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独腿老头的爱情之梦

     我在申诉材料中写到：

     一直以来，我以为我的证明人赵吉甫同志已经去世了，再得不到他的证明材料了，我在遗憾、抱怨中度过了20多年。

随着网络的逐步发达，我终于又有机会向组织上申办离休了！2009年，我在湖南省中共市委官网（后来湖南省委官网上也有）上看到了某某县人民政府1949年8月18日成立的前前后后，我欣喜地看到赵吉甫同志生前的记叙文章也在网上（见附件二），文中提到了我的名字，也有我们当时实行供给制加补贴待遇的文字记载。于是，我立即写报告请求组织上将我的退休改为离休。随后单位组织了联合调查组，再三深入湖南调查取证。在取得了充分证据的前提下，单位于2009年7月向湖北省委组织部递交了申请报告，请求将我的退休更正为离休。

     然而该报告递交后再无音信，直到两年后的2011年9月，组织部才终于下了一个批复：“经审核，你厅建议将王某某同志的待遇由退休更正为离休的理由不予认定，确定并维持王某某同志参加工作时间及退休待遇保持不变。”（见附件四），该批复没说任何理由，也没任何根据，实在令人难以接受。难道那么多证明材料都无效？假如这些证明材料无效，那么什么样的证明材料才算有效？

     王工说话带着浓厚的湖南口音，很像我的父亲，听着十分亲切，加上都是解放前就参加工作，感觉就是亲戚一般。我暗暗为父亲庆幸，他当时是参加了部队，所以无需证明是供给制。父亲离岗后一直享受着离休待遇，他去世时工资就有两千多，若是活到现在，应该有四千多了吧。和王工同一天参加工作的还有好几个，他们在湖南都是离休，现在也都拿着三四千的离休工资，可王工现在才拿一千多，让人心里怎么平衡呢？我下决心一定为他去争取。

     王工电话里说他不能来我们单位办委托手续，因为他离得比较远，要转一趟车，他的腿脚走路长了就疼。于是我决定去他家。王工家里就他和老伴，孩子没和他们一起生活，老伴90多岁了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一日三餐全靠王工照顾。可能因为工资低家里也没请保姆，王工说他每餐都用电饭煲，下面煮饭上面蒸菜。王工也87岁了，我真替他担忧，万一他出门买菜啥的有个什么闪失可咋整啊！王工家里有很多水利建设方面的书籍，有很多是他担任主编，他写的论文还在日本东京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过，他获得的省部级以上的行业标兵、学科带头人等荣誉证书有十几本，他负责施工的工程项目获得过中国优质工程奖。我在想，王工这样的专业技术人员刻苦钻研技术，一心扑在工作上，最不善于搞人际关系的，不然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王工问我法院能不能受理他的案子，我说这个要先申请人事仲裁，对仲裁结果不服再向法院提起诉讼。我前不久还接手过一起人事纠纷，也是一个退休的技术人员，退休前明明是高级工程师，退休后只享受工程师待遇。我们开始申请人事仲裁，对结果不服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该案属于劳动纠纷，我们又申请劳动仲裁，对劳动仲裁不服再次向法院起诉。因为刚刚经手过类似的案子，所以我对王工说得很肯定，后来才知道事情完全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省委组织部能不能当被告？查了不少资料，网上搜索半天，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国家的党委组织部门不是行政机关，可是又具备行政机关的职权，比如录用、提拔干部、决定干部的工作待遇以及离退休待遇等。他们说啥就是啥，法院管不着。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们将王工退休前所在的建筑工程公司作为被告，将组织部的那份批文只字不提。如果被告以组织部不批为由开脱责任，再想办法让法院将组织部牵扯进来。

     我们按照正常程序走，先申请人事仲裁，被当场下达“不予受理”，回头向法院提起诉讼，立案庭法官看完材料就说这个不属于法院管辖，拒绝接收。这可咋整啊？第二次我又去法院，抱着侥幸的心理想着没准换个法官就收了呢？结果这个法官也是不收。我们一筹莫展，转来转去转到一个庭前调解室，便走进去和里面的工作人员聊了起来，请他们帮我们出出主意。一个工作人员说这样的问题我们法院正好遇到过的，我们以前的一个副院长就是想将退休改为离休，如果能审早就在法院审了。我们马上问那后来解决了吗？他说解决了，是通过行政部门解决的，据说他是直接找了市长才解决的。可是我们上哪儿找市长去？王工的事是省委组织部批的，要找也应该找省长。你赫老子。

     看来只有通过行政部门解决了。我们拿着材料和所里介绍信去省委。大门口都有站岗的士兵，我们故意不看他们径直往前走，还真混进去了。先找组织部摸摸情况，组织部也设有门卫，那老同志一听我们的来由就要我们找干监科，我们说干监科已经做了决定了（那个批文肯定是干监科的人做的），再找他们没用的，老同志这才放我们去组织部的其他部门。结果所有的部门都要我们找干监科，说这样的事他们不管只有干监科管。没办法，我们只有去干监科，正好遇到那个亲手办理王工离休事宜的李处长。他开始对我们很客气，介绍了事情的经过。我说组织部的批文没说理由，当事人不知道组织上是因为什么不批，还请李处长指示，我们也好回去给他做工作。李处长说我们是根据档案里的记载做出的决定。我说不知道王工本人看过档案没有？李处长说档案是不给本人看的，万一情绪一激动把档案撕了怎么办。我私下里咬牙切齿，合着你们组织部门都暗箱操作，一手遮天？这次去啥收获也没有，我们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省委组织部的上级应该是省委。第二次再去，我们直接奔省委办公厅。好容易进了大门，到了省委办公厅门口被门卫拦下来，他问我们是怎么进来的？应该先在大门口往里打电话，里面有人接电话同意你们进去你们才能进去。于是我们退到大门口打电话，问114省委办公厅的电话，她告诉了一个总机，打过去是电脑语音，让你选择一，你选择了一又让你选择二，你选择了二又让你选择三，选到最后就是音乐，根本没有活人对话。第二次又是无功而返。

     第三次又去，门卫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是递一个材料，他说递材料要递给信访部门，就在省委旁边，专门有一个信访大楼。我们知道递过去肯定是肉包子打狗，即便是帮你转，转来转去也会转到那个李处长手里，死路一条。

     还可以往中央组织部申诉，我们也寄了一封特快专递。邮递员说这样的邮件一般都寄不到的。我想即便是寄到了，他们也会转到信访部门，然后再转到湖北的信访部门，最后又落到李处长手里。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我们再次去李处长办公室。我问如果对组织部门的决定不服，那么应该如何救济呢？他这一次的态度就不好了，他说你们律师应该不能代理这样的案件，还说组织上的决定应该服从，甚至还说我们组织部的批复是对单位的，不是对个人的，他们怎么给他个人看了？我要批评他们的——这些都是什么话？听了真让人生气。我忍气吞声地求他：您能不能再重新组织一次审查？因为现在有新的证据能够证明是离休。他说网上的东西只能参考，至于其他人的证明材料，现在说个不好听的话，请别人吃餐饭就能够写个证明材料。看来，要想让他纠正那个决定，完全就是白日做梦。

     从省委组织部出来，看着省政府门口又聚集了一批新的喊冤的人群。我想连我们这样维权的人都是黔驴技穷，实在没有办法就只剩下来这里喊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