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制造业何去何从？

李旧苗

自2004年以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逐渐演变为普遍的招工难和涨薪潮，大幅度提高了制造业的成本，引起了人们对中国能否保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担忧。既然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迄今为止中国制造业获得的巨大全球份额，靠的就是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那么，随着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提高，因而不断削弱这一要素成本优势，许多制造业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终将丧失，产业向外转移似乎是必然的。
　　本文并不简单地赞成这种观点。因为决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不直接在于工资水平，而在于单位劳动力成本，后者由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或人力资本存量共同决定。虽然工资水平提高无疑会改变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成本，但是，劳动者素质仍然可以发挥某种抵消作用。即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既可以在较低工资和较低人力资本的组合上形成，也可以在较高工资和较高人力资本的组合上形成。特别是从长期来看，回答中国制造业何去何从的问题，不在于做出某些简单的判断，而需要分析究竟什么因素决定着制造业的长期竞争力。本文分析表明，创造人力资本条件是保持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本文拟采用一种反向思维的方式，从考察潜在的制造业转移目的地入手，看制造业有无可能，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会流出中国。
　　价值链位置才是制造业竞争力
　　许多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曾经占有巨大的制造业份额，后来相继被中国沿海地区所超越。在遭遇了金融危机并且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压力下，这些国家当然希望能够把制造业转移回国内。例如，美国明确提出了“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等政策目标，并且成为了奥巴马总统的竞选口号和竞选举措。经济学家也为此制造了充分的理论基础、经验证据和舆论材料。
　　例如，保罗·萨缪尔森从理论上推导出美国“无就业复苏”的受害者或者“占领华尔街”的急先锋们，实际上是国际分工的直接受害者。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热衷地推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称其是社会科学中首屈一指既正确且重要的理论，但几年前又与时俱进地证明了，全球化并不必然使加深贸易的各国均等地获益，而在受损的或获益较少的国家内，由于劳动力不是同质的，那些低技能群体则因全球化而成为受损者。
　　还有的经济学家发现，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两极化倾向，即高低两端岗位增长较快，而需要一定技能的中间层次就业岗位减少，降低了低收入家庭受教育激励，进而低端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不适应产业结构变化。随着全球化深入，可贸易部门的岗位大量外流，使得这个群体被新的国际分工排斥在外，最终表现为美国社会产生大量的穷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也发现，过去20年里美国的可贸易部门没有创造任何新增岗位，并断言产业外迁摧垮了美国经济。
　　可见，无论是就事论事还是为了选战的需要，奥巴马总统把迁出去的岗位拉回美国的意图是真诚的，也算是合乎逻辑。问题在于是否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乔布斯逝世前曾经促成了一次硅谷企业家与奥巴马的会面，其间奥巴马问乔布斯能否把苹果在中国的工作机会带回美国，乔布斯直言不讳地回答：那些岗位回不来了，除非你能够培养出3万名合格的工程师。乔布斯的话没有说完，其实他还应该补充：“除非你能够找到性价比堪与中国相媲美的一线工人”。那么，美国的教育和培训能够提供出这些工程师和工人吗？
　　虽然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在科技创新领域继续占有领先地位，但是，前述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即对人力资本要求高的产业和对人力资本要求低的产业扩张快，而处在中间的产业处于萎缩状态，一度形成所谓“从中学直接进入中产阶级”模式。许多青少年不读大学，甚至高中入学率也大大降低，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下降。例如，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0年的13.22年降低到2010年的12.45年，其与世界173个国家同一指标的中位数的比率也相应降低。至今，在美国已经找不到既接受一线岗位报酬，又胜任普通熟练程度技能的工人，遑论制造业回流。
　　其实，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都仍然堪称制造业大国，其制造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远远高于中国。政治家有所不知或者故意不讲的是，利用保护主义的手段抑制或伤害中国制造业，并不能把相同的岗位回流到这些国家。因此，结论是中国制造业不会转移回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不过，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也说明，值得探讨的问题越来越在于，中国制造业在攀升价值链的过程中，将越来越遭遇与这些国家的直接竞争。因此，所谓保持制造业竞争力的命题，实际上等同于能否在更高的价值链上获得竞争力。这种新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数量或工资成本，更取决于劳动力质量或人力资本。
　　中国人口红利的深化：“数量型”变为“质量型”
　　中国制造业固然不会流回到具有刚性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发达国家，那么会不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被认为具有潜在人口机会窗口的国家呢？中国于2004年到达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标志的刘易斯转折点之后，预计在2013年到达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人口红利转折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趋于消失。与此同时，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落后于中国，还可以预期要经历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增长的一段时间。如果这些国家潜在的人口红利可以转化为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按照著名的雁阵模型，就具备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条件。
　　创造过“金砖四国”概念的高盛集团，后来又制造了一个具有经济增长潜力并且与人口红利相关的“新钻11国”的概念。这些国家分别是韩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伊朗、越南、土耳其、埃及。由于其中韩国是一个高收入国家，并且其人口转变进程与中国相仿，实际上不应该在这个分类之中。而没有包括在“新钻11国”中的印度，反而更符合在劳动力供给潜力和工资水平与中国构成竞争的标准，所以，我们将印度替代韩国纳入与中国的比较之中。潜在的制造业承接国家无疑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这里仅仅是以这些国家为例，想要说明的道理将会具有一般性。
　　在上述国家中，有的无疑在劳动力成本上面比中国有优势，如在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等国家，人均GDP和工资水平显著低于中国。但是，土耳其和墨西哥的人均GDP大大高于中国，工资也比中国高出很多，因此从劳动力成本角度尚不构成很大的竞争力。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劳动力大国，上述国家加总起来也无法代替中国的地位。例如，2010年在全部进行比较的12个国家中，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中，中国占到了38%的绝对多数比重。如果不包含印度这个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话，中国在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比重更高达55%。即使到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然保持很高，高于许多其他国家。
　　中国劳动力的庞大规模和占绝对优势的比重，决定了这些国家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可能性，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个较小比例转移到某个或某些国家，都会引起相关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强劲提高，以致劳动力供给不足，进而因工资上涨而降低其竞争力。近年来人们已经发现，在一些尝试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趋势十分明显。以印度为例。虽然该国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都十分庞大，但是，由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低，2010年2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4年，很多人并不能胜任岗位的要求，因此，实际上印度的有效劳动力供给并不充足。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按照某种标准，印度工资上涨幅度连续10年居于亚洲各国之首。
　　可见，观察劳动力供给不仅要看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还要看劳动者的技能是否符合岗位的要求。换句话说，劳动力数量与人力资本共同决定着制造业的归宿。我们来看2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情况。在11个与中国进行比较的国家中，只有墨西哥和菲律宾的受教育年限高于中国，大约高13-14个月。而更多的国家在人均受教育年限上大大低于中国，如孟加拉国比中国低33个月。如果我们计算2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作为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总量的话，则2010年中国在这12个国家中所占比重超过50%。
　　根据2000-2010年期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长速度预测，2020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63年，届时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仍将占全部12个国家总量的45%。这个预测有两个含义。其一，今后10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仍然将保持巨大的优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一定份额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作为这类产品制造者的地位不可能完全被替代，甚至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替代。其二，中国保持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关键，是人力资本积累或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人口转变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要消失，但是劳动力素质可以加快提高，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以是无限量的。
　　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承接力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的最重要特征，是地区之间在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异。换句话说，中西部地区可以具备所有雁阵模型要求的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撇开中国地区之间巨大的发展差异不说，仅人口转变上的差异就可以为上述论断提供有力论据。由于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中国地区之间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也导致中西部地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例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死亡率）为5.05‰，东部地区平均为4.68‰，中部地区平均为4.73‰，西部地区为6.78‰。相应地，剔除人口流动的因素之后，即主要按照户籍人口进行比较的话，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抚养比也仍然低于东部地区。可见，在人口红利总体而言即将消失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尚有潜力可以挖掘。
　　首先，劳动力供给潜力在中西部地区。目前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很大部分来自于中西部地区。例如，2010年全部1.53亿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的农民工中，中西部地区占68.2%，农民工中跨省流动的比例，中部地区为69.1%，西部地区为56.9%，其中大量的是流向东部地区。更广义地说，东部地区内部的劳动力流动，也表现为从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的模式。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农民工在年龄偏大以后通常退出跨地区打工的行列，很大一部分返回家乡务农，使得农业劳动力绝大多数在40岁以上。因此，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主要是进一步推动中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
　　其次，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将保持相对低于东部地区。可以想象到，那些年龄偏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一旦在家乡就可以找到非农就业机会，一定会乐于接受大大低于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这是因为中西部地区较低的生活费用，以及劳动者无需克服跨地区流动的物质费用和心理成本，都等同于提高了实际工资率。近年来虽然出现了农民工工资在地区间的趋同现象，但是从趋势上看，未来沿海地区的工资上涨速度将快于中西部地区。例如，以工资争议为主要内容的劳动争议案件，70%以上都发生在沿海地区，超过这类地区就业的比重，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劳动者对工资的满意程度，是大大高于东部地区的。
　　第三，中西部地区已经具备发展制造业的条件。除去劳动力在数量、技能和成本上的优势之外，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显著改善了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得以消除。而且，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拉动作用的增大，未来的制造业越来越具有内需的性质，长距离运输的必要性和成本也会降低。这些都创造了这些地区加快工业化进程的物质条件。
　　根据经济理论，产业在这个地区而不是另一个地区的分布，既取决于生产要素成本的相对低廉性，也取决于产业集中所形成的集聚效应。以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高度集中，既是由于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向这里的源源不断流动，提供了丰富而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也是由于这里良好的产业配套能力。但是，随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大幅度提高，近年来影响中国制造业区域布局的要素成本效应已经超过了集聚效应。相应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经开始了地区转移进程，2003年以后中西部地区的比重有了明显的提高。
　　政策应对
　　人口红利的内涵是人力资本，因此，与人口红利而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仅在于劳动力数量的无限供给，更在于劳动者承载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的持续改善。由这两个标准进行判断，目前集中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不会回流到发达国家，也不会大规模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主要将逐渐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据此，未来中国仍有条件保持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作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国。然而，正如人口红利的利用需要相应的制度条件一样，保持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需要创造与经济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制度条件。下面我们摘要提出两个紧迫的政策需求。
　　首先，创造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环境。归根结底，中国已经接近于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劳动力数量不再具有绝对的优势，保持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关键则在于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技能的不断提升。在劳动力短缺的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就业机会增加了，工资水平也上涨了，都会产生不利于继续在学和升学的导向。这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力市场失灵表现，要求政府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教育和培训的供给方面，政府应该增加公共投入，降低家庭和个人的教育（培训）支出比重。同时，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政府可以矫正失灵的市场信号，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引导家庭和个人对人力资本投资。
　　其次，创造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环境。正如单位劳动力成本的计算方式（即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所显示的那样，在由工资表示的劳动力成本不可避免提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提高越快，单位劳动力成本提高越慢，劳动力优势得以保持。然而，提高劳动力生产率不能仅仅依靠提高资本劳动比，即用资本替代劳动，而更根本的办法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西部地区将会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不应该重复沿海地区早期工业化的模式，良好的政策环境是关键。对政府来说，创造一个允许企业进入和退出，并藉此机制扩大有效率企业的规模，提高其比重，淘汰无效率企业，比直接代替企业进行产业或技术选择，要有效得多。

李旧苗

老程似对德国的情况比较熟悉，看看下面的这篇调研文章。如何？




德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思考及对苏州的启示——转型升级（德国）专题研修班个人学习心得

市委研究室  陈楚九



    10月13日至11月2日，我参加了市转型升级（德国）研修班，重点考察了鲁尔工业区，听取了德国的专家学者、政府人员和企业经营者、社会组织负责人等不同层面、各有侧重的授课，带着问题考察、结合苏州研修，时间虽短、收获良多，初步形成了以下几点思考。
    一、转型升级要有世界眼光，我们必须在现代化发展大局中科学借鉴外国经验，在实践中创新思路和理念。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作为站在高平台、新起点上的苏州，不仅发展要放眼全球定位目标，转型升级更要具有世界眼光，科学借鉴外国经验，才能始终确保苏州走在全国发展前列。德国是一个发达国家，现代化程度高，德国经济尤其是鲁尔工业区的转型对于苏州具有重要借鉴启示意义。
    通过学习考察，我感到如何科学借鉴十分重要，有必要把握三个环节。
    一是有选择性、针对性地学习借鉴成功做法。比如，德国鲁尔工业区在转型中坚决而稳妥地调整产业结构，慎重处理企业破产，加强对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培训；加大开放力度，吸引外来资金、技术，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文化旅游产业、物流产业、商贸中心、创业中心快速崛起；加快建立一批大学和科研中心等等，使鲁尔工业区在40多年后再度成为“德国工业的引擎”，形成了以电子计算机和信息产业技术为龙头、多种行业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区。比如，德国构建了养老、失业、事故、医疗和护理等五大保险为主体的社保体系，在确保社会稳定中起到重要作用。比如，加强对一些大型破产企业旧址的转型利用，如煤矿废墟改造成世界文化遗产，工业废气罐改造成欧洲最大演艺厅。比如，加快培育发展非政府组织、非赢利组织。比如，高水平建设城乡绿化，形成“城市像城市、农村像花园”的宜居城市形态。
    二是德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更值得我们引以为戒。这类问题我们在今后也可能会遇到。比如城市“空心化”问题，一些城市缺少实体经济支撑，失业率超过10%，大批青年外迁，城市住房空置率上升。比如，一些城市老龄化率高达30%，带来社保资金收支不平衡问题。比如，有的城市在转型中经济速度下降过快，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凡此种种，更值得我们引以为戒。我们必须超前研判可能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未雨绸缪采取应对之策，在实践中积极防范、少走弯路。
    三是从苏州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学习借鉴。苏州与德国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最明显的是，鲁尔工业区的转型是资源型经济结构的转型，而苏州则是加工制造业经济结构的转型，具有很大的不可比性。因此，对于德国经验我们不能生搬硬套，简单模仿，重在学习他们的思路和理念；重在引发我们的思考，拓宽我们的眼界；重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外国经验中国化。
    二、转型升级是永恒主题，不同阶段有不同内容和重点，我们必须超前谋划、主动作为。这次重点考察的德国鲁尔工业区，原来是以煤炭开采和钢铁生产为主的产业结构，19世纪初已成为德国乃至全球重要的能源工业区，工业产值曾一度占全德国的40%，被誉为“德国工业的引擎”。20世纪60年代，伴随世界能源结构的变化和自身煤炭资源渐趋枯竭，相继引发了“煤炭危机”和“钢铁危机”，大批企业倒闭，主导产业衰落，这种产业结构由盛转衰持续了100多年，之后实施了40多年的转型升级，才重铸了鲁尔工业区的辉煌。从苏州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历程看，前10年大力发展乡镇工业，成功实现了“农转工”；进入九十年代中期，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成功实现了“内转外”；2003年开始全面推进“两个率先”，启动了“量转质”的进程。当前苏州的发展面临土地资源紧缺、环境压力增大、外来人口过多等问题，产业层次偏低、自主创新能力偏弱、经济对外依存度偏高等矛盾突出，倒逼压力十分明显。
    由此可见
    ①转型升级不可能一劳永逸。经济社会发展就是一个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总是由低级到高级，由一种结构到另一种结构的过程。一种经济结构发展到一定阶段，与宏观环境不相适应了，就提出了转型升级的新要求，因而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转型内容。
    ②转型升级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是长期形成的，因此，转型升级往往是持续的过程，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但我们不能因此有“慢作为”思想，要切实增强紧迫感，扎扎实实推进。
    ③转型升级与加快发展是统一的。一方面，我们决不能把发展与转型、稳增长与快转型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必须统筹协调好两者关系；另一方面，一定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支撑一定的发展周期，我们只有见事早、行动快、抓得准，才能掌握转型升级主动权和竞争发展制高点。
    三、转型升级要抢抓机遇，我们必须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奋发有为，紧紧抓住扩大开放这一重大机遇。德国鲁尔工业区转型实践中一个显著特征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寻找契机，把握信息革命趋势，先后制定了“鲁尔发展纲要”、“鲁尔行动计划”、“新产业化”政策等等，培育发展了新的战略制高点。
    当前，苏州面临加快转型的倒逼压力和严峻挑战，更需要我们思考如何在世界范围谋篇布局，更好抢抓扩大、提升开放水平的重大机遇。这是因为：
    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不可能封闭发展，必须融入世界潮流；
    ②开放型经济是苏州的主体经济，如何在进一步开放中实现转型是重要任务；
    ③应该看到，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科技已出现新一轮转移、重组趋势，我们必须主动作为；
    ④苏州开发区已进入功能提升、二次创业新阶段，这种载体优势为我们抢抓机遇提供了可能。
    机遇具体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引进高端要素的机遇。当前国际形势虽然有很多不确定性，简单依靠扩大出口实现增长的可能性渐微，但我们经过多年发展，吸引国际高端资本、技术的能力增强，同时跨国公司企业分布格局正进一步向中国倾斜，加快引进营运中心、结算中心、研发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加快发展总部经济面临难得机遇。
    二是加快“走出去”的机遇。“走出去”同样是扩大开放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推动从“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转变。近年来，苏州“走出去”成效明显，境外投资连续7年居全省、全国前列，涌现了一批“走出去”的成功企业典型，我们必须总结经验、创新政策，提升层次、扩大规模，推进跨国并购、国际科技合作、带动出口等，更好在全球范围利用资源，拓展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三是扩大对内开放的机遇。加快对内开放步伐，是提升开放水平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区域政策、规划，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态势。同时我市总体上发展阶段、发展层次处于领先水平，这为我们更好引进项目、资金、技术，扩大区域互动合作，加快产业转移提供了契机，尤其是省内互动建立工业园已有良好开端。我们必须把握这一大势和优势，形成“高端引进、低端转移”的机制，加快引进国内高端项目、资本、技术，同时积极把握经济的梯度差异，加大产业转移、合作建工业园力度，在拓展发展空间的同时，提升苏州的产业附加值和竞争力。
    四、转型升级必须突出产业升级这一重点，从苏州看更需要实现制造业转型与服务业提升的联动、互动。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中，产业转型是重中之重，产业是发展的基础，是综合竞争力的体现，产业转型可以带动城市转型、社会转型，反过来看，如失业人员增多等社会矛盾和资源环境问题等的产生，根子也在于产业结构问题。从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实践看，当初各种问题的发生首先在于资源型的产业结构不相适应，而其转型也首先从调整产业结构入手，对传统煤矿区进行清理整顿，对生产成本高、机械化水平低、生产效率差的煤矿企业实行关停并转。一方面实行优化重组，将采煤业集中到盈利多、机械化水平高的大型企业，提高企业竞争力；另一方面，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健康工程和生物制药产业、文化产业、物流产业、化学工业，形成了新的产业支柱，从而带动了区域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城市结构的优化。
    借鉴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做法，我们必须突出抓好产业转型升级。从苏州的情况看，产业转型升级有必要把握这样几个环节：
    ①加快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从各种数据分析，苏州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但深层次看，苏州的工业结构亟待从“加工制造”向“创新创造”转型，从这一角度看，苏州还有“再工业化”的任务。同时，从制造业所占比重看，今后一个时期仍是苏州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因此，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重中之重，目前制造业加工装配为主、外资为主的问题正是其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
    ②加快提升服务业比重、打造服务经济为主格局。这是苏州“十二五”发展的重要目标，按照省党代会确定的现代化目标，服务业占比达53%，苏州实现这一目标任务艰巨。我们必须看到，制造业与服务业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是一种联动、互动关系，制造业的壮大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服务业的繁荣又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条件和环境。因此，我们在推动制造业转型、增强制造业竞争力的同时，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比如金融业、物流业、研发创意产业等等，做大服务业总量，提升服务业的比重。
    ③进一步放大发展服务业的优势。苏州具有加快发展服务业的优势，比如文化底蕴深厚、历史遗存众多、旅游资源丰富；比如服务外包、动漫产业初具规模，而且均是全国的试点基地；比如长三角大交通格局形成，空间距离缩短，紧靠上海的优势日趋凸现；比如中心城市“一核四城”定位明确，为服务业跨越发展提供了载体和契机；比如制造业规模较大，可围绕制造业产业链中各个环节，培育发展创意产业，形成创意产业与制造业高度融合、跨界融合的新兴服务业。我们必须把握优势，通过思路、方式、政策、机制创新来放大优势。
    ④全力加大产业有效投入。有效投入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产业有效投入这一关键环节，加大金融创新、风投创新和上市创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的率先突破，加快构筑起具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真正建成以现代经济为特征的高端产业城市。
    五、转型升级要有制度创新作保障，我们必须深化改革，构筑起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转型升级一定意义上是一场革命。胡锦涛总书记曾经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通过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来推动。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着力构建起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转型升级与深化改革的关系。
    从德国情况看，他们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特征比较明显，他们在转型过程中十分注重各类非政府组织，非赢利组织的发展，这种组织作为政府职能的重要延伸与补充，在经济转型升级中比如就业培训、职业介绍、政府信息传递、民间服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此可见，我们在推进转型升级中必须通过改革来为发展“解套”，为转型提供动力：
    ①转变政府职能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我们率先在机制创新上突破。比如，围绕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快培育各类中介组织，理顺政府部门、层级之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尝试建立相应的公共财政制度、城乡统筹制度、行政审批制度等等。比如，围绕积极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健全各种预警、防范和应急机制、各类矛盾的调处机制、多种意见和诉求的表达机制等等，推动管理重心进一步下移，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比如，围绕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结合列入国家试验区契机，在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上探索创新，带动整体改革的深化。比如，在开发区之间、行政区域之间，探索突破行政界线的联动、带动机制。
    ②发挥政府行政推动的优势，增创新的政策优势。从宏观看，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规划，提升了一大批国家级开发区，形成了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平台。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根据自身情况，利用各种功能载体，突破行政区划束缚，配套制定扶持政策，推动区域内部的联动、互动，引导促进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向上争取国家性的政策，或积极参与有国家政策优势地区的发展，实行联动、共享政策。
    ③推进干部能力素质的“转型升级”。干部是决定因素，一定意义上也有一个“转型升级”的问题。如何形成一支眼界宽、思路宽、胸襟宽的干部队伍，加快提升能力水平是当务之急。相对来说，我们传统的发展方式熟悉一些，按照科学发展要求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亟待提升，在复杂局面下实现稳增长、快转型的能力亟待提升，确保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的能力亟待提升。深入基层开展群众工作的能力亟待提升。我们必须通过加强学习和实践锻炼相结合，切实建设一支具有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能力，勇于创新、善于发展的各级干部队伍，为苏州的转型升级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重要保障。

李旧苗

听经济学家大谈制造业何去何从时，有些像职业球员在听足球评论家告诉他们足球应该怎么踢。
...
老程 发表于 2013-1-4 16:16

主帖文章，老程从头至尾读了吗，对人力资本怎么看？泛泛地来谈，提升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技能，以适应“升级”，是比较容易的，但在实践中，未必这么简单。

李旧苗

《小康》杂志专访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
蒋宏坤谈抓人才就是抓未来


　　《小康》：从近期一些知名加工制造业型企业外迁能看出，目前劳动力成本低已经不能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优势，苏州市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型和过渡上是如何做的？
　　蒋宏坤：你说得很对，现在凭借低成本劳动力实现低层次扩张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正由人口红利不断向人才红利转变。可以说，现在经济的竞争核心就是人才的竞争，抓人才就是抓经济，抓人才就是抓发展，抓人才就是抓未来。
　　我可以告诉你，实际上，苏州招揽人才的力度远胜于招商引资，苏州的人才工作在全省乃至全国领跑。到目前为止，苏州人才总量增长率连续10年保持15%以上，全市人才总量已达160万人；高层次人才总量年增长率连续7年保持20%以上，入选国家“千人计划”81人，居全国地级市首位。其中创业类“千人计划”专家59人，约占全国13.6%、江苏48%。
　　从2010年开始，苏州在原先人才激励考核指标、市县两级人才专项资金不少于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等系列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决定5年内再投入30亿元，深入推进“姑苏人才计划”。同时我们搭建更多的创新创业平台，建立为人才创业提供全程帮助的资金扶持体系，从创业初期的种子基金，到孵化期的创投资金，再到成长期的产业资金，为人才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资金支持和服务。

李旧苗

35# 李旧苗
苏州离上海咫尺之遥，但苏州永远成不了国际大都市，顶级人才落地苏州是不可能的（本土成长的除外）。我还是谈我最熟悉的情况。我供职过的公司是最先入住苏州新加波工业园区的外资企业，至今已有员工千 ...
老程 发表于 2013-1-11 13:12

一、苏州永远成不了国际大都市；二、顶级人才落地苏州是不可能的
凭直觉，我也认为上述两个判断是准确的、可以成立的，但相信苏州能成为国际大都市、相信苏州完全能吸引到顶级人才的人士、比如苏州的各级领导，或许就要问了，为什么不行呢？原因何在呢？缺少某些方面的条件难道就不能创造条件吗？

李旧苗

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我算了一笔账，2001年到2010年这十年当中，苏州每年平均投入了十万亩土地，每年新增35万劳动力，才换来了这十年我们平均每年GDP增长14.9%。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26%。”“从2000年到2010年，苏州经济总量在增加5倍的同时，耕地面积减少四分之一，综合能源消费量增加近4倍，水消耗增加3.6倍，废水和废气排放量分别增加0.9倍和4.6倍。”
苏州市委研究室在一份报告中称：“苏州多数制造企业为三来一补委托加工，加工贸易出口占比达76%。这些企业处在产业链低端的制造加工环节，原本就饱受低利润煎熬，危机中更是雪上加霜。另一方面，与庞大制造业相比，苏州服务业占比偏低，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总量只有45%，而上海、深圳均超过55%。”

李旧苗

苏州市发改委综合处处长夏文：“我们争取到了创新试点城市，从政府角度来讲就是政策的落实，2012年全市财政科技经费支出就是达到了26.3亿元，增长了34.4%。企业可以享受到10个亿的政策，所以要求大中型企业都建立自己的研发机构，2011年大中型企业的研发机构占到了77.6%。”夏文：“2011年，苏州市新兴产业以17.8%的规模以上企业数占比，创造了38.1%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5.1%的利税总额和48.1%的利润总额。”从2010年起，苏州市明确重点发展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即新能源(太阳能、风能、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软件和集成电路、新型平板显示、高端装备制造业。蒋宏坤：“苏州的转型路径概括起来是‘三个新’：建设具有国际化功能和品质的‘新城市’，引进有世界眼光、掌握核心技术的‘新人才’，发展前沿尖端的‘新产业’，这些都是国际化的应有之义。”

李旧苗

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在企业工作的经验，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千难万难企业最难”。所以每次经济危机来临之际，我们政府都要冲在前头、加强调研，对于这些创造财富、吸纳就业的企业要加大扶持力度，从资金和政策多方面进行全方位帮扶。我们号召全市的政府职能部门树立正确的行政理念：“公务员就是服务员、政府就是提供公共服务”。苏州市每年都要对全市的优秀企业家进行表扬，还从一些方面积极培养企业的世界眼光。苏州的发展离不开这些时代的弄潮儿，对他们要尊重。在企业出现资金难题的时候，我们在金融服务方面，不仅提供贷款，还积极拓展发债、票据、担保等多种融资手段，同时减少行政性收费。

李旧苗

苏州：制造业大市冲刺新目标




李佳霖






    到2015年，苏州力争在“十一五”基础上实现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高新技术企业总数三个“翻一番”；发明专利授权总量、创业投资规模和新兴产业产值三个“翻两番”；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提高到3%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重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超过45%，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5%。
　　加强企业主体地位
　　目标一：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由一家县级地方国营企业中的一个车间，成长为国内断路器研发生产企业的排头兵，生产的中高端产品占国内市场份额的20%，2011年产值达到16.2亿元。
　　“坚持自主创新，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让我们打破了国外跨国公司独霸天下的局面。”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管瑞良告诉记者，企业想要获得长远发展，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常熟开关公司多年来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仅在2011年研发投入就达到产值的4%以上，专利申请量突破600件。
　　在苏州市，像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这样坚持自主创新，开发大批专利技术和产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企业俯拾皆是。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有数据为证。2011年度中国十大创新型城市评选，在评价指标体系中，苏州的企业创新能力指数为0.5032，居全国地级城市第1位。
　　为了推动从制造业大市向创新型城市转变，在创新活动中，苏州市切实尊重企业的主体地位，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制定的各项鼓励政策，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引进科技人才，设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先锋。2011年，苏州市有效落实科技政策，累计为企业减免税收37.8亿元，同比增长65%。认真实施创新企业培育工程，出台《关于培育发展创新先锋企业的指导意见》，以国内同类政策中最大力度打造创新型领军企业。2011年，首批认定49家创新先锋企业。
　　为了加强企业在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苏州市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多年来，苏州市在加快建立以政府财政资金为引导，科技信贷、上市融资、股权交易、风险投资为手段，科技保险、融资担保、知识产权质押等为保障的多元科技创新投融资服务体系的同时，积极发挥科技中介与各创新主体的联结作用，壮大了一批技术咨询、科技评估、技术交易、成果转化服务、国际科技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骨干科技中介机构。全市已建有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56家，其中国家级21家，在孵企业3000余家。去年苏州市科技服务业（不含软件）收入超过70亿元，同比增长20%以上；全年新增技术贸易机构128家，技术合同认定1170多项，合同金额超过28亿元；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协作江苏中心也在去年落户苏州高新区。
　　建设科技基础设施
　　目标二：
　　“十一五”期间，苏州市形成了覆盖全市的国家、省和市三级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建设各级各类科技载体共957个。其中国家级载体17个，省级科技载体282个，市级载体658个。这些科技载体在“十一五”期间共投入资金185.44亿元，累计新增仪器设备41625台（套），涌现了一批国内外著名的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如园区的风云在线软件服务化平台，吴中区的电科院超高压电器检测服务平台、国家实验灵长类种子中心西山分中心等。
　　在苏州市科技局局长黄戟看来，苏州市近年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前所未有、对科技创新的推广力度前所未有。谈及加快建设科技载体的主要做法，黄戟告诉记者，苏州市在“十一五”期间与中科院合作，共建总投资9亿元的中科院苏州纳米技术和纳米仿生研究所，以及总投资7.8亿元的中科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改变了苏州没有国家级科学研究所的历史。特别是在科技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对纳米所和医工所连续三年给予支持，总经费各为1亿元。如今，纳米所已集聚起一支包括院士1人、国家“千人计划”1人、百人计划18人、海归人才80人、博士190人的高层次科技队伍，截至去年10月底，累计争取科技经费超过3亿元，承担各级科技项目167项。
　　为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解决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关键技术，苏州市积极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机构，鼓励企业建立相关的科技载体：对规模较大，销售收入10亿元以上，技术力量较强，且有独立的科研大楼的企业，支持其建设省级或市级工业技术研究院；在省、市自主创新试点企业中推进培育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科技型中小企业中，根据产业不同，鼓励建立不同专业的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仅在2010年，在苏州市的大中型企业442家中建有研发机构361家，超过80%。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目标三：
　　亨通集团旗下的亨通光电近日与世界500强日本古河电工成功签署战略协议，并购古河电工（西安）光通信有限公司。此举是中国光纤光缆业国际化的一次突破，打破了外资企业掌控关键技术的局面。今后，亨通集团将借力古河电工的技术研发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和质量，强化自身参与国际竞争能力，从而加速企业国际化，实现从量到质、从低端向高端的转变，提高集团核心竞争力。
　　为抢占创新发展制高点，苏州积极扶持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加快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苏州市经信委提供的数据表明，去年全市在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项目的项目数、计划总投资和完成工作量分别为1388个、1806.3亿元和860.1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11.1%、72.5%和53.4%；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去年实现总产值达11571亿元，同比增长25.7%；制造业领域新兴产业产值已达10758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38.1%，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2%；全市新兴产业实现利税和利润分别达到888.5亿元和689.6亿元；销售利税率和利润率分别达到8.5%和6.6%。“苏州市新兴产业以17.8%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比，创造了38.1%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45.1%的利税总额和48.1%的利润总额。”苏州市经信委副主任陈卫明介绍说。
　　苏州市把人才引进作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突破口。事实证明，苏州有强大的工业作支撑，人才等创新要素进入便能迅速催化，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高端产品：简廷宪、瞿晓铧等人才推动“新型平板显示”和“太阳能光伏”等百亿级、千亿级产业基地加速形成；刘继明、孙剑勇等人才带动涵盖上下游产品和服务的融合通信产业链成形；张佩琢、梁子才等人使苏州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小核酸研发生产基地。通过产业领军人才的大量集聚，推动新兴产业加快集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已成为苏州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重要路径。

李旧苗

旧苗介绍这些，就是张五常说的县际竞争，苏州在这方面是成功的。
zoufeng_1234 发表于 2013-1-14 09:25

张五常：“我去昆山，看到很不寻常的一个情况。200万美金投资不是很多，但他们抢得很厉害。苏州等各方面都想争我过去，只要我愿意去，什么条件都可以。这种地区竞争我是第一次看到。最近去芝加哥开会，他们说这种竞争制度到处都有。地区招商的确到处都有，但是‘抢’这种现象是没有的，他们就是在抢生意。给你地，厂房可以帮你建，外国没有这种现象。这个现象不是我一个人看到，不去投资，你不会看到这种现象的。为什么这样呢？这种无形的竞争，生意的竞争，非常奇怪。”

李旧苗

张五常提到了苏州在招商引资时可以“给你地，厂房帮你建”，蒋宏坤也谈到了，“在企业出现资金难题的时候，我们在金融服务方面，不仅提供贷款，还积极拓展发债、票据、担保等多种融资手段，同时减少行政性收费。”

李旧苗

35# 李旧苗
苏州离上海咫尺之遥，但苏州永远成不了国际大都市，顶级人才落地苏州是不可能的（本土成长的除外）。 ...
老程 发表于 2013-1-11 13:12

苏州为什么留不住人才，吴敬琏老先生也曾作过一番解读：“我自己从苏州得到一个启发，因为早期我在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任职，我们这个分委会是在苏州，当时苏州的朋友们就跟我们反映这个地方不行，我们这个城市太小，留不住人，好不容易从内地招了些人，没有两天就跑到上海去了。我们觉得有点怀疑，然后就做了调研，调研的结果是我们否定了这种因素，我们发现原因是因为专业过多，技术人员密集在一起也有好处，这个好处就是通过碰撞，大家都知道硅谷的咖啡馆就是一个产生新思想、新技术的基地，就是因为专业人员碰在一起，在碰撞中就产生了先进思想。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同专业的人才有可能碰撞的，因为专业过多太杂，所以在一个中等城市里面就很难形成同专业人员的聚集，一个人到了这样的地方，原来在技术上可以先进的过了一两年以后就变得落后了，所以它要寻求一个地方，能够使得自己的学识有长进，能够和同行交流，能够碰撞，能够产生新的思想。他们的说法是因为这里享受不到大城市的一些文化，所以他们留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