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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敬亚:《崛起的诗群》1983
朦胧诗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中最具穿透力的艺术形式,诗为心声,多年来被压抑的、被扭曲的心,终于可以通过诗歌诉说衷肠,食指、北岛、顾城,还有遍布各大院校的诗社及地下刊物,是青年人追逐的热点,象征着美与自由的缪斯女神吸引着所有敏感的心灵。1983年初,兰州《当代文艺思潮》发表了徐敬亚于两年前在大学时期创作的学年论文——《崛起的诗群》。文章从艺术观角度高度赞赏新时期涌现的新诗群,艺术观新颖大胆,辞彩飞扬,与那个时代一样,充满青春的生命力。这篇文章与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诗刊》)及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光明日报》)合称“三个崛起”。
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序(1921)
1910年,广州起义失败,72革命党战死(后查明共有86位烈士死难),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着生命危险将烈士的遗骸收殓安葬于红花岗,此地改名为“黄花岗”,黄花即菊花,象征节烈。1921年,邹鲁请孙文为其《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作序,时值北伐开始,孙文坐镇桂林,序言中孙文表彰了先烈的革命精神,鼓舞战士继承烈士们遗志,为共和奋斗!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1930)
此文针对“整理国故派”(主要是史料派),提出要用“科学方法”解释历史的“所以是”,这个科学方法即唯物史观,郭沫若自信自己的新著将成为《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由此,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转为中国社会史,主要参加者有: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新生命派”的陶希圣、梅思平等,托派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畏之等。1931年5月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开辟《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栏,1931年8月至1933年4月,《读者杂志》先后出版《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四辑,同时许多刊物上纷纷发表争论文章,使论战形成高潮。
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1937年7月17日)
七七事变,日军开始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战还是降?论实力,中国在武器装备、军队训练及战争准备方面远远逊于对手,国民党内部并不团结,如果不战,民心必失,在此背景下,蒋介石发表庐山抗战声明,表明中国政府态度:希望和平,不求苟安;准备应战,绝不求战。失控的战车无法刹住,中国军民以一寸江山一寸血的代价,坚持了八年抗战。
蔡元培: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
上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的兴起发展、办学理念、教育理想、大学规模、改革实践,此文均有涉及。教育乃一国兴衰的根本,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教育必须提供现代化的教育。一位合格的教育家必须既有理想又有干才,蔡元培认为,大学不是职业技校,而是将“学生从统治者的束缚中解救出来”的具有慈爱、同情,并为学生提供保护的地方。
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抗战开始,高校内迁,清华、北大、南开合办西南联大,强强联合,西南联大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拥有最豪华教授阵容的学校。1945年抗战结束,闻一多撰文回忆抗战期间任教的点滴,包括参战问题、学术与政治的问题等,闻一多寄希望于能识大体的青年学生,认为解决了政治问题,自然有人会回归学术。不久闻一多遇刺,他万没想到,政治与学术,一直没能彻底分开。
萨孟武:梁山泊的社会基础
上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使用明清小说做资料,分析古代社会生活。萨孟武先生是其中翘楚,他的三本小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理趣兼备。这篇文章应《中央周刊》之邀写成,为专栏第一篇,从梁山泊的阶级构成(主要是流氓)、经济生活(消费而非生产的共产主义)、伦理观念(重义不重孝)来看,梁山泊与中国社会伦理及最大众的社会大众愿望违背,失败是必然。水浒英雄被当成农民起义军歌颂是后来的事,萨孟武文中,梁山泊里没有农民。
雷海宗:历史警觉性的时限
战国策派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非常特别的一派,推崇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战国时代为思想孕育提供机会,是民族复兴不可错过的机会。雷先生认为《左传》代表中国史学的最高成就,《史记》则是中国伟大史学消亡的铁证,之后中国便进入静止如止水的状态。欧洲的战国时代从1850年开始,经过一百年已经有衰败的趋势。梳理中西历史,意图在利用中西交汇的新战国时代,完成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转型。
陈铨:五四运动与狂飙运动
因《野玫瑰》得罪当权文艺理论家,陈铨从文学史、思想史销声匿迹,很少人知道他是上世纪40年代战国策派三大主将,陈铨此文用德国经验与中国经验作纵向比较,陈铨认为中国处在“战国”时期,推崇“集体主义”,用“理智主义”作“民族主义”的内核。五四运动摧毁旧道德,却没能建立起一套积极向上、奋进务实的有利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体系,陈铨建议向德国狂飙运动取经,开始一次新的启蒙运动。
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
上世纪90年代,有“国学热”,学冠以国字号,变得暧昧起来,是宣扬传统文化,还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王小波推崇理智,认为理智为“伦理的第一生命线”,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有理性,知识分子才能保证思想的独立,不盲从、不自我阉割。以“国”字号为招牌,想做帝师、搞某家“独尊”,会陷知识分子于不幸。
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
《躲避崇高》发表后,王彬彬写了此文,批评文坛和知识界明哲保身、世故油滑的习气,主张精神世界须为崇高、情怀留一席之地,并为书生气叫好。中国文坛去需要去政治化,去掉意识形态的枷锁,但须记得过犹不及的道理,伟大的作家,必须有深厚的人文主义打底,当务实占领务虚的领地,精神世界将荒芜一片。
陈丹青:鲁迅与艺术
艺术家写的文章,感性迷人。表彰一副杰出画作,最好的方法是配一首十四行。陈丹青说朱光潜宗白华的艺术评论看不下去,报章上的学术论文,书架上的艺术理论,大部分在糟蹋艺术。艺术家的评论则不同,有血有肉,读之彷佛看到作者对偶像表达倾慕之情。稍觉不妥的是,陈丹青似乎太爱鲁迅了,因为热爱,所以感情饱满,同样因为热爱,理智稍嫌不够。
黎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文革后,史学界开始反思唯物史观的适应性,当时通行的唯物史观有很多教条,如“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五个阶段论等,这些教条严重束缚了历史研究、历史人物评价,桎梏着人们的思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打破方法论教条是思想解放的重要一环。黎先生此文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分析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如何成为教条,历史应是各种合力的结果,用“人民群众”的空洞概念创造出的“历史”,离真历史有不短的距离。
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士志于弘道,任重而道远”,所弘者乃“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本文梳理了从古至今道统与治统的博弈过程,并拈出“颂圣传统”产生的主客观环境。这一传统在建国后一支独大,乃至进入新世纪,面对巨大灾难,却有文化人冒天下大不韪“含泪劝告”,写全无心肝的文章,肉麻者前仆后继,无耻无极限,才说得出“做鬼也幸福”。基于此,资先生重提启蒙,意在唤起知识分子沉睡的担当意识,理直气壮弘扬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自救兼救人。
王晓明:“人文精神”论争与知识分子的认同困境
20世纪90年代初,大陆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出走”:或离开故土到大洋彼岸,或离开学校转投商海。知识分子内部对自身价值产生动摇,反崇高的世俗文化趋于低级趣味,文化艺术没有创造力,这篇文章所述即此背景下梳理知识界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没有对个人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没有对过往精神遗产的宝爱,知识分子将一直处于缺钙的状态。
(咆哮版:骗稿费的坑爹的学术腔,读着真忒么累,值得讨论的应该是学术问题,人文精神是价值观的问题,好吗?那些会议根本是骗钱的。知识分子认同困境,真能扯啊,木有人文精神,木有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和保护,木有对过往文化的宝爱,木有独立和专业的追求,知识分子个屁?!)
朱大可:谢晋模式:当代电影的图腾和衰变信号
将没达到经典标准的作品请下神坛,是评论家当仁不让的责任,朱大可在艺术批评方面,艺高人胆大,这篇文章批评谢晋电影内容格式化、思想浅薄,人物平板,缺乏永恒的人性力量,这些电影可以是成功的商业电影,却不能称为先锋电影或艺术电影。之后,谢晋和他的拥趸不甘示弱,朱大可又发表文章进一步阐明谢晋及中国电影的衰变病症,详见《逃亡者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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