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志刚

六，64-65年期间

在64、65年期间，我紧跟走资派吴显文（当时的辽源矿务局党委书记六——录入者注）、张有成的黑指示，大搞变亏损为赢余，大搞利润挂帅，冲击调整工程，对抗八字方针（具体的见办企业路线材料），在65年的机构改革时，我思想上不满，认为不当处长了，失了权，有对抗情绪，口头上说管计划多年了一下转不过来，不搬到那时主任室去工作，更不抓生产技术上的业务，还是一手把着计划上的大权不想交出去。在这几年中我跟随当时的一股歪风，鼓吹阶级调和，鼓吹业务挂帅，散步一些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

1，鼓吹阶级调和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我在64年下半年的一次评比会上说：“我用人就得相信人，我不能跟着人家屁股后面去看他做什么。”我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是鼓吹阶级调和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我在这里不谈阶级斗争，不谈政治条件，只谈相信什么人，就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65年7月我在生产计划室主任室讨论评比的时候，有人说工作好不一定思想好，我说“哪有工作好思想不好的，谁不要求进步”，我这也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调和的谬论，是同毛主席一再批判的“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单纯军事观点同出一辙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2，鼓吹业务挂帅，业务第一。在64年的一次学习会上，我说：“学习毛泽东思想是重要的，但最终得落实到业务上，否则就是一句空话。”在另一次学习会我又说：“工作干好了，有成绩，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运用。”“学习毛泽东思想是重要的，但学习必须结合工作，说的再好，拿不出东西来是不行的。”我在学习毛泽东思想，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些词句下，贩卖业务挂帅、业务第一的修正主义黑货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3，贬低抵制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66年6月在计划处讨论突出政治大辩论时，有人说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我说“突出政治是突出阶级斗争”，我说，什么叫政治呢？孙中山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叫政治。孙中山在这里只说到政治的表面，没有说到政治的实质。毛主席说：“政治，不论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所以说突出政治就是突出阶级斗争。这时，有人问那么突出毛泽东思想呢？怎么解释？我说“突出毛泽东思想算个补充吧”。我的这句话是非常反动的，我违反林副主席的教导“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的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的行动纲领”，我贬低地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我罪该万死。

还是在这此讨论会上，我为了说明我对“突出政治就是突出阶级斗争”的看法，我列举了麦贤德、欧阳海、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是在阶级斗争中成长发展的以后说“毛泽东思想不是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我的这个说法，是非常反动的。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指导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真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什么时候紧跟毛泽东思想就胜利就发展，什么时候离开毛泽东思想，革命就失败，就退缩，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毛泽东思想同样是客观存在的。我再一次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我罪该万死。

4，在讨论突出政治大辩论时，我还说：“突出政治落实到思想革命化上，后面还有玩艺儿。”我不承认落实到思想革命化上，我认为思想革命化是空的，“后面还有玩艺儿”就是说要落实到业务上，以业务冲击政治，对抗了毛泽东思想。

七，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活动

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以来，我都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而是站在刘贼少奇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上，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怕字当头，不敢深入到群众斗争中去接受考验，不是按照毛主席教导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走在群众运动的前面，跟着群众干革命，而是害怕群众，想要压制群众，把矛头对准群众。

1，我消极对待运动，在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了群众。

（1）利用给林？山写大字报的形式，对王素琴进行人身攻击，当了帮凶。

（2）把矛头对准群众，给谢德裕、刘正大写大字报（应该写，但写的不是时候）而不是把矛头对准走资派，给吴显文写的大字报没有斗争锋芒。

66年6月25日群众给我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以后，自己感到更加害怕，压力大，九月份把权交给杨培泽，自己不想干了。我那时候的思想是只要不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行，什么撤职降薪我都愿意，小心谨慎，对群众敬而远之，想离开辽源，到四川白蛟去找艾武说过两次没有成。十月间在二所集训给当权派写大字报，自己没有闯劲，就是揭点问题也不深透，为了装积极，就主动给别人上墨写大字报。思想上有保皇思想，对人家揭出刘传儒（当时辽源矿务局局长，据说是11级的高干——录入者注）是政治野心家有看法，认为刘传儒多管点事有什么不好呢？结果还捞个野心家。我没有看看刘传儒的实质就是政治野心家，他是一个一心想往上爬的家伙。我那时候认为什么利润挂帅、小包工、大搞奖励、质量第一都是上面来的，不是哪个“领导”的问题，而是上面的问题。我思想上严重右倾看不到运动的深远意义，只求自己个人不受损失，对一些不应办的事情也同意办了，如买大汽车、录音机、X光机、新修阶级教育展览馆等，虽然这些工程和设备都没有成形，但是就我的思想来说是非常卑鄙的，害怕群众贴大字报就可以放弃原则，什么都不管了。

2，67年1月夺权，我口是心非，口里说拥护，心里不满意。我表现在对革命组织不是一心一意，不能主动接近组织，衷心的接受组织上分配的任务。那时候从我的处境出发，我倒愿意交权，但是从我的本能出发，我是不愿意交权的，所以我认为那时候给我们几个当权派规定的三条工作原则，不好执行，发挥不了作用，我想我过去干工作也找下面研究，现在我比一般人员都不如了，思想上有抵触对处里的工作就不过问了，怕群众说自己撂挑子，就只好就事论事的提提意见。那时候我思想上要求自己不要再犯错误：（1）对群众一定要服从，不能反对，这是大事所趋，不可抗拒。（2）说好听的不说反对的，拥护群众行动，不要对立，不要再犯错误。（3）不能过于积极（怕别人说混水摸鱼），也不能过于消极（怕背撂挑子的罪名），要随大势。根据我的这个指导思想，我口是心非的资产阶级两面派的做法，就决定了我对待群众夺权的态度，在工作上不主动支持，告诉的就做，不告诉的就不做，不往深说。

3，67年4-6月参加机关党委和局党委揭盖子以后，对我自己的问题有翻案思想。我认为我的问题是钟振河收集的，以为自己也是受打击的，思想上产生过侥幸心理。在几次揭盖子会上，对黑名单追查的发言我都表现积极，态度不正常就是我的表现。为了翻案我也造过舆论，66年9月在研究梅河建井用小铁道运输方案时我说：“今天合理的，明天不一定合理，今天不合理的，明天可能合理，合理是认识问题。”我列举了老道山翻矸桥和老道山延深工程做离子，为我自己开拓工作上浪费的罪责找根据。在另一次学习会上我说：“合理不一定合法，合法不一定合理，合理是客观存在的。”我举了平岗七井架线、平岗水泵、东二井延深等工程，为我自己搞违反上级规定的东西制造舆论准备。

4，局生产指挥部成立，各处室原领导有的都参加了生产班子，计划处三个当权派都没有参加，我有看法，认为计划处就是同别的处不一样，原来三个当权派都不行了？也没有罢官，怎么就不能参加呢？思想上认为都打倒了，只是没有说。67年10月我被罢官劳动，思想上认为劳动就劳动吧，反正不止我一个人，我又不想当领导了，罢官也没有关系。以后到市内学习，我没有去，开始也感动有点不自在，以为左邻右舍会有看法的，但是又一想不要产生对立情绪，有看法就有看法呗，我自己说了不算，还是老老实实劳动的好。68年2月回处学习，对群众还是不敢接近，认为当权派没解放，群众不会欢迎，又怕说错话，还是鹰而远之，也不找造反派头头谈思想，怕人家说自己想摸底，想钻到领导班子里面去。

[ 本帖最后由 童志刚 于 2009-5-8 15:54 编辑 ]

自觉的梦游人

童老先生当时写交代真是难啊！每一个字都要仔细推敲，想到会不会揪出小辫子。而“我用人就得相信人，我不能跟着人家屁股后面去看他做什么”这句话是一再作了反复交代，看得出当时童老先生的这句话是被揪住不放的，所以，看起来像忽悠革命群众，其实是在狠斗私字一闪念，每到交代，就要自己把这句话揪出来，先斗一斗。唉！

童志刚

八，65年1月市委干部会上我受到批判的问题，同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来来往往吃吃喝喝的问题

64年4月支部会对我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来往往、吃吃喝喝的问题进行了一次批判，牵涉的人员是刘振文、陈道夫、陈辟熹、侯仁钢、黄志航等一些有问题的人。65年1月市委干部会时又对我的这个问题进行了批判，批判的重点是我与侯仁钢、黄志航的关系，以及我为什么在受过支部会批判后还带领全家到刘振文家吃满月酒，同时在会上刘魁福第一次提出我收听敌台的问题。由于我对我的问题在开始时没有认识，我认为情节有出入，不认账；经过批判后我有提高，我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我曾经在计划处说过，市委干部会对我的批判教育最大，也就是说我从这次会后认识到我接触的人的问题，我的立场问题，我从私人来往上开始同他们脱离了接触。65年3、4月间监委于增才、梁汝珍到计划处办公室找我谈了一次话，意思是上次市委干部会对我的批判，问题已经搞清了，没有什么事，要我不要背包袱，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对这些事情，过去虽然认为情节有出入，但是我一次也没有找领导澄清过事实，我认为组织上是会搞清楚的，所以我过去没有为我的这些事情找过钟振河，也没有找过书记、局长。下面我就收听敌台的事情以及除开侯仁钢、黄志航（这两个人的问题另有交代）以外的几个人的往来关系交代如下：

1，收听敌台的事。我根本没有收听过敌台，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我们同屋住的曹国良的老婆李淑珍给我加上的政治陷害。我和李淑珍因为房子的事情闹意见，李淑珍把我拽到于增才那里告了一状，因为他自己没有理，没有告成，他就利用街道的名义（她在街道工作）替我造谣说我收听敌台告到机关党委（这些情节是65年1月我受批判时钟振河和韩宝善透露的，那时我问钟振河是怎么回事，钟说有人向我们反映你收听敌台，我们没有告诉你。我回来后在支部会上韩宝善说，我也听到过这件事，说是街道反映的），这件事在机关党委钟振河问我时我说“我没有听过敌台，要不有时候我在这边屋写材料，他姥爷在那边屋拨弄我就不知道了”，我说完一想，我说的不对，我没有看到或者听到他姥爷做过这些事，怎么能乱讲呢？所以有一次在救护队答辩时钟振河起来揭发我的问题说我说过这句话，我一再否认就是这个道理，我不能无根无据的乱怪人，乱说话。关于收听敌台的事就是这样，我没有听过，我也没有看到或者听到他姥爷听过，我认为是李淑珍对我的政治陷害。

2，关于几个人的来往关系

（1）刘振文是内部掌握的普反分子，50年来东北后认识的，过去经常往来，他没有结婚，我也关心，63年李玉兰找我给他小姑子当介绍人，给刘振文介绍对象，我同意了，把他们两人找到我家见了面，以后他们成了，他们结婚时我送了一个热水并（瓶），他们回湖南我借给他50元钱，他回来后送过我一点腊肉和乡下带来的花生。64年9月他生小孩后请我吃饭，我带领全家都去了。这次吃饭的有李玉兰、陈道夫、李炳琼（她是陈道夫的夫人——录入者注）等人。在刘振文没结婚以前，逢年过节到我家吃过饭，有时来家串门时也在我家吃过饭。这次结婚前，刘振文因为他老婆不听话烫了头发不结婚了，李玉兰的哥哥又找我要我说合。我同陈道夫找了刘振文，在陈道夫家做的说合工作。对于刘振文我认为57年参加民盟问题上他提醒了我，他做的对，我在政治上想要帮助他，要他老老实实劳动，多靠近组织，多向领导请示，在搞13M³高炉设计时，要他慎重大胆，依靠组织，洗刷历史罪过，重新做人。对于刘振文的历史问题，大约54、55年他同我说过，说他在学校时参加了一个什么反动外围组织，有一个人说他有一支枪的事没弄清，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同刘振文从65年以后就没有往来。

（2）陈道夫，我知道他是三青团骨干，我们在工作上联系多，在私人上过去有过来往。他母亲来辽源后，62年过年时互相请吃过一顿饭（有赵谷芳和他的妈妈），62年和63年春节我在他家玩过一、二次麻将，孩子们有病时李炳琼来我家看过，我也去过，但是不是经常往来。

（3）陈辟熹，是历史反革命，国民党少校军需官，劳改后有病，我在思想上有时可怜他，因为李青华一直是在计划处工作，从照顾出发，在生活上替他做了一些事情。李青华两次搬家，都是我给他要的房子，陈辟熹有病李青华来电话要帮着送医院，我替他联系了汽车，还跟车到东山，告诉李青华付车钱，并随车下山的。李青华两次要同陈辟熹离婚，一次说要同陈辟熹离婚，不同他过了，我说“都这样年纪了还离什么婚”，另一次要搬到独身宿舍去，要我替他要房子，我没有答应，我说“这算什么形式，我不同你要”。陈辟熹向工会提出一个节约坑木的意见，64年到我家来过一次，一方面征求我的意见，一方面要我问问技术处，因为我不懂这个东西，我看了他写的材料没有提什么意见。他要我问问技术处在拿里试验，他说他问过工会，工会说交技术处试验去了。他说他现在在劳动，如果试验他愿帮着到坑木场去捆扎去，我答应给他问问以后，他就回去了。隔了几天，我看到技术处管肯木代用的刘风林，我问他，他说不知道，我就没有再打听了，我也把情况告诉了李青华要他回复了陈辟熹。在过去过年过节时我也到他们家去拜年，没有在他家吃过饭，李青华来我家吃过饭，陈辟熹除64年来过一次外没有到我家来过。

九，我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态度

我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没有把它摆在首位，没有把毛主席著作学习当作先于一切、重于一切、高于一切的任务来对待，而是长期使用一个反动的思想，认为“生产是硬任务，学习是软任务，学习为生产让路”来对待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我在编制计划的时候，不是用加强毛主席著作学习的方法去武装计划人员的头脑，走突出政治的道路，而是提请“领导”批准占用学习时间，加班突击，走突出业务的道路。我在平时工作忙的时候遇到周三学习，也是强调串用学习时间，实际上每次串用以后，没有补过学习，就是站用学习。对统计人员的学习更是占用得多，有时候听报告，听辅导都不能让他们参加，而是让他们突出业务，使计划处的学习，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我对毛主席著作学习的态度，不仅在时间不给保证，在方法上也是错误的。我主张多学少议，多学毛主席著作原著，少议论自己的一些看法，我在学习会上说过：“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多学习毛主席著作原著，把毛泽东思想变成自己的语言，变成自己的行动，不要刚学到一点东西就议论起来，这样对自己的提高没有什么好处。”我的这种谬论，就是违反林副主席提出的“少而精”的原则和“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的。我还反对用小整风方法学习毛主席著作，（1）我怕用这种方法来揭计划处的盖子，打乱我的旧班底，不能让在计划处独断专行了，我的思想上就抵制。（2）我认为这个经验是军队的经验，年轻人思想单纯容易做，知识分子、干部，思想复杂不一定好做，过去没有批评，现在一下子搞起来怕影响，我的这种想法，实际上就是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群众，怕群众武装起来了，揭自己的盖子。所以我行动上表现消极对抗，强调工作忙，学习时自己不参加学习，有时还把别人调出来不参加学习，有时我即算参加学习，在会上也不带头暴露自己的思想，使学习开展不起来，达不到利用“小整风”方法学习的目的。这些都是伟大极大的犯罪行为。

十八年来，我在政治路线上所犯的罪行，是我顽固的资产阶级立场的必然反应，是我站在刘贼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的必然反应，我希望通过我的交代，提高我的认识，改变我的资产阶级立场法，划清同修正主义的界线，求得党和革命群众的谅解，给我改过自新的道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紧跟毛主席继续干革命。

                                 交代人  童储祥  6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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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节中提到的几个名字，有些我也熟悉。1，刘振文，好像是父亲的湖南老乡，很多年以后也调回湖南湘潭，住处离我们家不远。后来他女婿在湖南做书刊生意，曾经到武汉找过我，并由我作保从某杂志社拖走近两万元的旧书，后来我几次到长沙找他催要货款，结果根本找不到人。从此以后才明白，中保人是做不得的。2，陈道夫，局里的一个工程师，按父亲的说法是很敢负责的一个人，文革后，陈以党外人士身份当了辽源市的副市长，后在吉林省人大退休，看来还真是个人才。3，陈辟熹，这个人好像曾经做过国民党的军需官，很早就没工作了，他夫人在计划处工作，我记忆里长得比较漂亮。4，侯仁钢，我叫他“侯叔”，跟我们家来往很密切。侯叔是上海人，夫人蒋能丽曾经是上海市女子垒球队教练。侯叔在文革中似乎批判过我父亲，我也听父亲就此发过牢骚，后来，估计是侯叔为自己的言行表达过歉意，获得了父亲的谅解，他们关系由是解冻恢复如昨，至今多有书信往来。5，黄志航，这个人我没印象，父亲的另一交代材料中说他是国民党的少校统计官，算“历史反革命”，父亲认为他有才，很重用。

父亲的这篇长达20页材料纸的自我揭发自我批判，应该是在学习班隔离学习期间写出的。落款的日期是1969年1月28日，那天是农历的正月初三。

老木匠

看看这些因揭发而发生检讨，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彼此咬来咬去，咬到文革结束，就不一定能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童志刚

关于我拉姜长庾、侯仁钢入党问题的交代（1969年1月31日）

我是1958年10月30日入党的，1959年按时转正。我入党以后没有在党内担任过任何职务，也没有接受过组织任务，作负责培养党的积极分子的工作。我没有向基层组织或上级组织提过吸收或培养姜长庾及侯仁钢入党的事，因为1960年陈敬玺来计划处以后，我同陈敬玺的关系搞不好，陈敬玺是支部书记，关淑云是组织委员，他们两人对姜长庾、侯仁钢的看法都不好，我如果要培养姜长庾、侯仁钢入党，首先就要通过他们，支部书记这关不好过，我是不好培养的。我根本没有在党小组内提出过或个别的同陈敬玺、关淑云、钟振河、刘克他们谈过吸收姜长庾、侯仁钢入党的事，也没有同他们渗透过这样的事。

一，姜长庾自己提出我拉他入党，他在昨天的会上提出

1，他说56、57年左右总支金善德找他谈话，说他工作不错，要他在政治上要求进步，他说他条件不够，金善德要他写一份材料，他写了一张纸交给金善德，金善德告诉他，要他以后有事找陈秀峰。过了两三个月以后，陈秀峰找他谈话，陈秀峰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单位的领导说你不错，所以他就认为这是我反映的。对于这个事情，我认为金善德、陈秀峰都在，他们都可以证明我过去是不是为了入党的事找他们反映过姜长庾的事，那时候我自己还不是党员，我根本没有因为入党的事同金善德、陈秀峰谈过姜长庾的事。

2，他说，57、58、59年听党课，有一次是侯春生告诉他的，59年一次是我告诉他的，像这样的事情，我是记不清了。如果是我告诉他的，也是上面要我附带通知他的，因为我到1959年10月30日才转正，那时候支部书记是张明远，我没有向张明远提出培养姜长庾的事情，我也没有找姜长庾谈过鼓励他入党的事情。

3，他说：64年在技术处现在那个小屋里，他拿一个文件找我看，我把文件收到抽屉以后对他说：“你入党问题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解决？”（在一月十一日的会上，也是为了这个问题姜长庾提出说，64年下半年我问他，你入党问题为什么还没解决，姜说他的条件不够，以后我就没有说什么了。）姜说他的条件不够，我说：“入党好，入党后工作好干。”

姜长庾在这里述说的这段力气的对话，我认为完全不符合事实，我根本没有同他谈过这次话，他在这里编造的这段话，也是漏洞百出：（1）他说不出具体时间，他选择了一个64年下半年，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时间好，他是先进生产者，毛著学习积极分子，要拉他入党，这是一个好时候，可是他不知道我在64年上半年因为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吃吃喝喝，受到批判，什么拉侯仁钢入党的事在文化宫也受过钟振河不指名的批评，我怎么还会在这个时候去拉他入党呢？（2）他说我把文件放到抽屉里，好像拉开架势要同他谈话似的，可是真正的对话只有两句，而最后这一句上次他提出时还没有。（3）对于姜长庾的入党，照他说我从56、57年开始到64年谈话，前后7、8年就同他说了两句话，这合乎情理吗？我过去在政治上抬高他这是事实，可是我没有拉他入党。

二，关于拉侯仁钢入党的事。我根本没有这样做过，我一没有找侯仁钢本人谈过话或有所渗透的向他启示过，二没有找过过去的支部书记张明远、陈敬玺谈过，没有找关淑云谈过，没有找钟振河、刘克他们谈过。可是在64年在文化宫开机关党委什么会的时候，钟振河在报告时提出（我这里说的是大意）：有的处长对资本家子弟非常关心，要提拔当组长不行，要提工程师，还想拉入党内。在65年一月市委干部会议，我受批判时也提到拉侯仁钢入党的事。对于这些事情，我听是听了，可是我没有找过任何领导（局长、书记、部长）去澄清说明过，我认为有事实不怕调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相信党是会给我搞清楚的。65年3、4月间，监委于增才、梁淑珍到计划处办公室找我谈了一次话，意思是上次市委干部会对我的批判，问题已经基本搞清楚了，要我不要备背什么包袱，好好工作。

不过对于侯仁钢入党的问题，倒有一段对话，大约是1963年的5、6月间，那时候杨鹤跃局长分管建设，他同杨陪泽在长春开建设会议，住在专家招待所，我到长春汇报工作，有事去找杨局长，谈起了建设计划的问题。我对杨局长说，工程计划现在没有人管，我同干部部谈过要侯仁钢当工程组组长，干部部门不同意，说侯仁钢的家庭出身有问题。杨局长说，侯仁钢这个人我看顶不错，有能力，当个组长怎么不行，我看回去叫保卫处他们整理整理他的材料还可以入党呢。杨陪泽在旁边接着说，入党大概不行吧，他们家还吃定息哩，当个组长是可以的，非党员当组长的现在也有，财务处就有。这件事说过以后，我没有找过杨局长，也没有找过别的任何人，我只把这个情况告诉过陈敬玺，陈敬玺是知道我和杨鹤跃、杨陪泽的这段谈话的。这段谈话是不是我们在开党小组会上讲的，还是我同陈敬玺研究提拔侯仁钢当工程师时单独告诉他的，我就记不清了，如果是开党小组会讲的话，关淑云也是知道的。

                               交代人  童储祥  6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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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从一个角度可以定性为“不讲理的时代”，从这个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不讲理到了什么程度。由于某人的出身不好或者后来犯了什么错误，回过头来竟然可以追究他人曾经是否推荐某人加入组织，荒唐的领导意识直接导致了大面积的荒唐言行，揭发者的荒唐逻辑竟然是：由于他推荐了我，所以他错了！

小只只

一个历经沧桑的普通知识分子或者是普通党员、普通人在历次运动中的实际经历材料，以前这些材料是司空见惯的，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能经过整理遗存的资料将变得异常珍贵起来，因为它们是研究一段历史最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划时代典型的意义。

继续。。

[ 本帖最后由 小只只 于 2009-5-15 09:51 编辑 ]

流星雨

写实荒诞剧。呵呵。

童志刚

关于我推行刘贼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计划路线、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给党造成损失浪费的交代材料》（1968年12月25日）

十八年来，我违反毛泽东思想，推行刘贼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计划路线，用我固有的资产阶级观点指导计划工作，鼓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管字当头，对党的方针政策，明知故犯，弄虚作假，阳奉阴违，把党的计划工作，引上了一条错误路线，使党的事业受到了很多不应有的损失浪费。

一，推行刘、邓、薄的“工业七十条”，鼓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争指标，要投资，不顾国家整体，骗取荣誉，骗取企奖。

1，61年在西二坑搞五定五保试点，张有成亲自主持，我积极参加工作组，按照刘、邓薄的黑“工业七十条”的要求，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尽搞物质刺激，在计划上我搞的是包产到班组，完成任务的除给金钱奖励外，还给电煤贴、发？器，那个时候，正是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张有成就用酒、肉、鸡等食物引诱，他在职工会上一手拿着一个鸡对大家说，你们看这个鸡多肥啊，完成任务的就给，大家努力干呀。把职工引想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2，在我主持编制各年计划的时候，58年以前每年都给加班加点费，用金钱来引诱大家，用金钱来鼓大家的干劲。在那个时候，我对大家的政治学习是不关心的，只要大家完成任务，阻碍大家参加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我为了完成任务，在编制计划期间，还搞百分竞赛，什么质量多少分，时间多少分，尽是突出业务而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3，为了紧跟走资派的意图，我长期的玩弄计划编制上的虚假手法，在提报生产假设数字或确定全年指标时，多算消极因素，主观主义的推算生产能力，只见物不见人，按照保守的想法，提出保守的意见。我的历来思想就是在计划上产量搞得低点，消耗搞得大点，容易完成任务，不受领导埋怨，向下也好布置，向管理局汇报时，讨价还价，争指标，要投资，不顾国家整体，曾经以调整为名不适当的降低计划产量指标，64年还向管理局提出减产5万吨，亏损920万元，实际上这年不仅完成计划而且大量超过国家计划，变亏损为盈余，多得了国家企奖。

4，在64年大搞变亏损为盈余的错误做法下，我积极参加、配合张有成出谋划策，在计划上不择手段的降低成本，把不符合大修规定的充填管路和充填水泵都列入大修计划，虚降成本二十多万元。在对待机电厂生产的三环链子的价格问题上，我同意刘传儒、刘魁福的意见按35元一挂不降价，保持机电厂当时十万元的上交利润不变，不惜剥削其他兄弟厂矿，大搞资本主义经营。在计划上我迁就当时供应的意见，把一些列入建设计划或起工程的设备、材料，不适当的增加运杂费和仓库管理费，如给反帝二井（老道山）订的空气加热片，是反帝矿自己买来的，只经过供应处一转手就增加费用百分之二十多；给运销部订的水泥电柱也是运销部自己买来的，也增加费用百分之二十多，以此套出工程上的资金冲消生产成本，弄虚作假，骗取荣誉。

5，在历年的产量安排上，对一些减产报废的井口，我总是强调情况特殊不好计算，比如对太信三井的产量安排，过去差不多每年计划都比头年实际水平低，可是执行的结果又都比计划超过，我明知这些井口有潜力，却以情况特殊，不去认真分析，只求产量低点，成本高点，结果每年大量超产，车皮供应紧张，有煤运不出去，落地损失，销售困难。这些损失浪费就是我的一种严重犯罪行为。在计划上我为了紧跟走资派的意图，为了向下布置方便，为了自己好做工作，不顾国家整体利益，在主要材料消耗定额上，每年都按照刘传儒、张有成他们的指示向上面算坑木、火药消耗账。我知道每年的增产节约计划上面是口头不给料的（实际上在定额内就给了），就把增产的需要量实现考虑进去，名义上叫做增产不增料，实际上就是年初加大定额推算，为自己多留余地好做工作。我对其他工程费用的安排，也是只从生产方面出发，而不从国家情况出发，凡是能够向上争来投资不用生产费用开支的，就用各项工程费用开支，比如过去太信东二井的深部水仓工程、太信一井西部发展、付国一井延深等工程都向上面要投资，要项目，减少生产开支，增加繁琐手续，推行刘贼少奇的利润挂帅要求，骗取荣誉，为走资派的政治需要服务，为我自己讨好领导服务。

二，紧跟局内走资派的意图，搞特殊阶层，修高级住宅，高级浴池，增加等级差别，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弄虚作假，阳奉阴违，为复辟资本主义搞舆论准备。

1，63年上级分配我局一批住宅，照理我应该把这批住宅盖到井口去为工人居住解决问题，而我紧跟走资派张有成的意图，为了装饬门面讲排场、摆阔气，就在东山修了两栋高级住宅。那时候一般住宅的单位造价每平米只有75元左右，而这两栋住宅的造价开始就到85元，以后又提高到100元，最后实际造价达到每平米112.7元，我都是支持的，我都没有提过不同的意见，我只走领导路线，不关心群众疾苦，使党的关怀不能具体贯彻到群众中去。我的这种脱离群众的行为，扩大干群差别的做法，就是我的修正主义观点在计划上的一种表现，为复辟资本主义搞了舆论准备。

2，西安浴池在计划上就是违反党的勤俭建国方针的，这个工程不仅建筑标准高，而且套用了苏修的等级观念，高了很多的特殊单间，扩大了干群差别。对于这样的安排，我都是支持的，我都没有提过不同的意见。在投资安排上，开始估到22万元，以后调整到31.2万元，我也没有提过不同的意见。我一直认为这个工程是王省长指示搞的，标准高点也是百年大计，西安矿是新型竖井，应该搞个好点的浴池。在我的这种修正主义观点的指导下，对于这样的工程我事先就不能明确控制规模，事中我就不会检查研究，事后更不会接受经验教训，我对党的勤俭建国方针，也就不能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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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七十条”即一九六一年九月zhonggong中央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有七十条。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由于许多企业没有实行严格的责任制，不讲究经济核算，工资、奖励制度上存在平均主义，以及党委包揽企业的日常行政事务等等，相当普遍地出现了生产秩序混乱，瞎指挥、乱操作，设备损坏严重，经济效果很差等问题。针对这些情况，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了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和基本任务，重新肯定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要求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强调计划管理、按劳分配、企业经济效果和职工物质利益等项原则。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和试行，对于总结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贯彻执行当时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促进我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条解释搜自网上）

童志刚

3，在我搞出上述一些特殊工程的同时，我对工人住宅的增加和住宅条件的改善，是不关心的。58年以后带来的好多很不合理的居住条件，如付国三井地窨子、付国三井食堂、付国党校、窑洞、太信三井独身房、土建独身房、西安独身房等等，居住条件非常恶劣，有的一个大炕上住两家，有的长年见不到太阳，有的受煤气熏不能做饭，不能烧炕，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解决的不积极，一直拖了好几年才逐步的解决了。特别严重的是在上级提出建筑“干打垒”住宅的指示后，我只是从“干打垒”的经济意义上去算小账，脱离了总路线这条红线的要求，脱离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条战略部署。65年搞了一点，思想上很不积极，我不是想方设法贯彻“就地取材、因材设计、就料施工”的原则，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去降低造价，而是承认降低标准来降低造价，搞了一些单砖房住宅和不带天棚的住宅。我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严重的忽视群众疾苦，在政治上给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些房子中，有的66年又重吊天棚，在经济上又给党造成很多浪费。我在执行这一指示的过程中，阳奉阴违，暗中抵制，只在太信铁道北和朝阳街修上几栋土坯房作样子，还埋怨的说：“好好算算账，看到底谁合适，好同管理局计划处提意见。”随后就是单纯经济观点，不听群众意见，忽视群众利益，搞了一些单砖房和不带天棚的住宅，同党的要求背道而驰，是我的严重罪恶之一。

4，我盗用独身宿舍名义，串用住宅指标，给医院修了二栋病房。这个工程是我从个人的“权威”观点出发，单纯的强调群众需要，认为管理局不批，我们还是要干。就利用当时因缘有一部分外来实习生没有地方住的名义，指示设计部门按病房要求设计了两栋独身宿舍，送审的时候，管理局提出走廊太宽要该狭，我也没有同意，拒不执行。我不顾国家利益，不顾党的影响，不顾串用住宅后对缺房户的困难，单纯的从本单位的利益出发，严重的滥用职权，树立个人威信，求得下面的好印象，完全的从个人的私心杂念出发，利用国家投资，骗取群众信任。我对这个工程，在计划上是存心的欺骗上级，违法乱纪，在执行上是有意抵制，坚持错误，我违反了党的勤俭建国方针，大手大脚，使这个工程建成以后，65年又接上走廊，最后形成了一个既非法又合法的项目，这是我造成的结果。

5，平岗水泵化整为零，是我一手造成的非法工程之一，也是我违反上级指示精神，不择手段的典型表现。这个工程64年虽然已经上级批准，但是65年初经过管理局领导了解以后指示削减，我当时思想不通，认为这个工程应该干，我也向平岗表示过同意干的态度。以后管理局杨工程师把管理局的意见带来说：“这个工程不是建设工程，我们就不审了，仲局长意见超过一万元的管理局没有权力批，不超过五千元的，矿务巨可以自己批，你们自己斟酌斟酌办吧。”我想，你们明明知道五千元不够，要我们批，我就批，我有办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不顾党的方针政策，硬把一个整体工程，化为四个单项工程批复。我作为一个单位的计划主要负责人，采用这种手法，公开的同上级指示相对抗，这是胆大妄为，目无组织的行为，也是我多年以来在思想上对抗上级指示的严重后果。我的这种思想，在其他工程上也多次表现过，土建独身宿舍改住宅、西安独身宿舍改住宅，都有化整为零的现象，把一个单位工程控制在五千元以内，这样我就有权批准，不受管理局的控制，我只抓本单位本部门的个别利益，不从全面出发，在思想上、组织上不服从领导，不严肃认真，我的这种骄傲自大、目无组织的行为，是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造成的，我的这些罪恶，使国家资金分散，使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了影响，这是我的严重犯法行为。

三，不调查，瞎指挥，管字当头，主观主义决定问题，造成极大的损失浪费。

1，60-61年期间，我没有调查研究，纯粹的听信下面报来的材料，按照当时的安排，要把平岗矿搞到年产一百万吨的规模，我就根据这个错误的估计错误的把措施工程重点放到了平岗矿。我对平岗矿四、七井的情况只是单纯的从地质报告上找到一点资料，而对他的根本情况储量的可靠程度、煤质的好坏都缺少深入的了解，为了增加四井提升能力，按照矿的意见，我在计划上同意修建一个绞车房，安装一台大绞车，结果因为煤质不好，储量降低，四井产量增加不上，绞车不能使用，白白浪费了好几万元。那时七井工程也在进行，我又没有调查研究，只是根据设计规定，按照矿的要求，在计划上列入了七井锅炉房、浴池、更衣室等工程，以后也是由于七井深部煤质不好，储量减少，不能开采，被迫停产，所修的这些工程没有等到完工就报废了。还有九坑主扇房和长安主扇房修成以后也没有发挥他的作用。我在计划上不调查研究，管字当头，不能发挥群众的力量，错误的把当时的措施工程重点放到了这些十分缺乏计划基础的工程上，是造成这些工程浪费的主要原因，是我的严重罪过之一。

2，十四厂技术改造、太信一井填充井大铁道工程，项目不大，都是由于我抓的不紧，前前后后干了几年，十四厂工程到去年才算完成，冷冻空调工程浪费了一台冷冻机，食盐工房改成冷冻空调房，名义上是大修，实际上是扒倒重建。在重建的过程中，我又主观主义的为了迁就利用原有设备基础，把新建的厂房搞成了半地下式厂房，给生产带来很多操作上的困难，一旦氨气渗出，不便躲避，对人身安全还有发生危害的因素。这个工程在施工的时候几次变动都是我主观主义的决定，我以管字当头，束缚了群众的手脚，结果房子本来不应盖气窗那么高的盖了那么高，造成了损失浪费。在十四厂改造的整个工程里，63年用矽酸盐大块盖了一栋混药工房不能用又扒了，66年搞公路施工，经过多次反复，因为没有抓紧，结果还是没有完成，造成的损失浪费都很大。太信一井西部充填井大铁道不仅早建两年，而且还在65年安排不当搞了冬季施工。所有这些在计划安排上都是我的不深入、对事缺乏全面调查、抓不住主要矛盾、只搞形式上的平衡所造成的。从表面上看，对于这些工程我也下去跑跑，实际上没有解决基本问题。十四厂改造，上级一再警告完不成计划不再结转，不给投资，可是我的思想不通，总是强调客观影响，想法转入别的项目，而不是主动的抓施工部门，抓问题落实，思想上有依靠，又不负责任。我对这些工程，在施工之前缺乏调查分析，施工之后又不及时落实、监督解决问题，使工程长期拖延，损失浪费极大。

童志刚

3，西安矿西导管子道工程，全长不过500米，前后干了五年，年年列计划，年年完不成。我对这个工程放任自流，不加国文，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认为这个工程是管理局都挂号了的，西安矿自己写过检讨都抓不起来，我没有办法，以后把这个工程列入调整项目，作为重点抓了一下才有所好转。在这个工程的施工过程中，我还支持用物质刺激的办法向上请领奖金500元进行奖励，执行了刘贼少奇的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我对这个工程，严重的不负责任，使工程长期拖延，造成极大的浪费损失，是我的犯罪行为。

4，平岗大营河堤是63年修建的，在修建的时候，我只是从安全需要出发，列入了项目，我没有调查研究，对这个工程降雨量多少、能不能流开、井口位置与河床是什么关系、通过河堤的大铁道怎么处理等等，我都没有调查，我只是在矿上派李国裕、杨民和来局研究时，根据矿的意见提了几个问题：（1）大铁道标高限制，河堤不能超高，（2）回填土困难，没有来源，要矿回去研究后提出个方案再报局审批，以后矿报来一个预算共计二万零五百元，我们批了二万元。但是对于这个工程在安全生产上的重要性在我脑子里是没有生根的，尤其是井口低于河床的情况我不知道，我只是局限于在铁道标高、回填困难、投资问题上面提意见。以后河堤修成，南岸的当地农民受了水害，告到辽源市委，市委张辅君指示吴显文，吴显文指示张有成再把南岸河堤修上。我接受张有成的指示在64年修上南堤，同年8月30日大雨，六井被淹，造成重大事故，死亡阶级兄弟12人。对于这个工程我缺乏牢固的安全生产观点，事前没有调查研究，在领导上提出要加修南岸河堤以后，我也不坚持意见就同意修上了，造成事故隐患，是我的严重失职行为。

四，我不坚持原则，拿原则作交易，迁就应变，严重的损害了党的利益。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的思想上错误的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混淆起来，我不是真正的把灵活性建立在原则性的基础上，而是脱离了原则去讲灵活，迁就眼前的临时事变，放弃了原则，变成了修正主义的观点。

1，太信办公楼是61年太信四井独身宿舍变相改名的非法工程。这个工程开始的时候，我错误的迁就现场意见，把四井井口的独身房摆在太信矿本部，使这个工程为变相改名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个工程发现要改变使用目的作太信矿办公室以后，我又没有坚持原则提出意见向局委报告，而只是找张有成说说，下了个同志告诉太信矿必须作独身宿舍，不准作办公室就算完了。我错误的认为我们一个业务部门，力量小拱不动，矿上的态度硬，我们管不了，对于这样一个严重违法乱纪破坏国务院十二条规定的工程，我没有去管，我怕得罪领导，只图自己的名利地位不受影响，就放弃了原则，在全局计划系统内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西安矿搞计划外党校的时候，有的人就说：“太信盖个办公楼写个检讨就行，我们盖党校，也写个检讨就行。”正由于我的这种不负责任拿原则作交易的行为，使当时的违法乱纪、搞分散主义、搞非生产性计划外工程风行一时，甚至有的工程列上计划以后，步步扩大，步步变形，我不坚持原则步步迁就，太信一井学习班的一再扩大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在计划上搞修正主义，分散了国家投资，是我严重的犯罪行为。

2，太信展览馆工程是我违反大修理管理原则，利用大修理资金移地新建的项目。这个工程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我找张有成和管理局财务处的韩处长到现场看过，也得到他们的批准，但是从原则上来讲就是违反的，我没有从这个角度出发，而是从迁就现场意见出发，主张互相串用，变相的搞基本建设工程。我不顾国家规定，只看到修建工程的有利一面，可以使机厂的生产比较方便一些，而没有看到设备迁移等不利条件，更没有考虑原展览馆的基础问题，不调查，不研究，只从所谓解决问题的愿望出发，把国家规定的原则方针从思想上就进行了抵制，把国家交给的移地大修的批准权力，作为我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决定问题的根据。我对这个工程如果最初坚持原则，铁工房原地扒扶，就可以防止第二个铁工房的出现，也可以减少展览馆搬家的损失。我讲排场、摆阔气的思想，使我在过去的一些工程上变成了迁就的行为，太信展览馆工程就是我不严肃对待上级规定，强调本单位的具体情况、总想自己说了算，争权力，树“权威”的思想造成的。我有时候在某些工程上，开始也坚持一些原则，可是一遇到相反的阻力，特别是看着领导意图不对的时候，自己就不坚持了，怕影响关系，怕搞坏印象，怕丢“乌纱帽”，把个人的利益摆在党的利益之上，宁可损害党的利益也不损害自己的利益，卑鄙自私，完全没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西安党校的建设，西安福利大楼的改修，我都是以这样一个思想迁就的。我的这种思想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自由主义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我放弃原则，拿原则作交易，宁可损害国家利益也不损害个人利益，这就是援助敌人，就是我的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

                                          交代人  童储祥  68、12、25

童志刚

关于我在办企业路线上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计划路线所犯罪行的交待材料(1969年1月24日)

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违反了林副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十八年来，我在计划工作上推行了一整套刘贼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计划路线，牢固的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用我固有的资产阶级观点指导计划，鼓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专家治厂，技术第一，管、卡、压等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管理制度，对党的方针政策明知故犯，弄虚作假，阳奉阳违，把党的计划工作引上了一条错误道路，对抗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不断开展技术革命的鞍钢宪法，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严重的危害。

十八年来我搞的这些计划，不是面向生产、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为生产服务、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走资派服务，为庞大臃肿的旧机构服务，为上级机关的需要服务。下面我分六个方面交待我的罪行：

一，我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而是突出业务，突出技术第一，推行一套管、卡、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管理制度，束缚群众手脚，对抗毛主席的坚持政治挂帅的伟大教导。

在我的这种只突出业务，突出技术第一，推行管、卡、压的思想指导下，长期以来我不抓计划上的阶级斗争，在计划处内部和整个计划系统中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大搞烦琐哲学，把计划人员束缚在只抓报表数字、图纸、请示报告、规章制度上面，不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不抓人的因素、活的因素，每次做计划就是计算再计算。搞计划的不知道生产情况，分配指标的不了解实际情况。表格搞出一大堆，没有一个能指导生产，现场需要的东西我们的表上没有，表上有的东西现场用不上，把计划搞成一个不能指导生产的烦琐哲学。

1，我长期不抓毛主席著作学习。

（1）每年编计划的时候，我不是用毛泽东思想去武装计划人员的头脑，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计划工作，而是强调编制时间，加班突击，想方设法的在计划动员报告会上要领导决定，占用毛主席著作学习时间。

（2）在平时工作忙的时候，比如编制月、季计划，统计数字，提报临时资料、突击临时业务，遇到周三学习就向上请假，我口说串用学习时间，实际从未串用是占用，尤其是对统计人员的学习。长期以来，由于我所推行的什么“领导手册”、“比比看”资料等一套烦琐数字，把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连学习辅导、时事报告有时也不能让他们参加。

（3）在编制统计年报的时候，所有这些，我都不是用毛泽东思想去武装调动计划统计人员的思想，而是用业务来隔断他们的思想，我的这种“学习为生产让路”“生产是硬任务，学习是软任务”的反动思想，阻碍着毛主席著作学习的深入进行。为了突出业务而不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我曾经散布了很多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我在各次学习会上说过“学习毛泽东思想是重要的，但最终得落实到业务上，否则就是一句空话。”“工作干好了有成绩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运用。”“学习毛泽东思想是重要的，但学习必须结合工作，说的再好拿不出东西来是不行的。”对抗了毛泽东思想，把计划人员引向了一条唯业务而业务的白专道路。

2，在计划上算死账不算活账，见物不见人。

（1）对每年的生产计划，在提报建议数字和编制年计划的时候，我总是按照当时的日产水平，根据五大生产能力推算数字，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法向上讨价还价。①多算消极因素，强调辽源情况特殊，衰老矿井多，减产因素多。②摆条件、压产量、增定额。在57年计划时，为了对抗上级提出按保安规程作业行车不行人的要求，全局要减产30万吨，向上级“将军”。③在向上级安排没有办法时，就叫现场去人同管理局摆困难，达到减产的目的，使产量指标能够低点，消耗定额高点，这样容易完成，不受领导埋怨，向下也好布置。十多年来，在我的这种思想指导下，紧跟走资派张有成、吴显文的黑指示，在63、64、65年的生产计划上表现得更为突出。63年上级给275万吨指标。我们坚决不同意，只同意270万吨，理由是西安接井停产二个月，太信三井开采残煤没把握。可是在指标确定以后，反过来又搞增产，西安停产由大成二坑出煤，付国一井、白泉二井、太信三井、平岗南小井搞增产，结果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64年上级给285万吨指标，我们又要减产5万吨，亏损920万元，理由是太信一井、东二井、西安矿都是调整重点，产量要退下来，把调整搞上去。可是当指标确定以后，走资派吴显文、张有成又大搞变亏损为盈余活动，提出“增产20万，吨煤耗成本降3元，效率达到0.832”。严重的冲击了调整工程，对抗了调整方针的贯彻。我积极推行走资派的黑指示，出谋划策，争人、争物、争钱，搞了六对调整矿井向上要材料，实际上这六对矿井中只有东二井是一个真正失调井，老道山是一个补套井，而我却把正常接续的西安接井也列入了调整，把太信一井、付国一井也列入了调整，还把一些大老难工程如十四厂技术改造、西安矿西异管子道、太信一井西部弃填工程都列入了调整项目，严重的冲击了重点项目老道山补套和东二井开拓延深，分散了人力、物力、财力，由于变亏损为盈余的影响，全局调整工程晚搞了一年。这是我的严重罪恶之一。实际这年大大超额完成了计划，骗取了大量的企奖资金。65年上级按照我们提报的建议数字，给285万吨指标，我们本来是可以完成任务的，但是西安矿不同意，硬要减少8万吨，我没有提出意见，就由刘传儒派刘士吉、赵全福到管理局算账，减了八万吨指标。所有这些都说明我对计划工作安排的中心思想就是只管业务，不问无产阶级的政治，不管国家需要，只从本单位本部门出发，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安排，影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2）对待工程计划，无论是基本建设或是其他工程，我更表现出只从本单位需要出发，争投资、要项目。有些上面不同意的非生产性工程，我就开始低点估列投资，以后再行调整投资，比如63年的东山高级住宅，年初列85元一平米，以后调到100元一平米，西安浴池年初估计22万元，实际达到31.2万元，东山俱乐部也是一再调整，步步增加，欺骗上级。对生产性工程，我机械的搬用图纸，强调设计内有的我们就列计划，不管实际条件的变化，看图纸摆项目，如比老道山-50水平工程，眼看东异探煤没有希望还是强调按设计安排，把-50罐龙也列入了计划，结果施工完了以后，根本不能使用。平岗七井锅炉房、灯房、浴池工程，是设计内的项目，我没有考虑七井的实际情况，只是根据矿的要求，按设计列入了计划，结果工程还没有全部建成，井下煤质变化，储量减少被迫停产，工程全部报废。太信一井西部充填大铁道设计是停车线双道捣车，运销部曾经提过意见怕影响生产，刘士吉没有采纳，我也没有同意。我们按设计列入计划施工完了以后，发现车皮周转捣车问题很大，对生产非常不利，不得已又重新延长，使工程造成了很多损失浪费。

3，推行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制度，大搞烦琐哲学，压制群众意见，束缚群众手脚。

（1）我紧跟刘、邓、薄的黑“工业七十条”的要求，搞了一个计划统计工作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就是黑“工业七十条”在我局计划系统中具体贯彻管、卡、压的具体化，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这个四十条对抗了毛主席的坚持政治挂帅的教导，全篇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没有提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把无产阶级政治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生产放在第一位，全篇只有一套死的程序，什么基础调查、建议数字、图纸、检查等等一套业务第一、专家治厂的东西。对待编制计划的原则，不提多、快、好、省总路线，而提积极可靠、留有余地、稳妥可靠的方针。不提毛主席著作学习，而强调业务学习。这个四十条还对抗了毛主席提出的大搞群众运动的指示搞专家治厂，规定工程审批必须通过技术员、工程师、矿长，其中就是没有广大工人群众；企奖工程通过单位领导决定，其中也是没有工人群众；计划制定强调资料，其中又是没有工人群众；综合平衡是资料加“精确计算”，没有工人群众。这个四十条只突出业务，搞计划上的五好业务意见，统计上的三好、三比竞赛，全篇没有无产阶级政治，没有灵魂，没有毛泽东思想。

(2)在各项计划上搞一套死的东西，如生产计划的表格大小、尺寸、油墨、图纸、图例不准变更，指标卡死，灰份超降不行，总进米超降不行，开拓巷道少了不行，前后左右卡的死死的，逼的下面只能“造计划”。由于开拓巷道少了不行，返修矿64年用措施工程进展列入生产凑数，我极力主张对上弄虚作假。在工程上卡的更多，修个便所、水楼、改个门帘间壁都得列入计划，按计划执行，不经我们同意，不准变更，反过来我们却可以违法乱纪，什么移地重建我们可以随机决定，化整为零。我们控制五千元的批准权，增加住宅面积我们说了算，要是下面搞了，我们就批评，如氧气厂搞个守卫室，白泉食堂铺个洋灰地都是应该的，我们也批评。我不是为生产出发而是个人说了算，大耍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作风，机电大修奖金有多，不能调到土建大修使用，矿车只准部分修理不能买件装配。凡此种种都是一个卡字，严重的束缚了群众的手脚，对抗了毛泽东思想。

（3）压产量、压定额。在编制计划时坑木、火药超过一点都不行，只有井下出了事故坑木才不控制了，为了控制坑木，各矿计划科按定额卡数字，严重的影响生产工作的进行。63年做计划时，我主观臆断的按照统计定额，脱离群众搞了一个坑木、火药定额分配表，压制群众意见，束缚群众手脚。

（4）大搞烦琐哲学。在统计上我名为简化报表，实际增加内容，我搞三个基础表，二百多个指标。63年还提出要加上计划数字，搞个领导手册一百五十多个指标，搞个“比比看”也是好几十个指标，严重的阻碍了统计人员开展调查研究工作。64年也鼓吹大练基本功，亲自给统计人员出题目，摇计算机、打算盘看时间，给计划人员定练功标准，背井口能力、场子个数。在计划上不管工程大小都搞计划任务书，搞生产计划进度图，严重的冲击政治，对抗突出政治。

所有这些，都是唯业务而业务的，检查计划只看几个指标，只看产量、掘进、效率、成本、安全，不看政治思想工作。处内总结，只看工作完成时间、质量，不管思想，不抓思想斗争。我的这种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而是突出业务，突出技术第一的做法，把计划工作推上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道路。

二，推行专家治厂、技术第一、走白专道路，大搞一长制，对抗毛主席的加强党的领导的英明指示。

1，十几年来，我在干部使用上就是违反毛主席的“用人唯贤”的政策的。我搞的是专家治厂、技术第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只看业务、不问政治，只重“才”，不重“德”，只看写、算、刻划水平，能说会道好坏，不管是什么人我都使用。在处内我包庇重用了所谓有才能的历史革命分子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具体的见干部路线材料），在处外我吹嘘郑玉清、宋天辰之类的人，听信一些所谓的“权威”意见来决定计划问题，如房屋大修中的一砖坪、纸糊天棚、小窗户等等。对基本建设、措施工程听信局、矿总工程师和一小部分专业计划、技术人员的意见，实行专家治厂。

2，大搞一长制，在计划处内部我一手遮天，个人说了算。

（1）排挤党员处长陈敬玺、党员科长关淑云，同他们争权夺利，我为了保持我在计划处代表的旧有保守势力，不让他们冲击我的基础，我采取了同他们不合作的态度，把工程权抓在手，个人说了算。我曾经在群众中散布说“工程上的事不能放，出了问题还得我负责”，攻击污蔑陈敬玺。

（2）强调计划权力大，我们说了算。我们点头列上计划就行，在工程上突出的表现了个人“权威”。如盗用住宅名义修医院病房，平岗水源，大修住宅扒倒重建，企奖工程增加居住面积等都表现出个人说了算的行为。

（3）制定年季计划，不找党小组研究，干部使用有些也不听党小组的意见。如调走程芝田的问题，最后还是说服党小组的同志听从了我的意见，削弱了党的力量。在计划处外部，我到各厂、矿联系工作，安排年度指标，确定大型项目，不找各级党委汇报，直接抓计划部门，无视党的领导。

3，靠少数人编制计划，不走群众路线。

（1）每年编计划就是动员计划人员来算账、分指标、分定额、定项目、分投资，从不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参加计划的制定工作。

（2）自上而下的压指标，不去善于发现人的积极因素，克服各种困难制定一个先进的计划基础，而是强调层层落实，层层接受指标就算完成任务。

（3）只是收集几个技术资料、收集一些数据，依靠几个专业人员坐在办公室写计划任务书，搞烦琐哲学（不管大小工程都写）。不去发动群众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来确定计划任务书的基础，比如太信一井西部充填井，它同太信一井西部开拓有直接关系，同现场打算的大区接续有直接关系，我不管这些条件，单纯的听信刘士吉、赵林祥这些技术“权威”的意见，在管理局定下了项目，反过来再形式主义的去搞计划任务书，使这个工程早施工了两年，积压了资金、提前动用了人力物力。西安矿东西异消火井，也是先定项目，后搞计划任务书，使计划任务书不能指导生产，西异消火井建成以后闲置不用。平岗四井、七井达不到计划年限，提前结束等等。都是我单纯依靠一些专业技术人员，不走群众路线，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的结果。

（4）对抗调查研究，长期不深入井下去发现生产问题，从计划上解决生产问题。我除开下井劳动或者跟随下井检查工作以外，十几年来我没有因为解决生产问题下井做过调查研究，我曾经对胡金波说：“我们人少不一定下去，我们可以从生产处、技术处那里搞到一些东西。只要掌握情况，不一定下去，一样能搞好工作。”我为了替我不下井找根据，还对生产组和统计组的人说：“我就不相信，下井就是好的，不下井就是不好的。生产那么多人管，工程谁来管，怎么说就怎么说呗，我愿当个无名英雄。”在我的这种思想指导下，严重的阻碍着计划、统计人员的调查研究工作的进行，把大家束缚在室内的数字整理、文件批复上面，使计划、统计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能指导生产指导工作。

4，制定计划不是搞“三结合”，而是走专家路线。

（1）59年大开水井时期，我没有按照毛主席教导的“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教导去做，没有按照林副主席教导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去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革命性、思想右倾，强调按程序办事，只听信一些所谓“专家”“权威”的意见，怕破、怕乱，束缚了群众的手脚，及至群众发起来以后，我又忽视了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不做深入的群众工作，不找工人研究计划、制定计划，如已列入投资的较大项目，白泉一井、平岗新生井等工程，开工已具一定规模，是否应该停产，没有同工人讨论，就是听信“领导”决定办事，浪费了很多的国家资金。

（2）西安接井搞中央皮带运输下山开采，三次开工，三次停工，在计划上都没有同工人研究过。如果当时广泛的发动群众，集中群众智慧，对于这个工程认为合理的就能坚持下去，认为不合理的就不能来个第二次、第三次开工，可以减少很多的损失浪费。
三，推行物质刺激，利润挂帅。

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是刘刘贼少奇用以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毒辣的一个手段，他利用资产阶级的私心来腐蚀无产阶级的意志，把人们引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十几年来，我推行了刘贼少奇的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东西，对党对人民犯下了罪行。
1，在计划工作上，58年以前每年编制计划时都给加班、加点费，大搞金钱刺激，用金钱收买人心，而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来鼓舞干劲。58年以后搞的计划、统计系统竞赛时，仍然是以物质刺激来引诱人心，年季评比给现金奖励，给钢笔、手册，集体的还给过油印机。

2，64年大搞变亏损为盈余时，我给张有成出谋划策，在计划上不择手段的降低成本。
（1）我把不合乎大修规定的充填管更换、水泵大修理都列入大修计划，虚降成本27多万元。

（2）我同意刘魁福向刘传儒提出的机电厂的三环链子35元一挂不降价（按部意见由35元降至18元一挂）以保持机电厂10万元的上交利润不变，继续剥削各兄弟矿、厂。

（3）我在计划上迁就当时供应处郭群的一些错误做法，他无原则的增加工程上的仓库保管费和运输费，套用工程费用冲销生产成本。如反帝二井加热片是现场订的货，实价每片一千元左右（这是我记忆的数字），只经过供应处一转手就是一千二百多元一片，增加百分之二十几的费用。运输部自己订购一批水泥电柱，也是只经过供应处一转手就增加百分之二十几的费用，我都从计划上承认了，套取了国家投资，虚降了生产成本。

（4）我不从国家的总体利益去考虑问题，只从本单位增加利润或者减少亏损去考虑问题。长期以来凡能向上争来投资可以减少生产费用开支的，我都争取用各项工程费用开支。比如东二井深部水仓、太信一井西部发展、付国一井延深等工程都向上争投资、要项目，减少生产费用，不惜增加烦琐手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利润挂帅的黑货。

3，搞产值翻番、唯利润而利润，哪个利润多就搞哪个。我对产值翻番、形左实右，搞了好多小厂子，差不多都关闭了，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浪费，尤其是从利润观点出发搞的一些小厂子，如医院的制药厂、加工厂的纤维板厂、机电厂的香精、硫酸厂，还有水泥厂、电极厂等不是从本单位的需要出发，而是准备搞市场供应，获取利润。医院制药厂的什么氢氧化侣、胃蛋白霉、机电厂的香精都是唯利润而利润搞的。这些小厂子在61年关、停、转时又都关闭了，特别是制药厂、水泥厂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本来可以继续巩固提高的，而我也同意走资派张有成的意见把它停止了，纤维板厂也下马了，造成很大的浪费。

4．积极推行黑“工业七十条”的五定五保，61年10月在西二坑搞五定五保试点，张有成亲自主持，我积极参加工作组，按照刘、邓、薄的黑“工业七十条”的要求，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尽搞物质刺激。在计划上我搞的是包产到班组，完成任务的除给金钱奖励外，还给电煤铝，给发？器，搞计件工资、小包工，造成好的更好，差的更差，扩大了工人之间的差别，增加了工人之间不团结。那时正是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张有成就用酒、肉、鸡等食物引诱，他在职工会上一手拿着一个鸡对大家说，你们看！这个鸡多肥啊，完成任务的就给，大家努力干。把职工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我还在西安矿西异管子道工程上同意支持请领500元奖金，用物质刺激来腐蚀工人群众。

童志刚

四，紧跟局内走资派意图，违反党的方针政策。

1，63年上级分配我局一批住宅，照理我应该把这批住宅盖到井口去，为工人居住解决问题，而我紧跟走资派张有成的意图，为了装饰门面、讲排场、摆阔气就在东山修了两栋高级住宅。那时候一般住宅的单位造价每平米只有75元左右，而这两栋住宅的造价开始就列85元，以后又提高到100元，最后实际造价达到每平米112.7 元。我都是支持的，我都没有提过不同的意见，我只走领导路线，不走群众路线，不关心群众疾苦，使党的关怀不能具体贯彻到群众中去。我的这种脱离群众的行为，扩大干群差别的做法，就是我的修正主义观点在计划上的一种表现，也为复辟资本主义搞了舆论准备。

2．西安浴池在计划上就是违反党的勤俭建国方针的，这个工程不仅建筑标准高而且套用了苏修的等级观念，搞了很多的特殊单间，扩大了干群差别。对于这样的安排，我都是支持的，我都没有提过不同的意见。我一直认为这个工程是王省长指示搞的，标准高点也是百年大计，西安矿是新型坚井，应该搞个好点的浴池，才能配得上。由于我的这种修正主义思想的指导，这个工程的投资，从年初估列的22万元最后调整到31.2万元户。我对这个工程的规模、标准就是紧跟走资派的意图，对抗了党的勤俭建国方针，造成了很多不应有的损失浪费。

3．第二招待所接楼，这个工程过去为了解决平台屋面漏雨问题，我曾经向管理局提出要加接一层的意见，没被采纳。62年在大修计划内列了一个增加房盖的计划，张在成发现后认为增加一个房盖不如加接一层合适，就主动的向管理局请示，要求加接一层。我积极紧跟，并且提出用招待所接楼的名义违反国务院的十二条规定，是否可以把第二宿舍的独身搬来，用独身宿舍的名义接楼比较合适（以后还是用的第二招待所的名义）用以欺骗上级，求得批准。除此之外，还有西安党校、西安福利大楼改修也是我迎合走资派的意图，讲排场、摆阔气搞的，分散了国家投资，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

4．我在搞出上述特殊工程的同时，对于工人住宅的增加和住宅条件的改善却不关心。58年以后带来的好多很不合理的居住条件，如付国三井地窨子、付国三井食堂、付国党校、窑洞、太信三井独身房、土建独身房、西安独身房、炼油厂等等居住条件非常恶劣。有的一个炕上住两家，有的长年见不到太阳，有的受煤气熏不能做饭、不能烧炕。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解决的不积极，一直拖了好几年才逐步的解决了。特别严重的是上级提出建筑“干打垒”住宅的指示后，我只是从“干打垒”的经济意义上去算小账，脱离了总路线这条红线的要求，脱离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条战略布署。65年搞了一点，思想上很不积极，我不是想方设法去贯彻“就地取材、因材设计、就料施工”的原则，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去降低造价，而是承认降低标准来降低造价，搞了一些单砖房住宅和不带天棚的住宅。我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严重的忽视群众疾苦，在政治上给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些房子中，有的66年又重吊天棚，在经济上又给党造成很多浪费。我在执行这一指示的过程中，阳奉阴违，暗中抵制，只在太信铁道北和朝阳街修上几栋土坯房做样子，还埋怨的说“好好算算账，看到底谁合适，好向管理局计划处提意见”。随后又是单纯的经济观点，不听群众意见，忽视群众利益，搞了一些单砖房和不带天棚的住宅，同党的要求背道而驰，是我的严重罪恶之一。

5．我盗用独身宿舍名义，串用住宅指标，给医院修了二栋病房。这个工程是我从个人的“权威”观点出发，单纯的强调群众需要，认为管理局批不批我们也得干，就利用当时医院有一部分外来实习生没有地方住的名义，告诉设计部门按病房要求设计了两栋独身宿舍，送审的时候，管理局提出走廊太宽要改狭，我也没有同意，拒不执行。我不顾国家利益，不顾党的影响，不顾串用住宅后对缺房户的困难，单纯的从本单位的利益出发，严重的滥用职权，树立个人威信，求得下面的好印象，完全从个人私心杂念出发，利用国家投资骗取群众信任。我对这个工程，在计划上是存心的欺骗上级，违法乱纪，在执行上是有意抵制，坚持错误。我违反了党的勤俭建国方针，大手大脚，使这个工程建成以后，65年又接上走廊，最后形成了一个既非法又合法的项目，这是我造成的结果。

6．平岗水源化整为零是我一手造成的非法工程之一，也是我违反上级指示精神不择手段的典型表现。这个工程64年虽然已经批准，但是65年初经过管理局领导了解以后指示削减，我当时思想不通，认为这个工程应该干，我也向平岗表示过同意干的态度。以后管理局杨工程师把管理局的意见带来说：“这个工程不是建设工程，我们就不审了，仲局长意见，超过一万元的管理局没有权力，不超过五千元的，矿务局就可以自己批，你们自己斟酌斟酌办吧。”我就不顾党的方针政策硬把一个整体工程化成四个单项工程批复了。我作为一个单位的计划主要负责人，采用这种方法，公开的同上级指示精神相对抗，这是胆大妄为、目无组织的行为，也是我多年来在思想上对抗上级指示的严重后果。我的这种思想，在其他工程上也曾多次表现过，土建独身宿舍改住宅、西安独身宿舍改住宅都有化整为零的现象，把一个单位工程控制在五千元以内，这样我就有权批准，不受管理局的控制。我只抓本单位本部门的个别利益，不从全面出发，在思想上组织上不服从领导，不严肃认真。我的这种骄傲自大、目无组织的行为，是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造成的。我的这些罪恶，使国家资金分散，使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了影响，这是我的严重犯法行为。

五，违反总路线多快好省的方针，执行了少慢差费的反革命革命正主义计划路线。

1，在历年的产量安排上，对一些减产报废的井口，我不认真挖掘潜力，比如对太信三井的产量安排，差不多每年计划都比头年实际水平低，可是执行结果又都比计划超过。我以情况特殊，不去认真分析，只求得产量低点（计划）、成本高点，结果每年大量超产，车皮供应紧张，有煤运不出去，落地损失，销售困难，给国家造成很多损失浪费，就是我的一种严重犯罪行为。

2．60-61年期间，我没有调查研究，单纯的听信下面报来的材料，按照当时的安排要把平岗矿搞到年产一百万吨的规模。我就根据这个错误的估计，错误的把措施工程放到了平岗矿。我对平岗四、七井的情况，只是单纯的从地质报告上找到一些材料，而对它的根本情况、储量的可靠程度、煤质的好坏，都缺少深入的了解，为了增加四井提升能力，按照矿的意见，我在计划上同意修建一个绞车房，安装一台大绞车。结果因为煤质不好，储量降低，四井产量增加不上，绞车不能使用，白白浪费了好几万元。那时七井工程也在进行，我没有调查研究，只是根据设计规定，按照矿的要求，在计划上列入了七井锅炉房、浴池、更衣室等工程。以后也是由于七井深部煤质不好，储量减少，不能开采被迫停产，所修的锅炉房、浴池、更衣室等没有发挥它的作用。我在计划上造成的这些损失浪费，完全违反了总路线多快好省的要求，是我的严重罪过之一。

3．十四厂技术改造、太信一井西部充填井大铁道工程，这些工程项目不大，都是由于我抓的不紧，前前后后干了几年。十四厂工程到去年才算完成任务，冷冻空调工程浪费了一台冷冻机，食盐工房改成冷冻空调房，名义上是大修，实际上是扒倒重建。在重建的过程中，我又主观主义的为了迁就利用原有设备基础，把新建的厂房搞成了半地下式厂房，给生产带来了很多操作上的困难，一旦氨气渗出，不便躲避，对人身安全还有发生危害的因素。这个工程在施工的时候几次变动都是我主观主义的决定，我以管字当头，束缚了群众的手脚，结果房子本来不应该盖气窗那么高的，盖了那么高，造成损失浪费。在十四厂改造的整个工程里，63年用矽酸盐大块盖了一栋混药工房不能用又扒了，66年搞公路施工，经过多次反复，因为没有抓紧，结果还是没有完成，造成的损失浪费都很大。太信一井西部充填井大铁道，不仅早建两年，而且还在65年安排不当搞了冬季土方施工。所有这些在计划安排上都是我只搞形式上的平衡，不抓本质上的矛盾造成的。十四厂改造，上级一再警告完不成计划不再结转、不给投资，可是我的思想不通，总是强调客观影响，想法转入别的项目，而不是主动的抓施工部门、抓问题落实，思想上有依靠，又不负责任。我对这些工程，在施工前缺乏调查分析，施工后又不及时落实，监督解决问题，使工程长期拖延，损失浪费极大。

4．西安矿西异管子道工程，全长不过500米，前后干了五年，年年列计划，年年完不成。我对这个工程放任自流，不加过问，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认为这个工程是管理局都挂了号的。西安矿自己写过检讨都抓不起来，我没有办法，以后把这个工程列入了调整项目，作为重点抓了一下才有所好转。在这个工程的施工过程中，我还支持用物质刺激的办法向上请领奖金500元进行奖励，推行了刘贼少奇的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我对这个工程，严重的不负责任，使工程长期拖延，造成极大的损失浪费，是我的犯罪行为。

5．平岗大营河堤是63年修建的，在修建的时候，我只是从安全需要出发列入项目，我没有调查研究，对于这个工程降雨量多少，能不能流开，井口位置与河床是什么关系，通过河堤的大铁道怎么处理等等，我都没有调查。我只是在矿上派李国裕、杨民和来局研究时根据矿的意见提出了几个问题：①大铁道标高限制，河堤不能超高。②回填土困难，没有来源。要矿回去研究后提出个方案再报局审批。以后矿报来一个预算共计二万零五百元，我们批了二万元。对于这个工程在安全生产上的重要性在我脑子里是没有生根的，尤其是井口低于河床的情况我不知道，我只是局限于在铁道标高、回填困难、投资问题上面提意见。以后河堤修成，南岸的农民受了水害，告到了辽源市委，市委张辅君指示吴显文，吴显文指示张有成再把南岸河堤修上。我接受张有成的指示，在64年修上南堤，同年8月30日大雨，六井被淹，造成重大事故，死亡阶级兄弟12人。对于这个工程我缺乏牢固的安全观点，事前没有研究，在领导上提出要加修南岸河堤以后，我也不坚持意见就同意修上了，造成事故隐患，是我的严重失职行为。

六，拿原则作交易，迁就应变，严重的损害了党的利益。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我的思想上错误的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混淆了起来。我不是真正的把灵活性建立原则性的基础上，而是脱离了原则去讲灵活，迁就眼前的临时事变，放弃了原则，变成了修正主义的观点。

1，太信办公楼是61年太信四井独身宿舍变相改名的非法工程。这个工程开始的时候，我错误的迁就现场意见，把四井井口的独身房摆在太信矿本部，使这个工程为变相改名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个工程发现要改变使用目的作太信办公楼以后，我又没有坚持原则提出意见向局委报告，而只是找张有成说说，下了个通知告诉太信矿必须作独身宿舍，不准作办公室就算完事。我错误的认为我们一个业务部门，力量小拱不动，矿上的态度硬，我们管不了。对于这样一个严重违法乱纪破坏国务院十二条规定的工程，我没有去管，我怕得罪领导，只图自己的名利地位不受影响，就放弃了原则，在全局计划系统内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西安矿搞计划外党校的时候，有的人就说：“太信盖个办公楼写个检讨就行，我们盖党校也写个检讨就行。”正由于我的这种不负责拿原则作交易的行为，使当时的违法乱纪、搞分散主义、搞非生产计划外工程风行一时，甚至有的工程列上计划以后，步步扩大，步步变形。我不坚持原则步步迁就，太信一井学习班的一再变更扩大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在计划上搞的这些东西，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它分散了国家投资，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

2．太信展览馆工程是我违反大修理管理原则，利用大修理资金移地新建的项目。这个工程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我找张有成和管理局财务处的韩处长到现场看过，也得到他们的批准。但是，从原则上来讲就是违反的，我没有从这个角度出发，而是从迁就现场意见出发，主张互相串用，变相的搞基本建设工程。我不顾国家规定，只看到修建工程的有利一面，可以使机厂的生产比较方便一些，而没有看到设备迁移等不利条件，更没有考虑原有展览馆的基础问题。不调查、不研究，只从所谓解决问题的愿望出发，把国家规定的原则、方针从思想上就进行了抵制，把国家交给的移地大修的批准权力作为我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决定问题的根据。我对这个工程，如果最初坚持原则，铁工房原地扒扶，就可以防止第二个铁工房的出现，也可以减少展览馆搬家的损失。我讲排场、摆阔气的思想，使我在过去的一些工程上变成了迁就的行为，太信展览馆工程就是我不严肃对待上级规定，强调本单位的具体情况造成的。我有时候在某些工程上也坚持一阵原则，可是一遇到相反的阻力，特别是看着领导的意图不对的时候，自己就不坚持了，怕影响关系，怕搞坏印象，怕丢“乌纱帽”，把个人的利益摆在党的利益之上，宁可损害党的利益也不损害自己的利益，卑鄙自私，完全没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西安党校的建设，西安福利大楼的改修，我都是以这样一个思想迁就的。我的这种思想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我放弃原则，拿原则作交易，宁可损害国家利益也不损害个人利益，这就是援助敌人，就是我的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

十八年来，我推行刘贼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党对人民犯下了很多罪行。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交待，提高我的认识，改变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同修正主义划清界线，求得党和革命群众的谅解，给我改过自新的道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紧跟毛主席继续干革命。

                                         交待人：童储祥  6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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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件后半部分内容与《关于我推行刘贼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计划路线、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给党造成损失浪费的交代材料》的部分内容相同。

小只只

那时说自己的事也得上纲上线，唯恐不深刻，通不过，是个什么世道呀。

驾一叶之扁舟

个人的政治史映照的是时代轨迹。
资料珍贵！

童志刚

关于我在办企业路线上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计划路线所犯罪行的补充交待材料（1969年3月6日）

十八年来，我推行刘贼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犯下了很多罪行。现在我在上次已经交待的问题的基础上，对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只突出业务，推行一套管、卡、压的管理制度方面，推行专家治厂、技术第一、走白专道路方面，违反党的方针政策，违反总路线多、快、好、省的方针，执行少、慢、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计划路线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交待如下：

一，我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只突出业务，推行一套管、卡、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管理制度。

我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最根本一条，就是我对毛主席著作学习的态度很不认真。一是我长期不抓毛主席著作学习。过去我到党委学习的时候，对处内的学习我就不闻不问，除开过去已经交待的在编制计划时，我强调时间、只抓业务、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用毛泽东思想去武装计划人员头脑，占用周三学习时间搞计划、搞统计报表以外，我从来没有找过学习小组长研究过学习问题，我没有向大家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重要意义。林彪副主席教导我们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违反了林副主席的教导，紧跟刘贼少奇的专家治厂、业务第一的黑指示，只抓业务，用业务冲击学习，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第二是我少学不用。我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不仅学的少而且学了也不用。我曾经提出过多学少议的谬论。我有时候学了一点也不应用，只是装装门面，说在嘴上，没有行动。65年小整风学习后，我写过一篇学习心得，在这个心得里，我盗用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这一段，我说就在于在这“积极”二字上最重要，只有积极才不能消极……不论什么不能正己，焉能正人等等。看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实际上我是借写心得对陈敬玺发泄不满的意见，我的这种学习，当然不能改造我的思想，我的修正主义观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就要反应，这是必然的。下面我补充交待的就是一些事例。

1，59年落实计划的时候，在管理局开四级干部会议。我思想上认为，要落实就是要落得低点好，落得有把握，我就向上摆了好多困难，什么小井井型不定、寿命短、产量低，大井水砂充填充填困难、砂子供应不上等等。向上面摆困难出难题，会后管理局留着我们在长春讨论指标。杨剑平问我到底能完成多少，我把事先探到的有关辽源的生产指标作了一个估计后说460万吨差不多，结果定了一个460万吨。其实，如果当时指标能够交群众充分讨论，充分发动群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的话，59年的任务还是能够完成得更好一些的。

2，在63年的时候，那时我们已经有十多台康拜因还没有用好。照理我们是不应该再买康拜因的。可是我听了刘魁福的话，在总工程师室刘魁福对我说：“你买来，我保证使好。”我就向管理局要投资买了两台，结果机械化程度并没有提上去。我不走群众路线，单纯的听信一些所谓的“专家”“权威”和业务部门的意见，随便动用国家投资，就是我的犯罪行为。对设备的购置，我从来不搞调研究，不知道设备的使用情况，不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待计划工作，业务部门怎么提，我们就怎么列，想方设法向上争投资。几年来买了很多的局扇、大肚子水机。以后通过设备清查，在材料库的厂棚、仓库里我看到各矿送来的闲置设备那样多，我才感到我给国家造成的积压，浪费太多了，我的罪恶也是太大了。

3，58年铸工车间上马，59年管理局指示停工。我当时思想不通，我认为像辽源这样的地方应该有这样一个基地，从炼铁、炼钢到设备制造有一个系统，免得受人家控制，使用也就方便。我向管理局争投资论道理，还向关兴武说：“你们批不批，我们也得干。”结果投资是争来了，但是影响很坏，我不顾国家的整体安排，只从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出发，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我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只突出业务，我所表现的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顾国家整体，只顾本单位利益，就是我的资产阶级分散主义的表现。

4，我在执行管、卡、压方面，就是以管、卡当头，压制群众意见、束缚群众手脚的。我的管的手段，突出的表现就是一长制，个人说了算，不相信群众，不领先群众，包办代替。不管什么事情，符合的我主观意见时，就积极的向上反映，求得上面的批准；不符合我的意见的，有时就多讲缺点少讲优点。用这些办法来管人家，用制度、权力来卡人家，用领导意图、上级规定来压人家，不调查不研究，不走群众路线。下面的一些事例，就是说明了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是我的犯罪行为之一。

（1）62、63、64年要求提高机械化程度，照理我是应该在条件上留有余地的，既要求提高机械化程度，又在火药定额上给以适当的安排，使现场能够比较放手地去做，而我不是这样，我只强调火药定额上面给的少，就要求康拜因截煤机的采煤比重越大，火药定额越低，一点不留余地，不能使这些机械在没有人为的压力下顺利的进行试验，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我的这种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办法，在实际上就是破坏了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不关心减轻工人的体力劳动，就是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表现。

（2）60年的出产计划以多本账来衡量生产，从475万吨到550万吨，前后搞了五本账，其中正式编制的只有两本账，一本国家计划，一本增产计划，其他几本都是配合产值翻番规划搞的，根本没有基础。可是我还要用这样的计划来作为下达指标的依据，用这些计划来管人家，造成层层加码，指挥混乱。在64年搞调整时，我们不管水泥分配，只保西安老道山的工程，不顾一般、不顾生产、不调查研究，几个人一核计就把指标定了下来。有时候生产上的煤圈发碹也没有水泥，影响很坏。

（3）64年管理局通知我们到长春搞了一个5-10年规划，是由计划、生产、技术、动力、劳动等几个部门几个人主观主义在那里编制的，一点没有群众基础，是一个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闭门造车的东西，是不能指导生产的。可是我还通知下边按此作为提报建议数字的依据，对铁路、电力部门提供作为他们制定规划的依据。我用这样的东西来管人家，不仅害了我们自己，也害了别的部门，给党造成了不可估计的损失。

（4）58年部提出大搞水力化采煤，这是一个新生事物，也是一个世界尖端，对于这样的东西，如果我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我就应该大力支持、迎着困难往上赶，而我不是。我紧跟刘贼少奇的“爬行哲学”，不敢闯，不敢动，思想不通，认为又要水砂充填表，又要水力化，东北天气冷，困难多，埋怨管理局技术处不看条件，强调没有成形设计不好列计划，采取了卡的态度。以后虽然搞了，也是迫于压力，在计划上就放任自流，又采取了要什么列什么的态度，在平岗四明搞成以后，在北京展览，我看后，思想上认为是“浮夸”，成绩没有那样大，在处里散布说，平岗搞个水力化花了多少钱，没出多少煤，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其实水力化能不能搞成关键不在于条件，关键在于人的思想革命化。我右倾保守，怕乱、怕破，就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机会主义的表现。用我这样的思想来管计划，必然的要把计划工作引向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去的。

（5）在工程计划上，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一个计划处不点头不行的坏作风。53年付国一井生产改革大铁道，这个工程现在看起来还是有利于生产的，可是我当时思想不通，认为工程量大、花钱多不适合，以后停了。57年搞洛矿协作，我代表王文通（曾任矿务局党委书记——录入者注）到梅河开会，铁路局来人提出付国一井的问题，我思想通了，就积极的向上反应，结果又搞了起来。63年买通勤火车，本来这件事，运输部门曾经多次反应，但我思想不通，认为不是重点，就不积极向上反映，卡了起来。乃至火车在太信掉道，险些造成事故，我才感到问题严重，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不然我还是不会解决的。取消第三水源地的事情，我也卡了两年，我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对工人生活不关心，总务处多次反映三水源水质不好，不能吃，我没有管。我认为水源泉工程大，不好解决，就拖了起来。以后缺水严重才搞个龙头水库工程，62年修成。64年修过滤地时管理局计划处的个别人不同意，我也认为是冬季补充用水，思想上认为不修也行就不坚持意见，以后工人告状才抓紧修成了。我的这些罪恶都表现了一个管、卡手段，是完全不相信群众的表现。

（6）对大修队预算属于我们批准权力范围内的，就想方设法不让超过五千无的标准，对上欺骗，对下管卡。如土建独身改家族，本来有三栋房已经接成一栋长房，在修时我就告诉下面按两个号列计划，不然不行。西安独身改家族也是这样。有一栋拐把房也是二栋房接成的，改修时我也告诉按两个号列计划，欺骗上级、卡着下面，造成烦琐手续，不从实际出发，表现出个人说了算的恶劣作风。

（7）在计划指标上卡死不能变动，完不完成自己想办法的一些事情。除开上次已经交待的对生产产量、进米、灰份之外，对大修理工程中的土建资金分类也采取控制的手段，64、65年平岗的房屋大修，我们不看条件，不做调查，就是分配几万元由他们自己去安排，对太信、西安也是一样，也是分配多少钱，由矿上自己去管。我们就是死控制一个数字，造成下面工作被动不好做，如太信的房屋翻修有的列入大修，有的列入维修就是我们卡指标的结果。

所有这些部分的事例，都说明我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抓阶级斗争，不关心工人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争投资、要项目、买设备，造成积压浪费，是我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犯下的严重罪行，我推行管、卡、压的修正主义管理制度，把计划工作带上了一条绝路，我要向毛主席认罪，向共产党认罪，向广大革命群众认罪。

二，我推行专家治厂、技术第一、走白专道路。

1，我搞小专家路线，不走群众路线。我在这里交待时所牵扯涉的一些人，有好人也有坏人，当然就责任来讲还是我的，只是为了说明问题我才提了出来，我不能推卸我的责任。过去在处内我依靠候春生、韩国付、宋天辰、黄志航、姜长庾、陈朋云、侯仁钢这些人，在处外我依靠郑玉清、李荫池、孙世祥、陈道夫、鲍隆科、赵国维这些人，在上面我依靠刘士吉、顾法春、赵林祥、董若斌这些人，我认为他们都有一套业务，可以作为我主观决定计划问题的依据。我把生产大权交给候春生，劳动大权交给宋天辰，工程交给韩国付、陈朋云，统计交给姜长庾，建设交给候仁钢。我对这些人的重用在干部路线上已经做了交待，这里不再重复了。现在我主要交待一下我对刘士吉、郑玉清这些人的依靠上所想到的一些问题。

（1）刘士吉他是总工程师，我是信任他依靠他的，无论是生产、建设、工程，只要他点头我就敢列计划，我认为他是“专家”、“权威”，是矿务局说了算的人。我不依靠群众、不依靠“三结合”，就是靠上面、依靠一些少数人来决定计划，走了刘贼少奇专家治厂的道路。

①65年提出太信一井、付国一井合并时，当时就有两种意见，太信陈海沧主张合并但是不送1000M风道，刘正大主张要合并就要送道贯通，不然不好管理，我没有坚持同意现场意见，听信刘士吉新送风道的决定列了计划，结果白送八十多米道，还死了一个人。当时统计姜长庾问我怎么报进度，我说按局里决定报进度。

②62年在长春开计划会议时，刘士吉、赵林祥提出抓紧修建太信一井西部充填井大铁道工程，他们向管理局技术处摆了好多道理，我支持了他们的意见向管理局计划处要来了投资，我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西部发展的安排，只是听信刘士吉他们的意见就安排计划，结果不仅早施工两年，积压国家大量资金，提前动用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在65年安排不当，延长捣车线，搞了冬季土方外包施工，浪费国家资金，还牺牲了一个阶级兄弟。

③63年搞大铁道环行线，苏东、刘士吉和我都积极主张，我还带了煤炭部来的一个林司长和管理局的关处长坐车到现场介绍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那时候有些人特别是搞设计的有意见，认为这个工程花钱多，没有什么价值，我不听，我认为苏局长、刘工程师都决定了，没有什么变更的，我强词夺理的同董锋争论，最后没有办法了我就说：苏局长和刘总决定的，我推不了，你们还是照这样设计吧，以后由于设计的坚持和施工力量的限制才没有施工，不然又是一个浪费。

④58年大开小井时，张明云在会上提出要开100对井，我积极支持，我紧跟刘士吉、董若斌他们的后面，坐在家里看资料摆计划，有时候跟他们到外面跑跑，也是听信这些所谓“专家”的意见，说半拉山门有煤就在半拉山门掘井，说大水缸有煤就在大水缸掘井，事实上我连半拉山门、大水缸都没有去过。结果在58年开381对井，当时认为成型的是25对，现在看来除开白泉和平岗的一些井外，都没有成型。那时候在平岗东方红、四平半拉山门搞了一个时期，没有储量中途停工，大水缸、新生井虽有一定储量，但是运输不好解决，也中途停工。但这四个工程就给国家积压、浪费47万多元，这是我的罪过。

⑤对太信三井的产量安排，我长期的指导思想就是旧井复采没有把握，我不调查研究，不去找老工人了解情况，就是听信赵林祥、刘士吉的意见，少摆计划多出煤。这样既不被动还可以调剂大井产量，结果造成落地损失、销售困难，给国家带来很多的浪费。
我依靠刘士吉决定的问题很多，有些事情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浪费很大。这里我想到的问题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对于我来讲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应，是刘贼少奇给予我“专家治厂”的毒害，我要继续回忆，我要彻底肃清这些流害，接受大家的批判。

（2）郑玉清我是认为能干的，认为他能说会道，心中有个“数”，对问题有主见办事来的快，我曾经多次表扬过郑玉清说他能干。我在学习会上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是重要的，但学习必须结合工作，说的再好拿不出东西来是不行的。”就是指的郑正清和孙长吉，那时我认为孙长吉学习不错，到时候是学习，就是计划报不上来。郑玉清好请假，到时候把计划拿来了。我的这种只突出业务的思想，走白专道路的思想，就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思想，实际上郑玉清提出的好多事情，有些都是一些坏道道，我听信了他的意见，利用党和人民给我的权力，做了好多坏事情。

①61年修的太信拱楼，就是现在的反帝矿办公室，是郑玉清提出来的，说是把老道山的独身都集中在本部住，把原有一井的独身房改为家族宿舍，这样又好管理，又能取消一个食堂，把北大楼的房子也腾了出来，好处很多，天花乱坠。结果房子盖成以后，关恒又找吴显文说（这是最近听吴显文讲的）工人不愿意住板床，要住火炕，可以把拱楼改为矿本部，把矿本部的房子改成独身房，吴显文同意了，就变成了办公室。究竟郑玉清是不是先在这里耍了一个花招，我现在还不知道，就我来讲我就不应该把老道山的住宅盖在太信矿，我偏听偏信，利用少数人决定计划就是我的罪过。

②62年搞的太信一井学习班，从我的思想讲我是认为太信一井寿命长、产量大，应该有个好点的学习班。我同西安矿比，认为西安矿那样好，太信一井也应该好点。郑玉清抓住了我的这个思想，就同王明德几次三翻的找我去看，先提出学习班翻修，以后又提出灯房子翻修，说是施工一次不容易还是一次搞成好，步步增加，步步变形。郑玉清的一个特点就是抓住你不放，只要你答应一声，他就可以借题发挥。结果把学习班盖的那高那大，等我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我在这里不是推卸责任，只是说明郑玉清的为人，我听信这样的一些所谓“小专家”，再加上我的修正主义管理企业的思想，我所搞的计划工作就必然的要脱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上错误的道路。

童志刚

③63年搞的太信展览馆也是郑玉清提的意见，他把我找到现场说这个铁工房要翻修基础也不好，地点不合适，影响机修厂的工作，不如把铁工房同翻砂房（当时的展览馆）换一下，把铁工房移地重建，利用大道旁的那个基础按原面积修个展览馆，把展览馆改成铁工房，只一台汽锤基础复杂一点，由生产成本内搬一下就行。我贪大求洋，没有考虑各方面的复杂因素，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就把张有成和韩桂馨请了去，到现场解决问题。张有成听我一介绍也就同意了，以后因为翻砂房基础不行，汽锤安不上，只好又把原有的铁工房翻修，出现了第二个铁工房的计划。我违反党的方针政策，不做深入的分析研究，以自己主观认可的东西向领导介绍情况，造成了国家的损失浪费。

④59年修东二井地？笼，郑玉清开始估列了一万元的上马计划，因为我在思想上认为这个工程需要就同意了开工。当时也没有什么成形的设计，郑玉清搞上去的计划更没有基础，结果59年就花了五万元，还搞冬季施工，土方返工，浪费很大。郑玉清搞的工程计划过去很多东西都是估的，我对他的这种做法，从来没有批评过，反过来我还认为他来的快，心中有个“数”。我对郑玉清提出的一些问题，有时都是支持的。61年搞季度计划，当时处内研究要附送图纸，郑玉清有意见就找我反应，我支持了他的意见，推翻了处内的决定，我没有找生产组研究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也助长了他的骄傲自大的行为。60年郑玉清找我反应人员不够，工作开展不起来，我就私自答应他要搞个补充太信计划机构的名单（内容我记不清了）好向人事部门反应一下情况，结果引起了太信人事科钱科长的不满说是郑玉清越级反应，我的这些行为都是为郑玉清撑腰的，我对郑玉清是依靠的。

（3）孙世祥，在大修和其他工程上我也是依靠的，我认为他有现场经验，他说的一些意见很多都合乎我的想法，在企奖工程的厂房改住宅和大修住宅上，他提出过单砖墙砌砖错开，里面抹大泥防寒的意见，降低檐高降低造价的意见，采用船底棚、纸糊天棚的意见，试制矽酸盐大块，用矽酸盐大块盖住宅、厂房的意见，我都采用的。因为我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我对工人阶级的生活就不关心，只管降低造价不管工人疾苦，使党的关怀不能通过我贯彻到群众中去，反而使群众误解了党的政策，这是我的严重罪恶行为。

我的这些做法都是我走“小专家”路线，推行专家治厂、以一小撮人决定计划带来的恶果，是刘贼少奇给予我的流毒。我对抗了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出于我的资产阶级本能，我对这个真理是不能理解的，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拜倒在一些所谓的“专家”“权威”脚下，这就必然的要使我们的计划工作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走向错误的道路。

2．我鼓吹技术第一、走白专道路。

（1）我的思想上认为技术是计划的依据，我搞计划就要依靠生产、技术部门提供情况决定问题，我不是依靠群众，把计划交给群众，走群众路线，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原则去工作。我曾经散布说：“我们人少不一定下去，我们可以从生产处、技术处那里搞到一些东西，只要掌握情况，不一定下去，一样能搞好工作。”我所鼓吹的这些谬论就是反应我依靠技术决定问题的思想，在过去每年搞计划，无论生产、建设我都是以技术安排为依据的，从来没有什么群众基础。58年以后的一个暑期中搞的仓式采煤、三无工作面，各年的采煤方法选择、开拓、准备、充填、运输工作的安排，西安矿七采高灰份煤的停采、平岗长安、九坛高灰份煤的停采，都是根据技术要求安排安排的，白泉一井停工时王运广在总工程师室反映煤质不好、顶板不好、送道不能维持，经过刘士吉和张明云的决定，我连看也没有去看就同意停工了。付国老一坑改磨电，史国枢提出不改不行，怕开采时中期塌陷影响安全，经过刘士吉同意后列入了计划，结果花了几万元，改成后没有什么问题又改了过来。所有这些都说明我的计划指导思想就是依靠技术、依靠所谓的“专家”，按照刘贼少奇的黑“工业七十条”中强调的什么“总工程师……对企业的技术工作负全部责任……在技术工作上，必须服从总工程师的指挥……”鼓吹技术第一、技术决定一切的。

（2）我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我对技术革命技术革新中提出的一些合理化建议和新生事物的试验，不是采取热情支持的态度，在计划上没有安排，推给生产成本去管。比如64年搞的西安龙门装载机，康拜因改装，盾盖式采煤，井下汽化烧锅炉等新生事物的试验，我在计划上就没有考虑，我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我对待新生事物不支持的这种态度，就是一种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态度。

（3）我本身就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我从来就是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改造自己的，我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是一种反动的“有技术可以不问政治”的反动思想。我每天也搞些业务，但是我不抓政治，不抓阶级斗争，不向大家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改造思想的重要意义，有时工作忙了，我就帮着大家刻钢板、刻总结、搞计划，我思想上还认为这是什么“以身作则”，实际上就是引导大家走白专道路，只管业务、不问政治，使大家受了我的毒害，我要向大家认罪。

凡此种种，都是我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推行专家治厂带来的恶果。不仅毒害了大家把大家引向白专道路，更重要的是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损失，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是我的严重犯罪行为。

三，我违反党的方针政策，违反总路线多快好省的方针，执行少慢差费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计划路线。

1．我有抗上的思想和行为，我对上级指示，认为不符合我们情况的，就存在抵触情绪。

（1）58年底管理局为了平衡国家投资与自筹资金，指定我们削减西安矿的部分矿建巷道，他们的理由是按营建划分只承认已经审核认可的工程量，而我们则认为这些巷道已经一直列入计划，也是我们权力范围内平衡的事情，不同意削减，管理局打来电报、电话我都表示不同意，我强调我们的年报都做了，我们也向下面讲了，再变不好办，拒不执行，以后关兴武来电话硬要人去修改，我才勉强的派侯仁钢去了一次，结果削是削了，但我很不满意。

（2）搞59年计划时，关兴武根据省计委要求，对企业的一些零星建筑工程也要控制，在讨论会上我就不满的说：“坑口盖个打点房子列不列计划，要列的话，我看我们也没有办法管，上面要是大的抓不住，小的抓一堆，就会真的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在那次会后，我对李同伦说：“你们就不敢同省计委提提意见，像老肖又不是什么工程师、技术员，他一个人能管好煤矿吗？”我错误的把上级指示看成了一个人的事情，还煽动别人来对抗上级。

（3）我对辽源市计委的一些业务指示也有过抵触思想，我觉得我们是管理局系统领导的，如果市计委要求不同管理局一致，在思想上就不执行市的要求。如59年的产值问题，计划表格问题，总觉得条条块块的领导不好办。直到王力书记在一次会上指出“这不是什么平起平坐问题，是上下级领导关系问题”才开始感到严重，改变了态度，对王力的批评我写过一次检查，开始不虚心，以后改了，这个检查现在在我的办公室抽屉里可能还有。

（4）我对张明云也顶过。57年为了巷道维修扣不扣坑木定额的问题，我就当着哈尔滨张学文局长的面，同张明云顶了起来，我的这种态度，过去给计划处的其他人也有影响，造成管理局计划处，对辽源有不好的看法，认为辽源局大，不服管理，实际上就是我的罪过，是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自以为是的恶劣作风造成的。

2．我违反党的方针政策。

（1）63年西安矿八千米小学，有一栋教室要翻修，这个房子原值只有八百多元，本来不合乎大修理的规定，我一看没有别的钱处理，就叫西安矿计划科列大修计划，花了一万八千多元扒例扶起。西安矿财务科有意见，说是不符合规定、违反政策，我不满的说：不大修就停干，没有别的钱。强迫人家干了，我自己违反政策，还叫别人也违反政策。

（2）61年四平专署在平岗新生井开井后修了一条小铁道，这个小铁道根本不是什么正规的工程，是杂牌道拼成的临时道，专署停工以后，成赛找张有成要把这条小铁道卖给矿务局，实际上就是要从国家套去一部分资金弥补专署开井后的损失，我服从张有成的指示，积极向管理局要来十九万元的投资买了这个铁道，结果没有用，有的拆了回来，有的丢了，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3）十四厂食盐焙烧炉在62年建成后不好用，63年要改修，又不好再出现计划，我就告诉大修队白显礼，要他把这笔钱合拼在十四厂安全线工程内报销了。

（4）国务院曾经三令五申的指示不准修建楼、堂、馆、所，而我却紧跟走资派张明云、王力的指示，在58年又修了一个工人俱乐部，当时我也知道这是违反上级规定的，但是我没有坚持不干，我服从了领导意图，积极的向上反应，为了蒙蔽上面，王力提出由市内拿出三万元用市内的名义修建，实际上是矿务局拿出二十多万元修的，这是违反党的勤俭建国方针的，那时候在东山已经有一个电影院、一个文化宫，根本就不应该再建一个工人俱乐部，我不顾国家利益，乱用国家的企奖资金，就是我的犯罪行为。

（5）从58年以后修建的一些住宅，很大一部分没有摆到井口附近去，造成工人上下班困难，通勤运输费用增加。我紧跟走资派张明云、王力的指示，按照城市规划的要求，把房子摆在三道桥、太信小街一带，搞资产阶级的所谓装饰“门面”，这样不仅造成工人居住不合理，管理困难，而且在59年大量占用了三道桥的菜地，影响了工农关系，还压了付国一井一块煤，违反了勤俭建国方针，也违反了技术政策。

（6）65年大搞土方外包，违背了矿务局自己规定的资金不能外流的规定，我当时认为学习大队的人工资高、效率低不合适，他们不愿干，我还不想要他干，我就积极主张外包，把太信一井大铁道土方、800半径截边坡土方、老道山折返线土方、东二井地罐龙填土、280干线、三角线等二万多立米土方全部包给东山街道干了，流出资金一万八千多元。这样不仅违反了规定，还对当时留在矿山还不愿下乡的青年起了一个不好的影响。

3．我违反了总路线多快好省的方针，执行一套少慢差费的计划。

（1）63年修十四厂站台棚，我片面的从节约木材出发，不给屋面板，在檩条上铺石棉瓦，结果不能用。64年又翻了重修，造成很大的损失浪费。

（2）65年在五区，新阳街修的住宅，我为了降低造价，不管住户的需要，不修天棚，结果群众意见很大。66年又重新吊上，不仅造成了浪费，而且影响极坏。

（3）63年白泉选煤厂搞防寒工程、搞锅炉采暖花了三万元的投资，搞完以后不能用浪费了。

（4）64年在付国选煤厂安装轨道衡、修建装煤台，搞成以后只使用一年，65年就停用了。对于这个工程，我根本缺乏全面的考虑，只是根据当时运输部订的要求就搞了起来，给国家造成了一万多元的损失。

（5）60年大搞产值翻番时，我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盲目搞规划，没有考虑人力、物力的安排，搞了好多个厂子，其中已经建厂或买设备的就有硫酸厂花了一万多元买了一套分镏塔，化工厂盖了几百平方米的房子，纤维板厂盖了一千多平米房子，炼油厂盖了房子安了设备修了油池，洋钉厂买了设备，制药厂盖了房子，水泥厂买了设备修了高炉盖了房子。我没有从自力更生、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出发，对于这些工程不是由小到大，因陋就简的发展起来，而是一动手就盖房子就买设备，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贪大求洋的思想来指导工作。我在大搞产值翻番时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浪费了国家资金，我犯了极大的罪过。

十八年来我在各项工作中所犯的罪行很多，从我这里点出的一部分工程和我对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产量低点、消耗高点、投资多点、权力大点、向上好说话、向下好布置的做法来看，都是违反总路线多快好省方针的，都是违反勤俭建国方针的，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必然反应。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我就是代表资产阶级、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工作的。我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只依靠少数的所谓“专家”“权威”，压制群众意见，完全违背了毛主席教导的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同刘贼少奇走了同一个道路，我在原则问题上不坚持，迁就应变，一心为私，就是我的修正主义观点。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费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搞的这些东西都是反应出少慢差费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计划路线。

我的罪恶很多，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交待，提高我的思想认识，通过大家的批判提高我的思想，能够划清同修正主义的界线，彻底认罪、彻底改造，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跟着毛主席继续干革命，请大家审查、批判。

                                   交待人：童储祥  6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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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中提到“在58年又修了一个工人俱乐部……那时候在东山已经有一个电影院、一个文化宫，根本就不应该再建一个工人俱乐部……”这个检讨，我是不能同意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俱乐部，我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去哪里看戏呢？辽源矿务局的电影院、文化宫和俱乐部都建在东山顶上，排列成一条线，相互距离不远，其中俱乐部的地势最高，算得上是本地的地标性建筑。电影院的功能比较单纯，文化宫是身兼图书馆和乒乓球馆两项功能，我当年有很多时间就在这里读报、借书、看别人打乒乓球。其他各类文艺表演或大型文化活动都集中在俱乐部，当年，只要有演出，俱乐部门前的小广场上总是人山人海，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是“文革”初期班上的女同学登台表演舞蹈《远飞的大雁》和“文革”结束后“红孩子”宣传队演出的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

tian295

老人有心了。

驾一叶之扁舟

材料很珍贵，值得悉心保存。建议童兄想办法出版成册，留给未来。

童志刚

谢谢楼上各位。

童志刚

交代材料之十四

关于我在政治路线上所犯罪行的补充交代材料（1969年2月27日）

我在政治路线上也是站在刘贼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的，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了我的政治倾向，我除开上次已经交代的我在政治路线上所犯的罪行以外，现在我补充交代我在反右整风、大跃进时期的一些错误思想和言行。

1，57年反右斗争时，我的立场表现是很不坚定的。那时候右派分子李成仁利用我那时没有发表处长这件事（当时我是主任工程师，相当于处长）来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我只是在说理斗争会上从表面上驳斥了他的谬论，而在思想上没有真正痛恨这些东西，相反的我还想：“你看，不是有人说我有能力吗？有人提出来了，这说明我还是得到别人的好评的，也许真能当个处长。”这是多么卑鄙污秽的思想，多么没有立场的表现，为了个人名利地位就同右派分子在思想上唱一个调子了。

2，在58年大炼钢铁时，我思想上曾经认为这是炼铁，不是盖房子，这要科学的技术，我们过去没有搞过，能搞吗？在自己亲自参加太平庄小高炉炼铁的时候，由于炼出来的铁不多，又产生过怀疑的态度，认为这样的炼铁出来又有什么用处呢？这些东西在自己思想上确实存在着一个很短时期的疑问，这就说明我对党的号召，对党的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政策在开始时不是绝对的赞成的，而是徘徊观望，存在着怀疑的态度。

3，在自己参加炼焦的期间，虽然在表面上也是积极的投入战斗，有时候白天炼焦晚上办公，但是在思想上对于苦战存在着埋怨情绪，记得有一次晚上突击“马蹄窑”，有的人提出苦战到12点点火，我却讽刺的说：“尽扯蛋，能行吗？”我说完以后也知道错了，就同当时的支部书记张明远谈了一下自己的错误。那时候正是我入党不久，我在群众面前不但没有起到组织带头鼓舞的作用，相反的还发出了不利于发挥群众的有害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

4，在大炼钢铁的初期，我存在着算账的想法，单纯的经济观点，我只看到当时存在着的浪费的一面，比如在太平庄炼焦的时候，开始炼出来的焦不多，有些煤炭被白白的烧掉了，焦豆子很多，炉灰同焦豆子混在一起。用土炉子炼铁的时候，出铁不多，质量又不好，平岗（地名——录入者注）搞了一些小高炉，建起来以后也没有烧就废了。对于这些部分的缺点，当时瓦斯乡上是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看法的，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压力很大，今天要建多少窑，明天要建多少窑，哪个敢不执行决定？国家要拿出多少钱来赔呀！我在思想上就暗暗地算起账来了，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搞企业就要算账，要算成本，要随收入，如果这样搞，矿务局又得赔多少钱呀！我没有从如何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从政治上来看问题，而只是片面的从单纯经济观点来看问题，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离开了政治的单纯经济观点，就是我的一种修正主义观点。

5，在开始建立人民公社的初期，报纸上说先把架子搭起来，究竟怎么样一个搭法，自己思想上没有认识。当时我想人民公社这样一个组织，在农村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他正如报纸所说的，能动员最大的力量，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全面发展逐步的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这样一个组织如何在城市实行，如何把城市的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思想上发生过疑问。当时的所谓进入共产主义的说法，我也是不同意的，我想共产主义的生产、生活水平，特别是人的政治思想水平是大大高于现有水平的，而绝对不能说建立了托儿所、公共食堂就是进入了共产主义。我在那时曾经说过：“苏联革命成功四十年了，现在还是在为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他们是从解决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着手，而我们是从政治基础着手，这就是我们同他们不相同的地方。”我的这种说法，实质上就是反映我对人民公社的看法，我觉得要进入共产主义，除开人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以外，应该发展生产提高生活，而我们的生产生活水平并不算高，怎么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呢？这是我的右倾思想的反映，我饿密友从积极的一面分析问题，没有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上去发现他的伟大潜力，而是在思想上对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变革取采了并不积极的态度，我虽然没有正面的来反对，但是这种不积极的态度，就说明我的思想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的，是我的一中修正主义观点。

6，在成立城市人民公社时，那时也传说矿务局要成立人民公社，要搞食堂，还说什么供给制、半供给制等等。当时我想，这样搞能行吗？由于我有这种怀疑思想，又怕自己说错了话，所以我在任何情况下，都避免对这些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当时街道来问王蒙家参不参加食堂，我说“参加”，这并不是说我的思想通了，而只是我感觉到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势所趋，我是不能单独行动的，要进食堂就得一起进食堂，实际上我并不真心欢迎食堂，我顾虑小孩吃饭不习惯，自己也不习惯，只是没有说出口罢了。

7，在要成立城市人民公社的时候，谣传什么供给制、半供给制的说法，我虽然不太相信，但是在思想上也有考虑，有个人主义打算，就想要是成立供给制，王蒙两个人工作，家里人口又少，收入一定会比现有水平降低，那是不合适的，我对这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产生了怀疑，在触及我个人的利益的时候，我就表现不积极，这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必然反应。

8，在大炼钢铁时期，副食品供应曾经一度供应不足，我就错误的认为是大量钢铁运输能力不足带来的。有一次张守东在办公室问我，他说：“蔬菜不足，肥皂也买不到，你说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说：“这主要是运输问题，农村有菜运不出来，那怎么能满足供应呢。”我没有看看当时职工人数增加，购买力增加，这是副食品供应一度紧张的主要原因，而我在思想上却错误的认为这是大炼钢铁带来的。记得有一次到平岗去，在路上看到一些疙瘩白（东北人管卷心菜叫疙瘩白——录入者注）菜地里长满了草，我自己心里就想：“怪不得蔬菜不够，这样的地也没有人收拾，人都炼钢铁去了。”我的这些错误的想法，实质上就是一些反动的想法，抓住一点皮毛的现象，在思想上就否认了大炼钢铁的伟大意义，这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所谓“大炼钢铁造成了全面紧张”的谬论是同出一辙的，只是一个说了，一个没有说罢了。

从以上这些补充说明了我的思想体系是顽固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十八年来，我在政治路线上也是站在刘贼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的。经过两年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大家的批判、斗争，使我深感我的罪行严重，我必须深恶痛绝的狠批狠斗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彻底认罪，彻底改造，划清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界线，求得党和革命群众的谅解，给我改造自新的道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紧跟王蒙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继续干革命。

                                                         交代人  童储祥  69、2、27

杜雅萍

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违背常识经验的时代。

独立寒秋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童志刚

关于我进行地租剥削罪行的交代材料

    一，我家分家前的情况

我家在1941年3月分家以前共有稻田60亩（按每亩地租四担谷算的），每年收租谷120担（看来是跟佃户对半分成——录入者注），有瓦房29间，草房24间（是我根据记忆划出草图后算出来的，草房中包括佃户住房13间），有菜地6亩（按下菜园30X40M，上菜园40X70M算的），竹山4亩（按90MX30M算的），柴山30亩（按200M长X100M宽算的）。

我家只有一个佃户姓唐，是一个老佃户，我们家的120担租都是给他们种的，我们没有人参加劳动，把剥削收入作为生活来源享受了。佃户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过去他们家有一个唐五阿公，一个唐全大阿公，这是老一辈的人，是两兄弟，下面有一个叫唐三爷、唐长大爷的。

我们家的竹上是自己留用的，没有出租过，柴山是给佃户一起管，每年交柴，分家前交多少不知道，分家后，每年交大柴和闹柴子二千斤左右。

二，我过继时的情形

1938年7月我三叔去世后，当时我正在南岳集训，没有在家，我父亲来信告诉我说是把我过继与我三叔为子，并且说我三婶可以供给我读书，要我写信同我三婶联系，保持好关系。1938年10月我从南岳集训完毕后回家，补办了母子会见手续（过继的手续，在祖宗面前叩头），我三婶给我一些我三叔遗留的旧衣服和五元钱，当时在场的除开我父亲、继母、满婶以外，有同屋的梅婶和四伯妈等一些人。十一月我去新化楚怡读书。

三，分家时的情形

1941年3月分家时，我正在辰溪湖大补习，准备考大学没有在家，我父亲写信告诉我说，家里准备分家，问我有什么意见，他说公公（只我祖父）也同意分开，由他雇一个人招扶，自吃自住。我回信同意分家。分家时的情形，听我父亲说由我祖父主持，有我父亲、满叔和我三婶马成彬参加，请来的族人有同屋的伯父童伯强，老屋里的叔叔童耦耕，庙湾里的望叔童步泉，石子塘的大伯童既明，由童伯强、童步泉写的分家单，分析的结果是我的祖父童台钦留30亩地，每年收60担租，住房二间，其余按三股均分，我父亲童伯鴞、满叔童季鹤和我分开，我这一股分得稻田10亩，每年收租谷20担（每担100斤），菜地2亩，竹山一亩，柴山10亩，瓦房6间（学堂屋），草房6间。

1941年分家以后，我们各股的地都是老唐家种的，我的那份田产叫老唐家谁种的我搞不清楚，因为那时我父亲在家管事，马成彬也在宁乡县城教小学她也不管事。我从1931年离家读书，一直在外，家里的事情我就没有过问。

四，收租剥削的情况

分家后，因为我一直不在家，我的这份田产就由我父亲和马成彬代管，有时寒暑假回家我也管，1943年我亲自参加收过一次租，有几年同我父亲去佃户家卖过几回谷，把钱带到学校花了。

1941年8月我从辰溪回家，同我父亲到佃户家去，我对唐三爷讲，我的这份田产由我父亲代管，我不在家时就由我父亲经办，如果我父亲的吃谷不够就进谷，吃谷够了就换成钱由我父亲寄给我读书，没有我父亲同意，不要给我三婶出谷，因为我祖父同马成彬的父亲是老亲家，硬不同意都归我父亲收租，要给马成彬一部分。究竟我父亲同马成彬怎么分配的，我也搞不清楚。这一年我在家的时候还没有秋收，我回学校由要钱花，我同我父亲要唐三爷在我这一股名下提前卖了三担谷，得了十一元钱，我带到学校花了。

1942年暑假，我同叶雇尧、唐锦铭、欧阳林在辰溪守一煤矿测量，没有回家，那时候我家在乡下住的有我父亲、继母、毅妹、觐嫂子和两个侄子共6口人，吃谷不够，就把我这一股的租由他收去吃用了，马成彬用了几担，没有给我寄钱，我的读书费用由我大哥、二哥和满叔供给。

1943年9月，我利用湖大闹学潮的空隙时间，回家接我毅妹到辰溪去，因为钱紧，我就趁当时正是秋收的时候，同我父亲到佃户家找唐三爷在我这一股名下卖了十担谷，换了四十块钱，作为我们回辰溪的旅费和费用，因为这年正赶上秋收，我在佃户家摇过风车、撑过斗进行收租。

1944年8月宁乡沦陷，我在辰溪没有回去，家里也没有给我邮过钱去。我家正在大道旁，附近的人都跑了，这年没有正式收租，同时我从1944年5月至1945年3月因学潮关系被停学一年，1944年8月至1945年初，我到贵州玉屏国立二十中学教书，以自己的工薪维持生计，并供给毅妹读书。

1945年“8.15”光复后，我从辰溪随我大哥的汽车回长沙，在学校办完手续后我就回家了。因为学校要钱花，乡下钱又紧，我就同我父亲找唐三爷在我这一股名下卖了五担谷，换成二十元钱带到学校花了，其余的由我父亲收租垫补了家用。

1945年年底，我回家过年，佃户唐三爷找我父亲说，现在大家都在议论要实行二五减租，我们怎么减法，是不是商量商量，我说：二五减租大家都减我们也减，是不是现在先不定，等秋后再看吧。结果没有减成。

1946年暑假回家，那年受虫灾，佃户唐三爷找我说：储少爷，你看今年情况，虫灾影响大，估计要减产，能不能减少两担租，实在是困难呀，不然我也就不讲了。我说我现在也顶紧，今年的收成还定不下来，等秋后再说吧。结果没有减成。这年我这一股的租由我父亲收了，马成彬用了几担，这时我已经教书有收入，我父亲没有把钱寄给我。

1947年暑假我在含光女中教暑假补习班，没有回家，这年年底我回家过的年。这一年我这一股的租是由我父亲收的，马成彬也用了几担，垫补了家用。

1948年3月我到永邵后离家更远了，刚到企业也不容易请假，我没有回去，因为那时我正搞对象需要花钱，我就直接给佃户去过两次信，要他提我卖掉十担谷，把钱寄给我花了，剩下的十担谷由我父亲和马成彬收的。
1949年8月宁乡解放，实行了减租减息，那时我在永邵（永邵是49年9月22日解放的）我没有回家。这年的租是我父亲收的，他垫补家用。

我的这些剥削，有些是通过我父亲去办的，向佃户收租进谷，有些是我同我父亲直接找佃户卖谷收钱的，有年是我亲自参加收租的（如1943年的收租），我直接享受的除开读书时卖的谷外，48年还卖过一次谷，我参与了管理，其余的就是由我父亲垫补了家用，我三婶马成彬也用一些。我的这些剥削除开收租以外，每年还要佃户交两只租鸡，送谷草50捆，大柴和闹柴子二千斤，在进佃的时候要交押金，二十担租交押金二百元，这种押金不计息，长期剥削。

我在1941年分得的六间瓦房，因为怕没有人照管就租给别人住，是我父亲经办的，具体怎么样一个租法，如何剥削的，我搞不清楚。我知道过去一个本家童满娘在那里住过，以后杨汉文在那里住，究竟收了多少租金，我不知道。这些都是我的剥削罪行。

五，在湖大念书时的经济来源

1940年我楚怡毕业后，因为我大哥和满叔的运输生意利润增加，同意我进大学。1941年我考入湖大后，我的经济来源，除开上述地租剥削中在41年得十一元、43年四十元、45年二十元外，是我大哥、二哥、满叔供给的。1942-1945年（除开1944年我在玉屏教书以外）由我大哥、二哥供给，我那时念大学每年大约需要150-200元左右（包括伙食、书籍费、零用、添制衣服）我自己还抽时间写石印讲义（每页8裁纸，给二角钱）增加部分收入，作为补助。

六，1946-1949年我的经济收入情况

1，1946年2月，我在谷山含光教书，因为那时候危害没有毕业，每周只能教四天，由学校供给伙食，我每周教20小时课。

每月收入=20小时X1.5元/时X4周/月=3担米X13.5元/担=41元+车马补助费4元=45元（光洋）。

1946年上半年收入=45X5=225（光洋）（每学期按5个月计算）。

1946年下半年我在丝茅冲含光教书，由学校供给伙食。

按照聘书记载每月收入=228元X2升/4元=4 .56担米X13.5元/担=61.5元+车马补助费6.5元（按法币一万元给一元计算的）=68元。

1946年下半年收入=68X5=340元（光洋）。

1946年全年收入=225+340=565元（光洋）。

2，1947年仍在丝茅冲含光教书，由学校供给伙食。

按照聘书记载每月收入=29小时X1.5元/小时X2.7升/元X4周/月=4.7担米X13.5元/担=63.5元=车马补助费6.5元=70元。

1947年全年收入=70元X10月/年=700元（光洋）。

3，1948年3月我到资源委员会永邵煤矿局工作，月薪150元（底薪）实际上因为国民党的币制贬值，光洋的官价和黑市的差距很大，但是那时候的企业工资待遇还是比教书高的，我估计大约相当于每月收入6.5担米左右，按照当时永邵煤矿易家桥的米价13元一担计算等于每月收入85元。

1948年我工作10个月共收入850元+地租剥削40元=890元。

4，1949年7月我的工资提到月薪170元（底薪）每月按95元计算。

1949年全年收入=85X6+95X6=1080元（光洋）。

我对农民的剥削罪行是严重的，不仅收租剥削，还有其他的剥削，我不参加劳动，用农民的血汗养活我读书、享受，在遭受自然灾害时，佃户要减两担租我都不同意。我的剥削罪行严重，我长期隐瞒我的这些罪行，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犯了罪，我向毛主席认罪，向人民认罪，我请求革命组织给我以处分。

                                           交代人  童储祥  6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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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材料提供了上个世纪40年代初农村的某些情况，比如，1941年，三百斤（三担）稻谷能卖11元钱，那么当时稻谷的收购价大约是每百斤3.7元，到了1943年，十担谷卖了40元钱，好像是物价上涨了，大概也意味着货币有点贬值，但幅度不大。比较奇怪的是，如果记述准确的话，到1945年的五担谷仍然卖20元，价格竟然没有变化，仿佛物价很稳定似的，这跟一般的想像有出入。

按照这个价格比例算下来，父亲家没分家之前一共60亩地，能收120担租谷，一家三代人就算自己不吃都卖掉，也就480元的总收入；如果去掉自己的口粮，估计所剩不多了，由此看来当时的地主还真算不上富裕。当然了，那个时代，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只要一年下来能混到每天有口饭吃也就满意了。

这里父亲再次提到了永邵的解放日期“是49年9月22日”，因为当年并没有“离休”一说，所以父亲不会为此来编造一个解放日，可政府认定的当地解放时间却是1949年10月1日以后，这样，父亲离开工作岗位时就自然成了“退休人员”。据我观察，父亲看着那些比自己年龄小、地位低的人都是“离休干部”，每月每年都能多领不少这样那样的补贴，父亲从原来的高收入者变成了低收入者，他心里是很不服气的。大概的情况可能是，在永邵整个地区解放之前，解放军的部分人员已经先期（估计就是9月22日）进驻永邵煤矿，父亲会认为解放军都已经到了，当然就是解放了嘛。后来父亲很希望能找到当年的军代表来作个证明，结果没有找到。

另外，父亲在写了这个交代材料之后，估计是前思后想发现问题可能很严重，现在不管当年父亲是否真的自己参加过收租，反正他翻案了，然后在5月7日专门写了一份《认罪书》，声明原来“交代我参与地租剥削的罪行是假的”。不过这里显然是经过了几次反复的，首先他是68年10月的一次交代中（似乎是口头的）承认参与了收租，然后在1969年1月18日的交代中作了否认，说“我直接参加了剥削想佃户收过租子。这个情况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情况是我一次也没有向佃户收过租子”，但在这份写于3月8日的交代中却又再次承认了收租行为。可见当年的交代者在取舍之间的窘态。

童志刚

交代材料之十六
关于我的家庭经济情况的交代材料（1968年9月4日，注明“送交计划处工代小组”）

    我家住在湖南省宁乡县南门外仙凤乡银花桥企石岗（这是老地名，现在新名称不知道），原来是一个大家庭，每年名义上收租120石（每石108斤），实际上除去付息以外，每年能收租40-50担，有住房半栋，大小22间，正房是砖房，偏房是草房，有柴山、菜园，佃户姓唐（名字我不知道），就在我们菜园的后山住，是一个老佃户，从我知事以后起到解放都没有换过，还是我小的时候（我失意岁离家，以后读书时放寒暑假回去过，最后一次是50年调来东北时回去一次），我经常去玩，他们家有一个叫唐五阿公，有一个叫唐全大阿公，有一个叫唐长大爷，有一个叫唐三爷（这种称呼是我们那里一般孩子对老人和长辈的称呼），在1941年我们家没有分家以前，由我祖父管家，每年除靠地租剥削外，主要靠我父亲、三叔、满叔、大哥、二哥在外工作的工资维持。

    1941年我们家分家。我祖父留下60石租自用，雇一个人招扶，自己单吃单住，其余的60石租分三股分配，每股20石租（约合4亩地），我父亲、满叔各分20石租的地和全部外债，我三叔分20石租的地没有外债，因为我三叔在1938年去世，我被名义上继承为他的儿子（当时我在新花楚怡读书，没有在家，1941年分家时我在辰溪湖大读书也没有在家），但是他有继配叫马成彬（早些年我二哥写信说马成彬住在湖南乡谈楠竹山生产村8号，我们一直没有通过信），只比我大九岁，我们根本合不来，所以1941年分家以后地址上虽然是我的名字，但是我从来没有过问过他的事，家里的20石租都是马成彬收的，我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他的一点接济，我读书时是我大哥、二哥的工资收入和我大哥当时做汽车运输生意的收入接济的（那时我大哥和我满叔还有我们的几个亲戚合伙买了一辆旧汽车，我满叔开车，我大哥修理，名叫义立公司，住在邵阳），1946年我开始工作以后，我就靠我自己的工资生活，并接济我的两个妹妹念书。

    1950年我们家乡土改，1951年土改复查，我祖父、父亲和三婶（马成彬）定为地主分子（这是听我父亲说的），我满叔家定为小土地出租。在1951年土改复查时我祖父和父亲因一时退押退不出来，被关押了一个多月，以后都放出来了。1953年7月我父亲经乡政府批准迁来辽源我家居住，1958年又迁回湖南邵阳我大哥家居住，1960年病死在邵阳。我祖父也在1954年经乡政府批准同我满婶一家迁到长沙居住，1958年搬回宁乡乡下，1959年病死在宁乡。

    在1951年土改复查时，我继母陈润宽和我姑母童恩瑶因惧怕斗争都先后投水自尽了。（关于我祖父、父亲被押和继母、姑母投水的事早就交代了。）

                                                     交代人 童储祥  196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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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比较早的一份关于家庭情况的交代材料，比较简略，一些内容与其后的一交代略有出入，比如父亲名下的20担租究竟是谁收的，这里肯定说是三婶收的，后来一般说成是“不清楚是父亲还是马成彬收的”；还有，这里说“1946年我开始工作以后，我就靠我自己的工资生活”，而其后的交代证明1946年以后父亲的收入中偶尔也包含少量地租收入的成分，1948年就有40元的地租收入。

    父亲关于家庭情况的交代，对一些情况的说法前后多有反复，记忆不确定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希望能找到最好的描述，少说或不说是为了减轻罪责，多说或编造是为了以坦白争宽大。从手稿上看，在“没有过问过他的事”、“家里的20石租都是马成彬收的”、“从来没有接受过他的一点接济”、“大哥、二哥的工资收入”、“1946年我开始工作以后，我就靠我自己的工资生活，并接济”等字样下都有钢笔划的线，估计是审查者认为这些都属于重点问题或需要继续盘问的。

    此件中提到的我大伯他们还曾经成立过一个拥有一辆运输车的“义立公司”和土改复查时童家有两位女性投水自尽的情况，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童志刚

交代材料之十七
关于我的家庭情况的交代材料（1969年5月6日）

1969年5月6日我向工宣队邓师傅谈了以下的问题：

我对毛主席不忠，我欺骗了广大革命群众。我在1968年12月10日至13日的交代材料都是假的，现在广大革命群众都在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我应该老老实实的把我的情况交代出来，我不能再继续犯罪，再对毛主席不忠就是我的严重罪行。

真实的情况是我一次也没有在乡下受过租，没有直接参加过剥削，那么我为什么在68年12月10日至13日又承认我卖过谷子，同佃户打过交道不同意减租等片人的话呢？那时候我的思想是没有真正的相信群众，相信党，坚信毛主席，我想我不要当顽固派，我想放我回家，我想我承认了这些事情也没有什么大事，反正那时候家里的事情是我三婶同我父亲管着，我又不在家，可是我又交代不清我三婶同我父亲管家的情况，我就顺竿往上爬，编造了一些假情况，那时候我想越编的像 越好，我就越“老实”，大家怎么问，我就顺竿往上答，只要大家满意了，能够放我回家就行。

一月十七日，工宣队老吕给我们读乔明发的案例，使我从内心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工宣队，我想我的问题并不复杂，组织上会给我搞清楚的。老吕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的案情过去由于某种原因不是按真实情况交代的，可以提出来，这个不算翻案，如果本来事实存在你硬要趁机不承认，那就没有你的好下场，如果你说的不是真话，你又不加订正，给党带来麻烦造成损失，那你要负完全责任。”我想我说了假话，我就应该订正，向广大革命群众认罪。一月十八日，我向工宣队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我过去的交代材料是假的。二月七日宽严大会以后，组织上找我谈，要我考虑自己的出路，我想我已经翻案了，我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还是等着吧。所以在会上有人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交不清楚，我再交也是假的。以后我得了失眠症，通晚睡不着觉，我想回家，我就提出来我不翻案了，要求放我回家。为了放我回家，我又假编了一套，说41年我卖过三担谷，43年我亲自摇过风车，掌过斗，进行收租。事实上什么卖谷、受灾、减租、摇风车、掌斗收租都是假的，我一次也没有做过。只有1938年过继，补办过继手续，我三婶给我几件旧衣服和五元钱是真的，41年分家我分二十担（每担100斤）租是真的（我不在家，是写我的名字，分家后我知道是由我三婶马成彬管，她和我父亲怎么管的我也不知道，分多少亩田，多少亩菜园、竹山、柴山、房屋我也不知道，68年12月10日交代时，我都是临时计算碰上的），佃户每年向我们送租鸡、稻草、闹柴子、进佃时交押金是真的，但多少数量我也不知道，住房出租的情况我也不知道。

我从群专出来时，我说过我永远不再翻案，那时候我想我历史上就算有这个问题也不算什么大事，我还翻什么案，反正我又不想当干部了，今后党给我做什么工作都行，党还是会要我的，我也一定会把工作做好的。这次落实政策，开始我想我可能能解放，我就白天夜里的写材料，以后接触到我的问题，要我交代46、47、48年的情况，我交不出来，同群众形成了对立，我的严厉很大，怎么办？我还是顺竿往上爬说假话？还是老老实实听候审查？我想再说假话还是说不真，对不上，事情也越搞越复杂，也是违背毛主席落实政策的要求。我过去对毛主席不忠，欺骗了广大革命群众，我今后不能再那么做了，可是我已经说的假话怎么办？政策落实到我身上落实不下去我的罪就大了，我应该老老实实的把情况交代出来，知道的就如实交代，不知道的我不能再说呵话了。

我家在分家前每年收120担租，是我祖父管理，我11岁（1931）离家到湘乡我大哥那里读书，直到1949年解放我都是在外读书、工作（我从1946年3月开始工作，在含光女中教了两年书，1948年3月到永邵煤矿工作直到解放），除开有时寒暑假回家以外，我没有在家里呆过。1938年我过继给我三婶，她没有给我钱读过书，我读书的费用，38年以前是我父亲给的（那时他在湖南公路局湘乡汽车修理厂当班长），我三婶只比我大九岁，我们在思想上合不来。1941年分家以后，我分了二十担租，是我三婶管理，她在宁乡县城当小学教员，经常住在她的娘家，她没有给我钱读过书，我的读书费用还是我大哥、二哥和满叔给的，我寒暑假回家都在我父亲一起吃住，因为我在我父亲一起吃饭，我父亲同我三婶又怎么分配那二十担租的，我也不知道，那时我只知道我哥哥能给我钱读书就行，我没有过问过那二十担谷子，我也没有问我三婶要过钱，我从1946年工作以后我也没有给过她钱，我们一直没有什么关系。

我工作以后，主要供给我两个妹妹念书，好要供给我父亲一部分费用。

能够证明我这些情况的人：

1，        佃户老唐家（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2，        马成彬，是我三婶，过去我知道住在湖南湘潭楠竹山生产村8号。
3，        童季鹤，是我满叔，湖南湘潭公路运输局汽车站仓库管理员。
4，        龚修琼，是我满婶，住湖南长沙展览馆路10号对门一栋四楼，那时她在乡下住，知道情况。
5，        童铁如（又名童寿祥）的妈妈，我们同屋住的，我叫梅婶，那时她在乡下住。现在童铁如住在湖南长沙浏阳门外乔庄运输局宿舍，童铁如在公路运输局工作，是zhonggong党员，他本人不了解我的情况，他妈妈了解我是不是管家和我三婶、我父亲管家的情况。
6，        童完祥的妈妈，也是我们同屋住的，我叫她何四伯妈，那时她也住在乡下，她的大女儿童立祥，我叫立姐，那时也住在乡下，都可以证明。这些人的住处和工作地点，我满婶龚修琼可以提供（龚修琼住长沙展览馆路10号对门一栋四楼）。
7，        童俊明，是我大哥，住湖南邵阳东生路234号，他的工作单位，湖南邵阳公路运输局汽车修理厂。
8，        童觐祥，是我二哥，工作单位河南新乡市和平路豫北建设公司质量管理站。
9，        彭子军，是我二嫂，那时她在乡下住，工作地点，河南新乡和平路豫北建设公司职工医院。
10，        童瑞祥，是我妹妹，湖北黄石市医药公司。
11，        童毅祥，是我妹妹，广东湛江下山农垦医院，那时她在乡下住（1943年以前）
12，        乡下的邻居，我们下屋的老杨家，我知道叫杨保大爷，不知道名字。
        我们后屋的老杜家（就在我们佃户老唐家的后面住）。

                                       交代人  童储祥  196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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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是在《认罪书》前一天写的关于为什么又要翻案的交代，也解释了中间为什么会有一些反复——说收过租，然后说没收过租，再又说收过租，最后还是否认收过租——看来理由很平常，以为多交代些问题就能早点“解放”，早点回家。

童志刚

交代材料之十八
关于我和张之彦、肖佑启的关系的交代材料（1968年9月4日）

一，关于和张之彦的关系

张之彦是我在辰溪湖大时的同级同学，他是机电系民三四级学生，我是矿冶系民三四级学生，我们同住在第九宿舍，他住一号，我住二号，每个房子住四人，他们房子住的有张之彦、陶蔚、邓某某，我们房子住的是我一个，欧阳林、唐锦铭、叶服尧。1943年闹学潮后，到1944年2月因走狗学生放火烧毁注册组，国民党驻在辰溪的警备旅武装护送李毓尧进校，第一批就抓走七十二个同学，在抓走这些同学以后，我和张之彦、张文波等几个人在湖大附小教室开过一次小会，研究怎么办，大家说要到河那边去探听一下消息（指对河辰溪城），秘密的发起一下捐献慰问的事情。我在九舍、八舍征集了一点慰问金，交给张之彦买了一点鞋、袜，派人送去了（谁送去的我不知道）。以后学校形势越来越紧，我们就没有再活动了。到1944年5月学校又开除、停学二百多人，我和张之彦都被停学一年。

1946年7月我在湖大毕业以后，由谷山冲含光女中转到丝茅冲含关教书（因我在1946年3月至7月在谷山冲含光教了半年书，以后含光搞分裂在丝茅冲又成立一个含光女中。我因在谷山冲含光同学生搞对象，学校没有续聘，就要求吴日三——当时在谷山冲的教务主任——到丝茅冲含光教书。丝茅冲和谷山冲相离几十里地，谷山冲在湘江以西的纺纱厂大后边，丝茅冲在湘江以东长沙城的北门外），张之彦在长沙油榨巷的精炼职业学校教书（也在北门），我有时星期天进城就到张之彦那里去玩。那时张之彦的朋友陶蔚（这个人在湖大读了一年，在辰溪时我认识，听张之彦说，张之彦的父亲和陶蔚的父亲是很要好的朋友，都已早死。陶蔚在长沙城内有房子，靠收地租生活，至于还有没有别的收入我不知道，他们的活动我也不知道）有个妹妹叫陶懿恭是丝茅冲含光的学生，所以我有时就同张之彦到陶蔚家去玩，陶蔚还有个弟弟我们叫他老二（什么名字我忘了）一起打麻将。有一次，大约是1947年8、9月间，我同张之彦又到陶蔚家打麻将，陶蔚有个朋友也在一起打麻将。吃完饭后，张之彦喝醉了酒，骂国民党贪污、腐化，同那个人吵了起来。我看那样的情况不好，我就在送张之彦回家的路上我对张之彦说：“你怎么随便说话呢？在那样的情况下骂国民党不好。”他说：“不要紧，我参加了底下组织。”我说：“参加什么底下组织？”他说：“参加国民党底下组织。”我说：“谁介绍的？”他说：“肖佑启介绍的。”我说：“参加那个干什么。”他说：“没有钱花，弄点钱花，我正在同肖佑启谈想不干了。”我们到北门铁道口分手就各自回学校去了。从这以后我对张之彦就存了一个戒心，不再同他接近了。1947年12月我离开含光，因为要去永邵怕叶服尧来信没有地方邮寄就告诉他寄到张之彦那里（这年寒假我回宁乡过年去了），1948年3月我到永邵以后就没有同张之彦联系了。

1951年镇反期间，我根据上述同张之彦的谈话内容检举了张之彦，我记得检举时还介绍了一下张之彦可能的去向，因为过去在学校时知道张之彦有个妹妹叫张平（看他写信封时知道的）在柳州铁路局搞财务工作。

二，关于和肖佑启的关系

肖佑启是湖南湘乡杨家滩人，在新化楚怡时他是土十班的学生，我是土九班的学生，在学校时我们是认识的但是不太接近。1941年9月我考入湖大矿冶系，肖佑启考入土木系，我住第九宿舍，他住第八宿舍，我们在平时也没有多少往来。1943年7月开始“拒李护校”以后，肖佑启伙同学校的印刷厂偷卖考试题目，由于新来投考的学生之间转转卖出（因为卖出一次自己就能收回一部分钱，或从中再赚一部分钱），最后变成了公开的秘密，所以在第一堂考试的时候，在校的老同学就当场揭露了这个问题，学校被迫修改试题。事情发生以后，肖佑启就偷偷跑回家里去了，因为那个时候肖佑启已经考取了留美航空训练班，他知道自己要离开湖大，所以就大卖试题。以后听说肖佑启来信问学校要证明好进航空训练班去，学校给了他一个开除通知单，他拿了这个开除通知单进了航空训练班。以后又听说肖佑启在训练班打教官被开除了（这个消息在辰溪时好像是从吴子佩那里传出来的，因为吴子佩同肖佑启是楚怡土十班的同学又是湖大土木系民三四级的同学，那时他们开始还是有通信联系的）。

1947年初大约是3、4月间，有一次我到张之彦那里去玩，记 不起是怎么谈起肖佑启来了，张之彦说：“肖佑启这个小子打教官被开除以后，听说又在云南（还是贵州）什么检查站（好像是说公路检查站）搞了一个时期，现在回到长沙来了。”我说：“在什么地方，你尖刀过吗？”他说：“在南门陆地测量队工作，他还有一支钢笔手枪呢。”我说：“你看到过？”他说：“看到过，就像钢笔一样。”从这以后我就知道肖佑启有这么一支钢笔枪。

大约是在1947年6、7月间有一天我进城去，在中山马路的人行道上遇到了肖佑启，他一看见我就说：“你到哪里去，在哪里工作。”我说：“在含光教书，到八角亭去一趟。”他说：“结婚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呢。你在哪里工作？”他说：“在南门陆地测量队工作，还是搞测量。”我们谈了一会家常，在快要离开的时候，我好奇的问：“听说你有一支钢笔枪，是吗？”他说：“就是这个。”他用手指了指挂在身上的钢笔枪（他插在上衣小口袋里，从外表看不出什么不同的地方）。我说：“给我看看。”他说：“这个不行，一打出去四、五米就是毒气，这个不能看。”我们谈了不几分钟就离开了。从这里我又证明了肖佑启有这么一支钢笔枪。

1951年镇反期间根据我听到张之彦说肖佑启介绍他参加国民党地下组织的话以及听到和看到肖佑启有一支钢笔枪的事，我检举了肖佑启。

                                   交代人  童储祥  196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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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算是一个检举或揭发材料，也可以说是一封“告密信”。我在想，既然早在镇反期间已经作过检举，为什么到了文革期间还要再来检举一次？作为被打倒的走资派，父亲主要要交代的是自己这么多来是如何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怎么又提起这件与自己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能够来了呢？

估计原因是：1，早年的检举，父亲并没得到结果的反馈，他不知道那个检举是否被认定被调查，所以这个事可以说还没结果，所以也就还没结束。2，关键是，父亲并不了解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如果不交代，万一造反派们知道，那就是隐瞒了。3，文革期间，各种外调频繁，你说我我说你，谁都不知道千里之外曾经的熟人会说起自己哪些曾经的往事，所以这个事如果不交代，万一其他当事人交代说你是知道此事的，那就还是隐瞒的罪行。类似的审讯、审查总能得到以外收获，至今如此，原因都是一样的。

昨天电话与父亲聊到这个事，他仍然坚持说他记得那个肖确实有过一支枪。

童志刚

交代材料之十九
关于我在永邵工作时情况的交代材料（1968年9月4日）

1948年3月我由叶服尧介绍到永邵煤矿工作，当时分配在土测股当工务员，那时土测股只有一个工务员，叫做黄鹄成，暂时由叶服尧兼管股内的事情，在我到职以后不久，就分配去一个股长，叫单传中，是一个土木工程师，是跟郅人杰他们一起由当时的北方煤矿撤退到永邵去的。

我到永邵以后，开始同叶服尧住在一个屋里，大约二个月左右，叶服尧的家来了，我就搬到独身宿舍，同梁源绘住在一起。当时住在独身宿舍的还有刘雍政、王德熙、汪中立、谢允中、石颂明等人（我暂时记起的有这些人），还有一个雷清泉。

那时永邵的工程技术人员中有派别斗争的，以陈廷瓒、叶服尧为首是局长陶勋亲近的，以唐宋为首的另一方是陶勋所不太喜欢的。同陶勋一起的其他行政人员如总务课长左宗彝、财务课长刘XX、股长张XX（此人会打鼓，陶勋爱唱京戏是陶勋的亲信）、股长金国梁、营运课的股长刘XX、总务课的股长曹XX、材料课的沈一鸣（此人名字不一定记得对），还有一些人都是拥护陈廷瓒的（这是在郅人杰、丁子培这些北方干部没有来以前的事），在郅人杰他们来了以后，唐宋同郅人杰的关系逐渐加深，就形成了暗地的南北派别斗争的形势。

当时陈廷瓒是沿江口井口主任，唐宋是牛栏塘井口主任，叶服尧是助理工程师（1949年7月提为付工程师，我提为助理工程师）兼管土测股的事情（土测股股长），我是土测股的工务员，石颂明是牛栏塘井口的工务员（1949年7月石颂明没有被提为助理工程师）。石颂明和唐宋都是湖南邵阳人，我和叶服尧、陈廷瓒都是楚怡的学生，在湖大的时候，我和石颂明、叶服尧又是矿冶系的同班同学（以后我因湖大闹学潮被停学一年，他们没有停学）在学校时因为石颂明这个人有点神经质，性情又比较特殊（固执一些，还看不起别人），我们就很少接近。到永邵以后，我搞土测，他搞现场工作，虽然住在一个宿舍在思想上、行动上也是不太接近的。唐宋这个人也是湖大的学生，比我大约早毕业5-6年是学采矿的，在永邵时他一直搞现场工作，性情急燥，好骂人，在现场有打骂工人的行为，工人对他都很害怕。我和唐宋在永邵时没有什么接触，不过唐宋这个人我是认识的。

唐宋和叶服尧、陈廷瓒怎么闹意见的起源我不知道，我到永邵以后慢慢的就听到一些反映，叶服尧、刘雍政、王德熙都谈到过唐宋的为人，说他性情固执，看不起人，不好接近。唐宋是大学生，陈廷瓒是楚怡高职毕业生，唐宋有一套“理论”水平，陈廷瓒有一套现场“经验”，互相看不起。在局长面前陈廷瓒又吃得开，陶勋是喜欢他的，工人对陈廷瓒也比较有好感。反过来唐宋就不一样，有个架子，对工人又不好，在局长那里又好顶个牛，局长是不太喜欢他的。这里就存在着他们之间的相互斗争，加上叶服尧有是陈廷瓒介绍到永邵去的，是陈廷瓒在楚怡的同班同学，是和陈廷瓒很亲近的，在陶勋那里也是吃得开的。我是叶服尧介绍去的，当然对陈廷沾叶服尧是亲近的。至于陈廷瓒、叶服尧与唐宋、石颂明之间的具体矛盾是些什么问题，我还是不知道。不过对于石颂明这个人在学校时（湖大）我就对他没有好的印象，这个人总觉得自己了不起，好说个道理又说不清道理，还看不起别人，到永邵以后叶服尧也对我说过，说石颂明不行搞点东西颠三倒四的讲不清道理，还要坚持意见（那时叶服尧在工务课，管现场的一些事情，石颂明在牛栏塘井口），说石颂明同唐宋都是邵阳人，邵阳人就是那股劲，有时我到陈廷瓒、叶服尧家去也谈过唐宋的事情，他们说唐宋有个架子，脾气大，对工人厉害，好大骂工人等等。

以后，大约是1948年4、5月间，郅人杰、丁子培、单传中、赵白璧、雷清泉、梁源绘、孙工程师（记不起名字了），还有一个耿XX（此人是丁子培的连襟，是一般工作人员，搞财务的，50年我调来东北时，在北京我到过他家，是我走时丁工程师要我去的，我们在北京还照了一个像，现在我家里还有这张照片）撤来永邵，郅人杰分配为永邵的总工程师，丁子培为工务课长。因为唐宋与陈廷瓒、叶服尧有矛盾，在郅人杰他们来了以后，唐宋就同郅人杰他们开始接近，又形成了一个南北的斗争。不过这些斗争的具体情况我还是不知道，当时我是一个小小的工务员，我同北方干部的接触还是比较好的，我同梁源绘（他也是北方撤去的干部，他本人是湖南资兴人）、雷清泉（他是河北人）经常到丁子培、赵白璧、单传中家去玩，有时打牌，有时闲谈，这些情况，现在沈阳铁法矿务局的雷清泉知道我的一些情况，梁源绘更知道我当时的一些情况。

1949年9月20，永邵解放了。当时来接受的有四个军代表，为首的一个军代表（姓名我忘了）是陈廷瓒、叶服尧在楚怡时的一个同班同学，据53年我在北京煤炭部见到陈廷瓒时他告诉我说这个人是湖南省重工业厅的厅长了。永邵解放的当时这个人在永邵没有呆多长时间就走了，留下三个军代表，由杜钦负责，还有一个陈代表和高代表（姓名我都忘了）。在那个主要的代表来接收永邵的时候，我记得抓了三个人，一个是唐宋，因为唐宋在牛栏塘工作时，有打骂工人行为，民愤大，被抓起来了，以后听说放了出来。另一个是沈一鸣（此人的名字不一定对，他有两个老婆）有特务嫌疑，被抓起来了，还有一个是秦桂生，是永邵的地头蛇，民愤大，也被抓起来了。（据51年刘雍政给我来信说，秦桂生以后被镇压了。）

永邵解放以后，当时我代表一部分独身人员的意见，提出修一条简易轻便道代替年久失修不能使用的大木桥（一百多米长）来运煤，这个工程由干部劳动来完成。当时我们一部分年轻人如刘雍政、梁源绘、谢允中等人都不喜欢那些官气很大的管理人员如左宗彝、金国梁等人，想要他们也来挑挑土篮子试试。这个意见提出后军代表杜钦很重视，对我有了一个较好的看法，1949年12月左右就把我调到沿江口当井口值班工程师，1950年2月又把我调到画眉山井口搞复工工作，同时还指派我为工会筹备委员。在我调来画眉山的时候，把原来在画眉山搞复工工作的一个北方干部孙工程师换下去了。我在画眉山搞复工工作不久，大约是1950年2月末的一天，我从画眉山值夜班回独身宿舍，正是天刚亮的时候，我在干部宿舍前面的路上碰到军代表杜钦急急忙忙的往牛栏塘那边走去，杜代表看到我时问了我一句“下班哪”，我说“下班了，回宿舍去”。当我到宿舍洗完脸正准备吃饭的时候，宿舍里就传开了说是出现了反标，贴在立井井架上，画着一个人伸着一个大手遮住了太阳。这张反动漫画究竟画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看到这张漫画。事情发生后，大约是第二天，就把毒蛇宿舍一个搞事务工作的XXX抓去了（这个人我记得是财务课长刘XXX的亲戚），抓去以后，听说是放在矿警队，还用了刑（这些都是传闻的，我都没有看到），以后这个人听说也放出来了。到1950年4月22日，在军代表杜钦从汉口还是长沙开会回来的第二、三天，就发表我调北京燃料工业部的命令。当时我也感到很突然，我不想到北京去，因为我估计到北京就是到东北，离家太远了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时我还有一个对象在衡阳，她也不会愿意去的。但是我没有向军代表提出不同意见，我那时的政治觉悟是很低的，对党根本没有认识，我认为现在是听人摆布的时候了，去就去吧，到东北搞几年想办法再回来。我在离开永邵的头天晚上，我到陈廷瓒家去辞行，陈廷瓒对我说：“去就去吧，去了也好，这个地方也很复杂，上次出现的反标，有人还怀疑是你搞的，机械厂的工人替你说了话，才没有事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的情况，我也根本没有这样的思想，所以我听了陈廷瓒的话以后，我不感到是个什么问题，反而增加了我离开永邵的勇气。但是到了长沙以后，我还是不想走，我到周翰夫家同周翰夫研究，想到长沙有色金属管理局去，就自己跑到湖大找了那时的代校长易鼎新假称自己没有工作，请求学校介绍到有色金属管理局去。学校同意了，我也到有色局接了头，但是再同周翰夫一研究不行，1）我领了去北京的旅费，没有地方交，不交又是贪污，不好处理；2）用色局和永邵都属中南重工业部管理，以后一查出来不好办，所以没有办法，在50年5月5日我就离开了长沙到北京，在北京等了七天，就分配到沈阳煤矿管理局，1950年5月25日到辽源。

                                       交代人  童储祥  196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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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到郅人杰，从北方来到永邵后担任了总工程师。该人可以查到一点资料：他是20年代开封办学的福中矿务专门学校后来改名为福中矿务大学（这个学校好像就是中国矿业大学的前身，在焦作）的学生，参加过学生运动，属于进步青年。1955年10月第二届武汉市民盟常委名单中有个叫郅人杰的，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的“永邵煤矿局职员任命案”中，有“煤業總局呈請調派{#郅人傑#}為永邵煤礦局正工程師兼工務課課長”字样。

文中提到的永邵煤矿局局长陶勋，据有关档案，1949年5月左右外出公干“因交通困难永邵煤矿局情况不明已无法前往……赴贵阳……”，后来似乎被民国政府任命为“贵州煤矿公司”经理，并在1949年11月就任。

文中提到易鼎新是位知名人物：易鼎新（1887—1953），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人，1914年考取纽因大学研究院电机部研究生,1915年获理科硕士学位。1929年任杭州电厂厂长兼总工程师。1933年任湖南电灯公司总工程师兼湖南大学教授，用两年时间筹建了两万千瓦新发电厂，称道于华中数省。撰写出版了《有线电报》、《有线电话》等著述。是一位著名的电气学家和电工专家。建国初期，历任湖南大学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大学教务长、副校长、代理校长，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

杜雅萍

老童大哥辛苦。

童志刚

交代材料之二十（1）
关于我的三个问题的交代材料（1969年9月22日）

一，1943年在辰溪湖大闹学潮的情况

1943年7月湖大校长胡庶华在重庆辞职（我是1941年9月考入湖大的，在矿冶系民三四级读书），国民党的教育部改派李毓尧接任校长。同学门都认为李伛尧不是教育界人士，是国民党党棍，CC爪牙，大家议论纷纷，不要李毓尧来当校长。当时，住在第九宿舍的一些人（我住在9舍2号）如黄益成、王泰翘（现改名王猛）、吴子佩，还有汪澍白（他不在九舍住）就互相串连，搞一个“拒李护校”运动。当时正是暑假，大部分学生都留在学校（因为那时交通不便，外地学生都很少回去），还派人到晃县（现称新晃侗族自治县，属怀化地区——录入者注）、芷江去打听消息（因为李毓尧是晃县汞矿管理局局长），看李毓尧什么时候动身就告诉学校。辰溪这边也天天派人到辰溪车站去探听消息，并且约好在大操场敲钟为号以便前去阻拦不让李毓尧进校（我也到辰溪车站探听过）。

大约在八月份左右，李毓尧真的来了，在辰溪车站被同学们阻拦了，他见势不妙，就偷偷的坐小船跑到辰溪城内去了。当天晚上，李毓尧趁同学们戒备不严，，又偷偷的沿沅水坐船来到学校，掌握了校权以后，第一次学潮就这样被平静下来了。这次没有处分学生，也没有责难学生，9月份照常开学，迄至11月，李毓尧去重庆述职（即现在的汇报），学校里的矿冶系主任黄国瀛、矿冶研究所主任周则岳教授与训导长翟楚（CC抓牙，李毓尧的黑干将，安徽派的头子），不知什么事情在会议上发生了争执，当天晚上翟楚指使走狗学生去实习工厂周则岳先生住的地方，用大石头攻击周先生的住宅，周先生派人给宿舍送信，同学门闻讯以后都蜂拥而出前去援救，几个走狗学生早已闻风逃跑了。学生们救援周先生回来又打了翟楚的住宅（也是扔石头），这时翟楚早已吓的逃跑了。当天晚上学生们就在矿冶研究所开了一个大会（因为是晚上也搞不清有多少人）。在会上大概是吴子佩提出来说：打翟楚就要打李毓尧，要驱李护校。就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驱李护校”运动就开展起来了。第二天一些走狗学生、教授都偷偷的逃到辰溪城里去了（他们是少数人），学生们组织起来站岗、放哨，同学们照常上课念书。

迄至1944年2月（那时听说李毓尧早已回辰溪，住在辰溪城内，因为同学们反对，不敢进校），已是期终考试的时候，据说走狗学生想要回校参加考试，同学校联系（不知是派人来的，还是通信联系的）被同学们拒绝。这时李毓尧可能早已与辰溪警备旅研究，也许还请示了重庆国民党的头头，在走狗学生被拒绝回校参加考试后，他们就派特务（有文章记述为“特务学生刘胜涛等5人”——录入者注）放火烧毁注册组大教室一栋。在大教室失火那天晚上，我和周翰夫正睡在太行山杨宅佃居的那间房子里（我是1940年10月到辰溪补习的，当时佃居在太行山老杨家，我们同时补习的还有欧阳林、郭麟书，他们都是我在楚怡的同班同学，有时由周翰夫带到湖大听听课，直到1941年9月，我和欧阳林都考入了湖大，就搬到9舍2号去了，到1943年7月，那时我已经是快进三年级的学生了，就又和周翰付住在老杨家，有时自己做饭吃，自习也比较方便），听到失火的消息，我和周翰夫都去救火了，因为那些房子都是木版房又缺少水，实际上不能救，只是设法防止火势蔓延，不要烧了后面的小教室和旁边的女生宿舍。在救火的时候我看到了黄益成，他对我说：“叫鸡公，这下可完了。”我说：“可不是呀，我们也没有防备这一手呀！”失火后的第二天，李毓尧就在武装保卫下借口是共产党学生放火，进驻学校。

在李毓尧进驻学校的第二天晚上，一下就抓走了七十二名同学（那天晚上我还是在老杨家住，抓的情况我没有亲眼看见）。同学们被抓走以后，听说是送到对河辰溪警备旅关押，当时学校空气非常紧张，但是同学们对被抓走的同学都很怀念，过了两、三天张之彦（他住在9舍1号）找我还有张文波几个人在湖大附小教室开了一个小会，商量一下怎么办，怎么想法到对河去探听一下消息。大家意见要搞点慰问，我就在八舍、九舍征集了一点慰问金，交张之彦买了一点鞋、袜派人送到对河去了（派谁去的我不知道）。以后学校形势越来越紧，我们就没有再敢活动了。直到1944年5月，那时李毓尧收集的黑名单已经完成，就同时公布开除和停学的二百多人（包括被抓的前后二百八十多人），由国民党武装在大操场架起机枪押解出境（据说是在庶务室的墙上贴了开除和停学的学生名单）。我听到被停学一年的消息后（是欧阳林、唐帛铭、周翰夫他们传来的）就急急忙忙的溜了（因为怕武装押解），当天晚上我跑到辰溪发电厂我一个堂兄童元祥那里住了一晚（童元祥也是楚怡的学生），第二天坐木船到沅陵住在周翰夫的父亲周硕成伯父家里（周硕成是当时沅陵盐务局的课长），一住三个月，直到1944年8月，由周翰夫的同班同学邓修琪介绍到贵州玉屏国立二十中学教了七个月的书。直到1945年3月，据说是查明了放火原因，不是正义学生所为，全部二百八十多人（包括被抓的同学）都准予复学。现在看来这件事情可能共产党中央同国民党有交涉，因为那时正是国共合作期间，在湖大学潮这个问题上，国民党污蔑为共产党学生放火闹事，经过调查以后，国民党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把被抓去的、开除的和停学的学生全部让其复学。但是在被抓的七十二人中有三人因折磨病死，其中一人叫黄益诚（据传说是地下共产党员），一个叫周桢，还有一个名字忘记了（有文章记述为“期间周桢、廖英因病折磨致死”——录入者注）。我在1945年3月复学以后在辰溪读了半年，1945年8•15光复，9月份随我大哥汽车经邵阳返长沙到岳麓山湖大念书，1946年7月毕业。

我记得在1945年3月复学的时候，李毓尧被免职了（有文章记述，李是1944年8月被免职的——录入者注）胡庶华又回到湖大当校长，我46年毕业时的校长就是胡庶华。但是周则岳教授被解聘了，周先生搬到辰溪发电厂小街上佃居在一个民房里，生活很困难，周先生的爱人患肺病病死时，我和王泰翘（王猛）、张文波还有一些同学都去帮他料理过，8•15光复回长沙以后就不知道周先生的情况了。

关于湖大闹学潮的情况，王泰翘（现改名王猛）、杨道亨、欧阳林、唐帛铭、叶服尧、汪澍白（此人在60年听汪中立说解放后当过湖南省教育厅长，是当时的地下党员）、周翰夫、张文波、吴子佩都可以证明，张之彦也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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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到的胡庶华（1886—1968），湖南省攸县人，是著名教育家，著有《铁冶金学》、《冶金工程》、《钢铁工业机《中国战时资源问题》等著作。1913年考取公费留学德国，先入柏林矿科大学，后转柏林工科大学。1920年获铁冶金工程师（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此学位的中国人。曾任湖南公立专门学校教授、武昌大学代理校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还先后担任过上海炼钢厂厂长、汉阳兵工厂厂长。1932年至1949年间，曾三任湖南大学校长。还担任过同济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大学校长。《湖南大学校歌》“麓山巍巍，湘水泱泱，宏开学府，济济沧沧，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以及《重庆大学校歌》“江汉思禹恩，教化溯文翁……”都出自他的手笔。解放后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授。

文中提到的李毓尧，湖南桂阳人，曾留学英国伦敦皇家学院，后应蔡元培之邀回国任北京大学讲师，抗战期间任湖南省建设厅厅长，湖南大学建工学院院长，曾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或称其为CC派骨干。其胞兄李静民国时期曾任海军少将。

文中提到的王泰翘，在公开发表的文章《抗战时期湖南大学的一次学潮》中有提及：“组成纠察队，保障校区内的治安秩序，防止走狗及奸人破坏和滋事，成员由勇敢坚决，体质较强的同学选任，以木棍为 仅有的武器，负责人有黄立诚、王泰翘、丁为戊等。”

文中提到的汪澍白，据有关文章显示，当时领导全部学运的主席团延聘了平素较有深远见地的约30名同学组成顾问团，汪澍白是五名常务顾问之一。学潮后曾被关押5个月。1946年4月加入GCD，任zhonggong湖南大学支部书记。1946年暑期毕业于湖南大学经济系。解放后曾任《新湖南报》社秘书长，1959年被划为右派。1981年以后，历任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副校长，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等。

文中提到的吴子佩，也是学潮中的骨干，是34名被停学的学生之一，有文章记述为“对吴子佩等34名学生分别给予了停学处分”。

文中提到的周则岳教授，是著名的有色冶金专家，解放后曾在中南矿冶学院任教，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永年曾受教于他。民国时翻译出版过《严石通论》，对中国古代冶金史深有研究，是“禹贡时代起源说”的代表人物。
文中提到的翟楚，是国际法的知名教授，出版有《国际私法纲要》（本书到1982年在台湾出到了第7版）、《近代欧洲之政治和外交》、《近代外交论》等著作。1949年以后去台湾，在台湾国立大学任教授。

文中对周则岳等与翟楚“发生了争执”一事表示“不知什么事情”，有关文章对此有所记述：“1943年冬，寒假来临。李毓尧赴重庆活动去了，校务交翟楚代理。1944年1月3日，新年伊始，教授们在校区内唯一的二层木楼结构的雅云楼餐馆宴集。席上酒酣，有强烈正义感的矿冶研究所主任周则岳教授评骘校内种种不当措施，其中包括了对翟楚的批评。矿冶系主任黄国瀛教授表示同感。翟楚面红耳赤，呶呶争辩，语多不逊，和周则岳教授争吵起来，宴会当即不欢而散。这就是作为学潮序曲的所谓‘雅云楼事件’。”

文中提到的周翰夫，在报刊文章《从平江三百年古宅里走出的英才》中，被称为“为国家冶金工业作出重要贡献”；他的胞兄周述之，是资深建筑专家，曾任湖南省建材研究设计院副院长。

文中提到的唐帛铭，网上能查到有关介绍：“1912年4月生，长沙市人，1941年考入国立湖南大学矿冶系，1945年毕业，获工学士学位。1946年起先后在湖南大学矿冶系及中南工业大学冶金系任教。……曾任《中国冶金百科全书•热能工程卷》及《有色金属提取冶金手册》编委，《现代节能》杂志顾问……在冶金热能工程及有色冶金节能领域造诣深，知名度大……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有色冶金炉》、《有色冶金炉设计与计算》、《热能工程导论》、《有色金属提取冶金能源与节能》、《有色金属提取冶金现代化设备》，共约350万字。”

文中述称“同时公布开除和停学的二百多人（包括被抓的前后二百八十多人）”，这个数字另有说法，有文章说：“1月28日……对吴子佩等34名学生分别给予了停学处分。……5月24日……命令77名学生到三十二旅旅部接受审讯，同时宣布对76位同学分别给予开除、退学、停学处分。……勒令82位同学限期离校。”

补充：此前交代材料中多次提到的永邵煤矿的唐宋，网上也能查到介绍：“1912年6月生，湖南邵阳县人。1934年入湖南大学矿冶系。1938年毕业，获工学士学位。建国前，先后在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任工务员、助工、副工和工程师。建国后，1950年至1951年任东北有色局工程师。……后转中南冶金设计公司和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历任总设计师和副总工程师30余年，后晋升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常委、顾问，湖南省政协二、三届委员……出版有《充填采矿法论文集》。”

金秋

真不忍心看童版的爸爸写这么多交代材料，不过从字里行间我能看到一个克己奉公、兢兢业业、对党无限忠诚的老先进工作者光明磊落的胸怀。童版的爸爸在那个只讲阶级感情的时代不忘偷偷给新婚的妻子换个金戒指，这个细节太感人了，人性的光辉在那个苍白的岁月里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