和标准化的模式里面，这对创造性思维的发挥是很不利的。高考恢复之初，考试题目虽然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但大多为主观题，学生拥有相对自由发挥的空间，对考查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有积极意义。但现在的高考题目，客观的成份越来越强，使考试内容和方法变成了检阅学生是否合格的工具，忽略了对创新能力的考查。在外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考试竞争使高考变成了评价学生知识是否合格的精致化考试。这样，高考强烈的指挥棒作用就造成了从幼儿园到高中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应试化倾向。 
    尽管我们的教育领域进行了诸多的改革，强调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但却依然无法扭转应试教育的大趋势。虽然高等教育经历了大规模的扩招，但招生录取依然是以知识取人。要竞争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的入学机会，要在标准化的考试制度下脱颖而出，就必须对知识进行非常精致化的掌握和钻研，所以今天就形成一个精致化的应试教育考试方式。归根到底，高考是为高等学校选拔人才的，这种精致化的考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的严重脱节。大学的目标是培养适应世界潮流的创新人才，而创新人才除了需要扎实的知识基础之外，还需要创新精神和个性品格。而现实却并非如此，高考并非围绕创新来选拔学生，而是以维护公平作为第一要务。 
    为什么高考导致了应试教育，遭受了那么多批评，甚至从教育官员到中学教师再到学生和家长都认为高考制度不合理，但却一直难以废除呢？这确实值得认真反思。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高考在中国目前承担了一个非教育的使命：维护社会公平。从考试形式而言，高考是目前为止形式最公平的考试制度，“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问出身、不问金钱，唯有分数决定成败，这给许多底层、特别是农村来的读书人带来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这一传统源自于古代的科举制度。尽管大家明明知道这个制度具有很多的不合理之处，但是社会民众和舆论却有不断强化它的趋势，说到底是因为高考制度维系了社会公正的原则，具有形式公正的合理性。在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下，高考赋予了每个人平等的竞争机会，维护了人们平等接受教育的公正原则，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可以说，除了考试的方式，我们现在还找不到其他的方式来代替高考，所以高考这种客观化的考试方式也许是最让底层老百姓觉得放心的一个制度。换作其他任何一种方式，都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就此而言，高考绝不仅仅具有纯粹的知识功能，而且还扮演着维护社会公正的角色。正因为高考起着维护社会公正的作用，因此其考试模式还具有日益强化的趋势，并且还从高考蔓延到了研究生考试。今年在教育学、历史学和数学三个学科试行全国统一的研究生考试改革，使研究生考试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高考。这样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来自社会底层、特别是内地学生的赞同，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分数来与城市的学生进行平等的竞争。当然这是另一问题，恕不详述。
    
    三
    
    众所周知，2006年复旦和交大的自主招生改革是高考改革的有益尝试。两校主要以面试成绩而不是文化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依据，这代表了高考制度另外一种方式。对于这次改革尝试，我的个人态度是矛盾的。首先我赞成这个富有意义的改革，因为这一招生方式并非中国首创，发达国家的大学招生考试的主流基本如此，其实质不是挑选考试机器，而是选拔全面发展、有创新能力的学生，这与欧美国家大学博雅教育的目标是吻合的。所以我非常赞同改革的方向，但对具体的做法如何更加完善还可以再研究讨论。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改革目前还不适合在全国推广，而只适合在少数大城市中试行。 
    我认为，中国的高考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应该是多元化的，至少要两条腿走路，一是继续实行原来客观化的考核方式；二是在经济发达、条件成熟的大城市实行自主招生改革。之所以要两条腿走路，是因为改革会涉及到教育和社会公平的问题。如果按照知识的合理原则，那么30年前的那套高考选拔方式，应该废除了，因为这套制度只是培养考试机器，在选拔导向上是有问题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采用选拔具有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人才的制度，必须具备很多客观条件。比如在城乡差别还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就会影响到考试选拔的公平性。如果以客观化的书本知识来选拔人才，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地的考生还是相对公平的，正如科举时代一样，农村学生只要发愤苦读，仍然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如果要以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来选拔学生的话，城乡之间与沿海和内地之间的不公平就会凸显出来。若要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中脱颖而出，必定需要很高的成本。要考查学生的艺术修养，譬如是否会弹钢琴，是否有广博的人文及科技知识，这取决于几个条件：一是考生是否具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二是家庭是否能够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第三是考生所生活的城市是否可以提供发展的空间。譬如要考炒股的问题，那么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考生就有垄断性的优势，因为他的父母可能就在炒股；然而西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西部农村的考生虽然可能是很好的读书种子，但因为周围生活的环境中没有一个人炒股，所以这对他而言是很不公平的。 
    总之，从我们目前的国情来看，只能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坚持传统的统一考试的形式，另一方面适当地扩大像复旦交大这种自主招生的模式，但也只能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大城市适当推广。同时，自主招生的比例也不能太高，最多不能超过学校招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否则会造成严重的不公平。
    
    四
    
    公正可以分为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两者之间是有内在张力的，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难以同时兼顾。所以在现代社会中，首先要满足形式的公正，这也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个制度除了形式公正之外，还要符合更高的实质公正的原则。就高考而言，虽然它的形式是很公正的，但却很难说做到了实质公正，还存在很多实质不公的问题。交大、复旦的自主招生改革就是要达到实质公正的目的，这与大学培养人才的理念是符合的，也就是使学生在素质和能力面前人人平等。同样的选拔方式，在美国和香港等地完全可以做得很好，因为他们的社会发展和地区差异没有我们这么大。而在中国实行就可能会问题百出，因为我们的差异实在是太大，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相互纠葛在一起，很难保证各地的学生会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 
    美国的大学招生主要是种族间入学机会平等的问题，所以他们依照补偿原则，通过“肯定性行动计划”来解决少数族裔的入学问题。中国的族群问题并不突出，因为少数民族人口较少，高考中通过加分的形式对他们给予补偿。所以在高考中给少数民族学生补偿，实行加分政策。中国更大的问题来自阶层的差异，地区的差异，城乡的差异，如果按照美国补偿的方式来做，那么如何补偿，将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当然，这里牵涉到很多的因素，社会信用制度不完善就是其中之一。在现有的信用制度下，很难说农民一定是贫困的，即使他是农民，但他非常有商业头脑，并已经发家致富了，但其出身却还是农民。而在国外则不同，他们的收入非常透明，信用制度健全，富人没法冒充穷人。总之，如果中国要执行美国的弱势补偿原则，恐怕目前还难以做到，而且各种配套改革措施都难以跟上。 
    其实，中国现在问题是剪刀差，越是富裕的地区，其高考名额分配也多，越是贫困的地区高考名额反而是弱势，从某种意义来看，它的实质是贫困在补偿富裕，落后在补偿发达。这一不正常的现象是需要改变的。这就需要对高校的招生比例进行某种调节，但如何调节还涉及到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大学产权不明确，比如说复旦大学，它是国立大学，产权归国家所有，但另一方面，因为是“985”工程院校，有一部分经费来自上海市，其教师的收入也有相当部分来自上海市财政。那么，既然地方投资办学，就必然会要求得到某种形式的回报，所以就会在招生中有所体现。当然北大清华是一个例外，北大清华没要北京的钱，但是在北京却招生这么多，当然北京的生源比较好，这也符合两校的招收高素质学生的要求，这是一种所谓的实质合理性。但如果按照公平的补偿原则，这样的招生就是不合理的。北大和清华用的是全国纳税人的钱，按理来说是纳税越多的地区，招生名额也应越多。科举时代科名的分配就是依照赋税来分配名额的，就是后来的庚款留学的名额分配也大体如此。出资方应该得到更大的利益和回报，这也是招生名额分配的一种合理性。如果像中国政法大学那样按照人口比例招生，显然得益的是中部地区的人口大省山东、河南等，而西部地区反而更吃亏，因为西部人口基数少。假设中国政法大学在宁夏原来的招生计划有10个，但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来招生，可能连10个也达不到，所以按人口比例招生对西部地区很不公平。中国的问题很难找到圆满的答案，总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缺失，但我们还是应鼓励高校进行各种合理性的试验，在改革中总结经验，以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所以从这点来说，中国的地区差异问题的确非常复杂，我们不能用一种合理性来抹煞另一种合理性，在几种合理性之间需要恰当的平衡。大学的所谓创新型人才要求，是一个合理性；富裕地区，因为纳税多，所以名额分配多一些，这也是一个合理性；贫困地区需要照顾弱势群体的补偿原则，也是一个合理性。关键是如何来协调这几种合理性，这也是我们在操作中遇到了一个难题。实际上，当前许多公共政策的制订和实施都要面临这一问题，而在纷繁复杂的矛盾背后实际上存在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就是对社会公正的理论分析。我们的公共政策之所以在各种合理性的冲突下随社会舆论及长官意志的左右摇摆而相互矛盾，就是缺乏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和回答。面对各种各样的合理性，究竟哪种合理性是优先的，哪种是次优先的，我们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支持。当年美国在肯尼迪总统时期，实行平权法案，遭到的社会阻力也非常大，在大学入学中对黑人的少数族裔实行优惠政策，就遇到了很多质疑，为什么成绩差的黑人学生进入了大学而成绩相对较好的白人学生则遭到拒绝？凭什么黑人小孩要到白人的贵族学校来读书？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哈佛大学的罗尔斯教授在《正义论》中就全面论证这一问题。他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至于如何来安排社会正义，他提供了一个理论，在机会均等的原则之上，从照顾弱势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补偿原则，以追求“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的正义论是一套非常复杂精致的理论体系，它不仅为美国各种各样的社会公正奠定了一个哲学基础，并且在很多领域还被制度化了。 
    然而，中国的情况比美国更为复杂，但如何从制度上来安排，以协调因地区差异而带来的巨大的冲突，我们还缺乏一个全局的整体的思考，缺乏一个让大家信服的理由。这不仅仅是一个对策性的问题，同时也是公共政策伦理背后的正当性问题。高考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公共政策，如何改革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正义理论，而现在我们缺乏理论工作者来论证这一问题，工作做得还不够。我们的改革和研究过多地停留在对策层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也是造成今天改革比较混乱的一个原因。所以，如何平衡高考改革中的各种合理性，这不仅是一个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整个社会对公正概念及原则的一种理性选择。 
    高考改革的策略，应在确定核心原则的基础上，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宏观调控下，允许若干大学进行各种自主招生模式的改革，探索招考制度的最佳模式。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一刀切，因为地区差异、阶层差异等问题使得改革至为复杂，任何完美的方案，如果实行一刀切，结果肯定是一塌糊涂、漏洞百出。所以我从来不赞成一刀切的方案，中国没有一个一劳永逸，可以包治百病的模式，在我们这样一个如此多元的国家，应该允许多元的高考模式存在。高考改革需要大胆地试验，谨慎地推广，特别是改革试点应该循序渐进地推开。而现实的改革则刚好相反，可谓是“小心试验、大胆推广”，教育行政部门一道行政命令下来，在没有各方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全面推开，改革的善良的愿望，就很可能变成了行政长官的意志。
    
    （原载《招生考试研究》2007年第2期，本文的完成得到了李立峰博士的协助，谨致谢意）
    作者简介：许纪霖，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 

菜农

77年下半年，突然回复高考的消息传到我们农村，我家里的二叔和一些教我们的老师，积极复习，准备高考，但是他们的基础实在太差，都来找我父亲补课，补也补不上了，只好硬背一些公式，赶鸭子上架。二叔考了回来和我父亲讲题目，其中一到物理题目，说在斜面上的物体，受到自然重力下滑，要计算一个加速度，由于不告诉物体质量，结果二叔束手无策，父亲根据题目已知条件一解，结果发现质量M可以约去的，一声叹息。

我的二叔和一帮老师全部没有考取，从此开始了悲惨的命运。先是种田，后来买车子搞运输，在进社办厂做供销，后来自己开店，资本不够而失败，只好向他的弟弟学电器修理技术，开一个维修铺，勉强度日。

而三叔在77年读初一，78年参加中考，第一志愿选择中专，当时中专录取通知较晚，所以先进入重点高中读了一个月，中专通知来了，赶紧去上中专，是闵行电机制造学校，毕业出来发觉自己的水平可以考上大学，所以在去交大上自学大学，考试得了专科文凭。

由于三叔电气学得扎实，刻苦钻研，开了电器修理铺，本事大到能修理上海地铁的事故，所以生意兴隆，赚了大钱，基本上没有用文凭，现在别墅买在交大旁边。

恰好三叔的儿子今年高考，昨天得知已经顺利进入交大读书了，了却一桩心愿。

夏加坤

聆听前辈们的故事，向前辈们学习！

泡人

贴一篇，去年写的：

金榜题名时

    1978年3月27日午休过后，我正在车间里干活，工具室的葛师傅来找我，说接到电话，让我去建工学院去取录取通知书。我带着满手油污，站起身来，苦笑着说：
    “葛师傅，您就别逗我了。”
    “怎么逗你？真的！建工学院真来电话了！”葛师傅的态度立刻严肃起来。
    “真的？”我仍然疑惑着。
    “可不真的！我这么大岁数还能骗你？快收拾收拾去吧！”
    我半信半疑地洗了手，不敢跟任何人说，只跟班长请了假。心想，要是假的，就认倒霉。
    乘无轨电车40多分钟，再走一站地才到建工学院。熟悉的灰色罗马式建筑主楼，仍然那么高大雄伟。我曾无数次从它面前走过，却从没进过门。
    进哪个办公室我忘了。只记得一个女老师问：叫什么名？哪个单位的？我说，锅炉厂，叫什么什么。她说，啊，有。将一叠信封略翻了一翻，拣出一个递给我。我接过信封一看，见上面写着：“哈尔滨锅炉厂十九车间×××收”，下款是铅印的红色宋体字：“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我的手有些哆嗦了。
    怎么出的办公室忘了。在走廊里，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录取通知书”几个大字赫然出现在我眼前。顿时，泪水涌满了我的眼眶。
    我把通知书重新装好，小心地揣在内衣的口袋里，出门来到大街上。太阳明亮地照耀着，街上所有的汽车、行人都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走出100多米，我忍不住停下来，伸手从兜里掏出信封，把通知书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的名字——是真的！
    多年以后，读到清朝袁中郎中进士时写的一首诗，头两句是：
    “信当喜极翻愁误，物到难求得尚疑。”
正是我当年的写照。

    1977年我30岁，年底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待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又长了一岁。后来得知，那年考生540万人，实际录取了27万人。其中如我一样大龄的考生中，有一个因高考作文出名的阎阳生，有人大概还能记得。他的作文写的正是，如我们一代青年如何渴望学习的故事。这篇作文读来催人泪下，我把它抄在笔记本上，保存至今。
    要上大学最难的不是考试，而是报名。我从开始就受阻——车间不同意。幸亏我妻子有一个要好的同事的丈夫是厂生产科的，也是个老中专生，很同情我，求他说情，才报上名。直到以后好几年，每年过年我们两口都得去他家送点儿礼，以示感谢。
    复习、体检、考试不必说，单说录取这一段。
    从考完试那天我就天天盼着邮局的来信，总不见。心想，也许会在厂前的布告栏里公布吧，于是，天天上、下班时盯住布告栏看，也没有。直到三月初，报上说，新生上课了，我的心才彻底凉。从报考那天开始，我上班就一声不敢吱（照常上班），这回，更得“夹起尾巴，重新做人”了。
    谁知道天不灭曹！居然有扩招“走读生”的事。所谓走读生，是因为学校住宿条件不够，只得“走读”的新生，其他一切不变。我有幸名列其间。然而至今让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到我这儿，录取通知书变成了自取，弄得我好一顿难受。也许是因为人少，且都是本市的吧。
    至于说到我为什么没被第一批录取，我想大概是因为我年龄大，为了平衡新生年龄，而被挤下来的吧。因为我的分数并不低，比多数正式录取的分数还要高很多。比如我数学得了103分，正式题满分100分,20分的一道加分题，我得了3分。这个成绩很可以了。只是语文差些，仅63分。所以直到现在，我写作文还是跑题。哈哈！

    闲言少叙。我怀揣录取通知书回到车间。头顶的天车仍在轰响，身边的焊花仍在飞溅。而此刻在我看来，那无疑是喜庆的鞭炮，节日的焰火。
    我先向葛师傅报告，说，是真的。她笑着问：“拿什么谢我？”我说：“请你喝酒！”（事实上后来没请）。
    又向班长销假，告以实情。他脸上露出一丝尴尬的笑容——就是他，曾经说我瞧不起工人阶级，不安心工作，走白专道路……
    我重新换上工作服。我知道，我在这里干活的时间不会多于两天了。
    我正低头装配那个我自己设计的齿轮箱，一个老同事走过来，笑着问我：“怎么这么大的事还瞒着？”他是1957年上海交大的毕业生，右派分子，在车间当工人20年了，别人都欺负他，只有我，他觉得还能谈一点儿。
    “不是瞒。我要走了，想最后把这点儿活干完。”
    “走吧，离开这个鬼地方！我早晚也是要走的！”
    我不再说什么，埋头干活，直到下班铃声响起，才飞快地换了衣服。班后会嘛，恕不奉陪了。我要到我妻子下班的道上去迎她，好一块儿上幼儿园接我三岁的女儿。
               2006-01-25        

傻瓜也快乐

高考往事

一

女儿的高考分数下来了，数学考了满分。妹妹得知后说，不错啊，比我当年厉害，我考了99分呢。她的话不由得让我回忆起当年高考的一段往事。

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我和妹妹都投入到了紧张的迎考中。妹妹在农场务农，高考是她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所以压力特别大也更用功。一次她拿来一道数学题问我怎么解，那是一道解析几何题，我简单的讲解了一遍，她没听明白又问。我突然火起，对她喝道：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你这么个笨脑袋怎么考大学……（其实我也是心里替她急）妹妹抹着眼泪走了。不一会儿母亲过来了，把我好好数落了一顿。我再过去教她时，妹妹说什么也不干了，她说从此我不会再问你，我到外面上补习班去。

妹妹去了一个私人补习班，每节课5元，这对每月只有二十几元工资的她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何况为了高考她已请假在家没了收入。在工厂工作的我收入比她多十几块。我悄悄把钱塞给了母亲，就说是家里替她付了。

临近高考，不知是因为太累了休息太少，还是因为太紧张，妹妹病倒了。上吐下泻高烧不退，住进了农场医院。（高考在农场所在地进行）。开考那天，拔掉了输液管，姐姐用车子驮着她，带着冰块、水、药、毛巾毯送到了考场。考试过程中，监考老师不时的递水送毛巾，而我妹妹就拖着虚弱的身体坚持着。考完一门就赶紧到医院继续治疗。

考数学那天，妹妹做完了试题就频频的看表，然后对监考老师说，不对不对，我的表坏了，怎么才过了那么点时间，请告知确切时间。老师一对表，说，没坏啊，是你做题快呢。这时才过了四十几分钟。于是妹妹来回反复的看啊检查啊。老师忍不住对她说，可以了，你还是下场休息吧，这是一份很漂亮的考卷呢。

成绩下来了，99分。妹妹至今耿耿于怀，到底哪里扣了她一分。更加耿耿于怀的是我当年对她的一喝，这耿耿于怀里还带点得意，我这个骂她笨脑袋的人数学考的还不如她……

二

高考考完后妹妹和别人对答案，除了数学她自认不错，其它一点也没把握。对下来很不一样，别人就对她说“你错了你错了”。妹妹回家后就天天哭。她从小就是个哭包，一点小事都要哭上一阵，这下就更有理由哭了。我们也由着她去，不理她。哭声惊动了邻居于阿姨，于阿姨实在忍不住就问她，你哭什么啊？她回答，我高考考砸了呀，我离不开农场了，我回不了家了，呜呜呜……于阿姨说，通知下来了吗？没下来，那你哭什么，等通知出来确定你进不了大学了哭也来得及。妹妹想，也对啊，这么哭要哭多少天啊。哭声终于止住了。

通知下来了，妹妹考了农场第一，进了大学后知道，她还考了系里第一。此事成了我们家里饭桌上保留的笑话……

三

当年大学录取单下来后，马路上经常有报喜的队伍，敲锣打鼓的很热闹。那时能进入大学是件很光荣的事。我对单位有关人员说，报喜就不用了，派辆车送我去报到吧。人事科就在我们团委旁边，科长老高和我较熟。他笑说，报喜是要请客的，你到想省了请客钱还省车钱啊。我说你就忍心我丢了工作没了收入，还要肩抗手提，大包小件的，孤苦伶仃的去学校报到啊。老高原是运输科科长会开车。他说，好好，我开车送你，报到那天我来接你。

那天一早，老高开着车来了，我下楼一看。哇！一辆东风牌大卡车。更不可思议的是车上还满满装着货物。一箱箱我们厂的产品——汽车喇叭。我问，老高你这是送人呢还是送货。老高解释，厂里这天正好没空闲的车，这辆车装好了货物准备发货的，他拦截了先送我再送货。说着抓起我的行李往驾驶车厢里一扔，又拽着我上了车（那车厢真高）。就这样，一辆东风牌载重卡车驮着一座小山，轰隆隆的带着我上路了。又轰隆隆的开进了我就读的大学校园……

前几天我又遇到了老高，笑谈起这段往事。老高说当初让你受委屈了，要放今天怎么也让你坐个帕刹特别克君威的。我说虽然坐的是大卡车，可我感觉比坐那凯迪拉克还舒服呢，因为这也是你老高的一片心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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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瓜也快乐

怎么字有大有小阿，怎么编辑也不成，郁闷。。。

老木匠

梁治平：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从军队医院大院里的孩子成长为国内第一流的法理学家，梁治平对少年时光最有
感情：“如果你看过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就可以多少了解一点我们那时的生
活。”
　　
　　　　1959年生于湖北孝感，先后就读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外
国法制史专业。
　　
　　　　1985年至1993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93年起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
化研究所从事专职研究，后担任该所副所长、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作品有《书斋
与社会之间》、《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法意与人情》、《法辨》、《寻求自然
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等。
　　
　　　　记者手记
　　
　　　　跟同时代的学人相比，梁治平的故事，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平淡无奇”，但也
许正好因为这样“平淡无奇”的经历，形成了梁治平朴实的治学风格。
　　
　　　　在法学界梁治平是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么说也许不太确切，因为他主要的一
些文章基本上都不是发表在法学杂志上，以专业来看，梁治平的主要学术兴趣在于比较法
律史、法律文化、法律与社会等方面。他倡导跨学科研究，注重方法论，置法律现象于更
广阔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来理解，致力于开拓新的研究空间和话语空间；如此一来
，梁治平不在法学刊物上发表文章也就可以理解。
　　
　　　　在梁治平的自传体文章中他曾引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话：“儒有君子小人
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小人之儒，唯务雕虫
，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
，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看来，他
是以“君子儒”自期的。
　　
　　　　中学，住的地方像仓库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母都是军医。因为职业的关系，他们每隔几年就会调
动，我的小学和中学因此也在不同的地方度过。大约是1970年，父母调到湖北应城汤池地
方的一所军队医院。医院在一个三县交界的地方，非常偏僻，生活不方便，对孩子受教育
尤其不利。
　　
　　　　中学离家有十几里路，只能住读。当时学校的生活条件很差。我们住的地方是个
像仓库一样的大房子，里面摆了20多个高低床。窗子是木板做的，没有玻璃，关上之后整
个屋子就黑了。房间里没有天花板，抬头就可以看到大梁。屋顶是瓦片压着牛毛毡。冬天
的时候，我们带着棉帽睡觉，因为风会钻进来。下雪的时候，雪粒会从屋顶漏下来，住在
上铺的人要在被子上罩上一层塑料布。学校的伙食也很差。
　　
　　　　每到周六，上完中午最后一堂课后，我们都饿着肚子徒步走回家吃上一顿好饭。
周日再回学校的时候，家里会给准备一点炒好的菜，装在玻璃瓶里带去学校。上中学的第
一年，条件就是这样。后来我们有了自行车，可以中间回家补充些“给养”，回家也不需
要步行了。
　　
　　　　当时的中学同现在的中学完全不同。第一要讲阶级斗争。班上的学生分成好学生
和坏学生两类，好学生坏学生的划分主要是根据表现，跟成绩的好坏没有太大关系。好同
学和坏同学的矛盾可能被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动向。记得当时的团支部书记是个女孩，她人
很瘦小，但是阶级斗争意识很强，跟坏学生斗争的时候特别凶。我们的班主任也很利害，
严肃的时候让人有点害怕。有一次，有几个男生和女生在一起玩，也被班干部们看成是阶
级斗争的苗头。
　　
　　　　还有一次，有个学生表示说：“我好想有一支美国枪啊。”结果校长在开全校大
会的时候狠狠批评了这件事，说这是崇拜美帝国主义。
　　
　　　　军队医院学到的东西多
　　
　　　　虽然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并不多，但那些年也不是什么也学不到。其实学习的途
径很多，可以学的东西也很多。那时的军队是个很特别的地方，聚集了来自各个地方的人
才，不但有体育方面的、文艺方面的，还有很多有比较好家庭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军队
医院里这样的人尤其多。高中一年级那年，我休学了一整年，有很多时间是和住院的部队
病号泡在一起的。那里有各式各样的人，我从那些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那时我很快乐，
一点也没有因为休学而沮丧，也没有觉得孤独。其实最让我感到不满足的是没有书读。整
个中学时代都是如此。
　　
　　　　除了这些，我对自己那时的生活其实是非常满意的。当然，这里可能有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生活在军队大院里的孩子们都有的自由感和无忧感。现在的孩子们
负担太重，而且没有自由。他们也许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的生活。如果你看过姜文导演的《
阳光灿烂的日子》，就可以多少了解一点我们那时的生活。
　　
　　　　我1975年高中毕业，当时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我哥哥下乡插队，根据当时的政
策，我可以留在父母身边。
　　
　　　　开始的时候我在县里一个农机制造厂做钳工，说是在父母身边，但是离家也有四
十多里路。那时候也没有明确地想法去做什么，只是感觉很无望。我记得有一次到一个公
社小厂去做一件什么事，看到一个年龄比我还小的钳工在钻床上工作。我在旁边看着那个
少年机械地工作着，心里觉得很悲哀，心想这就是我的命运。有一次我从家里回到工厂，
走近工厂大门的时候，感觉好像是在走向坟墓。我开始找种种借口回家，有时候会连续几
个月不去工厂。工友们也是用一种多少有点特殊的眼光看我，他们也觉得我呆不长，迟早
是要走的。
　　
　　　　在那个工厂工作了差不多一年半，我去了另一家工厂。这家工厂属于湖北省军区
，它的建制和管理也都与部队的方式相接近。我熟悉这样的背景，因此也很适应那里的生
活。当时工厂里大概有200多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富有朝气，这些都与我过去所在的工
厂有很大不同。所以过去之后，我精神上的苦闷也没有了。那时“文革”还没有完全结束
，政治气氛还很浓，工厂里也少不了宣传活动。我能写写画画，所以经常被抽调出来帮着
车间的文书做一些宣传工作。一年以后，我被调到另外一个车间，开始独立担任车间文书
的工作。在那里又过了半年，我就考上大学走了。
　　
　　　　高考，法律是第三志愿
　　
　　　　1977年恢复高考，这件事对我们那一代人太重要了。第一届高考，我曾经想考美
术学院，但是咨询了一些人之后还是放弃了。因为经过了很多年的积累，当时社会上有太
多的人要报考美术学院，竞争很激烈，而我的条件并不是那么好，就这样犹犹豫豫，考试
的机会就错过了。第二年我报考文科，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其实那时对法律也没有什么
概念，只是因为可供报考的学校和专业不多，师范类学校我又不愿去。最后第一志愿报了
武汉大学历史系，第二志愿报的好像是北师大的教育心理学专业，第三志愿是西南政法学
院。
　　
　　　　大学四年在我的生活里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不过回想起来，那几年的生活里也没
有什么特别的故事。那是所谓“思想解放”的时代，报纸上，包括《人民日报》和《光明
日报》，经常会发表一些令人振奋的文章，或者提出一些新的思想，或者是打破了一些禁
区或者教条。当时有些报告文学也会传诵一时，这样的文章出来了，大家会争相阅读。此
外，大学里一些思想比较成熟的同学也很引人注目，他们办墙报，写文章，也吸引了很多
同学观看和参与讨论。不过我从来没有参加那类活动和讨论，我生性不喜欢凑热闹。
　　
　　　　要说大学里都学了什么东西，好像也说不出多少。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法律大概屈指可数，法学教育也才刚刚恢复，
指望系统地学习法律是不可能的，真正好的老师也不是太多。但重要的是，校园里有一种
自由探索和蓬勃向上的精神氛围。我们那一届学生平均年龄应该是二十四五岁，但大家学
习都很刻苦努力，而且怀抱理想。
　　
　　　　记得入学第一个学期，我的三门考试成绩都是“优秀”。但是后来就不是这样了
。为什么呢？刚入校的时候我只想学好老师要求我学的东西，所以各科成绩都很好。但是
后来我发现那远远不够。因为有些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本身就缺乏吸引力和说服力，我
开始不满足于课堂上灌输的那些东西，而开始选择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这样就要给自
己订学习目标和计划，自己决定学什么和怎么学，至于学习成绩，基本上是我喜欢的课成
绩一定好，不喜欢的课只求通过，分数高低就无所谓了。
　　
　　　　当然，大学里也有一些老师给我和其他同学留下很深的印象，比如教我们外国法
制史的一位林老师，教我们英语的杨老师和夏老师夫妇，还有一位教我们中国法制史的张
警老师，这位张老师是一位老先生，讲话口音重，但是他学问好，人又极敬业，同学们都
很尊敬他。别的老师到下课时间还不结束，学生们会敲碗表示抗议。
　　
　　　　张老师耳朵不太好，有时听不到下课铃声，但是底下没有哪个学生敢敲碗。
　　
　　　　在《读书》上以文会友
　　
　　　　大学毕业那年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当时并没有觉得北京有特
别的吸引力，但是到了北京之后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幸运的选择。我很适应北京的生活，感
觉很愉快。研究生的课业本来就少，加上我的导师很开明，不给我布置什么任务，而是让
我自己决定学什么，同时给我提供一些学习上的便利，这让我觉得非常幸运。那几年我经
常骑自行车满北京跑，买书、看展览等等。
　　
　　　　我毕业的时候，国内思想界非常活跃。当时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大概两三千字，
内容是关于王国维和清末学术风气的，跟法学没有什么关系，写完之后投给了《读书》，
没想到很快就发表了，从那以后我开始不断在《读书》上写文章，1986、1987两年写的最
多。当时《读书》杂志经常举办读书服务日，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的一些后来
一直同我保持着友谊，直到今天。
　　
　　　　1986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法辨”的文章，许多朋友读
了都很喜欢，还有《读书》上的那些文章，也有不少读者。朋友当中有很多人会同时在同
样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大家以文会友，好像就多了不少联系。也是在那个时期，我加入了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编委会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学界年轻人，大家一同做事
，也经常聚会，弹琴、唱歌、聊天、野游。虽然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居住条件也差，但
是生活可以说既充实又快乐，想来令人难忘。
　　
　　　　自然，这个编委会早已经不存在了，当年的那些朋友也已经星散，现在说起这些
，倒有几分京城文化旧事的味道了。
　　
　　　　口述：梁治平
　　
　　　　采写：本报记者陈远
　　
　　http://cul.sina.com.cn/o/2005-08-05/0946138071.html 

夏加坤

以下是引用童志刚在2007-06-21 11:59:39的发言：

1977年的高考实在特殊，年底考试，第二年3月才入学，结果，这些人本科才读了不到三年半就毕业了？由于考试时间的特殊，造成了77级的大学生里其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被录取的，要么是已经毕业近半年，其中不少还已经换上了知青的行头，要么是还在等待毕业的在校高三的学生。这恐怕是教育史上少见的情况（战争年代或许也有吧？）。

78级的学生也很特殊。我觉得一个特殊情况是：我的同学（我是78级的）里有人是77年被录取却自己放弃了的，而且人数还不少，可能有1/6的比例，我们寝室6个人就有2个是这样的。他们的原因是，觉得77年录取他们的学校或专业不理想，当然也是对自己的能力和接下去的政策很有信心的表现。后来很长时间的政策是，如果你被录取而拒绝入学，三年内是不许再参加高考的。

77年，我作为在校的高三学生参加过那场考试，现在回想起来，整个是晕了2天。虽然题目在今天看来是突出地简单，却几乎做不出什么来，结果也是，我们辽源矿务局8所中学，没有一个人被录取，包括我的那个第二年考上北大的厉害同学。77年有个政策不好，就是不通知分数，不知道其他省份是不是这样的政策？

 原来老童是77年参加高考的， 比 我早了20年. 我是97年.

 叫一声老前辈啊. 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