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意无边

对书法，我不知好歹，但从这些字里，还是看到了扭曲和“垃蹋”。

去意无边

没心没肺胡兰成
(看老范贴胡兰成书法，平添对此人的厌恶。贴一篇旧文，凑个热闹）

文人无行，大多要有所遮掩。胡兰成则不然，他能神态自若地“裸奔”。对女人，胡兰成处处留情、又屡屡负心，对张爱玲，他更是孽债深重。然而，在《今生今世》里，胡兰成回忆起往事来，并没有丝毫的愧疚。相反，他在字里行间按捺不住满心的得意——为自己对女人的“游刃有余”。朝秦暮楚，恐怕是名士风流，背叛爱人，也许只是生活小节。倘若能大节而不辱，那些放浪不羁的文人照样可以称正人君子。
问题在于胡兰成于大节同样麻木不仁。《山河岁月》里有这样一段文章：“中日战时我父执郑美称从嵊县乡下来上海看我家，他是个地道的农人，这样乱世，路上到处有日本兵把守关口，他又年老，回去时我要为他打通行证，他不要，说‘天下的路是让天下人走的’。就肩背包裹雨伞回去了。”胡兰成娓娓道来、下笔从容自在，读者倘若不知情，也许会以为他也像“父执”那样有骨气。殊不知，当时的胡兰成正在帮日本人建设“皇道乐土”（其中当然少不了到处的关口），使中国人不能自由地走中国的路。让胡兰成那样的软骨头不做汉奸也许是苛求，但做汉奸做得如此“淡定”，极少有人能做到。
平心而论，胡兰成的确有几分才情。他的文章笔法流丽清新、文字精到别致，仿佛越剧里的尹派小生，唱腔婉约柔和、绵软悠长。然而，当才情被用来粉饰丑恶时，才情也成了丑恶的一部分。《山河岁月》自序一开头就有这样一段文字：“往年中日战罢，如苏轼诗‘旌阳斩长蛟，雷雨移苍湾’，我随雷雨移于温州。”苏轼诗如此豪放，胡兰成文笔如此华丽，却都被胡兰成糟蹋了。因为当时的胡兰成是一只不敢过街的老鼠，鼠窜到温州是为了逃避祖国对汉奸的惩罚。可是，胡兰成却有胆魄，把那段经历描写得富有诗意，仿佛他正从事着什么义举。有文人如此，怎能不教以人废文？
嵊州山水出英才，如马寅初、袁雪芬；也出怪才，如马晓春、马云；还出了胡兰成那样的妖才。因为是妖，所以能迷惑人、尤其是异性。张爱玲爱胡兰成，把自己降到了尘埃里，还“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到头来，花儿被彻底糟蹋了。张爱玲居然沦为女流氓佘爱珍的竞争对手，还成了她的手下败将。男女间的事，光说理说不清楚。张爱玲是个问题才女，思想怪诞，但到晚年，她终于还是看穿了胡兰成。有才有情的人，却又没心没肺，是因为极度自私。胡兰成只要自己过得好，什么都可以背叛。因为才足以饰非，他的背叛似乎别样的光荣。
像胡兰成那样的无耻文人，原本也可以“入土为安”，不值得被“鞭尸”。但时隔半个多世纪，偏偏还有像张爱玲一样糊涂的“胡迷”，把胡兰成当作奇珍异宝去追捧。其中书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粉饰胡兰成，并非因为爱才，而是看中了他“丰富多彩”的人生有许多卖点。于是，胡兰成像一只尘封已久的老茅坑，再次被搅动，居然有人不觉其臭，反而感到很“吃香”。汉奸文学因为有“价值”，一时被“重新认识”。
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管不了，只能年复一年表示“遗憾”。仔细想想，“遗憾”其实没有必要。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对像胡兰成那样的铁杆家贼尚且要“惜才”，允许他的汉奸思想和汉奸文学自由泛滥，我们为日本人所轻蔑、所不买帐，不亦宜乎？没心没肺的胡兰成，没心没肺的远不止是胡兰成。胡兰成还有“市场”，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去意无边

老范不是迷糊，而是被迷糊，24公岁，第二春春暖花开。

去意无边

俺倒是想投“那报”，只怕不够格，哪及你老范，是马列庙里的方丈。拍卖行里那点事俺也有所耳闻，只要有钱赚，他们连良心也拍。没有良心不要紧，有名有利最要紧。

去意无边

谢过老陆。写文章骂这种人，实在不值得。但胡兰成的确很气人。有文人如此，是文人的耻辱；有人如此，是人类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