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突出重围（连续更新中）

老木匠

【突出重围】—长津湖战役中的陆战一师
Breakout—The Chosin Reservoir Campaign, Korea 1950

马丁•罗斯(Martin Ross)著


Golf20网友翻译


原载战史沙龙论坛/朝鲜战争

这本书主要描述美陆战一师如何在长津湖战役中克服重重困难，突破九兵团的重重包围，完身而退的过程。

前言

连续几个星期，在这个和佛罗里达大小相似的国家，美军被一支农民组成的军队打得节节败退。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在北韩军队后方发起成功的反击，终於在战场上赢得主动权，象秋风扫落叶一样迅猛地消灭了大批北韩军队。对麦克阿瑟来说，朝鲜战争即将以精彩的胜利中结束，至少看似如此。

“我将粉碎他们！” 麦克阿瑟宣称。

9月底联合国军收复汉城，将北韩军队的残兵败将赶过38线。10月1日，麦克阿瑟向北韩领袖金日成发布了一份劝降书。

内容是这样的：你的军队和发动战争潜力终将被摧毁，为了在执行联合国决议时，能将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作为联合国军最高指挥，我呼吁你和你所指挥的在朝鲜境内的军队，立即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两天以后，中国总理周恩来警告美方，假如联合国军越过38线，中国将介入朝鲜战争。10月9日上午，联合国军于越过38线，金日成得到消息后立即命令他的部队加强抵抗，战斗到最后一人。他向部下保证他们不是孤立的，苏联和中国人民将立场坚定地支持他们。在北京，中国外交部长宣称“美军侵略朝鲜，对中国的安全是严重的威胁，现在大批美军越过38线，中国人民不会袖手旁观。”

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长是少将查尔斯•威尔劳比(Major General Charles Willoughby)，他对形势作出以下判断：“最近中国领导宣称假如美军越过38线，就派遣军队进入朝鲜。这可能是中国政府在进行外交恐吓。”

3天后中央情报局给杜鲁门总统的形势评估中说“虽然周恩来发表了声明，有部队调往满州，同时宣传中也充斥着对美军战争暴行和越过38线的控诉，但是依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zhonggong将派遣军队全面介入朝鲜战争。”10月15日，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在威克岛会面，杜鲁门问麦克阿瑟中国是否可能介入朝鲜战争，麦克阿瑟让总统确信这是不可能的，并告诉总统北韩的抵抗将于感恩节前结束。在这次90分钟的会面结束前，总统再次问起中国介入的可能性，麦克阿瑟说：“可能性很小，假如他们在战争开始的头两个月内介入，那将决定战争的胜负，但是现在我们再也不怕他们介入了。”

4天后，美军骑一师和南韩第一师攻占了北韩首都平壤，第二天麦克阿瑟观看了187伞兵团在平壤以北30英里进行的一次大规模伞降行动，5星上将宣布这次行动将截住后撤中的北韩军队。过了一天，麦克阿瑟又在位於东京的司令部中宣布，朝鲜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

即使象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这样伟大的军事统领也忘记了预言胜利是很不明智的。就当他在向全世界宣布朝鲜战争即将结束时，林彪的第四野战军正源源不断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他们徒步行走，并且只在晚上行军，所以没被联合国军发现。

虽然他的误判后来被众人嘲笑，但是那时过於自信的麦克阿瑟还是被历史所原谅。在1950年10月中旬，北韩军队几乎不存在，所剩的仅仅是落荒而逃的散兵游勇。关于中国是否将介入朝鲜，在那时无论是五角大楼，国务院，还是白宫，没有一个人更加认真严肃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所有人都和麦克阿瑟一样乐观。考虑到当时北韩军队的薄弱(威尔劳比在一份备忘录中告诉他的上司“敌人已经失去了组织任何规模反抗的能力”)，我们也应原谅他分兵共进的错误决定。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并在9月底占领汉城后，麦克阿瑟命令沃克少将率领他的美第八集团军沿朝鲜半岛西侧北上，而阿尔蒙德少将的第十军则乘船绕到半岛东北面的元山港，从那里北上进军鸭绿江。崎岖的长白山将两支军队分隔开，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本书将主要介绍第十军于1950年11月到12月的战斗，焦点则是第十军的主力部队，陆战一师。

为了能让读者更好地阅读理解，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陆战一师和美7师参战部队的序列：

陆战一师，指挥官是奥利弗•史密斯少将(Major General Oliver Smith)，所属3个步兵团，是陆战第1，5和7团，师属炮兵是陆战11团。

每个陆战团包括3个步兵营。

陆战第1团团长是切斯特•普勒上校(Col. Lewis Puller) 。
他手下3个步兵营的指挥官是：
第1营营长唐纳德•施麦克中校(Lt. Col. Donald Schmuck) 。
第2营营长艾伦•苏特中校(Lt. Col. Allan Sutter) 。
第3营营长托马斯•里奇中校(Lt. Col. Thomas Ridge)。

陆战第5团团长是雷蒙德•默里中校(Lt. Col. Raymond Murray)。
他手下3个步兵营的指挥官是：
第1营营长约翰•史迪文斯中校(Lt. Col. John Stevens)。
第2营营长哈欧德•罗伊斯中校(Lt. Col. Harold Roise) 。
第3营营长罗伯特•塔普雷特中校(Lt. Col. Robert Taplett) 。

陆战第7团团长是霍默•利兹伯格上校(Col. Homer Litzenberg)。
他手下3个步兵营的指挥官是：
第1营营长雷蒙•戴维斯中校(Lt. Col. Raymond Davis)。
第2营营长兰德福•罗克伍德中校(Lt. Col. Randolph Lockwood)。
第3营营长威廉•哈里斯中校(and Lt. Col. William Harris)。

(假如满员，一个步兵团大约有3500人，一个步兵营大约有1000人。)

参加长津湖战役的美7师部队有：第31步兵团，团长是艾伦•麦克莱恩上校(Col. Allen MacLean)，第57野战炮兵营和第31坦克连。麦克莱恩手下3个步兵营的指挥官是：32团1营营长唐•卡洛斯•费斯中校(Lt. Col. Don Faith)，31团2营营长威廉•莱迪中校(Lt. Col. William Reidy)和31团3营营长威廉•莱利中校(Lt. Col. William Reilly)。

陆战队第一航空联队在整个战役中为地面部队提供空中火力支援，指挥官是费尔德•哈里斯少将(Major General Field Harris)。


[ 本帖最后由 老木匠 于 2008-12-3 10:14 编辑 ]

老木匠

这位Golf20网友大概生活在北美，前几年在几个论坛上连载了他翻译的美军（美国陆军）在朝鲜的战斗行动，俺曾经转载于本坛：
http://yantan.org/bbs/viewthread ... D%B6%B7%D0%D0%B6%AF

他的译笔很不错的，历史知识略差点，有时会闹点笑话。

老规矩，一天转一贴，他停俺也停啦

老木匠

陆战一师一直被看作是美军的精锐部队，他们的传统任务是占领滩头阵地，并坚守到后续部队到达(通常是陆军部队)。在二次大战中，不论哪一方的陆战队都是最有效的战斗部队，这不是因为他们作战勇敢，也不是因为受到上帝的保护，而是因为陆战队的新兵从训练开始就确信他们属於一支精锐的军团，并由此激发的灵感，也是因为陆战队员忠诚的传统，在实战中这意味着每一个陆战队员格外信赖自己的战友，同时他自己也可信赖的。

当时多数的陆战队员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自己的战友。这种崇高的奉献精神换来的是一往无前的攻势和战斗的胜利。恩斯特•海明威曾在陆战队服役，参加过一次大战，知道在战场上谁最信得过。他写道，“只要世界上还有战乱，我宁愿让一个好陆战队员伴随我，即使是一个破产的陆战队员，也不会选择其他人。”

参加陆战队的志愿兵在巴黎岛和圣地亚哥的新兵训练营接受为期10周的新兵训练，为他们所引以自豪的军人气质奠定基础。在这期间，每一个志愿兵都被封闭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时刻准备在无底深渊的边沿执行任务。当一名尚有思乡之念的新兵被这样的训练而困扰，就象在战场上一样，他从心地里希望得到上级的命令和指示，最终他将喜欢命令，并懂得服从命令将带来安全和生存。

陆战队有一种不可否定的魅力，陆战队员都认为自己比那些经常和自己并肩战斗的陆军士兵优秀很多(陆战队员从不称他们自己是士兵)。总地来说，陆战队员富于创造性，刻苦耐劳, 比陆军那些少爷兵更敢於执行危险任务。陆战队先辈的灵魂—那些在的黎波里，莫特兹玛的山丘，贝露森林，瓜岛，塔拉瓦岛，硫磺岛，仁川和其他圣地倒下的队员—折磨着世界各地每一个基地中的陆战队员，要求他们协调合作，纪律严明，勇敢无畏和为完成任务的坚定奉献，即使这意味着将进入地狱的深层。

虽然他们是美军中最出色的部队，但是陆战队的服饰并不耀眼。没有一支陆战队的单位拥有象“热带闪电”和“尖叫的雄鹰”这样的名称。陆战队除了庆典时穿的蓝礼服，就是简单的绿色丛林作战服，普普通通，没有任何装饰，不象陆军的军服上有徽章，名牌，臂章，肩章和铜扣子。迈克尔•卡帕罗上尉(Captain Michael Capraro)是陆战一师的负责公关的军官，他说：“陆战队里的重要军官大多有着十分平凡的名字，象布朗，戴维斯，约翰逊，琼斯，史密斯，威廉姆斯，威尔森，等等。虽然我知道这并不重要，但是我一直认为这些名字的平凡正反映了军团的平凡”

这就是陆战一师，它由3个步兵团组成—陆战1团，陆战5团和陆战7团，每个团大约有3200人。师属炮兵是陆战11团。总共超过12000人，他们在长津湖战役中承担了主要的战斗任务。后方是大约10000人的支援部队，包括陆战队第一航空联队。

卡帕罗上尉继续说道：“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步兵师，我觉得这就象一只杜宾犬，一只皮带紧绷的危险的猎狗，一心只想咬住敌人，最好是一个黄皮肤的。。。” 很多陆战队的基层官兵来自于南方，有人甚至说陆战一师的前身是罗伯特•李将军带领的来自北佛吉尼亚州的军队。就象南方联盟军一样，陆战队员都是志愿兵，都喜欢打仗。

很多美国人认为陆战队是美国的国宝。众所周知，每当战争的号角响起，陆战队就已做好战斗准备，同时速战速决是他们的传统。

上等兵雷•沃克(PFC Ray Walker)来自陆战5团A连，他说他的战友和征兵海报上的光辉形像(漂亮，宽脸膛，肌肉强壮)完全不同。“很多还是孩子，刚开始刮胡子。他们是普普通通的青少年，也许比别人稍微顽强些。记者称他们是男子汉，但是假如你伴随他们在美国游玩，你会发现他们更喜欢糖果和冰激凌，而不是啤酒和威士忌。而且他们在女孩面前很害羞。面对女孩们的母亲，他们叫‘妈妈’。我指的是列兵和上等兵，他们占全师的大多数，他们承担了主要的战斗。”

这些年轻人有目空一切，得意忘形的倾向，当然陆战队的历史是他们的炫耀的资本。但是这些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如此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朝鲜的东北部摧毁了前来消灭他们中国军队。

老木匠

美第十军军长是阿尔蒙德将军，他已经于10月20日将司令部安置在元山港。在等待陆战队登陆的时间里，周围没有敌人活动，他无所事事，整日忙於民政事务。这包括了与当地官员和市民代表的会面，场面盛大，与会者都有机会享受香烟和糖果。

美陆7师按计划将在陆战队后登陆，这两个师将穿过朝鲜半岛狭窄的腰部，与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在平壤北面会合。他们将跨越太白山，在崎岖的山区行军120英里。

史密斯师长得到行动命令后，对此忧心忡忡。虽然字里行间表现着明显的自信，但是这份命令却意味着陆战一师的单位在行动中将分散开来，失去操作上的完整。起始的行动区域南北长300英里，东西宽60英里。除了海岸地区外，从元山到平壤的道路多是崎岖的山路，不适合坦克和车辆行驶。一边研究着地图，史密斯慢慢地意识到他和军长之间的麻烦大了。

陆战一师的年轻人们大约一半是正规军，一半是后备役，后者是从美国各地的城市中召集起来的。他们在得到归队通知后，即刻报到，进入现役，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威廉•霍普金斯上尉(Captain William B. Hopkins)是这样的典型，他来自罗奴克，是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城。两年前他在这里开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8月8日接到归队通知，他不得不关闭律师事务所。

“受到通知后我晚上睡不着觉，” 他回忆道，“盘算如何和家人和朋友告别。”

一个周日的上午，在昏暗的天空下，被招入现役的新兵们聚集到小城的体育馆，然后顺着海军预备大道向车站行军。路边的人们停下脚步，去教堂做礼拜的教徒们也站在教堂们外，静静地注视着这些士兵走过，他们的野战军靴踩在碎石路上，嘎嘎做作响。在车站，一名当地小报的记者拍下霍普金斯和他父亲握手告别的镜头，第二天这张照片登了报，标题是“再见，祝你好运，孩子。”

很多后备役兵都是二战老兵，5年前他们刚刚从战场归来。下士罗•培尔(Corporal Roy Pearl)来自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叫杜路斯的小城，他在二战中参加了布干维尔岛，贝里琉岛，关岛和冲绳岛的登陆战，战后进入后备役，他依然参加周末的训练和夏季的训练营，这样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下微薄的补助，他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在车行的工作。向他的战友们一样，在接到这个意外的归队通知后，他毫无怨言地踏上征程，但是这不是件容易事。他很担心他的两个女儿，一个3岁，一个才3个月，她们还没接受洗礼。“我终於放心了，”他回忆道，“当本地的牧师同意路过他家，并在客厅里为他的女儿完成洗礼。”

杜路斯小城的后备役士兵第二天一早来到火车站，海仑•培尔也带着两个女儿来此和丈夫告别。但是她却无法找到自己的丈夫，这是陆战队员们已经登上火车，即将出发，在近似于疯狂的搜寻后终於找到了他。海仑鼓足勇气，保持微笑，在仓促中交给丈夫一个纪念戒指，上面刻着“送给罗，海仑” ，然后和丈夫吻别。

中尉李周恩(1st Lt. Chew-Een)半个世纪后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离家时的情景。“我来自于一个清贫的家庭，我父亲的名字叫精生，在萨克拉门托靠向餐馆宾馆批发水果蔬菜为生。那天上午他没去上班，在家送我。我母亲叫金玉，特地为我做了一顿好饭菜。当墙上的时钟指向出发的时间时，气氛变得十分尴尬，我的母亲很勇敢，她什么也没说。我的父亲坐在那里在看中文报纸，我猜他是假装的。他是一个坚强的人，我很崇拜他。他站起身，突然握了握我的手，想说什么，但是又说不出来，就在这一刻，我母亲再也忍不住泪水，哭了起来。我是一家的长子，也许一去就不会回来了。这次分离是很困难的。。。他们不辞辛劳，为生存而奋斗，而我却这样离开父母。”

离开自己的家人是艰难的，但是离开自己的祖国也是痛苦的。弗郎西斯•派瑞少校(Major Francis Parry)是一名炮兵军官，他回忆道：“1950年9月1日傍晚，我们乘船离开圣地亚哥风景优美的港口，向落日的方向航行。这是终生难忘的一刻。当陆战队军乐队开始演奏“晚安，爱玲纳”(这是乐队在这种场景最常演奏的音乐)，几百名陆战队员聚集到贝费尔德号的甲板上，跟随乐队高唱起来，岸上的家属和朋友也跟着唱起来。轮船慢慢远去，经过楼马半岛，驶入黑暗的太平洋，港口虽然渐渐远去，但歌声却不断在耳旁回响。”

福雷德•戴卫森(Fred Davidson)，一名年仅18岁的步兵坐在火车上，他回想起远处黑色的山岭和灯火辉煌的城市，还有送别的合唱。“就象我是在一座巨大教堂里合唱团的一员。”

老木匠

第三章

上等兵戴维森于10月11日在仁川登上波克萨号运兵船，驶向元山。“等我们到了海上，” 他回忆道，“上级告诉我们任务的目的地：陆战队要到半岛的领一侧登陆，那里还有少数北韩士兵顽抗。”在船上他看着山峦起伏的陆地在船左侧慢慢向后移动，经过釜山港后，他们向北驶去。“大约是19日，我走上甲板，突然发现陆地在船的右侧，我们在朝南开！有些人认为这意味着战争结束了，我们要回到仁川，然后返回美国。但是后来船又调头向北，山峦又回到了船的左侧。真是活见鬼，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元山登陆原定在10月20日，但是通往港口的航道却布满了水雷。发现这一情况后，所有运兵船不得不在港外原地打转，等待扫雷舰清除水雷。结果陆战队员们就这样等了大约两星期，人们都将这段时间称为“游游行动”。陆战队战史称这是一段极其枯燥无味的插曲。(“从来没有如此困难地打发时间。”)

在乔治克雷莫运兵船上只有一部电影，【断箭】(Broken Arrow)，由詹姆士•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主演。机枪手上等兵帕特里克•斯丁雷(PFC Patrick Stingley)在这期间看了好几遍，除了吃饭，睡觉，擦洗武器，打牌，读小说外，他没任何别的事情干。“电影中有一个情节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斯丁雷回忆道。“一个印第安人拒绝别人的建议，说‘我走开’。年轻的陆战队员们很喜欢这句台词，都把它挂在嘴上。每当我们不想去干什么事情时，我们就象那个自豪的印第安人一样说‘我走开’。但是作为一名陆战队员，我们受到誓言的约束，无法随意离开，即使这样，让嘴过一下瘾也很有意思。”

在游游行动接近尾声时，船上的陆战队员听说飞行联队的地勤人员已经上岸了，更糟糕的是岸上的后勤人员已经观看了由几名著名演员慰问表演。失望之余，陆战队员们只能向那些还没上岸的地勤人员发两句牢骚。

潘德尔顿训练营是陆战队在美国西海岸的训练营，当罗伊•培尔下士来到这里时告诉上司他是一名熟练的报务员。“我三次非常礼貌地告诉他，但是他三次都非常不礼貌地告诉我现在我是7团A连的一名步枪兵。”培尔没有说‘我走开’。为了保持技能的熟练，他在游游行动期间到驾驶舱里练习收发电码。一天，有一名管理通讯的军官偶然路过，他正好需要一名熟练的报务员。“立即到雷蒙•戴维斯中校那里报到” 他向培尔命令道。

培尔回想起戴维斯中校给他的第一印象，他面貌普通，身高也一般，穿着合身的工作吊带裤。“他来自于乔治亚州，语音平和，从不粗声粗气，从不贬低对方，和他在一起工作感觉很舒服。”他后来了解到在瓜岛战役和格洛斯特角登陆战时戴维斯中校就已经指挥一个特种武器营了，后来还在富有传奇色彩的刘易斯•普勒上校手下担任过陆战一师1团1营营长。

李周恩中尉是一个机枪排的排长，他们乘坐一艘坦克登陆舰，船员是日本人。对很多陆战队员来说，这是有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在不久前结束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人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

为了改善伙食，李中尉安排陆战队员们和日本船员交换伙食，用他们的C型战地套餐换取船员们的日本饭菜，但是他很快发现这对双方都是错误的。“他们的饭菜很吝啬，”李中尉说，“我们总是饿着肚子”更糟糕的是，有些陆战队员的消化系统无法接受这些外来食品。作为陆战队中第一位华裔军官的李中尉并不欣赏日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他认为日本人还象野人一样生活，而他的祖先则早就发展精美的饮食文化。

李中尉眯着眼观察着日本船员，怀疑他们不注意食品卫生，因而造成船上流行痢疾。李中尉不管三七二十一九派一组陆战队员拿起水龙，将船从里到外冲洗了一遍。但是痢疾却没有因此而消失，不久船上的海军卫生兵威廉•戴维斯(Corpsman William Davis)用完了所有的止痛药，不得不到请中尉想办法，不幸的是中尉也没有高招。无奈之余，李抽了一下鼻子说：“一点痢疾整不死人。”

就象一名严厉的监工，李中尉每天拉陆战队员们上甲板操练，风雨无阻(据陆战队员们说)。枪械军事亨利•福斯特向中尉闪了闪眼睛，告诉他，假如是在陆地上，肯定有一半士兵逃到山里去了。但是李中尉的幽默感发育不良，以为福斯特是在开玩笑。

李渴望早日加入战斗，当名垂青史的仁川登陆战打响时，他的排却被安排去打扫运兵舰，这让他非常愤怒。“不象陆军，”他回忆道，“陆战队离开运兵舰时总要把她打扫的干干净净，所以任务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让别人抢在我前面去冲锋陷阵，杀敌立功，使我很气恼。”当然上岸以后，还是有足够的仗让他打。

占领汉城几天后，李中尉的弟弟过来看望他。他的弟弟叫李周蒙，陆军中尉，在洛东江防线负伤，最近伤愈归队。他们的会面很短暂，哥哥看见弟弟身上的网式吊带很有用，可以用来挂手榴弹，就想要过来，弟弟很高兴地将吊带解下来。就在这时7团B连接到命令，立即上船前往元山。李周蒙从背包中拿出相机，给蹲在机枪旁的兄长拍了张照片，随后兄弟二人就互相告别，各奔戎程，他们都面临着艰苦的战斗。

在爱肯胜利号运兵舰上，18岁的乔治•克罗茨(PFC George Crotts)是一个后备兵，在游游行动期间他无聊至极，就到底舱里和别人打牌。那里的生活条件很差，床铺有5层，睡在里面连翻身都困难。“除了吃饭没别的事干，”他说。“但是饭菜糟糕透顶，油腻的罐装火腿肉，疙里疙瘩的奶粉牛奶(肯定是三鹿牌的)，绿色的煮鸡蛋。”没人有吃饭的食欲，而且阴冷的黄海波涛汹涌，很多人都晕船。“陆战队员喜欢通过折磨战友来表达友情”克罗茨指出，“这时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将劣质雪加烟的烟雾喷向一个已经吐的两腮发绿的战友总能博得大家的笑声，或者你能听到有人问他的朋友‘嗨，你想要一大碗清蒸辣椒豆么？’而这时他的朋友正想方设法忍住呕吐。我记得那时躺在床板上，正设法忘记周围垃圾桶里呕吐物的恶臭，但最后我也忍不住加入行列，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旅程。”

克罗茨属於陆战7团D连，是一名见习机枪手，他的主要任务是抗着弹药箱上山下山。别人告诉他机枪手的死亡率很高，或者简单地说就是很多机枪手会在战场上被打死。他知道D连是一个屡遭厄运的连队，在仁川登陆和攻占汉城时D连的伤亡都很大。他的排级军士告诉他：“7团D连非常不幸运，一个半死不活的朝鲜兵会爬行半英里，就为了在咽气前向我们打最后一枪。”克罗茨惊讶地张大眼睛，不知这是真是假。“我到达元山时已经被吓得半死。”

1950年10月26日的清晨天气晴朗，气温已经开始降低，快要打霜了。很快对釜山防御圈炎热夏夜的怀念就象思乡之情一样在陆战队员间传播开去，但是现在的气温还算凉爽宜人。陆战队在元山的非战斗登陆虽然没有任何抵抗，但也出了点事故。上岸不久，两名陆战队员到海滩上去找烤火的木柴，看到岸边漂流着一堆原木就去搬运，结果触响了地雷。

爆炸威力强大，根据官方记载“两名陆战队员被炸得粉碎，以致于无法区分两人的遗体，所以他们被安葬在一个坟墓中。”他们是最早在朝鲜东北部战死的美军士兵。

这是中国的第四野战集团军——包括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第42军——已经跨过中朝边界上的鸭绿江，依靠黑夜的保护，跋山涉水，向南挺进。每个军大约3万人，兵力已经超过第十军。(译者注：这里作者明显失误，38，39和40军在西线，没去东线，怎么可以如此对比呢？当然西线志愿军兵力也超过第十军)

老木匠

有几件事让史密斯将军对第十军军长不满。在仁川登陆时，阿尔蒙德将军专横地调走了师属第七摩托运输营，现在在元山，他又命令陆战一师将4辆卡车转让给南韩第一军。对史密斯来说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不是南韩军队的后勤，也不想开创这样的先例。” 为此，他给阿尔蒙德发去急电，希望他能确认命令，并同时指出这些卡车是陆战队整体系统不可分隔的一部分。军部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回答。陆战队和陆军之间的摩擦早在釜山防御圈时就表现出来了，那时兵力薄弱的陆战旅以出色的战绩让陆军的各个步兵团非常难堪。在8月和9月上旬，沃克将军几次让陆战旅担任战场救火队的角色，在洛东江突出部战斗中，陆战旅从敌人那里缴获了令人可耻的大量美军装备，有坦克，火炮，重迫击炮，卡车和大量弹药，这些都是陆军早先的战斗中丢弃的。

最严重的纠纷发生在仁川登陆前。阿尔蒙德将军，一名陆军少将，得到对登陆部队的指挥权，这对陆战队已经是严重的侮辱，因为登陆作战是陆战队的特长；但是他却宣布在第一批登陆的部队中，用陆军32团替换陆战5师。史密斯将军听到命令后，惊讶的目瞪口呆：32团有百分之四十的士兵是南朝鲜兵，他们都是刚刚招来的新兵，没经过任何两栖登陆训练，和平民没什么区别。从外表上看，史密斯抽着烟斗，一头银发，是一位温和谦逊的绅士，但事到如此他不得不表现出他倔强的性格。他告诉阿尔蒙德假如不改变计划，他将拒绝执行命令。最后阿尔蒙德作了让步，陆战5团和他们的老搭档陆战1团执行了9月15日的登陆任务。这是军事史上一次最出人意料的行动。

经过这些纠葛，阿尔蒙德将军已经将自己的名字放到陆战队黑名单上的第一位。陆战队的高级军官都认为他在军事指挥上是个笨蛋。阿尔法•布斯尔上校(Colonel Alpha Bowser)是史密斯的行动部长，认为阿尔蒙德性格多变，情绪浮躁。象斯巴达人一样的陆战队员对阿尔蒙德的私人车厢很不满意，那里面配有冰箱，热水淋浴和抽水马桶。第十军军部的餐厅里有精美的瓷器和亚麻桌布，银餐具和银餐巾环，每天远东空军用飞机给他们运来新鲜水果，蔬菜和肉类，所有这些都让生活简朴陆战队员觉得这个奢侈享乐的将军不可信任。

终于结束了在海上无止境的漂泊，陆战队员们都很高兴。陆战队1团1营登上火车，从元山南下40英里，到一个叫Kojo的海边小村去。他们的任务是和在那里看守一个军需仓库的南韩军队换防。Kojo是一个渔村，有白色的海滩和蔚蓝的海水，是陆战队员到朝鲜以来看见的最诱人的风景。前来接站的南韩军官告诉他们驻守在这里是很轻松的任务，他说附近有几个北韩的散兵游勇，但是这些从前金日成的精兵强将现在生存都成问题，就别提打仗了。陆战队员们不知道在附近的山岭中隐藏着大约1000名北韩士兵，他们是朝鲜人民军5师第10团的部队，由周日宽上校(Col. Cho Ii Kwan)指挥，他从前是元山共产党的书记。

陆战1团1营的指挥官是杰克•霍金斯（Lt. Col. Jack Hawkins），他决定占领小村周围的高地，除了临海的一面外。他命令维斯利•诺恩上尉（Captain Wesley Noren）率领B连跨过稻田，在小村南侧2英里处的3个山包上建立防御阵地。“没有炮火支援，”诺恩回忆道，“我们的阵地太突前了。”A连和C连驻守在小村西侧，营部设置在海滩上。

来自雷诺克市的霍普金斯上尉负责指挥营部连，他记得这天晚上是他二战后第一次睡在地上，“这是一个10月凉爽的夜晚，地面坚硬，而我的身体却是软的，很不舒服，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早晨陆战队员们发现稻田里结冰了，这是入秋以来的第一次。“那些曾经在中国驻扎过的老兵不知道我们要进入山地多远后才能撤退下来，回到船上。”这是一个两栖作战师，装备并不适合深入内地作战，但是他们在战役结束以前在陆地上推进了78英里。

威廉•贝茨少校（Major William L. Bates）来自武器连，他看见一长队身穿白衣的平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步履蹒跚地走过火车站。当他发现一些士兵在驱赶他们时，他警觉地坐起身来。在队伍的尾部有一组人拿着铁锹。贝茨找来一个翻译便追赶过去，当他赶上时，步枪手们已经站成一排，那些拿铁锹的人将人群聚集到一个土堆后面。“很明显，他们的计划是等枪手们准备完毕，”贝茨说，“就将这些犯人赶到开阔地上，让他们成为活靶子。”

在沙滩上，霍金斯上尉刚刚巡逻归来，“我注意到随军牧师愤怒地走来走去，两手一会儿抱在胸前，一会儿又垂下来。我问他出了什么事情，他手指向一座小山包，‘那里将发生恐怖的事情。’他说。他告诉我当地的青年团将同情共产党的家庭都抓起来了，‘等他们的坟墓挖好了，就会被枪毙的。’”

贝茨少校找到青年团的头领，命令他立即停下来。面对美国人的干涉，青年团的头领很愤怒。他向翻译叫喊道，这些人都是共产党，死得其所。“也许这是真的，”贝茨说，“但是没有审判就大肆屠杀肯定是不公平的，而且这里大约有15名儿童，有的还不到10岁。”虽然站成一排的枪手严重抗议，贝茨还是将这些犯人带到车站，将他们交给一名南韩军官，让他们坐上离开Kojo的最后一列火车。陆战队的老兵推测这些犯人一到元山就会被枪毙的。

在B连远离村庄的阵地上，一个班的陆战队员正在修筑工事，这是山坡上走来4名提着篮子的朝鲜妇女，她们是送鸡蛋来的，陆战队员们停下手上的活，十分感激地接受了村民们送来的礼物。没人去想她们可能是间谍，被派到109高地来侦察美军防御的。晚些时候附近的一个小山包上来了一名老妇人，身着白衣，向陆战队这边喊叫。陆战队员问翻译她想要什么，翻译不信任地笑了笑，说老妇人警告他们说在村子附近走动的人们都是装扮成平民的北韩士兵。班长向老妇人挥挥手，点点头，表示感谢她的情报，随后她就消失在黄昏的黑影中了。

陆战队员们修筑完工事，平静地等待又一个漫长清凉的秋夜。半数人要执行警戒，假如一个散兵坑里有两个人，则起码一人必须保持清醒。他们在前一天晚间看见山里有火堆，村中也有灯笼的亮光，但是这天晚上，根据霍普金斯回忆，“就像我在二战中经历的黑夜，哪里也没有一点灯光和火光，只有天上的星光。”

霍普金斯天一黑就钻进睡袋，这次他很快就睡着了。不久睡着的陆战队员们就被密集的枪声吵醒了，在手榴弹的爆炸和冲锋枪的扫射中，他们疯狂地拉动拉链，想从睡袋中解放出来，但是有的拉链却卡住了，睡袋成了他们的收尸袋。几名陆战队员就这样在战斗开始时被敌人用刺刀扎死。克莱顿•罗伯斯军士（Sergeant Clayton Roberts）的个人英勇表现挽救了一个排，他用一挺机枪掩护了他们的撤退。但是罗伯斯自己却陷入重围，最后战死。海军卫生兵多林•斯达福特（Navy corpsman Dorin Stafford）为了照顾一名受伤的陆战队员，也留在了后面。一名令人敬畏的中尉来到霍金斯的指挥部，向营长报告他的排守卫的阵地丢失了，霍普金斯听他告诉营长说他们排多数人都战死了，有几个是在睡袋中被刺刀扎死的。

战斗一缓和下来，霍金斯就给在元山的团部发出紧急战报。

“从日落后至第二天日出，在南北西三面受到敌人顽强的攻击。敌人的数量估计在1000到1200之间。一个连队还在激烈战斗中。平民告诉我们的信息显示，附近地区的敌人可能超过3000人。我们9人战死，39人受伤，35人失踪，可能也战死。丢失两处阵地，假如继续坚守占地，则需要一个团的兵力。敌人目前分布在南北西三面，但通往北方的道路依然畅通。”

天亮了，霍金斯正在调动部队，加强沙滩附近的防御阵地，这是隐藏在村落中的大约200名北韩士兵突然跑出来，越过稻田，向西逃去。陆战队员们和刚到达的11团F连的炮兵集中火力，屠杀了大约一半的敌人。

白天，巡逻队找到了罗伯斯军士和另外15名陆战队员的遗体，但是却没找到卫生兵斯达福特的遗体，一名俘虏说一名陆战队的卫生兵被俘，被指派去找看北韩的伤员。下午，17名失踪的陆战队员找回阵地。乔治•帕里什上尉（Captain George Parish）驾驶着直升机巡视周围的田野，寻找失踪的队员，看见一间农舍旁用稻草写着“救命”两字，他将这架脆弱的直升机短暂地降落在农舍旁，将兴高采烈的上等兵威廉•梅斯特（PFC William Meister）接上飞机。

当陆战队挖筑新的防御阵地时，青年团的头领来到营部，说他很不满意昨天美军对死刑的干涉。通过翻译他抱怨这使他很丢脸面，现在他必须离开这里，开始流亡。霍金斯和霍普金斯看着他向南方走去，没有一点同情。

这时修订的伤亡记录显示，昨晚的战斗中23人战死，47人受伤，4人依然失踪。战斗中估计打死250名北韩士兵，抓住83名俘虏，他们将转交给缺少仁慈的南韩军队。

团长刘易斯•普勒上校于日落前1小时坐直升机来到这里，陪同他前来的是他沉默寡言的卫兵伯地军士（Sergeant Bodey），普勒已经决定撤销霍金斯指挥权，因为在他的指挥下，陆战队员们没有做好准备，不能击退敌人的攻击。天色将晚，远山的阴影慢慢地走过稻田，笼罩在阵地上。普勒注意到这些年轻的陆战队员的眼里流露出一丝恐惧，他们害怕敌人又在夜晚攻击。普勒从一个散兵坑走到另一个散兵坑，和陆战队员们交谈，鼓舞他们的斗志。霍普金斯依然记得上校巡回阵地时和陆战队员们说的话，简短却十分有效。比如“等敌人靠近了再开枪。。。你打中敌人才能把他们挡住。”普勒走到霍普金斯上尉身边坐下，打开一个牛肉罐头，吃了起来，跟他攀谈起来：“罗诺克人，情况怎么样？”

一边吃着冰冷的晚餐，普勒和上尉天南海北地谈了起来，还谈起了弗吉尼亚优美的风光。霍普金斯提起二战时期，他曾经在上校的兄弟山姆手下干过。

“他在关岛战死了。”上校说。

“是的，长官。”

“我想念他。”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霍普金斯换了个话题。他告诉普勒他无法理解元山登陆背后的策略——无法理解为什么陆战一师在占领汉城后不是继续北进，帮助沃克的第八集团军占领敌人的首都平壤。普勒并不急着解答他的疑问，而是提了一个问题：“你知道谁在操纵这一切？”

“那还用问，是麦克阿瑟将军。”

“他是一名陆军军官，陆战队占领了汉城，对不？假如你是麦克阿瑟，你会让陆战队即占领汉城又占领平壤么？”

这天晚上敌人没有攻击，很多陆战队员都很失望，这回他们准备好了。

老木匠

10月的最后一天，普勒派里奇中校和他指挥的陆战1团3营前往元山以西30英里的一个小村，村子叫马转里Majon-ni。这里是北韩的散兵游勇向北逃窜的必经之路，村里最显眼的建筑是学校，是一个洋葱头式的俄式建筑。（陆战队官方历史记载上说：“这个虚荣的建筑和这个小农社会格格不入，这里不单单是教育孩子，也是为了给成人灌输共产主义思想。”）

里奇将营指挥所设置在学校里，开始执行任务。他的任务是占领这个交通要道，并审查过路的人群。难民中隐藏着惊人数量的装扮成平民的北韩士兵。假如一名成年男子剪着短发，脖子上有日晒的V型印记（这是北韩军装的特点之一），脚上有长途跋涉而长出的老茧，那他肯定就是北韩的军人，将立即被逮捕，然后扔进陆战队在学校附近建立的战俘营。

里奇将不会重复霍金斯在Kojo的错误，将部队过分分散而无法建立有效防御。观察地形后他发现制高点离村庄过远，不适合在那里建立连级前哨阵地。里奇在村子周围建立了环形防御阵地，在以后的几天里击退了敌人几次试探性的攻击。

11月4日，一支车队在A连的护送下来给3营运送弹药和给养。但是半路上遇到敌人顽强的阻击，当夜晚来临时，A连连长罗伯特·巴洛上尉（Captain Robert Barrow）决定最好撤回元山，等明天再运。第二天他改变了策略，让中尉唐纳德·琼斯中尉(Lt. Donald Jones)带领1个排走在车队前面大约1英里的地方。他估计敌人肯定隐藏在路边，等听到卡车的噪声时才进入阻击阵地，他们也许不会注意到这些步行前进的步枪兵。这个策略很有效，上等兵罗伯特·克泽尔斯卡（PFC Robert Kozelska）带领的4人火力组走在前面，当他们绕过一个急转弯时，看见大约有1个排的北韩士兵在山坡上吃饭休息，他们一阵扫射，打到很多敌人，剩下的逃跑的。

这时战俘营里已经关押了大约600名北韩战俘，人满为患。卡车卸下货物后，放下防雨帆布，装满北韩战俘，这样敌人就不会发现车上装的是什么，而试图营救。巴洛和A连的200名士兵一路提心吊胆，因为战俘的数量是他们的3倍。幸好一路平安无事，装满战俘的车队安全地回到元山。

工业城市咸兴和它附近的姐妹城——距离元山70英里的港口城市兴南——是两个枯燥无味的城市，到处是空空的仓库，铁道货场，遗弃的厂房。市民情绪紧张，离美军躲得远远的。利兹伯格上校的陆战7团在咸兴的废墟中扎营，他们在这里度日如年。年轻的陆战队员们百无聊赖，慢慢便开始滋事生非。

迫击炮排排长约瑟夫·欧文中士(1st Lt. Joseph Owen)知道他手下的罗伯特·凯里下士(Corporal Robert Kelly )有收集东西的天才，换句话说，他很会捡破烂。在咸兴没有多少破烂可捡，但这也难不倒凯里，在一个货场他发现一辆蒸汽机车，他便向战友们宣布他可以将它开动，但是排里却没有一人相信他，这让他很没面子。

“我告诉你们，我会操作火车头。不信的话，骑驴看帐本，走着瞧！”他说完，踩着沉重的步子走向火车头，决心要给大家表演一下。

欧文中尉回忆道：“接着我们就看见火车头喷云吐雾，突突吼叫，开动起来，我们不得不赶紧给凯里的个人运输公司让路。（凯里在加入陆战队以前在伊利诺里斯中心客运公司干过锅炉工。）后来利兹伯格上校责问威尔考克斯上尉（Captain Wilcox），他的B连是不是坐火车在城里兜风。调查后连长发现是凯里干的，让他过了几天悲惨的日子，因为上校不认为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按照阿尔蒙德的不可理解的作战计划，陆战一师的三个陆战团——1团，5团和7团——分散得越来越开。史密斯将军不得不提醒军长他的陆战一师已经分散在大约170英里宽的战线上，阿尔蒙德同意改变部队的分布，同时允许史密斯将默里中校的陆战5师从新兴Sinhung撤回，因为那里没有敌人的踪迹。

10月30日，陆战7团的行动军官，少校亨利·吴斯纳到军部参加军事会议。在巨大的军事地图前，阿尔蒙德将军宣布，少将戴维·巴尔（Major General  David Barr）的陆军第七师和史密斯的陆战一师将向北推进，第三师则将在少将罗伯特·苏尔的指挥下在后方保护运输线。“等我们完成了任务”说到这里，阿尔蒙德大手一挥，“南韩军队就会接替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开朝鲜了。”

爱德华德·冯内上校是陆战队在军部的联络官，他给吴斯纳安排了一次空中侦查，让他去看看陆战队向长津湖水库前进的路线，这里远离海岸，距离78英里。从空军的T-6侦查机向下看，吴斯纳没看见敌人的踪迹，但是他注意到地形的陡峭，连接冲积平原和高原间的道路也崎岖狭窄。

在10月的最后一天，陆战7团B连派出一个由3辆吉普组成的巡逻队，向内陆前进大约30英里，到达水洞，访问守卫在这里的南韩第26团。利兹伯格上校的陆战7团将于11月2日和他们换防。威尔考克斯上尉通过无线电向团长汇报说南韩部队颇为急于离开这个地区，南韩军官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周围有很多中国军队。他们抓到16名志愿军俘虏，都来自于第四野战军，第九兵团，42军124师370团的一个弹药排。战俘们都说42军的其他部队将在北韩坦克的支援下，在长津湖水库周围的山区阻击联合国军。

第二天，阿尔蒙德将军亲自察看了这些战俘，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穿着典型的满洲棉军衣，。。。虽然不很精明，但是愿意告诉我们他们的行动计划，我们得知他们于10月16日在Manpojin跨过鸭绿江，然后一直向南步行，装备由骡马托运。”阿尔蒙德通过无线电告诉在东京的麦克阿瑟，他可以证实zhonggong的军队已经加入朝鲜战争。麦克阿瑟则让他的情报部长到前线来亲自调查。第八集团军早就报告说他们在西线遇到过zhonggong军队，但是威尔劳比却宁愿相信这些仅仅是志愿人员——毛泽东派遣的一些象征性的军队，来满足他向北韩领导人金日成作出的政治保证。

10月31日傍晚，派瑞少校听到有人敲门，他一抬头，看见他手下的一名炮兵提着一个南瓜做的灯笼站在外面，从咧开的大嘴里可以看见里面烛光闪动。在这个凉爽的秋夜看见如此情景，让派瑞不禁回想起童年的万圣节，勾起一丝思乡之情。抬头远望，在明亮的月光下，派瑞看见在东北方远处黑暗的崇山峻岭。带着一点不详的预感，他认识到陆战一师即将进入那片山地，远离他们通常的行动地区：沙滩，海洋和舰船。

第二天，11月1日，史密斯将军得到情报，陆军骑一师遭遇大批zhonggong军队攻击，损失严重。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此时位于西南大约60英里的地方，已经停止前进。“没有人保护我们的左翼，”史密斯回忆道，“除了师侦查连，即便如此，第十军军部依然逼迫我们加快速度，向长津湖水库前进。”

陆战7团即将成为第一个打败zhonggong军队的美军单位，团长是利兹伯格上校，他是一位粗壮结实的中年军官，假如穿上双排扣的礼服，你可能以为他是一位银行行长。利兹伯格上校很清楚周围有大批zhonggong军队，为了让7团军官们达成共识，他将军官们召集到他帐篷旁的一座小山前，向大家讲话。他说这很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奏。“我们一定要赢得胜利，这很重要，”他说道。“因为这次战斗的结局将传向全世界，我们要让莫斯科和北京的共产党政府不敢轻举妄动。”

一小时以后，陆战7团开始向北进发。在这个凉爽的上午，远近的山丘笼罩着紫色的晨雾，在阳光的照射下，雾气很快就消失得一干二净，山坡上的草木显示出秋日的色彩。曾经在朝鲜半岛南部战斗过的老兵注意到这里的景色与南面不同，山高谷深，山坡上树木更加茂盛。

少尉派特里克·罗（2nd Lt. Patrick Roe）是3营的情报官，他清楚地记得从城市到乡村的变化。“那些砖房，柏油马路和下水道都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用各种材料拼凑起来的住房，就像在其他亚洲城市的郊区。然后出现的是森林，狭窄的土路和两侧的稻田，偶尔看见一间草房，旁边停着一辆牛车，远处是荒凉的山岭。”

7团B连年轻的陆战队员走在路上，间距大约10到15英尺。象往常一样，李周恩中尉走在最前面。“我总想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他说。“我那时最大的担忧是害怕过早负伤，无法在战斗中证明自己的能力。”李经历了汉城附近的战斗，但是却不能满足他对战火洗礼的欲望。在汉城北部的一次战斗中，发现一些北韩士兵在山脊上探头探脑地向下观察，他一时兴起，从侧翼冲上山脊，向反向山坡投弹扫射，最后却发现敌人早已在他发动单人攻击前离开了。“我觉得这么做有点傻。”他事后说。

李并不期望能活过这场战争，“我希望能给我的父母留下些实用的东西，能给他们带来些利益，我很高兴当时我有价值一万美元的国家服务人生保险。。。是的，我很宿命。现在我很难理解，那时我期待年轻就死。”

在Oro-ri附近的田野中，李中尉欣赏着周围的田园风光，耕种的稻田，几列柿子树和上坡路边的一片葡萄园。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河谷长大的李对农业的周期和自然的平衡很敏感，他知道路边草房里的农夫仅仅收集了足够维持到明年春天的食物。天黑前，陆战队准备就地宿营，队员们开始四处搜集木柴，准备生火取暖，加热战地套餐。田地中站着一名农夫，他无能为力地看着这些外国士兵将葡萄架拆开，将木条拿去生火。当李中尉看到这些，立即叫喊道：“你！把这些放回去！，全放回去！”虽然他是全师最矮小的人，只有5英尺6英寸，大约130磅，但是没人敢小看他，他手下的士兵都知道这点，中尉很高兴地看着这几名陆战队员将木条放了回去。

“向后传，”他喊道。“不许碰一针一线。”

就这样B连走了过去，这位身穿白袍，飘洒着几绺胡须，典型的朝鲜老年农夫站在路边，不住感激地向他们鞠躬。

几分钟后李中尉走到高处，偶然地回头看了一眼，发现B连后面的连队正在摧毁那些古老的葡萄架，中尉意识到已经晚了，无法阻止他们。老农依然站在下面的田野里，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李无可奈何地转过身，继续前进。

团的尖兵这时已经进入水洞峡谷，山地从这里开始。地形适合伏击战。利兹伯格上校通过对战斗的观察研究，发现“朝鲜战争对陆战队来说很新鲜，这是山地战，我们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训练。道路两侧的山岭通常高于山谷1000到1500英尺，山谷中通常有布满岩石的河床，水很浅，可以在徒步涉水过去。每一座山峰后面是另一座山峰，看上去总好像更高。我们必须控制占领制高点的欲望，否则我们会将兵力分布太广。敌人一直在监视，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不管我们到那里，就像一个移动的防御圈，时刻准备击退敌人从任何一个方向发起的攻击。”

11月2日中午，陆战队在水洞以南的阵地上和南韩26团换防，这里距离咸兴大约20英里。下士罗伊·培尔回忆道：“那些南韩士兵笑嘻嘻地从山坡上走下来，向我们招手，并指着北面说‘那里有很多中国人！’。他们是我在朝鲜看到的动作最敏捷的部队。”李周恩中尉说：“这些南韩士兵匆匆忙忙地离开这里，丢下几个战俘。威尔考克斯上尉让我去审问他们，我很快断定他们是老兵游子，什么情报也问不出。审问他们让我很恼火，这样下去搞不好我就会被调去当情报参谋。对一个说中文的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我不想去享受参谋们相对舒适生活。”

营长雷蒙·戴维斯中校派出一个巡逻队到村北面去侦察情况，很快那里便响起枪声，等硝烟散去，地面上出现几局亚洲人扭曲的尸体。下士弗兰克·斯多克曼（Corporal Frank Stockman）是A连的机枪手，回忆道：“我们检查了尸体，寻找纪念品，我从一局死尸身上找到一个背包，打开翻看。可以肯定，他是中国人。里面的东西都是新的：一条毛巾，上面印着红色的宣传口号，一件绿衬衫，一条绿裤子，一双鞋和一管牙膏。那时晚上已经很冷，所以我就将缴获来的衣服和裤子穿在陆战队军服外面。我一直在想，假如我这样被俘虏，不知那些中国军人会怎么看我。”

老木匠

第二天，11月2日，陆战7团开始缓慢地沿着铺满碎石的道路向前推进。下午停下准备宿营时，车队在水洞峡谷中被阴影覆盖的道路上延绵大约4英里。当阿尔蒙德将军得知利兹伯格在这个秋日仅仅向前推进了一英里多一点后很不高兴。

698高地，朝鲜人称之为Yondae-bong，位于路西侧，它的顶峰控制着附近的一座桥和一个铁路隧道。假如志愿军控制这个山头，将威胁陆战队的后勤供应线。附近地形狭窄，无法绕到而行。在山脚下，E连的一个排长约翰•杨西中尉（lst Lt. John Yancey）给自己手下的班长分配任务，军士罗基拉•卡里奥迪（Sergaent Rugierre Cagliotti）将带领一个班攻右路，下士李•菲利普（Corporal Lee Phillips）带领另一个班攻左路，杨西自己则带领一个班从中路攻击。“等我们到能投掷手榴弹的距离时，”他说，“我会发令投弹，每人投出一颗手榴弹，等爆炸后，我们就在敌人反映过来以前一起冲上去。”他在自己的卡宾枪上装上刺刀，将自己的。45英寸自动手枪顶上子弹，然后对身边的陆战队员说，“伙计们，让我们去占领这个该死的山头，出发！”

（杨西在二战中是卡尔森特别攻击队的成员，在1942年袭击马金岛的战斗中被一颗迫击炮弹击中，在脸上留下很多疤痕。一名E连从前的卫生兵詹姆斯•克雷普（Corpsmen James Claypool）说杨西的形象——黑色的胡须，完美的姿态，紧绷着的微笑——就像饭店里专门照顾客人的服务员一样，“要不就是一个演意大利舞男的特性演员。”）

杨西和他手下的陆战队员跨过鞍部，开始从布满危险的东南坡爬山。山顶的机枪组成交叉火力向他们射击，杨西身边的陆战队员不断倒下，其他人开始犹豫不决，攻击受阻。“冲上去！”他叫喊道。“跟我来。”

一排木柄手榴弹向陆战队员们飞来，每个后面飘舞着导火索的布条。杨西说：“它们从天上飞来，就像一群黑鸟。”一发子弹打穿了杨西的袖口，但他依然高声喊叫，鼓励大家冲锋，不断有人中弹，人数越来越少。卡里奥迪军士胸部中弹，沉重地倒了下去。列兵斯坦利•罗宾森(Private Stanley Robinson)——杨西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怠忽职务的陆战队员——接替指挥，他带领着卡里奥迪班剩下的5名队员继续攻击。全排一多半人都倒在山坡上，剩下的人依然有足够的火力将志愿军赶下反向山坡。

杨西说：“罗比是第一个登上山顶的。我看见他瘦长的身影，在手榴弹爆炸的烟雾中，他不断向志愿军射击，迫使他们四处躲藏。这场景让人看了很兴奋，不过假如他总是保持这个姿势，肯定会被打死。”

上等兵阿维德•霍尔特曼（PFC Arvid Hultman）走在杨西右边，一个子弹打中了他的大腿，倒在岩石上，痛苦地扭动着。杨西挎上霍尔特曼的自动步枪，开始向在山下射击，那里志愿军正在集结队伍，准备反击。换弹夹时，杨西扫视四周，掌握了阵地上的情况。排通讯员上等兵瑞克•马瑞恩(PFC Rick Marion)和马歇尔•麦坎(PFC Marshall McCann)还没受伤，正在全力奋战。左面下士菲利普的班只剩下3人还在战斗，右面则只剩下罗宾森一个人了，其他人非死即伤。霍尔特曼忍着伤痛，爬到杨西身边，将身上带的弹夹交给他。等子弹打完后，霍尔特曼又爬下山坡，从其他受伤的陆战队员身上收集步枪子弹，装填弹夹。

“麦坎，”杨西说，“通知下面我们已经占领了这个该死的山头。”

过了一会儿，步话机操作员将小巧的SCR-563交给中尉，副连长雷蒙德•波尔中尉（lst Lt. Raymond Ball）想和他通话。

“干得不错，杨西，情况怎么样？”

“不是很好，这里还剩下6个能继续战斗的，志愿军正在准备反击，我们需要帮助。”

“好的，等一下。”

在路边的指挥所里，波尔和连长华尔特•菲利普斯上尉（Captain Walter Phillips）正在商讨是否现在派援兵上去，他们觉得现在可能已经太晚了，无法挽救局势，还不如将攻上去的陆战队员撤下来，准备明天再攻。这时，耳机中又传来杨西的声音：“假如你们赶紧派援兵上来，我估计我们能守住。”

“不行，”菲利普斯说。“山坡上的阻击火力太强了。”

“见鬼，”杨西说，“我们上来了。”

“但是只上来6个。”

3排排长是利纳德•克勒门茨中尉（1st Lt. Leonard Clements），听到了这些对话，他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准备将3排留下一半保护指挥所，他带领17名陆战队员，乘战斗的间隙从698高地的西坡上山。就在这时，志愿军吹响刺耳的号角，开始反击了。

“他们上来了，伙计们，”杨西喊道。“不许后退，要象一个陆战队员那样勇敢战死。”

守卫在山顶的这几个陆战队员排成半圆形的防线，他们已经快没弹药了。霍尔特曼也疲惫不堪，无力继续搜集弹药。罗宾森还剩下两颗手榴弹和一颗白磷手榴弹。麦坎和马瑞恩趴在杨西两侧，已经上好刺刀，准备拼搏。下士菲利普斯躲在他用石头搭建的城堡后面。排级军士阿兰•麦丁在左翼持枪等待。

罗宾森将白磷手榴弹远远地扔下山坡，喊道，“去吧，这些混蛋！”其他人看着手榴弹落下山爆炸，发出橘黄色的闪光，升起一片洁白的云烟。杨西回忆道：“这颗手榴弹炸倒几个志愿军，但是毫无疑问他们马上就会将我们从山头上赶下去。”

就在这危急的关头，一名身材矮胖的陆战队员跑上阵地，这是二等兵詹姆斯•哥拉赫（Private James Gallagher）。他怀抱着重达50磅的一挺带着三角架的机枪和一箱弹药，（卫生兵克雷普对他的评价是“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潜力有限的年轻人，在战斗中他是一名勇敢无畏的陆战队员，大约5英尺半高，长着一张妖精似的脸，强壮好斗”）机枪已经装上子弹，随时可以发射。哥拉赫将机枪安置在射角开阔的地方，扣动扳机，向山坡上的志愿军扫射起来。但是很快他就打光了子弹，无法阻止志愿军攻击，眼看杨西和他手下的陆战队员将丢失阵地。

就在这时，克勒门茨带领着他的半个排出现了，出其不意地从志愿军的侧面开火。“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漂亮的场面。”杨西说。“他们在志愿军攻到半山腰时出现，把他们打得措手不及。”

黄昏时分，烟台峰的战斗停止了，硝烟刺鼻的战场又寂静下来。这是志愿军和美海军陆战队历史上的第一次交手，陆战队占了上风。

老木匠

这位译者已经登录了本论坛，成为本坛的网友了。

他不仅不问罪俺侵权转载之罪，还倒过来感谢俺哩！真是个大大的好人！

这次打算一章一帖，总要有两三个月，大家慢慢看！

老木匠

第七章

下士培尔站在夜幕中，警惕地环视四周，同时又有点想家。“我拉下耳机，听见四周响起了世界上最可怕的声音——喇叭声，号角声和哨子声——然后看见在河对岸升起一排照明弹。因为山谷的反射，回声不断，然后又恢复了黑夜的沉静，突然我听到营长戴维斯的声音：‘陆战队员们，注意了，敌人正在攻击河另一侧的连队，我们可能随时遭到攻击，准备好武器弹药并提高警惕，祝大家射击成功。’”

大约凌晨2点，威廉•戴维斯中尉听见大型履带车辆前进时特有的钢铁互相碰撞的声音，声音从北面传来。很多陆战队员都听见了，他们都认为这是陆战队的推土机。

“坦克！”这是戴维斯中尉手下迫击炮班班长参谋军士唐纳德琼斯（Staff Sergeant Donald Jones）的声音。

“怎么可能有坦克到这里来？”戴维斯问道。“这肯定是推土机。”

“中尉，我们这些老兵在二战时多次在晚上听到日本坦克的声音，这肯定不是推土机。”

大约100码远的地方，参谋军士克雷顿•冯德特（Staff Sergeant Clayton Vondette）正和两名二等兵在指挥所北面架设电话线，这时一辆坦克开着前灯转过一个弯道，向他们开来。冯德特认为这肯定是陆战队的坦克，驾驶员肯定不知道有灯火管制的命令。他跳上吉普车，向坦克开去，挡住它的去路。“关上那该死的前灯！”他向马达轰鸣的坦克徒劳地叫喊着。冯德特回忆道：“然后发生的是：一个舱盖打开了，露出一张亚洲人的面孔，坦克上的机枪开始向四周射击。我赶紧将吉普车挂上倒车挡，飞快地逃走，我那两名助手也尖叫着消失在夜幕中。”

这辆轰鸣的坦克顺着道路一直开到位于一处浅沟的指挥所前。戴维斯中尉和琼斯军士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这个怪物。“没什么比拿着一支卡宾枪面对坦克而感到更徒劳无益了，”戴维斯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这个巨大的机器停了下来，马达依然在转动，看上去就像一个独眼的怪兽，面对它的是排的60毫米迫击炮。它又继续向前行使，来到81毫米迫击炮阵地前。向那些被吓呆了的迫击炮手头上打了几炮后，这辆坦克掉头顺原路返回。培尔下士听见接线员愤怒地大叫道：“你把所有该死的电话线都弄断了！”

这时陆战队员们已经清醒过来，反坦克小组开始行动起来，但是并不十分有效。一发3.5英寸火箭弹仅仅打着了保护装甲的沙包。这辆坦克身上飘着火苗，挂着火星，叮当作响地转过路角，消失在水洞的那些草房中。这是一辆苏制T-34型坦克，属于北韩第334坦克团，这个部队在汉城的战斗中已经被摧毁。另外剩下的4辆坦克在水洞以北大约3英里远的地方等待着。

大约凌晨4点，参谋军士琼斯听见阵地前有脚步声。“他们来了。”他小声说。戴维斯中尉命令法瑞尔下士（Corporal J. D. Farrell）用2号迫击炮垂直发射一颗照明弹。戴维斯说：“这发照明弹会暴露迫击炮阵地的位置，但是水滴型的炮弹飞到大约250英尺的高度，打开降落伞，以11万烛光的亮度将地面上的一切照亮大约10秒钟。”在亮光中站立着4名身穿芥末色棉军装的亚洲军人。随着三声步枪射击声，三人倒下，剩下的那个眼睛瞪得像茶碗大，高举双手，听任冲锋枪在胸前晃荡。戴维斯中尉和一个通讯员——上等兵哈弗森（PFC B. V. Halverson）——过去查看情况。那里剩下一个幸存者，呆呆地站在那里，举着手，等待被俘虏。

“哈弗森，他们是中国人。”

“长官，真的？”

这时副连长尤金•霍瓦特（1st Lt. Eugene Hovatter）也赶到现场，借着远处照明弹的光亮看了看尸体，认为他们可能是北韩的散兵游勇。但是戴维斯坚信他们是中国士兵。

“你有什么根据？”

戴维斯很难解释，他曾经在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担任过警卫队长，只能说他感觉他们是中国人，但是没有什么理性根据。另一名曾经在中国服役的陆战队老兵也过来检查尸体，他也支持戴维斯的看法。

消息很快传开，培尔说：“我们都相当吃惊，昨天我们才听到谣言，说中国军队正在鸭绿江边集结，准备阻止麦克阿瑟将军进入满洲，但是现在我们却在鸭绿江以南100英里的地方面对他们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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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对岸B连的防区，谣言已经变为现实。中尉哈日尔•凯瑟尔（Lt. Harrol Kiser）说：“我们惊恐不安，都不敢闭上眼睛，搜索每一处山石，每一处灌木，试图找到志愿军的踪迹。”

参谋军士阿奇贝尔德•凡•维克尔（Staff Sg. Archibald Van Winkle）在巡视他们排的阵地。“我们有一个前哨阵地，很小，只有4名陆战队员躲在一个浅坑中。他们还是孩子，流传的谣言让他们感到紧张，所以我在那里多呆了一会儿。”

李周恩手下的一个班长是谢尔曼•里克特，他正紧张地等待志愿军开始冲锋，突然附近的一个陆战队员向他悄声说：“军士，有人朝这边过来了。”

这天晚上的暗号是“深紫”，里克特喊道“深！”但是地平线上的阴影却没有回答“紫”。“好，”里克特说，“开枪打这小子！”

就这样，战斗在B连的防区开始了。凡•维克尔和身边的4名陆战队员听到四周响起哨声和号角声。“志愿军已经离得很近了，扔石头都能砸到他们。”凡•维克尔回忆道。“我对那4个年轻人说，‘赶紧离开这里，’不是我瞎编，这些年轻人转身就跑，我都不用重复第二遍。”

当志愿军大约以30人为一组攻击B连防线时，凯瑟尔中尉正在和连长威尔考克斯上尉通话。“连长在指挥所，听见阵地上的喧哗吵闹声，问道‘那里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告诉他，这里到处是志愿军，再过一会儿就要到他那里去了。”凡•维克尔说：“我观察四周，发现志愿军比陆战队员多，知道麻烦大了。”

B连的迫击炮排排长是约瑟夫•欧文中尉。他的两门60毫米迫击炮布置在半山腰，准备支援中尉威廉•加波尔（Lt. William Graeber）的排。“大批的志愿军向我们冲过来，”他回忆道，“他们从凯瑟尔排那边的防线上退下来，将山脚下那门迫击炮的阵地占领了。我当时太忙，没注意到山下那门迫击炮停止了发射，突然我们看见一名炮手在黑暗中爬上山来，告诉我们志愿军占领了阵地，将所有人都打死了，只有他逃了出来。糟糕！这是我第一场战斗，刚开始我就丢失了一门炮。”

“我召集了几名志愿者，准备下山夺回迫击炮。我带领着凯力和维尔走在前面，其他人跟在后面。我们能听到志愿军从我们附近跑开，我估计我们小小的反击让他们大吃一惊。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丢失的迫击炮，发现它竟然没架设起来，还躺在地上，两脚支架却不见了。这时我们发现志愿军火车隧道那边向我们射击，所以我们就架起迫击炮，准备向那里射击。”

“第一发炮弹哑火——炮弹留在炮筒里。即使在大白天处理哑火的炮弹也是件很麻烦的事，一人将炮筒底端慢慢抬起，直到炮弹从炮口滑出，另一人伸手在炮口处接着滑出的炮弹，我就是那个接炮弹的。然后我们继续发射，但是第二发炮弹也哑火，我们不得不重复这个让人胆战心惊的程序。”

“有人建议我们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周围到处都是志愿军。这时我突然想起应该检查一下炮管，我们很幸运地在里面发现一块抹布。我们坚守阵地，没有撤退，向隧道那里的志愿军不断发射炮弹。过了一会儿，负责指挥这门迫击炮的军士找回来了，告诉我们志愿军如何突然袭击，导致他丢失了阵地。他说这都是因为我给他下达命令太晚，所以他进入阵地是已经天黑了，没时间建立防御。‘全是没用的废话！’我告诉他，‘你失职了！’第二天我就将他送回师部，在那里他成了一名碌碌无为的邮差。”

在B连的左翼，一线阵地丢失了。李中尉听见在山坡顶部有人在悄悄地说中国话。他很惊讶，没想到志愿军已经突破到这里了。他和枪械军士福斯特（Gunnery Sergeant Foster）将被打散的陆战队员重新组织起来，建立防线，让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我们几乎能摸到空气中的恐怖气氛。”李说。他决定必须和志愿军接上火，这样才能断定他们确切地位置和意图。李回忆道：“他们是不是将顺着山脊继续攻击？还是准备乘我们不注意渗透防线？我决定一个人上去侦查一下。当然这样很危险，但是山坡上到处沟沟坎坎，给我提供了很好的隐蔽。”

为了吸引火力，他一边爬山一边叫喊，用卡宾枪射击，投掷手榴弹。“我叫喊了什么？我记不得了，我只是为了制造噪声，迷惑对方。”半路上他从一名战死的陆战队员身上补充了卡宾枪的弹药，还找到一挺自动步枪，向山顶扫射了一番。“惊讶中，我发现距离志愿军很近，已经没有退路了。这时继续向前比退却更安全，我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向前攻击。”

“‘不要开枪！’”我用中文喊道。“‘我不是敌人！’但是他们依然向我开枪了，我没有其他选择，只得继续攻击。我向喷射口焰的枪口投掷手榴弹，然后跑到右翼向他们整整发射了一个弹夹。我继续前进时，看见山石上出现三四个战死的志愿军，手里依然抓着武器。到达山顶时，我借着月光能看见志愿军已经顺着反向山坡撤退下去了。这时其他陆战队员在我后面大约100码的地方。我确实是冒险了，但是这是有计划地风险。”

“突然，我意识到我一个人只身将志愿军赶走，占领了山头。他们假如知道只是我一个人，肯定不会怕我。但是我东一枪，西一炮，这样他们以为是很多人在攻击。我坐下身来，喘口气，注意到周围是如此宁静，与周围山岭上的激烈战斗形成极大的反差。曳光弹四处横飞，陆战队的是红色，志愿军的是绿色，还能看到北韩军队的蓝色曳光弹。等我休息够了，转过身来，两手搭成喇叭，叫下面的陆战队员快点上来。”

直到今日李周恩依然记得在山坡上看见的那两名战死的陆战队员，心中充满着不安。“一个是二等兵迪蒙斯，一个刚满十八岁的男孩，一头金色卷发。在月光下，他就像一座希腊大理石雕像。另一个是排级军士隆，还在睡袋中，还没来得及爬出来就阵亡了。还有很多人也没准备好，被志愿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这是根本无法辩解的。坦率地说，我们没有达到陆战队的标准。我向你保证，这是我最后一次在战斗开始时不在第一线，却在连队后方开会。我接受了教训，我将一直留在前线阵地，保证这样的事不再发生。”

天亮了，李回到他昨晚存放背包的地方。正准备坐下，给自己泡一杯咖啡。（“我总保持放松的心态，这是我保持战斗力的秘诀。在会议结束后，我能投入攻击，奋勇射击，但是没事的时候，我从不无所事事地到处闲逛。”）

回到他的散兵坑，李将身上的吊带（在仁川从他弟弟那里要来的）解下，正想将它挂在树枝上，“突然就听到嗡地一声，一颗子弹就像铁锤一样击中我的右臂，巨大的冲击力将wo推出好几英尺，沉重地摔倒在地，顺着山坡滚了下来。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觉得全身麻痹，伤口剧痛。我的战友们飞快地赶到身边来帮助我，让我深受感动。我试着说话，想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但是却说不出生音来。我想说：‘记住带上我的背带，别弄丢了。’”

陆战11团的I连炮口朝天，整夜都在向附近的志愿军阵地射击。天亮后，志愿军的狙击手发现了炮兵阵地，开始向这里打冷枪，对这些宝贵的榴弹炮形成威胁。弗郎西斯•派瑞少校决定让I连连长将炮兵阵地顺着公路向后方撤退，转移到远离前线的地方。然后他开着吉普来到团部，向团长汇报。身材健壮，宽脸膛的团长正站在自己的帐篷旁边。

派瑞少校回忆道：“听了我的报告，他狠狠地盯了我一眼，然后对我说，‘我命令I连留在原地，这是陆战队和志愿军的第一场战斗，我们不能现在就暗示我们要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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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Golf20兄弟！

老木匠

该书的原作者好像不是很专业的军事史学者，对于一些战略战术的评价是有点问题的。

比如“陆战一师原定的任务是配合第八集团军发动钳形攻势，包围并歼灭大批敌军。”

钳形攻势不错，但战役目的是追击与扫荡残余的北朝鲜军，驱逐试探美军实力的中国军队。

圣诞节攻势并没有打算进行围歼：兵力分散到如此程度，第10军和第8集团军间隔无法打通的80公里间隙，哪里有可能实行包围。

作者的评论与背景介绍经常发生错误，不是严谨的通俗军事史作者的风格。大概是新闻界出身的，精于采访，编辑故事，短于分析论述。

老木匠

陆战一师完成集结时，它的侧翼，师长戴维•巴尔 (David Barr) 的步兵七师各部，仍然四散在集结途中，很多单位失去联络。27日，当夜幕降临时，这个师的第三十一团级战斗群各部分，依然散乱地行进在这整条从下碣隅里往北通向长津湖东岸的路上。

步七师三十一团G连的一等兵爱德华•阿尔尼（PFC Edward R. Arney）说：“全乱套了，没人知道往哪走！我只管盯住前面人的屁股一路紧跟不舍，也不问去哪儿。在那荒野里，我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

团长艾伦•麦克莱恩上校（Colonel Allan Maclean）又搞不准他的第二营在什么地方了。这是他一天里丢失的的第二个单位。长津湖战役中长期未解的谜团中，有一个就是这次第三十一团下属的侦察搜索排的失踪。这个小型排级单位的排长是李查德•寇克中尉（Lt. Richard Coke）。那天，全排分乘几辆装备了.5口径固定机枪的吉普车上路，执行团长麦克莱恩的命令：去往东北方向，靠近丰流里江附近建立一个前哨阵地。丰流里江是一条由东向西流入长津湖的河流。从那以后，麦克莱恩再也没有得到过寇克中尉的任何消息，音信皆无。要说是被全歼了，也不尽然。因为几天以后，排里的两个人，詹姆斯•艾里上士（Sergeant James Arie）和一等兵罗伊•谢拉戈（PFC Roy Shiraga）,下碣隅里找到了。但是作为一个战斗实体，这个排被消灭了。他们肯定遭遇了力量悬殊的突然接火，以至于寇克中尉和他的无线电员根本来不及呼救。麦克莱恩认为就是这么简单。

此时此刻，中国八个师的兵力，总共60000人，已经从他们隐身的树林，矿井，隧道和村庄里出来，无声无息地汇集到那凛冽寒风中白雪覆盖的湖边山丘上，然后沿着山谷和崇山峻岭间形成漫山遍野无尽的队伍，悄然向柳潭里和下碣隅里方向行进。历史学家罗伊•艾普尔曼（Roy Appleman）认为，中国士兵在这次战役中训练有素的强行军，可以和历史上任何一支军队相比美。考虑到空袭多是天亮以后，他们每天的行军一般从晚上八点开始，一直到凌晨三点时，所有部队再次隐蔽而结束。白天仅能看到小规模的巡逻队漫不经心地行进，似乎在寻找宿营地。

中国军队有几个战术方面的优势，其中包括“出其不意”（当然，柳潭里的所有陆战队员对于中国部队在这一带出现，丝毫不感到意外。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面对的是如此巨大的兵力，更想不到的是，两个陆战团在不知不觉中被包围了）。另外，他们没有装备坦克，卡车，重炮和推土机，这反倒成了他们高度机动的优势。然而，最大的还是他们数量上的绝对优势。

“要抵消对方的优势，”史密斯将军后来写道，“悬殊的兵力对比只能依靠我方压倒性的火力，正确指引空中支援，以及最关键的因素---高昂的士气，来弥补了。”

八个中国师中，有三个师在做进攻柳潭里的最后准备。同时，另一个，第八十师，迂回到湖东岸后，面对麦克莱恩乱成一团的步七师按兵不动，为夺取下碣隅里做最后的休整。到此，全部强行军集结部署完成。

和美军陆战队相比，陆军的士气大幅度下降。原因之一就是步兵师里百无一用的韩国部队，也就是颇受争议的KATUSA---被编入美军的韩国士兵。第三十一团三营的一位排长，詹姆斯•摩尔楚德中尉（Lt. James Mortrude）回忆他在营地的夜巡所见。“天黑不久后，那些韩国兵一如既往地以顾头不顾腚的鸵鸟姿势蜷缩在掩体里。”他把他们都弄出来，命令随他走一走，帮助血液循环，也希望能使他们提高一点斗志。那些美国大兵们都知道这群可怜的韩国盟友不是来战斗的，打起来时，你根本别指望他们出手相助。

同一天下午，阿尔蒙德将军出现在下碣隅里，听取了一个由利兹伯格的副团长弗雷德里•道塞特中校（Lt. Col. Frederick Dowsett）作的即席简报。简报主要回顾了陆战团的部署和罗伊斯的五团二营西部进展被突然阻止的情况。

“这些我都知道，”阿尔蒙德打断他的汇报。“你的情报参谋在哪儿？”

“在这儿，长官。”道塞特将情报参谋唐纳德•佛朗斯上尉（Captain Donald France）介绍给将军。

“有什么最新消息？”

这突如其来的提问，令这位年轻参谋张口结舌。“报告将军。。。。。。山里的中国人太他妈多了。”

当晚，阿尔蒙德回到咸兴，在他舒适的军部里例行公事地在日记里草草写道：“11月27日，气候一整天酷寒，特别是山里以及长津湖四周的高原地带。完”

陆战五团和七团被平行部署在柳潭里，这里显然还缺一个指挥全局的中心机构。因为副师长埃德华•克雷戈准将（Brigade General Edward Craig）当天下午离开朝鲜，奉召赶回德州他垂危的父亲那里去了。这样一来，团长们就要凭直觉来指挥各营的部署。第七团作战参谋亨利•沃森纳少校（Major Henry Woessner）说：“我们宁愿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紧密的防御体，但因为地形的关系而做不到。我们这两个团要守卫这样一大片地域，太广阔了，你无法建立一个连续不断的防线。山谷地带就是由断断续续的防御带“栏”着，只能如此了。”

E连（第五连）连长，塞缪尔•杰斯基卡上尉趁傍晚的会议，笑眯眯地带着揶揄的腔调和手下的军官们斗嘴，因为他刚刚接到被调回美国的命令。

“你究竟靠谁的关系？”埃德温•戴普图勒中尉（Lt. Edwin Deptula）问道。

“总司令是我的哥们儿，”这位连长说。“这你都不知道？真的，他调我去他的总部。”

会议结束后，排长们各回各排。才走了几步远，只见戴普图勒中尉一头栽倒在地上。

“糟了，头儿。”

“什么事？”

“信不信由你，我中弹了。”

“少来这套，”杰斯基卡骂道。“别他妈跟我装。”

“真的没装，你看看。”

确实不是玩笑，一颗子弹穿过戴普图勒的左腿肚子。在他被抬上担架时，笑容满面地说，“回国见，上尉。”

“看来，”杰斯基卡嘟囔着，“我们两个是没的玩儿了”

美国陆军一等兵切斯特•拜尔（PFC Chester•Bair），第三十二重型坦克连的卡车司机兼修理师。27日那天，他被派往湖东面的一个步兵阵地。几个干活的美国大兵开始从他的车上卸弹药，他注意到这些士兵神情非常紧张。“弄得我心里也开始发毛，”他回忆道。“我只想尽快卸完离开这个鬼地方。可是越急越出错！我碰巧看到费茨上校的运输参谋，休•梅中尉（Lieutenant Hugh May），就过去问了一嘴：我现在是否可以回去。结果他回答不行。。。。。。。因为有个运输车队今天上午就要上路。‘等着，我让你走再走。’这下可好，就是这自作聪明的敬业之举，把自己留在了包围圈里。要是当时能管住自己这张逼嘴，卸完车便走，也就走了。”

既然留下了，也不能拿自己当外人，拜尔又忙了一个下午，帮别人发动那些打不着火的卡车。这些车很久没有冬季保养了。当然，即使保养也不能保证一打就着。“油泵里结了冰才是毛病所在，”拜尔回忆。“我们拆下几个油泵，清洗除冰后装回去，或者换上新的。天气可真冷，冻得手上的皮时常粘到金属件上。”这些车必须每隔一小会儿发动一次，以防车被冻坏。在油料缺乏的当口，这更增加了汽油的消耗。反正当时什么都缺，也不光是汽油。

大家都知道在长津湖作战的这些陆战队员总是对陆军看不顺眼，欧林•毕尔中校（Lt. Col. Olin Beall）也不例外。作为第一运输营的营长，频繁往来于兴南和柳潭里之间，让他充分见识了陆军的“狗仔”作风。据他的司机，一等兵拉尔夫•米尔顿（PFC Ralph Milton）讲，毕尔中校确实十分反感陆军的管理混乱，军纪散漫，整体的一蹶不振。然而，“狗仔”们，尤其是那些在长津湖血战中死里逃生的陆军官兵，不久就会意识到正是这些黑着脸，不太友好的陆战队军官救了他们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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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战7团哈罗德•罗伊斯中校（lt. Col Harold Roise）的三个步枪连，以及莱罗伊•库克上尉（Captain Leroy Cook）的重武器连（How Company）沿着柳潭里（Yudam-ni）不连续的环形防御的西北部分部署下来，同时陆战队5团罗伯特•塔普雷特中校（Lt. Col Robert Taplett）的第三营作为预备队部署在他们和柳潭里村庄中间。虽然塔普雷特的900名部下被命令在目前的位置上露营过夜，他期待着早晨能够得到指令将部队投入重新开始的向西进攻。

他被告知紧靠着他所处位置北面的高地由陆战队7团沃尔特•菲利普斯上尉（Captain Walter Phillips）的E连占领着，塔普雷特怀疑这一点，因为他听不到也看不到那里有任何有人的迹象。黄昏的时候他爬到半山腰用手笼在嘴巴上向山顶喊：“嗨！上面有陆战队员吗？......喂，上面的！有人在山上吗？”

几分钟后在通讯帐篷中，塔普雷特和一个团指挥中心的参谋通电话，他被告知“他们就在那里，别担心了”。塔普雷特要求向默里中校（Colonel Murray）汇报。

“什么事，塔普？”

“我的侧翼大开，对此我有不好的感觉”

“沃尔特•菲利普斯就据守着你北面的山头。”

“我不觉得情况如此。”

“好吧，稍等一下。”

团长两分钟后又拿起了电话：“我们确定E连就在那个山头上。”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和非常自信的步兵指挥官，塔普雷特自行决定在半山腰上建立一个前哨。
前哨由一支由陆战队训练的守纪律并且可靠的南朝鲜军事警察小队据守，配备了几挺重机枪。塔普雷特的电话在晚上10点钟以前响起来了，那是团里来的电话。塔普雷特是对的，发生了一个错误，菲利普斯的E连占领了东边半英里处的1282高地，而俯瞰着塔普雷特第三营的那个高地，正如他反复申辩的那样，并没有被占领。

这个夜晚比任何人之前经历过的夜晚都要冷。

陆战7团E连的约翰•杨西中尉（Lt. John Yancey）说“是的先生，那是在冰封长津（Chosin）的冰封季节。我必须要对那些孩子们咆哮才能够促使他们挖掩体。他们冻得发抖，脚酸骨痛，并且可能还因为食品供应不足而忍受着只能吃C级口粮之苦。

从战术上看他们的位置很好，因为我曾经顺着前面的斜坡下行了将近一百英尺，就在那个带着测位仪测绘炮兵数据的志愿军军官被炸死的地点仔细考察过1282高地的整个山顶部分，那是一个观察周围环境以配置自动武器设置位置的绝佳地点。
我之所以清楚地记得这个位置，是因为后来再往斜坡的这个地方看的时候，发现那里的尸体之多以至于把雪地都几乎盖住了。
在指定了所有的位置之后我生了一小堆营火。我能够很快地升起营火是因为我总是将引火物打包在背包里，通常是一个破开的子弹匣。我把它点燃之后有些孩子就围到我身边来了。

医护兵克雷普尔（Corpsman Claypool）说：“那些被他称为‘孩子’的士兵喜欢他轻松善意的玩笑。他可以非常幽默，并且他很喜欢逗你大笑。他知道如何利用不着边际的傻话让上尉菲利普斯展颜。”

我记得有一次他详述地狱的特征，尺寸和位置，据他说地狱在新泽西，就在从曼哈顿过河后到达的那个地方。显然他曾经路经泽西州但是却碰上什么令他至今耿耿于怀的倒霉事。杨西本质上是一个来自Ozarks的乡村伙计。他的玩笑总是向上的，在最后一个晚上的营火旁边，他让那些年轻人忘记了他们需要一顿热饭，他们感受到的寒冷、恐惧以及他们的思乡之情。

有人要求杨西再讲讲他炸议政府（Uijongbu）银行的传奇故事——“我用了太多的C3炸药，把前门都炸到银行后面去了”——另有些人要求他讲讲在永登埔（Yongdong-po）制钉工厂的故事。

那个时候排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露营，杨西离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做啤酒搜索巡逻，当他回来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我的上帝啊，在一个大煎锅里培根和鸡蛋正在吱吱作响，”他说，“一头整猪正穿在叉子上烤，还有几只鸡放在盘子里。”当地的姑娘们有的正在大桶里面洗衣服，其他的在将衬衫、裤子、袜子和内衣晾在绳子上，周围有只‘穿’着毛巾的陆战队员走来走去，并且最坏的是，在楼上的办公室里传出来少女的笑声的和快活的尖叫声。

“奥图中士（Staff sergeant O’toole），立刻过来！”

“当然，我因为我不在场的时候让事情变得如此一塌糊涂而狠狠地责备了排士官。难道他不知道和本地居民进行这种密切接触是被严格禁止的？难道他不知道征用家畜和家禽是禁忌？难道他不知道迫使本地人来做洗衣工作对公共关系有很坏的影响？更不用提……”

“‘长官’奥图说，‘事情不是这样的！’”

“什么？”

“大家把所有这些的开支都付了。”

“怎么付的？自从那啥以后我们还没有发过薪呢。”

“‘我们用你从议政府的银行里偷来，啊不，没收来的现金支付的’。”

“正在这时一个光光溜溜的陆战队员走过来把一块香喷喷的肉伸到我面前：‘想要一根鸡腿吗，杨西先生？’”

“我能说什么呢？我能做什么呢？军官的权威这个时候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我抓过鸡腿大嚼起来，虽然我很担心菲利普斯上尉会选这个时候过来检查。”

到目前为止E连的三个步枪排中只有两个被布置到了作战位置上，罗伯特•贝中尉率领的第三个排在预备山坡上等待命令。连的执行军官，雷蒙德•鲍尔中尉走到杨西的营火旁边来和他商量。“雷想就如何布置贝和他的手下这个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我建议把他们派到右侧翼去，沿着指向临近山头——在东边几百码的1240高地——的方向布置。

在半个小时之内贝的排就被布置在这条连接我们和1240高地的宽阔的马鞍地形的一部分上了。（虽然在两个山头之间仍然存在一个大的缺口）我认为我在那条建议里面犯了一个大错误。我们当时应该把贝的排保留在后面的山坡上而不是把他们排列在那条细长线上。我们当时应该增进的不是广度而是深度。哎关于这个我不想再多说了，对此我很内疚。”

在10点钟左右最后一列车队驶出柳潭里。几分钟后在德洞山口顶上的巴伯上尉F连的陆战队员就听到了卡车爬陡坡转急弯的时候空车发出的隆隆声以及吃力换档声，然后就看到车头灯在山下闪烁。最后随着车队消失在通向下碣隅里道路的尽头，发动机的声音归于沉寂。F连在“后方”。巴伯和他的手下都根本不知道就在此时他们正在被完全包围，从高处潜入的敌人正在切断那条唯一的主供应线，那里现在已经变成了志愿军步兵横行的宽阔大路了。

本杰明•瑞德上尉（Captain Benjamin Read）曾经开着他那辆吉普到柳潭里去要第二天重武器连应处的位置。“那趟旅行真是冷得受不了，”他后来回忆，“我必须把带了手套的一只手放在脸前面才能让我的脸不被冻成冰块。”

在我拿到了我需要的东西之后我和K连的罗伯特•迈思曼（Lieutenant Robert Messman）打招呼。他说他也将和我一样返回下碣隅里。一直以来我都相信我是那个夜晚最后一个从柳潭里返回下碣隅里的人，迈思曼没有做到这一点。

只知道这些：10点钟刚过，罗伯特•麦司曼告诉一个陆战11团的参谋军官他将开吉普车以便尽快到达下碣隅里，督促第二天一早进行的155毫米炮弹的运输工作。那个参谋军官看着他爬进他的吉普车，沿着月光照耀的山路疾驰而去。后来吉普车在柳潭里南边三英里的地方被发现，上面即没有弹洞也没有血迹。

虽然很可能迈思曼被拦了下来并且被俘，但这件事情的唯一目击者就是俘获他的志愿军士兵。在不久后的战斗过程中迈思曼将短暂地出现——或者说让大家能够了解到关于他的消息。

下面是对在11月27日~28日之间那个夜晚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布置情况的一个粗略概述：在长津水库（Chosin Reservior）东面有两个美国陆军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约有3000名士兵；在水库西边，利兹伯格的陆战7团和默里的陆战8团占据着柳潭里周围被选择出来的高地，约有8200名陆战队员以及配属的海军医护兵；沿着道路向南三英里，陆战7团的C连守卫在这条道路开始向上延伸至德洞山口（Toktong Pass）的位置，有190名陆战队员和配属的医护兵；再往南两英里，是巴伯上尉经过加强的陆战7团F连，在德洞山口的山顶上挖掘工事固守，有218名陆战队员以及配属的医护兵；在下碣隅里有3000名陆战队员以及配属的医护兵，加上600名美国陆军士兵；在古土里（Koto-ri）有1500名陆战队员以及配属的医护兵，加上1000名美国陆军士兵；在真兴里（Chinhung-ni）有1600名陆战队员以及配属的医护兵。大致的总数为：13500名陆战队员以及配属的医护兵，4500名美国陆军士兵。在那个地区志愿军部队的估计人数为：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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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陆战队7团莱罗伊库克上尉（Captain Leroy Cook）H连的米纳尔牛顿中尉手下的这个排，在1403高地的山脚作为预备队在那里休息，那是柳潭里周围西北角的一个突出点。牛顿和他的战士们感觉比较安全，毕竟罗伊斯（Roise）的5团2营就在左边不远处的掩体里，而塔普雷特(Taplett)的5团3营也在右边几百码外露营。但实际上这种安全感是带有欺骗性的。因为1403高地相当高大陡峭，库克上尉的其他两个排又相对孤立在山顶，很难和塔普雷特（Taplett）以及罗伊斯（Roise）的部队保持联络。


一等兵罗伯特卡梅伦（PFC Robert P. Cameron)：“象大部分曾驻中国的海军陆战队员一样，我的汉语在天津的酒吧、妓院、集市里能应付日常所需，但用来审问俘虏来获取情报时就差得很远了。不过他们还是安排我在咸兴的情报部门去审问那些在Sudong的战斗中俘获的战俘。我希望军官们不会发现战俘们认为我的汉语滑稽可笑，假装得越久越好。但是不久部门主管派了一个华裔美国陆战队员来测试我。他的判决是我的汉语能力就和一个三岁的小孩一样。“卡梅伦,"上尉说，“你去北边的前线部队报到吧。”这就是为什么我最终会在那个该死的晚上呆在1403高地重武器连里的原因。


大约十点钟，各排和库克上尉连部之间的电话线被切断了，几分钟之后，这位来自巴尔的摩的预备役军人就看见右面一些人影沿着反向山坡冲下来，那里的阵地就要被占领了。可是那里仍然没有开火。此时，1403高地和一英里外哈里斯中校的指挥部的联系电话也被切断了。


一等兵罗伯特卡梅伦（PFC Robert P. Cameron) ：“因此我就在1403高地负责操作最左边的那挺机枪，努力不让它成为一个大冰块。１４０３高地正好在西伯利亚快车的来路上，我们用这个词来代表那里可怕的寒风。我把枪套打开又合上。每隔几分钟，我就要抓住枪把然后前后活动那些机械部件以防止它们卡住。


卡梅伦喜欢玩弄枪支，也喜欢琢磨改进枪的设计。他在空余时间给海军陆战队报写了封信，建议给枪的三角架设计一条可调整的前腿。我不断地它们写信，因为我怀疑他们从来没有发表这些应征入伍的讨厌鬼的信......无论如何，当我听到斜坡下面传来那些嘈杂声音时，我正在想这些问题。那就象中国人的生日聚会、婚礼和葬礼的声音混合在一起：人们在喊叫，吹喇叭，敲铃，撞钹，击鼓。当照明弹升起在头顶上，我看见很多人朝我们这里冲过来。记忆倾向于夸大事实，但是我告诉你那下面确实有上千人排着巨大的步兵阵型。这让我想起巴利斯岛(ParriS)星期六早上的操场。迄今为止，我所担心的就是他们仅有一个目的地：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一等兵罗伯特卡梅伦的机枪阵地。

卡梅伦啪的一声打开保险，（double-primed the gun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机枪开始发出短促的点射。敌人排着队过来又排着队倒下。那些冲过火力封锁的志愿军成扇形展开在下面的斜坡上。每个散兵线年都有30到40人，和陆战队的一个排差不多。照明弹不断在头顶上啸叫升空，使阵地上到处显露着怪诞的阴影，就和噩梦中的情景一样。志愿军的冲锋队伍不断地压上来。卡梅伦试图将他的射击限制在每四发一个点射。每个弹药箱里有250发子弹，不久他就开始使用第四个弹药箱了，他开始担心弹药就要用完了。

下士雷夫黑格那天晚上负责操纵另一挺机枪，他已经把机枪横向锁打开，然后就象一个男人给草坪浇水一样向斜坡泼射子弹。死去的尸体和伤员堆积在一起，给那些还在进攻的人员提供了临时掩体。尽管陆战队员们在随意地大量消灭进攻的志愿军，但志愿军的数量实在太过庞大，所以他们还是一寸一寸地不断接近。现在H连的士兵们开始忙于应付那些落在他们中间的手榴弹了。


一等兵利洛伊马丁被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所惊醒，但是这些声音好像被捂住了一样，所以他以为那是别的高地闪电。他转了下身又继续入睡。然后他记得的第二件事就是他的火力组长猛烈地摇晃他。“伙计，快滚出来” 。


一等兵马丁从睡袋中伸出脑袋，看见一些白色的人影和不断开火的苏式冲锋枪枪口。他一轱辘钻出睡袋，抓起步枪和子弹带然后沿着斜坡跑向正在等他的排中士贾斯。贾斯是排的向导。其实贾斯是排撤退时的后卫，他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但是他的卡宾枪被冻住了。这两个陆战队员肩并肩地开始向天际线射击以阻止向他们冲过来的敌人。贾斯只能单发射击，每次有人影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射击然后骂道“狗屁” 。当他用完了弹药后他说“快和我一起走” ，两个人在雪地中向后面爬去。一等兵马丁吃惊地在附近发现了排里的其他幸存者，他们被从山顶上赶走得太快以至于把一挺机枪留在那里。克雷格中尉正试图找一些志愿者和他一起去把枪找回来。

这时库克上尉出现了，说：“我们必须把阵地夺回来” 。

排级军士沃尔顿沃森带领大家去反击。到达山顶后，陆战队员们发现中国士兵正在死去陆战队员的口袋里和干粮包里寻找东西。沃森被打死，反击失败，剩下的人们只好沿着斜坡爬下来。克瑞中尉失踪。

乔治·克拉达克斯少尉大声呼叫位于山脚的81mm迫击炮的炮火支援。作为预备队的牛顿排的士兵们对局势还是不太清楚，有些困惑。他们离路障比较近，81mm迫击炮每次发射的时候，都发出巨大的噪音和火光。迫击炮阵地在黑暗中非常显眼，牛顿害怕它们会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到目前为止中国人一直忽略了这个作为预备队的陆战排。

在一次短暂的平静间歇，一等兵卡梅伦和其他两个陆战队员跑到弹药堆放处去拿了几箱弹药和一个装满了手榴弹的麻袋。当他们返回阵地的时候，组长告诉卡梅伦去为机枪找一个后备位置以防后撤的时候需要。卡梅伦在背后大约五十英尺的地方找到了适合的位置，但当他返回机枪阵地的时候他发现形势已经严重地改变了：志愿军已经突破右边的阵地并且库克上尉已经战死。每个人都在后退。一等兵卡梅伦和下士雷夫·黑格分别用两挺机枪继续不停地射击。卡梅伦：“我估计那天晚上我用掉了十多箱子弹......我开始担忧可能要开始肉搏，因为中国人已经从不同的方向非常接近我们。我们以前也训练过肉搏，但当时都穿着T恤和短裤，而现在我们却穿着厚厚的层层叠叠的衣服。

“我看到一个陆战队员把一个受伤的队员拖到后面去，带刺刀的步枪则留在身后。作为一个机枪手，我只有一枝手枪作个人防身用。因此我爬过去抓住了这枝M-1步枪，正在此时一队中国人在我的左侧斜穿过去。在列尊营的时候，我们学过拼刺术，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回到了原始的本能反应：在中国人刺到你之前先刺中他。中国人此时还没有认出我，当队列中最后一个中国人从旁边走过去时，我站起来把刺刀从侧面刺中他。他的眼睛一下子睁得很大然后就卷曲着倒下了。我又刺了他一次来让他彻底死去。这时比尔司普斯肩扛着雷夫黑格的机枪从旁边走过，黑格则背着三脚架，右手拿着他的.45手枪。到了该撤的时候了。”

塔普雷特的战地电话响了起来。营外科医生约翰·莫恩：“中校，你能过来吗？”

“怎么了？”

“我这里有一些失去理智的伤员。”

“啊？”

“他们是7团的。”

塔普雷特和副营长约翰·康尼少校来到了附近的医护站。在那里他们看到一些来自7团H连的掉队散兵，许多人茫然无措，不断颤抖，光着脚，不断地叙说着志愿军对1403高地的猛攻。他们的情况清楚地表明他们已经被巨大的惊恐所压倒而迅速精神崩溃。

米纳·尔牛顿中尉的这个排和威克上士的75mm无后坐力炮手们一起在高地的底部宿营。当1403高地顶部的战斗开始后，中尉把每个人都叫醒然后把他们转移到附近一个干河床防御阵地上。他们转移得太快以至于他们的篝火还在那里燃烧着，睡袋和帐篷也丢弃在那儿。在一些通讯兵的英勇努力下，和7团3营营部的电话线路恢复了。帕特里克·罗中尉：“我听到哈里斯中校说，“我想和六号说话”，此时他们才告诉他库克上尉已经阵亡，除了牛顿外他的所有中尉们不是受伤就是已经失踪。他明显被这些噩耗震惊了。

营长立即决定派霍华德哈里斯中尉去1403高地指挥作战。在哈里斯中尉去高地山脚的路上，他第一次注意到在天空中和斜坡上到处纷飞的蓝色、红色、绿色的曳光弹道，他吃惊地认识到1403高地的战斗只是涉及到整个柳潭里周边各高地的更大的战斗中的一部分，哈里斯找到了牛顿排并带领他们冲上斜坡。

7团H连的下士约翰·加拉格：“那时是大约凌晨三点，我正疑惑我们是否被遗忘了。下士赫伯特耐特，一个可信赖的陆战队员，说他将就要呆在那儿——丹尼中尉起初安排他和机枪坚守的阵地——直到地狱般的战斗结束。我看见一个中国士兵在天际线那边翘起身，投来一个手榴弹。耐特给了他一个点射，然后象个面饼一样趴在雪地上，等手榴弹着地，滚动，爆炸；接着我听到一个声音就在我后面响起——它使得我跳了起来。“你听见我说话吗，陆战队员？”那是哈里斯中尉。“我正在对你说话。”

“长官，我在听着。”

“带上你的兄弟。我们准备撤离高地。”

一等兵罗伯特卡梅伦：“附近有强大的火力在不断射击，但不是在1403。我听到我的左边有一些急促不清的声音，就开始往那个方向爬过去想找到战友。我爬过了一个上面没有机枪的三脚架。这时那声音听起来更象中国话，所以我就停了下来。我有足够的镇定——或者说悲观——开始在脑海中排练一些能马上把敌方士兵转变为朋友的中国话——例如“您好！”或者“最近怎么样啊？”之类我早就忘记的简短表达方式。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那就是当我意识到我不得不离开这个高地时我感到非常痛苦。我三周前来到朝鲜时我坚信我们的部队是不可战胜的而我也会幸存下去。现在我的连队在我眼前溃散，我也不敢确信自己第二天还能活着。我捡起了这个三脚架然后折叠好它的腿，跪着往一个岩石爬过去，然后把自己撑起来。我止不住地不停颤抖，担心中国人会听见我的骨头在卡嗒作响。

“然后我看见了比噩梦还恐怖的情景。就在我前面有一个中国人面对着另一个方向，跪在那里。那时正好在东边有足够光线能看清他正试图把一件风雪大衣从一个死去的陆战队员身上剥下来，正在把那个尸体的手臂从袖子里脱出来。最可怕的事情是他已经在我看见他之前的那一刻，已经听到了我靠近的声音。他转头说了些什么，明显认为我也是中国人。我的反应是爬上去直到他的身后，拖着那个９磅重的三脚架，然后用全身的力气猛挥着它击向他的头。我打中了他的右太阳穴，一次就够了，他的脑壳就象一个鸡蛋壳那样碎掉了。

我下不了去看一下那个陆战队员的决心。对于我来说，一个死去的陆战队员是一幅很令人震惊和可怕的景象。我害怕我可能认识他，知道他的名字。所以我转身离开开始下山——天哪！——当我达到一个弯处时我看到几个中国人弯着腰在烤火。幸运的是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火焰上，同时风和火焰的声音很嘈杂。他们没有看见也听见我。这真是个奇迹。

我只有最后一件事想告诉你。那天晚上用我的机关枪射杀大量的生命是我的职责，但只有最后那次杀戮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把那个人当作一个平常的暴徒杀掉了。偷偷地从后面接近这个正想为他自己搞一套温暖衣服的可怜家伙，重击他致死。当我后来有时间想起这件事时，我内心充满了羞愧。直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来没有向一个人提起此事，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有关那个我舍弃在1403高地上的死去的陆战队员的事。每当我读到有关陆战队是多么自豪于它总是带走大部分牺牲战士的遗体的光荣传统时——而我当时却连看那个死去的陆战队员一眼的勇气也没有，我就感到不舒服。

在所有传来的消息中，威廉·哈里斯中校为1403高地的事态变化而严重不安，其中一个消息是中国军队已经出现在该高地的东侧。（在二战开始的时候，哈里斯还是个中尉，他在菲律宾被日本人俘虏。他和另一个陆战队员设法在被俘的第一个晚上逃了出来，然后他们化了好几个星期试图前往澳大利亚。虽然那个陆战队员成功了，但是哈里斯又不幸再次被俘。他在有了这种非同一般的不幸经历后心态有所改变是一个常识）。在1950年11月下旬的那个晚上，哈里斯中校开始呈现出他已经失去了镇静：发出自相矛盾的命令，丢弃个人物品-他的皮质盥洗工具包，卡巴军刀，望远镜。他开始公开担心指挥所的安全，这导致他过早地命令幸存者和增援部队放弃1403高地。

1403高地的丧失严重地危及到罗伊斯（Roise）营的安全，因为敌人现在可以俯视到他们背后的道路，而这是5团2营和柳潭里的其他主力部队保持联系的生命线。

一些7团H器连的幸存者对连队那天晚上的表现还是非常敏感。前下士约瑟夫芬恩的话代表了很多人：“我们凭借手中的武器尽了最大的努力。只有我们一个连队孤零零地呆在那座陡峭的山上，和其他部队没有任何联系。我们仅有其中的两个步枪排在上面。我们已经竭尽所能地顶住进攻，但由于我们的侧翼暴露，不久我们就陷入被中国人围攻的险态中。有些人说我们崩溃并逃跑了。实际上我们没有崩溃，在那个危急关头有些人的撤退是完全正确的选择，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呆在那儿的话肯定会被全部歼灭。我问你，当时难道还有更好的选择吗？最后哈里斯中校亲自下令我们撤离高地。我们绝对不是被赶走的。有些说法暗示我们没有竭尽全力或者没有保持陆战队荣誉——这是对7团H连牺牲战士的侮辱。

老木匠

黄昏时刻，幽灵般的夜雾已在山谷里诡异地弥漫升腾。满月后第四天的这个晚上，六点钟刚过月亮在昏噩惨淡的天际处被释放出来。此时哈欧德·罗伊斯中校的防区仍处在黑暗中，直到一个小时后雾被风吹散。与此同时，大批的中国步兵悄悄地转向陆战五团，乌尔·皮特斯上尉的F连和塞缪尔·杰斯基卡上尉的E连的防线。

10点，杰克·诺兰少尉（2nd Lt. Jack Nolan）向杰斯基卡上尉报告：他能听见他的排所在阵地前面不远处有说话声。

陆战五团E连机枪手，霍华德·巴克斯特下士（Corporal Howard Baxter）接到开枪的命令，但他不解其意。“好吧，但目标在哪儿？”

“开火！”

巴克斯特不情愿地胡乱打了几个点射，想说明这是浪费子弹；然而，曳光弹却照出了一队中国士兵正在穿越自己的正前方。甚至离他只有几步远，近到可以看得见子弹穿过他们躯体时脸上的表情。

五团D连的一等兵杰克·斯蒂芬斯基（PFC Jack Stefanski）说：“我们先是听到一个中国军官鼓舞士气的说话声，然后安静了一分钟，紧接着号角和钹击声音大作。我们可不想把阵地丢掉，大家没开枪而是尽力往声响处投手榴弹。爆炸声响过以后，中国人消失了。这只是一个试探性的进攻罢了，你明白么。他们要摸清我们的自动武器在哪儿，我们才没上这个当。”


十分钟之后，名副其实的主攻开始了。


“他们来了!”

约三百个密集的中国人蜂拥而上，打算从皮特斯和杰斯基卡两个连之间的防线阵地上冲出一个缺口。那里的两个机枪阵地顷刻之间招架不住了。这就使得通往罗伊斯的指挥所方向门户大开。一等兵约翰·麦迪（PFCs john Meade）和一等兵唐纳德·凯尔曼（Donald Kjellman），与海军医务兵勒兰德·昂茨（Navy corpsman Leland Arntz）一起奔过去增援。其他人没经命令也紧跟过去加入战斗。这时，弹药快没了，麦迪跑回去拿。他往返弹药堆放处三趟，取来弹药并一一分发给激战中的战友，不时地，自己也准确地向山谷的敌人射击。在他第四次跑回去取弹药时被子弹击中腿部倒了下了，但是仍然挣扎着起身，要把一袋手榴弹送给血战中的陆战队员们。医务兵昂茨冲过来强制地把他按倒给他包扎，并把他拖到后面。他的战友后来估计，他一个人就干掉了至少二十五个敌人，很多仍然还躺在那冻住的小溪冰面上奄奄一息或者已经完蛋了。

当照明弹升起来时，才看到斜坡上树木轮廓和跑动的中国步兵身影。而那些伏在雪地上身着白色衣服的敌人，即便是在照明弹的闪烁光照下，也很难分辨出来；即便如此，陆战队们对那些看得见的敌人数量之巨大震惊不已。

亨利·利特温医生（Dr. Henry Litvin）扫了一眼手表，晚上10：05，他抬起头，目光落在一个正在用羹匙喝着坎贝尔罐头汤的医务兵身上。那绿色的汤看上去怪怪的。“那是什么东西？”

“芹菜汤，”他回答。

这时候一个年轻的陆战队战士一头闯了进来。他没穿鞋，也没有大衣和手套，冻得发青。利特温医生很清楚外面是零下很多度的酷寒！当帐篷的门帘一打开，刺骨的寒风就吹进来。这小伙子不但冻僵了，甚至意识都不清了，他双眼瞪得老大。“上校的帐篷在哪儿？”


“‘你遇到什么麻烦了？’

“那些黄种人突破了我们的防线。”

“天那！”

在右翼防线上E连的一个班长，亚瑟·考迟下士（Corporal Arthur Koch）回忆：大约晚上九点左右，他听到此起彼伏的军号声就在附近响起，随着越来越接近，那声音更加尖厉刺耳，回荡在整个阵地前的斜坡上。“足以使你头发都竖起来，如果你有头发的话，当然我们那时候有。号声停止后，一个扩音器放大的叫喊，然后就爆发了一阵哨音。我吓坏了，谁能不害怕! 当我借着月光看到他们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像整个雪地都活了，他们的叫喊声，弹药振动磕碰的声音，仿佛人间地狱。与此同时，右侧的1403高地方向传来巨大的骚动声。中国人冲过来没有开火，就转向而冲向别的方向，像陆战队那样穿插跑动；他们扑过来像一群疯狗。即使我有心理准备，也吓呆了。”

陆战五团E连的机枪手，帕特里克·斯丁利下士（Corporal Patrick Stingley）回忆：“成为一名机枪手让我很开心，即使是扛着30磅重的机枪在肩上留下了永久的凹痕，而且拖拉弹药箱经常把指节在地上磨破，仍然乐此不彼。”斯丁利当时正在一个废弃房子的菜窖里睡觉，排里的杰克森上士对着菜窖口喊：“机枪手在这里吗？”

“在。”

“你给我跑步滚出来，我们快顶不住了。”

当斯丁利磕磕绊绊地在月色中跑过来，首先看到的是枪械军士巴内特（Gunnery Sergeant R. W. Barnett）。如果有谁需要一个爬上帝国大厦楼顶，挥动巨手打掉空中飞机的人，他最合适了（译者注：黑白片人猿泰山中的金刚形象）。他有一个习惯：每当他要对你强调什么，他就一把抓住你，把你举起来和你讲话。看着他这样对待别人相当有意思，但这次轮到了自己。


“‘我要你做的，就是干掉所有闯到那干河床上的黄种人。’同时用他的大下巴指了指那个地方。‘听清了？’

“我们把机枪架在干河床的顶端，上来的敌人真不少。打了一会儿发现弹药不够了。我回到存弹药处，却看见几个群龙无首的陆战队员，明显地被突然进攻的气势吓傻了。我叫他们每个人拿两箱弹药跟我走。


“你他妈的是谁呀，本人要先搞明白。

“我告诉他我是帕特里克·斯丁利下士，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我要他最好听我的指挥，因为再过一分钟这地方就成了黄种人的天下了，这一说，他们都跳起来。”

晚上10：15 罗伊斯中校命令营部和勤务连的人部署自己，组成对营指挥部的防御。

利特温医生回忆：一名中尉冲开门帘闯了进来（我不提他的名字），大声地宣布：‘各位医生，医务兵，随军牧师，职员，厨师，面包师每个人都听好，我要你们到外面来，马上！’我们一群人出来，他说：‘用你们的武器瞄准那条干河床，’他指了一下方向，‘听我的命令，我说开枪你们就开枪’

“此时此地，我没工夫和任何人搭话，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找不到。四周全是号角，哨音和叫喊声。我就这样提着点45口径四处转悠，这枪说走火就走火，完全可能打中自己的脚或者更倒霉，因为我根本不懂枪上的保险怎么用，也不好意思问别人。终于找到一个位置，紧挨着随军牧师。他在那里紧紧地抱着卡宾枪。‘告诉我，牧师，’我问他，‘他命令开枪，你真的会拿这东西打人吗？’

“‘我不认为我会，但不敢断定。’

“‘开火’中尉吼了一声。

利特温医生对着干河床那边的人影打光了一个弹夹，同时也发现自己枪上的保险一直都开着。牧师没有开枪。（五十五年以后，利特温医生谈起此事：“医生扣动扳机，人家牧师却没有，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利特温医生几分钟后就返回医疗帐篷里，借着科尔曼提灯闪烁的白光干他自己的工作。处置伤口的顺序，首先是止血和固定骨折，然后用消毒液清洗创面，最后才是紧紧地压迫和包扎好伤口。

不一会儿，那位把我们总部这些人弄到外面放枪的年轻中尉也进来了。这位看上去平日里无忧无虑的年轻先生，此时用陆战队的话说，筛糠了。‘躺下，’我对他说并走向放在墙角的口袋。我的军衔比他高，他躺下了。我给他拿来两瓶两盎司装的干邑（COGNAC）白兰地。‘两个都喝掉，然后睡一觉。’”

虽然表现不同，利特温医生实际上和年轻中尉一样的筛糠。“我不止一次觉得自己完了，要崩溃了，”他承认。“当时，要不是那么多的伤员都排在那儿等我，我可能早就崩溃了。。。。。。眼看着这些年轻陆战队员伤重而死我无能为力，是我一生中最痛心的经历。如果你胸部中弹后被送到后方医院，你有机会能被救活；但是在那个地方，担架上一放，那样冷的气候，吐口痰没等落地就冻成了冰坨，哪有救活的可能。”

罗伊斯中校想要弄清自己营的防区后面发生了什么。于是派他的指挥部主管，富兰克林·梅厄上尉去查看究竟。H连被打散的士兵现在有的甚至落到一些小股的敌人后面了。突进的这些中国人可能正在向罗伊斯的防线，也许是罗伯特·塔普利特中校的防线方向靠近。如果中国人能组织好这些已经冲过防线的力量，就可以展开理想的抄罗伊斯后路的战势，把他的防区和整个柳潭里团防区中分割出来。

梅厄回忆道：“黑夜里往那个方向走，并非明智。但我脑子里“后面”总是相对安全的。随后又开始担心被自己人错认为渗透进来的敌人。就在此时，和一伙掉队的士兵相遇，他们是1043高地被打散的最后一批。他们说中国人就在后面。我往他们身后隐晦的黑夜深处看去，‘我没看到什么中国人。’

其中一个说，‘再往下走走就会看到你一辈子也不想再看到的中国人全在那儿。”这时候，我意识到自己走的够远了。

“‘搞清楚了？’罗伊斯上校问道。

“‘中国人就在后面。’

“‘还有什么？’

“‘还有。。。？长官，这已经够严重了吧！’

“罗伊斯上校总是烟不离口。此时他深吸一口烟，吐出来，说，‘我们来对付他们。’

罗伊斯防区的战斗进入了转折点：杰斯基卡上尉的E连，一个机枪手对着几个中国士兵扫射，子弹追着逃窜的他们一起进了一个稻草泥巴房子，结果这个离阵地二百码外的房子上稻草被打着火了，敌人背后的这把火使他们成了清晰的靶子。正像杰斯基卡在他的报告里用正规的笔法描述的那样（译者注：这里有嘲笑的意味），“敌人被很清晰地看见，因而被击中很大的数量。他们被看出要竭尽全力救走那些受伤的同伴，但他们被迫放弃了这种努力。”

清晨六点，进攻的中国部队里那些幸存的士兵推推搡搡，跌跌撞撞地踏过可怖地四处铺满的尸体，向树林退去。帕特里克·斯丁利说，“天哪，到处是尸体。天亮以前谁也不知道有这样惨。尸体多到使地形地貌都改变了。”

杰斯基卡回忆“我知道不可能很快离开了，即便是我已经被调离。有仗要打，这里一切还没摆平，毫发未损的陆战队员是不能离开的。”

敌人的死亡数量有三，四百之多。中国人的分割包围，集中优势兵力一口一口吃掉敌人的战术没有奏效，这完全是由于陆战队的强大火力。罗伊斯的2营经过一夜的战斗，有七人阵亡，二十五人受伤，再加上六十例冻伤。

斯丁利回忆：“有人过来告诉我，‘斯丁利，电话找你’，同时大拇指动了动示意中尉的野战电话。电话找你---是老百姓的说法。我猜可能是开玩笑，就说不接了，万一要是对方付费电话呢。‘你最好快点，’他说。我回答，‘好吧，我去卧室接。’这家伙还是催，‘你得快些，哥们儿---是枪械军士巴内特！当我拿起电话时，那头传来他的恶狠狠的嗓音，他说你应该顺路来指挥所一下，‘方便的时候，’好家伙，我还是跑过去了。

“‘你怎么样，枪械？’

“过得去，’枪械说。‘我想你一定愿意来点咖啡。”

“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惊讶。原来，昨夜的激战期间，有个傻逼报告说我失踪了，这位枪械有一半时间里都在想，他看到的那些倒在雪地里冻得梆硬的陆战队员中，有一个就是我。后来听说我还活着，就决定给我烧一杯咖啡表示‘你依旧和我们在一起令我很高兴。’他这样做也表明他是有血有肉的人，尽管我了解他不止这方面。”

陆战队员们开始围着篝火挤在一起取暖，在这个黎明时刻，篝火一个连着一个遍布整个罗伊斯的防区。一等兵杰克·斯蒂芬斯基回忆道：“当我生火的时候，一个阻击手向我打了二十一枪，我的反应极为愚蠢，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理状态。我心想：伙计，昨晚打成那样都没怎样我，现在你想奈我何。然而，我猛然意识到这想法真傻，慌乱地闪到安全的地方，又从头开始生了一堆火。一边想一边劈木柴的时候，麦克先生---乔治·麦克瑙顿中尉走了过来。

“一切都好么？’他问道。

这时候我才感到自己有多么的筛糠：话都说不出来了。麦克先生站在那儿看着我。当我意识到他在等我的反应，我才哑着嗓子说：


“‘麦克先生？’

“‘嗯？’

“‘昨晚的黄种人真多。’

“麦克先生笑了笑在我背上使劲拍了一巴掌就转向其他人了。不一会儿，火上来了，我们几个围着篝火唱了起来。‘中国蜜月’是米尔斯兄弟的流行作品。‘一路闯关过圣诞’也是。麦克先生要我们别唱这一首，他说他不希望大家的期望值太高：谁不想马上就从这高原上下来回到运兵船上，来一碗热面，冲个热水澡，远远离开这兔子不拉屎的朝鲜鬼地方。其实，经过这样的一夜，哪有人还会期望什么，所有的希望和梦想都已经破灭了。”

利特温医生通知罗伊斯上校，有四个重伤员要是不立即送往后方，必死无疑。

“那么尽快送他们上路，医生。”

利特温让人把他们抬上卡车运走了；但只开到防线的南端就停下了。柳潭里的陆战队一直摸不准是否被完全包围了，真是这样的话，通往后方的路已经被切断了。

11月28日凌晨1：45分，罗伊斯接到团里的指令，根本没提及眼下的局面。罗伊斯本该执行的41-50号作战指令，一直是“继续进攻并完成本团的一号目标。”就是说，自己的五团二营要继续朝西挺进，进入太白山脉（Taebek range）的旷野。罗伊斯中校不动声色地一边读着命令，一边点着头，然后转过身继续为二营的生死存亡默默地忙碌着。黎明开始了新的一天和新的任务，但该做的他都做了，就是没执行西进的命令，这对于一个负责任的军官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老木匠

罗伯特•塔普雷特中校（Lt. Col Robert Taplett）的陆战队员发现将陆战7团H连被打散的士兵和志愿军（手榴弹）掷弹兵之间区分开来有些麻烦。

当有单独或者成小群的散兵游勇接近他们的时候，哈罗德•威廉姆斯上尉（Captain Harold Williamson）的手下就会警觉地要求他们停下并说明身份，方法是用黄色笑话盘问他们，直到确信他们是陆战队员才将他们放过战线。

对于这些溃兵所声称的他们被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志愿军击溃这件事塔普雷特并不相信，他认为这些溃兵被他的手下一直以来碰到的那种不大的刺探性攻击吓掉了魂。

不但塔普雷特有这种怀疑，他的手下大部分也有这种怀疑。这部分地是由于那天晚上极为特殊的音响效果导致的。

由于山坡和沟壑之间的地形关系，以及风，1403高地的战斗塔普雷特和他的陆战队员完全听不到。这里安静极了，以至于营的运作军官（Operations Officer）汤玛斯•杜海姆少校（Major Thomas Durham）在进行巡视的时候注意到雪在他的靴子下面咯吱作响，“就是在很冷的时候你踩在雪上将会听到的。”

杜海姆回忆起那天晚上月亮很高并且将近满月，山谷里出奇地明亮。他弯腰进入战地指挥所，前后脚塔普雷特也来了，后者是要去巡视医护帐篷（aid tent）的。营指挥官发现战地指挥所挤满了想要围着火炉取暖的文职人员和司机，对此他感到不爽：“你们这些人都离开这里”他厉声说：“回到你们自己的单位去！”

杜海姆说：“在那里我很有点局外人的味道，因为中校基本上自己做自己的运营官，很少就什么事征询别人的意见。塔普雷特中校是一个瘦高个，对人非常没有耐心并且不能容忍诸如，偶尔对吃饭、睡觉和放松这些东西产生欲望这样的人性弱点。”

将那一小群陆战队员赶回寒冷中去是在这场战斗中发生的许多“正巧”之一，因为这个地段的战斗几乎是立刻就爆发了。

当杜海姆一个人在参谋帐篷里的时候突然听到帆布那边有志愿军士兵在高谈阔论，他立刻明白了敌人近在咫尺。他从枪套中抽出自动手枪，向后拉套筒将一发子弹上膛，但是却发现套筒就像是被焊上了似的一动不动——它被冻住了。

他决定最好是手握着没上膛的手枪坐在办公桌那里，随时准备着猛击那些试图进入帐篷的志愿军士兵的脑袋。他调暗了科尔曼马灯（Coleman Lantern）的灯光并且用木头填上了炉子[那是个油炉，因为输油管冻住了所以他们在烧子弹箱的碎块]。

“做了我能够想到的一切之后，我坐在电话旁边等待着下一步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时不时有流弹和手榴弹破片穿过帆布，留下非常像贯通伤的破洞，风从这些破洞里面呼啸着灌进来。
没有地方可躲。我觉得只要坐在电话旁边那么就是在完成一项有用的使命，就是在遵循亲爱的通令（General Order）的第五条——这是你一进入陆战队就要学习的，那就是：‘除非以恰当的方式被准许，否则我将不离开我的战位。’非常奇怪，在这个过程中电话从头到尾都没有响过。我终于意识到电话线可能被切断了。”

手榴弹破片把通讯帐篷中的电话交换机打坏了，通讯官海格立斯•凯利中尉（1st Lt. Hercules Kelly）正在试图修复它，在此期间作为他贴身保镖的一等兵刘易斯•思文森（PFC Louis Swinson）发现有好几个志愿军士兵在司令部的各个帐篷之间不受阻挡地蹿来蹿去。

海格立斯•凯利说：“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时手忙脚乱。最糟糕的时刻是当我不得不进入参谋帐篷的时候——杜海姆少校手枪的枪口就黑洞洞地指着我！当然，他认出是我之后笑了一下就把握枪的右手垂下来了，不过我得承认那个时候我吓得小心肝扑通扑通地。”

交换机修好之后杜海姆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威廉姆森上尉打来的，他报告说在他的连的阵地上战斗激烈但是情况并不危机。威廉姆森想要知道在营指挥所周围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喜欢对后方发生的事情轻描淡写，杜海姆回答说：“啊，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在尘埃落定之后常常被揪出来加以嘲笑的一句话）。哈罗德•舍瑞尔上尉（Captain Harold Schrier）报告说：“I连这里的战斗相当猛烈，但是目前看来并不危急。”

而战地指挥所周围的战斗态势显然是危急了。营的执行军官坎尼少校（Major Canney）适才向塔普雷特报告说他的营部连（Headquarters Company）已经撤退到了路的这一边。“约翰，”中校说，“去告诉那些混蛋统统都给我滚回他们原来的阵地去。”然后塔普雷特将头探到参谋帐篷的卷帘门里——丝毫不理会立刻就举到他面前的.45手枪——吩咐杜海姆叫赫曼森上尉（Captain Hermanson）把G连召集起来做好准备投入反攻：“进攻和反攻，”塔普雷特事后说：“陆战队就是干这个的。”

来自亚拉巴马的一等兵弗瑞德•戴维德森（PFC Fred Davidson）是陆战5团G连的一个典型的陆战队怨气大头兵。“那里总是冷”，他回忆说“总是有要爬的山头。下雪之后冷阳光普照也冷。”

并且我非常疲倦。从八月份南边的战斗开始我就整天不停地行军，更不用说仁川登陆和攻占首尔了。我的鼻子整天流鼻涕，我得不停地用袖子来擦——在陆战队里他们是不发手绢的——才保证它们不至于流到我的上嘴唇上，不过最后我就由它们去了，这样就在我的胡子上有了冻住的这么一坨，恶心死了。幸好我还有一堆同伴。我的膝盖因为在结冰的山坡上滑啊摔的搞得血迹斑斑，我的手也冻得没有知觉了，更不用提我的脚所处的糟糕情况。说句实在话，和水库边上这混蛋的寒风比起来，我更喜欢又热又潮又窄的釜山防卫圈那里华氏106度的暑气。那个时候我已经接近了什么都不顾的地步，甚至在志愿军士兵射击的时候我也不卧倒了，“我当时就说‘见你们的鬼去吧’”

陆战5团G连正在道路上集结准备反攻的时候白磷炮弹落了下来。就在这一瞬间戴维德森那麻木不仁的态度有了巨大的变化：他扭过头来拼命逃跑，因为那些炮弹似乎就是直直地冲着他一个人来的。第三发炮弹的确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炸成一大团黄白色的火星，冲击波把他直挺挺地脸朝下拍在雪地上。他被冻得如此厉害那样以至于一两秒钟之后才意识到自己身上在燃烧。戴维德森大叫救命，立刻就来了两个陆战队员用刺刀（K-Bars）把他的衣服割开并且用雪压灭了火焰。

这并没有多少作用，所以他们把他带去了的救护站，在那里海军医护兵说他的烧伤的确很疼但是并不严重。有人给了他一条牺牲者的睡袋，由于帐篷内没有地方了，他就和其他受伤的陆战队员一块被用雨衣一直盖到下巴处，安置露天的星空下。他侧躺在那里倾听着柳潭里战斗那迅速激烈起来的声音。在大约凌晨3点（0300）的时候一个医护兵跑过来告诉他们说只要在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志愿军设置的路障被清理开，他们就会被用卡车疏散出去。

戴维德森说：“这个消息让我重新发动起来。那些黄皮阻断了道路！我考虑了一下这事，然后就爬出了睡袋并尽力站了起来。我觉得与其在这里和死人相处还不如和G连呆在一起。背上的烧伤的确痛但是不管我干什么它反正都会痛的，所以我把睡袋卷起来用电话线捆起来扛着，从丢在那里的一堆武器中挑出一支M-1步枪然后走回连队。”

当G连的两个排在路上集结完毕的时候照明弹开始升上他们的头顶，它们在降落伞打开慢慢下降的过程中发出通常的那种短促尖啸声。一等兵戴维德森没有赶上战斗中的这一次大反攻。约翰•卡西尔中尉（1st John Cahill）和达纳•卡森中尉（Dana Cashion）的两个排快速冲过道路，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将志愿军赶出了指挥部所在的地区。借着这股冲力这75名陆战队员还冲上了几个小时前塔普雷特爬过的那个山坡。

那时我见过的最棒的景象，塔普雷特说，他就站在他的帐篷那里观看行动。他们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肩并肩地进攻，向印地安武士那样呼啸着横扫帐篷所在的低地。布兰吉•卡西尔从离我很近的地方冲过去，我都能够看到他在咧着嘴笑的同时嚼着一块烟草。“勇往直前，”我对他们喊。

在这期间塔普雷特被叫去听电话。一个团指挥所的参谋通报了一条关于黎明继续西进的惯常命令。“看在上帝的份上”，塔普雷特勃然大怒，“在这种时候不要用这种弱智命令骚扰我，我们在反攻呢！”

约翰•卡西尔中尉说：“达纳和我想要冲过山脊直到那一边的山脚，但是中校把我们招了回来。我们真的很失望，因为我们击溃了敌人并且士兵们个个士气高涨。”

塔普雷特说：“如果我不把他们召回来的话他们会一直冲到鸭绿江边上。那次反击将我们从那天的危机中拯救出来。”

在两名中尉将部队撤回来之前，陆战队员在山脊上呆了足够长的时间来生起一堆火并且丢进去一些弹药。这是希望在陆战队员撤退的时候一些子弹会爆炸，由此让那些志愿军不敢妄动。今天卡西尔说他认为这种计策是成功的，不管怎么说有些子弹的确被烧炸了，两个排因此没挨一枪地回到了山脚下。

塔普雷特的兴奋之情马上就被当头浇了一瓢冷水。一等兵史文森（PFC Swinson）溜进他的帐篷报告说中校不可或缺的执行军官约翰•坎尼少校（Major John Canney）被一发子弹打穿了头部牺牲了，史文森刚刚在通讯帐篷后面的雪地上发现了他的遗体。那一刻两个陆战队员因为震惊而无语，然后他们又开始继续履行他们的职责。天就要亮了。

老木匠

在9月份时，E连接受了不少后备兵，那些久经战火考验的陆战队员们开始有些不高兴，当1排得知他们新来的排长也是“周末战士”，都不抱任何希望。杨西中尉看出有这样的风头，将他手下的35名陆战队员集结在议政府外的一个足球场上，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他说：“我知道你们这些正规军在想什么。是的，我是一名后备军官，但是我是通过艰苦奋战才赢得这个委任的。我不会容忍任何正规军和后备役之间的矛盾。战斗开始时，你们将并肩作战。我们都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

杨西后来告诉大家他是如何在战场上得到委任的，那时一场众寡悬殊的战斗，杨西指挥一个班，面对着一大群日本兵，他自己就打死大约30个，包括日军指挥官。这名指挥官气势汹汹，高举指挥刀，试图要砍下杨西的头。战后杨西进入后备役，结了婚，并在小石城开了一家酒店。

看护兵詹姆斯·克雷珀尔说：“杨西和我很想念斯坦利·罗宾森，不知他作为利兹伯格的警卫，在团部过的如何。我担心离开了杨西这把保护伞，这个年轻人没准又要胡来。这孩子当初被认为是个坏小子，以至于要警卫的监视下上船。。。你猜那天下午是谁吃力地爬上山来？又是罗宾森，我们很高兴又看见他和他手中的自动步枪；但是我注意到他有些瘸，就先没向杨西报告，而是让他坐下，脱下靴子，检查脚上是否有冻伤。”

“我很注意脚的保护。当我们向柳潭里进发时，每次休息时我就提醒这些孩子们：‘我要你们把山地靴脱下来，将里面的内衬拿出来，同时也将袜子换了。’我迫使他们将脚擦干，按摩。我让他们将换下的袜子放在衣服里面烘干。我不让任何一个人穿着山地靴钻进睡袋。我不让他们穿脏袜子，因为鞋子里的沙土就像砂纸一样，会擦破脚皮。当我们一占领1282高地，我就开始让大家保护脚，用积雪洗脚，擦干后涂抹上硼酸药膏。”

“罗宾森很自然地跟我对着干，我顶着他的眼睛对他说：‘你要和我争论么？’他想了想，终于解开鞋带，脱下靴子。看见他的脚我吓了一跳。脚趾间和脚脖子上的皮肤开裂。还有炎症。他的状况相当于2度或3度烧伤。冻伤已经让他成了瘸子。我告诉他：‘你必须下山回去。’

“‘我死也不去。’

“‘罗宾森。。。’

“‘别给我惹麻烦，水兵。’

“最后我不得不告诉杨西，就像老师向校长汇报捣蛋的学生。我告诉杨西我无法治疗罗宾森的脚伤，他必须转移到后方去。杨西并没要求看罗宾森的脚伤，他相信我说的话。他告诉罗宾森：‘罗比，我很高兴看见你，但是现在你必须下山到营救护站去。’罗宾森很愤怒，没说再见就走了。我们看着他一瘸一拐地走下山去，很失望。

“罗宾森走后，杨西又和一等兵詹姆斯·加拉赫激烈争论起来。加拉赫是个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分子，来自费城。也许你认为当时的陆战队员很多是来自贫困的南方的种族主义分子，其实不是这样的，像加拉赫这样的很少见。他的父亲是爱尔兰人，母亲是意大利人，黑人开始搬进他们居住的区域，加拉赫很反感。杨西虽然也来自南方，但是他不能容忍在他的排里有种族主义。”

“加拉赫是个勇敢的年轻人。身材矮小，但是强壮有力，有坚韧意志。他的脸就像是一个意大利的妖精。在水洞，他和罗宾森一样都是英雄，提着一挺机枪和两盒弹药，跑了半英里路，爬上698高地，帮着罗宾森他们守住高地。坦率地说，我不喜欢这孩子，但是我很高兴他在我们这一边。就在杨西设法说服他的时候，哨兵打断了他们，因为在我们左前方几百米的地方站着一名志愿军，身穿白军服，拿着望远镜观察我们这里，我们不管他，随他看，我们没有任何东西需要隐藏。”

华尔特·菲利普斯上尉将杨西的排和刘纳多·克莱门茨中尉的排安排在山顶上半圆形的阵地中。一半人休息，一半人警戒。菲利普斯和1240高地上的胡尔上尉约定，每隔半小时派出一支巡逻队，在连接两山的鞍部地区碰头。这天晚上的暗号是：拉拉雷。回答是：夏威夷。黄昏前，杨西派李·菲利普斯下士带着他的班前出大约270米，并叮嘱他一定要修筑工事。他们将是E连这天晚上的监听哨。菲利普斯还没到预定地点，就看见两架海盗攻击机飞过1282高地，俯冲下来，向他们扫射了一阵，掀起积雪和泥土，幸好谁也没被击中。中尉尼尔·赫福南是E连的前线空中管理员，赶紧通过无线电让他们停止攻击：“停止攻击，蓝莓

！”

杨西说：“随后我就让菲利普斯回来了，我不信任这些航母上的飞行员。”

（“每当长津湖老兵聚会时，你知道，”杨西说，“他们总要向这些海盗机的飞行员表达感激之情；不过我们有些人回想起这些飞行员太急于发动攻击，以至于威胁到陆战队员们的安全。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六点刚过，一轮明月就从南面的地平线上升起。杨西说：“月亮从我们身后升起，这让我很担心，因为这样我们就成了在天际线上的黑影，很显眼。我们面前是荒芜的山野，右面是冰封的长津湖，狂风已经将湖面的积雪吹走，只剩下黑色的冰面。”

有的陆战队员似乎听到远处的音乐；当风向转变时，他们意识到这是志愿军的号角声，虽然距离遥远，模糊不清，但是也让人觉得阴森可怕。

大约晚上9时45分。E连的无线电操作员受到一个奇怪的警报，来自1240高地上的D连：“提高警惕，我们这里有人在睡袋里被刺刀杀死。”当无线电操作员设法证实这一信息时，消息已经在阵地上悄悄地传开了，然后“杨西命令大家在步枪和卡宾枪上装上刺刀。”

下士埃尔·皮肯斯是机枪手，他说：“克鲁兹中士最先发现阵地前有动静。正当他伸手抓电话时，一名志愿军士兵从大约3米远的地方跳起来，冲杀上来。还没等我弄清是怎么回事，就看到克鲁兹飞快地抽出他的。45英寸手枪，一枪击中志愿军士兵的脸部。同时加拉赫的机枪也打响了，在我的听来就像是美妙的音乐一样，因为我一直担心机枪会给冻住。志愿军都穿着白色的军装，我们只能看见他们的身影和苏制冲锋枪的口焰。他们人不多，只有五六个。很显然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攻击，目的是引诱我们开火，确定我们自动武器的位置。”

志愿军被赶走后，菲利普斯上尉和胡尔上尉通过无线电交换了意见，决定停止每小时派出巡逻队巡视连接两山的鞍部地区。在这以后的两小时，1282高地和1240高地平安无事。

加拉赫对杨西说：“到这里来看看，中尉。”

“等会儿，我正忙着呢。”

在加拉赫的坚持下，杨西走了过来。杨西回忆道：“战斗中的奇景必须看看。我看见加拉赫笑嘻嘻地在那里等着我，他笑的是他的机枪前面的一串尸体，最后一局尸体的手臂都碰到他的机枪支架。‘不错吧，嗯，中尉？’我告诉他将最近的两三局尸体拖上来，作为沙包放在机枪阵地前。他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杨西继续巡查阵地。有的年青的陆战队员需要冷静下来。他对这些初上战场的战友说：“他们肯定还会上来的，我们要准备好，懂么？照我吩咐的去做。”

一颗远处飞来的流弹擦着杨西的脸颊扎进了他的鼻子。杨西平静地脱下一只手套掏出子弹。他说：“鲜血立刻顺着脸颊流进嘴里，不过很快就被冻结住。我谁也没有告诉。”

小股志愿军越过两山之间的鞍部地区，开始向山谷中的5团指挥所射击。

托马斯·吉布森少尉是一名迫击炮军官，这天晚上执勤收听电话。这时不断有人打电话来询问，为什么天上不断有绿色曳光弹飞过。帐篷里的科尔曼马灯嗡嗡作响，掩盖了战斗开始时的动静，吉布森什么枪声也没听见。当收到第三个询问电话后，他走出帐篷去查看情况，看到情况属实。吉布森说：“我们不使用绿色的曳光弹。我走进帐篷，摇醒行动军官，告诉他发生的情况。他没有在意，继续睡觉。在战斗日记上记下发生的事情，我开始四处打电话查问情况。但是搞不清到底是从哪里打过来的。射击越来越密集，我再次摇醒行动军官。他睁开一只眼睛，从睡袋里伸出一只耳朵，听了听四周的动静，告诉我不要担心，就在这时一阵机枪子弹扫射过来，在帐篷的墙上留下一排枪眼，还击中了顶部的避雷针。行动军官飞身起床，穿上鞋，拿起武器，我猜他在扫射停止前就冲出帐篷去了。”

这时每个人都从帐篷中飞跑出来，进入路边水沟的防御阵地。中校雷蒙德·默里回忆道：“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我们一直是夜袭的目标，所以一开始我认为这仅仅是一次局部的攻击。但是突然团指挥部遭到攻击，我这才开始注意事态的发展。我对副团长说：‘我们最好离开这里。’我记得在路边有一个土堆，就想假如能将电话线接到那里，我们就能更隐蔽一些。我可以保持和3个营的联系，他们也不知道我将指挥所搬到一片空旷的荒野上了。当我通过电话问塔普雷特中校他周围的情况如何，他说这时志愿军正在攻击他的指挥所，等一会儿他再和我联系，我们能听见在他那个区域有很密集的射击声和喊叫声。起先我认为这是志愿军在喊叫，3营的阵地可能已经丢失。我正想让杰克·史迪文斯中校的1营进入反击位置，准备夺回阵地。这时塔普雷特打来电话说他的两个连正在反击，我才意识到这是我们自己人在喊叫。”

当默里得知2营的两翼没有保护时，决定应该将2营后撤一些，这样威廉姆·哈里斯的7团3营可以保护他们的左翼，同时塔普雷特的5团3营可以保护他们的右翼。

28日5时45分，默里团长通知罗伊斯中校让他准备后撤。陆战队不喜欢向后方转移;罗伊斯在地图上找到团长给的坐标后，一开始还以为是团部的参谋们搞错了。他打电话要团部的人确认坐标，当坐标被确认时他惊讶不已。

这时哈欧德·罗伊斯中校才意识到陆战一师的攻击已经停滞不前，也许在这次战役中再也不会向前攻击。多年后他告诉一名采访者：“我很难接受这个现实，当全营都准备好继续攻击时，撤销攻击是件难事。我觉得很失望，坦率地说，我们都觉得很失望。”

老木匠

扬西：“平静了一个或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始听到从坡下传来好象几百双脚在一张巨大的玉米片做成的地毯上缓慢走来的奇特声音。”扬西摇动了野战电话的手柄，电话中传来副连长雷蒙德.波尔中尉发出的低低的沙沙声。

“是雷吗？”

“是的，接着说。”

“他们正在上山。”

“确定吗？”

“我能听到那些混蛋在雪地里前进所发出的嘎吱声。发射点照明弹，怎么样？”

“坚持住。”

威廉．施莱尔中尉，迫击炮指挥官：“寒冷的天气影响了炮弹引信的燃烧速度。第一轮发射的照明弹在点燃之前就已经落到地上了。我们把药量调到最大，最后它们终于在头上点燃并照亮了大地。我们只有大约三十个照明弹，炮弹数量则不足一百。我们很快就发现这是远远不够的。”

此时嘎吱响声停止了，第一排的陆战队员们听到一个志愿军军官用英语高声喊道：“感谢上帝，没有人能永生。”

扬西：“不需要我告诉你，这是你在亚洲的战场上所不希望听到的声音。但这确实是这个人所说的，我们每个人都听到了。我对此反应非常强烈：我肯定他的英语必然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里学习的。美国人抚养、庇护了他并给了这个婊子养的很好的教育——现在他却带着志愿军来攻击我们。这让我非常恼怒。”

第一个照明弹在头顶上空砰的一声照亮，扬西在第一列志愿军的前面看到了一个手里拿着手枪的军官。陆战队员们吃惊地看到这个军官的身后有几列队伍，每个队伍相隔１０到１５码，正沿着山坡向上攀登。扬西一边大喊道：“你太对了！没有人能永生，你这个叛徒混蛋！”，一边用卡宾枪一个点射就把那个军官打倒了。１２８２高地的战斗立即全面爆发。进攻队伍继续往上冲，志愿军士兵们高声叫骂：“杀死婊子养的陆战队员。陆战队员去死吧。”

扬西：“那时情景非常可怕。”

卫生员克莱普尔：“加拉格尔一直用机关枪不断地短点射，这导致他遭到了还击。但他从来没有退缩。连队的迫击炮就在我们后面的坑里，每当它们将一颗炮弹从炮管发射出去的时候，那里就满是火光和硝烟。我听到有人大喊卫生员，这意味着我必须离开我的掩体。此时有一颗照明弹在我们的头顶上突然爆开，下面荒原雪野上的所有东西都被照得一片光亮。我看见一些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在地上痛苦地扭动，同时其他人在它们身上跨过或在旁边走过。陆战队员们有条不紊地射击直到弹匣空了，又重新装填，继续射击。扬西排里的阿伦．迈登军士看见我之后就召唤并指给我看两个倒下的陆战队员。我们一起把第一个伤员抬下火线，当我回来运第二个伤员时我拿了一顶帐篷当作雪橇。但后来伤员越来越多，我没有时间把布铺开然后把每个人放在上面，所以我就开始拉着他们的风雪大衣的兜帽，把他们运到后面去。

沃特．菲利浦上尉的手臂和大腿已经受伤，蹒跚地边走边给他的部队鼓励：“你们打得很漂亮。”

志愿军用力投掷过来成群的手榴弹。（“它们看起来象一群飞舞的黑鸟，”扬西说。）一些幸存者说他们看见中国人带着一筐筐的手榴弹。扬西从一个掩体跑到另一个掩体传递M-1子弹带，这时一声爆炸将他炸倒，一个弹片穿透了他的上腭。“此后，血持续从我的喉咙里流下来，我只好不断地把它们吐出。”

菲利普上尉的声音在一片嘈杂声中不断地响亮着：“打得好，陆战队员们．．．站得分散一点，陆战队员们．．．你们打得很好，陆战队员们。”

艾尔.皮肯斯下士：“中国人不断地向我们进攻，一波接着一波。他们想夺取这个山头。”

罗伯特·凯内莫上士是机枪小组组长，为了发挥作用，他就在伤员和死亡者中间爬来爬去收集弹药并分发给需要者。
中国人太近了，以至于他能听到中国人在冻土上轻巧木柄手榴弹的声音。凯内莫认为他看见了在下面比较昏暗的地方有一些中国人从一个散兵坑里拽着一个机枪手的腿，把他拖出来并棒打和刺他。凯内莫向坡下运动，想找到一个能射击的位置。

“你想去哪里？”脸色苍白，不断颤抖的菲利普上尉问道。

“我的一个机枪手，长官—”

“不要到下面去，你这个笨蛋。”当凯内莫拖着一箱弹药去组里的另一个机枪阵地和那里的三个人在纷飞的弹雨中还击的时候，连长继续沿着阵地痛苦前行。一个中国人的手榴弹扑通一声砸在一个副射手的身边，凯内莫在它爆炸之前一把把它抓起并向山下侧投出去。另一个手榴弹又落在附近，时间紧迫，凯内莫只好把脚踩上去，把手榴弹压进雪堆中。这时第三个手榴弹又在附近落地了。凯内莫甘愿牺牲自己来保护他的战友，于是就将他的膝盖弯下来压在手榴弹上来吸收全部的爆炸能量。三个队员毫发无损，只是耳朵暂时聋了。

扬西：“那天晚上有一段时间我瞥见雷蒙德.波尔用坐姿来射击卡宾枪。中国人从右侧的山脊翻过来，他镇定地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消灭。他一直就这么做着直到有一个冲锋枪手从侧面出其不意地给了他一梭子。我以为他死了，但实际上没有。”

E连的机枪排长，一个少尉，早前已经被安排沿着山的反斜面下到营部去报告情况，他要在那里和后勤弹药运送人员和增援部队碰头并带他们回到１２８２。扬西：“我听到雷蒙德.波尔在无线电里和他说话，告诉他尽快返回１２８２。那个少尉说他会试图，雷说，‘试图？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个少尉由于他自己某些原因，没有返回到这个充满极端混乱恐怖的、看起来一个陆战队连队正在被彻底摧毁的高地。

列兵斯坦利．罗宾逊由于脚伤正满脸不高兴地躺在营医护所的担架上，听着远处的枪炮声，猜想着E连正在怎么应付敌人的进攻。一辆救护吉普车这时停在了外面，担架员抬进了一个担架，把一个伤员放在了他的旁边。

“你是哪个部队的？”

“７团E连.”

“他们正被敌人猛攻？”

“战斗很激烈。上尉和波尔倒下了。扬西被击中了但他还在战斗。”

罗宾逊在黑暗的帐篷中坐了起来，他开始找出他的靴子。当他将他的肿大的脚伸进僵硬的鞋帮时，他痛苦地咕哝着。他化了好几分钟来穿鞋。最后他终于站了起来并找到他脏脏的风雪大衣，磕磕碰碰地从帐篷里走了出来。在外面，他从一堆乱丢的武器中抓起了一枝步枪和子弹带。这时一个卫生员出现了。“你想去哪里，罗宾逊？”

“你觉得我看起来想做什么，医生？”

“回到里面去。”

“滚开，让我过去。”

这个骨瘦如柴的年轻人悬挂着步枪，象一个残废的老人一样蹒跚地向那个高山前行。一小时后，被迫爬行通过路上一些陡峭山坡的他向别人问一排的位置。

“在山顶上，直接上去。”

“看到扬西了吗？”

“他被击中了两次，但他还在那里。”

扬西正弯腰在一个机枪手旁边指挥他射击，忽然他感觉有人在他的靴底部拍了一下。“我往下一看，发现他在那里咧嘴而笑，看起来比以前更脏。‘你到底在这里干什么？’”

“‘我听说你们需要帮助。’”

“‘来的正是时候。’”

“ ‘所以，’ 罗宾逊说，‘你有什么活需要我个自动步枪手干吗？’”

“我指着右边说：‘看到那边的那些伙计吗？过去振作一下他们的士气。他们需要一些鼓励。’罗宾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年轻，但我知道他会发挥作用。”

格莱普尔：“罗宾逊回到了他真正的家。”

扬西排的人越来越少。他过去告诉雷蒙德.克莱门特这个情况。“克莱门，你能抽出一个班吗？我想把那些敌人从我侧翼赶走。”正当我们说着，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前额中间位置，他倒下死掉了。这个班的班长刚刚才被他叫过去。‘中尉死了，’我告诉他。‘带着你的人跟着我。’我召集了一些其他的陆战队员，共大约20个人，包括罗宾和他的四、五个人。”

一等兵威尔默.斯威特：“他大喊，‘我们出发，’他和罗宾逊就冲出去了，但当他回头看才发现没有人跟着他。这让他非常生气。‘同心协力！你们这些可怜的胆小鬼狗杂种！我说跟着我。’他站在那儿等着，我们剩下的人终于一个接一个地前进了，很快就排着战斗队形往前冲。”

扬西：“当我们前进的时候，两到三个小伙子实际上冲在我的前面。我明白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这么勇敢是多么的艰难，因为冲在前面很有可能被打死或至少受重伤。但这正是陆战队员所被期望的行为。陆战队不要软蛋。”

1282高地顶部的战斗在凌晨2点左右逐渐停止，当中国人听到军号中传来撤退信号后，开始沿着山坡往下撤退。不久除了伤员和垂死者的呻吟外，战场平静了下来。

老木匠

大约凌晨3时，志愿军又开始攻击了。杨西对他的通信兵一等兵马歇尔•马坎说：“现在我不需要你在我身边，马坎。到瑞克的那个散兵坑去，看准目标再打。”攻击开始不久，杨西就听见一名陆战队员喊叫道：“我负伤了。”

“你那里负伤了？”

“我的蛋蛋被打伤了。”

杨西爬过去看了看，说：“你的蛋蛋没伤，只是大腿擦伤了。拿起枪，继续战斗，挣你的工资。”

医护兵克雷普尔说：“当你受伤时，你的第一个想法是快要死了。这名陆战队员被一梭子苏制冲锋枪子弹打倒，但是当我检查他时，发现他皮都没破。他穿着风雪大衣、战地夹克、羊毛衫、羊毛坎肩、羊毛内衣、实用夹克和长内裤，这些衣服挡住了子弹，就了他一命。但是他觉得自己多处受伤，快要死了。

“‘我告诉你，我快死了，医生。’‘伤兵’绝望地对我说。

“‘嗯哈。’

“‘医生，听我说??我都快给打成筛子了！’

“‘孩子，你根本没受伤。’

“这句话把他惹火了，他骂我是个老混蛋。”

（医生亨利•利特文对作者说：“我希望通过你的书告诉读者海军医护兵的重要性。他帮助伤员止血，让伤员由可能继续战斗，或者至少保住性命，等待运到后方的手术室。在前线的海军医护兵是抢救伤员最重要的一环。”）

克雷普尔说：“不论何时假如一名陆战队员在我眼前死去，我只能转向下一名伤员。在战斗开始时，我在一张标签上写下‘战死’和大致时间，并将标签挂在他的第一粒衣服扣子上。但是很快运来的伤员越来越多，我很快就没有时间给他们写标签了。这天晚上，一个恐怖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了几次：‘也许我也不能活着离开这个山头。’我周围有这么多战死和快死的陆战队员，很明显我生还的机会也很小。周围不断有炮弹和手榴弹爆炸，最后我都忘记周围的战斗了。我长时间弯腰工作，有时我站起身时，大衣的后襟还贴在身上，不肯落下。这是因为弹片将它扎在我的裤子上了，我多次不得不动手将大衣拉下，把弹片从上面拔下来。”

克雷普尔不时看见杨西来回巡视阵地，吐掉嘴中的血水，用血块阻塞的喉咙喊叫：“同心协力！坚守阵地！”在照明弹的光亮中他是个明显的目标。

“同心协力！”加拉赫喊道。

“同心协力！”罗宾森回应道。

杨西回忆道：“这时就像是电影中克斯特中校的最后一战一样。我不断问自己，从哪里跑出来这么多中国人？”

克雷普尔说：“好几次我想拦住他给他包扎伤口，但是他忙于调动兵力，防止志愿军突破阵地。没人愿意和杨西争论，假如他不在这个该死的山头上，我们谁也不愿呆在那里。”

陆战队的防线开始动摇，很快就要被突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菲利普斯上尉出现在战地上，握着一只上了刺刀的M1步枪。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将步枪扎进坚硬的土地，嘶哑地高喊道：“这是E连，我们坚守不退！”

不一会儿，一梭子冲锋枪弹将他打倒在地。波尔中尉接替指挥，他也多处受伤，无法行动，但是依然喊叫着发布命令，并不时坐起来，用卡宾枪射击。

克雷普尔说：“另外一名医护兵叫乔治•菲谢尔。他是一位很和蔼的人，比我年轻很多，那时我26岁，他也矮小很多。乔治不惹人注目，戴着一副政府发配的眼镜。我们合作得很好。因为我的身材高大很多，所以总是我将因伤不能行动的伤兵拖回救护站，乔治在那里忙着照顾伤员。”

杨西说：“是的，有两个原因让我很清楚地记得乔治•菲谢尔。第一，他常哭，陆战队艰苦的战地生活让他很痛苦，他无法遮掩。第二，他不太适合他的工作；他不仅笨拙，而且过分仔细，他看上去在逼迫自己工作。但是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你知道，陆战队员们非常尊敬这些海军医护兵。”

克雷普尔说：“我们尽量将每一个伤员放进睡袋，让他们保持体温，这样受伤造成的冲击就不会致命。我们试图节省吗啡，只给胸部和裆部受伤的伤员用吗啡。（我们不得不将吗啡针含在嘴里，这样才不会结冰冻住。）经常我们将吗啡针扎在手腕外侧。这个地方其实很不干净。每个人的手腕都被泥土和木灰弄得又脏又黑。我们的吗啡不够用，绷带不够用，时间也很紧张，所以我们经常要做出一些痛苦的决定。在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决定哪个陆战队员值得继续抢救，哪个应放弃，因为他很快就会死去，有时你都没时间停下，握一下临死的陆战队员的手。他们大多数要找妈妈。我经历了二战，熟悉这样的场景，但是乔治却没有经历过。

一名志愿军士兵从大约20米远处向杨西打了一梭子，一发子弹打在他的右眼下面，将眼球从眼窝中挤了出来，同时巨大的冲力也将他打倒在地。他艰难地爬起身来，用剩下的左眼看见那名志愿军战士也蹲下换弹夹。杨西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卡宾枪，但是没找到，他便从腋下抽出他的。45手枪，用两发子弹打倒了攻击他的志愿军士兵。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摘下手套，将眼球又塞回眼窝。“就像将一个煮熟的鸡蛋塞进一个树节孔，幸运地是我的右眼再也没有掉出来过。”

很明显假如1282高地和1240得不到支援，那么柳潭里北面的防线即将被突破。菲利普斯的E连伤亡严重，勉强能守住1282高地；胡尔德D连则已经被志愿军从山顶赶下来，正在艰难地反击，试图夺回高地。午夜后的战斗间隙中，菲利普斯用保守的方式向戴维斯营长要支援，他在电话中说：“我们伤亡严重，但是依然坚守阵地，不过我们需要一些帮助。”

因为运气不好，兰德福•罗克伍德中校被困在下碣隅里，所以雷蒙•戴维斯负责指挥5个步兵连，这时至少有两个连身处困境。等戴维斯和默里中校在5团和7团的联合指挥部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后，来自5团1营的预备队准备投入战斗。杰克•琼斯上尉的5团C连将派出一个排帮助胡尔上尉夺回1240高地，另两个排到1282高地来营救残存的E连。

5团1营的指挥官是约翰•史迪文斯中校，他回忆起当时的混乱，7团3营营长威廉姆•哈里斯还打电话了，说他被志愿军包围，祈求史迪文斯带领全营过来解救他们。史迪文斯说：“我多少将他的请求搁置在一边，告诉他我会给他打电话的。然后我出去给琼斯和黑特的连队布置任务，他们即将在黑暗中登上北面的那两座山头。作战指示没有多少内容。我只能告诉他们，等他们登顶后，后有激烈的战斗等着他们。”

杰克•琼斯上尉回忆当时他很不高兴看到自己的连队被分兵两处；这又背于作战条例。但是他也明白现在是危急时刻，山顶上最需要的是有武器的大活人。

一等兵雷•沃克来自于5团A连，他说：“我们在柳潭里附近宿营休息，大家都觉得很安全。我刚在一堆稻草上躺下，就看见一串绿色的曳光弹飞过北面的山脊。这是一场精彩的表演；曳光弹就像彗星一样四处横飞，有时撞在山坡上，有时一直向上，飞入夜空的繁星，不时还能看见志愿军黄色的照明弹。枪械军士斯坦利•米勒的到来打断了我的享受。

“‘好了，停止享福，拿上袜子！我们到那个山头上去。’

“‘出什么事了，军士？’

“‘和往常一样，7团需要帮助，抓紧时间！’

“我们随即开始骂7团这些可怜的后备兵，都不能对付几个散兵游勇，还需要我们这些正规军来帮助。”7团大约一半的兵力是后备兵。

少尉尼克拉斯•特拉普尼尔来自5团A连，他回想起当援兵爬上山坡时战斗停顿下来，尖兵不知道E连在那里，边走边喊：“E连。。。你们在那里，E连？。。。嘿，E连！”

约翰•杨西中尉说：“我们并不知道援军即将到来，因为电话线被切断，步话机也在战斗中被打坏。在第二次战斗间歇中，我们将战死的陆战队员用斗篷包起来，然后将他们拖到下山的路口，这样弹药搬运工可以在下山时将他们带下去。”

月亮慢慢地落下山去，黑暗中杨西突然产生了一种幻觉：他看见“各种各样的恶魔”。山坡上这些战死的志愿军突然活了过来，有的在蠕动，有的翻过身来，有的爬行，有的坐起身来，有的还站了起来，它们都变成了噩梦中的魔鬼。

医护兵克雷普尔说：“到处都是死尸，尤其在加拉赫和罗宾森的阵地前。我看见罗宾森搜查一名志愿军战士的尸体，他找出一点食品，是煮熟的稻米和其他谷物做成的象柚子一样大小的东西，包在一块棕色手绢里，他拿过来给我看：‘看看这是什么吃的，医生！’”

中尉罗伯特•贝伊和他手下人看着山脊上的志愿军士兵，这时上士丹尼尔•莫菲走过来了。贝伊说：“我们在那里只能听见有人在说中国话。后无疑问他们占据了山顶。”莫菲说：“假如你让我反击，我觉得我们能夺回指挥所。”

贝伊将他的3班交给莫菲。医护兵克雷普尔也自愿加入。他很受欢迎。克雷普尔说：“当时也许我不是完全‘自愿’的。我刚从杨西的指挥所那里下来，路上看见3名志愿军士兵。幸好他们没看见我，我紧紧地趴在地上，直到他们离开。当莫菲集结反击的队伍时，我发现在这个山坡上也许跟他们在一起是最安全的，所以我追随他们参加反击。我们人数不多；只有莫菲和中士凯茨的班，加上5名中尉克莱门茨手下的散兵；但是我们爬上山坡，将志愿军从山脊上赶走。我看见前面站着一名志愿军军官；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毛衣，外面穿着大衣，没有记扣子。我记得很清楚，他没有用装备的手枪向我射击。”

克雷普尔开始照看伤员，他听见莫菲询问山上的情况：“人都到那里去了？”

“连长战死了，代理连长波尔先生也身受重伤，快死了。”

“中尉克莱门茨怎么样了？”

“死了。”

黑暗中响起一个声音：“鬼才死了！”刘纳德•克莱门茨中尉的前额被冲锋枪子弹打伤，幸免一死，活到战后，可以亲口向后人讲述当时的情况。他说：“我的头就像被大铁锤猛砸了一下。我都不敢用手触摸伤口，我怕我的脑袋被打碎了。我问别人杨西中尉在那里，有人告诉我他多次受伤，失血过多而死。很有意思，我以为杨西战死了，杨西以为我战死了。”

克莱门茨然后看见一位“衣冠整齐的绅士”爬上山，向他走来，后面跟着一队精神饱满的陆战队员。这位衣冠整齐的绅士说：“我是杰克•琼斯，我带来两个排。”

“让我告诉你我们的人在哪里，”克莱门茨说。在照明弹的亮光中，垂死的波尔中尉向琼斯上尉笑了笑，无力地招了一下手。

中尉威廉姆•谢瑞尔说：“我们差不多全受伤了。”谢瑞尔行走困难，他知道腰上受伤了，搞不懂为什么这样的轻伤对他有如此严重的影响。他不知道的是一块弹片扎进他的胸腔，导致他的一个肺塌陷，另一个肺充满液体。不管他怎么努力，也无法正常行动，不久他就被放上一个担架，被抬下山去。谢瑞尔说：“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战斗根本没结束，我还想贡献我的一份力量。但是我实在无能为力。”

一声号角标志着战斗间歇的结束，紧随而来的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焰火表演。”少尉特拉普尼尔回忆道：“有喷花，转轮，窜天猴等无穷无尽的焰火。结束后，志愿军又爬上山坡，开始向我们进攻。山坡很陡峭，随意等他们到了近处才开始射击。在看见他们之前我们就能闻见他们的味道。有人怀疑我们在这么远的距离上能闻见大蒜味。其实不仅仅是他们的呼吸中带着蒜味，他们的衣服上也带着蒜味。假如你经常吃大蒜，那你的毛孔里也会冒出蒜味，而且能传出很远。”

“很快我们全线遭到猛烈攻击，我们奋力防守，才没让他们进入我们背后的浅沟。天慢慢地亮了起来，我们可以看见山顶上到处都是被手榴弹、迫击炮和远程火炮炸出的弹坑。”

一等兵雷•沃克的自动步枪出了故障；枪机卡住，动弹不得。一组织志愿军士兵从他的左面路过；看见年轻的沃克，但是没有攻击他。沃克忙着修理自动步枪，他将扳机拆下，扔到左边，取出撞针，扔到右边。身边到处都是武器，他修不好自动步枪，就顺手抓起一把M1步枪，但是只打了一枪就卡壳了。这时他看见山坡下面有一名志愿军士兵悄悄地绕到一名陆战队机枪手身后（“非常小心，就像一名理发师要给顾客理发”）。拔出手枪指向机枪手的头，扣动扳机，然后走下山坡。沃克说：“这时我开始疯狂地寻找能使用的武器，没有武器的我，就像是没穿衣服似的。一名身材矮小，一头黑色卷发的陆战队员过来对我说，‘我知道呢里能找到些手榴弹。’一会儿我们就拖过来一箱手榴弹，用刺刀将它打开，开始向山坡下投掷手榴弹。这里子弹到处横飞，根本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时的山坡上到处是志愿军，看上去就像是爬满了白色的肉虫子。”

不知是怎么回事，当他去抓下一颗手榴弹时，发现他已经在嗤嗤地冒白烟，击发的把手已经不见了。他赶紧用向后倒下，躲避爆炸。他的右手还没放下，手榴弹就爆炸了。弹片打断了他右手的尺骨，扎进了他的胸口，划破了他的嘴唇、前额和手指。一名叫帕克的医护兵从嘴里拿出吗啡，给他打了一针。几分钟后，天明时分，他和一组伤员被送下阵地，杨西也在其中。

医护兵克雷普尔在灌木和山石间寻找受伤的陆战队员，他看见一名志愿军士兵面对着他坐着，歪着头端着枪瞄准在反向山坡上那些列队下山的伤员。克雷普尔在大约10米远的地方向他开了一枪，他的头垂下碰到他的膝盖，带着护耳的棉帽子也被打飞了。“他都不知道是谁向他开的枪，都没时间体会死亡的恐怖。”

天色越来越亮，攻击机可以开始空袭了，第一次空袭时飞机距离1282高地很近，陆战队员都能看见飞机机翼的上侧，攻击机不断从山前飞过，距离如此之近，好像这些飞行员要把炸弹扔在陆战队员面前几米的地方。

杨西的下巴脱臼了，他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搞得，匆忙中用撕下一条毯子的一角将下巴固定住。他看见琼斯上尉，就走过去想向他汇报1282高地上的情况。此时杨西的脸上满是血迹，一只眼睛肿得几乎无法睁开，而且被那些手榴弹震得晕头转向。琼斯上尉看了他一眼，要他赶紧跟伤员一起下山。

杨西说：“一名中士对我喊道：‘从这边下山！’向我伸出一根木棍。我抓住木棍的一头，由他引导着顺着小道下山。等我们来到营救护站，我的伤口又开始流血，一名医护兵将我捆在帐篷的柱子上，以免我被自己的血呛着。”

克雷普尔说：“假如杨西不在山上，可能我们谁也无法幸存。没人能像他那样逼迫手下人坚守战地，面临几乎不可避免的死亡。有时我想也许是杨西一个人的努力挽救了柳潭里所有的陆战队员，因为假如志愿军占领1282高地，他们将冲入防御圈，占领5团和7团的指挥部。我敢肯定假如杨西不在这里，志愿军肯定会占领1282高地。

“还有一件事。假如我的儿子或孙子当兵打仗，我不希望他在杨西指挥的排服役。他的排占领了比别人多一倍的阵地，打死比别人多一倍的志愿军，但是损失也比别人多一倍。也许这就是陆战队的战斗风格。。。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这样。”

官方记载着这样总结1282高地上的战斗的：“这场战斗基本上是志愿军第235团1营的自杀攻击。”没有志愿军在这场战斗中的伤亡数字，但是在山坡和山脊上堆积了几百具尸体。陆战队方面的损失是这样的：7团E连的176名陆战队员中有120人伤亡。（斯坦利•罗宾森和詹姆斯•加拉赫没伤一根毫毛。）琼斯的5团C连10死30伤；黑特的5团A连5死37伤。

那个下山去督运弹药的少尉再也没回来。这样的胆小鬼和那些英雄一样被人牢记不忘；后人谈论起那场战斗时经常提起他，说起这名军官在战场上表现出的软弱，老兵们不住地摇头。尽管如此他的隐私依然得到了应有的保护；外界的出版物上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名字。当年的战友从没对他表现出任何的轻蔑和厌恶，只有怜悯，因为大家都知道胆小鬼必定和耻辱分享余生。这名军官的错误尤其严重，当他的连队急需弹药和支援时，他却不敢回到山上，完成督运弹药的任务。

不顾自己的伤痛，一等兵雷•沃克帮助那些不能站立的伤员将尿撒在罐子里。他说：“这样他们就不会尿湿裤子。”他看见自己的自动步枪助手一等兵米德考夫躺在担架上，米德考夫的下巴被弹片击伤，肿得很大。“我煮了点热可可，帮他坐起身，喝了下去。”（34年后，在一次长津湖战役幸存者的聚会上，我结识了一名肥胖秃顶的老兵。他非常感谢沃克在他伤痛难忍，孤独伤心的时刻表现出的友谊和对他的照顾。）

一名沃克不认识的陆战队员走进帐篷。

“嘿，沃克，你是鲁本•费尔茨的朋友吧？他在外面的卡车上。”

“他伤在那里？”

“他没戏了。”

“你是说他死了么？”

“还有口气。”

沃克说：“鲁本•费尔茨来自肯塔基州，哈兰县，家里私自酿造烈酒。我帮着将他抬进帐篷，骨折的胳膊很不得劲。他昏迷不醒，不断呻吟，但是军医不愿抢救他。我很愤怒，然后差点跟军医打起来，直到有人告诉我鲁本的大脑受伤了，这里根本无法医治。我们将他抬到外面，将他放在草堆上。他在我的怀中死去，我哭了，至少他没有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

克雷普尔说：“后来我在营救护所找到了波尔先生。他知觉尚存，还能认出是我，问道：‘连队怎么样了？’”

“‘还坚守在阵地上，长官。’

“由于失血过多，他的脸色苍白。我们的血浆都冻住了，无法使用。山谷中还看不见阳光，帐篷里奇冷无比。我从死去的陆战队员僵硬的尸体上脱下睡袋??这是非常艰难难的工作??然后给中尉盖上，将边角压在担架下面，将他包裹好，准备向后方运送。他死去时我紧握着他的手，这时大约是早上8时30分。

“我会很想念波尔中尉和佩利普斯上尉。他们是好朋友，虽然他们性格截然不同。波尔中尉是一名安静、好学、周到细致的军官，而菲利普斯上尉则性格开朗，勇气过人，一个天生的军官。他们两人都为陆战队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使成为一名陆战队员更加特殊。我很钦佩他们，同时我也要赞美我们这个该死的连队。7团E连??他们是我一生中遇见的最超群的一群人。”

老木匠

南面一英里的1240高地上，情况越来越糟。胡尔上尉的三个排中，一个被打垮，两个为了避免被合围而后撤。就是说，到了凌晨两点的时候，D连全部从高地上撤了下来，许多阵亡的留在了上面。

一等兵阿尔·布莱德肖（PFC Al Bradshaw）回忆：“试探性进攻大约9点开始，到11点的时候，双方已经杀的昏天黑地。其间，有些可笑的事却仍然历历在目。激烈的战斗中，约翰·迪默尔（John Demer）突然转过身要我点一支烟给他。他长这么大从来没碰过烟。后来仗打得紧，根本没空看他吸了那支烟是不是恶心的要命，我想肯定是。就在此时，一挺机枪从身后扫过来。迪默尔和我回头一看，身后的拼接帐篷布上出现了弹洞，那是我们挂在身后挡风用的。在这挺机枪扫射的间隙，我没命地叫喊，要他们停止射击，但就是不停。我们断定是中国人占领了身后的机枪阵地，对我们前后夹击。当机枪射向别处时，我跃起身一气打完一个弹夹八发子弹，把它打哑了，再没叫过。直到现在，我也不敢肯定后面的一定是黄种人而不是陆战队的战友。换上你，你怎么办？

“雷恩中士（Sergeant Lane）过来要一个白朗宁自动步枪手去反斜面，守卫后面的指挥部。迪默尔跟着雷恩中士走了。‘你要当心’我对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一等兵佛朗哥·勒森特拉（PFC Franco LaCentra）：“我们的战斗小组在一个前哨阵地上，当第一轮照明弹升起时，就看见了大量的中国人。我说,‘各位，我们得离开这儿，’于是我们四个一路跑回主阵地。

可到了那里一看，眼前只有被打死的陆战队员还在。我跑去指挥部，帐篷里面空荡荡的，布满令人疑惑的弹洞。 我恍然大悟：D连被赶下了山！我当场呆了。”紧接着，一个跨着冲锋枪的黄种人从帐篷边上走过来。我们两个同时抬起枪口扣动扳机对射，但谁的枪都没响。随后又冲上来几个黄种人，我倒下了。先前那个打着手势，要我把风雪衣脱下，另两个蹲下身，把我别在子弹袋上的手榴弹摘下来。最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的那种无所谓的样子，好像世间的事情根本与他们无关。把我的手表摘下来后，他们就一同站起身后退了几步，执冲锋枪那位对着我开火，子弹打中了我的大腿。他们走后，我爬进一个有两端出口的掩蔽壕。再后来，我又听到中国人在很近的地方讲话，而且发现这群黄种人在这个掩蔽壕的棚顶架了一挺机枪。我甚至能看到他们坐在上面时垂下来的脚。

现在一想，好像他们有意给我留条命。开枪的那个中国人，为什么不瞄着我的心脏打，或者对着胸部一个连发? 他照我的大腿开枪，只是要我失去战斗力。还有，那些掩蔽壕上面的中国人，接近这样一个掩体，一般的做法，都是先丢一颗手榴弹进去。但这次他们没这样做。为什么？我捡了条命，而那么多的人却没有。？

罗伊·皮埃尔下士（Corporal Roy Pearl）：“看上去敌人是从两个高地之间由北向南突破进来的，这样一来营指挥部处于危险之中。戴维斯上校命令所有文职，司机，海军炊事和通讯人员，在指挥部帐篷周围组成一个防线。这当然也包括我，我就往外走，但上校叫住我，“皮埃尔，你留下。’

“他非常忙，所有的无线电，电话以及通信员送来的报告都要由他来做总体分析。我在他身边这几周里，只有一次他提高了说话声音：胡尔上尉在无线电上报告说D连的高地失守。上校大声地命令胡尔上尉将他的部下组织好，把高地夺回来并死死守住。

雷蒙德·戴维斯中校（Lt. Col. Raymond Davis）：“那个晚上过后，我一直有一种挫折和负罪感，因为没能把这五个连组织的更好一些。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当时的情形令我痛苦不堪：E连在1282高地上苦苦挣扎； D连从1240高地上被打下来；接着，F连和C连也陷入困境。他的五个连唯一还过得去的就是陆战七团的B连没有告急。（李周恩中尉说：“那天晚上，出现在其地方的困境不会在我的防区里出现，因为我有一个强悍的巡防系统。”）

一等兵克拉茨（PFC George Crotts）：“对我来说，1240高地战斗的开始就是我被人弄醒的那一时刻：有人把穿着靴子的脚伸到我身子底下，电光石火之间，我惊得一下子从睡袋里窜了出来，一边使劲眨着眼睛让自己清醒。有一个小个子就站在我和带着余烬的篝火之间，我抓起M-1步枪朝他开火，但扳机冻住了。我此时能想到的就是拼命地往冻住的地方哈气。那可是零下十五度的严寒，但肯定管用了，我连着打了一个弹夹。枪口的闪光晃得我一下子什么都看不到了。等我能看东西时，他不见了。真是未解之谜！不可能打不中的，你说呢！

“不管你怎么想，开始枪声大作了。那个夜晚，我一开始是和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以及鲍勃·马丁（Bob Martin）一起投手榴弹，炸的黄种人不敢靠近。后来，我却看到一个黑影靠了过来，在我就要开枪的时候，那人叫起来：‘别开枪！是我，巴特尔斯。中国人又从这个方向上来了。’

“巴特尔斯一加入，马丁就腾出功夫掉转机枪对着从另一面上来的敌人散兵线扫了几个连射。供弹带还剩几颗子弹就到头了，我准备好一个新的，前一个打完了，我立即换上新的并关好弹仓盖。马丁仅打了一个连射就卡壳了。他发疯一样地想清除故障，但就是不能。在那个节骨眼上你能说什么？我告诉你，你只能说：‘哎，他-妈-的！’

“这次试探性进攻被打退了，敌人争先恐后地往后坡下跑。马丁，切斯特菲尔德和我三个人扛起机枪，三角架和弹药箱连着长长的供弹带在后面拖着，拼命地跑向胡尔上尉，他正在组织部队来一次反攻。

“比尔·罗素死了，”马丁告诉我。比尔还带着我的手表，确切地说是我父亲的手表。我们的预备队待发那天，他坚持要和我交换手表，因为他的是什么都防的，而我的是什么都不防的。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常常把手表借给站岗的弟兄？。不管怎样，我想过去找比尔的尸体，把手表取回来，但转念一想，有人看到你从阵亡的陆战队员身上把表扒下来该怎么想。我和比尔·罗素很好，和他的死比起来失去一块表算什么；而且我的父亲也能理解。当我把这些想法告诉马丁时，他说比尔在那个夜晚之前已经把表转给简·巴特尔斯了。但你猜怎样？巴特尔斯刚刚受了伤被担架抬下山了。

“天哪，这一夜过的!”

“好了，”胡尔上尉说，“我们去收拾这些婊子养的。”

毫无准备的中国人对我们的反攻大吃一惊，逃跑了。胡尔的连又占领了1240高地。佛晓时分，十六个陆战队员控制着这个近山脊的小小环形阵地。真是太小了，胡尔的通信员，沃尔特·莫纳德下士（Corporal Walter Menard）站在中间可以给每一个阵地上需要的人抛递手榴弹。
      
一等兵阿尔·布莱德肖，也是十六个人当中的一个。后来被派去把受伤的陆战队员运下后山坡。布拉肖回忆：“这个受伤的陆战队员块儿太大，我弄不动。一等兵恩斯特·卡尔德维尔（PFC Ernest Caldwell）过来，用了个消防队动作，硬是把伤员拦腰扛着下了山，我拿着他们的步枪跟在后面。我必须要倒退着往下走，因为中国人就在后面跟了过来。这时候排长助理亚瑟·威尔斯中士（Platoon Sergeant Arthur Wills）十分及时地赶了过来，帮我阻击中国人直到我们下到坡底。这是我与一等兵恩斯特·卡尔德维尔生前的最后一面。

“我赶回阵地的时候，战斗进入白热化。八发装的弹夹消耗的非常快。我的枪正好在最后一个弹夹时卡壳了，这时候我的右腿肚子上中了一枪。中国人已经非常近了，用石块都能砸到他们。随后，右大腿上又挨了一枪。我看到又有一个陆战队员中弹，像根圆木一样滚下坡去。后来又遇到威尔斯中士，紧接着手榴弹落了下来，我们两个都被炸得飞了起来。我看到他落下，头上流着血，对他说，‘嘿，这是你的紫心勋章，’他笑了笑。这是他活着时我见的最后的一眼。

“我大腿上的那一枪伤得很重，看得出是伤了动脉，因为随着心跳节奏，鲜血一股一股地从伤口涌出。我自己能止住血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可能深地把手指用力插入伤口里压住。谁有时间试试把自己的脏手指插进身上像鲜肉上的洞那样的伤口里感觉一下。一等兵戈劳佛·鲍兹（PFC Grover Boaz）过来，从自己的急救包里取出一卷绷带递给我，我撕开外包装，他往我腿上两个枪眼里撒了些磺胺药粉。接着，你大概知道我又要说什么了：这是我最后见他还活着。

“黎明时分，一声爆炸掀飞了我的钢盔，我也随着再次腾空而起。我觉得自己被炸成了两截。落在几码远的斜坡上，眼前一片白。一两分钟后，我能看清了，开始爬着四处寻找武器。我发现一个受伤的中国人握着汤普森，爬过去一把就抢过来。他只是看着我，我又靠近一些使劲拉下围在他腰上的子弹袋。

“这里的情形看上去不怎么好，斜坡上的所有陆战队员好像非死即伤，黄种人只要再来一次冲锋，我们肯定全交待到这里成为记忆了。那天早上没有风，射击和爆炸的硝烟就悬在我们头顶，如同一块乌云。然而，这还不是1240高地上的血战留给我的最后记忆。我往右边望去，山坡上两个黄种人架着一个陆战队员，脚跟拖着地，第三个跟在旁边正用刺刀捅。那陆战队员不是死了，就是要死了。我端起汤普森瞄准他们打了整整一梭子，连同那陆战队员一起。

黎明后不久，从陆战五团杰克·琼斯上尉的C连派来的一个排，在哈罗德·道少尉的指挥下出现了。领头上来的一位一等兵环顾了一下这个班一级大小的防御阵地，似笑非笑地咧着嘴，‘看起来你们一直不顺。’”

佛朗哥·勒森特拉：“我听到了美国人说话，间或一声手榴弹爆炸。我知道陆战队在逼近这里，一步步地用手榴弹清理战场。听到他们接近我藏身的这个掩蔽壕时，我喊了起来，但我太虚弱，声音太小了。接着我听到一个陆战队员说，‘这里有个人。’

“‘是个黄种人。’

“‘嗨，你个傻逼！我他妈的是美国海军他妈陆战队员！别他妈往里扔鸡巴手榴弹，你这该死的白痴！’

一等兵阿尔·布莱德肖：“天亮以后，我因失血而非常虚弱，脑子也不好使了，可能都是我的想象，我看不到一个活的陆战队员，周围都是中国人。随后我听到一个声音：‘那儿还有一个’

“‘不，那个也是死的。’

“他们开始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接着，我一开口差点把他们吓死：‘你们最好动作快点儿，附近除了黄种人和死的陆战队员没别的。”

“一个红胡子中士觉得这很可笑。

“‘你们连的其他人呢？’

“‘就我了’

“‘啊？’

“‘这里是陆战七团Ｄ连。’”

同一天上午在急救站，布莱德肖正要吃下一点东西，听到有人叫他名字。他看了看四周，到处是受伤的陆战队员，没见谁注意自己。几分钟之后，一个Ｄ连的陆战队员从身边走过。

“他刚刚找你呢。”

“谁找我。”

“约翰·迪默尔。”

“噢，是吗？他在哪儿？”

他朝墙角那里扬了扬头。“他刚刚咽气。”

“。。。。。。他妈的。”布莱德肖说他仍然能听见约翰·迪默尔在叫他的名字。

老木匠

28日下午4时27分，利兹伯格上校收到师部的命令，要他立即打通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的道路。他召集炮兵指挥官，让他们将三分之一的炮兵和四分之一的指挥部勤杂人员组织成步兵排，每个排大约35人，这些排将分配给那些伤亡严重的前线连队。“每个陆战队员都是步枪兵”这一格言将受到实战的考验。

同时，7团3营的军官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指挥官威廉姆·哈里斯中校已经开始表现出了精神崩溃的迹象。帕特里克·罗中尉说：“情绪不稳的营长做了些怪事，其中之一是他接连指派几名不同的军官为营部连连长。每次一名军官走进他的帐篷，他就说：‘我任命你为营部连连长。’开始我们还以为这是他在开玩笑。后来我才看出他当时是多么震惊，我听到他命令司机烧掉他所有的随身用品，除了睡袋、背包和手枪。很明显他准备上山进入防守阵地。他的举动让我们觉得很心寒。”

一等兵李洛伊·马丁来自于7团H连，他说：“我看得出来，从1403高地上下来的人和我一样情绪低落。我们都沉默不语，没人说笑。我们看上去就像一群败兵。突然少尉米纳德·牛顿命令我们出来集合，他是剩下的唯一一名军官，所以他自然而然地就是连长了??假设我们还是一个连队。战时的一个满员的连队有大约200名陆战队员；而这时我们只剩下大约40人。不管这些，少尉将我们分成火力组和班，调配武器补充弹药，不知不觉中我们又成为一个战斗团体。一名优秀的陆战队尉级军官金不换。唯一的缺点是他们短命。”

一等兵罗伯特·卡麦隆也来自7团H连，他说：“当我找到牧师时，看见他正忙着安慰那些垂死和受伤的陆战队员，我只得对自己说，‘算了。’我一转身看见中士马修·卡索，他是牧师的助手。他告诉我牧师还要忙一阵，假如有什么事，没准他可以帮助我。我告诉他我的心情沉重，因为我在阵地上用三脚架打死了一名志愿军士兵，也因为我没有将那名战死的陆战队员运下来。卡索中士开导我，让我感觉好多了。他说：‘那个三脚架是你唯一的武器，对不？假如你不先打死他，你就会被他打死的。关于那名战死的陆战队员，正确的做法是你赶紧离开危险的战地，下山来，因为其他人都撤退了。你没有责任将他背下山。’”

“‘我都不敢看他的脸！’

“‘那又有什么区别？’

“‘我都没摘下他的狗牌！’

“‘那又怎么样？’

“我告诉他那是因为我怕认出他是谁；即使我不认识他，我知道我也会终身记住他的面孔。”

狭窄的Hansang山谷无人防守，志愿军可以从这里毫无阻挡地柳潭里防御圈的西南部，这里部署着法朗西斯·派瑞少校的105毫米榴弹炮，利兹伯格上校对他们的处境很担心。到28日中午，7团A连认识到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去Hansang山谷，将在26日巡逻任务中战死的3名陆战队员的尸体找回；这种非战术行动将让已经危机四伏的防御圈更加薄弱。一等兵迪米·基尔能说：“将这3名战友的尸体遗忘在那里，让我们很多人深深地反省和自责，有人甚至觉得自己背叛了战友。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在26日的巡逻任务中，我们首先要保护伤员，而我们幸运地将他们都带回来了。”

利兹伯格上校制定了一个将F连和C连从危险处境中解救出来的计划。他将命令威廉姆·巴伯上校带领F连顺公路向大约5公里外C连靠拢，C连此时勉强坚守在火鸡山上，同时A连和B连从防御圈中杀出。上校认为，将大约4个连的兵力集中在现在C连的位置上，将有足够的力量赶走围困他们的志愿军。但是当他开始实施计划时却遇见了意想不到的现实。巴伯上尉通过无线电告诉团长，由于志愿军占据有利地形，兵力强大，而且F连伤亡严重，所以他不可能沿公路突破5公里，去解救C连。他说：“请允许我继续坚守现有阵地。”

上校想了想，回答说：“同意。”

利兹伯格的下一个行动也是相当冒险的。通过无线电他和被困在下碣隅里罗克伍德中校短暂地交换了意见，他命令中校打通从下碣隅里到德洞山口的道路，和F连会师。这时罗克伍德中校手头仅剩下他的重武器连和营部连，重武器连的重机枪和迫击炮已经借给F连。尽管兵力不足，中校还是带队走上白雪覆盖的山路。这时他还不知道手下的两个连在前晚的守卫1240高地和1282高地的战斗中，伤亡惨重。他的F连此时也在德洞山口被志愿军重重包围。他们来到下碣隅里以北大约1公里半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废弃的金矿，中校让部队暂时停下，他登上高处，用蔡斯望远镜向四周瞭望。

罗克伍德回忆道：“我看到一串分布均匀的黑点，那是在雪地上行军的志愿军。轻武器开始从远处向我们射击，子弹不断落在我们身边的积雪中。我让部队占据有利地形，但是志愿军就像下象棋似的，针对我们的部署也做出了调动。我手上没有重机枪，没有迫击炮，身边的无线电不知出了什么故障，无法联系炮兵火力和空中支援。我能做到的是守住现有的阵地，点燃烟斗，等待下一步命令。利兹伯格上校最后不得不命令我返回下碣隅里。”

雷蒙·戴维斯中校开着吉普车在柳潭里防御圈内检查弹药储藏。下士罗伊·佩尔像往常一样在后座上操作无线电。

佩尔说：“我不断收到一个微弱的信号，就像那天B连遇到麻烦时一样。我猜我从耳机中能听到枪声和叫喊声。”

“长官，你能让吉普车停下一会儿么？”中校将车停到路边，我专心地聆听耳机中的信号。我能听见枪声和叫喊声，但是依然难以分辨。“中校，能将马达也关掉么？这个信号太微弱了。”

“‘你听见什么了，佩尔？’

“最后我终于确定信号来自C连的无线电操作员。他说C连被包围，需要紧急援助。我将耳机交给中校。”戴维斯中校说：“从对方的声音里，我能听出当他知道是营长在和他们通话时，心情放松了不少。”

火鸡山上的形势严峻。约翰·莫里斯的不满员的连队（他手下的一个排在防御圈内负责保卫团部）有被消灭的危险。戴维斯说：“我立即找到利兹伯格上校，请求他派A连和B连杀出防御圈，顺路南下解救C连。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假如他不同意，那莫里斯的C连就完蛋了。假如他同意，那将意味着防御圈南部的防守将更加薄弱，将难以应付可能来自于Hansang山谷的攻击。”

“‘我将警卫排交给你，’团长考虑了一会儿后说。我转身刚想走，他又说，‘解救莫里斯的C连后，假如情况允许请继续向前。换句话说，你可以继续向南，解救在德洞山口的巴伯，不过你一定要在天黑前将莫里斯河巴伯带回防御圈。’”（从这里可以看出利兹伯格严重高估自身的战斗力，想用一个排救两个连，还要在天黑前赶回，不知道大约20公里的山路陆战队员怎么可能在这冬季短暂的白天里走完，他也不想想当时他向柳潭里推进时这段山路他走了几天。——Golf20）

老木匠

第三十一章

指挥陆战5团的雷蒙德•莫瑞中校（Lt. Col. Raymond Murray）说：“在得到了敌人已经截断了我们身后的补给线路的时候，我就明白情况严重。”这句镇静而且不带感情色彩，轻描淡写的几乎可笑的话是在这场战役结束之后的一个月对历史学家萨穆尔•雷曼•艾特伍德•马歇尔（S. L. A. Marshall, Full Name: Samuel Lyman Atwood Marshall，这位老兄是美国军队里面的历史学家，《zhonggong军队的攻击战斗》那本书的作者）说的。它掩饰了莫瑞的一阵阵忧虑，如他在几年后写给一位作者的信中所承认的：“那是我最开始感觉大势不妙的夜晚。当我了解到我们几乎是在每个方向上都被猛烈攻击并且被完全孤立，我就觉得我们完蛋了。坦白地说我认为在北朝鲜的这个叫做柳潭里的地方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在瓜达卡纳尔、塔拉瓦、塞班这些地方的指挥经验教会了他如何不受战争对情绪的负面影响，莫瑞抓紧时间起草和发出了这么一条言简意赅的信息给他的所有部属：

发出：陆战5团司令官
发给：5团1连、2连、3连，11团1连，指挥部和支援连，42毫米迫击炮连。
全体人员注意节省弹药

由于山峰对无线电信号的隔绝作用在战役的开始阶段史密斯将军同各个团指挥官之间的联络不畅。陆战5团，陆战7团的大部，以及炮兵团的三个营已经被包围了几个小时了，但是陆战队的指挥官才刚刚开始明白这一点。到这个时候为止史密斯将军仍然没有搞清楚志愿军进攻的规模和猛烈程度，这一点在他当日的日记里清楚地反映了出来：“那天的晚些时候从陆战5团和陆战7团都得到报告说遭到中国志愿军（CCF，Chinese Communist Forces）的攻击……现在还不知道有关详情。”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派遣副师长去柳潭里来承担起对两个团的指挥任务，但是爱德华•克雷格准将（Brigadier General Edward Craig），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在那个时候正在向东飞越太平洋的运输机上。在二十六日他收到一条消息：“父亲病危。”克雷格就这个事情和史密斯将军商量，后者后来说：“克雷格将军和他的父亲关系很好，因此希望能够在最后的时刻陪伴在老人身边…这样在长津湖战役中我就一个副师长都没有了。”

默瑞中校说：“利兹伯格上校在二十八日早上打电话建议‘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密切协作。我们的参谋人员应该彼此近在咫尺。’他的司令部在一栋有玻璃窗户和木地板的小石头房子里，现在他邀请我去他那里。作为在柳潭里的最高级别军官，他可以全权决定要做什么并且发布相应的命令。对于在那场战斗中他一直以平等地位待我我一直都非常感激。毕竟在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37岁的中校，一般这个军衔的军官指挥的是一个营而不是一个团，而利兹伯格那个时候比我年长十岁并且已经是上校了。”

两位军官决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陆战5团将不再继续执行西进的命令了，然后他们就和联合参谋部一块着手进行合并和重组工作。基本上他们做的就是通过将防御圈缩小的方法来加强它。

对默瑞中校个人来说，那时的情况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所称的“全然的不真实——我们就像通常那样干我们的日常工作，像是在进行联合演习似的。车辆在山谷里的道路上来来往往，没有任务的士兵坐下来给他们的妻子或情人写信，另有人拿着餐具在厨房帐篷外面排队打饭，报告继续如平常那样签署。但同时如果你抬头往山坡上看就能够看到陆战队员和志愿军士兵互扔手榴弹。通过双筒望远镜我看到陆战队的一个排重新占领了一块他们几分钟前丢失的阵地，我还看到一个陆战队员站起来开了几枪后倒了下来，他的两个同伴靠上去打算营救但是敌人的火力变得如此密集他们不得不退回来，然后我看到一小群中国人从天际线那边翻过来，其中两个就在倒下的陆战队员身边停下把他的风雪大衣和靴子剥去了，简直像是在看演出。”

在白天战斗的间歇到来的时候，站岗的陆战队员因为害怕生冻疮而跺脚或者活动他们在塞满冰雪的防水雨靴中的脚趾。利特文医生（Doc Litvin）说：“现在每个人都知道避免出汗的重要性——但是在激烈交火之时这是不太可能的——汗水会在你的脚和涂了橡胶涂层的防水雨靴靴底之间冻结成一层冰膜，如果你不时不时地脱去防水雨靴按摩你的脚更换袜子，那么就有很大可能被冻伤以致失去战斗力。”

救护站爆满，许多伤员不得不被安置在外边的地上，医护兵在他们身上铺上雨衣，并且时不时地将雪从那些已经失去自理能力的人脸上拂去。很容易分辨出谁死了而谁还活着：死者的脸都被雪罩住了。

陆战5团的团军医切斯特•莱森登中校（Lt Comdr. Chester Lessenden）说：“血浆都结了冰以至于无法使用——冰粒会让导管堵塞，我们也不能更换伤口的敷料，因为那需要脱掉手套，而一旦脱掉手套你的手就会生冻疮；我们也不能将一个人的衣服割开以便让伤口暴露出来，因为那样他会被冻僵。很多时候让伤员一个人呆着会比较好。寒冷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它延缓了伤者的失血速度，除此之外它一无是处。你曾经试过将一个伤员塞进睡袋里吗？”

军中尉医官罗伯特•韦德梅耶（Lt.(jg) Robert Wedemeyer）正在检查双腿被炸掉的罗伯特•凯内莫上士（Sergeant Robert Kennemore）的情况，后者在1282高地上扑在两枚手榴弹上，爆炸之后竟然奇迹般地幸存。处在注射吗啡后的眩晕状态的凯内莫想要知道他的蛋蛋情况怎样，对这个问题伟德梅耶医生找到了一个体面的回答：“管他呢，如果油箱里还有半箱油你是不会担心的，对吧？”凯内莫后来成为七个孩子的父亲。

在陆战5团2连的救护帐篷里利特文医生（Doc Litvin）忙着照顾川流不息地到来的陆战队伤员，并且在尽力保持镇静。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南边的道路被掐断了，还有流言说利兹伯格和默瑞将要把部队一分为二，尝试着各顾各突围撤向海边。利特文说：“这把我吓坏了。我头一次了解到我们的真实处境如此之糟糕。”时常会有一架脆弱的直升飞机——它们看上去就像大蜻蜓——在附近降落运走一个危急的伤员，我尽力克制着要溜到着陆区攀上其中一架的冲动。你要知道，只要我把脑袋伸到帐篷门外就能够看到周围山上巨量的拿着武器的中国人……

“我真的很想知道怎样才能保持医生用来保守情绪的客观性。直到长津为止我都和其他年轻医生一样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但是在柳潭里的山上每当那些年轻人中的一个死去时我都感觉到自己极其无用。那些伤在胸口或者腹部的小伙子是最难处理的，而对于那些因为内出血而濒临死亡的可怜家伙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你无法在肝脏、脾脏或者肺脏的周围放上压力敷料。”

那个早上在任何一个能够避开凛冽寒风的庇护所里，陆战队员们用他们僵硬的手指分解M-1步枪、卡宾枪、勃朗宁自动步枪和机枪，擦去由于寒冷而变得粘稠的润滑油。卡宾枪被认为是轻武器中最弱的。在低温下它使用的枪弹的小弹壳中包含的发射药产生的气体力量太弱，无法完成重新装填动作。谨慎的陆战队员都在救护站外边的武器堆里面挑拣M-1步枪换下手中的卡宾枪。

实际上所有的武器都受到了寒冷的不良影响。手榴弹不爆炸，重机枪的枪管护套中必须用防冻液填注，而为了不被冻住不管有没有目标轻机枪每隔几分钟都要射击一下。迫击炮除了座板因为后坐力的冲击而龟裂之外状况还令人满意。由于寒冷火炮射击次数大大低于正常值，每次射击之后榴弹炮的炮管可能需要半分钟才能复进到原位，装填和发射下一发炮弹。

在升了火的帐篷里融化的雪水被放在一个油炉的顶上加热，C类口粮被丢到这汪热水中解冻，但是结果总是仅仅最外层融化了。许多吃了那冰冷的未融化部分的陆战队员后来都被肠炎带来的持续痛苦和腹泻导致的剧痛所折磨。

1403高地的一个幸存者一等兵罗伯特••卡梅伦（PFC Robert P Cameron）排在队里等待医护兵处理他的伤口，卡梅伦说：“队列最前面的那个陆战队员在原地慢慢转动身体好让医护兵把一条长绷带缠在他头上，结果就像是木乃伊那样。一个我认得叫做勃比•让•卡利森（Bobbie Jean Callison）的老兄进了帐篷门，我们曾经一起在中国服役。我和他打招呼。一开始他没有能够认出我来，因为我的右眼肿得睁不开了，眼皮紫红紫红的（就像太平洋落日的颜色），上颚有一处复合骨折，上面的四颗门牙断了，所以当我笑的时候那些断齿根就像钟乳石那样伸下来。勃比•让•卡利森是一个让人开心的伙计，当他最终认出我的时候他走过来长时间地看着我，然后说：‘卡梅伦，每次我见到你的时候你都变得更靓了’，他摇着头说‘可不是吗，看来你是铁了心要成为陆战队里面最美丽的锅盖头了’。队列里的其他人都笑了，如果不是因为我的上颚太疼了我一定也会笑出声来的。”

就像在救护帐篷里的医护人员一样，罗伯特•高尔特上士（Sergeant Robert Gault）的阵亡善后登记组（Graves Registration Team）也是忙不过来。高尔特说：“当你周围都是死去的陆战队员而再外边都是活蹦乱跳的中国人的时候，着急赶工有什么用呢？要想适应当时的那种环境很难。无论是在哪里天际线上都有中国人，他们让我想起了一大帮印第安人在跳战舞的景象。”

“时不时的有陆战队员询问能否将死者的风雪大衣给他，因为在爬坡的时候他将要出汗，然后就可以将风雪大衣脱下来扔掉。如果可能我们就会把风雪大衣脱下来给他，因为虽然他站在一边但是却不想碰触遗体。有些时候当我们把遗体翻过来就会发现在风雪大衣上有一个沾满血迹的大洞，这样的大衣就没人想要了。”高尔特告诉采访者因为遗体都被冰冻了所以他们不用担心什么难闻的气味“在釜山防卫圈里情况就不一样了，每天的气温都在华氏100度以上，情况如何可以想象。”

说陆战5团和陆战7团要各顾各地扯向海边的流言是没有根据的，利兹伯格和默瑞绝没有任何拆伙的意思。当下他们正试着找出如何不通过战斗突破敌人的连环路障就能打破封锁的方法。他们的联合行动之一就是派出陆战7团的后勤部长茂瑞斯•罗奇少校（Major Maurice Roach）到长津水库边上去弄清楚冰层的厚度是否足以承载一个车队的卡车，如果能够那么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空中掩护下从冰上运到下碣隅里。在武装护送下罗奇走到那个人工湖的冰面上，用戴手套的手拂去覆盖在冰面上的一层雪粉，用从机械师那里借来的手钻在冰上钻洞进行测试，得出结论说三英寸厚的黑冰强度不足以承载一长列重载的卡车。

在二十八日下午的某个时候，莫瑞中校对于在下碣隅里的师参谋部对于在柳潭里的陆战7团和5团所处的困境不当回事的态度表示失望。默瑞说：“他们看来根本就不了解我们这里情况有多糟糕。最后我对利兹提到这一点，说‘让我们发给他们一条信息，里面写上‘绝境’这个词。让我们告诉他们这里的情况是‘绝境’，这可以让他们清醒清醒’。”

“不”，利兹说，“不要那样做。”

实际上师参谋部已经开始领会到情况有多么糟糕，但是暂时什么忙也帮不上。对志愿军战俘的讯问表明在柳潭里的陆战队面对的是三个师：北面的第79师，西北的第89师，西南的59师，不久之后还会有其他师加入攻击。在这个歼灭战的总计划里志愿军至少实现了两大主要目标，那就是：将陆战队1师分割成三大块，并且相互隔离开来，第一块在柳潭里，第二块在下碣隅里，第三块在土古里；以及封锁住连接这三块的道路（还有两个小块：陆战7团C连在沿路往南三英里的火鸡山，陆战7团F连在沿路往南七英里的德洞山口。）

在中午的时候覆盖的云层开始裂开，让暗淡、无力的阳光照射下来。从海上的航空母舰以及兴南（Hungnam）外的Wonpo（疑为原州：Wonju）机场起飞的陆战队和空军的战斗轰炸机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为地面上的陆战队提供了一些保护，不管怎么说迫使绝大部分志愿军在二十八日白天躲藏起来不再行动。

老木匠

陆战七团的C连阵地横跨火鸡高地（1419高地）的低坡处，火力向上指向山脊，从山脊上可以由东向西俯视他们背后的公路。在中国军队主攻之夜，约翰•莫尔斯上尉的C连陆战队员们和其他连队一样，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他们以为自己地处两团之间，万无一失地与身后公路北上三英里的柳潭里，南下三英里部署在德洞山口的一个加强连遥相呼应。

11月28日凌晨2.30分，中国人从火鸡高地山脊上向C连直冲而下，顷刻攻破了阵地右侧杰克•查拜克中尉（Lt. jack Chabek）的排所在防线，造成很大伤亡。接着又横扫左侧，攻击参谋军士厄尔•J 佩恩（Staff Sergeant Earl J. Payne）的排（这个排缺少一个班，佩恩曾经派勒兰德•布朗下士带领他的班去坡顶建立一个前哨阵地）。紧急关头，莫尔斯上尉把连指挥部和迫击炮分队能战斗的人员都组织起来，编成两个排加入战斗。就在此时，敌人的进攻火力使无线电失灵，莫尔斯既得不到海盗飞机的空中支援也没有来自柳潭里火炮阵地的火力支援。

而且，从进攻开始一直没有前哨阵地上的消息。黎明时分，趁火力减弱的时刻，莫尔斯上尉手作喇叭状向坡顶高喊：“布朗下士！勒兰德•布朗下士！”没有反应。

这时候，科蒂斯•吉斯林下士（Corporal Curtis Kiesling）自告奋勇地要爬到坡顶去察看前哨阵地。莫尔斯对此感激不尽，同时紧张地一路仰望着着年轻的陆战队员努力地爬过陡坡上的巨砾，直到他的身影消失。下面等了心急火燎的十分钟后，才看到吉斯林又露面了，他对着下面喊：“这儿人影都没有，上尉”

吉斯林又向他的左侧移去，继续搜索。就在他绕过一块突出地面的巨石的时候，一挺机枪响了起来，只见吉斯林的尸体合着大大小小的碎石一起滑了下来。

伤亡的情况使莫尔斯上尉决定不能蛮干，应放弃继续寻找前哨班的努力。C连已被包围，弹药严重缺乏，超过十个陆战队员阵亡，受伤达五十人上下。显然，唯一能救C连于危难的，就是能用的无线电。在这孤岛一样的小小阵地上，所有的人都在注视着中国人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对C连合围的时候，利奥纳德•德林斯基下士（Corporal Leonard Delenski）也在全力以赴地用已经麻木的双手修理那个无线电。

一等兵理查德•M 邓莱普（PFC Richard M, Dunlap）回忆：“阵地外我前方的一个机枪手被击中，参谋军士厄尔•佩恩叫我爬出去把机枪拖回来。你想象不到当我爬过那块弹如雨下的开阔地时的极度恐惧感----我甚至眼看着我周边雪地冻硬的表层被子弹不断钻入的弹洞。记得离家前妈妈说：‘尽量不要恨你的敌人。’的确，我从来就没恨过中国人，即使是弹雨里爬过那死亡线时也没有过。书归正传，我爬到机枪那里，却发现机枪手还活着，我马上靠过去问他能不能爬到我后背上。别说，他还真上来了。我就这样驮着他一路爬回了战壕。后来一些战友认为我完好无损地回来简直不可思议。我猜那个时刻里我想到的就是只管爬不要停下。”

中午时分，德林斯基下士手中的无线电突然响了，他高兴地喊了起来。戴维斯中校：“我记不得C连恢复联络时，我们之间都讲了些什么，反正我把我的信息传递过去了：坚持住！我们马上到。”

恢复无线电后，营空-地联络官罗伯特•威尔森中尉叫来空援，对莫尔斯的C连阵地附近的大批中国人实施凝固汽油弹攻击。在这种造成即刻缺氧，使棉絮军服瞬间气化的粘稠火焰中，没有几个敌人能逃生。

戴维斯中校回忆：“我们很快就准备好上路了。我告诉两个连长，豪瓦特和科凯巴，我们要顺着公路往那个方向快攻，看我们上山前能在公路上走多远。走了差不多两英里，然后我派A连上山，B连留在原地。A连的豪瓦特中尉很快在上面以无线电报告说，发现了一个可以抄敌人后路的小径。”

陆战七团一营的作战参谋托马斯•泰少校（Major Thomas Tighe）回忆：“我建议中校最好下到公路边上的沟里。我告诉他，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不需要一个非死即伤的营长。戴维斯笑着解释说，他在公路上能清楚地看到山坡上部队的展开，这样能让他更好地协同战术指令。对他来说可能有点蛮干，但陆战七团一营的人却很乐于见到他们的营长身先士卒和临危不惧。”

李周恩中尉：“我等于失去了一条手臂----吊在胸前。这可算我很少见的一次失误。因为实在是令人心烦：我这人爱动，又不断地跑来跑去，刚要愈合的枪伤总是被反复撕开，一再地出血，伤口就那样一直张着。当然这并没有拖我的后腿，我的部下需要领导，我必须忠于职守。

最后的进攻简单而又直接。山上的A连紧跟着一轮密集的81毫米迫击炮攻击，把敌人从山脊上朝公路方向赶了下来，再由下面的B连截杀，使敌人处于交叉火力和两面夹击之下。皮埃尔下士：“中国人被打得这一堆那一伙地四散奔逃。”

在这近似屠杀的战斗期间，戴维斯一直用野战无线电和豪瓦特通话，此时，远程机枪子弹不断地落到他周围的路面上。戴维斯：“一个吉普车驾驶员跑了过来对我说：‘中校，你不打算到吉普车后面躲一躲吗？’他实在看不下去了，所以我决定照他说那样躲一躲。我紧靠吉普车的一个后轮蹲下来继续无线电通话。”

战斗结束时下起了小雪。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戴维斯清楚地知道，他没时间继续沿路直下德洞山口去解救F连了。莫尔斯上尉的C连所属的一个排，由乔治•克利佛思中尉（Lt. George•Klieforth）率领----就是守卫（柳潭里）联合防御指挥部的那个排----火速赶到了C连阵地，开始把伤亡者用担架运到山下的公路上。约瑟夫•欧文中尉：“C连没什么仗可打了。”

戴维斯中校：“我始终认为我们本来可以对阵地上这些陆战队员们提供更有效的帮助。”（出于对上级的尊重，他换个方式对利兹伯格上校将七团C连部署在这样一个缺少战术眼光的薄弱位置上提出批评）。

回到大本营后，大家都沉默寡言。陆战七团一营的三个连重新汇集在一起，使柳潭里的陆战队员们感觉上增添了力量。

寒夜里，威廉姆•巴伯上尉（Captain William Barber）的F连却仍然处在孤立无援中。

老木匠

国防部照片 Photo (USMC) A4501

被里特森伯格上校的陆战7团在11月3日至4日的战斗中抓获的中国战俘，确认隶属于124师370团和371团。GCD的“志愿军”战斗出色，但一旦被俘后却令人惊讶地听话和沉默。



海军陆战队历史中心照片收藏

与普通人的看法恰恰相反，中国人并不是以“人海战术”发起攻击，而是以紧凑的50至100人的战斗集群展开进攻。照片中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集群在冰雪覆盖的山头上进行攻击。陆战1师与中国军队第9兵团主力遭遇，该兵团有12个师，总计有兵力150,000人。



梅耶•罗萨姆上士在交通壕上展示一张从黄草岭山口附近中国人地堡中找到的苏联领袖约瑟夫•斯大林的画报。陆战队员们将了解到尽管天气和地形相当恶劣，但中国人仍然相当积极地挖掘掩体并擅长于构筑野战工事。

国家档案馆 (USMC) 127-N-A4807



一排阵亡的中国士兵，因为被冻僵而显得姿势怪异，这里是一个可以俯览陆战5团在柳潭里的指挥部的山坡，也是他们进攻最为深入的锋线。应对中国军队进攻的主要力量是扼守在各个山头阵地上的陆战队步枪连。

照片作者：弗兰克•C•克尔 中士，国防部照片 (USMC) A4839



国家档案馆馆藏照片 (USMC) 127-N-A5457

下碣隅里防线内的中国战俘由约翰•H•格里芬上尉宪兵连的一支小分队进行看押。当陆战队员们从下碣隅里撤离时他们在看押地点留下了受伤的战俘，并告知他们的同志很快就会从山上下来帮助他们。



12月9日早些时候，就在古土里外不远，两名中国士兵主动向陆战队一个步枪连的陆战队员投降。撤退过程中的每一个步伐，从柳潭里到下碣隅里，从下碣隅里到古土里，以及从古土里到真兴里，都显示出了陆战队有关应对此类形势的战术上的明显进步。

照片作者：彼得•W•麦克唐纳下士，国家档案馆馆藏照片



随着行军的继续，因为冻僵而被俘的中国士兵也越来越多。照片中的这群中国士兵可能是某个排或者是某个连的幸存者，他们于12月9日在古土里以南被陆战7团1营C连俘获。

照片作者：弗兰克•C•克尔 中士，国家档案馆馆藏照片 (USMC) 127-N-A5377



两名投降被俘的中国士兵，正在由陆战7团C连的陆战队员拍打身体简单检查随身携带的武器，这两名被俘士兵的手上已经没有武器了。在被给给予一根香烟或者是一块巧克力之后，他们就很顺从地被押向战俘营。

国家档案馆馆藏照片 (USMC) 127-N-A5378



在古土里，阵亡者僵硬的遗体从一辆卡车上搬运下来，准备在一个集体墓地里安葬。照片中还可以看见一门155毫米榴弹炮。117名阵亡者中大多数是美国陆战队员，也有一些是陆军官兵和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员，安葬他们的墓穴是推土机在原先的一个炮兵火力指挥中心上推出来的。

照片作者：弗兰克•C•克尔 中士，国家档案馆馆藏照片 (USMC) 127-N-A5366



照片作者：W•T•沃尔夫下士，国防部照片 (USMC) A5414

史密斯少将是一个虔诚的教徒，12月13日在登上“贝菲尔德”号(APA 33)军舰之前他来到了陆战1师在兴南的公墓看望阵亡将士。三种不同教派，新教、天主教、以及犹太教的牧师举行了一场纪念仪式。现场还鸣放了排枪并吹响了安息号。在长津湖战役的整个过程期间，有714名陆战队员阵亡或因伤不治死亡。

老木匠

巴伯选择占领的那座山突兀地矗立在道路上被遗弃的两间棚屋背后，在其中一间里他设立了指挥所。

有一棵高大的松树生长在半山腰，除此之外那座山基本上是秃的。

在山的北面一个浅马鞍面形成了一座桥将这座山同对面散布着巨石的山脊连接了起来，在山脊后面就可以看到德洞山——这附近最高的山峰。

巴伯知道如果志愿军打算进攻F连占据的阵地，那么这座陆桥将是最有可能的进攻通道。

在山脚下靠近棚屋的地方，是一道8英尺高的路基，那是1932年日本人劈山修路的时候建的。

如果从空中鸟瞰，那么F连的防线大致就呈马蹄铁的形状——两边依托着道路，中间的弯曲部分围绕着山顶。罗伯特•C•麦卡锡（Lt. Robert C McCarthy）中尉的排占据着中间，埃勒莫•G•皮特森中尉（Lt. Elmo G Peterson）的排占据着左边，约翰•M•邓中尉（Lt. John M Dunn）的排占据着右边。

劳伦斯•施密特中尉（Lt. Lawrence Schmitt）说：“我们对那个在朝鲜东北部紧靠长津公路的狭窄而舒适的环形阵地极其满意。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我们的阵地牢不可破，那些黄皮甚至都不敢来打扰我们，我估计附近的中国人也就是那么一两个观察我们动向的监视哨，但是巴伯上尉并不这么认为。

他考虑了一切的可能，做了条例上规定的每一件事，分配了排防御区与火力地域，亲自监督每一件事情的进展，不停地调整重武器的位置直到角度我们满意为止。他的所作所为就像是那天晚上立刻就会有进攻发生一样。

感谢上帝让这位杰出的陆战队上尉在那个时候如此的小题大做！他拯救了我们每一个人。”

炮兵前线观察员唐纳德•坎贝尔中尉（Lt. Donald Campbell）告诉巴伯说无法为7英里之外本杰明•瑞德上尉（Captain Benjamin Read）的炮兵连进行射击标定，因为这里超出了105毫米榴弹炮的射程。

不过还是可以提供具体情况（On an Individual Basis）下的火力支援，就是精度无法保障。

查理斯•C•达纳士官长（Master Sergeant Charles C Dana）说：“在黄昏到来之前我们生起了几堆火，天黑之后上尉又允许我们继续享受了它们一段时间，到21点把火熄灭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四分之一的人当值守望。”

最后一列车队从德洞山口下面隆隆驶过，在安静的夜里即使没有看到它们闪烁的车头灯，在陡坡上行驶传动装置发出的咯吱声一英里之外就能听得见。

在它们轰鸣着经过F连的前哨阵地消失在路转弯之后，寂静重新降临德洞山口。
那是一个晴朗、明亮并且寒冷彻骨的夜晚。

从F连的角度看，在中国人进攻之前的最后一件大事是由营电话线架线队执行的一项日常任务，他们把电话线从柳潭里一直铺设到了F连所在的位置。

一等兵詹姆斯•温德海姆（PFC James Windham）说：“卡西•尼克斯中士（Sergeant Casey Nix）传达了一项命令，要尽快地架设一条连通F连的电话线。
那时非常晚了，大概是在午夜的某个时刻。

我记得月亮爬了上来并且还可以看到很多星星。”

去执行任务的一共有五个人，包括吉普车司机。吉普车为了布线做了临时改装，在车后部安了一个线轴。我有一种什么大事即将发生的感觉，并且在驶离司令部的时候觉得非常紧张。我后来才知道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是那个时候谁都没有说。

因为经常要将电话线架设到离开道路的孤立地点，架线兵经常担心被伏击。线轴发出的声音让人觉得非常的响，并且因为有我们被监视的感觉，整个架线过程更加可怖。

到今天我都在奇怪为什么中国人让我们通过，他们其实是可以轻松解决我们的。
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的就是当我们一回到柳潭里防御圈，我们身后的道路就被冲向F连的中国人淹没了。想想看如果我们晚了五分钟动身情况会怎样！

在F连占据的山顶上，唐纳德•坎贝尔中尉（Lt Donald Campbell）注视着天空中反射的远处柳潭里的闪光，倾听着吹送到山口上来的激烈战斗的模糊回响。

坎贝尔也是那些虽然没有有力证据但是感觉到敌人已经蓄势待发，进攻箭在弦上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灵机一动，他叫通了在下碣隅里的瑞德上尉的陆战队炮兵H连，要求打几发他所谓的警戒炮。

瑞德上尉亲自回话，告诉坎贝尔说他的那个拥有六门炮的H连被命令只对紧急状况做出反应。

更糟糕的是，虽然刚刚更换了新电池，但是坎贝尔的步话机的信号越来越弱了。现在他对于在这个夜晚剩下的时间里能不能叫通下碣隅里越来越没有把握了。

在早晨1点钟左右，麦卡锡中尉注意到阵地上异乎寻常的安静，因此决定检查一下防线。

在月光下他从一个散兵坑走到另一个，被那些当值士兵的呆滞反应搞的越来越火大——这些人不但昏昏欲睡还因为寒冷而反应迟钝。

麦卡锡召集了他的士官长（Platoon Sergeant），三个班长（Squad Leader）以及防区的头头们（Section Chief），挤在一块巨石的背风处他警告他们，如果不能让他们手下的士兵保持饱满的警觉性就要狠狠地收拾他们。

一个小时以后他又巡视了一遍阵地，满意地发现从每一个战位上都传来恰当的口令声。

麦卡锡这才回到他自己的那个浅散兵坑，脱掉结了一层雪壳的战斗靴，心满意足地钻进睡袋。

和非常多的其他人一样，劳伦斯•施密特中尉（Lt. Lawrence Schmitt）也在中国人进攻之前感觉到危险在逼近。

12月27日

亲爱的伊夫琳

给宝贝你写信是我的享受，因为这让我觉得我们是在一起的。如果你有几天收不到我的消息那么你就知道我变得忙碌了。

在路边的指挥所里，施密特被安排第一轮当值，从九点到十一点。

由于担心会渐渐睡着，他将一个倒过来的子弹箱当作凳子——这是为了让自己坐不舒服，以便随时接听每隔半个小时从各个哨位打来的平安无事的报告电话。

时间慢慢的爬过，终于到了换班的时间。

他将上士戈罗恩沃德（Staff Sergeant Groenwald）推醒。

“起来换班了伙计，11（2300）点了。”

当上士（Platoon Sergeant）在电话机旁边就位了之后施密特脱掉了他的防水靴，感恩戴德地蠕动进睡袋：“我在拉上拉链的同时就睡过去了。”

“上尉！巴伯上尉！”

戈罗恩沃德捅着连指挥官，将他从熟睡中弄。

“在，什么事？”巴伯咕哝着。

“第二排报告说有一大群本地人正在沿着道路接近。”

“本地人……几点钟了，戈罗恩沃德？”

“将近四点了（0400），长官。”

巴伯坐了起来按摩他的脸。“好吧。告诉第二排让那些人停下我们好派人去询问他们。钟（Chung）先生呢？”

“什么事长官？”

“下到二排那里去看看那些人是怎么回事。”

当机枪手一等兵杰克•佩杰（PFC Jack Page）听到道路上传来混杂的脚步声的时候，他正在靠近山脚的一挺勃郎宁重机枪后面守望，但是他什么人都看不到。
佩杰将手伸长用力向后猛拉枪栓将这挺大枪完全上膛，然后就坐下来静听着这种声音越来越大。

借着正在落下的月亮的月光，他看到从道路几百码之外的一个折弯处走来一长队的人，肩并肩地排成四排。

佩杰回忆说：“每当你亲眼见到敌人的时候你都很难相信那是真实的，很难相信你正在看到的东西。

我和我的副射手小声商量着，试着想要弄清楚这些部队是敌人还是自己人。”当队伍走得足够近佩杰和其他人看到了那些人戴的帽子上像翅膀一样的护耳以及挂在他们脖子上短粗的冲锋枪，一切疑问都消失了。

防区队长已经向指挥所报告了他们的所见，翻译钟先生也正在下山来的路上，但是佩杰中士等不及了。传奇般的德洞山口之战就要开始。

“他们来了！”麦卡锡手下的一个班长托马斯•埃什戴尔下士（Corporal Thomas Ashdale）喊道。

中尉拉瑞•施密特（Lt. Larry Schmitt）说：“那个时候的温度是在摄氏零下15度左右——我们也是事后在知道的。”

在佩杰中士（不知道为什么前面是一等兵这里就成了中士）突然开始射击之后志愿军士兵分散寻找掩护，一些人临时用八英尺高的路基作为掩体。

这能躲避佩杰的机枪但是却无法躲避从延伸到山脚下的皮特森排防线上陆战队员的攻击，后者将手榴弹从路基的顶端扔过来，同时射杀那些试图翻过路基爬上道路逃跑的人。

当一支苏式冲锋枪突然开火将一阵弹雨射进了路边小棚屋的时候，在里面的陆战队员都惊醒了。

顷刻间每个人都爬出他们的睡袋到处找他们的靴子。

施密特中尉用靴子当枕头，这个当口来不及系鞋带，只把靴子往脚上一套了事。

“我的靴子他妈的在哪？”巴伯上尉喊道：“怀特，你是不是拿了我的靴子？”

“没有，长官。”副连长（Exec.）克拉克•怀特中尉（Lt. Clark Wright）回答说。

上尉要抓狂了。在马灯微光中施密特可以看到他在床上和装具中狂乱地翻寻。

“我KAO，怀特，我找到你的靴子了，你肯定是穿了我的！”

“哦，他妈的！”

“算了，”巴伯边说边套上怀特那冻得硬梆梆的防水靴，“施密特！”

“是，长官？”

“你呆在这里接电话并且传达命令。”

过了一会就有身背无线电的通信兵来棚屋和施密特做伴了。

后者尽其所能地试着和柳潭里联系：“Bilgerwater，这里是Bilgewater Fox，能听到我吗？完毕。”然后电话机就断线了。

符合逻辑的结论是敌人把电话线切断了，这说明志愿军已经将指挥所和山上的排切断。

来到外边，施密特发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81毫米（81mm）迫击炮旁边没有人，当他看到炮班成员的时候发现他们正躲藏在另一间棚屋之后。

“怎么回事？”

“长官，琼斯说离开那里我们就照作了。”

施密特最终说服他们连队需要他们的迫击炮以及弹药，并且让他们携带着装备爬上山坡。

最开始他们碰到一个小问题，那就是一门迫击炮的座板被冻在地上了，不过用挖壕工具猛敲了几下之后座板被拔了出来。

麦卡锡中尉将他的排布置成两个班在前一个班在后的标准阵势，在两翼各配置了一挺机枪。

这是一个坚强的阵地，但是志愿军的攻击如此猛烈以至于在几分钟之内配置在前面的两个班就支持不住。

麦卡锡只来得及将幸存者撤退到预备阵地上，山冠上的阵地就被敌人占领了。在布置在前面的两个班35名陆战队员中15人战死，9人负伤，3人失踪。

约翰•奥达斯上士（Platoon Sergeant John Audas）说：“这三个人都被困在睡袋里，那些黄皮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将他们连人带睡袋一起拖走俘虏了。在零度以下你的呼吸可以让拉链的轨道上结冰，可能就是这个导致他们被困在睡袋里。”

一等兵哈瑞森•伯麦斯（PFC Harrison Pomers）和另外两个陆战队员在麦卡锡防线上的一个散兵坑里，鲍默斯说：“我们听到山下有人喊‘他们来了’，然后所有的东西一块开始猛响：军号、哨子、冲锋枪。

我从我的子弹袋里把所有的八个弹排都取出来排列在散兵坑的边缘上。我们等待着那些黄皮靠得足够近。

你可以看到他们被柳潭里上空闪光所映照出来的侧影，每当我们的机枪打出一个连发，曳光弹红色的亮光就会将他们的脸庞映照出来。

当时如此之多的噪音混杂在一起以至于你什么都听不见，中国人分成好几波冲上来。我瞄准脖子以下腰以上的任何部位。

我忙得顾不上害怕，但还是有时间祷告，我一遍遍重复的祷告词是这样的：‘主，如果我必须死去，那么不要让我拉在我的内衣里。’那时我得了腹泻，就在战斗的时候我下腹还在叽里咕噜地响。”

一等兵彼得•豪格润（PFC Peter Holgrun）说：“当那些黄皮靠近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射击，整个晚上我们都在做这个。

每次喇叭猛吹就会上来一波，一波接着一波。这是真正的战斗，你根本不知道谁在赢谁在输。”

在战斗开始之前很早，二等兵赫克托•卡佛拉塔（Private Hector Cafferata）、一等兵肯尼思•本森（PFC Kenneth Benson）和其他两个陆战队员就被派到了麦卡锡防线前方25码处。

卡佛拉塔说：“我并不想保持完全清醒，但是射击的声音太响了我根本不可能打晃晃。我一睁开眼就看到这些中国人从雪地上直向我们而来，他们靠的这么近以你根本就不必费心去瞄准。”

在中国人越过他们并且泛滥在整个阵地上的时候，本森和卡佛拉塔抓起他们能够拿得动的所有弹药跑回了排里剩下的人勉强守住的那块阵地。

卡佛拉塔说：“本森提醒我忘了拿靴子，哈，我可不想回去取它们，因为中国人到处都是。”

本森和卡佛拉塔匆忙之间跳进去的散兵坑是由一等兵哈里森•伯麦斯和杰拉德（Gerald）把守的，正好在F连防线上压力最大的地方，因为志愿军试图从这里将麦卡锡的排和彼得森的排分割开来。

“在这个时候军官们开始四处抽调人手了，这是为了填补那些牺牲或者受伤的陆战队员的缺。

那时本森和卡佛拉塔出现真是太好了，因为我们的人太少了而他们的人太多了，这全看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手榴弹像雹子一样向我们砸来。一个落在我们的散兵坑里，我伸手去捡，乓，它把我炸到散兵坑的另一边上；另一个在从我的头盔上弹开的时候炸了，乓。”

“伯麦斯？嘿，伯麦斯。”

“我甚至不能开口回答，但是我还是能够移动一条胳膊，所以我就伸手摸脑袋，看到手上有些血，然后就把头盔戴上。我全身都麻了，两耳耳鸣，听到有人一遍遍地叫我的名字。一个海军医护兵爬到我身边，用雪擦我的头。”

“你还好。”他说。

“虽然我仍然处在弹震状态（Palookavile）但是我努力抓起步枪向卡佛拉塔爬过去。”

“我们认为你被打得很惨啊，”他说。

“我也是那么想的。感谢主那只是一个震荡手榴弹而不是一个破片手榴弹。”

“哇”卡佛拉塔说：“又上来了一帮婊子养的。”

“每次射击的时候他都把他的上半身整个地暴露出来。我眼看着这个人做着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有没有提过赫克托不但是排里个子最大而且还是手脚最笨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和本森看着他抓起投过来的还冒着烟的手榴弹对着那些黄皮投回去。有一个就落在坑沿上赫克托必须弯下腰来才能把它捞起来丢在一边，但是他的动作不够快，爆炸让他失去了一部分手掌，于是他开始吐唾沫和咒骂，然后重新往他的步枪上装填一个弹排开始射击。打完那个弹排我们看到他像挥棒球棒那样挥动他的步枪将一枚拉燃的手榴弹径直打了出去，嗖！”

另一枚手榴弹落在本森身边爆炸了，爆炸炸飞了他的眼镜并且使他暂时失明。
由于不能再用他的勃朗宁自动步枪（BAR）射击，本森就四处摸索着寻找步枪弹排，每当听到空弹排被从M-1里面弹出来的叮的一声就把弹排向上递给卡佛拉塔。

“你现在能看见了吗？”

“还不行。”

陆战队的官方史说中国人之所以不能够在这一点上击破陆战队防线主要是由于赫克托•卡佛拉塔，肯尼思•本森以及另外一名叫做杰拉德•史密斯的一等兵努力作战的缘故，并且他们三个“取得了消灭敌人两个排的战果。”

老木匠

距离德洞山口11公里的下碣隅里尚未遭到战事的折磨。这里唯一加入战斗的是本杰明•瑞德的11团H连，他们向德洞山口区域提供火力支援。在下碣隅里只有少数军官知道在别处发生的生死搏斗。在下碣隅里以南大约18公里处的古土里，一夜平安无事。

在史密斯将军的指示下，师作战参谋阿尔法•布斯尔上校乘坐直升机从咸兴来到下碣隅里。他们一路低飞，看见至少有9道路障，飞越山脊时，多次遭受地面火力的射击。布斯尔说：“看来他们（志愿军）是要守在那里，而且非常自信。因为他们坚信能打败我们，他们在也不四处隐藏，躲避我们的侦察。很明显??虽然没人正式宣布??下碣隅里和古土里已经被包围。我想继续飞到柳潭里去，和利兹伯格与默里谈谈??取得最新情况汇报，了解那里的形势到底有多糟糕??但是史密斯将军不同意。‘那里大约22公里远，沿途天气情况很糟，我很不放心你坐直升机去。’但是他自己也坐直升机，当然他从来不为自己的安全担心。”（中尉约瑟夫•威考夫是助理作战参谋，他自愿到柳潭里去，布斯尔说威考夫中尉从前线发回的报告“是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当我们制定撤退计划时。当我们从第十军军部得到命令时，也以他的报告为准决定是否执行。”）

在高层，远东海军司令，海军中将特纳•焦耶在11月28日就已经预见到，假如第八集团军继续撤退，第十军也将后撤或被志愿军从侧翼包围。基于这样的预测，他通告两栖部队总指挥海军少将詹姆斯•多尔，可能要执行一个大规模的营救行动。多尔上将就立即开始为第十军从兴南撤退做准备。

布斯尔在下碣隅里的短暂停留期间，托马斯•里奇中校找到他，里奇中校是陆战1团3营的营长(3营是1团的3个步兵营中唯一到达下碣隅里的)。里奇建议要指派一名负责防御的总指挥，负责指挥在下碣隅里的各兵种的小部队。他还提醒布斯尔1团3营只有两个连到达下碣隅里，上尉卡尔•希特的G连和英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十一特遣队的大约300人还留在古土里，这些部队应尽快调到下碣隅里来，布斯尔表示同意。

里奇召集到达下碣隅里的两位连长开会，他们分别是克拉恩斯•考利上尉和约瑟夫•费谢尔中尉。里奇通知他们大批志愿军在攻击柳潭里，来到下碣隅里的难民说在西面和西南面有大批志愿军部队，两位连长应立即派出巡逻队，核实这些情报。

这天上午史密斯将军坐直升机到达下碣隅里，将他的指挥所设在村北一座不起眼的两室小房中，距离长津河上的那座水泥桥梁不远。布斯尔说：“这里仅仅是他劳累时躺下休息的地方。多数时间他在参谋帐篷中。”在这间朴素的平房中，墙上挂着约瑟夫•斯大林的照片。当一名参谋伸手将它拿下时，将军说：“别动，它没准能给我们些灵感。”

奥利弗•普林斯•史密斯是个少见的、没有特色的陆战队将军。当他的一名参谋被问起能否回想起他的轶事时，这位参谋却想不起来什么特殊的事情，只记得一件小事：“在战役后期，当伙房供应烙饼时，将军很快就来排队领取，后来又来排队领取更多的烙饼。”史密斯和陆战队一样节俭。他身材瘦高，彬彬有礼，在陆战队以他的稳健和准确的判断力而闻名。他提升的速度很慢，在上尉的位置上干了17年，这在当年并不少见，那时的军官要通过严格的检验后才能得到提升。

在二战期间，史密斯曾经在新不列颠岛战役时指挥陆战5团，在贝里琉岛战役时担任副师长，在冲绳岛战役时担任第十军副参谋长。1948年他被任命为陆战队副总司令。当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爆发，他已接近退休年龄，白发苍苍的他被派往潘德尔顿基地担任陆战一师师长。言谈温和，态度腼腆，史密斯擅长于制定政策，发布仔细斟酌过的概括性的命令，他相信他亲手选拔的下级能将他的命令付诸实际。有意思的是，现在人们记得他的却是他在战役后期发布的很有特色的评论。“撤退，见鬼！我们是在向另一个方向进攻。”

在那个时期，就像记者乔治•黑尔博兰德（George Hildebrand）形容的，“陆战队的将军有两大类型。第一种，就像菲尔德•哈里斯；结实，好斗，用咆哮和吼叫表现他们的意志。第二种，就像银行家一样的生意人。霍默•利兹伯格很快就被提拔为准将，他就是后一种人。”奥利弗•史密斯却不属于这两种类型。他最适合的角色是小镇上的药剂师，假如他再增加些体重，老太太们会认为他英俊潇洒。布斯尔说：“谈起长津湖战役，说的次数再多也不为过：没有史密斯将军的预见，陆战一师就不能渡过难关。假如我们的3个步兵团执行阿尔蒙德将军的命令，四处分散，那我们将被志愿军一口一口地吃掉。也是由于史密斯将军的预见，我们才囤积大量弹药物资，尤其是在下碣隅里??就更别说修建机场，这完全是他的主意。”

据布斯尔说，史密斯在下碣隅里下直升机后问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机场什么时候能完工。当史密斯将军和哈里斯于11月16日寻找适合修建机场的位置时，黑色的土壤还是松软的。但是等到28日，冻土的深度已经接近半米，工兵报告说跑道只完工大约百分之四十，虽然他们日夜赶工。将军得知三天以后跑道才能完工。

这个位于水库南端的荒凉的小村就是一片沈寂的茅舍、帐篷和堆积的物资，不由地让人回想起淘金热时的金矿。虽然这一切看上去十分荒凉，但是这些堆积的物资，医院的帐篷和未完工的跑道将成为陆战队日程表上最最重要的设施。官方记载上说：“下碣隅里这个基地为陆战一师重新集中分散的部队提供了合理的希望。”

布斯尔说：“我指派托马斯•里奇为下碣隅里防御总指挥，史密斯支持我的决定。我们知道志愿军马上就会攻击下碣隅里，也许就在这天晚上。假如志愿军占领了下碣隅里，那么在柳潭里的那两个团就完了。”

里奇中校开始准备用他不满员的步兵营和瑞德的炮兵连作为主力来防守下碣隅里，外加上一些此时在防御圈内无所事事的陆军单位。因为迫切需要更多的步兵来加强考利和费谢尔德两个步兵连，里奇希望希特的1团G连和英军海军陆战队立即从古土里赶来。里奇告诉布斯尔他手下的两名军官前几天巡视了下碣隅里周围的地形，环形防线大约6公里长，两名军官的认为起码需要两个团才能守住下碣隅里。和柳潭里一样，下碣隅里也四面环山，但是山头距离下碣隅里较远，除了村子东面的那个山峰。根据地形，有两条可以隐蔽接近下碣隅里的路线。一条是沿着东山，另一条是防线西南侧的一条浅沟，靠近正在施工的机场。里奇必须选择是处处设防，而导致处处的防御都非常薄弱。还是将防御集中在几个点，希望志愿军从这里攻击。很明显大部分防线只能用稀少的炮火来防御。

落日前，本杰明上尉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让H炮兵连留在原位，虽然里奇正在收缩东北方的防线。防线收缩后，H连的6门榴弹炮将处于一个暴露的位置，只有附近的第一陆战队后勤营能掩护他们。瑞德想让远在德洞山口的F连保留在火炮的射程内，假如巴伯上尉需要任何火力支援。他知道假如转移到相对更加安区的防御圈内，他的火炮需要重新调整射击数据，搞不好会丢失原来就在射程边缘的F连的阵地位置。

这时瑞德和他的炮兵们能听到东岸大约5公里远的地方传来隆隆的炮声，那里陆军的一个炮兵营和两个步兵营已经和志愿军开始了生死搏斗。

老木匠

与陆战一师一样，这条窄小的山路也成为美国陆军第七步兵师依赖的生命线。步七师此时正向北推进，而在同一时间，沿着同一条路，陆战一师却从柳潭里沿路往西行进。尽管如此，由于各自不同的任务，二者没法在行进中协调一致。步七师的计划是沿着长津湖东岸一路北行，赶到下碣隅里的北面，此时步七师已经有三个营突进到了那片荒芜的地区，并在下碣隅里以北三英里一个叫做Hudong的废弃小村建立了临时指挥部。

在丰流里江口以南四英里的地方，陆军第三十一团威廉姆·雷利中校的第三营和雷·恩布里中校的第五十七野战炮营准备扎营过夜。而陆军第三十二团唐纳德·菲思中校的第一营却在丰流里江口北面三英里宿营。三个营的随意扎营地点毫无章法，他们的指挥官根本没打算停留在那个地方超过一个晚上，更没有想到会在此遭到袭击。这个被统称为麦克莱恩特遣队的三个目前仍然各自为战的营，居然没有备用的弹药，燃料和食品的储备。第十军根本没有任何计划为陆军装备冬衣，麦克莱恩的陆军士兵仍然穿着仅带绒布里子的野战外套和棉布单裤。他们最缺少的就是带兜帽的风雪长大衣。

三个营之间没有电子通讯联络，也足以说明他们毫无作战准备。中国人进攻时，麦克莱恩上校和亨利·豪兹准将，长津湖东部的两位最高指挥官，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中断了。二人之间偏偏处于三个宿营地的最远端：步七师副师长豪兹在Hudong村的指挥部，而麦克莱恩与先头营的菲思在一起。长津湖东部的战斗一打响，他们只能各自为战，这三个陆军营根本没有任何协防和互援。

11月27日接近夜里11点时，中国人以军号，哨音和牧羊号角声为先导对菲思防御阵地开始进攻。敌人突破了美军的防线，从路东的A连和路西的C连之间突入进来，紧接着进攻A连的防线中部。白朗宁步枪助理，一等兵杰姆斯·兰森：“这可是四十多年来我一直设法忘掉的情景。我被号角声惊醒后，看到照明弹照亮了周围的一切，耳边充满了呼救声，呻吟声以及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我们被击垮了，中国人已经和陆军中的韩国兵混淆在一起，到处都是跑来跑去的身影，美国士兵对所有跑动的人开火。双方都有很多人被己方火力射中。毫无用处的韩国士兵此时更是完全在帮倒忙。”

麦克莱恩特遣队的3000人中，有700人来自韩国共和国部队。步七师师长，路军少将戴维·巴尔后来说“哪怕是最富有想象力的人”也想象不出他们具有作战的价值，这些人都是从街头上或稻田里硬抓来的壮丁，被编入步七师充数的。戴维·巴尔将他们描述为：惊慌失措而又疲惫不堪的一群平民，战争开始头几周的紧急状态下，没有机会对他们进行训练。他们没有军饷，中断了和家人联系，装备低劣，供应极差。步七师兵力几乎四分之一是由他们这些扩编兵源构成，他们的表现与其说是士兵还不如说是战俘。

在Hudong村以南一英里的地方，陆战团的一个工程兵小队在乔治·W 金上尉的指挥下，正忙着从一个锯木厂房上将木板拆下来供下碣隅里之用。除他而外，在整个长津湖东岸这片荒芜阴冷的地区，还有另一位陆战队的军官，埃德华·斯坦福上尉，菲思中校的前沿空中火力导引。这位肌肉发达的大块头曾经是太平洋战场上的俯冲轰炸机飞行员。（斯坦福：“在朝鲜时，我是奉命在步兵部队里执行临时任务的几个陆战队飞行员之一，这里指的就是在美国陆军。但我仍然是随时待命归队的陆战队飞行员”。）菲思中校命令斯坦福将他的战术空中控制组（TACP）转移到A连的防线后面，准备早晨时开始对他们提供空中支援。这个TACP是由斯坦福和另外三个陆战队士兵组成的，他们是，迈龙·史密斯下士，一等兵文戴尔·萨佛尔和一等兵比利·约翰逊。他们四个占据一个隐蔽壕，离陆军一等兵兰森的散兵坑不远。斯坦福对部下的保暖有充分准备，专门用吉普车跑了一趟下碣隅里搞来全套的冬装：高筒防水棉靴，加厚羊毛袜，绒线长内衣，驼绒背心，毛里棉手套和带兜帽的风雪长大衣。

二十七日夜里近十一点时，斯坦福突然被枪声和近距离中国人说话声惊醒。这时用来当门帘的雨衣猛然被掀开，同时一个毛领上东方人的脸伸了进来，他伸手去抓他的点45，并开了一枪，但已经晚了，那家伙丢进来一个冒着火花的手榴弹，落在他的睡袋脚边爆炸了，一个陆战队员被炸伤。轻武器开始不停地射向他们的隐蔽壕，子弹甚至从裂开的棚顶穿进。四个人急忙从出口逃出来，在一个狭窄的战壕找到掩蔽的地方。这时候，A连的一个陆军中尉过来告诉他们，连长埃德华·斯卡琳上尉阵亡，你们四个当中的陆战队军官是这一带级别最高的，所以必须代替连长指挥战斗。

斯坦福：“让一个飞行员来指挥步兵连，就如同把一个棒球队员放在美式足球队里作四分卫一样荒唐。”但是他在陆战队时的训练会支撑他进入角色，特别是他1944年在宽提科的陆战队空降兵学校接受的13周课程。“我相信这些过程让我拥有步兵技术的基本知识。”斯坦福立即开始把溃散的士兵们集中起来进行有组织的防御，指挥小规模的反攻，结果把突入进来的敌人全部赶出了他们连的防区。

灰蒙蒙的晨光咋现之际，气候更加寒冷并开始下起了雪。现在，斯坦福已经重建A连的阵地，现在他必须下令停止射击，因为这些神经过敏的大兵们仍然在相互开火。斯坦福和这些缺乏训练和参识意识薄弱的陆军士兵在一起好几个星期了。他很了解他们，深知问题所在，也知道他们在尽力而为。与大多数长津湖战区的陆战队战友们不一样的是，斯坦福对这些“狗仔们”保持最大的忍耐，从来没有轻薄过他们低劣的作为。（狗仔，陆战队员们用来形容美国陆军士兵）

一等兵杰姆斯·兰森：“天亮时，传来命令：所有人都要检查一下附近的散兵坑，以防藏有中国人。我最近的一个大约离我十英尺远，我可以断定没有人在里面。但是我走近一看，差点没吓死我：有个中国兵带着冲锋枪就蜷缩在底部。他一看到我，立即把双手举了起来。他穿着绗缝的绿棉衣和肥大的绗缝棉裤，冻得瑟瑟发抖。头上戴一顶二个帽耳下垂的毛里帽子，脚下却是一双球鞋！这我可没法理解，就是现在也不能理解。他的右手动了一下，我用枪指指了他，但他还是想要把手伸到衣服里，像是要去掏一支手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竟然没有对他开枪。他掏出来的不是手枪，而是一个小的塑料夹子。他打开并举到我面前，上面是一个照片，他的全家福-----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子。我把他从散兵坑里赶出来，押着送往俘虏集中的地方。那些日子挺不容易的，虽然当时那张照片并没有令我所动，但是现在我一想起来就百感交集。”

老木匠

随着天色大亮，斯坦福和他的空中控制组终于等来了大显身手的时刻。他派一等兵约翰逊去吉普车上取来空-地无线电，因为飞机马上就到。

“童年1-4，这里是火球1。收到，结束。”一分钟以后，四架VMF-312中队的黑色鸥翼海盗攻击机，像四个黑点一样出现在南部天际。在地面上斯坦福通过对话驾驭着他的“飞骑炮兵”，他已经选好了今天的第一个攻击目标：位于B连东面的一个布满了中国人的阵地，这些士兵隶属于第80师，此时只是愚蠢地地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美国人。在这荒芜的连树都没有的湖东岸旷野上，面对海盗号的五英寸火箭和20毫米机炮的空袭，他们根本无处藏身。

麦克莱恩期盼着31团威廉姆·瑞迪中校的第二营马上到这里。有了这个增援再加上Hudong村的坦克连，他认为特遣队将拥有压倒优势。但麦克莱恩此时还不知道，Hudong村指挥部已经接到了消息，瑞迪的人马仍然在南面好几英里外的地方，敌人切断了所有真兴里至古土里的交通。

丰流里江口的环形防御，由第31团三营和57野战炮营共同负责。他们在头一天夜里蒙受了巨大损失，威廉姆·瑞迪中校和野战炮营营长恩布里中校都负了伤，恩布里的副营长死了。幸存的部队被压制后退，围绕野战炮匆忙形成环形防御阵地，一直挣扎着抵挡不断冲到眼前的敌人，直到天亮，敌人显然是怕空袭而后撤。

中国人对停在Hudong村营地的二十二辆坦克没敢轻举妄动，甚至根本没惊动营地的坦克手，工程兵和团部人员。豪兹准将一夜安睡，并不知道北面两个陆军部队遭到攻击。醒来后听到远处江口那边传来枪炮声，他怎么也不能接通雷利或者麦克莱恩的无线电联系。豪兹命令第31坦克连的罗伯特·德里克上尉立即赶往那里给与尽可能的战术支援。

留下六辆坦克守卫湖岸边的指挥部，其余十六辆上午10点出发增援，豪兹和德里克坐吉普车紧随其后。增援从一开始就不顺，有的坦克开始打滑，甚至失去控制，其中一个陷入混着冰雪的烂泥里。三十分钟以后，中国部队用缴获的美国3.5英寸火箭筒袭击停滞不前的坦克纵队，他们冲的很近，甚至攀上了几辆坦克，想要把舱门打开往里投手榴弹。两辆坦克被击毁后，后面的坦克机枪把他们从炮塔上全部打了下去。豪兹和德里克商量了一下，决定取消增援，德里克和坦克连又退回到Hudong村。遗弃被击毁的两辆，和陷在路边沟里的两辆。

此时温度达零下十四度，寒风凛冽。回去的路上，他们看到了陌生却又令人沮丧的情景：一长列好几百个骑着马的中国人正朝着下碣隅里方向行进。南面一英里锯木厂的陆战队金上尉，和他的工程兵们也看到了，他们加紧工作。

中午，豪兹和德里克安全返回到Hudong村，灼热的大肚子火炉旁。德里克建议豪兹将军，即使要步兵增援也最好等到明天早上。但Hudong村这里根本没有步兵，那一天整个美国陆军里似乎都没有步兵。

到了这个份上，豪兹只好借用一辆德里克的坦克，亲自去往下碣隅里寻求陆战队的帮助。他再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