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几十年来也没有直接写到钱先生的机会,因为我在美国的教学和研究都不涉及近代和现代的人物与思想。一年多以前,我接受了瑞典诺贝尔委员会的邀请,在今年九月初参加一个讨论世界各国 “民族史的概念”(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的学术会议。我想借此机会听听其他国家的专家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因此几经考虑之后,决定参加。我的题目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史概念的变迁”,论文期限本在六月底,但因为我七月初回台北开会,加上其他事情,一直延至最近才赶写了出来。这篇文字从章炳麟、梁启超开始,最后一位代表,恰好是钱先生。在我得到钱先生逝世消息的前几个小时,我正在撰写《国史大纲》所体现的民族史的意识。也许在他离开人世的那一刹那,就是我介绍《国史大纲》的时刻。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感应之理呢?也许像我在上面所说的,由于他在我早期的生命中发生了塑造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他临终前又从我的潜意识中涌现了出来。无论如何,这总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巧合。但是使我备加哀痛的是:我不能不对这篇文字作一次最后的修改,添上了他的卒年,并且把动词改为过去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