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斯诺格鲁达意为红壤上的房子,这正是米沃什心目中的“吾国吾土”(Native Realm)[2]。但对我来说,眼前这片茫茫洁白,意味着耶德瓦布内(Jedwabne)、卡廷(Katyn)和巴比亚尔(Babi Yar),这些大屠杀惨案地并不遥远,遑论家族附近的黑暗回忆。我的东道主对此显然了如指掌,事实上,波兰扬·格罗斯(Jan T. Gross)那部重述耶德瓦布内大屠杀、饱受争议的出版物[3]便与他直接有关。不过,波兰二十世纪涌现的诗篇,超越了这片土地潜藏的历史悲剧。
米沃什在书中探讨了与他同时期的四名自欺牺牲者,记述如何一路从自主走向屈从的经历,进而强调他所称知识分子需要的“归属感”。英语世界的读者大概对这两位主角较为熟悉,耶日·安杰耶夫斯基(erzy Andrzejewski)和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前者是《灰烬与钻石》(Ashes and Diamonds,1958年影片,由安杰伊·瓦伊达[Andrzej Wajda]改编执导)的作者,后者则写出了一部令人不寒而栗的奥斯威辛回忆录《通向煤气之路:女士们先生们》(This Way for the Gas, Ladies and Gentl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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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本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两个意象。其一是“穆尔提-丙药丸”(Pill of Murti-Bing)。这个名词出自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Stanisław Ignacy Witkiewicz)1932年发表的小说《永不满足》(Insatiability)。故事情节里,中欧人极度热衷于吞服亚洲游牧部落传过来的穆尔提-丙。这种小药片功效神奇,吃了之后便会从恐惧和焦灼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得益于这种效果,人们不仅不再反抗新统治者,反而乐于接受新政权。
其二是“凯特曼”(Ketman)。这个词语来自法国小说家阿蒂尔·德·戈比诺(Arthur de Gobineau)所著的《中亚地区宗教与哲学》(Religions and Philosophies of Central Asia)一书,一位法国旅行家在游历波斯地区时用于描述选择性自我认同现象的用语。人们如若将“凯特曼”融入骨髓,便可以知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承担口中言辞与心中信仰之间的矛盾;所做所为适应统治者的各种新要求,内心深处依然保有自主的自由思想者——即使并非完全自由,也至少能够自由选择性地服从外来意志或指令。
或许如此。但禁锢并不仅限于一种形式。回想几年前,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歇斯底里发动战争,众多知识分子趋之若鹜,这股风潮何尝不是凯特曼式狂热。这些知识分子鲜有人愿意承认赞赏小布什总统,更少有人认同其世界观。所以,这群人虽然跟在小布什身后站队,但无疑心中保有一块自留地。后来,事实证实这场战争原来是个错误,这伙知识分子马上转而指责政府无能。他们洋洋得意地维护凯特曼式身份,但实质上,“我们难免犯错,还自以为正确”——来自法国旅路同伴辩护词的一种如若尚未发觉而具启迪意义的回声,“跟着萨特犯错,好过跟着阿龙正确”。
[2] 出自Czesław Miłosz, Native Realm: A Search for Self-Definition (Rodzinna Europa) (1959; Doubleday, 1968).
[3] 扬·格罗斯(1947年-),波兰裔美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出自Jan T. Gross, Neighbo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 Pol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4] 出自Czesław Miłosz, The Captive Mind (Zniewolony umysł) (1953; Vintage, 1981).
[5] 阿图尔·克斯特勒(Arthur Koestler,1905年9月5日-1983年3月3日),匈牙利裔英国作家、记者、评论家,犹太人。前共产党员,后趋向自由主义,最终写出指斥苏联大清洗、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著名政治小说《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