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方

心弦- 11

1973年7月20日
    发奖的日子到了！
    青马和小孟克又一次被打扮了起来。决赛时被马汗玷污了的五色顶花和小骑手服都已被热心的女主人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色彩鲜艳，格外醒目。
    分场所有来赶会的老乡都集中在一起了，他们都要去共同享受这第一次的莫大的光荣。
    上午10点，我换骑了龙怪的高大黑马，小孟克骑着青马，神采奕奕地走在我的身旁。青马大概以为又要开赛了，不时地拉屎，昂首长嘶着，打着响鼻，拼命向前抢着步子。
    所有的人都在热烈地议论着，虽然这几天简直就没谈过什么别的，大家都是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
    会场早已布置好了。人们团团坐在地上，中间留出了宽敞的空地。南端是进场的受奖马和摔跤手的甬道。
    看见我们一伙人过来，主席台上的一个工作人员赶紧跑了过来。他一眼盯住了青马，绕着圈子好一阵端详，嘴里咂咂的：“好马，好马，就是它！”又转过身对我说：“你就是青马的主人吧？肯定没错！戴眼镜的‘伯京思赫腾（蒙语：北京知青）’，人们早就传开啦。听见喇叭里叫，你就牵着青马进场。”
    我破天荒地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了。
    隆重的授奖仪式开始了。人群突然安静下来。高音喇叭里在大声宣布着：“同志们，查干诺尔公社那达慕大会经过几天的激烈比赛，奖励了劳动模范，赛马和摔跤也都决出了第一名，今天就要结束了！现在发奖！”
    “长途赛马第一名：白音德力格尔牧场、雅干西勒分场，北京知识青年，北京知识青年，B的青马——‘干青包勒’（蒙语：独一无二的青马）。骑手，孟克巴特！”
    龙怪捅了我一把，“快牵着青马进场吧！”
    我突然为难了，望着龙怪，“唉！龙怪，这是分场的马，你牵着青马进吧！”
    “扫料台（蒙语：疯了）！”老头子笑起来：“没听见宣布吗？一个劲说北京知识青年，看见进去个蒙古老文盲，还不把人吓死。快，大家都等着呢！”
    真是万般无奈，在这么多人面前“亮相”使我头皮直发麻，哪儿是什么“演员天才”，都是蠢才！
    我抑制住激动，抖搂起精神，牵着青马走进了会场，一直走到主席台前。小孟克可是一点儿都不怕，一副得意的笑脸，满不在乎，到底英雄本色！
    人群突然杂乱起来，人们开始向中间围拢过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青马和我身上，使我浑身发躁。
    人们在大声议论着：“北京知识青年拴的马？好家伙，我们这些老牧民真是白在马身上长大了！”
    “你看青马那架子，真是好马！”
    “好马也得有人认识，也得有人拴！”
    “听说东苏旗的劳普森和阿纳旗的苏荣扎布也都服啦！”
    我不由得回头看了一下跟上来的第二名、第三名，哈！真是那天在酒馆里见的那两个人，他们俩在拼命打量着我和青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目光啊，惶惑？嫉妒？佩服？赞赏？谁知道呢？反正你们得站在我后面！
    劳普森和苏荣扎布在后面嘟囔的几句话终于使我笑开了。
    我隐隐约约地听见他们俩在说：“北京知识青年？不是吧！我刚听见他说话，是个蒙古人嘛，他肯定有蒙古人的种！”
    “嗨！老哥，你又不是瞎子，哪儿有这样的蒙古人哪？不过是有点‘扫您（蒙语：奇怪）’，是把祖宗忘了的北京人吧？”
    忘了祖宗？祖宗没准儿真是蒙古人哪！
    唱马就要开始了。我参加过好几次“那达慕”，也听过好几次唱马，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潮起伏翻腾。
    附近最有名的唱马人那木吉拉老汉被扶上了一匹高大的白马。马头上下点动，马身前后挪腾，这是给唱马人准备的专骑，要的是马也有一副激动、欢快的样子。
    那木吉拉老人环视了全场一周，人群鸦雀无声。
    他缓缓地举起了话筒，会场中央高高的旗杆上音震四野的五只大喇叭里，突然响起了抑扬顿挫、高亢激昂的洪声：

        嗨依——哀！
        天上的白云像海浪啊，
        百灵鸟在海浪里穿翔；
        无边的碧草迎风扬啊，
        牧民的长鞭震穹苍！

        流淌着辛勤的汗水啊，
        喂壮了雪白的羔羊；
        磨破了持马杆的双手啊，
        围起了丰美的草场；
        丰收的牧歌欢响四方！

        啊哈喝……依哀……

        草原上的“那达慕”啊，
        过去穷人莫想；
        那流成河的血汗哪，
        灌不满王爷的肥肠！
        那驱云扬沙的狂风啊，
        刮来了无涯的悲凉。

        今天我们喝着马奶酒啊，
        各民族兄弟欢聚一堂；
        再也不流伤心的泪啊，
        再不把那哀歌奏响。

        奴才们有了自己的牛羊，
        怎能忘把恩人歌唱，
        天上的雄鹰展翅舞啊，
        马头琴声无比悠扬。
        翻身的牧民跃马横杆向何方哎……
        正奔向共产主义的前方！

        啊哈……嗨依……哀……

        那木吉拉老人的唱词突然欢快起来了：

        忽然卷起了滚滚的尘沙，
        忽然响起了马蹄声“嗒嗒”，
        忽然出现了百色的纷杂，
        啊哈嘿……

        飞驰来的神骏似旋风啊，
        哪匹马在前我看不清！
        急得我睁圆老眼浑身流汗，哀……
        啊嗨！——
        黄金色的绸巾五花缨！
        黄金色的头巾什么人头上飘？
        红脸小孟克呼声啸；
        五色的彩缨什么马耳间戴？
        牧场的青马踏云来！

        青马嘿哀依哎……
        吃的是八荒峻岭上的草，
        喝的是九霄银河里的水；
        天生了弓一般的腰啊，
        长成了箭一般的腿；
        借来了奔鹿的脖颈啊！
        自有横扫百虫的尾！

        青马插上了边鸿的翅膀啊，
        能叫彩云脚下旋徊；
        青马踏碎了万里草原啊，
        能叫黄羊垂头落泪！
        百骑莫及啊！
        金鞍堪配！
        啊哈黑……依哀依哀……

    “拉骂”，我都没敢这么吹过，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吹牛也不例外！那木吉拉老人忽然笑眯眯地看了我一眼……

        草原上的骏马四方游啊，
        好马也离不开好骑手；
        青马掣断丝缰摇玉辔啊，
        北京人纵马翻山过河流！
        北京人为什么到草原哪？
        是毛主席叫他们握马杆；
        百年未闻的新鲜事啊，
        贫下中牧喜开颜。
        殊土异乡不惧腥膻，
        漫天黄沙善舞长鞭；
        语谈歌声难辨蒙汉，
        冰天雪地不思南安。
        叫我老汉惊掉了下巴哎……
        他们今天又把头马拴！
        北京的鹰啊，草原的天，
        如今又要四方传美谈。
        啊哈依——嘿依——哀……
        ……

    这是对青马的盛赞，也是对北京牧民的盛赞。哺育了我们成长的草原——第二故乡，我们的血管里，将永远流淌着你的血！


                     1973年8月完稿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
                     白音德力格尔牧场雅干西勒分场德勒斯台夏营地
李大同  北京26中67届初中学生。
    1968年10月赴阿巴嘎旗白音德力格尔牧场亚干锡林大队插队。回京后在中国青年报任记者，是《冰点》周刊的创刊编辑。

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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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同:草原归去来 -1
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２０１１年３月出版）

作者简介：李大同，祖籍陕西，1952年生于四川省南充市，《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原《冰点》周刊的掌门人。文革前为北京第26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生。文革初期参加过红卫兵，因对当时的运动不理解提出十个问题，被列入团中央的《内参》上报。1968年底，和其他一些“黑帮”子弟独自前往内蒙插队。在10年的插队期间，蒙语一流，担任过大队会计和负责人，甚至荣获了那达慕大会的赛马冠军，深深博得蒙族牧民的喜爱。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先后任驻内蒙古记者，学校教育部、科学部主任、高级记者。1995年在报内创立《冰点》时评栏目，翌年起成为报内之品牌栏目。1996年《冰点》被评为“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专栏”,后遭改组。

我的家庭

      我家祖籍是陕西,李姓发源于甘肃陇西，先祖也可能是胡人。听家里一幺姑婆说，我们家见过的家谱可上溯到明朝末年。那时祖上在陕西带兵,明朝衰亡后，就开始迁徙。乾隆年间进入重庆，就再没有动过。
      我爷爷是资本家、开明士绅。李家房子很大，两层楼，有抽水马桶，曾是地下党的联络处。本来，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我的祖父和继祖母还指望着这房子过日子，当时每月租金收入200余元，可维持体面的生活。1956年以后让政府收为“经租房”，就不够生活了，每月父亲要补贴祖父。结果，租着租着房子没有了，无偿剥夺了吧。现在，祖宅地段是重庆的“王府井”，黄金地段。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父亲他们兄弟姐妹的路子是按部就班安排好的——重庆小学，成都中学，北京汇文高中（那时是全英语教学），然后上大学或去美国留学，都当了教授。我爷爷曾说，他的义务是让儿女都大学毕业，然后就不管了。6个孩子当中，只有我父亲一个早早参加了革命。
      父亲原名叫李春禔，参加革命后改成黄天祥。解放后，我们子女又改回祖姓。父亲算是小知识分子，初中毕业。他1936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在重庆的外围组织——民主救国会，比三八式干部早一点参加民主革命吧。去延安前，他在成都上中学。父亲这代人是有理想的，他是从西安步行到的延安。很多同伴要坐大车去，他说，我不能坐车，我要锤炼意志。我父亲是1938年初到延安的,到了延安先是在陕北公学，后去中央党校。他们那一代人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抗日救亡。当时的知识青年精英，一部分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一部分人参加了共产党军队，其实都是为了抗战，打日本鬼子。在给父亲七十岁祝寿的家宴上，我问过他一个问题，“你这一生哪一段过得最有价值？”他回答说：“抗日战争。”父亲到延安三四个月后，就被派往敌后，到内蒙古大青山一带打游击。1944年，他是中共绥西地委敌工科长、武川县委书记。一次遭遇鬼子包围，他宁死不当俘虏，跳了崖，悬崖有20多丈高。他命大，正好跳到老乡的柴草垛上。但从大腿根到臀部的连接处摔断了，后来评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
      老乡看见是县委书记，赶紧把他抬到山洞里。腿后来接好了，但也瘸了，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半寸左右。后来把他转移到山西养伤，办干校。他在当地很有影响，在内蒙的关系也很广，后来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干部乌兰夫、奎璧、克力更等，当时他们都在一块儿。文革中，父亲还对乌兰夫是否存在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做出了否定性的关键证明。
      1943年，父亲参加了在山西偏关的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差不多被整了一年。就因为他是小知识分子，是城市人，是从白区到延安的嘛,就要怀疑你。延安也发过来被迫“揭发”出来的材料。他结果被整成了托派。这把我父亲气死了：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怎么倒成了托派了！他那时年轻气盛，差点把眼睛都气瞎了,后来用针灸治了很久。那时,父亲气得半死，说我要退党！后来毛泽东在延安脱帽道歉，一风吹了。而我父亲要退党的那一句气话，却进入了档案。文革时还被翻出来当作罪证。
      文革前，父亲曾让我们看过一本名叫《大青山》的书，是他的一个老战友写的，说的就是他们打游击那段的事。那时候，条件太艰苦了，连鞋子都没有，把藤条捆在脚上，晚上就钻进树叶堆里睡觉。处决汉奸都舍不得用子弹，用石头砸。八路军大青山支队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往延安运鸦片，用骡队往延安送。内蒙有种大烟的传统，就在河套地区。这件事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你们为延安送来了黑金子。
      内战胜利后，父亲南下回到四川，参加接管川北。当时四川有四个行政公署：川西，川南，川东，川北。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公署主任是胡耀邦，我父亲是川北行政公署研究室主任，大概就是搞政策研究，笔杆子嘛。我父母结婚是在川北首府南充，耀邦是证婚人。父亲和耀邦关系很密切。耀邦从川北调北京的时候，不许开任何形式的欢送会，只让我父亲一个人去送他。
      我父亲是1952年被耀邦调到团中央的。耀邦调北京原来不是要去团中央，而是要去建设部当部长。据说，当时团中央的领导年龄偏大，他们给毛泽东报了三个团中央第一书记人选：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三人都是长征时的红小鬼。毛圈了胡耀邦。耀邦知道了很不高兴,他不喜欢干团中央。当时团中央还有廖承志、冯文彬等老人嘛。冯文彬是带着他参加长征的人哪！但是还得去。让耀邦去，就是重组团中央。他去了，廖承志、冯文彬他们就调走了。耀邦重组的方式，就是把各大区的团委书记调到团中央来。另外，就是个别他熟悉信任的干部。他一个电报打给了我父亲：“你快来！”那时也逗，也没有什么中央组织部调令啊，耀邦一个电报，就把我父母调到了北京。当时我刚出生不久，还在襁褓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重庆的爷爷家。
      1954年，我都两岁了，母亲才到重庆把我接回来。那时我都不认她，我是奶妈的奶喂大的。到了北京，就在团中央的大院里长大。这时，团中央的大院已经起来了,在北京的中心正义路3号。五十年代，那里很幽静，有很长的街心花园，路口两端都有站岗的。
      我父亲到北京先是在团中央办公厅，后来是团中央常委、宣传部长。《中国青年报》的反右，就是我父亲坐镇。中国青年报当时也打了不少右派，为了保总编辑张黎群和副总编辑陈模，要牺牲一些人，也不可能完全实事求是。张黎群说话冒了，说“党报是传声筒”，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上，让邓小平注意上了。亏了毛的大秘书、他的好朋友田家英为他说话，团中央耀邦这边又力保他，才没有把他打成“右派”，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被撤消了团中央常委和《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职务，发配到了大西南。陈模是小八路，团中央也想保，怎么保？他当过彭真的秘书，就想让彭真出面说一句话。结果，不向彭真汇报还好，一汇报，彭真说：“陈模不是右派，还有谁是右派？”这下铁板钉钉了。
      中青报是反右重灾区，远远超过百分之五。总编辑和部门主任一级进去好几个，包括著名右派刘宾雁等。我父亲和张黎群都是四川人，也都去过延安，但并不熟悉。这次反右派，两人角色相反，反倒惺惺相惜，彼此欣赏、尊重对方的人格，从此成为终生的“铁哥们儿”。我们后辈听起来，感到还真是一段佳话。

少年时代

      小学我上的是北京东交民巷小学。这个学校就在台基厂，几乎算是干部子弟小学。学校被北京市委、市人委、团中央、公安部、高法、高检、国防科工委、外贸部、元帅府等大院包围着。除了机关勤杂工的孩子，基本都是干部子弟，贺龙、罗荣桓的女儿都上过这所小学。
      我中学是在26中，是个男校，就是以前的汇文中学。我在小学始终是双百生，两门100分，上四中应该没问题。我上汇文中学时因为有个契机：团中央宣传部有个副部长的夫人，是汇文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她那年就动员团中央大院里的干部子弟，凡是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都去汇文，结果那一届，院里孩子基本都上了汇文。汇文当时也不错，是北京十所重点中学之一，历史悠久，1871年由美国教会建校，是毛泽东选集里提到的惟一一所中学；设备一流，校园也大，可以寄宿。报考时，我先去参观了一趟四中，觉得它太寒酸，就一个破烂的二层小楼，不能住宿，离家也远。而汇文中学呢，有很气派的五层教学大楼；还有五层的宿舍楼，是可以全住宿的中学；是北京唯一有正规网球场的中学；还有十万册藏书；有母腹中胎儿从一个月到十个月的真实标本，是当时北京设施最好的中学。骑车上学只需要15分钟。当时我们上生物解剖课一人一只兔子，别的学校哪有这个条件？有钱呀！
      后来想想，当时学校对干部子弟在态度上还是有倾斜的。我记得，开学典礼第一天，入学仪式大会之后，校团委书记就点名把我们一些新生留下来，对我们说：你们是国家将来要依靠的力量。他们大概从档案中已经摸清我们的家庭背景，就是说，学校在政治上把我们当子弟对待。团委书记当场要求我们马上就写入团申请书。当时十五岁才能入团，我才十二岁，还早着呢。我记得初二时发生过一件事：上语文课时，我看小说，语文老师就拿粉笔头拽我，我哪儿受得了这个，拾起粉笔头就拽她。老师气哭了，跑出去告状。我被教导主任叫到办公室，我以为要狠批我一顿，结果没有一句批评。他说：“大同，你们这些孩子，都是将来国家要依靠的对象。老师有错误，你们要耐心帮助老师……”听了这话，我很意外，但并不太理解其中的含义，因为确实知道自己有错。当时，很多干部子弟的家教和革命传统教育甚严。我弟弟上小学时，先被送进育才小学，这是纯正的高干子弟学校，我父亲知道后，立即让转到东交民巷小学，说整天和干部子弟混在一起没什么好处。“不许有任何优越感”，是父母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我实际上也从来没有产生过比别人“高一头”的意识。仅仅是从学校对待你和别的同学的态度上，会感到自己和别人有些不一样。那时高干有什么特权？除了工资高一些，三年困难时期有一点“特供”（几斤豆子、几两油什么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嘛！
      我是家里老大，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没穿破的衣服是要往下传的。有了新衣服总恨不能洗白了再穿，生怕穿得光鲜了，让人笑话为“资产阶级作风”。那时候是什么社会政治氛围啊！我有一段时间中午带饭在学校吃，就是带个红烧肉，班里同学都跳着脚喊“资本家、资本家”，气得我再也不在学校吃饭了。干部家庭要说有特权，主要是信息特权。
      当然，我们生活要比一般家庭好得多。我在三年困难（大饥荒）时期，没有饥饿的印象。我听一个也是干部子弟的朋友说，当时他到别人家去玩，脚不由自主地就往人家厨房走去。看到人家有一小碗腌好的生肉，那家人中午要打打牙祭，他想都没想，就往嘴里放，嚼都没嚼，就往下咽，差点没被噎死。饿成那个样子！我没有这种体验。我问我母亲，怎么我对饥饿没有一点印象？她说，你们怎么能有印象？当时咱们家每月工资都吃光，保证你们的营养。你们牛奶都没有断，没有牛奶，就买炼乳罐头。
      我们不仅没有饥饿过，而且没有觉得生活水平降低过。当时，依父母的收入，只有三个孩子，生活算是很好的了，星期天甚至还经常去北京饭店的“谭家菜”打牙祭，就是解馋。记得母亲经常让保姆买一口袋青蛙回来，五分钱一只，给我们做田鸡肉，作为补充。当时家家都养鸡，靠这个吃鸡蛋；机关还分给每家一小块地，种菜解决副食什么的。记得我们家的菜地主要种辣椒。
      如果说有特权，那就是信息特权。我父亲是搞宣传工作的，各个出版社，经常送来本社新出书目、书籍的内容梗概，我父亲要做的就是打勾，打过勾的书，过两天出版社就会盖着赠阅的章送来。其中包括大量的所谓“封资修”的书、内部书、灰皮书。那时我还体会不到这些书的价值，文革中才知道这些东西是宝贝。小时候喜欢看的是中国小说，什么《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啊！有一次在书架上找书时，我父亲指着《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问我：你们为什么不爱看这些书呢？这是很好的书呀！我说没有意思！那会儿还没有开蒙呢！那些灰不溜秋的政治书，更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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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方

李大同：草原归去来 -2
我的“文化革命”

      中学上了两年，就文化革命了。文化革命真是让人摸不到头脑的一场运动。红卫兵很快起来了。在北京，“八?一八”以前加入红卫兵的叫“老兵”。毛泽东接见以后的红卫兵，就不叫“老兵”了。我是1966年7月左右加入的红卫兵。
      我父亲1964年已经调到中央农林部政治部当宣传部长。共青团九大以后，凡是年龄超过四十岁的团中央常委，一律走。那时他已经42岁。
      文革初，到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也想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革，积极地从正面去想。但总的感觉不好。我属于保守派。我敬重的老师，都弄得灰头土脸的。我骨子里有一种保守倾向。就拼命地学习毛选，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复体会，当前的红卫兵运动，是不是如同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是不是一场痞子运动？那么，当前的阶级阵线怎么划分？总之十分困惑。你不能把老师当成地主老财，把校长当成土豪劣绅！再踩上一脚？不大对劲啊！有一天晚上，我给我父亲提了十个问题，写在一张纸上，放在他桌上。他平时很晚才回来，我们几乎见不到他。我说，你回答一下我的这些问题。那些具体问题已经记不清楚了，总之是对种种过火行为表示不能理解。这十个问题，立刻让团中央如获至宝。到处都在造反，竟然有这样的一些保守看法！
      我写这个东西大概在1966年的7、8月份。我母亲在团中央办公厅工作，负责内参《团的情况》的编辑工作。当年她是和我父亲一块调过来的。她觉得我小小年纪，这样思考，很重要，就拿去提供给书记处参阅。结果，很快刊登在1966年下半年的一期《团的情况》上。这是团中央最高的内参件，往党中央书记处送的，我本人看过。我记得引语说：一个14岁的干部子弟李大同，向其父提出十个问题……这份《团的情况》有很多人知道，代表了当时中学生中的保守倾向。否则不会被当权者那么重视。
      我本人还是红卫兵仪仗队的队员。1966年国庆游行：第一方队是解放军仪仗队，第二方队是红卫兵仪仗队。都是身高一米八以上的个头，在天安门广场上一夜一夜地练习走正步。我们这一排扛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中国红卫兵万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万什么岁呀？1966年11月底我们串联回来，老红卫兵组织就不行了。满大街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现在大家印象中的红卫兵好像就是一群打砸抢分子，实际上远远不是这样。红卫兵里分很多层次。老红卫兵只有半年就垮台了。
      文革初期，我们的校长高万春，跳楼自杀了，他是14级干部。学校斗老师时，我也没有参与。这可能和自己的出身有点关系，看不惯。在北京，相比之下，汇文还是比较温和的。当时，传说崇文门一个中学的红卫兵把一个老太太的头削了一半，全北京的红卫兵蜂拥去看。文革中，有暴力行为的主要是初中的孩子。我虽然是初中生，但一次也没有参加过。曾有一次让我押送两个“地富”回原籍，由于临时取消，也没有送成。我本人和我这个圈子的人很少接近暴力。我们也去看过北京六中的“红色恐怖万岁”，感到很恶心。我们这类地方干部子弟，受父母熏陶，政策意识特别强，我们当时坚决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马、恩、列、斯、毛，就斯大林还能凑合，林彪、总理出身什么？父亲母亲也是例子，知识分子干部哪有几个出身好的？他们是为了理想参加革命，不像多数老红军是为了有饭吃参加革命。我父亲去延安时，身上带着一百大洋啊！他对我爷爷说，你给我钱也走，你不给我也走，爷爷当然得给。我当年插队，带的是高级罗盘——军用指北针。一个罗盘25元钱，那时25元是什么概念？我妈带着我一边买这买那，一边数落：你们这叫插队吗？我离开北京时也带了100“大洋”，人民币，那时也是个不小的数。
      后来，团中央给北京各个区的中学派了工作组。崇文区是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淑铮去的，她是团中央工作组组长。我当时是年级文革组长，所谓“靠得住”的孩子。这时我们是拥护工作组，配合工作组的。文革一开始角色是“造反”，在工作组进入学校时就转换了。老红卫兵又基本上进入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班子。毛泽东“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后，老红卫兵被打下去了，到1966年底，这时家里也地震沦陷了，父母亲都受到严重冲击。一天晚上，父亲正在办公室洗脚，一群造反派冲进来，把袜子往他嘴里一塞，就抬走了，再无音讯。从此我父亲竟然失踪了一个多月。
      一开始，我天天陪我母亲站在中南海西门，等着往里给总理递信，别的也顾不得管了。人在哪儿呢？一个月了，没有音讯，后来我一个人经常去中南海西门口递信。谁都递，主要给总理。我父亲是农林口文革8人小组成员，谭震林是组长。总理后来下个命令：必须保证农林口黄天祥和另外一人的生命安全。北京卫戍区部队准备出动搜索了。总理下令后不久，一天夜里11点多，我们家楼下汽车喇叭响了几下，我们趴在凉台上一看，车没了，老头给送回来了，坐在地上，已经站不起来了。他的腿被打断了，耳朵里流着血，全身衣服哪儿都是血，整个臀部青黑一片，我当时还拍了照作为罪证。造反派放他回来前还强迫他把衣服上的血迹洗掉，我父亲就是不洗。父亲太硬，太倔，打游击出身的人，什么苦没吃过？你不是不下跪吗？造反派迎面就踹过来一脚，那腿还不断？！
      文革开始后，我听过他和梁步庭（原团中央书记，此时为国务院农办副主任，后任青海、山东省委书记）在我家的一次谈话。梁步庭说，老黄，走资派就走资派吧，只要不是“死不改悔”的就行，反正是跟着他（指毛）走的嘛。我父亲说：“那可不行，这是原则问题……”谁跟你讲原则呀？那时老头儿如果“中庸”一点，不会遭那么大罪。
我家老头是条铁汉，可这次，回家躺在床上，眼有点湿，说：当年被日本鬼子弄断，这次被娃娃们弄断了。很伤感。但是父亲和我们专门谈了一次话，他对我和我弟弟说：“你们要相信，你们的父亲绝对不是走资派，不是反革命，是跟着毛主席走过来的。你们要相信这一点。”当时团中央机关里，某书记的孩子已经贴出大字报，声明和他父亲彻底断绝父子关系。某书记，大院里有那么多他的大字报，回家和妻子交流不够，妻子绝望之极，在图书馆上吊自杀了。还有两个书记也跳楼自杀了。我相信父亲的话。那时，我和我弟弟，护着父亲到处转移，带着大口罩、墨镜，今天到一个老朋友家，明天到一个战友家。我们家的实木门，一寸多厚，三道插销，愣能给踹开，闯进来。天花板撬开，地板撬开，人没有办法呆了。白天不来，经常是夜里一两点，一伙人突然来了！主要是农大的造反派。这种日子大概有一年多吧，才逐渐平静下来了。
      到了1968年，北京的风气也坏了，满街“拍婆子”的。一些年轻人骑个锰钢（永久13型）自行车，带转铃的，往街上一戳，见到漂亮的女生就上去：“交个朋友吧？”这让我受不了。我们院里一帮孩子，就开始跟卫戍区的一个教官练擒拿格斗。
      那时，军宣队进驻各单位。当时驻团中央的军人中有一帮卫戍区的，有个老班长是“硬骨头六连”的训练标兵，又刚从越南战场上回来，他教我们擒拿、格斗。我们练得很苦，包括拼刺刀。每天下午还骑车到玉渊潭运河游泳，要逆流向上游至少十个台阶（相当于2500米）。回来饱撮一顿，再到篮球场，正儿八经比赛两场篮球。那时按毛泽东的教导办，“野蛮其体魄”！我当时可以潜泳60米，非常强壮，而且身怀擒拿绝技。后来教官和我们说，从今以后你们不能打架了，条件反射，一个反关节回击，对方骨头就会断。
      另外一项活动，就是开始大量读书，还是按毛说的，“文明其精神”。我们是有先天条件的。家里书多。原来我们认为不好看的书，开始看进去了。我们大院里有个读书会，别管是什么书，懂不懂，别人说看了我也得看；如果别人看了我没有看，会感到耻辱，大家比着读。比如，当时看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热泪盈框；看《大骗子江奈生魏尔德》这种书，那叫津津有味，后来再版我买了一本，就没有当年的感觉了。还有《笑面人》、《约翰?克力斯朵夫》等等，那个震撼啊！现在再看那些冗长的叙述，已经受不了了。还有一些灰皮书：《赫鲁晓夫主义》、《大策略家赫鲁晓夫》、《新阶级》这些讲苏联东欧的书，使我们很早就开始思考：中国现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九评》，我是来来回回看，看苏联方面到底说得有没有道理。感觉中国当时是有些问题的。可见干部子弟其中的一部分，是当时中国青年中最前卫的一些人。不是他们天生聪明，而是他们接触到的信息不一样。当然，如果你家是二机部的，可能你就接触不到这些东西，而恰好你家是搞意识形态的，就什么都有。有些东西，我们是偷偷看的。我父亲说：这些东西你们还看不了。他越说看不了，我们就越看。
      当时还有理解不了的东西，但已经感到这个阵营是有裂缝的，有可以讨论问题的空隙，再不把共产党看成是伟大、崇高、天衣无缝的了。看中苏论战，觉得苏联有很多论据是站得住的。我们本能地就不接受核战争，那确实没有胜利者。看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那是不得了的！就这样，我们脑子里开始装了很多反“正统”意识形态的东西。但不能说建立了一个系统，因为我们同时还在接受伪历史、伪知识，它们也在抵消着新信息和新想法。起码，我们不再“纯洁”了。我见到毛泽东时，就不会掉眼泪。情感上也发生着变化。
      记得1967年，联动有一伙人，有一次冲公安部之前，跑到我们大院歇脚，说：“我们现在怀疑林彪。”我问：“有什么证据没有？”他们就讲了一大堆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觉得林彪也可以怀疑。江青更不要说，都骂得狗血喷头。那时有不少干部子弟，用最好的相机，把老画报上江青过去的照片翻拍下来，弄得人手都有一套，看：江青这个戏子！当时干部子弟对中央高层的神秘感很快就没有了。我们也受毛泽东很多讲话的影响，比如毛泽东1964年春节讲话就说得很对，上课看《红楼梦》也好，抄书也是学习，这个学生将来有出息。
      老红卫兵其实很早就边缘化了。为了表示自己是正统，老红卫兵为此还举行过多次长安街游行。整个长安街，几万人带着最原始的红袖章、红领巾浩浩荡荡。这是怀旧示威。我们也去了，觉得有一种归属感。各个学校“老兵”成立合唱队，唱长征组歌。101中学有两个女生领唱非常优秀，我们听得热泪盈眶。那时学校我们也不去了，基本就是逍遥派，在家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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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方

非常喜欢看知青的故事，我下载了慢慢看。我想德方大姐心里也应该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吧。
雅琼 发表于 2012-5-11 21:22

喜欢就好。
故事总是有的，当年也写了一点儿。
以后发来看看吧。

德方

草原归去来-3

李大同

离开北京

      开始上山下乡了，我们比较倒霉，一批一批都没有我们。先是东北兵团，然后是去山西插队，接下来是去陕西。我们这些人大概是读俄罗斯文学作品读多了，本能地厌恶农活。以前的下乡劳动没有留下任何美好的记忆：腰酸背痛，我个子又大，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拔麦子手上鲜血淋淋，我心说这辈子可不能干农活。
      我们大院一些孩子说，我们得自己走，不能跟着学校走。去哪儿最好？哪儿最自由？你猜一开始我们最先选择了哪儿？鄂伦春自治旗！那儿是什么地方？游猎生活！整天骑马打猎多带劲啊！而且同苏联最近，一旦打起仗来，就是前线。那时干部子弟虽然家庭大都垮了却不服气，有一种抱负，也是给自己找心理平衡：是英雄，是好汉，咱们战场上见！练了一身功夫，在毛泽东时代“要解放全人类”的宣传教育下，总渴望打仗，像父辈一样建功立业。当时不少干部子弟去越南，甚至参加缅共，战死了不少。
      我们给鄂伦春旗革命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说我们想到你们那里插队。人家很热情，很快回了信，说：“我们这里没有安置知青的任务，因为这里有克山病。到现在病因不明。”这下把我们给吓住了。赶快查医书，看克山病是什么病，一看是关于侵害到心脏的什么病，病因不明。好么！这地方可不能去！去哪儿呢？想不出去哪儿。当时有一伙人和我们一样坐不住了，家里全“黑”，也不想去农村，这就是李三友、秦晓他们五个人，都是四中的。他们决定去内蒙草原。其中路书奇是我们大院里的子弟，我们去为他们送行。这五个人去了草原后，每人每天写一篇日记。不久，这本日记就传回了北京，这是用一种奇特的方式与我们的沟通。写得特别有意思，一种全新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他们写了去草原一路上的艰辛，哎呀，对我们是非常大的刺激！心说这才是生活啊！像冯江华，他是原水电部党组书记冯仲云的孩子，他父亲在文革中死得早；李三友，西纠第一号通令就是他起草的，他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路不便，我们管他叫戈培尔；路书奇是大院儿孩子中最成熟的一个，天生就是一个搞政治的，好像当时是四中革委会副主任。我们看了这本日记非常非常激动。马上决定走这条路！
      他们走了大概不超过20天，我们就看到了那本日记。他们后来被当地政府顺利地收下了。我们决定也去草原。
      我从决定到出发，只有两天时间。院里还有一个同伴叫朱力平的，也要去，他还有同学也要去。我们七联系、八联系，最后联系了十个人，清一色“黑帮”子弟，决定一块走。我对父母说，我要去草原！我母亲一听就急了：你能吃羊肉吗？她觉得羊肉对我是最大的威胁。我说，蒙古人能吃，我们也能吃。我父亲先说“你们想当‘盲流’？”（编者注：那一时期对没户口的流窜人口的统称）。我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盲流”。他又说：我得考虑考虑，那地方，几十里地没有人烟，抗日战争我就在那里。他考虑的结果是：必须得学校同意，全国一盘棋，你们不能胡来。
      当时学校已经是工人宣传队管理。工宣队那家伙，一脸不屑，你们还想插队？他的态度是，你们这些家里有问题的黑帮子弟，爱去哪儿去哪儿吧，也许巴不得有地方要我们。我回去就和父亲说：工宣队没有意见。他说，那就去吧。我当时的态度是：你们同意，我去；不同意，一分钱不给，我也去。因为在北京的日子，无所事事，无聊，我再也不想过下去了。没有棉衣，就把父亲下乡时的棉裤接长了一截儿，把他下乡的皮大衣带上，两床被子，一个褥子，衣服、药品；打行李，买东西，自己迁出了户口。
      我们没有和内蒙方面联系。但有李三友他们的前车之鉴，我们以为会很顺利。迁户口时，警察问：迁哪儿？我们说，迁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其实去了才知道，我们整个就是盲流。
      我们去内蒙是1968年12月15日。天气很冷了，上了路。火车坐到赛汉塔拉，下了火车，离阿巴嘎旗还有七百多里地。那时没有客车，只有卡车，要顶着北风往北开。我们到处求拉煤的、拉肉的，人家凭什么拉你呢？一开始我们递烟什么的，人家根本不理你。幸好我们带了最好的行贿的东西——毛主席像章，带了好几大盒。我们就说，我们还有东西，你来看一下。我们把像章一展开，哈呀，他们眼睛就亮了：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要了好几个。然后说，行！第二天上车。两个女生在驾驶楼里，我们男生都在上边，没有篷子，整整走了两天，颠得浑身散了架，到了阿巴嘎旗。


“盲流”知青

      这时我们才发现，十个人里，只有三个人身上带了钱。我是富翁，带了一百元钱，老曹带了一百元钱，另外一人带了三十元钱。其他人竟一分钱没有，因为父母都停发工资了吧。我们只好把所有的钱集中在一起，然后就打听在哪儿住最便宜。人家告诉我们最便宜的是残疾人开的福利车马店。在黑暗中我们跌跌撞撞地找到了这个车马店。骡马粪味儿，屎尿交加，扑面而来。一个退伍残疾军人在管事，问：一晚上多少钱？答：一块五；这么贵！有没有便宜的？说：大通铺，一人五角；又问，还有没有更便宜的？说通铺不生火，两角。我们就决定睡那两角的了。他把我们引进一个大通铺屋，连玻璃都没有，窗子上的一点破纸还噼哩啪啦地响。当时是零下20几度。我们把所有的被子铺开，靠着墙，一个挨一个地挤，带着皮帽子睡下。
      那晚上还是睡着了。但是早晨一起来，满嘴边是冰碴子，因为你一呼气，哈出的气马上就会冻住。第二天，给家里写信报个平安吧，哇，所有的钢笔都冻住了。这儿不能多呆，得赶紧去旗里找安置办。安办的人说，我们这里没有接待你们的计划指标，不能收。他说：“你们是什么人？有介绍信吗？”“没有。”“有什么能证明你们是什么人吗？”“没有。”他们看着我们这些清一色的一米八的大个头儿，不像是知青。只有当时的破学生证，还有北京户口，可以证明我们是北京的。别的任何证明都没有。我们决定，到盟里的安办活动活动。我和另一个人就前往盟里去了。那时去盟里坐卡车要走200多里地，到盟所在地的锡林浩特，我们找到盟安办。他们说：“我们得等下一批指标来了再考虑接待你们，这次安排不了。”我俩一想，这个地方更住不起。赶紧往回返。这回是从东往西走，那天零下38度，6级大风，伙伴身体较弱，让他去车楼里，我就上到了车顶。司机很有经验，用毡子把我裹起来。我觉得自己像是在一个毡筒里。但是车开出一百多里后，我觉得所有的冷气都往我的心脏集中，感觉快不行了。旁边是半扇冻牛肉。我当时敲敲牛肉，嘣嘣地；又敲敲自己的心脏，看看是不是也冻成那个样子。后来觉得要冻死了，不行了。用最后一点力气，敲了敲驾驶楼。急刹车！司机问我，怎么了？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瞪着眼看他们，摇了摇头，完全说不了话了。他们一看不好，赶紧把我弄下来，旁边正好有个道班房，进去，给我按摩，喝红糖水，半天才缓过来。还得走啊，司机又把他的羊皮大衣给我裹在毡子里面，接着走。走到夜里才回到阿巴嘎旗。等我们再找到那个车马店时，那帮家伙们，都到那个一人一块五的有火房间里去了。他们说夜里在被子里挤着还行，白天没法呆，大家都穿着棉衣在那儿蹦。说，不行，还得到有火的房间去。小房间，一人一块五，炕上能挤四五个人。接下来就开始了长达33天的抗战。我们每天从车马店到知青办去磨。到那儿就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你得收我们！”“不收！”“你得收！”他看我们填的表，全是干部子弟。说：“你们肯定是联动的！”我们说：“我们不是，我们是反联动的。”后来，还是用毛主席像章打开了缺口。我们发现知青办四个人是两派，我们就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先开始孤立那个主任——挖肃派，拿着大像章，把保守派的三个人买通。慢慢地都搞熟了。主任就说，好吧，我们派人到北京去了解一下情况吧。结果知青办专门派了一个人到北京各个学校了解我们的情况：是不是联动分子？是不是反革命？一了解，我们学生本人都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他们就是走了一下形式，顺便旅游一下。真正解决的原因是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已经发表了。这是最强大的力量。
      李三友他们在北部伊和高勒公社，我们离那有四百多里路呢。所以也没法找他们。等那安办外调的人回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大事，安办另外几个人也被我们买通，同意要我们了。他们决定把我们发配到“阶级斗争最复杂”的牧场去——阿巴嘎旗南部的白音德力格尔牧场。那里，从来没有去过一个知青。为什么说那里阶级斗争最复杂？因为，当时内蒙正在搞挖肃，清查“内人党”，唯有白音德力格尔是保守派占上风，挖不下去。当时去了内蒙的知青，普遍参加了“挖肃”，要表现出是输出革命来了。
      我们出发了。白天坐马车，晚上睡庙里，弄点牛粪一烧，走了三天才到。去了以后呢？我们很快就参加了那个地方的反“挖肃”。我们的场长，叫乌力吉巴雅尔，是老复员军人，被打成“内人党”，让造反派抓到红星大队去拷打。我们天生就是保守派，听了听情况介绍，同情场长，决定一块参加抢场长的行动。于是去红星大队，提着镐头把儿，愣是把老场长抢出来了！我们这帮人什么阵势没有见过？又人高马大的。
      那里是个牧场，是内蒙为数不多的公私合营的牧场。原来归大牧主所有，所有牲畜都是他的私产。与城市的公私合营、与资本家达成的赎买协议是一样的，作价以后，每年付他3%本息，三十年付完。实际管理权都已经是公家的了。场长刚回来时，被打得不能动了。但回来后人就安全了，为此，老乡们对我们不错。
      这时，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从12月中出来，到收留了我们，到抢出了场长，已经筋疲力尽，我们决定回北京休整一下。这时我们还没有分配到大队里。另外有五个人已经去了红星大队，也是北京来的知青“盲流”，有廖平平（廖承志的儿子）、黄小源（黄静波的孩子）等。他们比我们晚到旗里，结果却比我们先下到了队里，他们也使了些“阴谋诡计”，还偷过我们的烟，也曾住在那个福利车马店。
      我们回到北京，开始准备正式在草原上安家落户。实际上1969年春天，我们在北京过完了春节，再次回去，才真正进入了草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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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方

草原归去来-4

李大同

初受挫折

      我们是把各人家里的书，有价值的全部运走。用大木箱子。其中包括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也包括当时的“内部小说”。其中包括《叶尔绍夫兄弟》、《茹尔宾一家》、《州委书记》等；我们还有全套的《摘译》；也有马恩列斯的书、中外历史的书；还包括传统文化方面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耀邦在团中央时主持编的《中华活页文选》，基本上是古文精品。
      如果没有书，我们在草原怎么活啊？说句老实话，这么多年，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书，人就废了。我记得有一本精装的《堂吉柯德》，被我们看散架了，不知读过多少遍，连人物对话都背下来了。《唐诗三百首》至少背下来二百多首……
      我们带的书有多少？两个牛车，专门拉我们的书。在草原游牧，一年搬四次家，换草场，我们这个包，是原来牧主的大包。一次要用八辆牛车才能把我们的家搬走，其中两辆牛车，专门运我们的书。直到我离开草原，还有满满一木箱子书。其它除了不断传阅流失了，就是在没有柴火就要冻死时烧掉了。当然是先从最没有用的书烧起：第一本是《毛泽东选集》，第二本烧的是农业科学知识。刚下来时，我们还想用种树啊等农业科学，改变那里的面貌。在草原，实际上不需要这些农业科学知识。
      我们下去，和一般知青不一样的是，我们思想上根本不是去接受什么再教育的，我们很狂：我们是要去掌权去的！是要改造那块地方去的。个个认为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管理一个生产队算什么？
      我们后来也和李三友他们联系上了。我们虽然是在一个旗里，但他们公社在旗所在地往北二百多里，我们牧场是旗往南二百多里，我们之间有四百多里地。一个月能通一封信就不错了。别的联系根本不可能有。后来，到七十年代初，我们来了一次远征，四个人骑马去他们那里访问了一次，当时叫“千里北征”。到他们那里,我们骑了三四天。一人骑一匹，牵一匹，换着骑。
      下去之后，生活很快就教训了我们。
      首先，语言不通，感到就像到了外国一样。连说吃饭都听不懂，你还想“统治”？下乡前父亲还教过我两句蒙古话，说你会这两句话就饿不死了。结果我发现他们那儿的蒙古话和我们那儿的不一样。我们那吃饭叫：“浩勒亦得”。我父亲打游击地方，是伊克昭盟、河套地区，吃饭叫“布达亦得”。还别说吃饭，刚下分场，第一夜是住在老乡家的蒙古包里。可是，我们长这么大没有男女混居过呀！试想你脑袋旁边就是女主人的脑袋，好家伙！怎么睡得着？还有关于草原上性病的传说，吓死了！简直吓死了！瞪着眼，一夜没有睡着。这方面的事就忽略了吧。
      我们第一次长虱子时，也吓傻了！人身上怎么能长这东西呢？人家告诉我用两手指甲一掐，“叭”就掐死了。我第一次掐时，浑身起鸡皮疙瘩，掐不下去，害怕，呕心。是别人帮我掐死的。后来一回到北京，就把所有的衣服放到蒸笼里蒸。第二天，虱子就没有了。我们回去告诉老乡说：我们回到北京就没有虱子了。老乡根本不相信！说天底下可能有没虱子的人吗？他们认为虱子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营地，住进了自己的蒙古包。男的一个，女的一个。知青当时每人有一百多元的安置费嘛。我们六个男生的钱可以买八个“哈那”（侧墙）的大蒙古包。我们去以后，因为是春天，哪儿有什么羊肉啊！我们就是到场部买些小米、面，没有肉。牧民一年也杀不了几只羊。开始牧民们从心里是很歧视我们的。他们也欢迎你，那时因为怕毛泽东，而一旦你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就没有人理你了。他们把我们当成内蒙曾经有过的盲流一样看待。那些盲流是困难时期闯口外，干那些蒙古族牧民不干的杂活、苦活、累活的人。汉人在牧民那里是低人一等甚至低人两等的。
      但我们借着政治的余威，下去第二天，就跟他们的说，我们要放牛放羊。是毛主席让我们来的！我们得靠放牛放羊挣工分，吃饭啊。他们不敢不给。他们从最近的、离我们约一里地的羊群中，给我们分了一半羊群过来；又从离我们更近的牛群里，给我们分了一半牛群过来。我们可高兴啦！放牛放羊有什么难的？不就是跟着它们屁股后面走嘛？每一头牛身上刷了一道红漆，标志着是我们的了。我和一哥儿们放牛，走着走着，牛就没了。它们又回到原来的牛群去了，根本不理我们。不给我们马，我们追不上嘛。羊就更别说了，我们当中，三个人放着一群羊，白天还拢住了，到了晚上，下夜，出问题了。羊在夜里是要卧到它们拉屎撒尿有味的地方，而我们这里是生草地，它们怎么会卧呢？它们一叫，一里外原来的羊群也叫，它们就开始往那儿冲。我们把裤腰带解下来了，抽啊，打啊，羊群把我们撞得七倒八歪，天黑啊！一会儿一只都没有了。这就是牧民第一次收拾我们。
      哥儿几个全儍了，一天牛羊都放不成，还好意思向人家要吗？还有可怕的事呢！一出去就转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蒙古包在那儿。我第一天，在草原撒了泡尿就转了向。草原很平，走啊，走啊，有了坡，觉得人家看不见了，才敢方便。可回去时，怎么蒙古包看不见了呢？找不回去了！有一天，我出去方便一下，回来走了二十多里地，天都黑了，还找不回去。是牧民们打着手电把我找回去的。迷路是很可怕的，有了指北针也没有用，要看地形。
      后来我们就商量怎么办。我说，这样下去永无出头之日。蒙古老乡们的生产、生活技能，我们一点都没有，生存技能低于一个五六岁的草原上的孩子。我提议，咱们不能在一起住了，一人插到一个牧民家里去。首先掌握语言，然后掌握生产技能。
      我们和一般知青不同的是，这是我们选择来的。选择来的和分配来的不一样。我们无怨无悔，什么坎都得迈过去。谁让你选择了这块地方？如果是强迫来的，也许你会怨天尤人，低沉、颓废……干部子弟还有点不同，深受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影响。越是艰苦，反倒越有一种亢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精神状态。受了一通折磨后，我们决定，必须先掌握蒙古人所有的生产和生活技能，包括语言，我们才能统治这块地方。当时脑子里真用了“统治”这两字啊。
      我是毫不犹豫地走了。只有两三个人不愿意下到老乡蒙古包里，女生不敢，千金小姐，住到男女不分的蒙古包里，不可想象。有两个男的也不愿意到牧民家去生活，就去了配种站。我们雅干西勒分场是全内蒙的改良畜试点。羊是改良羊；牛是荷兰红改良牛；马都是顿河、卡巴金种马。当初最富的大队是红星大队，我们表示，我们不是冲着钱来的，是冲着好马来的。顿河是中挽马，卡巴金是高纯血，比蒙古马可高大、漂亮多了！
      我下到的蒙古包，男主人曾经当过土匪，有一个老伴，还有一个他们领养的上海女儿。1960年代困难时期，从上海运来很多孤儿，让牧民们领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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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方

草原归去来-5

李大同

与牧民一起生活

      和牧民在一起生活，早晨、中午都是喝茶、奶食；晚上一直到女主人挤完所有的奶牛之后，已经到十点多了，她才回来做顿饭。这顿饭，一年360天，有300天是面条汤。
      他们也能做面条，面是商品粮，买来的。草原上全是商品粮，但定量很低，一个人也就十一二斤粮食。我们的定量和牧民完全一样，都是细粮：白面、小米、炒米，一个月大概就是十一二斤。其它就是奶食，如奶豆腐、奶片、奶皮子、奶碴子，大概就这几种。最好吃的是奶豆腐，是白奶豆腐，白奶豆腐就是奶还没有完全酸，微酸时制成奶豆腐。我下到老乡家里，第一次吃奶豆腐，手掰下一小角儿往嘴里放，当时就要吐。忍着不敢吐，跑到外面吐出来了。酸臭无比，咱们根本接受不了。茶呢？砖茶加牛奶加小米，喝一碗就够了，咸得很。还有一种是奶茶加炒米加黄油喝起来很香。
      那种奶食品营养很高，但我们刚去喝不了。我们根本不会吃那些东西啊！天天就盼着晚上那顿面条。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半脸盆面条端上来了。老乡做面怎么做？一锅水烧开，削几个肉条放在锅里，这边水咕咕地响，那边擀面条。就切成三寸长，往锅里一倒。连汤带面，放点盐就行了。老乡就吃小两碗，吃完，舌头一舔，舔得锃亮，碗放下了。你猜，第一天我吃几碗？我连吃十碗！肚子里还空着那，刚垫了个底儿！可老乡都放下碗了。锅里虽然还有一点面条，但要第二天早晨给放羊的喝。我心说每天要盛十几碗，也太掉价了。就给家里写信：你们在北京给我买一个最大的碗寄来。
      一个月后，碗寄来了，搪瓷的，其实就是一个小脸盆。我只盛一碗，半脸盆面条就下去了。那天晚上，我盛上那么一碗，躲在后面猛喝啊，喝得都撑了，跑到外面直溜弯儿。早晨起来一看那碗，我直笑，上面写着：社会主义好。
      当然，不能这么下去。我就想，必须学会吃奶食。仗着年轻，大概有半个多月，奶食就可以吃了。肚子里有奶食品，就不那么饿了。生活关很快就过去了。
      手抓羊肉，别提有多香了！平时，老乡吃一次肉，也是很算计的。把肉剔得就剩下骨头。肉留下来，慢慢吃，只喝汤。因为夏天肉稀缺。真正大块吃肉是冬天。秋天，就和分庄稼一样分肉食牛羊：譬如你家可以宰两头牛，五只羊，一天就得宰掉。然后挂在那里冻着。这时你可以猛吃肉。冬天，每天早晨都是肉，没有别的。夏天不行，羊很瘦，不能吃。一年基本上吃不上蔬菜，一天到晚喝茶呀。
      家务事我也不怎么做，实际上是做不了。主要是干杂活。比如，剪羊毛时，就观察怎么剪，先从哪下手？然后学着剪。然后是调教生马，这是基本的生产技能。
      你别看蒙古人生活很封闭，其实一个蒙古包里从早到晚能来几拨人。都要进来喝茶。然后就互相通告有什么新闻。草原上的消息，走得比电报都快。他刚把从别人家听到的什么告诉了你，你又很快把刚听到事情告诉另一家。一传十，十传百。
      一个蒙古包与另一个蒙古包也就是十几米的距离。但是一个浩特组（畜群组）和另一个浩特组——也就是一个营子，要有二三十里地。一般一个畜群有三个蒙古包：一群牛，一群羊，还有一个是下夜的。羊群要有两个工，一个白天放羊，一个下夜。夜里需要人看着，一是怕它们跑，二是怕来狼。
      我们牧场是两级核算。牧场是一级，分场是一级。决算在分场（大队）。一个分场有二十多个浩特。我们全分场也就两百多号人。
      其次，就是怎么过语言关的问题。我们当时在盟里看到一种《蒙汉小辞典》，一人买了一本。里面有3700多个基础蒙语单词。我每天早晨就像背英语单词一样背蒙古单词。小辞典有汉语注音，但你用汉语注出来的蒙语和老乡说话，老乡听不懂。小辞典还有拉丁语注音，你一用卷舌音，他们就听懂了。他们是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比如“手”和“火”，我们听去都一样，都是“嘎了”；区别就在于是不是卷了舌头。蒙古文字是拼音文字，我大概过了三个月，日常的会话就能听懂50%了。
      我的蒙文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三十多年没有接触了。前两年有个电影叫《疾风中的马》，给内蒙老知青专门放了一场。蒙语对白，中文字幕。我一开始还得看中文字幕，电影看到一半时，我的语言记忆就恢复了。后半部电影，我基本就不用看字幕了，听起来特有味道。在草原时，我曾用蒙文读党的十大报告，念得滚瓜烂熟。老乡都吓得要命，因为很多政治词汇是翻译过来的，他们听都没听说过，所以，觉得我的蒙语比他们说得都好。我们的蒙语是用拉丁语音来学的，学完了，请老乡来校正。所以，我们的发音非常准确。有一年内蒙古大学新蒙语系，一个教授带几个学生到我们那里实习，撞到我们蒙古包里，我和他用蒙语对话。当时，我刚刚去了半年，他说：你这半年的蒙语水平，超过我们四年级的蒙语水平。我多少有一点语言方面的天赋。我是我们这伙人里蒙语最好的一个。后来，我们逐步掌握了放牛、放羊、放马的技能。
      我白天干各种杂活，跟着他们的孩子放羊。一方面看他们怎么放，然后我们再看书获得一些放牧知识。比如羊群要吃回头草，羊是一边走一边吃，吃五六百米后，要拦住，让它往回走。充分利用这片草场。然后再从另一边往前走。还要顶风赶羊，顺风，羊就跑了，回来时顺风走。各种知识，在一年到两年之间，我们基本掌握了。放牛难一些。放牛是散放，在阿旗北部放牛简单，因为那边缺水，方圆几十里只有一口井，所有的畜群都要到这口井来喝水，丢不了。可是我们那地方不缺水，是浑达克沙漠北部边缘。挖地一米多深就见水了，遍地都是沼泽、河流、湖泊，牛群在哪儿都能喝到水。所以，必须得对它们经常去的地方了如指掌，而且对地形也得非常熟悉。
      掌握了基本生产技能后，我们的野心还没有死——我们要“统治”这块地方。这时老乡已经发现我们和原来的汉族盲流不一样了。发现我们半年时间就掌握了他们的语言，甚至只用一天的时间学习蒙文就初步能读蒙文文章。其实，我们在旁边摆着字母表，跟着字母表硬往下读。这在老乡看来真是奇迹。“知识青年”蒙语直译过来是：聪明的青年人。他们看我们很快会说蒙语后，恨不能把他们会的所有汉语说出来，原来他们是一句都不说的。就看着你，大眼瞪小眼。当发现我们奇迹般地掌握了他们的语言，觉得面子挂不住了，也拼命地说他们会的几句汉语。这时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控制这个地方了。
      我们里面出了马倌，会套马；做马具——马绊、马笼头、马嚼子（甚至是银嚼子）、马鞍子。马鞍子工序最复杂也会做了。我们很快把老乡所有的看家本领都学会了。我们知青都分别掌握了其中的一项技能，而且我们不是一般的掌握，而是高手！我们做出的马杆子，让老乡们都赞叹不已。我们当中的路东文，是路书奇的弟弟，动手能力极强，马具做得最好。我也行。我们知青里头有马倌、牛倌、羊倌；而我，竟然从一开始就当了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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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方

草原归去来-6

李大同

我做了当家人

      大概是1972年，牧场（总场）一级核算的体制彻底崩溃了。原来分场没有独立核算权，所有牧民都欠牧场的钱，牧场欠国家的钱，好几万。总场说，不行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核算权要下放到分场，让分场独立核算。这就需要有管理人员，有会计。可蒙古老乡谁会呢？只能选知青。那次开会，讨论谁能当会计，分场老乡一起举手大喊——大同！大同！为什么选我？因为我蒙语最好。另外，我生性老成。我在我们知青里年龄倒数第二，但老乡觉得我老谋深算的，很有主意。还是选了我。
      在老乡家时，我们的收入不都给老乡，但要付粮钱、肉钱。或自己买了粮放在那儿，或是老乡买了羊后，下一只我来买。这时我们开始自己独立过了。因为我们有了充分的生产生活技能。我们能包羊群，两个整工，一人一天就能挣到十个工分了，我们也不要求挣得很多。知青们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谁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能挣多少就挣多少，收入都放在一起。
      我当了会计，成了管理者以后就不干牧活了。当时我面对的局面是相当糟糕的。老乡们欠分场一万多元钱，分场欠国家一万多元钱。里外里，我们欠国家两万多块钱。没有一家不是一年干下来还倒欠公家的钱。老乡家穷得蒙古包都见了天，买不起新毡子换。冬天穿的袍子没有面了，只有白板羊皮，因为没有钱买布。甚至连烟都抽不起，就是摘一种树叶子，勉强当烟抽。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管理问题，无非是要开源节流。另外就是要贯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
      我是非常强硬的。那时老乡生活，每月都得先到我这里借钱。以前，他们要借多少就借多少，反正是不还的。现在不行了，我就算：你家包了一群羊，你的总收入将是多少，你的借款只能在你的总收入额度之内，超过一分钱也不借。老乡一开始骂呀——当面骂我是“黑汉人”！
      我们还有一个分场长，他没有搞过经营管理，他不懂。出纳也是知青，所以我们说了算。当时开了几次大会。每一个浩特，你一年需要多少马鬃、马尾（搓绳子）都精确到“两”来计算。整夜开会。干部子弟对《人民公社60条》，《23条》都反复读过，知道这就是经营管理。我们就是让群众自己讨论通过，严格执行。开那达慕大会，老乡来借钱，不借！因为你一年都收入不了这么多，我不能让你再欠款。还是骂啊！但是，到这年年底分红时，我宣布：80%以上的家庭还清了欠款。就是在他们的总收入中，刨去已经借支的部分，其它的我不给他了，用来抵欠款。
      他的羊群、牛群繁殖了，是他给分场带来的收入。他当年有多少工分，一个工分值多少钱（分场总收入除以总工分数），按每人工分，他应该分到多少钱。扣去了他的欠款，他实际应该拿多少钱。第一年他们大多数虽然没有拿到现钱，但他们已经不欠公家的钱了。
      到了第二年，100%的家庭有了收入。这已经是多年没有的事情。我到牧场银行取钱的时候，要求都给我一元钱的票子，这样装到纸袋里厚一点。牧民除去他们所有借支，平均一家能拿五六百元的现金收入。我包在红纸包里，给一家一户发现金，老乡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我那年回北京腰里揣着五百元钱，如同现在大款的感觉！
      自从文化革命开始，老乡们就再也没有见过现金。过去每年分红时，就是告诉他们：你欠了多少钱。而这年是，把他们一年吃的牛羊、借的款都折完了，还剩这么多的钱啊！我当会计后，分场第一年的工分值是1.2元，第二年工分值是1.6元，第三年工分值到了1.8元。这时老乡把我当救星看待了。后来，我那方章是很有名的。任何条子上如果没有大同的篆字印，你休想拿走一只羊。书记队长来要也不行，先问：有没有大同的印？公章都不行。这样，一举奠定了我们管理者的地位。不过，这时我们依然不是最后的胜利者。

那达慕大会的桂冠

      我们在草原真正的胜利，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在文化上战胜他们。我们很早以前就有了文化碰撞的意识。比如，有一次我到一个老乡家去，他的父亲是德高望重的大家族首领，儿子是马倌儿。马倌儿用的刀子不能从供销社买，一定是弄一把钢锉回来做，钢锉是好钢。马倌儿要经常做马杆子，刀子钢要非常好。他用一个羊皮口袋一样的东西在退火，先把钢锉的硬度减低一点，然后再做成刀子。我看他儿子在羊皮鼓风机上把钢锉一直烧红，拿出来放在一边退火。这时他的爸爸，看着看着，就伸出手去拿，手刚一接触到钢锉，“刺啦”一声，手就冒了烟。老人惨叫起来。当时我笑得眼泪都下来了。我说，你没有看见它刚从火里拿出来，你干吗要去摸它呢？他说：“我的孩子，你不知道，我们蒙古人不是用眼睛看东西，而是用手去看东西的呀。”他的话对我震动很大！感觉到了文化的不同。
      蒙古民族是个非常感性的民族，他们没有理性的思维。抽象的词他们文化里是没有的。记得我曾经拿着我父亲当年视察南洋玉器厂时人家赠给的一块玉，给自己刻了一个名章。蒙古老乡都有烟锅子，烟嘴多是玉石的。通常要用一个二岁马才能换来这么一块玉石烟嘴。我就问他们，你看我这块玉石值多少钱？他们都来看。这块玉章玲珑剔透。像咱们，看看就完了，蒙古老乡不，他们看过之后，放在嘴里舔，然后用牙轻轻地咬，然后再舔。感受着玉的温度和质感。最后告诉我说：“这是好玉！”他不是看了以后说，而是舔了以后才说。
      再比如，1973年以前，我一直入不了党，来了一个阿巴嘎旗本地蒙古人当了我们公社书记。他很喜欢我们知青。他说：“大同，你怎么没有入党啊？”我说：“我父亲还没有解放。”他说：“你有你父亲的照片吗？”我说：“有，在我的蒙古包里。”他说：“哪天我过去看看。”有一天，他自己骑着骆驼到我们蒙古包里来了。聊了聊天，他说，把你阿爸照片拿出来我看看。我正好有一套父亲1955年出访苏联的照片。他就在那儿看。看完一张，再看一张，足足看了半个小时，最后对我说：“好人哪！”他仅仅凭感觉、看面相就能做出判断，他回去第二天就批了我入了党。
      有段时间，滕海清来了，整个内蒙都军管了。滕海清原来是军区司令员。他继续挖“内人党”，整当地干部。他们以为知青是天然的依靠力量，让我们知青给他们当翻译。军代表把老乡训得都发抖啊！我们就用蒙古话对老乡说：“你怕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站好，别怕他们，什么也别说！”我们声色俱厉，看上去也像在训老乡。可军代表一看，怎么刚才还吓得腿都打弯了，一会儿一个个都直起来了？就怀疑了我们。后来派别的懂蒙语的人在旁边听，才知道我们说的都是反话。他们说这帮知青不能用，完全站在老乡那边，把我们都换了。还把我们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把我们的羊群也给剥夺了。
      我们没办法，曾经一度靠打零工活着。每天骑着马，到人家蒙古包去问：你这儿有活吗？你这儿有活吗？这么凑合活着，生活很不稳定。这大概持续了有半年时间，后来军代表撤了，我们才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赵紫阳到了内蒙后，制定了很多符合实际的政策，还到我们牧场来视察过。其中一条政策是知青可以购买自留畜。我主张买。我们每人可以买6到8只母羊，一只羊才10元钱，可以让它下羔。但是我们那伙人坚决反对，说我们是无产者，不能有私有财产。我说，这不能算私有财产，我们放到老乡的羊群里，羊毛给他，我们只吃肉，可以省下买肉的钱。他们还不干。当时要是买了，我们到今天都是大牧主了。因为羊是成几何级数发展的。
      再说文化碰撞。我们发现，若想让蒙古老乡把你当自己人，最终要在文化上战胜他。我们在智力上取胜，他们并不完全佩服。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看家的本事，最主要的：一是赛马、一是摔跤。摔跤，我们不行。我们知青中有一个天桥宝三儿的徒孙，技法很好，但一让蒙古摔跤手抓住，就像被铁钳子固住了，什么绊儿都使不出来了，因为力量差得太远。蒙古式摔跤不分级别的，100斤重的和200斤重的摔，摔得过人家吗？摔跤不行，我们就研究赛马。赛马是比摔跤更加神秘的蒙古文化。
      什么样的马可以参加赛马？首先你得对这匹马有正确判断，看它是否有长跑的骨骼、肌肉和天分。一般的马倌都不敢说什么马能长跑。在蒙古赛马是往前走60里地，再往回跑60里地。一般的马根本不能一口气这样折腾120里地。我们在城市赛马场看的赛马，才跑1000多米，而在蒙古是长距离赛马。当决定了用哪一匹马参加赛马，还要进行神秘的拴养。控制它吃草，一直到把它皮下、肚子里的脂肪完全消耗掉，同时又不能伤害它的精神，让它浑身都是精肉了，它才能跑下这么远来。
      拴起来是不让它吃草。马，你要不管它，它就不停地吃草。它是直肠子，一会儿，哗，一泡屎就泄下来了，不像牛羊还要反刍。最后把马拴得肚子就猎狗肚子一样呈弯弓型，浑身瘦骨嶙峋，但它不是弱马，而是具备了长跑的条件。平时拴这种赛马，至少要拴一个半月。在这四五十天里，每隔两天，要跑一次这种长距离，像运动员一样。跑的当中，既训练了马，也训练了骑手。让骑在马身上的孩子懂得如何驾驭这匹马。蒙古赛马全是让小孩子骑，是为了尽可能减轻重量。而且都是光背马，不能备鞍子，因此，参加赛马的人神秘感很强。
      我们就想，要想让蒙古老乡对我们服气，就得在赛马上比他们强。最后就选了我的青马。我这匹马，老乡看不起，因为它是改良马。改良马不耐粗饲，不像蒙古马那么吃苦耐劳，什么恶劣的条件也能活着。改良马需要有好的草场。老乡觉得改良马不经造（折腾）。我们坚定认为，改良马有前途，蒙古马难看，矮小，卖不出好价钱。这就是文化的冲突。我们就要改良马当坐骑。
      我这匹马，是牧场引进的卡巴金种马的第一代儿子。从小桀骜不驯。参加赛马那年，当我的坐骑也有三四年了。决定参加赛马后，我每隔两三个小时就拴它一次，然后观察它的粪便。夏天吃青草，马本来拉的都是稀糊糊的粪便，但是拴的马，高度吸收草里的养分，最后拉的粪竟然掉到地上都摔不开，得像骆驼粪一样掰开看。这是很神秘的。从老乡那儿听到不少拴马的秘诀，但我们认为大多是迷信的东西，不科学。我们则是根据从俄罗斯翻译过来的养马学——怎么调教马的心脏、肌肉，分别用慢步、快步、袭步来进行，而且一定要让它夜里吃草！蒙古老乡的赛马，夜里一口草都不许它吃。而我们不但让它夜里吃草，而且还加了葡萄糖，葡萄糖有活跃三磷三腺苷的作用。我们一直拴到参加那达慕大会，得了头马——冠军。
      我1973年写成了《赛马日记》，成为手抄本流传，一直流传到北大留学生那里。他们看了非常惊讶！后来，有人编《草原启示录》，从我的日记中摘了一万多字，收了进去。又被文革研究者杨健注意到，把它当作史料引进《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中去。我的日记有四万多字，没有全部发表过。当年是在蒙古包里点了六根蜡烛，用了两天两夜写完的。开始在信纸上写，后觉得信纸会被蹂躏坏，又誊在一个破烂的纸本上。纸本很快传走，两年以后才传回给我。这个本我还留着，原始的名字叫《心弦》，是说赛马怎么牵动人的心弦。后来在《草原启示录》中改为《雅干西勒日记》。现在有了博客，我就把过去写过的东西都贴上了。
      我们得了冠军，让老乡真服了！他们开始不把我们当汉人了，认为我们是自己人，而且比他们还厉害。他们有时甚至当着我们面痛骂汉人，根本忘了我们也是汉人。通过赛马，是一次重大转变。牧民们认为我们全面蒙古化了。我们自己也有了巨大的成就感和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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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方

草原归去来-7

李大同

彷徨与孤独

      生活的转折，是大学重新开始招生以后。我们这些人不可能没有上大学的梦想。
      1972年，北京外语学院的老师，来我们旗招生，问知青办：这里的北京知青，谁的蒙语最好？打听到我蒙语说得好，就来牧场找到了我。他让我找来一个蒙古老乡，说：你们随便谈话，我在一边听听。结果，他非常满意，说：“太好了，没有听出你与蒙古老乡说话的差别来。”其实他是法语老师。他通过听你说蒙语，考察你的学语言的能力。这个老师就决定要我。但回去一调档案，就黄了，不能要了。
      1974年，我又有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又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没有去成。1975年，还有一次。这一次，招生老师说：你来起草一个给农林部（我父亲单位）的函，只要他们说不影响你升学就行，我们有1%的“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指标。我亲自起草的这份东西，最后一句是：“黄天祥的问题审查，是否应不影响其子女的升学问题，请回函。”我想，回答不外乎：或者“是”，或者“否”。如果他们说影响实际就违反了当时的政策。结果农林部军代表那个坏啊！他们根本不回答你的问题，回函写道：“经查，黄天祥的问题目前没有发现和其子女有关”。你说这叫个什么东西？！那意思是说，还有可能查出我与我父亲有关的问题。
      三次受辱，这个大学不能上了。
      其实，到了1974年我们分场就只剩下我一人了。这时候感到很孤独。当时，造反派说我父亲是叛徒，起因是当年父亲被派到土匪组织中工作，感化他们出来打日本，别和八路军作对。结果土匪组织内部哗变，把我父亲捆起来了。可他们又不敢真惹八路军，就把八路军代表——我父亲给放了。这样，我父亲在文革中就被打成叛徒。造反派说：你要不叛变，怎么会放你呢？其实档案中早已经甄别清楚了。在这之前，我曾和梁步庭有一次对话，梁步庭曾经和我父亲同在湖北沙洋干校。我问他：“以您的政治经验，我爸爸的问题，还有没有可能翻过来？”他想了半天，说：“没有可能”。他那年去看胡耀邦的时候，还和耀邦说了这件事。耀邦很生气，质问梁：“你为什么不出来说话？你至少可以证明他不是叛徒。”梁步庭说：“耀邦，你不知道，我不说话就是态度”。在干校时，梁步庭与我父亲在厕所见面都不敢说话。开斗争大会时，我父亲太硬，雄辩滔滔，散会时人们说，这也不知道谁斗谁！他连走资派都不承认，太不知道妥协！
      三次求学不成，我就真正考虑扎在草原上了。我开始设计我的蒙古包，一定让它要比老乡的富丽堂皇。我铺的是地毯，周围一圈是挂毯，然后是书架。一看，这个蒙古人就和别人不一样。我当时觉得这一辈子是走不了了。
      蒙古老乡也真是想把我留下。我们大队有个叫颜金的老太太，德高望重，是妇女的首领。她专门和我谈了一次话。她说：“我的孩子，你为什么还不结婚？”我说谁会嫁给我们这样的知青呢？她说：“不！想跟你的人多了。你跟我说，你到底要什么样的？你是要有文化的，还是要有钱的，还要长得漂亮的？方圆几百里地内的姑娘，我都可以把她领来！”她确实想让我当草原女婿。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人在草原的这几年里，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不属于草原。你总是在关心外面发生着什么，北京发生着什么，外国发生着什么。“美国之音”在草原上听得特别清楚，比北京清楚。我每天要听两三个小时。北京稍微有个政治上的风吹草动，就感到坐卧不安，就感到要发生什么变化。再看看老乡，他们的精神生活，只有马头琴，只有他们的歌曲，他们根本不关心外界的任何事。这时你觉得：他们才真正属于这块地方。这么偏僻，恒无变化，他们觉得这是与生俱来的。
      剩下我一人后，曾经有一年我根本就没有在我的蒙古包里住过。这时，老乡感到我一个人住，会有问题。因此，你会看到蒙古的老规矩出现了：早晨喝完了茶，我正想要干什么呢，老远的，山梁上，一个老乡骑着一匹马，又牵着一匹带鞍子的马过来了，请我到他们家去。他知道你自己有马，为什么还要牵一匹带鞍子的马呢？这是一种迎接的礼仪：我牵一匹带鞍子的马来，你是不能拒绝的。老乡怕我一人太孤独。我在这个老乡家一住就是一星期。等我回来后，山梁上又出现另一老乡牵着一匹带鞍马过来……。很有诗意，也很感人，我又到另一个老乡家去住。
      每家都有我的专用被褥，绸缎的。睡觉时，从大木箱子里拿出干干净净的被褥，给我用。这是专门给我做的。他们自己是羊皮褥子，羊皮被子，往身上一拉就行。我的蒙古袍，也是老乡给我做的。我成了个公共女婿。这一年我就没有回我自己的住处。从一个浩特到另一个浩特。那年年初，我只买了七斤面，回去已经成了硬块了。这时，我已是分场主任，党支部书记。好像成年在管理巡视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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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方

草原归去来-8

李大同

猫头鹰和女尸

     等我再次回到我的住处时，我屋子的玻璃碎了两块。炕上有两只死猫头鹰，你说不迷信吧，也有点毛骨悚然！猫头鹰进宅，好事不来啊！可能是猫头鹰撞碎了玻璃，进来出不去了。晚上我躺下睡觉，又有猫头鹰叫……我拿上枪推上子弹出去一看，木桩子上站着一只猫头鹰在叫。连打两天，打下两只，第三天还来。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冥冥之中感觉这地方不能呆了。
     这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北部一个公社女知青和当地老乡发生了关系，怀了孕。当时，中央有个26号文件下来，大意思是：迫害知识青年的要严厉打击。其实，这女知青的事，不是什么迫害，是两情相悦。但把这个蒙古青年给抓了起来，判了三年徒刑。女知青在当地没有办法呆了。旗里认为，最干净的、从没有绯闻的地方就是我们白音德力格尔了。这时，旗委副书记、武装部王政委就对我说：“大同，能不能让×××到你们那去？我说那怎么行？我们这里怎么能来有这种丑闻的人？”我当时也不知道她怎么样。王政委分管知青工作，说：“大同啊，你得给我这张老脸啊！她在那呆不下去了。”我说，那好吧。她就搬过来了。
     她过来以后才知道，这个女生家里很有背景。她父亲是中央某部的一个处长，她的大姑父是林彪的大哥张浩，她的小姑父是原云南省委书记。文革开始时，林彪还派秘书到她们家问有什么困难没有。这个女孩儿，属于女中豪杰一类，14岁就到了草原。那时和老乡发生性关系的，都是不懂人事的女孩儿。草原上的蒙古小伙子剽悍起来，也是很有魅力的。她糊里糊涂，怀孕六个月了都不知道。找她姑姑，才知道怀孕了。于是事情闹大了。
     没有想到，一年以后，这个女孩子淹死了。在我们营地七八里外，有一片湖水。夏天，我们常到这个湖里游泳。当时，我刚参加盟里的一个学习班回来。上边想把我当成后备干部，让我和旗一级的干部参加这个学习班。当我回到我们知青的住房时，她不在，一夜没有回来。
     第二天，我和老乡一直找到这个湖边，找见了我的枪和她的蓝头巾，但没有人。这在当时是很轰动的一件事，全内蒙都知道。结果，两三天捞不上人来，后来，北京的潜水队都出动了，38军的侦察排也来了，还是没有捞上来。我每天都在水里潜来潜去，在里面摸。那湖深不见底。当时因为水太冷了，水温高的话一天就能浮上来。结果到了第四天，尸体慢慢浮起来了。当时，我也是被怀疑对象啊。后来，1977年我在旗里的党校，遇到一位干部对我说：“你是好人啊。”我说：“你根据什么说我是好人？”他说：“你不知道，那个女知青死了以后，我就是调查组的，我调查了你们大队的每一个老乡，所有的老乡，异口同声地说，你是好人。一句你的坏话都没有。这种事情，从来没有见过。所以，解除了对你的怀疑。”她后来就埋在我屋前200米远的沙坡底下。你看，先是猫头鹰叫；之后又死了一个人。再往后，我们的狗又半身不遂了，很怪！它是一条能抓狐狸、非常优秀的猎狗。有一天早晨，突然就半身不遂了。我怎么喂它，它都不吃，看都不看一眼饭食，就是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又一天早晨，我发现狗没了。狗临死之前，会恢复到狼的本性，不死在主人家里，要死在野外。它硬是用两条前腿拖着后腿，翻过我们前面的大沙包，到一个沙坑底下，死在那儿了。我挖了一坑，把它埋了，垒起一座小坟，插了一个木板：写着“爱狗”。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神秘兮兮的事情。我们牧场场部正南面有一个大高坡，高坡上有一棵巨大的树，在草原上老远就能看见这棵大树。这棵树在1977年莫名其妙地倒了。这一系列的事叠加起来，你再不信鬼神，心里也打鼓。让我觉得知青在这儿的气数尽了。已经到了第九个年头了。所有的伙伴都走了，新来了一个女的还死了，猫头鹰、狗、树……我也应该走了。
     本来，我是坚决拒绝到旗里当干部的。旗里早就想调我去当干部或当中学校长之类的，我断然拒绝，觉得还是当牧民好。如果我在草原，我只当牧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这回，我接受了旗里的调令，先到阿巴嘎旗党校当教员。调令早在1977年初就下来了，我是到1977年底才走。我要培养出合格的会计和出纳才能放心走。我相中了一个马倌儿，上过初中，在当地文化水平就是最高的了。我让他住到我的办公室来，每天教他——收入怎么登，支出怎么登，怎么平衡，怎么计算工分。他和我住了半个多月，一天到晚打算盘。直到我觉得他懂了。
     临走前，老乡们全来送我。这时，我的办公室还在夏营地，老乡们已经搬到冬营地去了。冬营地离夏营地有七八十里路！那天晚上，我们大队所有人家除了看畜群的外，都坐着牛车往大队部来给我送行。冬天啊，男女老少，杀牛宰羊开始炖肉。然后我们大队两个最好的歌手跪在我面前说：“大同，原来你让我们给你唱蒙古老歌，我们不敢唱。今天，你点哪一曲，我们就唱哪一曲。一个唱高音，一个唱低音。”蒙古人唱歌不能坐着，只有跪着才能发声，唱他们的长调。他们整整给我唱了一夜。我是喝一口酒，点一支歌；再一口酒，再点一支。我们的老马倌哭的，“江州司马青衫湿”啊！他70多岁了，五十年代全内蒙摔跤手第五名啊！袍子都哭湿了。他们真把我当成自己人了。我也很心酸，但我知道知青气数已尽。老乡们富裕有钱了；我们赛马赢了；蒙古语言文字学会了；接班人培养了；能走的人都走光了，我已经尽到最后责任了。
     其实，到了党校也没有什么事做，一年培训一两次公社书记和旗里的局长们。讲毛选五卷，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党校有个很好的图书馆，我一天到晚就是读书。大概到1978年初，内蒙要开自治区团代会，把我借调到那儿去起草报告。
     这时，我父亲已经平反了。父亲一平反，他过去的资源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中国青年报》要复刊，要招收第一批记者。听说老黄的孩子还在内蒙，怎么办呢？让他拿点作品来，看看能不能当记者？招第一批记者，报社都是三个人去考察：记者部主任、人事部主任、编辑部一个部门主任。每一个记者，当面考察，所有的作品都要拿来。我呢？没有在报上发表过一个铅字，没有上过几年学。后来他们问我：有没有写成文字的东西让我们看一看？我告诉他们：有一本《赛马日记》。另外有给家里人写的信。那时，给家里人写信经常讨论局势，一写就是上万字。我说只有这些。他们说拿来看看。报社一个副总编辑看后说：“很好。《赛马日记》证明文字功力很强，家信证明思想非常解放。”结果，一纸调令就发下去了。我是第一批记者里，惟一一个没有经过任何考察就进来了。
     我开始当内蒙古记者站记者，干了两年后提升为机动记者，然后当编辑、编辑部主任。大体经历就是这样一个脉络。总的来说，我们草原知青，是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一群人，保持了一种状态。不颓废，总是有生活的热情。在一种异族文化内找到自己生活的乐趣，并能够施展抱负，还有不间断地阅读。当然后来回北京后，我也参加了自学高考，两年后顺利拿到文凭。在报社工作没有文凭不行。


草原文化再品味

     当时决定在草原扎根，在草原也有一段初恋，但最终我放弃了。因为我认识到我不可能在草原永远呆下去，我是要走的。我在草原，会适应草原文化，而蒙古姑娘到了北京，会立刻枯萎。后来那个姑娘失恋后，人比黄花瘦。做出这个决定后，我也不敢去她们家了。她也是一个上海孤儿，但不是最初房东家的那个姑娘。
     她叫琪琪格。别的上海姑娘连同肤色都被同化了，根本看不出是汉族人。唯独这个姑娘完整地保留了江浙一带人的肤色，一点都没能变，白白净净的，永远吹不红。我们知青开始曾恶作剧，告诉她：你爹你妈都在上海。她就“呸、呸！”地恼我们，根本不相信。时间久了，她信了。相信以后，开始拼命地学汉文，而且不愿意穿袍子了，喜欢汉人衣着打扮，让我们从北京给她买高级的香皂和雪花膏。人一旦有了民族归属感，她会下意识地改变作派。对我来说，那也是一段很美的初恋。我当青年突击队队长时，她是铁姑娘队队长。我们有一段时间建草库仑，日夜在一起，感觉很美好，夜里两人在月光下骑马徜徉……当她已经完全投入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不可能娶她，我肯定是要走的。我没想到能在草原呆十年，太久了。原来想能呆四五年就不错了。如果我不是和牧民有这种交情，根本是呆不住的。
     我给他们当家的时候是他们生活最好的时候，蒸蒸日上。当时我们已是经济收入最好的分场。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牧区，没有多少可学的。但我也是先进知青的代表，去过大寨。担任分场主任以上的知青，组织到大寨参观过。我属于被自治区培养的干部苗子，当时还找不到像我这样蒙汉兼备的苗子。上完盟里的学习班后，还要到自治区的学习班去。
     但是在那地方，汉族永远不能担任各级政府的一把手。有些人，在汉族区长大，一句蒙语不会，但他是蒙族，就能当一把手；你一口流利的蒙语，也永远只能当二把手。二把手基本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干事。
     蒙古族的文化，除了赛马、摔跤，还体现在所有的器物上。也可以说是马具文化，比如，马绊。马晚上要吃草，你不能让它走远了，就设计出一种马绊。让两条前腿和一条后腿被绊在一起。可以走着吃草，但不能走很远。
     马绊是用皮条拧出来的。一开始，我们以为，最好的马绊，做好以后，应该能直直地竖立着。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做的马绊，给马戴上以后，马的蹊部，总会被磨出血。我们特别奇怪，拿我们做的马绊和老乡做的相比较，看不出什么区别来。后来，有一次，一个老牧主到我们包里来喝茶，他叫金巴。原来整个牧场都是他的。他一看我炕桌上的紫檀木算盘，就说：“这是我的。”我心说，这个还乡团，还记着呢！但是牧民们都说，所有牧民的活技，手艺最高的就是这个老金巴。我们对老金巴说：“给你酒喝，你帮我们做一个马绊。”他说：“什么酒？”我们说：“北京二锅头。”草原上的人喝不到这么纯的高度酒，他们喝的都是破薯干酒。他尝了尝：“嗯，好酒！”喝完了，说：“皮条呢？”拿过皮条，往脚上一缠，然后就“欻、欻……”往手上吐两口唾沫，根本不让人帮就干起来。我们做的时候，还得一个人拽着皮条，另一个人用刀。他干起来就像耍杂戏一样，手在飞快动着。一会儿，一个马绊子做出来了。猛一看，他做的和我们做的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就问他：“你做的马绊和我们做的马绊，到底有什么区别？他说不出来。只是说：“这是我做的嘛”。但是特别怪，用他的马绊，马蹊就是不出血。后来，我们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对照，就发现，他的马绊和马腿接触的部位，皮条割得要比我们的窄两毫米。细微之差，就差在这两毫米上！你知道吗？这就是文化。
      更奇妙的是，我们把马绊涂上油，挂在杆子上，老乡们进来喝茶，抬眼看到这个马绊，就说：“这是金巴做的吧？”一眼就看出来了。同样一个马绊，人家一看，就知道是金巴做的。他从哪儿看出来的？人家做的就显得高贵、不凡，真让人暗暗称奇。他做的器具是有一种人的气度在其中的，你不能不服气。
      他进知青蒙古包都是小心翼翼的。他认为你是汉族，又是北京来的，偶尔看到你这儿没什么人，他才进来喝茶。我们也没有想问他过去的事情，只是想把他的手艺偷下来。让他做马嚼子、绊子，我们看着他怎么做，拿他的做样本和我们的比较，哪儿粗，哪儿打结扣；特别是马绊子前腿分岔处，到底分多少？一把，还是一把半？我们原来没有把握。金巴一来，一按他的做，就弄清楚了。草原的牧主和内地的地主不同，牧主都是劳动能手。因为他有生产资料，劳动技能他们最全。连个牲口毛都没有的，就是二流子。当然“地主”也是被执政党扭曲的概念，很多地主富农也都是劳动能手。
     另外那里有一个汗贝喇嘛，也是一个大牧主，阿巴嘎旗原来就叫汗贝庙。汗贝喇嘛一看就雍容华贵，气质不凡。草原上原来的精壮汉子，身高马大、漂亮的都要去当喇嘛，而喇嘛不能成婚，导致人种退化，剩下的都是歪瓜劣枣。共产党来了让喇嘛都还俗，延缓了种族上的危机。原来蒙古族是多么剽悍的民族！后来不行了。
     还比如套马。如果让汉族人去套，就比较功利。冲上去，把杆上的套一扬，套在马脖子上，往后一坐，杆子往后一抻，就算是套住了。但是蒙古人不然，他们一定要在飞跑追逐当中甩出最漂亮的弧度来。杆上有一米多长的绳，套马时，一定让绳套兜起来，再往前一送，让它整好套在马嘴上，再一抖，让绳套正好兜在马咽喉处。这才是最漂亮的套马。而且不能用两只手。即使撒了杆子，全场也是一片喝彩。
     他们的摔跤也令人神迷。我们分场的伦德格曾代表内蒙到外蒙参加比赛。他身高一米八几。他讲起当年他的摔跤，听得我们目眩神迷。
     伦德格将近40岁的时候，基本上不怎么摔了。这时东乌旗来了一个摔跤手，叫乃登。乃登曾经作为后备苗子选到国家摔跤队，得过全国轻量级冠军。但是他无法忍受城市生活，就跑回到草原。他这个全国冠军摔那达慕还不是小菜一碟？内蒙各地开那达慕大会时，他就戴上十几个马笼头拴在马鞍子上，到处参加比赛。每到一处，肯定拿冠军，奖品是一匹二岁公马。那时，那达慕大会上，经常看着他骑着一匹马，牵着一溜二岁马，咵、咵、咵地过来了，都是他的奖品。1963年，查干诺尔公社（牧场附近）那达慕会期间，乃登牵着五匹马来了。他知道伦德格的厉害：一腿扫过来一般人都得横着出去。我们那儿一个老复员军人叫嘎拉登，是伦德格的助手。他一看乃登牵着五匹马来了，就是已经赢了五个那达慕，摔倒了天下英雄，吓得把马笼头揣到怀里。一个那达慕大会，512个摔跤手，他一路下来要摔倒多少人啊？我问伦德格，你赢了还是输了？他说，你猜。我说，如果纯凭技术，你赢不了他。他说：“对！我是赢在经验上。”他就给我们讲了那次摔跤的经过。那次就是他们俩决冠亚军。
     他说乃登也很小心，两个人互相架住以后，以一只脚为轴心，另一只脚慢慢挪动，找对方的破绽，谁也不敢出第一脚。真正的摔跤高手是要借力打力的，永不先出招儿。你一旦先出招，他就会四两拨千斤。伦德格这种传统的摔跤手更是这样，从不主动出招儿。他们开始就是慢慢地走，走了十几分钟，两人都没敢出脚使绊儿。全场屏心静气，都不敢出声。伦德格说，走着走着我看到旁边有一粒豆子大的小石头。我不动声色，继续往那边挪。蒙古摔跤手的靴是平底的，等看到乃登一只脚整好踩在那个小石头上，我“啪”的一脚，闪电般地打过去，乃登脚下一滑，单腿一个膝盖沾了地。他输了！听得我们惊心动魄。
     这种文化是让我们折服的。平时，我们体会不到那么细致的东西。后来，每次那达慕会上伦德格是当然的裁判长。有一年让伦德格表演，乃登已经是超级冠军了，他的摔跤服上有80颗银钉，他把自己的摔跤服捧到伦德格面前，意思是，只有伦德格才配穿这套服装。这一切，我们都很欣赏，感到崇高，有一种荣誉感！这就是让我们感动，没让我们绝望的草原。
     有一次，我到场部开会，路过一家浩特，连马都没有下，开玩笑地说：“今晚我在你们家吃饭！”结果牧场的会一直开到夜里，我黑灯瞎火地往回赶。一下马，一进那家门，锅上正在咕嘟咕嘟蒸着包子。我路过他们家时，他们家的面条已经切好，要下锅了。一听我说要到他们家吃饭，面条不吃了，当即杀羊。切肉丁，包包子。包子包好了，一家人都不吃，等着大同来。我一进门，就拿酒。这时，你会感到这地方值得呆。他们生怕我走了。即使后来我走不了，也不会绝望。
     他们的生活态度是完全听天命的。没有任何追求。我就这样活着，祖辈让我这样活着。除非你给了他新的刺激和引诱。那年，我把对我们最好的牧民老乡老戴请到了北京。我说，老戴你这辈子洗过澡吗？他说没有。我说到北京愿意洗澡吗？他说：“洗，洗。”到了北京下了火车，我们在东单的一家比较高档的清华池要了单间。单间外面有床，里面有淋浴，也有澡盆。五角钱。老头一进到大屋里，看到大池子里一池赤条条的人，就傻了。他哪见过这阵势？吓得跌跌撞撞的。我说别紧张，咱们是单间。脱了衣报，胳膊肘上黑嘎贝儿厚厚的，我帮他用丝瓜瓤搓啊，搓啊！所有内衣都让澡堂洗干净熨烫后再拿来，消灭虱子。一辈子没有洗过澡的人洗完以后，舒服死了，红光满面的。
我们带内蒙老乡到故宫、长城、颐和园，所有名胜都去了。连自然博物馆都去了，大开眼界。在草原上，蒙古包门都向东南，一到北京他就晕了，不辨方向，到处都是窗户。有一次在王府井，差点把他丢了。我们还给他专门制作了一个大相册让他带回去，上百张照片呀。据说，老头讲了一年，相册上的故事还没讲完呢！
     实际上，到后来我们已经不认为我们是知青了，而是汉文化的使者。在和蒙古文化较量了一番后，双方握手言和。文化是平等的。你有你永远胜出的地方，我也有我永远胜出的地方。总之，在草原，我们过得还是比较愉快的，甚至可以说是形成了一种气质。
     在很大程度上，这段生活决定了我们以后的人生态度——积极、乐观，熬得住，不怕孤独和寂寞。这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李大同系列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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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方

邢奇找到我，说李三友患了肝癌，他最后想做的事，就是收集内蒙知青没有离开内蒙时的作品，并出版。这里已经转贴的李三友的《乌兰宝力格的春天》、李大同的《心弦》都是收集到这个集子里的作品。这个集子最后叫《扎洛集》，“扎洛”是蒙语“青年”的意思。
我把过去的手稿翻了出来，没有一篇是完整的。挑出这篇“路”，也是没有写完的，只算相对完整的故事。那个时候，想写长篇小说的知青其实不少，只是完成的不多。
邢奇把我的手稿拿去，做成电子版。后来，他们把《扎洛集》电子书做成盘，也送给了我一份。
去年，邢奇猝然离去。今年，李三友也告别了我们。
内蒙牧区知青的经历，有两个特点：1，知青的历史定位；1，内蒙游牧生活最后的记录。


1972年夏天

德方

路
◎李南

      自从知识青年来到这里，已经是第四次搬进夏季草场了。昨天，高原的太阳照耀着那晶亮弯曲的小河，水鸟们在河畔欢歌起舞，现在，星星点点的蘑菇般的蒙古包已经在山脚边散开，在小河旁，代替欢乐的水鸟们的是那些早已想念这清莹河水的马、牛、羊。
      晚霞染红了西边的天空，风也停了，袅袅的炊烟直直地向上升起，慢慢地飘散开去，出牧的羊群开始回家。
      在小河的东岸，不远便是一溜山，沿着山脚，从南向北，交错排列着四连两个牧业排的蒙古包，与河西同样排列着的五连牧业排的蒙古包遥遥相对。
      在这一串蒙古包的最北头，有两座并排搭在小坡前面的蒙古包，熟悉的人一看外表就可以看出东边住的是知识青年，人们习惯称这个包为刘珍包。西边是贫牧塔勒根额吉的家。坡上散开着一群披着霞光的羊，放羊的人正站在坡顶上向下张望。
      两个骑马的人小颠着穿过那一串营子往北边跑着，一边聊着天：
      “你看，那坡上放羊的是谁？”
      “看姿势，是个女生，”另一个人回答着，“也许是黎毓吧。”
      放羊的人正是黎毓，她也注意到了那两个骑马的人，正琢磨着：“看来，这俩人像是要到我们包里，是谁呢？”她仔细地辨认着。从姿势看，这是两个知识青年，一个像是赵桐，他瘦高的个子，总是很怪地在马上摇晃着身子，人称唐·吉珂德；但另一个人是谁呢？她目送着他俩，直到他们下了马，到了包前。嘿，果真是来我们包的。黎毓见羊群吃得很安稳，也不用急着回家，便把缰绳捆住了马的左后腿，这样，马既能吃草，又不好逃跑，她坐在了坡顶上，想起了昨天的事。
      昨天，她的羊群碰上了淑娟的羊群，淑娟很高兴地告诉黎毓：丽丽过几天就要从兽医学习班回来了，一定会带来很多学习材料。淑娟很想学习兽医，因此热切地盼望着丽丽的归来。
      黎毓调皮地眨着眼睛，听着淑娟滔滔地讲着，在淑娟喘气的空隙时间，她忽然插了一句：
      “你和冬生……”
      淑娟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威胁地瞪了黎毓一眼：
      “鬼丫头！……”
      “哈哈哈……”黎毓笑得弯下了腰，淑娟无可奈何地看着她，接着也笑起来，她低下头，用手指玩弄着垂到胸前的辫梢，小声说：
      “过几天……过几天一定告诉你……”
      “淑娟，我不是拿你开心，我只是想知道，你和冬生到底怎么打算的。”黎毓收起笑脸，认真地对淑娟讲：“你知道，吴凌昨天来了一封信，你看看吧。”她从兜里掏出了信，递给了淑娟。
      字很大，吴凌的眼睛不好，她写信，总是写不了几行，纸上就已经是满满的了。
      “请你告诉其他的同学，现在，家里正给我办转回城里的手续，妈妈的病必须有人照顾，家里考虑了我的身体，觉得这样子在那里长期坚持将来会很困难。
      “这与我回京治病前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不过，在几天的认真考虑后，我确实感到，在那样的环境中，长期过着那种动荡生活，我顶不住，不过，我很想听听大家的看法，然后再做最后决定，盼你的信快到……”
      淑娟的眼睛，在最后几行上扫了几遍，她抬起头，用沉思的目光注视着远处的群山，把信随手递给黎毓。
      黎毓惴惴地望着淑娟，半天方说道：
      “你看，已经开始向不同的方向迈步了。”
      淑娟搂着黎毓的肩膀，看着黎毓的眼睛，好像是在出声地思索着说：“我同意吴凌的话，在咱们这样的环境中，在这种动荡的生活中，不要说吴凌，就是你、我这样身体较强的人，能否顶得住呢？不，也是顶不住的。于是，有人害怕了。”淑娟说到这里，静静地微笑了一下，好像反问似的说：“我害怕了吗？似乎也害怕了，但是，我想，这里难道永远是这个样子，永远不会改变了吗？……”
      黎毓随着淑娟的话，在心里重复着，解答着，补充着：
      “我也觉得是很可怕的，那么重的家务劳动，还要下夜、剪毛、参加所有的集体劳动……还有搬家……”
      淑娟继续沿着自己的想法说下去：
      “如果我们到老，这里还是这个样子，你说，我们对得起谁呢？我们到这里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回想着昨天淑娟的话，琢磨着如何给吴凌回信，黎毓沉思起来，而吴凌那封来信今天留在了包里，估计现在来的那两个知青马上就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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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方

雨后彩虹

德方

    此时，那两个知青正往包门口走，几条快活地摇着尾巴的狗正在牛车旁迎接他们，显然这两人不是生客。只有一只很小的小黑狗在往前冲了几步之后，又笨拙地退回到蒙古包门口，大声地叫唤着，同时紧紧地夹起了它短短的小尾巴，惊慌地看着走过来的人。
    “哈哈!这外强中干的小家伙。”一个高个子、两肩稍稍弯向前面的男青年眨着眼睛蹲下身子，用手指尖轻轻地提着小狗下垂的耳朵，小狗往后退着，在门槛边缩成一个小绒球，尖利的叫声更刺耳地响起来。
    “谁这么讨厌呀！别欺负小黑子！”一个女生的尖嗓门在包里喊起来，压倒了小狗惊慌失措的叫声，“要进来就快点。”
    高个子把小黑狗捧起来，放到一边，掀起了门帘对同伴说：“进去。”身旁那个戴着眼镜、显得文文静静的人便低头钻了进去。
    “嘿！柳青也来啦！我还以为光是赵桐呢，赵桐总欺负我们小黑子，真讨厌！”尖嗓门说。
    “我的耳朵都震得嗡嗡地响啦！”赵桐一边往里钻，一边说。
    “怎么。你们是送行来的吧。”那声音依旧大。
    “哎呀，你小点声不行吗？包都要震塌啦。”赵桐侧头看了看蒙古包的包顶。
    “嘻嘻……”这回嗓门降下去了。
    “林水，刘珍哪天动身回北京探家？”柳青坐下来后问道。
    “如果去宝格达山拉木头的汽车明天回来，她明天就搭车走。”林水回答着，又小心地把一直坐在炉子上的锅端了下来，锅里冒出了一股香味，她提起轻飘飘的壶，到外边打水去了。
    赵桐看着锅，抽动着鼻孔，冲柳青一笑，然后打量着刚搬完家新布置的蒙古包。
    蒙古包里的东西很少，北面是用灰色的毯子罩着的被垛；西面透过已从外面挑起毡子的小窗口可以看到额吉家和整个的羊盘子，在小窗口的旁边，是个漆成紫色的小木箱，上面有半导体收音机、闹钟和几本散放着的书、本；东面，斜放着一个碗架，挂着一块天蓝色的小花布帘。在蒙古包的正中，是砌得很精致的长方形的泥炉子，炉子上放着一个小煤油灯瓶。
    赵桐舒服地靠在被垛上，向提着壶进来的林水说：“刘珍哪儿去啦？”
    林水把头一歪，冲额吉家一努嘴，然后把壶放在炉子上。
    “刘珍探家走了，你们俩怎么轮换呀？”柳青关心地问。
    “巴拉沁副连长说了，让扎布给我们放羊。”林水把敲碎的茶叶倒在壶里，犹豫了一下说：“吴凌来信了，你们见到了吗？”
    “是吗？她说了些什么？”
    “我拿给你们看看吧，挺简单的。”林水从小木箱上的一本书中抽出信来，递给早就伸过手来的赵桐，柳青也忙凑过去。那一行行大号字立刻撞入二人眼中。
    这正是前面所写到的黎毓给淑娟看的信，字大行稀，几下就看完了，柳青缩回了脖子，看着那开始冒气的壶，没说话，赵桐抬起头，把信交给了林水，说：“真没想到，她竟……”
    只觉得包里忽然一暗，原来是刘珍回来了，她胖胖的身体一下把门堵得很严，赵桐眨了一下眼睛，很高兴地说：“嗬！刘珍，你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刘珍往上推了一下眼镜，很高兴地说：
    “原来都已收拾好了，可额吉又送给我好些东西，只好重新收拾。”她把刚从哈曼车里取出来的手提包放在小木箱旁，又把怀里的东西放在一堆儿，返过身问：“林水，今天的饭要我帮忙吗？”
    “不用，我都做好了。”林水说。
    柳青往赵桐身边靠了靠，给刘珍腾着地方说：“吴凌的信你看了？”
    “看过了。”刘珍的两道眉毛在眼镜后面猛地拧到一块儿，收敛了眼里快乐的光，“她不过是给自己的离开找个借口罢了！”
    “为什么说是找借口呢？她的身体就是顶不住嘛！”林水在一旁打断了刘珍的话，“你自己还当面劝过她，让她找个适合自己身体情况的工作的。”
    “可我没说让她离开这里。”刘珍说。
    “我也觉得她有困难，可是她不应该走。”赵桐补充上自己的看法。
    “你也这么看？”林水斜着眼睛看看赵桐问：“你认为在这里，什么工作适合她？”
    “……”赵桐一时无言以对，在下边，除了放牧和下夜，又有什么活呢？如果说让吴凌去搞基建，就连赵桐自己，也知道对患有严重关节炎、中耳炎的吴凌是不合适的，他闭着嘴，看着刘珍。
    刘珍正低着头，跪在毡子上，重新摊开了手提包里的东西，她把额吉给她的羔皮叠好，放在手提包底下，再把那两瓶黄油仔细地裹在皮子里，手里不住地收拾，嘴里讲道：
    “她总是强调困难，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还行？既然来了，就不应该再想回去。”
    她又推了推眼镜继续说：“离开和不离开，是块试金石。咱们应该看看牧民，他们就没困难了？难道牧民能生活的地方，咱们就不行？”
    林水用眼角看着刘珍的嘴，心里默念着：
    “离开和不离开，是块试金石……咱们就不行？”
    柳青默默地用碗里的茶水洗着手，注意地听着。
    “对，就是这样，牧民能够生活的地方，咱们怎么不行？牧民也有老弱病残，他们可以在这儿，那么，知识青年以身体为理由离开这儿，这简直不是借口，不成理由。”赵桐跪起一条腿，用他认为有力的动作打着手势说着。
    “林水，家里有茶吗？”包外响起了黎毓的声音，“没有的话，我就去额吉家喝茶去。”
    “有！”林水一下子高兴起来，她尖起嗓门说：“刚开，你快进来！”
    “嗯。”
    西边，可以听见羊群杂乱的脚步；东边，是黎毓卸鞍子的叮当的响声。大家静了一会儿。
    “黎毓，拿进一簸箕牛粪来吧。”林水冲还没进包的黎毓喊着。
    黎毓从包外把簸箕递给林水，一低头便闪进包里，随手把书包挂在了门边的哈那上。
    “嗬！是你们两位呀！我刚才只猜到了赵桐。”黎毓几步跨到林水旁边，顺手从碗架上拿下碗，倒了满满一碗茶之后，就在林水旁边的毡子上盘腿坐下，问：
    “今天送刘珍，林水快说，吃什么好吃的呀？”
    “我刚才闻着挺香的呢，吃什么呀？”赵桐也高兴地问着，快活地眨着眼。
    “嘻嘻，看给你们馋的。”林水故意慢慢地掀开锅盖，雪白的发面包子热腾腾地冒着气。
    “嗨！”赵桐拍了一下手，抓起两个包子，递给了没动地方的柳青一个，自己手里的早已被咬了一大口。
    “咦！你倒快，主要人物还没吃，你就下爪子啦？”林水看着他们，努力装出严肃的样子，大家都笑起来了。
    “咱们把灯点起来吧。”有人说，于是，火柴一闪，点燃了炉边的小灯。
    “我刚到家的时候，听你们在说着什么，声音好大呀，能不能讲给我听听呀？”
    “是为了吴凌的信，大家谈谈。”虽然包子还烫着嘴，赵桐仍然先说了，他咽下一口，又说：
    “我是决心在这儿一辈子啦！”他压低嗓门，用自豪的眼光扫着大家：“等我死的那天，就让人把我放到乌兰陶拉盖（山名）顶上去……”
    “什么？……”林水诧异地看着赵桐。
    “噢？那么，你决心连骨头都扔给草原的狼喽？”柳青一改文静的样子，马上打断了赵桐的话，他恨不能把所有的狼都拧下脖子。这时他看着赵桐，等着回答。
    “哼！就是你一个人恨狼？！”赵桐对柳青不满起来，在这样的场合下反驳自己，这柳青也未免太不够朋友，不过，他还是克制住自己，说：“那又怎么样呢，牧民也是这样的呀，他们恨狼，可他们不是也把死人扔到山里去吗？”
    “好大的志气！天葬——可真浪漫呢！”黎毓在一旁插进去。
    林水忍不住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想起死来了？”只觉得心里的话像是压不住的水汽在往外冒，又说：“到咱们老的时候，这里还是这个样子？……”
    赵桐不满地反问：“那你说是什么样子？”
    “我说？……我现在也说不出来，不过，我们应该尽量把自己的力量全都发挥出来，不能总像现在。”
    “现在？现在怎么不好啦？”赵桐问道。
    “反正照现在这个样子下去，对改变草原面貌不会有什么自己的贡献的。当初咱们到这儿来时，也不是只准备当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而是希望在这里努力发挥自己的最大作用的。”
    “咱们的羊群，放的是全连最好的吗？牧民的放牧经验，咱们都掌握了吗？在生活上，能自立吗？”刘珍觉得自己应该说话了，她头也不抬地说着：“能够做到这些就不错了。连放羊都没学会，还提什么最大作用？”
    听到刘珍这冷冰冰的几句话，林水愣住了，她惊诧地看着刘珍没有说话。
    黎毓觉得心里一阵发紧，于是低声问刘珍：“按你的要求，也就是像牧民一样过好日子、放好羊喽？”顿了顿，她仍用刚才那平和的语调说：“不错，牧民在生活、生产上手把手的教会了我们不少东西，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你认为，这种学习，就应该让我们什么都只按他们的步子走？”
    “那你说怎么走？”赵桐问。
    “昨天放羊时，碰上了淑娟，她对我谈了一些她的看法。你们想想，其实在牧民中，放牧的方法、管理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孩子的方法和父亲的方法也存在着差异。就是说，在咱们的学习中，存在着去糟粕、取精华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满足于跟在几千年的放牧方法后面挥羊鞭了。尤其是我们这群改良羊，应该有不同于本地羊的放牧方法的！”她滔滔不绝地向大家讲着，对不会把话闷在肚里的黎毓，怎能不把从与淑珍的交谈中得到感受告诉大家呢。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呢！”林水小声说。
    赵桐显出一副苦恼的样子，皱着眉头，用眼扫了一下大家，然后又看着刘珍。
    黎毓接着说：“昨天，我把吴凌的信给淑娟看了，吴凌在信里说：在那样的环境里长期生活，我实在顶不住，咱们应该想想，即便咱们身体较强，长期生活，咱们能顶得住吗？”
    “啪！”
    大家一惊，只见刘珍沉着脸，把勺子扔到锅里，也不看别人，一字一板地说：“我们按照毛主席的号召到牧区来了，我们应该安心在这里干一辈子，在这里扎根！主席让我们到这里接受贫下中牧再教育，就是说，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一辈子。这是根本态度问题。至于顶得住顶不住，应该学习一下《青年运动的方向》。主席已经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了！还说什么呀！尽是歪的！”
    黎毓的碗在手里哆嗦着，她用手把垂在眼前的散发拨到旁边，直直地看着刘珍说：“我们应该向牧民学习一辈子，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但是，应该怎样学，学什么？牧民所做的一切是不是都是对的？”
    看到刘珍又阴了一层的脸，赵桐连忙在一旁打岔：“算啦！算啦！……哎，刘珍，你回京到我家看看吧。”
    刘珍淡淡地点了点头，提起收拾好的手提包出去了。她把手提包轻轻地放在哈曼车里，抬头看看天，几颗星星远远地在窥视着这里。“不早了。”她看着这天上的钟，靠在了车边上，风悄悄地掀动着她的头发。
    炉台上的灯闪动着昏暗的光，赵桐无趣地向后仰靠在被垛上，他想：刘珍这人看问题真够深的，扎根思想真坚定……黎毓这人挺怪，提的问题别扭，不过……柳青同意谁的呢……他转向柳青，想从柳青的身上找出答案。
    柳青拿着一根针在挑着灯芯，他专心地在干着自己的事，一点也没注意到赵桐探寻的目光。
    包里很安静，小木箱上闹钟在滴答响着，林水笑了一声说：“今天的送行会倒成了辩论会了。”
    黎毓从自己的沉思中醒过来，抬眼看看林水说：“这些问题应该好好想想。”
    “刘珍这么半天干什么去了？”柳青抬起头来问。
    刘珍恰在这时觉得自己应该回包了，她从哈曼车里拿出自己一个空书包，又弯腰进了包，问道：“柳青，你需要我帮你捎东西吗？……”

德方

一批才华横溢的知青，令人百感交集的草原生活，他们改变了草原，草原也改变了他们。那时的草原还叫草原，那时的内蒙人还很蒙古。这一切现在的变化太大了。
我很向往草原，一直就很想去看看内蒙大草原，小时还做过很 ...
杨林 发表于 2012-5-18 17:27

回杨林，正是我二十多岁时的照片。那时候，还经得起折腾。
逍遥说过多次想回去，但到现在也不敢回去。
2002年，我与一知青同回牧场，刚出发的时候，他还嘲笑坝上草原安了大门，说：草原上安个门，那还是草原吗？但一路走去，他再也不说话了。
的确，人的变化是最大的。在牧场里，一位老额吉也说过类似的话：现在的汉人，不是你们那个时候的汉人了，现在的蒙古人，也不是你们那个时候的蒙古人了……从那以后，我就不再提回去看看的事了。
我觉得，什么时候都有才华横溢的青年，只是……

德方

    往年，搬进了夏季草场后不久就开始剪毛，今年也是一样，顺着各家住的位置的排列次序，一天剪一群，剪过了几家之后就轮到刘珍家的这群改良羊进圈了。暂时帮她家放羊的扎布一早就来轰羊。七点多钟时，剪毛的人便陆陆续续地往石圈那儿去了。
    眼看着住在同一浩特的塔勒根额吉也晃着胖胖的身体走了，林水更加着急，她快手快脚给留在家里的瘸子羊换了药，饮过水，便往圈那儿赶去。
    石圈在她家南边大约一百米的地方，林水从圈边绕到门口，向周围的人们问着好，走到往日的老地方，放下剪子，然后在身边抓了一只正傻头傻脑地看着她的大母羊。立即将它的三条腿结结实实地捆住，林水返身拿起了剪子。
    “黎毓怎么没来呀？”额吉一边不停手地剪着羊毛，一边问林水。
    “她打水去了，早上只剩下半小桶水啦！”
    “哎呀，我今早刚刚打过水，那时水就不多了。”乌力吉阿够（蒙语：阿够是对某个妇女的一种称呼）在一边接上一句。
    “我家阿介（蒙语：阿介也是对某一个妇女的一种称呼）早上打了半缸水就回来了，她说没工夫等井水出来。”巧克拉也说起来，“可能黎毓姐姐在等水吧。”并且还下了结论。
    由于开了头，人们便不停嘴地说起来，参加剪毛的基本全是妇女，她们平时陷在一堆家务事中，难得有机会和外人接触，所以一到了这种集体劳动的场合，便显得格外能说，其中声音最响的要数恩布和阿嘎了。
    “现在蚊子可多起来啦！下夜可就更难了！”她的声音所有人都听到了，并且立即引起了共鸣。就像家务事由妇女们负担一样，习惯的做法，下夜也是妇女们的事。自然一说起下夜，妇女们的话就多起来。
    “可不！”额吉插了进去，“昨天晚上我们孩子的鞭子整整响了一夜。”
    “我们孩子”，这是牧民对住过自己包的知青的称呼，听见说到自己，林水悄悄地笑着，低着头，并不吭声，只是一股劲地在手上使劲，单把耳朵竖起来。
    “哎呀！她们这群改良羊，可真是最难下夜的啦！”阿嘎深表同情的语调使林水忍不住抬起眼，看了看她，见林水在看自己，阿嘎就很有体会地说起来：“那种羊的夜，我也下过。那可是整夜整夜的不卧呀！嗬！有一只蚊子，羊也要走。”
    见有的妇女在赞同着，她更加起劲了：“还是几个人一块儿下呢！有我，我们额吉，还有乌吉玛，那也累得够呛。林水，你们是两个人一块儿下夜吗？”
    “不，”林水摇摇头说：“我们一人下一夜。”由于折腾了一夜，她总不能振作起精神，嗓门也不如往常那样响了。
    “阿介说，这几天早上额斯勒格家的那群改良羊是从大山里轰回来的。”用了极认真的语气，巧克拉向大家报告着，这消息震动了所有的人，纷纷问巧克拉：
    “让狼咬着了吗？”
    “跑到哪儿啦？”
    还有人叹了口气说：“他家下夜的人还挺多的哪，两个女儿，还有新娶的儿媳妇。”
    “真吓人哪，让狼咬了十几只呢！”巧克拉说，还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往大山里跑，可不是往狼窝里送嘛。”
    听到这个消息，林水觉得心一下子紧缩起来，十几只羊呢！这几天夜里，她总听见山里狼群的嚎叫，那鬼哭似的声音让人毛骨悚然。“没有比狼叫更难听的声音了。”这句话，她不止一次对人讲过，也不止一次听人提起。
    “什么时候，草原上没有了狼，没有了蚊子，该多好啊！”她看着满圈的羊群，自己对自己说。
  

德方

    井在额吉家北边的小山坡脚下，还是去年夏天她们与额吉家合挖的那口，井不深，水却很清亮。今年搬来后掏了一下就又可以用了。只是井水出的不多了。虽然小河的水也不错，但从家到河边，路远不算，一路上还坑坑洼洼的，满满的一缸水，拉到了家里，洒了快有一半了，所以有了井，人们也就不去河边了。
    黎毓把牛拴在车上，自己坐在井沿上，微微侧着头，看着一只正在头顶盘旋的鹰，她想起了前几天，指导员来检查剪毛情况时对她所讲的话：
    “干事不能心太急，总要一步步地走嘛！你们应该看到，这里还是有变化的，不应该灰心呦！”
    “我灰心了吗？”黎毓转了转眼珠低下头来，看着井边葱绿的小草，那小草倔强地向上挺着身子，向着太阳展开了自己的叶片。
    她不由得回想起离开北京之前的事情，怀着在边疆大干一场的决心，自动报名要求上内蒙，那时，她坚信自己一定能够不怕牧区生活的艰苦，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她记起了写在决心书上的一些话：“……走毛主席指出的光辉大道，到牧区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用我们的双手，来建设草原，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到内蒙古，好像是离北京远了，但一想到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走与工农结合的路的，就觉得自己的心离北京更近了……”她微笑起来，四年来，她从生活中已经了解到，过去的信心，曾经是在多么盲目的热情上建立起来的，虽然那时决心书上的话现在仍是她的决心，但是这些话的分量却比四年前重得多了。
    黎毓清楚地记得临走时，几个同学送给她一本大相夹。在精致的封面片上是那绿缎子似的草原和珍珠般的羊群，身穿蒙古袍的姑娘在身上挥动着长长的套马杆。看到了这张相片，耳边就会响起了响亮豪放的充满草原味的歌声。对黎毓来讲，这相片、这歌声，使她的心里对将与能歌善舞的剽悍的蒙族牧民共同生活，将能骑着马在辽阔的草原上放牧牛羊的日子充满了向往，她感到就要在自己眼前展开的是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啊！
    “我虽然是自愿到牧区来的，但在那时，关于新牧区将是什么样子，心里确实是很不明确的，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生活会很艰苦，道路会不平坦，而对怀有满腔热血的我来讲，这种未来的生活是多么富有一种神秘的战斗的吸引力啊！”她想。
    黎毓轻轻地把被风吹散在眼前的头发往后按着，现在她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曾是多么幼稚，曾是用那么幼稚的一步，从北京迈到了内蒙，从学校迈进了社会的广阔天地。
    “幼稚？不错，是很幼稚，那时对于战斗的生活是多么向往呀！以为自己前进的每一步都会伴有战斗的鼓声。以为建设新牧区只等待着我们上战场……这种幼稚的想法也能激起人们的热情，做出奋不顾身的事情。但是，因为这热情没有根底，缺少能源，在受到实际生活的检验时，这热情的火花便很快地黯淡了。”她继续想，眼前闪过了干不完的琐碎家务；冬季昏天暗日的白毛风；夏天在头顶发光轰鸣的霹雳；不听指挥到处疯跑的羊群……
    “生活用它的真实教育了我，现在应该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摆脱出来了，如果说我的灰心是因为幻想的破灭造成的，那么就应该找到正确的出路。”黎毓认为，一个人的一生总有自己追求的目标，总有他生活的目的，人不可能生活在幻想里边。她隐约地感到，又应该往前再迈出新的一步了。这一步虽然不像迈出北京的那一步那么让人热血沸腾，但这一步，却比那一步深刻而重要得多，“不破不立，幻想破灭了，而在眼前：应该是什么路？”黎毓紧抿着嘴唇问着自己。
    黎毓打完水，已经快中午了，在去剪羊毛的路上，看见乌力吉阿够（蒙语，这里是对青年妇女的称呼）急急忙忙地往家赶，知道她惦记着吃奶的孩子，先回家了。

  

德方

    走到圈边，从不爱绕远的黎毓仍从石圈上边翻了过去，推开挤在身边不懂让道的改良羊们，回答着大家的问候，往林水坐着剪毛的地方走去。快到时，手脚利落地抓了一只羊，用林水递过来的绳子捆好。
    人们只觉得火辣辣的太阳把空气烤得烫人。热燥的空气使人口干舌燥，小孩子们不断地从家送来的清凉的酸奶，一眨眼便被干活的人们喝得精光。已经很难觉察到的那一丝微风也被石头的围墙隔在了外面。坐在闷罐般的圈里剪羊毛的人们，被汗浸透的衣服粘粘地贴在身上，谁也不愿意多说话，低头专注地剪着羊毛。
    几匹卸下鞍子的马在圈外的阴影里紧紧地扎成一堆，想躲避马蝇子的叮咬，并不断地用尾巴抽打着落在身上的飞蝇。
    隔着蒸发的水汽，远处的景物在人们的眼前浮动。
    “要是有块云，该多好呀！”从不爱说话的乌吉玛嘴巴忽然迸出这么一句。
    尽管大家都在用最快的速度干着，可由于这群改良羊太多了，所以和整群羊夹杂在一起时，剪过毛的羊便被淹没了。
    黎毓用手绢包着被剪子磨出泡的手，巧克拉同情地看着说：
    “姐姐，你的羊这么多，全用手剪，真累呀！”
    “要是有剪毛机就好了。”
    “不！”巧克拉说，“剪毛机不好。”
    黎毓和林水都惊愕了：“为什么？”
    “它总坏，老修不好。”巧克拉用知情人的样子告诉她们，“还把羊身上划出大口子。有了口子是要长蛆的。对啦，如果羊毛的绒起的不好，还不能剪呢，所以我看呢，剪毛机还没剪子好呢！”
    “你看，现在这群羊才九百只，你就觉得累了，那往后，改良羊多起来，可怎么办呢？”
    “是呀！那可怎么办呢？”巧克拉立即着急起来。
    看着她那孩子气的皱起眉毛的样子，黎毓和林水全笑了。
    “你呀，只看见了这儿！”林水用手轻轻地按住了她的鼻子尖说道。
    下午的那段时间，和上午也没什么差异，只是担任班长的额吉希望今天能多剪几只，曾经打算把收工的时间往后推推，可是一见太阳发黄了，妇女们就着急起来，她们大声地议论着母牛，念叨着小牛犊，又说着该给放羊回家的人烧茶了之类的事……有人干脆就收拾起东西来，额吉确实难安排，便按往常的时间收了工。
    黎毓和林水照旧帮额吉挤奶，然后做饭，等一切都忙完，天也黑了。
    “就这样，像小河平稳流过的河水一样，一天又过去了。”黎毓在日记中写道，“我总觉得，在这种平平淡淡的生活中，我不过起了一份劳动力的作用罢了。”她想了想，又继续写下去，“我们的精力很多都浪费在为起码的生存所做的努力上，”看了一遍，她把“努力”划去，改成了“斗争”，然后接下去写“难道，就应该这样过吗？”
    用笔下意识地在本上点着点子，眼前闪过了巧克拉往一块儿堆着的眉毛……

德方

草原上的土路

德方

    这天早晨出羊时，羊群中出现了一只“额勒姑”（蒙语：傻。这里指患了脑包虫病的羊行动不能自控，原地转圈，轰赶时胡乱跑，不按人指挥的方向，像傻了一样）羊，扎布一轰它，它就偏着脑袋，四蹄乱划着向右边倒去，黎毓跑过去，一把按住了它。
    “多好的一只羊呀！可惜了呀！”扎布咂咂嘴，惋惜地说。
    这只羊，黎毓和林水全认识，是一只白色的大母羊，并且还是一只一代改良羊，它的小羔很胖，细密的卷成小圈圈的毛紧紧地贴在身上，像穿着件白纱的衣裳，它胆怯地叫着，在母亲身边打着圈子。
    林水找了一根绳子，把它捆住，就回到包里磨小刀去了，黎毓还在外面治瘸羊。
    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来：“喂，帮帮忙呀……”
    林水忙迈出包来：“嘿，是柳青呀，你拿的是什么呀？”
    柳青把怀里抱着的大药包递给林水，小心地说：“你可轻点，小心药瓶碎了。”然后一边下马一边说：
    “倒霉透了，这药包的背带断了，让我抱着它走了这么远。”
    “咦，这药包这么沉，是谁的呀？”
    “丽丽的，我们马群有个小马驹让狼‘照顾’了一下，得给它打几针。”柳青说：“这些狼非得找个办法狠狠地治它们不可！”
    “丽丽来这儿呀？”黎毓听到丽丽来了，马上走过来问。
    “她在巴拉沁副连长家汇报，然后去我们马群，下午到你们这儿来，晚上不走了。”柳青详细地告诉着，一扭头，发现了那些扎在一块儿的羊，“都是瘸子？”
    “不，那只大白改良羊是‘额勒姑’。”
    “嗬，这么大的羊，这肉可以吃好几天呢，怎么，要我帮忙吗？”说着从马靴筒里抽出了他的小刀。
    “谁用你呀。”林水扬了扬手中的刀子。
    “别，这羊有小羔，现在丽丽回来了，让她治治它。”
    “哎呀!看我，怎么忘了呢！”林水像牧民似的，把头一低，右手往额头上竖着一碰，又跑回包里，出来时拿着剪子说：
    “柳青，你自己去吃吧，都在锅里，包里有茶，我们得剪毛去了。”
    柳青说：“我在巴拉沁副连长家喝过茶了，对了，淑娟说她后天结婚，请你们赴宴去呢！还有，丽丽来这儿拿药时，让她快点去马群吧。”话没完，已经上了马，跑出一段路了。
    丽丽在太阳偏西时从马群赶回来。真没料到，一回大队就碰上了“额勒姑”羊，在师兽医训练班上，她就已经在考虑如何对牲畜的一些常见病进行群防群治的工作了。但因为从没有真正动手搞过，心里没底，而且大家会不会相信她呢？她希望从治这只羊来开始这个工作。
    她拿起小橡皮锤，在羊脑袋上敲着，黎毓和林水紧张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
    “梆梆……梆梆……梆梆……”
    “好像声音都一样啊！”林水疑问地说，“让我试试。”
    可是，每个人都试过了，还是听不出区别，丽丽的眉头蹙着，她用手在羊的脑壳上按来按去说：“有时，病得厉害的羊头骨是发软的。”
    于是，三只手都在按着，摸着。
    “要不，再看看吧，看它怎么转。”
    林水拿来两根套马杆，便和黎毓分开站了，丽丽见她俩已经准备好，便解开了拴羊的绳子，那羊的四脚乱蹦了半天，才从地下爬起来，歪着头，用木然的眼睛瞪着丽丽。
    “看这样，确实是病羊呀。”丽丽说着，又嘘嘘着轰了轰它。
    那羊脚步不稳地走了几步之后，便又像早晨一样，偏着头四蹄乱划起来，然后就像沉重的口袋那样向右边倒下。
    三个人上前，重新把羊捆好，丽丽说。
    “要不就打开看看吧，我想一定会有虫子的……”
    “就是没有，也能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反正这羊不治也是死，打开看看，又有什么！”林水说。丽丽点了点头，在羊的左边头皮上用刀子狠劲一划。
    谁也没有注意到额吉这时站在她们身后已经看了一会儿了，这时，她惊叫一声，跑开去，隐隐约约听见她在包里对阿爸讲着什么，马上，她那八岁的养子解乐格楞就出来了，他默默地蹲在一旁，圆睁着两只大眼睛，观察着，分析着。
    头皮割开了，头骨锯断了，透过小小的三角口，底下便是脑膜了，大家都站起来，丽丽拿起针，往下探去，轻轻地一抽是血。
    “不是，应该是水。”丽丽回答着她们疑问的目光。
    换个方向，再一抽，还是血。
    黎毓想：“怎么？没有虫子？”她看了看丽丽仍蹙着眉头，咬紧着嘴唇。她把针拔出了又插进去。黎毓觉得自己的手心已经在冒汗了……
    “水，是水！”林水轻轻地喊了一声。
    积液沿着针管慢慢往上升着，三个人心里同时松了一口气：“可找到了！”
    针尖紧紧地吸着虫体，把虫体吸到了三角口的边缘。丽丽谨慎地用镊子夹住了虫体。轻轻往外拉。配合着丽丽的动作，黎毓和林水把羊的头调了位置，万一虫体破了，虫体内的水也不会流回羊的脑子里去了。
    虫体终于完整地出来了，丽丽把它装在了事先准备好的小瓶子里，然后给羊结束了这次开颅手术。解开了捆羊的绳子。那羊就自己走到一边吃草去了。
    一直没有吭气的解勒格楞恍然大悟地站起身，蹦着跳着跑回家去，向大家报告着他的新发现去了。
    三个人洗了洗手，丽丽说：“陪我到额吉家去坐坐呀，我把这虫子给额吉家的人看看。”
    “大丽丽姐姐来了，”在门边的一直注视着他们的动静的解乐格楞对包里的人喊，由于咬不准“丽丽”和“黎毓”的区别，牧民一般都在丽丽的名字前边加上一个“大”字。
    “孩子，那羊好了吗？”额吉在打过招呼之后马上问道。
    “好啦，在那边吃草呢。”丽丽把治好的羊指给大家看，并把手里的小瓶子递给了额吉。
    “我们把它脑子里的虫子取出来了，它就好了。”
    额吉拿着瓶子，转着圈看了一遍，递给了阿爸。阿爸又递给了坐在对面的阿聂。阿聂眯着眼睛仔细看了半天说：
    “孩子，这虫子怎么会跑到羊脑袋里去呢？你会不会弄错了？”
    “阿聂，没错。”丽丽就讲起来，她头头是道地讲着，终于阿聂明白了。
    “孩子，这‘额勒姑’羊能治可太好了。明天剪毛时，我帮你问问，谁家有‘额勒姑’羊，我就告诉你，好吗？”额吉在一旁热心地说。
    “额吉太好了！”丽丽高兴地拉着额吉说，“明天我也去剪羊毛，再把这虫子给大家看看。”额吉赞许地看着她，点了点头。
    回到家里，丽丽把自己的安排告诉了她们，她说：
    “要让我学的东西能发挥作用，像过去的兽医那样，只在上边等着人来找自己是不行的。兽医应该跟着班、排走。在大家的协助下，搞好工作。我第一步，想与连长谈谈，是不是多培养几个不脱产的兽医，像淑娟那样的，并努力把一些常见病的治疗办法教给大家，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对，这样，有个骨干的配合，工作才能扎实。那你准备怎么办呢？我们能帮点什么忙呢？”
    “你们是放改良羊的人，把你们看到的关于改良羊的常见病和你们认为的较有效的治法告诉我，哪怕只是向我提点儿情况，或者提几个问题呢，对我都会有好处的。”丽丽说，“现在兽医人少，没有条件，等到人手多了的时候，我想主要了解改良羊的情况，仔细摸摸改良羊的规律。我没接触过改良羊，所以现在就觉得心里没数。”
    丽丽的话，让黎毓和林水很高兴：到底是在下面呆过的人，和过去那几个兽医就是不一样。丽丽向两个伙伴讲起了她在师兽医训练班时的见闻，她从兽医所在地种畜场讲起，讲到了那里品种改良工作的进展、机械化的程度和今后的发展……这一切都不是幻想而是现实，它用自己的存在告诉人们：这就是新牧区的样板。在为革命事业洒尽鲜血的烈士的心里，这是崇高的理想，他们为这理想的实现付出了血的代价。在为建设新牧区的知识青年心中，这是奋斗的目标。“咱们准备为这目标的实现做出什么贡献呢？”
    丽丽在结束她的话的时候，提出了这个问题。黎毓和林水没有说话，此时在她们心里，像大海的波涛翻滚。三个人睁着眼睛，各自沉浸在自己心中的海洋里，很久没能入睡。

德方

64# 德方  

这个手术有点骇人……
老木匠 发表于 2012-5-20 21:39

  谢谢！
这个是草稿，而且当年不知道怎么写小说——不知道，看这稿的人，没有那些生活经历，是容易看不懂的。

羊的开颅手术，找脑包虫在脑部的位置很关键，所以要看发病时的状态。只写了把羊哄起来，看它怎么再跌倒，没有说明，在失控的对侧找治疗点。
最有意思的是，那羊在贴上那块小三角颅骨，用普通针线缝合头皮后，居然站起来就去吃草了。我们以为它还需要休息休息呢。

牧民不习惯看人在动物身上乱下刀子，所以老额吉看我们这么折腾这只羊，赶紧跑开了。这个也是通过这次“手术”发现的。

德方

在网上找的图片：改良羊



本地羊

德方

    淑娟家外边的牛车上，已经没有拴马的缝隙了，黎毓和林水按照前面刚到的那几个人的样子，把马绊在了包后的草地上，一块儿往包那儿走去。这时，她们才注意到，前面走着的这几个人是五连的知识青年。
    听到坐在门口望风的萨木素的“报告”，一身牧民装束的淑娟便迎了出来。她身穿深蓝色崭新的特利克（蒙语：单袍），腰上是条鲜艳的粉红色腰带，显出了一派喜气洋洋的劲头。
    “还真有那么个意思。”林水悄悄和黎毓咬了咬耳朵。
    “哎呀！陈浩，你们也来啦！”淑娟大大方方地打着招呼，脸上露出压抑不住的笑容，她拉起黎毓和林水的手说：“都是稀客。”
    虽然住得并不远，由于每天要忙家务，还得剪毛，所以黎毓她们很少串包，对于淑娟来讲，自然也是和陈浩他们一样是稀客了。
    “我……我们来看看……新娘子。”从来不爱说话的陈浩，在同伴们手指头的威胁下，终于代表他们一伙儿迸出了一句道贺的话，淑娟的脸顿时红了起来。
    “哈哈……哈哈……”出乎意外的话，让大家笑得真开心呀！
    站在门口同样是牧民打扮的冬生说：“嘿，陈浩也学会淘气了，快进来吧！”
    邀请进包的话是说了，可包里已经满员了。大家便在门外聊起天来。和黎毓她们一样，陈浩他们也是在向新婚夫妇祝贺的同时想知道一下他俩今后的打算。在同来牧场插队的知青中，办喜事这还是头一炮。
    从包里走出的额吉、恩布和阿嘎见到了这伙凑在一起的知青，便走了过来，额吉话里有话地对陈浩他们说：“你们也来看我们淑娟结婚啦？这回，我们淑娟可是不会走的啦！”
    恩布和阿嘎则是拿眼睛看着大家说：“你们是不是还长着翅膀呢？”
    一时间，大家哑口无言。
    额吉见大家都不说话了，就先打破了僵局说：“你们好好在这儿看看吧，我们先回去啦。”说完，拉着恩布和阿嘎就到邻近的扎那家去了。
    “你们的额吉果然厉害。”有一个人说，目送着离去的额吉，却没有人接他的话。
    越来越近的汽车马达声，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去，通过汽车来的方向，就可以知道，这是团里去宝格达山拉木头的汽车回来了。五辆车拐下了公路，直奔人马稠密的淑娟家来，并排停在淑娟家门口。
    包里的人几乎全都走了出来，冬生迎着刚刚下车的王副团长说：“副团长怎么会知道我们今天结婚呢？”
    副团长拍拍冬生宽阔的肩膀，用眼扫着周围的人们说：“哈哈，如果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还能当副团长啦？”
    大家又都挤进包里，由于多了副团长、几个司机和两个参谋，包里简直就转不开身了。副团长坐在好不容易腾出的一小块空毡子上说：“冬生啊，这次从宝格达山带回两根套马杆，送给你们作礼物，满意吗?啊？”
    “嘿！生产上必需的东西，还能不满意？”冬生大声说着，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
    “副团长，光给套马杆可不够呀！”淑娟在一旁加了一句。
    “嗯？还缺什么呢？啊！”
    “牛车呀，过几天连里就给我们羊群，可是四辆车怎么搬家呀？”
    听到淑娟的问题，大家把目光集中在副团长身上。
    “对呀，牛车不够可是大事。”
    “光有牛，没有车，照样没法搬家。”
    听了大家的议论，副团长说：“那么这么办吧，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再作答复，怎么样啊？……这生产上的东西是不能缺呀……怎么着，还有什么啊？……”转眼注意到了陈浩等人，便对他们说：“你们也来凑热闹啦，有什么收获吗？啊？”
    “想要一根套马杆。”有人风趣地回答，又是一片笑声。
    “对了，丽丽前天到的吧。”副团长忽然想起来说：“我们昨天碰见了她，忘记让她通知你们连的干部：团里决定每连抽一个人去兽医学校学习，两年代培，你们转告一下吧，大后天去团里报到，一块儿走。”
听到这个消息，淑娟高兴起来：
    “副团长，让我去吧，多好的学习机会呀！”
    “你？……”副团长惊讶地说。
    “对，我！”淑娟重复了一句，对副团长说：“对于我的婚事，爸爸对我讲‘应该做出榜样来，不要按这里的家妇老路走。’过去，我也自学过一些兽医的知识，让我去吧，保证好好学！”
    淑娟学兽医的刻苦劲儿大家都清楚，昨天，丽丽还找她商量了一下如何搞牲畜常见病的群防群治，并把自己在训练班时的教材留给了她。今天早上，如果不是走不开，她还想与丽丽去拉斯嘎家治病牛呢。所以，大家都很支持她。
    “冬生，你同意吗？啊？”
    “怎么？我就不能自己做主？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会影响我去学习的。”淑娟抢先说道。
    “那羊群谁放啊？”在旁边听着的一个参谋问道。
    “我放。”冬生觉得这话很刺耳，马上说：“如果是两个名额，我也想学学呢。副团长，淑娟有这个愿望，我支持。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能让我们在工作上更好地配合。原来我们就商量好了，在放羊的同时，两个人都钻钻兽医。我们有文化，应该让我们学过的十二年的知识为建设牧区服务。这才是知识青年应起的作用。”他的话很恳切。
    冬生的话，点透了黎毓，她看着冬生闪闪发亮的眼睛、淑娟充满希望的目光，深深感动了。她明白，冬生和淑娟是想用结婚来宣布自己的决定：扎根牧区。她想起刘珍在探家临走时发表的议论：“淑娟太没上进心了，年纪轻轻的就想到了结婚，真没志气。”
    现在，她从心里否定了刘珍的话，在对别人的想法和做法没有了解之前，有什么根据来说出那样的话呢？
    “副团长，既然是代培，学完还会回来的，就让我去吧。”
    “以后有了孩子怎么办？是搞工作还是管孩子、干家务？”一个声音从人们背后传过来。
    “这么说，是应该当家妇啰？”淑娟干脆地回答。
    “结了婚的女同志，就是不可能专心工作……”
    “如果说结了婚就会影响工作、学习，那么，要工作、要学习就得下决心不结婚，对吗？所以，在你们看来，女同志如果要学习，就只有当尼姑去！”黎毓忍不住了。
    “学校是不收结过婚的人的，啊……”副团长说，冷冰冰的语气一下子刺伤了淑娟。
    “噢？……看来，我结婚是错了！本来想在这儿好好干，却没料到失去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她的声音哽咽起来，一扭头，冲了出去。
    “副团长，淑娟这孩子我们信得过，让她学去吧。”和淑娟住同一浩特的扎那阿哈说，看见淑娟失去了这个机会，他觉得可惜。
    “老扎啊，牧业排缺少放牧的劳动力，你还不知道？还是从别的地方抽人更好吧？啊？”副团长说。
    “副团长，我们知识青年到这里，不是为了仅当个劳动力的！”冬生气愤地说，同伴们都在支持他。
    “向学校把情况讲明，让淑娟去吧。”
    “这是代培，应该答应淑娟。”
    “像这样坚定扎根的，应该去。”
    “应该怎么做，上级知道，别吵了，啊？”说着，副团长起身，一弯腰走了出去，对背靠着蒙古包发愣的淑娟说：“你们的工作，就是把羊放好，要安心嘛。”然后上了车。
欢乐的气氛全没有了。
    陈浩他们临走时，与新婚夫妇告别，有个人拉着冬生的手，低声说：“从你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
    “淑娟，别难过了。既然如此，自学呗。只要有决心，就能行！”林水靠着淑娟，安慰着她，淑娟茫然地看着她，点了点头。
    黎毓想说些什么，却没有张口，默默地和淑娟拉了拉手，然后便上了马。
    一路上，谁也没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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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方

淑娟的故事让人看的挺心酸
老程 发表于 2012-5-21 09:39

唉，很多事情是现在的人没法想象的。毁了多少青年，没法提。
现在的共和国首席兽医官就是他们那批去内蒙的知青。

德方

    在明亮刺眼的闪电的白光中，黎毓清楚地看见林水正坐在蒙古包的门槛上，脸冲着外面沉沉的夜幕，看不见天上的星星，代替它们的，是远远近近、时明时暗的手电光。林水不断地摸索着拔起门边的小草，随后又把它们扯碎。
    热腾腾的空气紧紧地裹着人，让人无法摆脱它的束缚。
    “要下场大雨吧。”黎毓在隆隆的远方的雷声中想，她觉得嗓子像要冒烟，于是悄悄地爬起，尽力不出声地摸到了壶，一连好几大口凉茶入肚，觉得心里顿时舒服起来，喝够了，又轻手轻脚地往蚊帐里钻。
    “黎毓，你怎么还不睡？”林水的声音吓了黎毓一跳。
    “天太闷了，”黎毓说，“羊老实吗？”
    “没风，羊已经开始卧了。”林水告诉她，“它们不走，光在那儿折腾，踢腿拧腰，什么怪姿势都有，你听!”
    果然，可以听见羊晃动耳朵、抖动身子发出的声音。
    “昨天折腾了一夜，你快睡吧！”林水似乎很想说话，但又克制住了自己，简单地劝着黎毓，便不出声了。
    黎毓这时根本就没有一点睡意，蚊帐外的蚊子嘤嘤的细语让她心里发烦，她真想找点什么东西把耳朵堵上。
    “心静自然凉。”她想起人们常提起的这句话，但在此时，却无论如何也静不下心去。淑娟那眼睛总盯着她，她想摆脱掉，但是做不到。那茫然的固执的眼光直射到她的心里，重复着一个问题：“难道，就因为我想在这里扎根，所以，就只好当家妇了吗？”
    “不！这不是我们的方向，如果当家妇。我们没有必要从北京到这儿来。”黎毓在心里回答着那个问题。
    “那么，你从我们身上，看到了些什么呢？”又是一个问题。
    “看到了什么？……”只觉得心里发烦，黎毓翻了个身，她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陈浩与冬生他们分手时的情景，已经在心里抹不掉了。那句话虽然讲得很轻，但每个字都重重打在她的心上。
    “你没有勇气正视这个问题，可你是躲不开的！……”
    黎毓发现自己紧握的手心里已经满是汗水了，她睁开眼睛，周围很静，只是蚊子依然不停地嘤嘤着。是的，身在这里，躲得开这问题吗？如果连正视的勇气都没有，怎么过下去呢？
    “牧民能够生活的地方，咱们就不行？”刘珍在临走时的话，这时浮现在她的脑子里。
    “咱们准备为这目标的实现，做出什么贡献呢？”丽丽的话也冒了出来。
    “爸爸对我讲‘应该做出榜样来，不要按这里家妇的老路走’。”淑娟清晰的声音，依然在耳边……
    很多事在她脑子里飞快地闪过，她竭力要抓住那些好像一晃即逝的念头，她要把它们串起来，把几天的东西好好整理出头绪。慢慢地，她终于把这些想法抓得牢点了，所有发生的事情，都重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前途……出路……”
    “牧民的生活是苦的，虽然与过去比，他们的生活是有了改变。”黎毓在心中回答着刘珍的问题。她想：“没有现在的努力，就没有将来。但为什么有的人总喜欢用现在与过去进行比较呢？难道牧民就应该这样生活吗？……我们，能够这样生活吗？”
    “贡献，不是一提到贡献就必得是一鸣惊人的成绩。如果我们的努力，对牧区的建设能起到一点作用，哪怕是很细微的呢！也是我们努力的成绩、我们心血的结晶。这时我们才可以面对人们讲：我们没有碌碌无为地在草原生活。”丽丽的话在黎毓心中响着，“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自豪地向人们讲：我们是草原的儿女，草原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黎毓，你是不是睡不着呀？”林水轻声地问。
    “是。”黎毓用肘撑起身子，把被子推到一边，她说：“你从淑娟她们的婚礼想到些什么？……我心里像开了锅似的，翻得太厉害了。”
    林水说：“我从来没想到，希望学些本领更好地在牧区工作的打算，竟会仅仅因为结婚了，就全完了。”
    黎毓反问她：“为什么这样子呢？”半天，林水没吭声。黎毓对她讲：“我睡不着，心里特别的难过，因为副团长讲的那句话，印象是太深了，‘老扎啊，牧业排缺少放牧的劳动力，你还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怎么看？”淑娟讲：‘这么说，还是当家妇啰！’难道我们上山下乡几年之后，就应该安心当这个家妇吗？难道我们上山下乡仅仅就当个劳动力吗？”黎毓坐起来，抱着膝盖，她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继续说：
    “我们把淑娟的结婚看成大事，因为这说明了她们有勇气、有决心在这儿干一辈子，她们是一心扎根了。副团长他们把这事看成喜事，是因为他们认为：知青结婚了，就真正在这里安家落户了，就甘心在这里当劳动力了。表面上看，好像一样，但在实际上，却相差很远。”
    “有些人，就是把知青看成劳动力。”
    “林水，你想过没有？如果仅仅作为一个劳动力在草原上度过我们的一生，我们的安家落户，我们的扎根，又有什么意义呢？”

（写于1974年）


李南   女，北京塑料工业学校69届学生。
    1969年4月赴东乌旗满都宝力格牧场白音高毕大队插队。“路”写于1974年插队时，该文未完成。


。

德方

邢奇说，他已经把录入完成，要我把原稿取回。
见到他时，他叹了一口气，说：我知道你为什么没写完了，没路可走了。

其实，那时我还没有绝望，所以才想记录下我们的努力。但最后，我们都离开了……

德方

这是个内蒙青年记者采访草原知青系列中的一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8317ac0100b96q.html



贾幼陵：共和国首席兽医官的草原情怀

贾幼陵似乎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官员，“兽医”是他给自己贴上的终身标签。
在草原上，他改良畜种，改变生产方式，为牧民增收不遗余力。赴京上任，他的心依然留在草原上。身为共和国首席兽医官，两个特殊生日，折射出他对国家和人民的赤子之心。



贾幼陵（左）


悲伤的草原

    外交部在京遴选一批优秀高中生到匈牙利上大学，学习外交，已经入党的北京航空学院附中学生贾幼陵被选中，他走上外交官职业生涯看似近在咫尺。
1966年，当“文革”运动席卷全国，打破了千百万年轻人的梦想，包括贾幼陵的外交官梦想。
当许多学校掀起派性争斗时，贾幼陵却躲得远远的，他到农村劳动，到工厂锻炼，在北京金星钢笔厂工作了两个多月。
　　11月，贾幼陵和4名同伴背上行囊，开始了“新的长征”。他们告别北京，踏上平型关，渡过黄河，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这一路是用脚板子丈量出来的，沿途艰辛不言而喻。当贾幼陵从延安走回北京时，两个半月已经过去，身边的同伴只剩一位……
　　1967年11月16日，在前往锡林郭勒盟插队的400名北京知青中，20岁的贾幼陵就在其中。此时，身为党的高级干部的父亲受到冲击，被关押。经过10天颠簸，贾幼陵被分到东乌珠穆沁旗胡热图诺尔公社阿尔斯冷图生产队。
　　“我一去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贾幼陵说。当时，他坚持不穿带去的绒衣绒裤，只想等到最冷时穿。最后，最冷时过去了，他也没穿。而他硬挺的这一冬，乌珠穆沁草原上正遭遇雪灾。
　　放牧生活让贾幼陵忧心忡忡，他放牧的羊群有1000多只，在雪灾中，每天都有羊死去。
　　贾幼陵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当时放牧的情景：每天，他骑在马背上，而他背上则插着一把木锨，看见哪只羊走不动了，下马过去把雪铲开，让它吃几口干枯的草。一天，一只羊走不动了，他铲开雪，把羊留下了。放牧回来，他想把那只羊带回去，可是羊还是走不了。他骑


马回家里找两张破羊皮，给它搭了个小棚子，等第二天早上过来，羊还是死了。
　　“所有的羊都是这样，只要走不动了，它就活不了了。”在雪原上，贾幼陵心里充满了悲伤，他触景生情：“巨鹰张翅扑冻马，瘦羊布野喂寒鸦……”
　　这个寒冬，他放的羊死了一半，梆梆硬的死羊垛成了羊圈，为活羊避风寒。
　　他心里萌动了一个念头，要改变这种落后的游牧生活和生产方式。

牧羊识百草

　　贾幼陵是一个有心人！放牧时，他拿着望远镜，看羊吃什么草，然后自己也拔下“品尝”，“吃得嘴都肿了”。他在辨别牧草，以致有了他识百草的说法。
　　“四五百种吧，草地上见到的都能认出来，大多数能叫出蒙古、拉丁和汉名。”贾幼陵说。
　　一年初夏，雨过天晴，贾幼陵正骑马在草原上。突然，一股香味儿迎风而来。“我一定要知道它是什么，这么好的香味儿！”贾幼陵骑马寻找，远远地看到沙窝子地上一片白花。他豁然开朗，是紫草科的蒙古砂引草！乌云上顶着红日，辽阔的草原上盛开着溢香的白花。贾幼陵身置其间，感悟到自然中的生命芳香……
　　贾幼陵识百草传开。连续数年，草原上的蒙医赶着牛车，从很远的地方来请他帮忙采草药。在罕乌拉山上，蒙医想要什么草药，贾幼陵就去帮他们找。几天下来，蒙医满载而归。
　　现在，在树林里一走，像槐花、玫瑰、月季、椴树花，包括砂引草、沙枣花，香味儿迎风过来，贾幼陵就知道是什么花儿。“我觉着我这种本事一般人没有，因为我亲近过大自然，感悟过大自然，不光是眼睛上，所有的感官都能感觉到。”贾幼陵更喜欢呼吸鲜草的味道，一闻到草的芳香，他顿感心旷神怡，有一种领悟自然的舒服感。

当一个好兽医

“当时我没什么雄心壮志，就想当一个好兽医。”看到生产队的牲畜不断生病死亡，门外汉贾幼陵干起了赤脚兽医，他需要从头学起。
　　让贾幼陵记忆犹新的是，一匹两岁的小马得了淋巴管炎，需要静脉注射。他不知道在哪儿扎，牧民也不知道静脉在哪儿。结果，他扎了100多针……
　　贾幼陵迫切地渴望兽医知识，他不断托人找来一些书，刻苦研读。
　　“在学习过程中，做手术期间有时牲畜死在手术台上，死掉了我都要解剖，知青说我是解剖大夫。我自己也说，我治死的比治活的多。”贾幼陵说。
　　为牲畜治病讲究“三分治七分护”，比如马难产，取出小马驹后，母马因为中枢神经受压迫无法站立，唯一的办法是把它吊起来慢慢恢复。但是，草原上条件所限，根本无法做到，母马往往死去。每当这个时候，他都非常沮丧。
　　“当时，连小孩见了我都说，你把我的丢了妈的小羊羔治死了。”贾幼陵心里非常难受，“这个过程中，摸索探索防疫、治疗，应该说积累了一些经验。”
　　1971年，贾幼陵参加了盟里举办的培训班，学习了两个月兽医知识。他在生产队建起了兽医室。
　　“你当兽医，牧民喜欢不喜欢你，信任不信任你，有一个标准。”贾幼陵说。在草原上，牧民对自己的马比较爱惜，“冬天的马亲爹也不能骑，春天的马仇人也可以借”。春天的马出汗就出汗了，冬天的马出汗是让人心疼的。但是牧民都愿意把马交给贾幼陵，包括在秋天最保膘的时候，他给牧民的马驱虫，发现有病及时给予治疗。
　　“跟牧民打成一片，牧民从怀疑到支持，我就觉着挺自豪的。”贾幼陵至今还有幸福感。
草原上的变革
　　当时，年纪轻轻的贾幼陵是公社唯一的知青党员，他还担任了公社党委委员，他的愿望是让牧民改变生产方式，增加收入。
　　贾幼陵进行牧草种植实验，改良草原植被；带领牧民发展棚圈，提高牲畜存活量；购买种畜进行人工受精，改良马牛羊。他一年四季，生活都非常紧张。每年配种，虽然没有人教，但是他的技术慢慢越来越熟练。
　　在牲畜改良中，母马的发情期很难掌握，这与马的个体和气候变化有关。贾幼陵把手伸进母马的直肠去摸卵巢，灵敏地判断出卵巢是否发育，是否在12小时内排卵。“这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兽医的做法，（我）当时确实能做到。”贾幼陵说。
　　“我记得当时闹了一头种驴给马配种，牧民说，马下出骡子来，我也能下出骡子来。”说起当年牧民怀疑时说的笑话，贾幼陵情不自禁地笑了。
　　当时，每斤羊毛只能卖1块多一点儿，他们改良的羊毛却能卖两三块。但是，收购站却把改良羊毛当成当地羊毛来收购。“我随便拿一根毛，在深色衣服上一对，就能说出支数和细度，非常熟悉。”收购站人根本争论不过他。最后，收购站的人服软：“1斤毛我给你提高多少钱，你不能白让我加价钱，你给我从北京弄两瓶茅台酒来。”
　　“当时我们队很富，有5万牲畜，但是草场压力越来越大！”贾幼陵看到牧民原来都是卖3岁以上的大羊，就跟他们商量，能不能卖1岁的小羊。牧民不同意。贾幼陵给牧民一个组一个组开会，苦口婆心地算了一夜账：小羊能卖多少钱，大羊能卖多少钱？如果不卖小羊，冬天要死多少、用多少劳动力、多养多少天、多吃多少草？牧民同意了。
　　1974年，生产队4万多只羊卖了1万只，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收入一下增加了。牧民把精力放在打草和照料母羊上。
　　以后，这种出售当年育肥羊羔的做法在全旗推广，牧民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
　　因为牧民，贾幼陵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当时，内蒙古农业大学点名招收贾幼陵，但是牧民舍不得他。“牧民给我说，你要回北京，你把这两个种马牵回北京去，你的种牛、种羊牵回去。”在牧民看来，贾幼陵上大学意味着要回北京。贾幼陵也觉着自己离不开草原和牧民，他放弃了。他还带了4个男孩子学兽医。
　　“1976年，‘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也有上学机会。”但是，忙于工作的贾幼陵一次次放弃了。
　　牧民都是冬天打井，点燃羊粪把冻土烧化，化一层打一层，打出井来不塌陷。贾幼陵和其他知青带领牧民夏天打井。牧民不信：“你们要夏天打出井来，我头朝下栽下去。”贾幼陵用沉井的方法打成功了，而且水抽不尽。“当时打出来井的时候，我们把那位牧民的腿用马笼头栓上，给他吊下（井）去。”贾幼陵又笑了。
　　1976年12月，贾幼陵从一名赤脚兽医，调任东乌珠穆沁旗畜牧局副局长。此时，他已经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兽医。
　　“我感觉到牧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在逐步变化，这是我感觉到比较自豪的。”这一年，经过牲畜改良、棚圈建设和改变生产方式，生产队的收入由原来的每年四五万元跃升至四五十万元。在收入分配上，贾幼陵想采取多劳多得的方式，让牧民多分一些，为此他和公社“争吵得非常厉害”。

泡在基层的官儿

　　在东乌珠穆沁旗为官3年里，贾幼陵有两年在基层牧场蹲点、搞调查，他甚至和牧民一块儿打井搞水利建设。看到牧民们干活儿，他闲不下来。
　　“我在东乌珠穆沁旗畜牧局的时候做了很多傻事，我以前做的那些傻事现在还是有人在做。”如今，身为国家首席兽医官的贾幼陵在公开场合并不避讳往事。
　　1977年大雪之前，贾幼陵带着小学生在草原上撒灭鼠药，药是他亲手配的，药性很厉害，一粒饵料能毒死一只老鼠。
　　“我们去的时候撒的药，回来就看见死老鼠了。当时觉得这是我对生态做的贡献啊。”贾幼陵想。但是第二天，他就看出毛病了。老鹰走不动了，抓住它，拍拍，吐出来三只死老鼠。小学生撒药不匀，一头母牛吃到了药，死了，牛犊子喝了奶，也死了，第二天倒在它周围有10匹狼。有一只吃了药而死的羊被牧民深埋，狗把尸体扒拉出来，中毒后很痛苦跳到井里死了，大家也不再用那井里的水了。
　　“连续的生态灾难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本来，撒药两个多月后就可以放牧，但是一场大雪覆盖了草原。羊半年没有吃的，雪一化，遍地死老鼠，羊去吃老鼠，死了200多只。
　　1979年10月，国家畜牧总局扩编，贾幼陵被调到北京工作。1993年起，他先后担任农业部畜牧兽医司司长、畜牧兽医局局长。
　　2003年，SARS爆发，他带领专家奔赴广州，经过9天的努力，排除了疫情是禽流感的可能。
　　2004年7月，贾幼陵被任命为农业部兽医局局长、国家首席兽医官。
　　2005年，禽流感爆发，他奔赴全国各地……
　　每一次，贾幼陵都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他经受着考验，中国经受着考验；他给我们以勇气和信心，他给人类以勇气和信心！在那场阻击禽流感的战役里，‘科学、理性、果敢’，是他的英雄本色！”这是2005年度三农人物颁奖晚会给贾幼陵的颁奖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亲自为他颁发了奖杯。而他荣辱不惊：“我想大家现在应该能放心吃鸡肉了，我们会为广大消费者站好岗，把好关。”
　　2007年10月10日，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主席黄燕明来到农业部，为贾幼陵颁发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他在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中做出的突出成绩给与充分肯定。
　　“我觉着自己别的本事不大，能够坚持，能够持之以恒，这是我的优点。”贾幼陵对自己从年轻至今没有脱离兽医工作岗位感到欣慰，“在技术方面，我秉承了一个观点：不怕得罪人。我们搞技术的人要说实话。有一句话，‘科学家讲的是对和错，官员讲的是利和弊’。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把实际的情况，应该怎么做，告诉决策者。这样，决策者再根据当时的形势，根据利和弊做判断，做决策。”

两个特殊的生日

　　在草原上，贾幼陵过了12个生日。他的生活印染着草原的影子。但是，他去年和今年过生日，是很特殊的。
　　2007年5月25日，巴黎。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第７５届国际大会高票通过决议，同意中国作为主权国家成员加入。这是中国经过10多年谈判的结果。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大会主席奥尼尔邀请中国代表团团长贾幼陵代表中国出席大会，并请他在大会上发言。
　　这一天，是贾幼陵60岁生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官员对贾幼陵说：“（中国加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这是你最好的礼物，这是给你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
　　“当时第一反应，这么大的地震，肯定会死好多人。四川是养殖大省，不知道会死多少牲畜，消毒和无害化处理迫在眉睫，否则瘟疫随时暴发。”当日，以部长孙政才为指挥长、贾幼陵为副指挥长的农业部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贾幼陵还担任了农业部抗震救灾前线专家工作组组长。
　　13日上午，贾幼陵等助手，耽误了搭乘军机的机会。
从15时等待，换了几次飞机，但是迟迟未起飞。四川籍一些老板疯狂地打电话嘱咐家人，并抗议飞机不起飞。 “大家都别着急，最着急的是水泥板子底下受伤的人，他们在等着救援。”贾幼陵见机舱内乱做一团，劝说大家。
机舱内顿时安静。
　　14日凌晨1时，飞机终于起飞，凌晨3时30分到达成都。
　　当天，贾幼陵奔赴灾区，眼前的场景“惨不忍睹”。
　　当地兽医站被摧毁，消毒物资和疫苗荡然无存。动物防疫人员都忙着救人，防疫工作无法开展。贾幼陵紧急调动1000多吨消毒药品运往灾区，他和当地政府一起，立即组织动物防疫人员、征集大学生志愿者，共有19700多人投入到震区消毒工作中。
　　“我们刚去的时候，带着两层口罩，那都尸臭味受不了。”贾幼陵回忆说。
　　救援人员每搜寻一块，消毒人员跟进一块，一步步向震中推进，先后消毒处理16亿平方米。
　　专家组分赴13个重灾区指导消毒防疫工作，贾幼陵在指挥的同时，先后深入4个重灾区。
　　事后统计，震区死亡牲畜、家禽3500万头（只），动物防疫人员及时进行了无害化处理。
　　贾幼陵丝毫不敢松懈，无主犬疯狂咬人，蚊子不断叮咬死尸、活猪和人，人畜共患病随时暴发，他立即组织免疫工作。
　　看到夜以继日工作的贾幼陵，孙政才部长于心不忍，劝说他回京休息。他说：“这么大的灾难罕见，我年纪大了经验多，我要继续干下去……”
　　5月25日，当大家给贾幼陵端来一碗“长寿面”时，他才想起这一天是自己的生日。让他感动的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买来一个蛋糕……
　　5月30日，农业部党组做出《关于表彰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决定》，授予贾幼陵“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他担任组长的农业部抗震救灾前线专家工作组受到通报表彰。
　　当震区消毒、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基本结束，免疫工作全面展开后，农业部派员替换贾幼陵回京。
　　“回来该退休了，结果没退成，等奥运结束后退吧，这个位子应该让年轻人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贾幼陵还会继续痴心他的兽医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