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中坚文人

李旧苗

　　黄裳先生数日前走了。走时高龄虽九十有三，然观其文字脉息，似还正当盛年，甚至不乏方刚血气。我最近一次留意黄裳，是他在一篇洋洋一万五千言的后记中，同时与数位文坛厉害角色展开近身笔战。这篇后记里他还提到自己正在编订的集子《来燕榭文存二编》，所收新作也“以打架文章为多”。年逾九旬依旧著述不绝，间有所闻，现成榜样就是杨绛先生和周有光先生；如此高龄依旧热衷笔战，且笔墨中非但未显老态，还每每追求拳拳着肉之效，甚至还能不避不闪地掊击对方的阴拳辣腿，则黄裳而外，我不知谁堪其俦。
　　我无意昧着批评良心，对黄裳先生论战文字的质量过于高估，但面对这股“响珰珰一粒铜豌豆”的战斗精神，我无法克制腾腾的敬意。这是向生命力致敬。老来颓唐的中国文人，我辈实在见得太多——这份颓唐有时还被不负责任地美化成“绚烂之极，归于平淡”——黄裳以青春姿态拒绝与彼辈共赴平淡死水，让人眼为之一亮，心为之一振。
　　当然，凭年纪获得的尊敬，原非可靠之物，而所谓悼念性、纪念性文字，常有些虚假不实之词。是故，请容我说点别的。
　　我对黄裳先生的文字素来欣赏，但还谈不上惦记牵挂。我不会特意去找黄裳的文字来读，然平素只要在报刊上撞见，总不愿错过。在我订阅《读书》杂志的那些年，便断断续续读了不少黄裳。我不至于昏头昏脑地认为黄裳是大师，无论按真正大师的标准还是按余秋雨的标准，他都不是。坊间针对黄裳的物议时或有之，但大多无关公义，限于私德，而所谓私德，又十之八九和孔方兄有关，批者声色俱厉，所批之事却未必上得了台面，与“诈捐门”之类，根本没有可比性。我以为，只有手握权柄者，或性喜以道德模范示人者，又或娱乐界人士，才可以在类似事情上遭受质疑问难，身为地道文士的黄裳先生，不该为此受到深责。
　　这便牵涉到我对黄裳先生的唐突定位了。在我看来，黄裳是个可以用来校验一代文士的迷你标杆，在他从事的主要文士行当里——藏书、散文写作、翻译——他都是够格的，有时还是优秀的，但通常又不是第一流的。黄裳不是一代文士的杰出代表，但与杰出代表相比，他更有资格成为一代文士的典型代表。我们知道，过于伟大的作家，常常不适合用来管窥一个时代，他太特殊了，以至后人只能折服于他辉煌的文学个体性。曹雪芹就是一个例子，我们非但不容易通过《红楼梦》来了解作家的时代，甚至无从通过曹雪芹来了解同时代其他作家的种种风习。
　　黄裳就不同了，构成其才能、趣味、性情之种种，虽各有值得玩味之处，但又无一属于特别稀罕的、无一属于遗世独立的。黄裳展示的诸般优点或不足，我们亦能在同期作家身上发现，区别只是程度和配比。即以他尤为人称道的藏书为例，今之作家大多不明宋版元刻之别，夸张点说，黄裳所精之业，已呈绝学之尤，但搁在四五十年前，方家却大有人在。黄裳“深情冷眼，文简质腴”（邵燕祥先生语）之文，而今不仅为之者寥寥，爱之者亦已日稀，但若把时间前移二三十年，黄裳固然仍不失此中健将，“翘楚”二字则断断谈不上。他大量有关藏书、版本的笔记小品，对于腹笥宏博者来说，写作难度并不大，作者即使在写作欲望匮乏之时，也能凭一身功力信笔写来，正如胡适不少考据小文，也是在情绪怏怏之时完成的。
　　黄裳散文也有其常用配伍，如半斤腹笥、二两感发、数钱议论、几克闲趣及微量疑窦，文字的差异性不大，但读来总会获益，不时还会为之莞尔。当然，黄裳令人扫兴之处，亦同样有其代表性：议论难称上乘，“文革”后的不少文章，甚至染有趋炎附势之弊，如一味迎合上意和流俗，将一应坏事交由林彪、康生、“四人帮”来垫背。此类表现，庸常文人固所难免，真正高明的文士，则宁死不为。毕竟，以思维上的庸劣来达成政治上的合格，较之艺术观念上的二三其德，更易遭人侧目。
　　黄裳先生不失为中坚文人的代表。中国不复出现曹雪芹，虽然遗憾，然曹雪芹可遇不可求，所以我们终能回归坦然；英国人不也同样没有等来莎士比亚二世吗？但倘若中坚文人亦有不复再现之象，我辈感受到的沮丧，就尤其深沉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突出问题是：供逝者长眠的星空，较之供生者驰骋的大地，更为灿烂。这实在不是什么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