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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反腐不是关键,限权才是根本 [打印本页]

作者: zoufeng_1234    时间: 2013-1-4 09:11     标题: 反腐不是关键,限权才是根本

本帖最后由 zoufeng_1234 于 2013-1-4 09:14 编辑

作者:菁城子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

关于如何减少政府腐败的话题,我所认识的观察者多持悲观论调:“不搞政治改革,腐败不可能根治”“无民主无出路”“没有竞争政党,哪有真正监督”。几乎所有说法都指向政治体制的问题。

他们又深知,当前中国政治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可能性又极微小,将希望寄托在“政改后一洗而清”遥遥无期。腐败问题在他们看来近于无解,每次谈起都冷淡收场。
我的视角略有不同,我不太关心政治体制的变革。在我看来,最近三十年来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党委体制、干部遴选机制、监督机制甚至喉舌的宣传话语还是差不多。政府方面除了常常做出亲民的姿态来,其它似乎无大改观。官员不是民选,政府主导一切——总之离批评者所期望的还非常远。

即便如此,腐败现象却比改革之前已减少许多;这三十年的腐败也绝非简单的递减和递增,而是随着知识界主流观念的转变而变化。
对第一个结论,很多人会拿出数据来反驳,比如现在每年纪检部门抓获的贪官数量之多,贪腐的数据之巨,比起三十年前恍若天壤。我的标准是,现今的腐败规模相比整体经济规模,已远比改革前小得多。

三十年前,整个国家只有国有企业,他们筑起特权的堡垒,少部分人才有机会进入国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享受权力分红,权力之外则是几乎一无所有的贫民阶层。无论是粮食、商品、服装甚至妇女的卫生巾供应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其间克扣、刁难、贪污、贿赂简直遍地皆是。稍微高档一点的商品,舒适便捷一点的服务堂而皇之地面向领导供应。这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

计划经济将国民塑造成权力的动物,想想那时普遍存在的(当然,现在也有残存)为谋个国企铁饭碗,千方百计攀关系给领导送礼说情,和现今的跑官卖官有何区别呢?不过想厕身其中向权力分赃罢了。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广和民众自由的扩大,制度性的腐败就逐渐减少。多数民众不再将衣食仰赖于政府的分配,而是通过创造和交换来增进财富,改变命运。这是最近三十年最了不起的进步,亦是今天我们所享受文明的源泉。

现今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享受并不比官员低太多,一些高等服务(例如航空和出国旅游)也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当然,政府的权力还是非常大,它长期通过征税、印钞和管制频繁地骚扰市场运行。当政府破坏得太过厉害,市场逐渐萎缩,寄身体制的诱惑逐渐加大,这也是最近几年“公务员热”的原因。

当然,从绝多数额说,现今官员贪腐的数字确实高得吓人。一方面是整个社会财富增加,另一方面和我要说的第二个结论有关。不过由于政府权力大规模缩小,腐败系数也在大大降低,这是不争事实。恐怕只有毛时代怀念者才会说出“文革时代官员清廉”的疯话。

第二个结论,也就是近三十年的腐败和知识界主流观念有关。

张维迎曾说过,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大量腐败是民间从政府官员手中赎买权利。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例如,私营企业兴起障碍重重,企业家通过向官员行贿获得经营便利;开放贸易,高额关税成为很大障碍,向海关行贿就成润滑剂;国企改制过程,官员为中饱私囊,竭力促进国企瓦解,私有化无疑让资源得到更高效利用。

这类腐败确实让官员大获其利,罪责却不能归到企业头上。如果对这类腐败严加打击,维护疆化的旧体制,无疑使改革受阻。正确做法是承认私有产权的合法性,破除管制,让企业不必“赎买”也能安然获得权益保障。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基调是推进市场化的深入,对私人从否认到有限承认再到承认保护私人财产,对农民土地从严加束缚再到有限度放开,对外贸易关税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和参与各类合作而逐渐降低。这个潮流和改革开放国策有关,也和饱受计划经济之苦的知识界反思有关,同时也深受世界范围内的私有化潮流影响。

当然,这场私有化浪潮一直伴随很大的争议,尤其是国有企业改制的公平问题。到2004年这种反对的声音占了上风,即郎咸平公开质疑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现在回头看,这场争议引起巨大轰动真是历史的悲哀。

郎咸平大谈“国有资产被合法剥削”“国有资产的主人是老百姓”等谬论(现在还有谁会这样认为呢),甚至说出“国企的效率并不比民企低”这些违背经济学常理的话,迎合民粹情绪,导致了国企改革步伐的停止。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国企改制戛然而止,此后伴随着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国企大规模扩张,经济中出现“国进民退”现象。近些年铁道部屡爆贪腐大案,大型国企屡爆“天价”问题,正是因为国企不仅没有瓦解之虞,还日渐膨胀,实在不差钱。

福利主义思潮兴起导致特定领域成为腐败爆发点。教育、医疗和房产领域是市场化改革较迟的领域,这和计划经济的残存思想有关系。这几项都事关民生,对于刚刚走出计划经济的国民而言,从心理上要脱离政府襁褓,从市场中获得保障,确实需要过程。

不幸的是,福利主义思潮继之而起,他们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动人口号,声称:“政府在改革中获利,应当加大投入保障民生”。这对于饱受威权政府之苦的民众而言确实非常有吸引力,九十年代后期直至今天媒体大量充斥这样的论调。

政府不是企业,它的分毫都取之于民并且都将造成破坏,政府再分配只能是走“大政府”的回头路。医疗、教育和房产成为腐败重灾区,正是权力高度干预,官员得以肆意渔利的结果。当主流媒体和知识人的理念普遍存在“政府应该搞医疗和社会保障”这套东西,建立社保体制也就成了迟早的事情。

政府社保的目标看起来非常美好,却是以国家强制分配个人收入为过程,尤其在中国这样政府权力极大、财政纪律极差的国家,根本走不到西欧“福利国家”模式就会折腾崩溃。

最近几年政府社保连续爆出巨额亏空,媒体反思仍停留在“拾遗补漏”,大谈加强监管、延迟退休这些细节末节。他们只要还相信政府社保是“被念歪的好经”,推动政府构建“全民保障体系”上不遗余力,那么贪腐和亏空就永远不会停止。

监管主义思潮的盛行,也是导致政府权力扩大并贪腐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企业家重新登上舞台,他们总是面临各种舆论上的敌视。凡市场中出现假冒伪劣产品(在任何领域,包括思想领域都不免这种情况)都会引来知识阶层要求“加强监管”的呼吁。

这些人不理解,市场竞争本身就包含优胜劣汰的机制,从长期看,任何优秀产品总会脱颖而出占据市场主流。劣质产品如果长期占据市场一定是这种机制出了问题。最常见的是政府设置门槛,企业需要讨好官员而非消费者就能生存,消费者的信誉评价和选择机制遭到了破坏。

政府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设立准入限制,订立产品标准,发布官方认证,而脱离政府视野的生产活动则是潜在的危险。这种思维的潜意识是,企业为了利益随时有不法企图,需要政府“慈父”监管才能保证消费者利益。

这种敌视企业,青睐政府的思潮推动我们这个时代愈来愈严苛的经济立法。无论是质量检验,食品安全、准入门槛都设立了重重标准。今天我们听到越来越多“创业难”“政府部门骚扰”“开饭馆也要十几种证”,殊不知正是源于常年以来知识界的召唤。这些所谓“监管部门”则在不断谱写贪腐的新传说。

当然,那些影响政策的糟糕的思想潮流还有很多。例如经济危机下求助于政府刺激政策,将高房价归罪于开发商,对中间商的打击——这些思想的背后都是成系统的知识错误,可惜总能起到很大作用。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说过,很多人倾向于将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这两种东西分开,这实际上是错误的。经济自由并不能保证政治自由,但它通常使人忘掉政治自由这样东西在世界的存在。

如果经济不能自由,那么我们生活的能力就将萎缩,最后委曲求全于官僚的脚趾之下。长期以来,很多知识分子对政府表达不满时,总是声讨它管得不够多。面对权力扩张带来的自由缩小贪腐严重等现象,他们却无法将两者的因果联系起来,却总是归究于人性贪樊和政客不够多。

如果这些观念不改变,无论政治体制如何变,总会摆不脱大政府的宿命。讲贪腐的人如果看不到这点,一味只喊“反对贪腐”而不是“消解权力”,亦不过是为官家清理蠹虫,重加锁链而已,对于自由的增进则于事无补。
作者: 邱晓云    时间: 2013-1-12 15:18

作者:菁城子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

即便如此,腐败现象却比改革之前已减少许多;这三十年的腐败也绝非简单的递减和递增,而是随着知识界主流观念的转变而变化。
对第一个结论,很多人会拿出数据来反驳,比如现在每年纪检部门抓获的贪官数量之多,贪腐的数据之巨,比起三十年前恍若天壤。我的标准是,现今的腐败规模相比整体经济规模,已远比改革前小得多。

zoufeng_1234 发表于 2013-1-4 09:11
这与大家所见所闻完全相悖,整段的意思看也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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