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穿条纹睡衣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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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够持久的作品，都是描摹永恒不变的人性的，《穿条纹睡衣的男孩》没有《辛德勒名单》炫技式的大场面，也没有《美丽人生》的故作幽默，但悲悯之心在点滴之中随处可见。一部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反面角色的影片，却能最深刻地揭露人的“平庸之恶”，在影片结尾处，布鲁诺的父亲在瓢泼大雨中彷徨，此刻他只是个无能为力，失去爱子的父亲，而不是那个集中营长官。在毒气室里，小布鲁诺的手指和犹太小伙伴施米尔的手指紧紧勾在一起，让人想起雨果《九三年》的结尾：于是后者的黑暗融于前者的光明之中，这两个悲壮的姊妹灵魂一同飞上了天。附带命题作文一篇，骗稿费的：
  
从电影禁区到奥斯卡捷径
年末的电影票房榜历来是好莱坞投资商的重阵之地，然而，今天他们突然兵行险着，纷纷以纳粹历史暴行下的记忆为题材，涉足好莱坞影片的黑色禁区。是什么让他们弃票房不顾？原来不过是找到了一条通往奥斯卡领奖台的捷径。
撰文：朱步冲

在《安妮日记》问世几乎半个世纪后，幸存者关于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暴行的记忆，终于成为好莱坞各大制片公司青睐的对象，在即将到来的新年档期，竟然有5部同类题材影片上映：包括汤姆·克鲁斯主演，描写1944年德国陆军内部刺杀希特勒的“726事件”的纪实影片《刺杀希特勒》（Valkyrie）。以探讨德国年轻一代对战争罪行反思与困惑为己任，由凯特·温丝莱特与大卫·格罗斯主演的《朗读者》（The Reader），反应纳粹第三帝国成立之初，德国知识分子彷徨与抗争，由维果·莫特森主演的《好人》（ ）。鉴于每年冬季圣诞票房都是一些哄骗青少年儿童，皆大欢喜的视觉糖果，今年好莱坞的转型可谓兵行险着，理由很简单，在战后好莱坞的历史中，二战大屠杀是绝大多数导演和制片避之不及的题材黑色禁区，它无与伦比的残酷与历史真实性杜绝了任何企图质疑，或者娱乐化的可能，

丢票房保奖项
电影再残酷，也只不过是现实危机的反应。好莱坞才不会在某一题材没有获得充分市场肯定的情况下贸然投资，作为一本进入《纽约时报书评》畅销榜和“奥普拉荐书俱乐部”的畅销小说，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已经被各大片场觊觎已久。确实，这个冬天对于好莱坞来说格外地冷：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以及拖延了6年之久的反恐战争后，美国公众洋洋自得的情绪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内省与焦虑。无论是全能的漫画英雄，毛发纤毫毕现的CG宠物，还是合家欢的浪漫碎碎念，都没办法抵消这个失业率达到20年来新高的季节所带来的不安：感恩节后的第一周，全美票房总额缩水40%以上，总数仅为7070万美元，温情喜剧《四个圣诞节》以1818万美元的惨淡票房居然得以连庄，既然不能在票房上做一只吸金怪兽，那么各大制片厂只好转而求其次，希望能够在来年的奥斯卡奖上能够有所斩获：比如《穿条纹睡衣的男孩》（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在感恩节后第一周票房排名第13，虽然入账仅有103万美元，但只要保持这个尚可的成绩，那么一部如此探究人类本性与历史性创伤题材的影片肯定会成为明年奥斯卡奖的有力争夺者。温斯莱特在近日接受采访时也承认，“任何演员只要肯出演一部有关纳粹暴行的影片，几乎就等于拿到了一张奥斯卡颁奖委员会发放的获奖保证书。” 在《刺杀希特勒》幕后推手的美林证券可是为影片制作公司——米高梅（MGM）旗下联合艺术家公司(United Artists)奉献了5亿美元风险投资的大金主，在华尔街投资泡沫危机蔓延至好莱坞的当口，它当然不会放弃这只为数不多的金苹果。
听起来很讽刺，对不对？自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安妮日记》和《纽伦堡大审判》之后，好莱坞就对纳粹种族灭绝的暴行敬而远之。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大繁荣先是造就了从《万花锦绣》，到《永远好天气》等米高梅公司为代表，穷奢极侈的歌舞片，然后便是马龙·白兰度与詹姆斯·迪恩倡导的青春反叛精神以彰显好莱坞拿手的乐观，青春与个人英雄主义。到了上世纪70年代，越战与水门事件造成的创伤，迫使好莱坞一下子又跌入自省与抑郁，丝毫没有闲心为发生在欧洲的陈年历史悲剧树碑立传，纳粹被等同于科幻小说中企图毁灭世界的反人类科学家，或者外星敌意生物一样，只会偶尔在B级“刑房”电影中露面。然而改变一切的确是1993年，斯皮尔伯格的那部《辛德勒名单》。当年，观看《辛德勒名单》几乎成了每个美国中产阶级证明自己“政治正确”的强制性义务——正如《宋飞正传》中杰瑞·宋飞的父母所做的那样。
《辛德勒名单》为日后好莱坞包括相当欧洲制作的同类题材电影打下来基调：强调希望，仅存的人性，而避免沉溺于毁灭和绝望，并且将各种真实的个人经历一概抽象修改成好莱坞能够驾驭的主题：禁忌之恋，高尚的舍己牺牲，以及坚韧的忍耐。

为艺术牺牲历史
“好莱坞所要警惕的是，用传统美学和艺术表现方式去剖析，叙述这一人类近代历史上最大的反人类罪行，可能最终导致这一题材头上神圣的光环消失。”《Slate》杂志专栏作家金·马斯特斯在谈到这场一拥而上的“辛德勒”式电影模仿秀时表示。表面上看，导演和制片人一个个严肃得无以复加，每部影片的脚本中都有真实受难者的影子，并且他们都弃绝了温情主义，将大团圆结局抛在了脑后，前仆后继地拥抱奥斯卡评奖委员会所青睐的、冷峻无情的现实主义风格，鉴于《伪钞制造者》轻松地拿到了2008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被好莱坞奉为圭臬的团圆结局一下子被无情地摒弃，观众们会发现，世界在影片结尾处没有变得更好：在《刺杀希特勒》的结尾，行刺失败的克劳斯·冯·施道芬堡上校（汤姆克鲁斯饰）被处决，在《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和《好人》中，儿童天真无邪的精神世界被毫不留情地摧毁。今年这个寒冷的冬天里，既没有《辛德勒名单》中规模宏大、对于生命的拯救，也没有《钢琴师》中，对于艺术和希望的赞颂，甚至没有《美丽人生》中的点滴温情和化解悲剧的小幽默，只有一切被毫不留情地摧垮的残缺美。
不过，几乎完全写实化的残酷影像并不能保证为我们完全展示这段历史。在《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的结尾，观众痛悼的是为了寻找犹太小伙伴施米尔，毅然穿上集中营囚服越过铁丝网，最终被误送入毒气室的德国男孩布鲁诺，然而包括施米尔在内的600万犹太集中营遇难者反而再次成为了无关紧要的配角。集中营、种族灭绝仿佛仅仅是悲剧高潮中的余韵，观众们面对的固然不是黑白分明的道德观，但苦难在层层抽离后已经变成了某种戏剧化的情绪，正如某些犹太历史学家批评斯皮尔伯格《辛德勒名单》时所说的那样“犹太人，和他们的苦难在这些电影叙事中被迫沦为了配角。”

和犹太人持续的怀疑与抗议相对的，是德国人同样敏感的神经，当今年夏天，《瓦尔基里》在柏林开机时，曾执导过《窃听风暴》的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克等一些德国文化名人竭力欢迎他们的好莱坞同行，声称《瓦尔基里》对于德国正面形象的宣传，十届世界杯也比不上，然而包括施道芬堡之子伯托在内的许多德国知名人士，仍然声称对此表示抵触，很明显，克鲁斯饱受争议的科学教信徒身份只是一个幌子，施道芬堡代表的不仅是德国人引以为傲的高尚传统精神，同时也是一道更为隐秘的历史感情伤疤：在关于这种反人类罪行的艺术控诉中？如何区分“好德国人”与“坏德国人”？德国人对盟国当年对于施道芬堡等第三帝国内部反希特勒组织的漠视，不信任仍然耿耿于怀。相比之下，《朗读者》则更像是一部《钢琴别恋》的翻板，即便温丝莱特特意将鬓角染白，也曾在闪回中穿上过令人毛骨悚然的党卫军黑色制服，这仍然是一个关于成熟女性如何唤醒一个青涩男生初萌情感的故事，与沉重的大屠杀无甚关系。似乎除了《希望与反抗》中，由朱丽娅·耶特斯扮演的著名慕尼黑大学反纳粹学生组织烈士索菲·斯库勒，每个二战相关题材影片中的德国角色都背负着某种不可推卸的罪责。

对于这个问题，好莱坞的处理常常是简单粗暴，在派拉蒙公司出品，由丹尼尔·克雷格主演，即将在明年1月上映的《反抗军》，算是为数不多，以犹太人为主角的二战真实题材影片。新任007饰演的特维亚·贝斯基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是二战时期白俄罗斯地区著名的犹太抵抗游击队英雄，影片灌输的逻辑仍然和二战时期一样，“唯一的好德国人就是死德国人”。片花怎么看怎么像是一部二战背景的《双狙人》；很难想象观众除了忙于应付传统好莱坞动作片中的爆破，枪战场面，以及“以眼还眼”的逻辑，还能抽出多少时间来想想诸如“最后解决”，“平庸的恶”之类相对抽象的问题，顺便说一句，就连擅长拍摄黑色Cult喜剧风格电影的昆汀·塔兰蒂诺也跃跃欲试地要在这波清算纳粹的银幕风潮中插一脚——他筹拍中的新片《无良杂种》，将是一部向大名鼎鼎的《十二金刚》系列致敬的战争动作片，讲述一位犹太少女带领一群美军问题特种兵痛剿纳粹鬼子的故事，想来8成会拍成《恐怖星球》与《杀死比尔》的合体。回想起1979年，电视纪录片《灭绝》在西德公映时的小心翼翼，真不知道如今新一代观众的宽容，以及导演制片的自由发挥到底是进步还是退化。正如杰佛里·哈特曼说的那样：“在奥斯维辛之前，我们是只能在想象中体验罪恶的儿童，而在奥斯维辛之后，我们已经不再是儿童。”只有深深地掘进这些影像不能传达的无助与恐惧之中，我们才能将历史记忆，觉悟中真正的遗产传递给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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