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混” 侬说要不要学上海话?
外地人初次到了上海多半会觉得仿佛到了另一个国度，因为上海话对他们来说有如鸭子听雷，有听没有懂，而上海人也以上海话做为区别对方是否“为我族类”的观察指标。虽然上海话自成一格，不过中国当局还是三令五申要求讲普通话。 位于长江三角洲顶点的上海市幅员广阔，本地人口就有一千六百多万，若加上外来人口四百多万，合计多达两千余万人。 由于历史的因素，上海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方言，也就是俗称的上海话，上海话好不好听是一回事，但要学会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此，上海市政当局经常会开课，专门教授外地人学习上海话，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学，一句一句的学着时而快如珠炮，有时又抑扬顿挫的上海话。 尽管如此，许多外来的民众，特别是高校（大学)考试被分发到上海念书的许多外地大学生，对上海话常感到头痛。 为此，一些位于上海的大学例如同济大学，就在校园中挂着牌子，明白要求学生们“请说普通话”。在上海土生土长的小洪表示，学校要求学生们说普通话主要是考量到有些同学不会说上海话，如果学校或老师有个什么事情宣布，当然是用大家都听得懂的普通话，否则对那些听不懂、也不会说上海话的学生不公平。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人不是不会说普通话，但只要是上海人聚在一块，一定是你侬我侬、阿拉来阿拉去的用上海话交谈，而且上海人不论男或女讲话声音又大，讲起话来仿佛沉醉在谈话的乐趣中，鲜少顾及前后左右其他人的感受。 最让外地人感受深刻的是，上海人多半言词犀利，常常是骂人不带一个脏字，如果会听上海话倒也罢了，如果不会听上海话，上海人当面骂人，只见旁人一直呵呵笑，被骂的却丈二金刚却摸不着头脑，只能干瞪眼的陪笑。 远从东北到上海念同济大学的李姓学生表示，在学校两年多还是不会讲上海话，也听不懂上海话，上海的同学聚一起时讲上海话，那是必然的，还好学校上课都是用普通话，而这也是中国教育部的规定。 久而久之，上海人聚在一块，非上海人聚在另一堆，这种一边一个团伙的情形也就见怪不怪。 李姓学生表示，每个人都有说“话”的自由，但每个人也有听“话”的自由，谁也不能干涉谁，“话”不投机半句多，大家各干各的，各自寻找同伙。 不过，从安徽来上海住了七、八年的李太太却是拚了老命也要学会上海话，不但会听，而且会讲。她表示，住在上海，上海话再怎么难学也要学会，原因无他，在上海讨生活很辛苦，赚钱不容易，花钱却快如水，一般小老百姓能省就省，上菜市场买菜只要不是讲上海话，价钱肯定是比别人高上一截，如果讲上海话，价钱就有得杀，“侬”开的价钱，“唔”不要，你来我往，即使是一根葱也争得脸红脖子粗的绝不相让，至于最后成交的价钱是否漂亮、满意与否，那就各凭本事。 除此之外，外地人到上海搭乘“打的”时，如果不是说上海话，那就等着看“打的”（计程车）“师傅”（司机）出招。比较有良心的师傅少绕两圈，是意思意思多少额外赚上一点，比较狠心的师傅就一点一点的慢慢绕圈子，若是初到上海的生客，对道路一点也没有概念，那圈子就愈绕愈大，若还是个熟客，那圈子就愈绕愈小，不逗了。 如果“贵客”问将起来怎么这么久还没有到或是怎么在绕圈子，师傅多半会反将一军，通常的说法是“侬又不告诉唔怎么个走法”、“唔怎么会知道侬要怎么个走法”，贵客若对路途有不满意，基本上是贵客没有说这个路该怎么走，换言之，都是贵客的错，责任不在师傅。 不仅如此，师傅随后多半还会再加上一句话，“侬怎么说起唔来，这对唔不公平，自己错了还怪别人，真是的”，如果碰上脾气火爆一点的打的师傅，最后可能再加上一句话“阿拉上海人不吃侬的这一套，欺侮人嘛”！有理无理先不说，上海人自认有理时，一定是得理不饶人，上海话不吐不快，一吐就没完没了。 就因为外地人到上海搭乘打的经常遭到师傅们的排头与绕圈圈游戏，严重影响上海的形象，为此，上海市政府严格要求打的师傅不能欺侮乘客，并祭出罚则，每辆打的师傅都编号，且将号码置放在前座最明显的地方，乘客碰到打的师傅绕圈子，不必多和师傅啰嗦，只要记住号码并向市政府投诉，市政府马上处理，除了退还打的师傅多要的钱之外，并对师傅严惩，师傅若有冤屈，尽管用上海话向市政当局申冤。 上海商业圈就发生一件令台商津津乐道有关“上海话”的故事，据说在几年前，一名台商想要在上海置产，看中一栋位于徐汇闹区商业圈的独栋店面房子，卖方出价人民币一千五百万元，而且少一毛都不行，真的是牛到不行。 聪明的台商隔天请了上海朋友同行，朋友的上海话才一出口，前一天还坚硬如石的售价，隔天就掉了五十万元，上海朋友再用力的讨价还价，双方你来我往，最后以一千两百万元成交。 由此可见在上海会不会说上海话有多大的差别，外地人如果想要在上海“混”的话，侬说要不要学上海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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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9-10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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